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军事传统，给美国造就了若干名垂青史的将帅，其中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军打败过德国的两员虎将，即潘兴和艾森豪威尔。
不论他们是如何来到美国的，也不论他们在漂洋过海的旅途中和抵达美国后又经历了何等的酸甜苦辣，早期定居下来的德意志移民很快就获得了勤劳、做事周密、节俭的美誉。
德国移民造成的最重大社会变化之一，是在美国推广了各式各样天真活泼而且适于整个家庭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娱乐活动。音乐演奏、野餐、跳舞、打牌、游泳、玩保龄球，以及诸如此类美国人闲暇时爱玩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了。
现在有2500多万美国人具有德国血统。他们在数量上仅次于英裔人，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群的人口。我们知道，最早赴北美开发殖民地的，是来自大不列颠群岛的子民，他们的后裔现在有2900万之多。就移民来美而言，德意志种族的人数最多。他们在美国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这样说也并非仅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美国的工业、教育、军事防卫、饮食和娱乐活动，在格调上无一不反映出美籍德国人的贡献和影响。连美国的语言都反映出这种影响，诸如幼儿园、熟食、牛肉香肠和汉堡包等词汇，都来自德文。美国西进拓荒者当年穿越大草原时所使用的那种科内斯托卡大篷车，就是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内斯托卡谷地一带的德裔人创制的。当时边疆居民使用的肯塔基来复枪也是如此。圣诞树原是德国圣诞节传统饰物，后来也成了美国人的传统。美国首屈一指的光学仪器公司——博士伦公司——是由德裔人创办的，美国各大名牌啤酒就更不用说了。长跨度吊桥及其支撑缆索，都是由一位德裔工程师搞起来的。在许多产品的研制方面，其中包括钢铁、汽车、木材、巧克力和石油等，德裔人士都曾是先驱和巨擘。
德国的军事传统，给美国造就了若干名垂青史的将帅，其中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军打败过德国的两员虎将，即潘兴和艾森豪威尔。
德国人大规模地向美国迁移，不像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那样，集中在几十个年头之内，而是在美德两国历史上的许多不同时期发生的。在殖民时代，美国就已有德国人的社区，在整个19世纪，德国人也一直在来美移民中占有颇大的比例。在1852年和1952年，分别有10万德国人离乡背井，搬迁来美，100年期间也有不少年份出现过类似的情形。移民数量的多寡依据这两个国家的具体状况起伏不定，但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德国移民的数量一直是相当可观的。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有时来美的主要是移民，有时来美的则主要是难民；有时移民大多是天主教徒，有时大多是新教徒，另一些时候则大多是犹太教徒。移民同时也来自德国的各个地区。结果就使得美籍德国人形成了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种族群体，不仅按通常的阶级、宗教和籍贯这类指标来衡量是如此，而且在成为美国人的时间跨度上也千差万别。
在世界上还没有德国这个国家的时候，相当多的一部分德意志人就移居美国了。直到1871年，普鲁士、巴伐利亚、巴登、梅克伦堡、黑森和其他的日耳曼小国才由俾斯麦统一起来，建立了德国。诚然，在公元750年时，德文就是书面语言了，而日耳曼民族（不包括侵欧匈奴人）远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史可稽了。
恺撒大帝曾记述过，在罗马帝国的早期，日耳曼人居住在其北疆边陲，处于野蛮部族的勇士之列。物换星移，时序变迁，某些日耳曼人历经战乱和政治的旋涡，走南闯北，逢凶化吉，汲取了罗马人的文明，后来终于在罗马帝国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在帝国晚期，日耳曼军人在罗马军团中取代了罗马人，日耳曼将领随之开始指挥这些军团，有时他们就是罗马傀儡皇帝背后的实际统治者。与此同时，北部边境上的其他日耳曼人，继续对帝国的存在构成重大威胁，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战役，实际上是一部分日耳曼人攻打另外一部分日耳曼人的战役。在帝国内部，日耳曼人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接受或同化。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是禁止通婚的。罗马贵族轻蔑地称呼日耳曼人是“黄发蓝眼的蛮汉”，指责他们“衣冠不洁，浑身发臭，令人恶心”。在某种程度上，日耳曼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渊源，也有自惭形秽之感。例如，在高卢的日耳曼人坟茔中有一块墓碑，上面竟然说他们的祖先是“基督教徒洗礼时被冲走的污块”。当然，也有一些日耳曼人是不买账的，对罗马人还之以同样的愤懑和仇恨。
这些早期的日耳曼先民，和他们移居北美殖民地的后世子孙，在历史上相去1000多年，期间语言、文化和民族素质也已变得今非昔比。近代德意志民族甚至在统一的德国形成之前，就在科学、艺术、音乐、文学和哲学诸方面站到了西方文明的前沿。德国是歌德、贝多芬、康德和莱布尼茨的故乡。技术高超是德国人的特殊象征。蔡斯（Zeiss）和福伦达（Voigtlander）这两家光学仪器公司的名字，在他们（以及其他德国商家）驰名于照相机时代之前，早就蜚声天下了。
一度被罗马人鄙视为下等野蛮人的日耳曼民族，后来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意大利。在意大利，“昔日罗马的光耀”已成了历史的回忆，成了意大利软弱、分裂和技术、经济落后的辛辣讽刺。前文提到，在罗马时代，某些日耳曼人曾为自己的祖先感到不光彩，但在近代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当政时，同样是这些日耳曼列祖列宗又成了他们狂热崇拜的对象。
在18世纪和19世纪，德意志各邦是由一些小诸侯统治着的，经常处在动乱之中。宗教改革和反改革，在天主教各邦和新教各邦都使大批教徒成为难民，三十年战争更把他们的经济搞得一团糟，并使德意志民族的人口减少了1/3。1708～1709年冬季的严寒使德意志的酿酒业遭到惨重损失，其后若干年一直未能恢复过来。一句话，刺激向外移民的各种国内因素，在德意志普遍地存在着。但是，当时也有了限制或禁止向外移民的规定，这使得民族内部的迁徙增多。
后来，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征战各国以及滑铁卢战役之后，根据维也纳会议贵族统治的复辟，这一系列事件对德意志民族向外国移民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德意志民族各小邦（及后来统一的德国）向外移民的起落，均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滑铁卢战役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德意志人向海外移民多半奔赴南美洲，但从18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移民却大批涌入美国，有些年份竟高达离境人数的90%以上。
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反对德意志贵族统治的斗争，导致了1848年革命。革命流产后，许多人为了逃避迫害，或因为对在国内争取更大的自由而感到绝望，或仅仅只是为了到别处去寻找更佳的社会和经济机会而离国出走了。在19世纪50年代，有近100万人迁居美国。
