美国唐人街的首领，其权力的来源不是政治威望，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有门路借用武力。
华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不是借助于普通美国社会的专门化职业，而是立足于唐人街自身的商业活动。华人无法获得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但这并不能阻止华人企业的兴起。
今天的美籍华人，在收入方面优于一般的美国人，职业地位也较高。1/4的就业美籍华人是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作。尽管曾经遭到美国历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最严重的歧视和暴力，华人还是上升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
“华侨”的存在是一种世界现象，从东南亚到加勒比海的广大地区都有他们的踪迹，美籍华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截至1930年，已有800多万中国人离乡背井，迁居各地。这些海外华人在民众极为贫困的当地社会里，时常顺利地成为店主、商人和银行老板，从而引起本土人对他们的忌恨，受到政治迫害和零星的暴力骚扰，与犹太人在欧洲的长期遭遇如出一辙。中国人常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海外华人从事的职业和犹太人极为类似，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度里，过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这也和犹太人相同。中国人的技能和组织本领，使他们成为许多贫穷国家的有价值的外来户，而家境富足又使他们成为政治上受打击的对象。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华人的态度，一直就是爱憎兼具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移民的态度，向来是时而鼓励，时而限制。时至1966年，所罗门群岛政府还就是否驱逐所有华人问题进行过辩论。在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都曾发生过对华人的大屠杀。目前在马来西亚仍存在着就业配额制度，限制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其他发展经济的机会，以袒护当地的马来人。许多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被赶出越南的“船民”都是华裔。
美籍华人历来是世界华侨大军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经历清楚地体现出他们随身带来的文化与他们在美国所处的环境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基督降生之前的几千年。中国曾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在11世纪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18世纪之前都没能赶上。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印刷书籍，是公元9世纪在中国印刷出来的。中国的铸铁术比欧洲要早1000年。在10～12世纪的宋朝，中国就有了钢铁工业，年产生铁十多万吨。马可·波罗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有200万人口的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大城市的居民也不超过区区5万人。时至16世纪，中国仍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海外华人的出现和这个伟大文明的衰落是相关的。两者皆自明朝始。由充满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主宰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特别是对大规模的企业，实行全面的控制。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国人开始外流，形成首批规模颇大的华人社区。这些海外华人的技能和组织本领，使他们到处都能吃得开，但却加剧了中国的衰落和贫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讽刺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都能发财致富，但他们在国内却贫困不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的华人，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份，即广东省。而且，他们的籍贯非常集中，多属广东省7个地区之一的台山。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原来那批美籍华人的语言是台山方言，类似广东话，但和中国通用的语言相去如此之远，以致相互难以沟通。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书面语言是相同的，但口语的差别相当之大，存在着许多彼此互不相通的方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美国的华人一般说普通话，从而在他们自己和原有的在美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语言隔阂。
和意大利一样，中国的地方主义渊源于其地形。山脉和丘陵分割了这个国家。它的两大河流——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流域很不相同。中国人虽属同一个种族，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按各自所处的区域、所操的语言和所具备的文化背景，将自己视为各不相同的种族群体。中国人那极为动荡而残暴的历史所留下的遗产，就是忠于本国本土的家族，将其视为个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归宿。誓死向家族敌人讨还血债，在中国是长期而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也和意大利的情形相仿佛。
