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类历史上排名前三的传染病，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杀死几千万人。
如今，100余年过去了。
当我们面临新一轮的危机和挑战时，再回过头去看看那场大传染，能够得到什么经验和教训？
1918年3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芬斯顿军营。
列兵阿尔伯特·吉特切尔来到了军医91号大楼。这位连队的厨师向护士说自己感冒了，并抱怨“发冷，咽喉肿痛，头疼且肌肉酸痛”。
护士给阿尔伯特量了体温：39.4℃。
这确实是感冒的症状，护士随后按照规定，将阿尔伯特转入隔离病房进行隔离。
此时，离原本宣布中立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11个月了，大批美国士兵已远赴欧洲参战，而国内的各个军营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一个士兵的感冒发烧，并没有引起重视。
但情况似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3天之内，芬斯顿军营内感冒的士兵就增加到了500多人，3周内增长到了1100人——这还只是到医务所来求助的人的统计数字。最终，其中有230名士兵发展成了肺炎，38人死亡。
不过，考虑到驻扎在芬斯顿军营的军人接近4万人，相对于在炮火连天的欧洲出生入死的同胞们，再参考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相关方面的重视。
有资料显示，其实在1918年1月到2月的农闲时节，位于堪萨斯州西南部的哈斯克尔就已经出现了“感冒流行”的情况，并且有过一天之内18人感染、3人死亡的记录。但后来人们追根溯源，还是更愿意把确切的时间定为1918年的3月11日，而地点则锁定在芬斯顿军营。
那位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普通感冒的列兵阿尔伯特，并不知道这种“感冒”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一种致命传染病。
在1918年至1920年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这种传染病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据最保守估计，至少有4000万人，最多有1亿人被夺去生命——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才17亿。
这场灾难性的传染病，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
而在目前已知的记录中，1918年3月11日的美国芬斯顿军营，其实是能确定的这场传染病的最早发生地。
当致命的流感在美国蔓延之后，欧洲很快也被卷入。
至今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当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欧洲是从何时何地开始被病毒攻陷的，但如果以有据可查的第一例美国病例来看，不排除是由增援欧洲的美军参战官兵把病毒带过了大西洋。
后来西方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才是这场致命传染病的发源地，欧洲的大面积暴发是因为一战期间14万到欧洲支援的华工将病毒带过去的。（他们认为之前在美国出现的病例也是由华人带去的）。
考虑到一些西方人始终带有优越感地认为中国人是“肮脏、不讲卫生的低等民族”，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论调倒也并不令人意外。但从时间上来看：第一批大约1000名华工在1916年8月就抵达了法国马赛港，1917年华工就达到了人数巅峰，而一直都岁月静好的欧洲直到1918年春季，也就是美国出现病例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暴发流感，病毒由中国人带入的推断似乎很难成立。
一战期间，在一家法国火药厂工作的华工（关于一战华工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一战”，被遗忘的14万中国人》）
不过，流感病毒并没有闲情雅致等待人类去追根溯源。从1918年4月开始，流感病毒如同被点燃的野火一般，瞬间席卷欧洲大陆，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意大利，疫情首先在各国军队的军营中暴发——拥挤、闷热、潮湿、空气不流通是病毒传播的理想温床——随后开始蔓延到普通平民。
这一波感冒的流行，虽然波及面很广，但杀伤力却不强：得感冒的人一般三天后症状就消失了，虽然有人因此死亡，但致死率和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相差得并不太多，所以各国政府并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什么媒体进行报道。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战的炮火声依旧在欧洲大陆隆隆作响。
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的政府，虽然不断接到关于军队发生流行性感冒的报告，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秘而不宣”——战争时期，比控制感冒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对手知道自己的弱点。
但有一个国家，却因为在一战期间属于中立国，所以并没有媒体方面的管制。
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也是这一波流感的重灾区，虽然一开始死亡率不高，但受感染人数极多，连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在5月的马德里年度庆典后宣布被感染。而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并没有战时的新闻管制，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媒体，都开始大规模报道这场在西班牙发生的“奇怪的流行性感冒”。