早先已在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为更多的同胞外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时常将他们安顿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或城市。这当然取决于先来者的日子混得是好是坏。原来赴南美定居的德国移民的经历，给仍在德国的同胞发出了警告，南美并非久留之地，要移民最好选择别的地方。
美国南北战争，欧洲的普法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曾是使德国人向美国移民在数量上有所减少的因素。但在这几次战争之间的年代，移居美国的德国人数量是庞大的，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大约有150万之众的德国人迁居美国。
在20世纪，德国的移民情况是入多出少。甚至在纳粹政权于1933年上台时，归国的侨民在数量上也超过离境的移民。这批离境的移民当中，包括德国一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其中就包括一位德国犹太人，此人后来为美国研发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的那种军事武器。他就是艾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位迎来核时代的和平主义者。
早期移民来美的德意志人，在形式上是以个人身份掺杂在荷兰人的队伍当中，于1620年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后来改称纽约）的。这些德意志人基本上是农民和工匠出身，或者是曾在农舍手工作坊干过活的人。有些还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卫队成员，继承了历史悠久的德国雇佣兵传统。17世纪时，威廉·宾为了他在北美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招募移民而于1677年走访了德意志各邦。当时宾夕法尼亚的宗教容忍做法对于那些与自己所在地区的国立教会持有不同信仰的德意志人来说，格外有吸引力。这样，宾夕法尼亚就招徕了第一批数量可观的德裔移民，主要是来自莱茵河以西地区。
在1683年，13个信奉梅农教派的家族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了日耳曼城（今天费城的一部分）。其他许多德国宗教派别和异端，包括加尔文教派、阿米什教派和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教派，也纷纷起而效法梅农派，移居宾夕法尼亚。在1742年，亨利希·穆伦伯格来美，成了美国路德教派的组织者，也是显赫的穆伦伯格家族的创始人，其功德包括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杰出的高等学府——穆伦伯格学院。
“宾夕法尼亚荷兰人”（Pennsylvania Dutch）由此而发端。此处的“荷兰人”（Dutch）这个词，实际上是由于美国人的发音错误所造成的，把“德意志人”（Deutsch）读成了“荷兰人”（Dutch）。到1745年，宾夕法尼亚约有德裔45000人。他们大多定居在当时的边境，意在能尽其微薄的财力获得廉价的土地。这样一来，他们就易受印第安人的袭击，特别是当时的殖民政府不太愿意防卫印第安人。政府基本上控制在安居于费城的那些教友派和平主义者的手里。
德意志人于1709年在哈得孙河边建立了纽伯格，即现在的纽堡，然后就扩展到莫霍克河谷一带。一如在宾夕法尼亚一样，这儿也是边境线，常遭印第安人的劫掠。来莫霍克谷地的德意志人是契约奴，换句话说，他们受合同约束，必须先做几年（通常3～7年）的苦工，以偿还来美的旅费。北美殖民地当时至少有一半白人是借助这种办法迁移来的。德意志和瑞士移民是这种办法的首批试验品，成功之后才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其他种族的移民中间推广开来。定居在莫霍克谷地的德意志人，原本是英国政府的契约劳工，因为英政府垫付了他们的旅费和安置费的一半。德意志因此比其他种族更为普遍地采用这种由英政府暂付部分费用的办法，所以能够整批整批地迁移，有的是全家老小连锅端，有的是整个村镇一次走光。
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的早期德意志移民，都来自帕拉蒂纳特，该地是德意志西南部沿莱茵河两岸的一个不大的区域。有16家帕拉蒂纳特人于1710年在北卡罗来纳的新伯尔尼定居下来。18世纪的南卡罗来纳州，也曾在贩运来自帕拉蒂纳特的德意志契约劳工方面干得挺活跃。
通常的情况是，载运契约劳工的船，先沿莱茵河而下，几个礼拜之后抵达荷兰，然后再起锚登上横渡大西洋的航程。越洋船是风帆船，平均要在大海上航行8～10个星期。契约劳工只能挤在狭小而缺乏通风设备的角落里，小船无时无刻不在大西洋的风浪里颠簸起伏，致使乘客普遍晕船，呕吐不歇。晕船造成的体弱和缺氧，又使得食不果腹的乘客格外容易生病。目击者曾描绘小船甲板下的情景是“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在呕吐不停”，有的人“正在吞食虱子”，有的人则“正在受到疖子、坏血病或痢疾的折磨，许多人在臭骂自己或诅咒别人”。在夜间，时常可以听到“可怕的哭声”和“病号及心灰意懒者”的呻吟，其中有些人“翻身打滚，躺到了他人身上，闹得全舱乘客不得安宁”。这多少还算得上是正常状况。遇到天气恶劣，船被阻滞在海上漂泊不定，在这种极端情形下，痛苦和伤亡就更严重了。在1749年，仅仅投奔费城一地的德意志移民，就有2000人在航程中葬身鱼腹。
当一艘船在美国港口停靠后，打算购买船上劳工契约的买主，就登上船来察看行情。那些契约奴就被从甲板下叫上来亮相，前后走动，以便让买主们看个仔细，有的买主甚至亲自动手拍拍看他们的肌肉结实不结实，并和他们聊上几句，好对他们的理解力及顺从性有个初步的判断。有时，一种名为“苦工引导者”的中间人，会买走一队劳工，然而将他们带到乡下各地，遇有合适机会再把劳工的契约书逐个转卖掉。当时，社会上并不认为这种贩卖人的交易是道义上的耻辱，公开参与这种交易的有最高地位和有名望的人士。乔治·华盛顿就曾购买过契约奴在他的弗尔农农庄上干活，正如他拥有黑奴一样。甚至在1792年，美国新政府还曾搞过一个计划，准备进口德意志劳工来帮助首都华盛顿的建设。
在越洋旅途上，德意志人丧生数目是如此之多，以致航船最终抵达美国时，许许多多的孩子沦为孤儿。这些孤儿或者被在美的亲属收养，或者被送去当学徒，学门手艺。这些德意志孤儿当中有个名叫皮特·森格的，被送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后来竟然办起了自己的报社。在1734年，他因发表一篇批评纽约州州长的社论而被捕，并以诬陷罪而出庭受审。他后被宣告无罪释放，成了新闻自由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案例之一。
正如天下所有孤立无援的人们一样，契约劳工是奸诈无义之徒的牺牲品。有些船长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或者在把他们卖掉时，无理地把他们为偿还旅费而卖身做苦工的时间延长，以便从中揩油。不懂英语的德意志人格外容易上当受骗。
许多德意志人在离开家园时，本无做契约奴的打算，但后来发现，头一程到荷兰，然后再搭船赴美，旅费开销不断上涨，超出了原来和船主讲定的价钱。另外一些人有家人或朋友在美，原本期待（或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付张船票钱，而当这种期望落空时，也就只好卖身去当几年苦力了。“赎身者”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这些希望能以这种或那种办法赎回自己船费的人，但实际上当这种人和契约奴都发现，处在同一地位时，他们受到的待遇并没有什么差别。
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持续不断地向美国迁移，而且总的看来，数量是越来越大。根据保守的估计，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仅在费城码头一地上岸的德意志民族移民，总数就达6万人。其中约有1/2～2/3的人是契约奴。虽然他们受到许多施之于奴隶的限制和处罚，包括体罚，但在履约期间，他们也的确拥有一些法定的权利，而且履约最终也确有期满之日。他们在获得人身自由的时候，经常可获得一笔为数不多的现金或相应的实物，不少人分得了土地。不过，这种土地往往不是最好的或最安全的土地。例如在莫霍克谷地或在宾夕法尼亚西部，他们得到的土地都在边境一带，靠近那些看到祖祖辈辈属于自己的土地被他人侵占而深感不快的印第安人。在这样一些地区定居的不少白人曾遭到印第安人杀害，或被他们掠去为奴。