在近代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导致各种强权和暴力的自治中心，比如家族、军阀和秘密社会等，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组织，或“堂”，正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曾一度是抵抗和报复外来军阀压迫的力量，获得过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他们同时也变成了专门从事敲诈勒索的犯罪分子。这些秘密社会或堂，成为包括美籍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一个共同特征。
随华人来到美国的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乃是对知识的尊重。帝制时代的中国，千百年来都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来选拔其文职官员，有学识的人备受尊重。美籍华人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在美国获得和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但在机会到来之前，他们就已有充分准备了。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过去主要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广东省的台山地区却是一个多山而贫瘠的地方，没有什么农业。那里的老百姓一般从事贸易，充当中间人、推销员和商人。许多人到了香港，在那里结识了欧洲人，并得知加利福尼亚在1849年发现金矿的消息。真可谓鬼使神差，由此开始了华人向美国的迁徙。
许多华人是作为合同工或依靠向美籍华人组织借钱才来到美国的，这些组织在美国对华人起到一种监管的作用。和别的那些完全不熟悉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移民一样，中国劳工经常在由自己同胞监管下的集体里干活。中国人体形虽然比美国人瘦小，但在农业、铁路修建和其他繁重的体力劳动方面很能吃苦。而且，他们对薪水的要求低，生活俭朴，能从美国人认为是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钱来。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中国人被白人视为竞争对手，对其又恨又怕。
到1851年，加利福尼亚州已有25000名华人。到1870年，美国有63000名华人，几乎都分布在西海岸。1880年，大约有6000名华人来到美国；1881年，入美人数又增加了一倍；1882年，又增加了4倍。后来，一项旨在排斥中国人的移民法，把华人的流入量在1890年前一直压低在千人之下，1890年回升到1716人。
最初的华人移民几乎都是男性。这和其他种族的情况一样，表明移居美国只是尝试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许多人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旅居者。早期来美的华人，约有一半并没有留居下来。1880年，华人离美的数字已超过入美的数字。这部分是由于他们本来就有在美国赚了钱就回国的打算，部分是由于在美国令人不愉快的经历造成的。
美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华人既不是白种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在当时，这两条缺一不可，无论哪一条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弱点。华人的长相、衣着、饮食都不同，并遵循着对美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习俗。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看做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美国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工资却很低，将会降低美国劳工的生活水平。美国工会长期不遗余力地站在排斥华人移民的前列，想把华裔居民赶出美国。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一个煤矿，华工因罢工而遭到屠杀。只有最重、最脏和最低下的工作才给他们干。铺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穿越谢拉山脉后进人犹他州那段太平洋中央铁路路轨的劳工，多数是华人。那些试图淘金的华人，个个都被美国西部淘金营地的白人给赶跑了。188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华人社区，由于受到一伙暴徒的武力威胁，全部被迫离开。几乎与此同时，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达科马两市也赶走了当地的中国人。类似的事件在温哥华和阿拉斯加也发生过。
除去这些引人注目的迫害之外，偶发的骚扰事件也是普遍现象。剪掉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长辫子，是个很时兴的恶作剧，而这对那些不幸的华人男子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满清王朝的法律，没有辫子，他们不得回国。刚到旧金山的华人移民，往往被当地的街头流氓“护送”到唐人街，路上遭到他们的“无端辱骂和殴打，被扔以碎砖块和烂水果，简直是一片爱尔兰醉鬼狂欢的气氛”。而在这些骚扰之后，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更为严重的暴力威胁，白人暴徒在西海岸和落基山脉地区，不时地焚烧和洗劫唐人街，所到之处滥杀无辜。1871年在洛杉矶，一伙白人歹徒一夜之间射杀绞死了20名左右的华人。
除了受到街头无赖和歹徒的袭击之外，华人还受到体面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击。1882年的《排华法案》大大地削减了华人移民来美的数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接着又把公民身份当做从事多项职业甚至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1854～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法律是不管的。
