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万众拥戴的“民族英雄”，到万众唾骂的“卖国贼”，究竟需要多久？究竟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
1856年4月29日，亨利·菲利浦·贝当出生在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的一个小镇。
贝当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以这样的家庭背景，贝当最大的可能，就是像其他镇上的农民孩子一样，平凡地度过一生。
但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给14岁的贝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貌似强大的法国近乎耻辱一般地输给了快速崛起的普鲁士，这让年少的贝当决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他立志要做一个军人。
1875年，18岁的贝当从中学毕业后，如愿考入圣西尔军事军校。
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告诉贝当：“你将来会决定整个法兰西的命运！”他肯定会觉得你疯了——虽然后来确实如此。
进入军界后的贝当，不要说一鸣惊人，就连一名普通军人的晋升速度也达不到：他做了5年少尉，7年中尉，10年上尉，直到44岁才晋升成少校。
贝当的从军之路如此艰难，不仅仅因为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和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性格耿直，心直口快，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这种性格让他得罪过很多人，也错过了不少晋升的机会。
贝当
贝当还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一套战术理论。当时的欧洲，无论英法还是德国，都非常崇尚进攻，认为进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强调进攻”在军事上永远是一个不会丢分的观点，但贝当却愿意说出很多人不爱听的话：如果敌人的防御没有决定性减弱，那么一味强调进攻，就是让士兵去送死。
当时很少有人赞同贝当的理论，但有一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学生却对贝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主动报名到贝当的麾下当兵。
这个人的名字，叫戴高乐。
1914年8月，贝当终于晋升成了上校。此时的他，已经58岁了。放到和平年代，此时的贝当其实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等退休。
但“和平”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成了不可求的奢侈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58岁的老上校贝当，在几乎可以平凡普通地走完自己一生的时候，被卷入了时代的旋涡。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才一年，贝当就已经晋升为集团军司令。这一切，都是贝当用自己的表现挣来的：先是因对自己的部队指挥得当晋升为旅长，然后因在“马恩河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晋升为第6师师长，再然后是第33军军长，最后是第2集团军司令。
但这与贝当在之后的成就相比，都只是垫场的序章。
真正让贝当一战封神的，是被后世称为“绞肉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役——凡尔登战役。
1917年2月21日，已经打了两年多消耗战的德国人决定拼力一击，在法国的战略要地凡尔登要塞让法国人彻底“放血”。当天，德国人用超过1000门大炮向法国阵地倾泻了100万发炮弹，枕戈待旦的27个德国师如潮水一般冲入法军阵地。由于当时的法军总司令霞飞判断失误，凡尔登要塞只有少量的法军驻守，短短几天之内，大量阵地被突破，凡尔登陷落几乎只是时间问题。
凡尔登是通向巴黎的战略要地，凡尔登一旦失守，法国基本上就可以宣布退出战争了。
在凡尔登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烂摊子的局面下，法军总司令霞飞把第2集团军司令贝当调到了凡尔登担任要塞司令，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
那一年，贝当已经61岁了。但贝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廉颇虽老，不仅能饭，而且食量惊人！
贝当当时刚到阵地，就患了严重的肺炎，一度只能躺在病床上。但他还是立刻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拖着病体去前线，去战壕，在德军的炮火之下去慰问最基层的士兵，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司令官和他们一直在一起。
第二，提出著名的口号：“他们不会通过。”在法军防守的阵地上划出一条红线：谁如果退过这条红线，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射杀。
第三，力保后方与凡尔登的唯一一条还能通行的公路“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拼死向凡尔登“输血”——在一周之内运过来19万法军士兵和2.5万吨物资。
在贝当冷酷又坚决的调度和指挥之下，原本离全盘崩溃只有一步之遥的法军渐渐在凡尔登站稳了脚跟。在贝当“车轮战”的调配下，各支法国部队轮番开赴凡尔登，开始和德军打起了拉锯战，这也导致凡尔登战役成了一个用双方士兵血肉堆积起来的人间炼狱——法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伤亡高达65万人，德军的伤亡也高达45万人。
但历经10个月的艰苦拉锯，凡尔登毕竟守住了。
在凡尔登战役之后，贝当已经声名鹊起。1917年4月，因为霞飞的继任者尼韦尔要求盲目进攻，法军在一次战役中折损了12万人，这彻底引发了整个法国军队的哗变——他们只愿意待在堡垒里防守，不愿意再无意义地送死进攻。
凡尔登战役中的炮弹壳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还是贝当。
接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一上任就提出了“多用钢铁，少流鲜血”的口号，和以往一样，他亲自去炮火连天的战壕里探望最一线的士兵，改善他们的伙食和休假制度，然后带领他们去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将面临崩溃的法军再一次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到了1918年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62岁的贝当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法军总司令，他在所有部队里都拥有崇高的威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贝当只是一个上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贝当成了法国元帅。