不论他们是如何来到美国的，也不论他们在漂洋过海的旅途中和抵达美国后又经历了何等的酸甜苦辣，早期定居下来的德意志移民很快就获得了勤劳、做事周密、节俭的美誉。德裔农民在边境垦荒造田，干得比别人更加卖命，产量也高。开始时他们往往住的是泥土房，而后就改建为木房，最后是用石头建起宽大的农舍。他们不让自家的牲口四处乱窜，而将之圈养在德国式的宽大畜棚里。在18世纪末，有人观察到：
一个德裔人的农场，在外观上就和其他人的农场截然不同。德裔人农场的牲畜圈特大，农舍简朴但很紧凑，围栏很高，果园面积很大，土地肥美，草地翠绿繁茂，到处是丰衣足食的景象，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对于欧洲文明前沿阵地上那些与德意志民族的贡献有联系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或思想智慧，大多数早期的德意志移民是一窍不通的。他们所具有的只是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取得那些杰出成就的守纪、拼命和坚韧。他们被誉为“全国最好的自己动手干的农场主”。在殖民时代，德裔技术工匠的成就，堪与德裔农场主的成就相媲美。制造玻璃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一项与美籍德国人的名字分不开的技术。美国第一家造纸厂也是由一位德裔开办的。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圣经》同样也是由一位德裔用德文印刷的。
宾夕法尼亚的荷兰人（也就是德意志人），却在两个重要方面根本不像德意志人：他们一是和平主义者，二是政府的怀疑者。作为帕拉蒂纳特人，他们的祖先居住在德意志帝国的帕拉蒂纳特省，该省在三十年战争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备遭战火蹂躏，生灵涂炭。他们又是逃避独裁专制和宗教迫害的难民。更何况，宾夕法尼亚的宗教自由——这在当时的美国也属罕见——对虔诚而清静的教派，具有分外的吸引力。这一时期的德裔对政府或政治几无任何兴趣。
早期的德意志移民定居在自成一体而又与世隔绝的农业社区，每个社区的住户皆属于某一特定的教派。他们与外部的大千世界没有社会往来，而内部则被不可胜数的不同教派所割裂。在这些德意志移民聚居的地区里，英国人的语言和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从德国进口书籍，用德文出版自己的报纸，用德文祈祷。天长日久，英文也慢慢地开始渗透进来，但句子结构往往还是德文那一套，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方言，称为“宾夕法尼亚德文”。这批德裔中，最与世隔绝的要算——现在也还是——阿密什人，他们今天与早期的定居者几无二致，依然生活在偏僻的农业地区。作为虔诚的教徒，阿密什人身着老式的黑色长装，避开现代文明，驾着黑色的马车，也不让他们的子女去公立学校就读，以此作为保留他们那种古老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
随着时间的流逝，多数德裔移民扩散到其他地区，学会了讲英语，对美国文化既有吸收也有贡献。他们的费城玉米肉饼、德式巧克力饼、卷心菜色拉以及德式泡菜，使美国的美食更加丰富。德裔人经营的农场，在阿巴拉契亚山谷地的沃野上，从南到北扩散开来。到了18世纪的晚期，德国移民的定居点，在当时的美国西部边疆上，几乎组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锁链，北起纽约州北部的莫霍克谷地向南延伸，中间经过新泽西州西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马里兰州西部，再跨越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河谷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丘陵地区，直抵佐治亚州的萨瓦那。这一带的地名，仍然能反映当初德国人定居于此的历史背景。纽约州北部就有名为帕拉蒂纳特桥、德国城、新汉堡、莱茵贝克的城镇，莫霍克谷地有个地区也取名“德国平地”。新泽西州也有个地区叫“德国山谷”，宾州有海德尔堡市、德国城、穆伦伯格公园和普鲁士国王镇等。马里兰州有弗里德里克市，有以早期德裔定居者的名字命名的哈格尔斯镇和克里格尔斯镇。北卡罗来纳州的梅克伦堡县和弗吉尼亚州的新梅克伦堡镇，都是以德意志帝国的梅克伦堡省的名字命名的。当然，并非所有德裔人建立的市镇都冠以德国的名字，比如弗吉尼亚的哈珀斯渡口、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以及佐治亚州的霍普镇及埃本尼泽镇，就是由德国人创建但未冠以德国名字的许多城镇中的几个。
当德国人的农作区扩展到边境附近的阿巴拉契亚谷地时，他们经常发现苏格兰—爱尔兰裔是自己的邻居。苏格兰—爱尔兰人是精明强悍的疆民，时常充当披荆斩棘的先锋，善于狩猎捕鱼，拓荒垦田，敢于向印第安人开战，德裔和其他种族的人，跟在他们的后边搭顺风车。德国人在气质和举止方面，与苏格兰—爱尔兰人迥然不同。德国人相互之间一般是各行其是，即使是近邻也互不相扰。他们以整洁、安静、友善、勤劳、节俭而著称，与印第安人也能合得来。而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脾气暴躁，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干起活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注意积蓄，蓬头垢面，不时发生窝里斗，也和印第安人纠缠不清。这两个民族之间还横亘着宗教的障碍。早期的德裔移民通常都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加尔文信徒，或属于其他避免使用骂人的脏话，也不饮用烈性酒的严格的新教派别。而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是长老派信徒，嗜酒如命，张口就骂人。虔诚的信徒视此为亵渎。这两个民族在阿巴拉契亚山谷几百英里长的边疆地带同居共处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是泾渭分明，很少发生混血现象。
在殖民地时代，德裔移民约有半数“集居”在宾夕法尼亚州。他们并不都是农民。技术工人在数量上几乎与农民持平。他们不但什么行当都干，而且也创制新产品。住在宾夕法尼亚境内科内斯托加河附近地区的德裔，制造一种运载农产品的马车，这种马车日后注定要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科内斯托加式马车是一种车身很长，而且经得起颠簸的运输工具，前部竖起高高的拱形铁箍，上面覆盖着帆布，车身有26英尺长（算上辕杆），11英尺高，重约3000磅，需要6匹马才拉得动。在18世纪，人们发现“在兰开斯特大道上，一队队庞大的科内斯托加马车，有时一天之内就有上百辆，排成长蛇阵，轰轰隆隆地开向费城”。虽然当初是德裔农民为向市场运送农产品而设计的，但这种带篷盖的马车还具备其他许多用途。在1755年，英国人就曾在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用它来运送军需品。后来美国军队在独立战争中也使用过这种有篷马车。但是，使这种马车名声大震的还是日后西进运动的到来。美国的西进先锋，就是赶着这种马车，穿越中部的大草原而抵达太平洋沿岸的。当年由这种马车组成的车队战胜艰险，越过激流，也能排成圆形阵地，以击退印第安人的袭击。
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还研制了一种打猎用的来复枪，这种枪后来的作用却是这些和平主义者始料未及的。和当时欧洲的步枪不同的是，德国人造的这种武器在枪管内壁刻有膛线（称为来复线），以提高射击的准确性。当初有些来复式步枪是德意志移民从欧洲带到宾夕法尼亚来的。后来他们据此研制出一种新式来复枪，把枪管大大拉长，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准确性。宾夕法尼亚境内兰开斯特市的德裔能工巧匠造的这种武器，起初被称为“宾夕法尼亚来复枪”。但是，后来到了丹尼尔·布恩这样一些百发百中的人手里，这种枪名噪一时，被称为“肯塔基来复枪”。及至独立战争期间，当美国人以游击战来对付英国人时，这种枪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武器。