中国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彻底被关闭，这给在美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早期的华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对绝大多数在美的华人来说，过正常的社会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许多华人在国内有妻子儿女，终生难以见面。由于就业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人付不起回国恢复正常生活的盘缠。来美国的旅费尚可以待抵美后做苦工去垫付，但从美国回国——是到欧洲路程的两倍多——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作为旅居者来美的许多人，就这样被永久地困在了美国。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美定居的人，现在既不能把家人带来，本人也无法成为美国公民，真是进退两难。
自从实施严厉的移民限制以后，私运中国人来美成了一桩很大的买卖。一些人为了移民而偷渡来美，但也有许多是女人，其中一些人沦为妓女。为娼者有的是出于自愿，也有的是出于被迫。
当时曾出现过一个成语，叫做“未必属中国佬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事情无望了。
中国人在夏威夷的经历，比在美国本土要好得多。波利尼西亚人和白人开始时的友好关系，在各种族间，包括混血人种之间已经开创了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中国移民中单身的男子特别多，导致他们与夏威夷女子联姻，而在美国本土，华人与白人女子的婚姻在社会上和法律上都是受到禁止的。1884年华人人口曾达夏威夷人口的22%。在以后的年代里，其他种族人口大量涌入夏威夷，从而降低了华人的比例。1898年夏威夷并入美国时，《排华法案》也随之延伸到这块领土。
举凡华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属那里的职业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愿意去干的地方，例如矿区的厨师和洗衣工，或城里人家的仆人。早期的华人也充当田间农工，早出晚归，工资却很低。1870年，加利福尼亚州1/10的农场劳工是华人，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过半数的农场劳工都是华人。事实证明，在农田里干活，华人比白人更勤劳，也更认真。在修筑铁路时，华人很苦干，集体铺轨时有坚韧不拔的毅力。10000名华人劳工帮助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铁路。
在美国的华人和在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不大相同。商人、银行家和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到美国来忍受侮辱、歧视和暴力。来美的是那些贫困的、受教育不多的，而且经常是年轻并缺乏经验的中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离开了或被赶出了矿区、农田和铁路。他们大多在加州的一些城市里安顿下来，也有一些人往东部搬迁。那些雇用华人的美国老板，时常受到骚扰和威胁，所以华人就业无门，只能自谋出路或者去做家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开洗衣店。中国餐馆是另一项就业渠道。这些餐馆大都坐落在华人社区或唐人街，竭力让人感到不是在与白人竞争。甚至时至1920年，在美国有一半以上受雇的华人在洗衣店或在餐馆干活。洗衣店的数量远远超过餐馆的数量，因为洗衣店不需要很多的本钱，也不要懂多少英语就能开张。尽管被严格地限制在这两种职业领域，华人还是借此而获得了成功。华人的手工洗衣店成为美国一项不可或缺的行当。中国餐馆供应的食品也是如此，炒杂碎、炒面、炒饭，虽然样样都不是地道的中国菜，但却成了美国人喜爱的佳肴。除此之外，唐人街还开了华人食品杂货铺，提供各种符合华人胃口的食品。
即便是在他们狭小的圈子里，华人仍然继续遭受法律的骚扰。华人开办的或按中国方式经营的企业，被课以特别税和附加费。例如，在19世纪的旧金山，对那些不用轻便马车将洗好的衣服送还顾客的洗衣店所征收的执照费，就要比一般的高得多，而且，中国人用扁担挑着篮子送衣服的方式，也被认定是违规行为。
面对无处不在的歧视，中国人的反应是退避三舍，尽量不惹人注目，和身处隔离区或篱笆墙之内的欧洲犹太人很相似。唐人街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并推举出头目来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当地的美国机构。这种情形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华侨中间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国，华人首领故意避开法庭和政治舞台。这样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华人都住在自成一体的社区内，大家都来自中国某个省的同一地区。在这些飞地上，他们原原本本地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而这一套在中国本土却已在瓦解。
美国唐人街的首领，其权力的来源不是政治威望，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有门路借用武力。当时美国社会给华人提供的经济机会很少，社会机会更加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民间团体的华人老板要想清洗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或闹工潮的人，办法很简单，只要不给他们工作或信贷，就足以使他们走投无路。华人内部组织可以决定何人可在何地工作，何人可在何处开办企业，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来筹集资金等等。
经济和社会压力有武力做后盾。存在于中国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秘密社团或堂，也存在于美国的各唐人街。19世纪，秘密社团的杀手用斧头做武器去行凶，于是美国英文里出现了“斧手”一词。这个词现可指代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的人。但秘密社团的斧头，渐渐演变为左轮手枪和机关枪，这也可算是被美国社会同化的一部分吧。
各个堂具有划定的妓院、赌博和吸鸦片的势力范围，早期唐人街的大多数居民无家可归，身边也没有女人，所以赌嫖和吸食鸦片在他们中间十分盛行。各堂之间不时爆发零星的暴力冲突。19世纪唐人街爆发的“堂战”尤其血腥。进入20世纪后，堂战仍不时打响，一直延续到1931年。尽管发生过轰动报界的耸人听闻的堂战，但大多数美籍华人素来是文静而平和的。
