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所有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之中获得的。
美国各种族的通话过程，并非一种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现在却都变成美国传统的一部分。
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多少年来，有4500万之众越洋过海，从世界各大洲来到美国。他们操着各种语言，代表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宗教。今天，美国的爱尔兰后裔比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要多；犹太后裔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要多；美国黑人的数目超过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波兰大多数主要城市的人口都赶不上美国底特律一地的波兰后裔，而纽约市的意大利后裔则是威尼斯人口的两倍。
美国的各种族社区，就其规模之大而言，就足以构成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这些文化群既不是某种“主流”模式的翻版，亦非某个国家文化的海外分支。炒面、爱尔兰后裔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以及非洲发型，全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货”。绝非听命于外国的美国各种族社区，反而为其祖籍国培养了领导人。爱尔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出生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出生在密尔沃基。一个多世纪以来，利比里亚一直由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的后裔统领着。
使用“少数民族”这个字眼，是难以充分描绘构成美国社会百衲衣的这些巨大种族社区的，因为没有“多数民族”。可以辨别的最大单一种族是英裔人，可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15%，比德裔人（占13%）或黑人（占11%）实在多不了多少。由于世世代代杂居混住，千百万美国人说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
美国人民历史演进所处的环境，与他们的数量之众和种族之多一样令人赞叹。美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文化—语言群体之一。从旧金山到波士顿，其距离之遥等于马德里到莫斯科。然而，这里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适用同一套法律，而欧洲却分成许许多多的国家，讲各种各样的语言，并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因为组成美国社会的各种族人民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这个社会的规模和凝合力就显得更加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国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还要悠久。就面积而言，得克萨斯州比法国还大，科罗拉多州比英国还大，而意大利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的2/3。美国的疆域比罗马帝国最兴盛的时候还要广阔。
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穿今日的美国社会，也贯穿着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种族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群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群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反映出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和地区的演变。甚至连美国各种族群的年龄都彼此相差很大。美籍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而美籍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平均年龄为30岁开外，犹太人的平均年龄则超过了40岁。此种年龄上的差距不但反映了目前的生育率模式——有些种族群的儿童比例额外高——也反映了生育率模式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造成某些种族连续几代人在数量上的急剧变化。
在美国各种族之间，收入、职业和失业率的差别相当大，犯罪率、生育率和经营企业的比率也是如此。对这些差别的解释是复杂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惊人的。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都有对不上号的地方。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然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群体挣的钱，就比来自波多黎各岛的以白人为主的群体挣的钱要多，日本人挣的钱也比一般白人挣的钱要多。一个种族刚到美国时的本钱和到达时间的长短，显然也是重要的因素，像许多“古老的家族”所显现出的那样，但也不尽然。犹太人来得晚，19世纪他们到达美国时一文不名，但现在却比其他任何一个种族都要阔绰。
美国各种族在收入、职业和失业率诸方面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进行笼统的描述。更何况在经济领域也如在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认为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处于“多数民族”之下或者说处在全美平均水准之下的“少数民族”的观点，是混淆视听的。有不少种族群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水准。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全国犹太人口普查协会
造成上述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别的因素有许多。年龄是一个时常被忽视的重大因素。平均年龄不同的种族——某些种族之间的差距可达10～20岁——其年龄偏高者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而年龄偏高的人往往集中在有专业技能及其他高收入的行业里。譬如，美国印第安人年龄在45岁或45岁以上的人，占其总人口的20%，而美籍波兰人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却占其总人数的40%。收入较高的行业通常要求具备两个条件，要么受教育的时间长，要么有长期的经验，或二者兼具。所以，年龄偏高的种族群比年龄偏低的种族群挣的钱要多，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倒是将这些差距归咎为某种程度上的雇主歧视或种族“无能”。若把30岁的各种族男性的收入所得加以比较，差距就小得多；而如果把年龄在30岁而受过同等教育的各种族男子的收入相比较一下，差距就更小了。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所以某一种族的平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成员的地区分布。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族的各成员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全美平均收入水准与该种族全部成员平均收入水准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也同样表现在诸如生育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等方面。