然而，这也造成了一个客观事实：整个欧洲大陆都缄默不言，只有西班牙“流感盛行”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西班牙人其实称这场流感为“法国流感”，因为当时在法国也已经暴发。）
于是，一个西班牙人自己也没想到的结果发生了：这场后来肆虐人间的流行性感冒，就此被很多人称为“西班牙流感”。
阿方索十三世
而西班牙的媒体报道预警，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1918年夏天开始，经过变异的流感病毒向人类发起了第二波攻击。
在第一波攻击中，死神只是背着双手闲庭信步。
第二波攻击，他终于挥舞起了寒光凛凛的死亡镰刀。
关于第二波大流感病毒侵袭的起源地，现在还有争议。
一种说法是英国。1918年8月，一艘从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离港的英国船上发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这艘船抵达英国之前，船上75%的船员被感染，其中7%的船员死亡。而另一份资料显示，在更早之前，驻扎在法国埃塔普勒港的一个英军军营内，就已经暴发了不知名的流感疫情。
另一种说法是，疫情源头是当时苏俄的阿什哈巴德（今属土库曼斯坦），但由于当时苏俄处于内战时期，缺乏有效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确定。
虽然源头无法确定，但第二波流感病毒的巨大杀伤力，却是各个国家一致公认乃至心有余悸的：在西班牙，至少有800万人感染了这种流感病毒，有些省份甚至有10%的人口病死，报纸的前四五页往往都是密密麻麻的讣告；在法国，每周因流感死去的人超过了1200人；在英国的英格兰地区，每周因流感死亡的人数超过4000人；在德国，流感夺去了超过40万人的生命。
先是发烧、咽痛，然后浑身疼痛，速度快的话当天症状暴发，当天就死去——这样的场面出现在欧洲各国的各个城市。
到了此时，这场降临到人间的瘟疫开始显示出它狰狞的真面目：从欧洲到亚洲，从英国到印度，全人类都陷入了这场浩劫之中——在短短6个月之内，居然有至少2400万人被这场所谓的“感冒”夺去了生命。事实上，限于当时各国各地区统计能力的不同，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比统计的要多得多，比如在亚洲的重灾区印度，至少就有1200万人死于这场流感。
流感暴发时，收治感染病人的“方舱医院”
如果要比“杀人效率”，这场大流感在短时间内的致死率已经超过了曾经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场席卷欧陆的战争也打不下去了。
到了1918年秋季的时候，尽管各参战国都高度保密自己军队的“染病”情况，但因感冒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已经成了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往往是一整个团一整个团地因感冒而完全失去战斗力，英国至少有20万士兵因为这场流感而丧失了战斗力；美军在9月与法军协同对德军发动“马斯河——阿尔贡战役”，在一个半月的战斗中，美军有近10万人的伤亡，但流感造成的伤亡是7万；德军的统帅鲁登道夫天天接到麾下各个军团因流感而减员的报告，德军的步兵师在6月后的平均患病人数达到了2000人，某些师有近一半的人丧失了战斗力。
在各国都已经打到油尽灯枯的时候，这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成了压垮各国，尤其是德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流感暴发时期，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浩劫，一共造成1000万人左右的死亡。
而这个数字，还不到1918年大流感造成人类死亡数字的一半——而流感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更糟糕的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国军人带着病毒，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各自的国家、城市、乡村、家庭。
一场更大范围的疫情随即暴发。
接下来，我们从欧洲暂时抽身而出，聚焦两个非欧洲的国家。
一个国家，是亚洲的中国。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可能在这场病毒狂欢中幸免。中国的首个大规模感冒流行报告，可以追溯到1918年5月，地点是浙江温州，当时的情况是有超过1万人感染了“奇怪的感冒”。
在此之前，江苏镇江和山西都有过疫情报告，但因为死亡率很低，所以并没有成气候。更早的一份报告曾追溯到1918年的1月，绥远第一师的辎重兵在由绥远返回丰镇时带来疫病，导致30余名士兵病死。曾经经历过清末鼠疫的中国人很有经验，这部分士兵立刻被检验隔离，并与其他部队断绝交通。
不过，美国《传染病杂志》主编乔丹（他受美国医学会赞助来审查1918年大流感的证据）经过考察，认为当时在绥远一带暴发的是“肺鼠疫”。
和欧洲一样，这场流感在中国开始造成巨大杀伤力，也是从1918年秋季的第二波开始的。
1918年10月，大流感的第二波已经向中国发起全面攻击，全国各地的疫情不断上报，光上海就有400多人染病去世的记录。
10月19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封署名“屠子香、裴丽生”的读者从浙江绍兴的来信，信中称当地人都感染上一种奇怪的感冒，表现类似“伤风”，称如果伴有咳嗽症状，还可能有活命机会，“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这封读者来信，描绘了当时中国流感肆虐的情况：“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灾区延袤，刻已渐度余姚，西达甬界。”