也许早期中国移民的最大悲剧，就是这个如此重视家庭的民族被剥夺了在美组成家庭的可能性。1882年，美国单方面地降低中国人移美的数量，结果造成华人两性比例失调，其程度之严重，超过任何别的种族。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时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早期的华人无从繁衍后代。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几乎没有，直到1940年大多数华人仍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无从通过学校来学习英语和美国习俗，更谈不上像其他种族那样有第二代孩子来帮助其父母去适应美国文化了。华人男子常被困在美国，既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为贫困而不能返回祖国。在一个既不为人所需而他们自己也不想待下去的国度里，数以千计本来就没有打算终生留居美国的华人，孤独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犹如在中国一样，家族在美国的华人中势力很强大。家族的首领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社会影响。一个华裔商人通常掌握着一个家族的领导权，在商店附近为其族人提供住宿，给他们以接济、关照和庇护，也帮他们打开门路。因为在美国华人人数比较少，一些家族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并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馆的开办。不同的家族统治着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除了家族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因为这种互助组织有多项功能，所以它能赢得华人的尊重或认可。没有这种组织，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苦命人就将失去许多必需的服务和享受。各种华人互助组织最后终于合并为华人慈善总会，一般称做“六公司”，形成唐人街的统一声音，并为在美国的所有华人说话。
来自家族、六公司和堂（既独立又能管教本堂成员不违反其他华人组织的规矩）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压力，使美国的唐人街成为高度自我封闭的社区。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唐人街不仅对华人，而且对那些醉心于嫖娼、赌博和吸毒的白人来说，都是罪恶的渊薮。华人把鸦片引进美国。经常光顾唐人街红灯区的白人，都是些流氓和恶棍。唐人街帮派的暴力行为本来就随时可能爆发，这批白人歹徒再来，就进一步加剧了那里的危险性。当时，唐人街那种破旧不堪、藏污纳垢和暴力横行的状况，恰好被反华分子用来作为限制华人入境的口实，尽管在实际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实施的排斥华人移民的政策。
随着岁月的推移，为数不多的美籍华人女性生养了第二代。这第二代人数量仍然有限，他们长大后稍微缓解了华人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但从那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男多女少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改观。还有一批数目不详的中国女子被偷运到美国（其中一些人明显是作为妓女被贩来的），混杂在一大批于排华时期被偷运到美国的华人当中。大家都知道，许多唐人街居民直到1960年还有意躲避人口普查员，害怕其非法移民的身份被发现，一些华人富商千方百计不让他们的妻子抛头露面，更不准许她们和华人男子接触。结婚的华人男子所占比例甚小。20世纪初在纽约，华人男子结婚的本来就很少，且过半数是与异族联姻的。只有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华人妇女逐渐增多，这个比例才有所降低。随着已婚华人男子数量的增加，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逐步降到1/4左右。娶来的异族女性大多是白人。
虽然大多数华人男子只身独居，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光棍汉。191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男子已婚的超过单身的，只是大多数人的妻子不在美国罢了。
尽管嫖妓、吸鸦片、赌博在唐人街盛行，华人男子也还是给撇在中国的老家寄回了可观的汇款。由于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中国一个省的特定地区，从美国寄回来的汇款就集中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台山，台山因而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该地铺起了马路，安装了电灯。这里的教育设施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政府接管时，一直是广东省最好的。这些学校就是用美籍华人汇来的钱修建和维持的。台山民政项目的资金也是从美籍华人那儿募集来的，洗衣店老板、餐馆工人和其他人士都掏过腰包。按照美国标准，这些人仍处在贫困之中，但按中国标准，他们已经很富裕了。1938～1947年，每年从美国寄往中国的汇款平均达700万美元。
随着滞留在唐人街的华人旅侨年事渐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较为幸运的人筹集了足够的钱而返回祖国，他们的亚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由于这些落魄者人数的减少，唐人街的犯罪率开始下降。1900～1927年，在美国被逮捕的华人，有2/3所犯下的是与旅侨密切相关的三种罪行，即嫖妓、吸毒和赌博。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吸毒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华人，有70%出生在中国，90%以上的人在美国的洗衣店和餐馆里干活，60%的人年过50。同期旧金山华人的自杀率，是全美平均数的3倍，死者几乎全部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华人。这只不过是美国法律和歧视行为导致华人付出悲惨代价的一部分而已，这些法律和歧视行为使第一代华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在美发财致富，又无从回到中国和亲人团聚。