种族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所有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之中获得的。种族歧视有违于道义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但是种族歧视与低收入是否存在同等重要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鉴别目前的雇主歧视与受雇者过去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也是困难的，教育上受到歧视的后果在多少年之后仍会存在。这些复杂的问题将会在本书后面各章中予以阐释。
教育也显然会影响到收入。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受过大学教育就意味着收入超过全美平均水准。近年来，在家境特点相似又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当中，甚至过去长期存在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已消失了。各种族之间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很大，而且教育质量也会扩大收入的差距。那些受过大量教育的种族——犹太人和东方人——往往能就学于教学质量更好的高校、就业于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的领域。他们跻身自然科学界、医学界和法律界等。
美国种族在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与在生育、寿命、犯罪、智商及酗酒这些社会特征同样明显。
在整个社会里，最贫困的阶层总是具有最高的生育率，所谓“富人发财，穷人养孩”。一般来说，那些收入最低的种族和黑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和美籍墨西哥人，其生育率最高，而犹太人和东方人所生的孩子是如此之少，以致难以维系后代。另一个惊人的情况是，低收入种族当中那些较为富有的成员所生的子女，甚至比全体人口中同样富有的人家所生的子女还要少。也即是说，收入较高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说西班牙语的民族的生育率都低得出奇。譬如，读完中学的美籍墨西哥妇女，比具有同等学力的任何别的种族的妇女所生的孩子都要少，尽管美籍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种族，其生育率比任何别的种族的生育率都要高。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并没有这种现象的后果那样显而易见。
当那些经过奋斗由穷变富的人去世而又没有生育在数量上足以代替自己的子女时，这就意味着下一代的人还得白手起家去重复他们的奋斗，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后代来利用他们的成功所造就的优势。换句话说，低收入种族所积累起来的“人类资本”，有一部分就这样一代一代被白白葬送掉了，使得该种族的向上流动因缺乏现金、经验、人际交往以及其他方面的优越性而更加困难，较为富有的成员本来是可以把这些有利条件传给他们的后代的。
由于高生育率，当固定的收入在家庭成员中分摊时，就会僧多粥少，越分越少，从而直接降低一个种族的生活水准。美籍墨西哥人的人均收入甚至还赶不上挣钱更少的黑人，就是因为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成员太多。这导致了美籍墨西哥人的住房条件和教育水平不如黑人，当然也就更赶不上美国人口的总体标准了。高生育率还和儿童智力测试得分较低有关，因为这些儿童和父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较少。在参军时没能通过智力测试这一关的黑人男性青年中，一半来自于有6个或6个以上兄弟姊妹的家庭。不管这种智力测试带有何种偏见，此种偏见照例也适用于来自家庭人口少的黑人青年，可见智力测试所显示出的差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总的看来，生育率近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各种族的相对地位因之也有所调整。在1910年，35～40岁这一档的犹太妇女平均有5.3个孩子，与美籍墨西哥同年龄的妇女持平，高于黑人妇女（平均有4.2个孩子）、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3个孩子），也高于全美平均数（3.4个孩子）。但是到1969年，该年龄段的犹太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降了大半（2.4个孩子），但美籍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却下降有限（平均有4.4个孩子）。黑人妇女（平均有3.6个孩子）和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1个孩子）的生育率的下降幅度都不大。这意味着犹太人的年龄分布发生了一个“V”字形的变化，即老一代的犹太人处在曲线一段的顶部，接着便是由年龄逐渐变小的犹太青年人构成的低曲线，而后又是整体犹太人平均年龄的上升曲线。
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都受到年龄的强烈影响。年龄因素造成的失业状况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尽管黑人在总体上的失业率大大超过白人，但20岁以下的白人青年的失业率，却从来都高出25～44岁这一档年富力强的黑人的失业率。同样，大部分暴力犯罪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干的，所以，25岁以下这一档人占很大比例的那个种族的犯罪率，也就因此而偏高，即使不把其他起作用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下述事实颇能说明年龄因素的重大影响：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相同的黑人和白人的犯罪率相差无几，尽管总体上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犯罪率的好几倍。
和生育率一样，各种族的智商得分在某一特定时期相去甚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甚大，从而使得各种族智商得分的名次不断调整。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在智力测试中一般得分都相当低，以致当时一位大“专家”断言，这种测验结果“证明关于犹太人很聪明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新近才到达美国的各种族，诸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葡萄牙人和斯洛伐克人等，其智商得分实际上和现在的黑人、中南美来的移民及其他处境不利的种族的智商得分差不多。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这些种族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的智商得分也就随之节节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已经超出全美平均数。最近对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们也已在“二战”之后的年代里接近或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数。先前对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和今天黑人的智商水平相当，平均为85分，但到20世纪70年代已上升到109分。两代波兰人把智商提高了24分，这个数字比当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智商得分差（15分）还要大。