10月26日，在上海的河南人金策澄的信再次出现在了《申报》上，河南当时的情况也被记录了下来：“鄙人等近接家信，均言豫南七属，因秋旱过久，瘟病大作，轻则寒热，重则死亡。家家如此，莫能幸免。无棺殓尸者遍地皆是，诚数十年来未有之大疫也。”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中国也是这场大流感的受害者之一，但除了一些报载记录外，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政府和媒体甚至主流医界对流感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定性。
不过，按照乔丹的观点，虽然中国也深受1918年大流感之害，但在1918年3月之前，在中国暴发的流感规模很小，所以都不应该看作“欧洲流感暴发的真正预兆”。
那么，有案可查的第一例流感案例发生的国家，又是怎样的呢？
现在我们把眼光放到另一个国家：美国。
事实上，在堪萨斯的芬斯顿军营暴发流感之后，“得益”于军营宽松的休假制度，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全美36座军营中就有24座报告发现了流感暴发的迹象。
但真正的悲剧是在第二波流感到来的时候发生的，首次暴发地还是在军营。
波士顿以西约30英里（约48千米）的德文斯军营被认为是流感发动第二波“死神攻击”的首发地。这个实际驻扎了4.5万名士兵的营地，在9月初出现了第一例受感染的士兵，随后病毒迅速蔓延，平均每天有100人到营地医务室就医，几天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了500名，然后是1000名，直到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人。
也正是在9月初，拥有170万人口的费城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感染。惶恐的人们传言是德国装载细菌的潜艇带来了瘟疫，但经过排查，拥有4.5万名船员的费城海军造船厂可能才是病毒的传染源——9月7日，这个基地接待了300名来自波士顿的换乘水手。两周后，船厂近1000名船员染病。
美国军营内收治病人的场景
然而，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收尾的阶段，美国作为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国家，全国上下需要的是一种欢庆的气氛，而不是疫情带来的惶恐和焦虑。
191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法案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最高处罚金2万美元及最长20年刑期。
这项法案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举报者打了一针“强心剂”。比如一位来自蒙大拿的地产商人，只是因为没有买战争公债和没有扛美国国旗，就被人辱骂为“德国鬼子”，并被捕入狱。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流感的预警都有被举报成“散播消极论调”和“破坏战争胜利气氛”的风险，所以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或多或少隐瞒流感暴发的真相。
1918年9月28日，费城举行了“自由债券”的大型销售游行，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拥挤前行。事实上，费城的医生们事先曾试图说服该市的卫生主管威尔默·克鲁森（Wilmer Krusen）取消这次集会，但克鲁森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宣称已经“将这种疾病限制在目前的范围内，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成功。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记录。不要关心有什么感觉”。
1918年的费城大游行
大游行过后三天，流感开始在费城大面积暴发。此时的克鲁森下令关闭所有学校，禁止所有公共集会，但为时已晚：费城的疫情导致一天内有759人死亡，在之后的6周时间里，病魔夺走了1.2万费城人的生命。
根据事后的估计，从9月第二波流感侵袭开始，美国光在9月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亡，10月翻了一倍，整个疫情期间有近70万美国人因此死亡。
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直接降低了12岁。
事后，曾有无数美国学者和专家对这场肆虐全美的大流感进行反思，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
在疫情到来之际，一定要说真话。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场大流感本身。这场大流感是何时终结的？是怎样被终结的？
这是一个困扰无数科学家的问题，也是一个让自诩“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感到无比尴尬的问题：人类自始至终没有找到解决这种病毒的疫苗或方法，这场流感在192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场流感杀死几千万人，然后就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事实上，从1919年的冬季开始，流感还进行了第三波攻击，这次甚至扩展到了美国阿拉斯加的因纽特部落。不过就致死率而言，第三波高于第一波，但低于第二波。
这也是让人类感到尴尬的地方：病毒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去自如。
事实上，当时人类对“病毒”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医学界普遍认为，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一种细菌造成的传染病。直到1933年，英国科学家史密斯·安德伍斯（Smith Andenwes）第一次从人身上分离出这种病毒，并命名为“H1N1”。
1997年，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陶贝格尔（J.Taubenberger）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与同事利用遗传学技术得出的研究成果，认为1918年的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十分相似，是一种与甲型（A型）流感病毒（H1N1）密切相关的病毒。