1930年，美国政府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允许少量仍在太平洋彼岸的妇女来美和她们的丈夫团圆。1943年，美国撤销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1945年，新通过的立法允许数量有限的中国移民来美，这些措施减轻了性别比例的不平衡状况，使得这个注重家庭的民族能过上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大多数新来的移民是女子，这些女子又多处在适婚的年龄。短短几年，8000多名华人男子把妻子接来美国。其中一些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分离之后重新团聚，时常相对无语，未料此生还能见面。许多男子回中国结婚，按照传统的方式，请媒人说亲。甚至这个时期在美国结婚的华人，由父母或媒人选择对象的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当然均在不同程度上征得双方的同意。
尽管早期美籍华人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唐人街仍能照顾自己同胞中的贫困者。甚至像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样一些浩劫，都没能迫使华人向公共救济伸手求援。虽然1906年强烈地震之后的大火烧毁了唐人街，造成许多人无家可归，但旧金山华人得到的接济远远低于按人数应得的份额，而申请公共援助的人甚至更少。该地的华人社区组织从其他城市的华人那里筹集资金给受灾户提供救济，使其重建家园。
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大萧条达到顶峰时，也极少有华人接受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1933年，芝加哥的白人有10%接受联邦失业救济，华人则只有4%。在纽约，白人接受这种援助的有9%，华人却只有1%。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仿。一些华人家庭协会在门厅放一桶米饭，以便挨饿的成员前来自取他本人和家人所需的分量，并在他的情况好转时再自动送还一份。
19世纪华人与白人直接竞争时的那种猖獗的反华情绪，在华人退缩到自己的土地，既不进行竞争也不加以反抗之后，白人不可能永久地保持其狂热的势头。唐人街此后成了旅游胜地。华人的内部组织谨慎地保持着唐人街的观瞻，尽可能地自己处理贫困和其他问题，几乎没有再触发过政治抗议。
个别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因而属美国公民的年青一代，被送往高校深造，悄悄地进入一些专门职业领域。这些开拓者以自身的事例，有力地回击了美国人普遍存在的那种认为华人是不可同化的异族的世俗偏见，并证明华人应当更大程度地被接纳。华人这种静悄悄的渗入战术，加上美国种族主义普遍退潮，尤其是反华情绪的低落，致使华裔专业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不管是从相对比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都是如此。1940年，加利福尼亚州只有3%的美籍华人是专业人员，而白人则为8%。到1950年，华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增至6%，白人比例增至10%。在其后的10年里，华裔专业人员数字提高3倍，达到18%，超过了白人15%的比例。奇怪的是，夏威夷对华人的敌视程度从不像在美国本土那么严重，但华裔在夏威夷的进步和白人相比，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角度来看，都要逊色得多。在1900年，华裔和日裔的专业人员比例尚低于黑人，东方人充当家仆的比例也超过黑人的一倍多，由此可见华人后来的进展是何等可观。
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作为首批打入美国社会的楔子，其数量是很少的。1940年，在25岁以上的华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不到2%。但在这批为数不多的人当中，有80%进入了专门职业，大部分在科研岗位上。在这之后的20年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青年数目的增加——达到所有就业人数的20%——他们从事的专业领域相对来说一直是稳定的。1960年，半数以上的专业美籍华人在从事科研、财会、工程、制图和高校的教学工作，过半数的大学教员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学。
然而大体上来说，华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不是借助于普通美国社会的专门化职业，而是立足于唐人街自身的商业活动。华人无法获得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但这并不能阻止华人企业的兴起。一种轮流借贷的“标会”是华人当中的传统组织，通过它可以筹集资金用来投资。这种筹资方法本身很简单，每个成员轮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员投入的会款。其成功的秘诀在于赖账的人极少。一种强烈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使得任何成员都不会拖欠会款，如果某人欠账，他的家庭将会代付。这种集资办法并非华人所独有。关键在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家庭的荣誉感——使这种办法行得通，而赖账则将毁坏整个计划。直到20世纪50年代，“标会”始终是唐人街集资的主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劳力短缺，这为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许多华人抛弃了唐人街的传统行当，转而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须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工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到1960年，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1959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美国人。