但当时的法国民众不愿意称呼贝当为“元帅”，他们更愿意叫另一个他们送给他的称号：法兰西救星。
成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享受了当时他能想到的最高规格的待遇。
在国内，贝当成了“军神”一般的人物，在军中唯一比他资格更老的福煦元帅退休后，他成了当之无愧的法国军界头号人物。
在国外，尤其是在协约国体系内，贝当的个人荣誉也达到了最高峰，在很多国际场合，贝当甚至成了法兰西的象征。
1920年，贝当被任命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2年，兼任法国陆军总监；1931年，担任法国防空总监和陆军部长。贝当人生前58年被耽搁的“官运”，在6年之内得到了惊人的释放。
即便“官运亨通”，贝当倒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他对当时最先进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运用，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甚至也意识到了“闪电战”的可能性。但是，出于一生对“稳固防守”的信任，他大力支持修筑著名的“马奇诺防线”。
马奇诺防线的内部构造，如同一座小城市。事实上，贝当虽然支持修筑马奇诺防线，但一直强调要保证一支精锐机动的部队部署在防线后侧。不过，他当时的出发点是，敌人即便攻克防线也会伤亡巨大，可以给予对方毁灭性打击
另一个让人注意到的变化是，可能因为地位的提高和资历的增长，贝当开始渐渐不再刻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他讨厌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对独裁统治表现出了超乎一般的好感。
但是，大家并不担心一个已经80多岁的昔日“国家英雄”能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大家要做的，就是给贝当应有的荣誉，然后让他安享晚年。
1939年，83岁的贝当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和西班牙的独裁统治者佛朗哥私交甚笃。
现在，贝当再次回到了1914年他58岁时的那个状况，同样准备安享晚年了。
然而，这一次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按理说，作为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人，二战对贝当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德国死磕4年的法国，在这一次战争中兵败如山倒，从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发动全线进攻开始，法国人只抵抗了一个月就全线崩盘。崩盘的开端和著名标志，就是德国的A集团军以全新的“闪电战”打法，绕过了贝当和很多法国将帅引以为豪的“马奇诺防线”，从阿登地区突入法国，直插法国腹地，一个月打穿法国全境。
此时的法国，已经满目疮痍。更糟糕的是，面对德国数十万陷入亢奋状态的虎狼之师，法国本土那些被击穿防线后的陆军已经七零八落，毫无斗志——很多人都不想打下去了，但是没人敢说出来。
这时候，他们想到了“法兰西救星”——已经84岁高龄的贝当元帅。
贝当是在1940年5月从西班牙被召回国的，当时他被任命为内阁副总理，统领法国的所有军队。有一些法国民众盼望他能和一战时一样，面对德国纳粹，再一次喊出：“他们不会通过！”
然而，这一次的贝当，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贝当被召回的一个主要目的，并不是领导法国继续战斗。贝当显然也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回国后就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能再打了，停战吧。
谁都知道，此时法国单方面请求“停战”，其实就等于宣布投降。
从6月13日到16日，以贝当为领袖的“主和派”在法国内阁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希望法国能坚持战斗下去的总理雷诺最终无奈宣布辞职，贝当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并组阁。
贝当随即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
6月17日，贝当下令法国境内的部队全线停火。
这对法国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命令，因为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法国在接下来的谈判桌上拿不到任何有利的筹码。但是，贝当政府似乎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即便希特勒要求法国的停战协定签字地点必须是贡比涅森林的“福煦车厢”，贝当也答应了——这在很多法国人看来，是十足的羞辱。
贝当与希特勒见面
6月22日，经贝当同意，《法德停战协定》在那节标志着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火车厢内签订，法国接受了一系列屈辱的让步：法国被分割成了两部分，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3/5北方国土归德军占领，而占领的军费由法国负担；2/5的南方国土为“自由区”，由法国政府管理；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法国政府要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德国进行全方位合作。
1940年7月10日，迁到南部小镇维希的法国“维希政府”进行了参众两院的投票，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制宪法令，赋予政府首脑贝当全权起草新宪法。
“维希政府”正式开始运转。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维希政府”都是一个傀儡政府。
但是，这个服从德国纳粹主义，在各方面为纳粹德国提供便利乃至提供港口、机场、劳动力的傀儡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受到法国民众欢迎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牺牲避免了法国被轴心国瓜分。