1776年，美国人分裂为英国托利党的支持者和拥护独立的革命派，美籍德意志人则分裂为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分子。梅农派信徒和其他宗教派别不愿打仗，他们当中有些人愿意为此而交纳额外的税款，或在不违背自己反战良心的前提下，参与救死扶伤或尽其他方面的义务。然而，德裔民众的某些最大教派，譬如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却没有反对从军的禁律，这些教派中的许多德裔曾为革命而战。
独立前的美国约有30万名德裔，大致占总人口的10%。独立战争打响后不久，德裔就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组成了一个志愿连。德裔在宾夕法尼亚领地的雷丁镇周围组成了几个步兵连。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德裔组建了一个团。还有人在莫霍克谷地招募德裔士兵，编为4个营。德裔不仅投身行伍，而且也在美军的最高层效命。美国路德教派创始人的儿子彼得·米伦伯格步步高升，最后获将军街。冯·施图本将军从他的祖国赶来，目的就是参加美国的革命战争，华盛顿困守瓦利福基时，施图本将军曾为之出谋划策。人们一直把严明的军事纪律引入美国新建部队归功于这位将军。把毫无纪律观念的平民百姓训练为有战斗力的职业军人，谈何容易。据说冯·施图本将军在操练时，不时地对士兵大声责骂，而且是先用德文和法文骂，然而再让他的副官用英文替他骂！作为美国军队的教官，他成功地训练出一支足以打败英国职业化部队的劲旅。冯·施图本将军也曾参与筹划围攻约克顿的战役。
从德意志各邦来美参加这场独立战争的，还有其他许多军事指挥官。其中之一是德·卡尔布男爵。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战役中，当别人临阵逃跑时，他英勇不屈，直到战死沙场。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之一是位名叫玛丽亚·路德维希的德裔巾帼英雄。她的丈夫是美国军队的一位炮手，作为随军家属，她扛着大茶壶给火线上的战士送水。大家管她叫“莫利水壶”。一次她的丈夫挂了彩，她立即顶上去替她丈夫当炮手，一时传为佳话。战斗结束后，连华盛顿都承认，她那勇敢的精神是鼓舞士气的榜样。
英国花钱买了近3万名德意志雇佣兵，将他们派到殖民地来试图镇压美国人的造反。这些士兵并不是自觉自愿来的，而是由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卖给或租给英国人的。其中半数以上又来自黑森—卡瑟尔这个小邦，故此，革命战争中所有的德意志雇佣兵，通通被美国人称为“黑森人”。这些雇佣兵有的在战时开小差，投靠到美国人一边，战后有的人也就留下未走，在德意志移民社区安家立业了。只有刚过半数的“黑森人”返回德意志老家。最后大约有5000～12000人变为了美国公民。这批人当中有一位姓库斯特的老兵，就是后来那位以攻打印第安人著称的乔治·库斯特将军的先人。
虽然德裔人士从政时，在数量上不算突出，但却有一些突出的德裔政界头面人物。佐治亚州的第一任州长约翰·亚当·特鲁特伦（John Adam Treutlen）就是德裔。美国第一任司库迈克尔·希莱葛斯也是。在这批早期的德裔政治家当中，最突出的当推宾夕法尼亚州米伦伯格家族的子弟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米伦伯格了。他曾任国会众议院议长，而且正因为是议长，所以成了《美国人权法案》的两位签署人之一。后来，这个望族的另一位成员威廉·奥古斯塔斯·米伦伯格，曾担任国会议员长达9年。
另一位在同一时代享有盛名的德裔美国人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此人于1783年来美，当时已20岁。他本是一个屠夫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到达美国时身上只有25美元和几根长笛。他做起了皮货生意，并在25年之后成立了美国皮货公司，亦在纽约从事房地产。两桩生意都赚了大钱，他的皮货公司后来在大湖区、落基山地区，并最终在美国西北部靠太平洋一带，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商号。他在俄勒冈的货栈是美国在太平洋海岸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他成了美国的首富，留下的遗产估计有2000万美元之多。
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德意志民族向外移民的数量很少。直到1828年，抵美的德裔移民才开始达到每年1000人的水平。然而到了1832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一万多人，1836年则跃至两万多人。若与其后不久德意志人向海外迁移的数字相比，这只是小巫见大巫：1846年急增至5万人，1854年更超过了20万人。
德意志人在这一时期向国外移民，开始也是来自美国独立前就有人到海外谋生的同一地区。然而，时过境迁，后来到达美国的德裔民众，在祖籍、学识和社会背景诸方面，都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由于美国的领土正在扩大，他们也就随着散居到各地。1830～1834年，实际上所有向海外移民的德意志人都来自德意志帝国的西南部，但10年之后，却只有约1/3的人是来自该地区，而到19世纪60年代，则只有不足1/6的人来自该地区。有鉴于此期向海外移民的德意志人绝大部分都到了美国，所以上述这些比例数字亦大体适应于移民来美的德裔人。
在德意志人向海外移民急剧增加的背后有许多因素，诸如各邦放松了向海外移民的限制；又如在那些将田产平分给子嗣而非全部传给一个继承人的地区（比如帕拉蒂纳特），田庄的规模日趋缩小，许多人无以为生；取消村社公田而使农民利益受损之；再如工厂制度的兴起以及拿破仑战争之后，由于贸易恢复而带来了英国货的竞争，都造成不少工匠失业，等等。维也纳会议导致贵族复辟之后，德意志各邦的独裁专制也曾激起过反叛和外逃。还有一大批德籍作家，以热情洋溢的笔调，用德文写了很多描述美国生活的故事，在德意志各邦广为流行。住在蒸蒸日上的农业村镇的美籍德裔，给故乡亲人写的信札，同样也在德意志各地传播了关于美国的信息，激起了人们对美国的热情。在19世纪中期，轮船取代了帆船，赴美更加容易了。在19世纪，有500多万德国人移居美国，超过任何别的国家。
在19世纪20年代的头几年，来美的德意志人有75%是男子，表明这种移民初时是试探性的，或曰考察性的。后来，德意志人才带着大批儿童外迁，表明全家来美有落户定居之意。
移民的职业所属，似乎因出身省籍的不同而不同，也因外迁的年代不同而有异。早期移民一向大体属于德意志西南部地区的农民，甚至到19世纪40年代仍有约半数的移民是农民和打散工的人。在19世纪中晚期，移民中的产业工人和工匠在数量上日趋增多，这既反映出移民来源的地区变化，也反映出德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工业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德国移民当中有农村背景的人所占的比例，就从19世纪70年代初的大约1/3降低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1/4左右。相应的，移民当中曾在工业、商业和贸易部门工作过的人，在比例上有所增长。即便如此，迟至1900年，多数美国农场主仍然是有德国血统的人。
19世纪的许多德国移民，像他们18世纪的先辈移民一样，爱到边疆去定居，因为那儿土地价格便宜。然而这里的边疆，已经大大地向西推进了。18世纪来的人，往往到阿巴拉契亚山谷地区定居下来，19世纪来的人就时常会再往西，奔赴到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河谷地区落户。德裔农民惯常是在这一地区的河畔或湖畔安家，并选择有森林的地方，好不必为建筑材料和燃料而发愁。他们大都“集居”在河流两岸，比如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迈阿密河和肯塔基河，以及五大湖南岸。