随着这种明显的经济地位的上升，美籍华人的居住地开始分散开来。大多数美籍华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当中因无法返回祖国而被困在美国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以及那些重蹈早期华人贫困经历的新一代华人难民。这些难民在中国餐馆或轻工业部门干活，工时长、工资低。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和新来的难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工资高于全美平均数，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华人却特别多；二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于一般水平，但美籍华人当中的文盲比例却远远高于全美平均数（是黑人的好几倍）。
和其他种族不同，美国的华人人口在过去几十年呈下降趋势。1890年，美国有107000名华人，而1920年却只有61000名。华人有的去世了，有的离境了，然而却很少有人来填补缺口。但人口下降的趋势最终扭转了过来，因为妇女的比例增长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孩子在美国出生。1930年，美籍华人的数目增长到75000人，到1950年，甚至高于1890年华人人口高峰期的107000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种破烂而肮脏的唐人街，随着美籍华人人口组成的变化而开始旧貌换新颜。老华侨上了年岁，有的已经逝世，有的返回中国，从而使唐人街的妓院、赌场和鸦片窝无人光顾。唐人街餐馆的开张和旅游业的兴起，使华人感到有必要压制暴力和清除污秽，因为这些现象会降低华人社区对游客的吸引力。除此之外，缓慢但稳步增多的家庭数目，又形成了一股新成分，他们反对唐人街的犯罪和暴力。这股新成分虽然人数不多，但队伍却在日益壮大。
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唐人街内部的权力平衡，不利于作恶多端的堂。“六公司”责令其成员商家拒绝再向堂支付保护费。唐人街的居民开始和警察合作，追捕和起诉犯罪分子以及那些长期包庇堂的腐败警察。这都是先前闻所未闻的。无法加以根除的有伤风化的活动（赌博已是广东人根深蒂固的陋俗）则被迫转入地下。在那些想吸引观光客的华商的压力下，仍在营业的赌窝被限制在游客的视野之外，也不准对华人社区之外的陌生人开放。
华人领袖发起了唐人街的重建工作，他们用现今唐人街典型的宝塔形建筑来装饰自己的地带。面貌一新的唐人街，旅游业兴旺发达。华人的节庆和游行受到警察的保护，并成为招揽大批非华人看客的市政项目。
新兴的旅游业发展如摇钱树，于是许多堂放弃了犯罪勾当，转而开办为新兴的旅游业服务的餐馆和商店。许多还摈弃了“堂”的名称，改称为各种“商会”。
尽管巧妙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仍存在于唐人街，一般的美籍华人还是非常守法的，这和美籍意大利人的情况相似。因此，唐人街有组织犯罪的减少，意味着那里的犯罪发案率普遍有所降低。194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纽约唐人街在8年多的时期里，只有一人因酗酒被捕，因谋杀或其他重大罪行而被逮捕的连一个人也没有。
出生在美国的新一代华人子女，遇到了其他移民后代同样的语言障碍，有时他们到完全隔离的学校去上学（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旧金山），或就读于华人集居区那些华人子女占学生绝大多数的学校。在清一色的华人子弟学校或跟其他种族混杂的学校里，华人子女都学得同样出色。对华人的一些早期研究表明，他们的智商低于全美平均数。但到20世纪30年代，华裔少年的智商就相当于或高于全美平均数了，而且后来一直如此。纽约唐人街的老师对华裔学生的评价是，和白人学生相比，“他们品行好，听老师的话，独立性更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自然不会受到《排华法案》的掣肘。当时，这些法律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事各种职业和行使各种权利。这新一代的美籍华人进入了一个与其父母面临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具备充分的条件在这个世界里大显身手。
随着数量可观的第二代美籍华人的出现（尽管迟了一些），移民种族中常见的代与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了。传统上由父母包办的婚姻是在美国生长的后代与家人发生矛盾的焦点。但是双方的妥协，使家庭成员仍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照美国标准，“父母权威”仍然是通例，和其他美国人相比，华人父母在感情上与其子女差距较大。长期以来，华人青少年犯罪率很低，尽管早期在唐人街充满犯罪行为时，为数不多的华人子弟也曾深深地卷入其中。
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同情，特别是中国遭到日本入侵之后，使得美国人更能接受华人。华人被视为一个安静而有秩序的种族，居住在一个不发生问题的社区里，或至少其问题难得引起外界注意的社区里。
在中国文化中，妇女的作用历来都是从属的，至少对外是如此。但是，即便是在中国本土，中国男子也博得了世界上最怕老婆的名声。在美籍华人当中，单是男女比例失调这个现状就足以使女人易于占上风。尽管华人丈夫对外是一家之主，但是妻子决定家中大事的现象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家务事。
虽然传统的华人家庭人口较多，而且直到近期，那些在美国的华人家庭也是如此，但是到1970年，每个华人妇女平均只生有两个孩子。在35～44岁的华人妇女中，受教育不到9年的人平均生有3.5个孩子，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其所生子女则不足3个。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中国人涌入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其中许多人最终辗转来到了美国。美国移民法的不断修改，使得美国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从237000人增加到435000人。新来的华人，不少就在大多数美籍华人已经或正在离开的唐人街定居下来。1960年，在旧金山的全美最大的华人社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该市平均密度的3倍，3年后又增至6倍。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芝加哥的华人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均增加一倍以上。每年大约有20000多名中国人从香港和台湾合法地进入美国，而且据估计，每年还有同样数目的华人非法入境。