1998年2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AFIP）辖下的分子病理部门，通过一具被冰封近80年的因纽特女子尸体，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一些基因物质。
2002年10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在一次试验中成功制造出了有两个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的病毒。
2004年2月6日，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和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院，重建了1918流感的红细胞凝集素。
2005年，科研人员宣布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已被重组。
如今，100余年过去了，人类科学家依旧在探索这场百年前的流感的奥秘。
而新的挑战，正接踵而来。
2019年上线的“馒头说论语”课，其中有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向孩子们解释《论语》中的一个精髓词——“仁”。（这门课已经精编并出版成纸质书《写给孩子的论语课》。）
《论语》中有100多次提到“仁”，古往今来，大家对“仁”的解释也有很多种，可以说见仁见智。我选择了我认为的“仁”的一个重要表现来向孩子解释：对其他人要有“同理心”，要能“换位思考”，要学会“感同身受”。其实也就是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之所以想到这句话，也是因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疫情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拿出来多回味一下。
从对待小区的隔离住户，到看待所谓“重点省份”的人，从接纳境外归国的华侨，到评价回到祖国的海外留学生，在严格做好防疫措施和严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一份同理心，做一些换位思考，毕竟，我们都是同胞。
再把格局放大一点，不妨跳出“同胞”这个圈子。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国家在抗疫的过程中肯定也有疏忽和不足，都有值得检讨和吸取教训的地方。如果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对我们冷嘲热讽让我们觉得可笑、不适乃至愤怒，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对别人幸灾乐祸。
当然，需要有同理心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如果能换位思考的话，我相信美国人肯定也不愿意听到“1918年流感病毒”被称为“堪萨斯病毒”乃至“美国病毒”，正如西班牙莫名其妙背了一个叫“西班牙流感”的锅一样。所以自特朗普以下的一些美国人一口一个“中国病毒”，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行为——且不说科学研究的结果尚未证实，即便证实了，以地名和国名命名一种“病毒”，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没错，西方人未必能够明白东方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同理心、换位思考这些概念，相信他们应该还是明白的——“同理心”（empathy）这个词，原本就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率先提出的。
无论你是否承认，这次疫情其实正在从各方面——科技、政治、商业、个人隐私等等——改写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和架构，并且再一次向人类昭示了一个道理：迄今为止，所谓“统治地球”的人类文明，在一些超级病毒或细菌面前，其实很可能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把整个人类看成“命运共同体”，如果还在纠结如何把“锅”甩给别的国家或别的种族，如果还不能拥有一份全人类共同的“同理心”，如果还不能感同身受，那么，人类的结局最终会是怎样的呢？
《人类简史》三部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
“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是在不团结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选择一条团结的道路？”
我相信，好吧，我希望，是后者。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凯瑟琳·阿诺德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
2.《致命流感》（杰瑞米·布朗著，王晨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3.《反思1918年流感：最重要教训是“对公众说真话”》（“网易科学人”，网易，2017年12月14日）
4.《1918—1919，被一场流感击中的中国》（《经济观察报》，2019年5月13日）
5.《1918年，大流感在中国》（胡一峰，《科技日报》，2013年8月3日）
6.《美国〈反煽动叛乱法〉的兴与衰》（宋石男，《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0期）
7.《神秘的世纪杀手：西班牙流感》（丁一，《文史春秋》，2003年第8期）
8.《西班牙流感：环绕在人类头顶的噩梦》（邓国庆，《科技日报》，2004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