新的移民浪潮不断涌进美国上述地带的都市，从而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密尔沃基和其他城市里形成了大范围的德裔居民区。这一带同时也有由德裔自己建立并基本由他们的人口组成的较小市镇，并取了这样一些名字，比如法兰克福（在肯塔基州）、柏林（在威斯康星州）、威斯特伐利亚（在密歇根州）等。俄亥俄州也有其法兰克福和柏林，还有德累斯顿、波茨坦、斯特拉斯堡，以及其他取德国名的小城镇，当然包括不能漏掉的德国城。一个世纪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就建起了一个德国城，现在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肯塔基州及田纳西州又分别都有一个德国城。而在美国东部地区，譬如在俄亥俄州，一些更加虔诚的教派，给他们的城镇取了《圣经》中的名字，比如伯利恒、拿撒勒和迦南。有时，某一特定城镇的居民，都来自德国某一特定的地区。比如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一地的居民，就是由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移民所创建的。而格兰德艾兰，则首先是由来自德意志帝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方的移民定居的。
密西西比河以及和它通航的水路，给去美国中西部以北地带的人提供了方便的交通。好多德国人从法国的港市勒阿弗尔上船，此港从新奥尔良进口棉花。为在一个方向上运载棉花而开通的航线，被德国人用来在另一个方向上旅行。不仅穿越大西洋时可以这样干，就是在美国国内移动，这个办法也行得通。请看，那些抵达新奥尔良的德国人，不久就转乘美国内河上的空棉花船北上。这些船是在密西西比河上把北部河谷地区所产的棉花运到奥尔良的，回程时舱位空出，正好让德国人借光。其他人则假道北路，由美国东部港市乘船进入五大湖，再来到这一地区，也有些人是乘火车来的。
18世纪德裔移民刚来时集中在宾夕法尼亚，然后就从北到南散居在沿着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狭长地带上，而到19世纪中期，情况就不同了，一半以上在德国出生的美籍德国人住到了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上游谷地，集中在俄亥俄、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密苏里这4个州。迟至1900年，情况依然未变，因为当时全美共有250万左右的德裔是在德国出生的，其中仍有约100万人住在这一带。1900年美国有德意志血统的居民人口（有德国出生的和在美国出生的加在一起）共约800万。
在定居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过程中，德国人也是先锋队的一部分。今天在俄勒冈州，估计有1/4的人口具有德意志血统。在1857年，德裔在加利福尼亚州靠近洛杉矶的地方建立了阿纳海姆城。他们在那里种植柑橘，这种果树长期以来是该地的主要作物。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都市，德国人“集居”一处的方式使他们世代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一点时常表现在民居和文化的孤立上。在19世纪的密尔沃基市，德裔居住区“和当地的本土居民或爱尔兰人只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接触”。布法罗和纽约两市的德裔居民，与外界的隔膜程度更高。巴尔的摩的德国人同样也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切断了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在辛辛那提，德国人聚居在一个名为“莱茵河上”的地区。密苏里州的赫尔曼镇（在圣路易斯附近）在当地被称为“小德国”，其街道名称都用德文书写。同样，在得克萨斯州，“德国人不大与美国老百姓交往”，他们彼此从远处观察对方，“都带着一种真诚的好奇心理，时常夹杂着相互的蔑视”。
在19世纪中期，根据当时一位人士的描述，美国各地的德裔居民区，通常“总是变成纯粹德国人的小圈子，生死婚嫁皆与外界无涉，尽量不和盎格鲁裔美国人混淆”。当时美国共有27家日报在15个城市用德文印刷，此外还有200多份德文出版物。仅辛辛那提一市就有4家德文报纸。
德文出版物的畅销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当时共有49家月刊、433家周刊和70家日报为350万德文读者报供订阅服务。
除了语言之外，德意志文化的其他许多特点也被带到美国来了。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之后，德文慢慢随之消失，但美籍德国人的不少文化特征都变成了美国生活的一般特征。和圣诞树一样，牛肉香肠、汉堡包和啤酒已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必备之物。犹如其他许多具有种族特色的食物一样，热狗也是德裔在美国的即兴之作（亦如华裔的炒杂碎和炒面），而不是从故土直接进入的。在19世纪的辛辛那提，沿街叫卖的德裔食品摊贩，把牛肉熏制的香肠往长条面包当中一夹，就做出了后来风靡全美且脍炙人口的所谓热狗。麦片粥也是19世纪一位德裔的杰作，虽说没有热狗那样来得流行，恐怕同样也属家常便饭了。
都市地区的德裔在19世纪从德国随身带来了许多技术本领。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技术行业，其中包括木匠、面包师、铁匠、屠夫、鞋匠、印刷工、裁缝等。在19世纪中期的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纽约、泽西城和波士顿等城市，半数或过半数受雇的德裔是从事技术劳动的工人。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营生。非熟练工人很少，在比例上连上述城市中爱尔兰非熟练工人的一半都不到。在19世纪中期的费城，打散工的德裔只占14%，而同在费城的爱尔兰裔却有1/2～2/3的人是靠找零活谋生的。
许多德国人带来了酿制啤酒所必备的本领，德裔移民集中居住的地方恰好就成了啤酒消费的广大市场。他们对美国人酿制的啤酒感到不满足。密尔沃基在19世纪中期大致有1/3的人口属德裔，他们创办的啤酒厂在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出现。和其他新开张的企业一样，德国人的啤酒厂初创时在经费方面遇到过困难。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德国人在密尔沃基办的啤酒厂，有好几家闯出了成功的路子，名牌货就有柏斯特（Pabst）、舒滋（Schlitz）、布拉茨（Blatz）以及米勒。圣路易斯市及其周围地区也聚居着大批的德国人，为另一家德国酿酒厂的创办提供了市场，老板是安海斯—布希，他们生产的是百威啤酒。
虽然在19世纪中期，美籍德国人经营的兴旺企业多属满足德国移民社区特殊消费的生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于美国一般大众的德国商号开始崛起。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时是由于德国人特有的产品在社会上推广开来（牛肉香肠和啤酒是两个显例），但更为常见的，还是因为德国人具备技术才干和管理能力，可以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东西。例如，1853年两个德国移民，一位名叫约翰·雅各布·鲍什（John Jacob Bausch），是个眼镜师；一位名叫亨利·洛姆（Henry Lomb），是个商人，合伙创办了博士伦光学仪器公司。这家公司最终成了世界上磨制镜片的最大厂家，它的镜片广泛地应用于眼镜、照相机、显微镜、双筒望远镜，以及其他光学设备。另一位德国移民，名叫约翰·奥古斯塔斯·罗布林（John Augustus Roebling），身怀工程建筑的绝技，在美国发明了缆索，并用这种缆索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长跨度吊桥，包括布鲁克林大桥。钢琴的制作是体现德国人把技术带到美国来的另一个领域，标着斯坦威、柯纳比和施纳贝尔等美籍德国姓氏的这样一些名牌钢琴，至今仍能反映出这一点。