这批新移民与老移民大不相同。传统的华人社区是由来自中国一个特定的地区性文化的人们所组成的，这种文化纵然在中国已被改变，但它在美国却被精心地保留下来。唐人街不仅有牢固的核心家庭，而且有诸如家族、堂和“六公司”这样一些盘根错节的社区组织。香港华人不属该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流行于美国唐人街的台山方言。但他们也不会讲英语，因而也不易打入美国社会。虽然都是从香港来到美国，但他们在中国的祖籍是各不相同的。
几十年来，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同一个省的同一个地区，现在，他们也开始像来自地方主义与中国同样盛行的国家即意大利的移民那样，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那些在美国已站住脚跟的华人，对新移民和他们的诸多问题感到恼火，不仅抱怨他们直接造成的问题，而且觉得这些新移民给整个美籍华人带来了羞辱，连累了自己。
香港华人不仅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而且在香港已经部分地西方化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约束力——特别是家庭——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像在美籍华人中那样强大有力。来自香港华人家庭的青年人和来自传统美籍华人家庭的青年人，二者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传统的华人青年忙于学校功课，有时公立学校放学后，还得上华人学校补习，或者到自家开的商店帮忙。在美国化的进程中，尽管代与代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但传统的美籍华人青年很少会惹上警察或法官，而新来的香港华人青年，却常常在学校里和马路上捅娄子。他们瞧不起中国餐馆和商店为没有专长的人提供的“低下”工作，于是就在街头闲荡，参与帮派流氓活动。
于是，在全美各大商埠的唐人街，从纽约到檀香山，犯罪和暴力显著地增多。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侮辱和骚扰唐人街的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游客。他们还参与毁坏他人财物、暴力行为以及敲诈、偷窃、恐怖和谋杀等犯罪活动。正如其他种族的青少年帮派成员一样，他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唐人街招摇过市”。帮派之间爆发格斗时，常有双方成员陈尸街头。1973年，纽约的唐人街发生了约200起青少年帮派谋杀案，这在上一代华人中是从没听说过的。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仅一个青少年帮会就有400名成员。一些华人青少年帮派还在各个城市设有分支。
香港华人中的成年人很勤劳，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为没专长、未适应美国文化和非法的新近入境者，他们拼命干活，工资却很低，住在十分拥挤而又破败不堪的房子里，屋里到处都是老鼠和蟑螂。一些人为了能够移民美国，当初曾用大笔金钱贿赂香港官员，或花钱买通走私者把他们偷渡到美国，所以现在只好勒紧裤带还债。
许多香港华人不得不屈就于不合法的低工资，超过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和非法而恶劣的居住条件，因为他们本人或其家庭某些成员是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如果当局知道内情，他们将被驱逐出美国。每年有6000多名非法移民被遣送回去。
纽约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馆里干活，3/4的妇女在唐人街的服装店里踩缝纫机。在纽约的唐人街，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该市平均数的两倍。因为长时间地工作，特别是多在晚间营业的餐馆里干活，许多移民家庭在一起进餐的机会很少，整个星期也没有几次。家里没人管，孩子是在马路上长大的。在其他城市，香港华人的生活情形亦大体如此。
尽管香港成年华人到美国寻找到比在香港更好的经济机会，但香港华人青少年却并不拿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大陆或香港相比，而是和其他美国青少年，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家境阔绰的传统美籍华人青少年的命运相比。香港华人还把传统的美籍华人视为房东和雇用他们父母的老板，他们的父母比其他美国人挣钱少，但付出的劳力却很多。香港的华人青年对美国人向来极为反感，而倾向毛泽东主义。这在华人社区内形成了新的摩擦根源，因为这些社区一向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的。
唐人街社区的领袖人物，在处理香港华人时一直进退维谷。因为唐人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公开讨论贫困、犯罪和暴力等问题，将会减少游客数量，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生计和华人领袖的赚钱生意。他们很不愿意申请联邦政府的各种反贫困计划项目，也不想请政府介入社区事务，因为这样一来，社区内不合法的状况，特别是牵涉到移民、住房和工作条件等，无疑将会暴露出来。他们通过出钱收买或吓走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的办法，来寻求内部解决。在纽约，许多华人餐馆免费让帮派分子吃饭。一些唐人街的企业付给他们“保护”费。旧金山的一些堂雇用青少年帮派成员作赌窝的看门人或去对付其他帮派。