社会上对种族和肤色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更是如此。犹太人曾一直被排除在一流高等学府的教授队伍之外，后来超比例的犹太人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曾一度将黑人拒之于门外的职业体育队伍，后来也让黑人运动员占了上风。曾经在几十年里盛行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对东方人的法律，也因公民投票表决而被废除。爱尔兰后裔、德国后裔和波兰后裔与异族的通婚率已离一半不远，日裔在这方面紧紧跟上。态度调查和选举结果表明，各民族之间的日趋相互接受，其程度也大体相仿。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世纪存在于欧裔各种族之间的或存在于美国出生的当地人和欧裔或亚裔移民之间的种族仇恨，曾频繁地导致暴力对抗，其中丧命人数之多，超过20世纪中期任何一次“种族暴动”所造成的伤亡。“一无所知党”——一个反对移民的政党——曾在19世纪50年代取得过短暂但却相当显著的成功，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当上州长，并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这种党同伐异的意识后来又复活了，并在立法机构中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堵死了移民来美的大门。奴隶制度的悲惨历史，歧视美国的法律，以及对黑人执行死刑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种族之间的仇恨在这个国度里存在过（因为这种仇恨几千年来也在其他地方存在），而在于这种仇恨的程度在逐步减弱，并在某些地方已经消失。
各种族自身也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别人接受。19世纪移民特有的犯罪率高、发病率高、依赖慈善救济以及不讲究个人卫生等现象，都已随着他们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规范而成为历史。而且市政设施也有了改善，下水道取代了屋后的茅厕，19世纪末的廉价公寓里最终也装上了自来水（虽然当时浴缸仍是罕见的奢侈品）。在此之前，贫民窟是遍地污秽，臭气难闻，疾病肆虐。在那些比今天的贫民窟还要拥挤并且缺乏通风设备的廉价公寓里，天气稍微一热，真的就能要人命。那时，不会讲英语的人，或者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写或读的人，比比皆是，远远超过现在的情形。宗教仇恨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公共教育开展滞迟，而且，它甚至还经常点燃暴动的导火线，给长期酝酿的政治争斗火上加油。1871年发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曾在一天之内导致50人丧命。当年也出现过矛头针对摩门教信徒、教友派信徒和其他教派信徒的类似的对抗和暴力。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美国各种发财致富的机会，也给人们的精力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使大家感到对现存物质条件的争夺没有为全体人民扩大生产来得重要，并使齐心协力者有所报偿，因此也就顾不上去计较那许多分歧了。
构成美国人口的许多种族，并不是同时到达美国的，也并不分布在同一地区。一般来说，每个民族在其移居美国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特定的高峰期。爱尔兰人移居的高潮大致在19世纪50年代，而犹太人移民的高潮在此50年以后，墨西哥人的移民高潮则又在下一个50年之后。移民的地区分布，也同样是各不相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多定居在中西部，东方人躲在西部海岸，古巴难民集中在佛罗里达，墨西哥人在西南部，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散居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样一些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的移民，则留居在他们抵美时的东部口岸城市。黑人集中在南方。
由于上述这些地区在经济活动上各有其特点，所在地区的各移民种族的命运也就分别和小麦种植或炼钢、铁路修建、棉纺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全美的经济条件因地而异，每个种族在抵达美国后也就遇到彼此相异的机会和制约。各种族其后在经济上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各自带到美国的文化遗产的影响，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到达时间和所处地区的影响。
今天的差别仍旧受到地区分布的严重影响。纽约州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其家庭平均收入比得克萨斯州拉列多一带或布朗斯维尔一带的黑人所挣的钱也至少高出一倍。住在芝加哥、底特律或纽约市的印第安人的收入，也比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的收入高出一倍多。这种同一种族内部的差别比任何一个种族和全美的平均水平的差别都要来得大。因此，地区差别至关紧要。
种族的地理分布差别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也影响到他们大体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中西部农村的印第安人，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平均比居住在东北城区的印第安人家庭生育的孩子多出两个。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甚至在某一特定城市，某一特定种族也会因为所在街区的不同而在收入、犯罪、家庭破裂等方面呈现出大相径庭的格局，不管这个特定种族的祖先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或是其他什么人。
美国种族在地理分布上的格局各不相同，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某一历史时期而非其他时期抵达美国。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转变，曾导致美国移民来源的彻底变化。在风帆船时代，欧洲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欧人和西欧人。随着蒸汽船的使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突然以压倒的多数涌进了美国。这些人与美国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而此时宗教差别恰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极具重要性。