19世纪的德国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的许多工业部门都曾是一流厂家的创始人。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威尔豪泽的德国移民，开始是个木材场的工人，后来发迹，建立了自己的木制品公司，直到今天它仍是同行业当中最大的公司之一。另一位第二代美籍德国人，名叫亨利·J·海因茨，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推销自家园子里种植的农产品。他后来建起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食品公司，所出售的食品种类比公司原先的广告中所宣传的“57种”还要多。借助于德国人的技术和创业精神所发展起来的各行各业，充分体现在如下这些厂家的响亮名字中，诸如斯图特贝克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沃立舍管风琴公司、斯图本玻璃公司、沃纳梅克百货商店、经营石油和其他工业的洛克菲勒集团，等等。这些人都不是由德国商业大亨摇身变成美国商业大亨的。他们一般都是从小本经营做起，是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德国移民造成的最重大社会变化之一，是在美国推广了各式各样天真活泼而且适于整个家庭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娱乐活动。音乐演奏、野餐、跳舞、打牌、游泳、玩保龄球，以及诸如此类美国人闲暇时爱玩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了。实际上，这些活动都是德国移民在19世纪介绍过来或推广开来的。德国人还组织了军乐队、交响乐团和各种各样的合唱团。
在19世纪以前，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包括世世代代的美籍德国人在内，都从清教徒的观念出发，对有组织的娱乐活动抱怀疑的态度，认为在星期天参加这些活动是不道德的。逛酒吧、玩游戏以及其他形式的消遣活动，在他们看来（至少在理论上）是道德败坏者和无赖之徒才干的下流勾当。但是，19世纪德裔人士每逢星期天在花园里摆好场子，全家人都可以围坐下来，一边听音乐，一边品尝啤酒和椒盐饼干，和美国式的酒吧大相径庭。游行、演戏、在体育馆里锻炼等，被认为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展的活动，格调健康，有益身心。德国人爱好的这些活动，起初曾引起惊愕和怀疑。但到后来，德国人的这些“热闹但却有秩序”的活动，“开心而无害的消遣”，使得一般美国人改变了看法。结果，社会上对娱乐活动的清规戒律逐步放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参与其中，甚至是星期天也不例外。1883年有人曾写道：
德国人有个观念，那就是玩个痛快是件大好事。这个观念已在美国人的脑海里扎根。30年前，在体面的人士当中，大家普遍认为跳舞、结伙游玩以及演戏等是有伤风化的，但是现在，除了日耳曼移民尚未涉足的穷乡僻壤之外，谁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德国人在音乐和体育活动方面，不但在美国开风气之先，而且在这些活动普及开来之后很久，他们仍旧是人才辈出。也许不无意义的是，为美国获得第一块奥运会（20世纪20年代举行）游泳冠军金牌的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smuler），就是一位德裔。他后来因在银幕上扮演人猿泰山而声名远播。第一位游过英吉利海峡的妇女也是德裔，名叫格特鲁德·埃德尔。没错，这些成就是德裔个别人士在后来获得的，但也应算作是19世纪德国人带到美国来的悠久传统的产物。日耳曼传统还造就了许多杰出的音乐家，其中有沃尔特·达姆罗施、布鲁诺·瓦尔特以及著名的进行曲作曲家约翰·菲力浦·苏萨。德国人擅长于制作乐器，尤其是钢琴。
教育是德国人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另一个领域。美国教育机构的形成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幼儿园和大学皆由日耳曼人首创于欧洲。德意志移民在美国办起了第一批幼儿园。他们于1855年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上设立的那所幼儿园，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幼儿园。在1873年，圣路易斯市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把幼儿纳入该地区的公立教育体系。圣路易斯是德国人“集居”的一个中心，该地早期的幼儿师资几乎全是德裔。德国人还曾卖力地在美国学校里推广体育课程和职业教育。
路德教德裔和天主教德裔都曾在19世纪的美国建立起自己的教区学校，其他的德国人则办起自己的私立学校。在那个时代，普及教育的观念还远没有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德国人的这些开拓性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在公立教育体系出现之后，德国人办的学校通常总是较好的。尽管德裔农民（和其他农民一样）有时觉得“书本知识”派不上用场，但德裔作为一个整体，是最重视教育的种族之一。
在19世纪，马克西米利安·贝立兹教授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语言学校。此人于1869年移民来美，身上没几文钱。1878年，他开办了自己的第一所语言学校。他教授语言的方法是如此之成功，以致很快就在全美各地建立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贝立兹学校”，这种学校后来在全世界建立了好几百所。
德国人是组织者。不管是什么地方协会，保龄球俱乐部、工会、企业、合唱团、乐团、学校、剧团，或者教堂，他们样样都组织得很好。他们组织过一个名为“特纳协会”的体育俱乐部，分支遍及全美，强调竞赛精神、爱国思想和智力发展。但是德国人却很少去搞什么政治组织。政治从未使美籍德国人陶醉过。在19世纪20年代兴起“一无所知”党时，德裔曾是本土人士攻击的对象之一。但这种攻击的矛头，主要是集中在爱尔兰人身上，而且这段历史插曲所延续的时间，相对来说也很短。德国人对禁酒的法律和运动，向来是竭力反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爱尔兰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禁止许多正当娱乐活动的所谓主日“蓝法”。但是，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德国人并不怎么涉足政治。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不如爱尔兰人涉足那么深，成就也不可同日而语。
早期的德意志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新教徒，这部分是由于英国政府阻止德意志的天主教徒试图移居其北美殖民地。在19世纪，德国移民队伍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数量上旗鼓相当。当时大多数的美籍德国人，不是天主教徒就是路德派教徒。定居在美国东部海岸各州的德国路德派信徒是早期移民的子孙，经过多少世代之后，他们采纳了美国各教派的观念和做法。然而，对于在19世纪刚从德国萨克森一带来美并定居在中西部德裔集中地区的那些更加正统的路德派分子来说，这些观念和做法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这批德国路德派信徒，便创立了自己的“密苏里教规会议”，在教义上持有更为保守的观点。
德裔天主教徒时常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发生冲突，后者日趋把持了美国天主教的领导权。爱尔兰人自视比德国人更为美国化，因而有正当理由去掌握天主教会，以使德国人在文化上进一步融入美国社会。而德国人则认为自己在教育程度上高于爱尔兰人，因而对于自己的教区“被一帮爱尔兰蠢汉所掌管”感到愤愤不平。最终，教皇本人不得不进行干预，以恢复和平。后来，德裔、波兰裔和其他种族的天主教徒，开始任用本族的人担任教堂和学校的牧师及修女。