事实上，当时全世界除了英国之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承认“维希政府”是法国的合法政府。
英国为何不承认呢？因为贝当当年的那个学生戴高乐流亡在英国，成立了“自由法国”，发誓要一直与纳粹德国战斗下去。
为此，维希政府缺席审判戴高乐死刑。不过，面对昔日的得意门生，贝当在戴高乐的死刑宣判书上附加了一个批示：无须执行。
不过，那个时候的贝当，已经基本上以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出现了。
1940年7月11日之后，贝当成了“法兰西国家元首”，在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里，法国原来的参众两院，以及总统、总理职位全都被废除，国会的活动也被停止，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都掌握到了贝当一个人手上。
维希政府的一切文件的抬头都是：“本人，菲利普·贝当，以法国元帅、法兰西国家元首名义宣布……”
然而，贝当的“独裁者”位置并不会，也不可能坐得太久。
纳粹德国之所以放着2/5的法国国土不占领而扶植一个傀儡政府，是因为当时德国没有精力也没有实力去接管法国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体系，也怕把法国逼急引发所有海外殖民地倒戈，所以选择了一个听话的政府代管。
但是，随着二战的战况渐渐不利于德国，维希政府的利用价值也越来越小。从1940年开始，就断断续续有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宣布倒向盟国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1942年，盟军的“火炬行动”更是一举解放了北非的所有法国殖民地，这让维希政府的地位瞬间就变得尴尬起来。
为防止盟军利用北非的法属殖民地作为登陆跳板，德军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南部法国。1943年意大利倒戈后，德国迅速占领了法国全境。
从头到尾，维希政府就只是一个摆设。
就在德军占领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有人劝贝当离开法国，但他不肯，他认为“要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
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8月，戴高乐带着“自由法国”的军队解放了巴黎。此时的贝当才意识到大势已去，开始烧毁自己的私人文件，并派人联络戴高乐，准备和平交接——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无奈之下，贝当只能带着身边人在德国的安排下开始逃亡，从德国到瑞士，最终在德国投降前，自己向戴高乐的法国临时政府自首。
89岁的贝当，面临人生的最大一场审判。
戴高乐进入巴黎
1945年7月23日，万众瞩目的“贝当审判”在法国最高法院开庭。贝当被指控犯有五条罪状：
第一，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违背了法英同盟条约；
第二，配合德国，对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敌对行为；
第三，动员全国工业部门支持纳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并向德国输出大批法国劳工；
第四，建立独裁政权；
第五，私自允许德国控制本国领土。
审判长达20多天，贝当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
尽管还颇有一些人为贝当喊冤，但最终审判结果却不出人意料：贝当被判处死刑，没收一切财产，并被宣布为“民族败类”。
这时，站出来的是贝当的那位学生戴高乐。作为当时法国临时政府的最高领袖，戴高乐签署了“特赦令”——改判贝当终身监禁。
贝当于是被囚禁在大西洋一座小岛上的监狱里。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也慢慢变差。
1951年7月23日，95岁的贝当走到了人生尽头，在监狱中逝世。
在贝当58岁担任上校职位并等着退休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暮年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吗？
如此跌宕起伏，如此大喜大悲。
可能有不少人会拿贝当和汪精卫比，但两人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当时的法国已经被打到瘫痪，又没有什么战略纵深，至少在本土确实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中国不一样。在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的情况下，中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谁都看得出日本没办法一口吞掉中国，而中国还有几百万军队可以用于战斗，并且在坚持战斗。
第二，不管怎样，贝当当时的抉择背后，其实是法国很多人的默认和许可，他只是一个代表，而他代表的确实是法国政府，这也是维希政府成立后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原因。但中国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坚决抵抗”，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私自决定出逃并投降，是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的，更何况重庆的国民政府依旧存在。
当然，说这两点，不是在为贝当辩护。
诚然，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整个法国的民族英雄，做出过很多的贡献，但二战期间作为维希政府的首脑，无论他出发点如何，是否“背锅”，如何“自我牺牲”，投降就是投降，这没什么好说的。
更何况，维希政府在贝当的治下，虽然对纳粹德国的不少政策都阳奉阴违，也竭尽全力保持中立，但也为纳粹德国提供青壮年劳力，甚至很多亲纳粹分子志愿加入德军，包括向纳粹德国上缴战争资源，为纳粹军队生产各种武器装备，这些都是间接的“助纣为虐”行为，这不是什么“保全了法国国土不受战争蹂躏”或“让法国在二战期间伤亡人数减到最低”这种理由可以解释的。
所以，功是功，过是过。我个人确实很感慨贝当一生的跌宕起伏、大喜大悲，但有些原则性的问题，确实是没得辩的。
有时候想想，“急流勇退”也不是没有道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戴高乐与贝当》（蓝沙，《书城》，1999年第2期）
2.《挽救国家危亡的一战老将，二十多年后却沦为卖国贼》（“我方团队张嵚”，腾讯网，2017年12月19日）
3.《从“民族救星”到“叛国贼子”——亨利·菲利浦·贝当元帅充满争议的一生》（魏文刚、李亮、朴虹，《环球军事》，200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