在风帆船时代，越洋的客船旅费是移民在经济上承担不起的。他们只能挤在驶抵欧洲送货返美货船的空仓里来到美国。这就是说，只有那些与美国有大规模贸易关系地区的人，即北欧人和西欧人，才得以大批移居美国，而东欧人和南欧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当时美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多属大批量的农产品，而返程所载的进口货，却多属体积小得多的欧洲工业制品，所以返程时船上的仓位大量空闲。移民就挤在这种空闲仓位里临时拼凑起来的座位上，缺乏足够的通风设备，没有马桶，食物和饮水也是质次量少。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前途难卜。时间可能需要1～3个月，完全取决于风向如何。航行时间越长，人们就会因为饮食不足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并有可能染上疾病，而在那种拥挤的船舱里，一旦有人染上疾病即一发不可收拾。
货船的航行路线，取决于贸易的模式。这就意味着移民没有对自己的目的地口岸进行选择的余地，船驶向哪个港口就在哪里上岸。譬如，爱尔兰人赴美乘的是从美国东北部地区运来木材后返美的船，因此美国东北部就是爱尔兰移民的登陆地点，因为船只返美时只在这一带停靠。德国人赴美则乘送棉花到勒阿弗尔并返回新奥尔良的货船，然后再在那些沿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这样一些城市定居下来。美国的啤酒酿造业就是由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的德裔人开创的，巴德威泽牌啤酒的原产地就是圣路易斯，其他许多名牌啤酒则出自密尔沃基。
对于那些因家境过于贫寒而无力搬迁的人们来说，初到美国时定居地区所处的经济状况是格外重要的。举例来说，在波士顿地区登岸的爱尔兰人，就发现该市对工人阶级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机会。连大多数美国的工人阶级都因此而避开这个城市，但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移民来美时，一下船恰恰就是波士顿，为此他们后来在经济上吃了好多年苦头。在短短几年中（1840～1850年）抵美并聚居在东北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里的爱尔兰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加上其中多数又挤在单一的行业（非熟练劳工）里，这就给他们融入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特别的难题。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在东北部起步以后，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就开始从事这些吃力而又危险的苦差事。许多人就在运河两岸和铁路沿线的城镇定居下来。爱尔兰人今天的地理分布依稀反映了当年的这种定居格局。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更换，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移民的格局，旅途时间从30～90天不等缩短到最多不超过10天，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也有能力买得起客船票，用不着再去乘货船。移民模式与贸易格局已经脱钩。这既改变了移民的数量，又改变了移民的来源。移民的人数在南北战争前总共为500万人，南北战争后20年中即增加到1000万人，而在此后的15年内又增加到1500万人。移民来源的变化同样也是惊人的：在1882年，87%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但是25年之后，81%的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首次成为美国人口的重要成分。
黑人当然是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他们抵美的目的地是由别人选择的，但这也不是随意的选择。黑人积聚在南方，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种植强迫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作物。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美国的奴隶也几乎全部变成种植棉花的奴隶，黑人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向南方移动，集中分布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大棉田。甚至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黑人仍聚居在上述这些后来一直比全美其他地方更为贫困的地区，这就构成了他们长期摆脱不掉的经济桎梏。今天，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比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的收入要高出大约50%。显然，撇开其他所有的因素，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收入因地理分布而难以提高。
有些美国移民干脆就在离他们祖籍国最近的地方落脚，例如东方人定居在夏威夷和西海岸，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西南部，古巴人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则“集居”在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这反映了20世纪的民航和海航的四通八达。
每一个种族的历史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大家都受到类似因素的影响，比如年龄、所在地区、抵达时间，以及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技能和文化。目前美国各种族的经济地位可谓千差万别，但是没有哪一个种族是突出的，“全美平均水平”的统计数字也无法表明哪一个种族是非同寻常的。对每一个种族来说，不管从收入、智商或生育率的角度来对比，都会有其他种族和它处在类似的状况。全美平均水平本身也只不过是大量差别的堆积罢了。
各个种族都在美国发生了变化，而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是，有些人的祖先当初是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今天却当上了国会议员或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不少美国人乃当今国际一流的学界、政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而他们的移民先辈却曾经被人们藐视为“败落民族的败家子”。能公允地证明平民百姓具有未被开发的潜力的，莫过于美国经验。
美国各种族的通话过程，并非一种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现在却都变成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听到格什温、肯尼迪家族、安德鲁·卡内基、乔·迪马基奥，以及O·J·辛普森这些响亮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美国人而不在乎他们来自哪个种族。在大熔炉中，种族并未消失，但无论是各个种族或者美国，都已今非昔比了。
美国各种族是如何发展的，又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本书后面各章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