19世纪德国移民中有不少人是德国犹太人。他们时常和其他德裔住在一起，自认为是“信奉犹太教的德国人”，而不像其后从东欧其他地方来的犹太人那样，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分离的种族群。他们既不讲希伯来语，也不讲意第绪语，而讲德语。他们对德国文化引以为豪，参加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的社交生活。虽说他们许多人之所以移民来美，也是为了逃避靠维也纳会议而复辟的德意志贵族政权所实施的反犹太主义政策，但住在德意志各邦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远远比不上在其他地方那样深重，一直到希特勒和纳粹年代，这是千真万确的。在美国，德国犹太人社会是在德裔移民社区内部蓬勃发展起来的。美国第一所犹太教会学校就是在德裔集中的辛辛那提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籍犹太人的报纸是如此之亲德，以致美国政府在战时那种反德情绪的支配下，曾对之提出公诉。
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籍德国人，还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他们能在边疆和靠近边疆的居住区内，和经常碰到的印第安人相处得不错。德国人在南部定居的很少，当上奴隶主的更少。在美国南部，凡有大批德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落户的地方，显如皮埃蒙特大区，黑人受到的压制，不管是解放奴隶之前或之后，都不如其他地方那么厉害。还有，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地区少数几家反对奴隶制度的报章也都集中在这一带。在北方，德国人是奴隶制度的强烈反对者。诚然，大部分德国人直到19世纪40年代初仍是民主党的选民，但在19世纪50年代当蓄奴成了政治上的热门话题时，他们就站到了刚成立的共和党一边。密苏里州住着大批德裔，是他们的阻挠才使该州在南北战争爆发时未能加入南方邦联。
南北战争爆发后，南北双方都有德裔参战，这是因为他们家住在那里。不过，多数德国人是住在北方的。然而，德裔对南北战争的支持，是不能仅以地域和征兵来衡量的。甚至在征兵开始之前，宾夕法尼亚州就有4000名德裔子弟自愿请缨，加入北方部队，纽约州亦有6000名德裔好男儿起而应之。德裔士兵整团整团地组建起来，命令也用德文下达。大约共有30万美籍德国人加入了北方部队。有500多名北方部队军官是在德国出生的，其中包括9名少将和若干准将。
南北战争时期名声最大的美籍德国人当数卡尔·舒尔茨（CarlSchurz）。此人是所谓“1848年逃亡分子”之一。这批人为数不多，但皆非等闲之辈。他们在那场想把德意志组成统一的共和国的1848年革命流产之后，沦为海外难民，他们观点开明，激进而民主。这批人及其民主观点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是有争议的。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卡尔·舒尔茨就竭力鼓吹废奴，他和其他“1848年逃亡分子”当时还唤起美籍德国人在政治上支持亚伯拉罕·林肯，南北战争打响后又号召他们应征入伍。舒尔茨后来升为联邦军队的一名将军，在战后的重建时期，他又搞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南方状况的调查报告。虽然舒尔茨是受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委派赴南方调查的，但当他的报告写好之后，约翰逊总统却试图把它打入冷宫，因为他认为该报告太有利于黑人而不利于南方的白人。然而总统的这种做法反而使这一报告名垂青史。舒尔茨在战后的活动，还包括编辑圣路易斯一家德文报纸，出任过美国参议院议员（代表密苏里州）。后来还当过内政部长，任内曾敦促以更加人道的方式对待印第安人。之后，他还担当过《纽约晚邮报》和《哈泼斯周刊》的编辑。
德裔在政界从未像他们在工业、科学和音乐方面那样人才辈出。不过在19世纪，也还有几位德裔政治家是颇有名气的。除卡尔·舒尔茨之外，彼得·奥尔特盖尔德曾当选为伊利诺伊州长——这是在外国出生的人破天荒地首次出任州长一职。奥尔特盖尔德来美国时没受过什么教育，从做劳工开始，但后来他自学法律成才，当上了法官，并写了一本论证刑法对穷人不够公正的书。作为州长，他后来以亲劳工和赦免草场炸弹案的罪犯（他认为是冤判）而出了名。赦免犯人一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19世纪首屈一指的政治漫画大师，是一位名叫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的美籍德国艺术家。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创作的亲联邦政府的漫画，曾受到林肯总统的赏识。形象地以大象和驴子来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出自他的笔下。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胖乎乎并白发苍苍的圣诞老人，也是他的妙笔之一。最使纳斯特闻名遐迩的，还是他讽刺坦慕尼协会贪污腐败的大头目特威德所塑造的滑稽形象。特威德认为，对他来说，这些漫画比攻击他的那些报纸社论更加危险，“报纸上怎么说，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的选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糟糕的是，他们能看懂漫画”。后来，逃到西班牙的特威德终于被拿获归案，就是因为有个人根据漫画的形象认出了他，纳斯特给特威德这一伙恶棍所刻画的嘴脸是如何广为人知的，由此可见一斑。
德裔对美国的科学和医学一向有杰出的建树，发明也多。德国的药学家有独到的本领，因为他们受过化学知识的训练。今天众所周知的默克药物公司当初就是由德裔创办的。有个名叫查尔斯·P·斯坦因梅茨的德国移民，是个跛子，身高不到一米二。正是他的科学天赋改造了美国的电器工业，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就是围绕着他和他的许多获得专利的发明创造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初期，美籍德国人的处境是令人羡慕的。大体来说，他们都过着欣欣向荣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社会所接受和敬重，因为他们已进一步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也有许多东西被其他美国人所接纳。牛肉香肠、德式巧克力饼、啤酒、幼儿园、体育馆和大学，现在都已成了美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美国学校里也广泛地教授德语。然而当第一世界大战爆发时，席卷全美的反德情绪就粗暴地使这些良好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变化。
甚至在1917年美国作为交战一方直接介入之前，美国就被洪水般的反德宣传所淹没，特别是来自英国的宣传，因为英国具备语言优势，可以用美国多数人懂得的英文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美国人当中存在的反德情绪，还不仅局限于厌恶德国本身，并且殃及日耳曼文化和美籍德国人，因为不少美籍德国人同情自己在欧洲的故国。德国书籍从图书馆的书架上被撤下，德语教学在公立中学里被取消，读者和广告商抵制德文报纸。连门德尔松和瓦格纳创作的《婚礼进行曲》也从结婚仪式的节目单上被砍掉了。所有的德国人都被称为“匈奴人”（虽然匈奴人实际上并不属于日耳曼民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轻蔑地说过，那些“带破折号的美国人”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影响到美国的许多种族群体，后来使他们对于用破折号称呼他们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