受到唐人街香港青少年帮派威胁最大的，倒不是传统的美籍华人，因为他们大多不住在唐人街，最受威胁的是观光客和唐人街急需的游客。街上的歹徒使游客望而却步，特别是当他们辱骂白人，抢劫或骚扰游客时。即使帮派活动不是专门针对观光客，他们的存在也影响了旅游业。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些堂自己站出来还击青少年帮派分子。他们向那些参与“有害于我们社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不轨行为分子”公开发出了一项警告。其后不久，5具被捆绑着的香港青年尸体，就被发现漂浮在旧金山海湾。比较保守的华人首领鼓励警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包括随时可以用警棍敲打年轻歹徒的脑袋。唐人街的首领并不抱怨所谓的“警察暴行”，相反，他们鼓励警察在马路上当场主持正义。他们只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此类或其他任何不利于唐人街的消息在公众当中引起的议论。有时，对那些可能危害到唐人街赖以生存的脆弱的旅游业的消息，他们恳请报纸压下新闻，另些时候，他们干脆贿赂记者保持缄默。
今天的美籍华人，在收入方面优于一般的美国人，职业地位也较高。1/4的就业美籍华人是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作。尽管曾经遭到美国历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最严重的歧视和暴力，华人还是上升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局限在狭小的就业范围之内，但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取得了成功，后来当机会终于到来时，他们又向别的领域扩展。华人今天的成功，基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比别人多干活，并受过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大约1/5的华人家庭有3个或更多的人在挣钱，而相比之下，这样的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比例是1/13，印第安人家庭的比例是1/10，白人家庭的比例是1/8。华人只在工作和受教育方面一直占有优势，和其他美国人相比，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无优势可言。也就是说，对一个有既定数目的就业成员和家长受过既定程度教育的华人家庭来说，收入仅相当于这类美国家庭的平均水平，有时还略低于平均水平，试看下列统计表。
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东方学者、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的学术造诣，一般都比黑人和白人高出一大截。换句话说，比较起来，更多的东方人（这里指日本人与中国人）获得过博士学位，特别是那些著名高等学府的博士学位。东方学者发表的作品多于白人和黑人。
著名的美籍华人包括3位诺贝尔奖金得主，都是物理奖。另一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一名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研制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建筑领域，贝聿铭的杰出设计闻名于世。他著名的建筑设计包括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和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以及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美术馆那引人注目的附加建筑。
许多美籍华人在商界也财运亨通。早在1939年，一个名叫乔·宋（音译）的华人移民劳工创建了几个联号商店，为此而成了加利福尼亚的第二巨富。小杰拉德·蔡（音译）如今是华尔街一家拥有4亿多美元资产的公司的总裁。另一美籍华人C·Y·董（音译）是世界上最大独资船主之一，曾为一艘船花了300万美元。
在政界，华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锋芒。最早担任公职的美籍华裔当中有W·F·翁（音译）。他在1946年由一个白人占主导地位、华人仅有13名的选区入选亚利桑那州的立法机关。最著名的美籍华裔政要是海勒姆·冯。冯于1959年之前在美国领地夏威夷的立法机关任职达14年之久，1959～1976年，他是代表夏威夷州的美国参议员。
作为一个群体，美籍华人家境富裕，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唐人街却贫困不堪，华人文盲率也高于一般美国人。这种怪现象源自内部的明显差异。很久以前就从台山地区移民美国的华人，其子孙保存了中国的价值观念，并极为成功地在文化上融入了美国社会。新近到达的香港华人，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他们在香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作风，但却没学到那些在美国经济上能取得成功和实现理想的技能。外国出生的华人尽管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平均17年的时间，并和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有相同的学历和优越条件，但前者的工资收入仍比后者要低1/4。老一辈的香港华人拼命工作，以便维持生计并求得发展，而香港华人青年却时常对自己的处境满腹牢骚，对社会不满，因而就发生越轨行为，包括搞恐怖活动和谋杀。由于必须维护唐人街的旅游事业，华人领袖们只好哑巴吃黄连，千方百计地将这些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现在美国华人男性仅比女性多11%。而且此种两性不平衡现象主要存在于早年来美的老一辈人当中。在适婚年龄段的美籍华人当中，两性数目已大体平衡。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这一点也反映华裔有很大的进步。美籍华人的家庭都很稳定，约占总数90%的华人家庭是完整的家庭。近80%的在35～45岁之间的华人男子，已经结婚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和性别失调时期异族通婚率很高的情形相比，现在有87%的华人男子娶的是华人女子。离婚的美籍华人不到10%。
在某种意义上，美籍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已在职业和居住方面融入了美国社会，但他们仍然保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种族认同感。这堪称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可观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