美籍德国人对这些攻击，采取了许多回应的办法。有些人坚称自己忠于美国；有些人改名换姓；有些美籍德国人的组织，在其名称上抹去了与德国的联系。例如，凡名称中带有“德裔”字样的银行，都把这两个字改成“北美”。纽约的“日耳曼尼亚人寿保险公司”改名为“卫士人寿保险公司”。美籍德国人办的报纸开始销声匿迹。
当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交锋时，事实证明美籍德国人并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千千万万的德裔子弟加入美军与德军作战。而指挥美军的约翰·J·潘兴将军（John J. Pershing）就是一位德裔，其族姓原来在德文里就拼为Pfoerschin，也就是英文化的Pershing。
20世纪早期，美籍德国人慢慢地被社会同化，其速度后来更有所加快。根据来自全美各地的统计资料，在20世纪20年代多数德裔是和本族人通婚。1908～1912年，纽约市的德裔是有2/3以上是和本族人结婚的，在同时期的威斯康星州，有4/5稍多的德裔是和本族人结婚的，在这一时期的内布拉斯加州，情况也大体相同。这并非因为其他种族的人少造成的。在纽约市，德裔只占人口的10%。到20世纪20年代，异族通婚的比例开始增高，所以在内布拉斯加、威斯康星和纽约3个州，只有3/5的德国人和本族人结婚。纽黑文市到1930年时德裔的婚配状况也是如此，但在其他地方，大多数德国人和本族人结婚的情形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就全美来说，到1969年就只有大约1/3的德裔男子娶德裔女子为妻了。
20世纪有一位美国人可谓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想到他是德裔，尽管他是在一个主要讲德语的家庭里长大的。这家伙小时候是个调皮鬼，到处闯祸，父母只好把他交给一家天主教会办的收容孤儿和无可救药者的教养所。在这里，他在几年时间内就成了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他这时仍然是个年幼无知的孩子，队友们管他叫“娃娃”。他的真实姓名是乔治·赫曼·鲁斯。作为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左撇子投球手，他曾让对手在美国棒球季度联赛中一分未得——这个纪录至今尚未被打破。但使其名声达到巅峰的，还是后来当他加入纽约扬基队，并与另一位德裔棒球运动员卢·格里格联手，组成令对手闻风丧胆的最佳击球手搭档之时。在一个季度的赛事中的10次最高的安打率中，就有7次是鲁斯和格里格获得的。在一个季度的比赛过程中，一个棒球运动员取得10次跑垒总分最高值的，6次是这两个人拿下的，而且是成绩最佳的6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击球得分与击球次数的比值，任何人都望尘莫及。他们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扬基队处在鼎盛时期的核心队员。扬基队在他们二人加盟之前，从未赢过一面锦旗。
在其他美籍棒球明星中，最出名的是何纳斯·华格纳。他通常被认为是棒球史上最佳游击手。1917年退休时，他一生当中在投球、跑垒和偷垒方面的成绩是当时任何人不能相比的。不过，就参赛运动员的人数来看，德裔却从未像爱尔兰裔在这个地区或黑人在另一个地区那样主宰着整个棒球运动。德裔擅长的是竞技运动项目，尤其是游泳。
具有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士，不断地在政界跃居显赫的位置，但是人数不多，其身份也不是代表种族的。赫伯特·胡佛是第一位具有德国血统的总统，离我们时代最近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则是第二位。出身德裔的参议员威廉·E·波拉因反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第一世界大战后推行的外交政策而闻名于世，参议员老罗伯特·F·瓦格纳则在1935年通过的基本劳工法案——《瓦格纳法案》——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他的儿子小罗伯特·E·瓦格纳因为当上纽约市市长而名噪一时。
随着希特勒和纳粹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的崛起，德国掀起了向美国移居的新浪潮，其中包括某些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和文人。他们多是犹太人（最杰出的当推爱因斯坦），但是也有像托马斯·曼和保罗·蒂利希这样一些卓越的德国人，他们并没有犹太血统。还有些人后来注定要在美国变为出类拔萃之辈，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名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德国犹太难民。在人类历史上，知识天才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因斯坦一个人的转移，就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获得核能的第一个国家。
正如1848年革命流产之后的难民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这批难民也是情系自由和民主的有识之士，给美籍德国人及至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一股冲击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德国移民不同的是，这批德国人来美时对德国已没有认同感，相反却满怀着激烈的反纳粹情绪。不管是因为这一点还是有别的什么缘由，美籍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并未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那样，表现出强烈的亲德情绪。一个亲纳粹的小团体——德裔美国人联盟——确实存在过，主要在纽约活动，但它代表不了作为整体的美籍德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德情绪的浪潮，但其规模却远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股浪潮相比拟。再也没有人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提出过美籍德国人是否忠诚这样敏感的问题。和上次大战一样，这次指挥美军在欧洲登陆以帮助打败德国的又是一位有德意志血统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他是宾夕法尼亚德国人的后裔。“二战”时美军还有其他许多高级军官是德裔，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空军上将卡尔·斯帕兹，后者执行过将德国城市夷为废墟的轰炸任务。
经历过世世代代的同化之后，今天仍然向人口调查局认定自己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人，究竟是否具有德国先民子孙的特征，是很难说的。无论如何，自认为是德裔的美国公民，在1972年大致占美国总人口的13%，其收入高出美国全国平均数的11%。不像他们大多务农的先人那样，现在只有8%的德裔男子是农场主或农业工人。就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而言，美籍德国人与全美平均水平几乎保持一致。
美籍德国人的真正历史，不在于他们为自己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美国工业、科学、文化、军事实力和娱乐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因为有了美籍德国人的这许多贡献，由各种不同肤色和种族组成的美利坚民族，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而且是更为兴旺发达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