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似乎一直在联合国决议中投“弃权票”。但事实上，中国还投过很多反对票，其中，以1981年那一次最为著名。
当1981年到来的时候，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
此时的瓦尔德海姆，是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而1981年，正是他第二个五年任期结束的日子。
这位出生在奥地利的著名外交家，在自己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任上做得相当不错。他在1972年上任之后，首先解决了联合国6500万美元的财政危机，随后在“慕尼黑奥运惨案”“第四次中东战争”“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中表现得可圈可点，获得了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可。
也正是因此，瓦尔德海姆经过再三考虑，在1981年9月10宣布：将参加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争取再一次连任——如果连任成功，他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秘书长。
瓦尔德海姆参加连任竞选是有底气的：第一，他才63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第二，他在任内确实口碑不错，不少成员国也支持他连任；最重要的是第三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也都对他的连任表示同意——这是最关键的。
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投票中至少获得9票；第二，5个常任理事国不能出现一票反对，不然就要重新推选。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从以往的经验看，只要美国和苏联都同意的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还从来没有被否决过。
但是，瓦尔德海姆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连任计划遭到了另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坚决反对。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按理说，瓦尔德海姆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当瓦尔德海姆以“黑马”的姿态出现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行列中时，与芬兰代表雅克布森最终对决的关键一票，是中国投给他的。当时中国才刚刚重返联合国没多久，瓦尔德海姆对此也心存感激。他原先就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奥地利当时投的也是赞成票）：“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可思议了：一个仅控制了1600万人口、位于中国大陆边缘的岛上政府，竟试图代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10亿中国人讲话。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的争论已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当时作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瓦尔德海姆也做过欢迎致辞：“我们相信，中国参加联合国的生活将加强这个组织，并且大大改进它促进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目的的能力。……我曾在这个讲坛上说过，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我们就不可能期望这个组织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取得显著进展，这些问题是同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即保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关的。”
瓦尔德海姆当选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与周恩来总理会面。1977年他连任之后，再度访问中国，当时和他会面的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当然，关于瓦尔德海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也出现过一些段子。
最著名的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瓦尔德海姆下令“破例”在联合国总部降半旗哀悼，并且发表“著名演说”，大致意思是如果谁能够像周总理那样做到没有存款、没有孩子，也可以享受降半旗待遇！然后“全场外交官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掌声”。
虽然瓦尔德海姆确实很尊敬周恩来，但1947年联合国就颁布了一个条例：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都要降半旗致哀一天，所以为周总理降半旗并非“破例”。至于那段发言，很多当时在联合国的中外外交官都表示从没听到过。
所以，似乎中国并没有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的动机。
但是，中国也确实有自己的理由，无关瓦尔德海姆个人——联合国秘书长不能总是由来自发达国家的欧洲人担任。
从联合国成立开始，第一任秘书长是挪威的特里格韦·赖伊，第二任是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第三任好不容易是来自缅甸的吴丹，还是因为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出差飞机失事后，作为副秘书长转正的（后连任一届）。到了第四任瓦尔德海姆，做了两任之后还要再做一任的话，联合国的四任秘书长中三任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
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呢？
有。这个人，就是来自坦桑尼亚的代表萨利姆。
萨利姆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过驻中国兼朝鲜大使，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有一个非洲代表在投票结果公布后，在现场激动地当场跳舞，这个人就是萨利姆。萨利姆担任过近十年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当时是坦桑尼亚的外交部长。在1981年6月，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非洲统一组织一致同意，推举萨利姆代表非洲大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而中国也希望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推举萨利姆担任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
萨利姆当时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才39岁
毫无疑问，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之争，最终将在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之间展开。
而这两人背后站的最大国家，分别是美国和中国。
1981年10月27日，较量正式展开。
在安理会的一个小会议厅，代表们都拿到了选票，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几乎都没什么犹豫，迅速勾上了候选人的名字。
第一轮投票结果：萨利姆11票，瓦尔德海姆10票。
两人都过了“至少9票”这个第一要求，但都没达到第二个要求——因为各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虽然投票采用的是无记名方式，但常任理事国投出的票会被特别标记，所以大家都知道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各自遭到了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且这两个国家都非常明显：
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投了反对票，而美国对萨利姆投了反对票。
于是，投票只能宣布无效，重新开始第二轮投票。
由于美国代表开始在各个代表间运作，第二、三、四轮中，萨利姆的得票数直线下降，第四轮仅仅得到了6票，已经不符合“最低投票数”的规定。而瓦尔德海姆的票数一直稳定在10票。
但是，瓦尔德海姆却始终无法当选，因为中国在这四轮投票里每轮都投出反对票。
在这样的情况下，投票只能暂停。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进行了两轮投票，萨利姆两轮都得了8票，瓦尔德海姆两轮都得了11票。
虽然瓦尔德海姆依旧领先萨利姆3票，但还是没用——中国又在两轮投票中投出了反对票。
投票再次暂停。
11月4日，在经过6天的磋商、呼吁和各种幕后沟通之后，安理会再次进行了第七轮和第八轮投票，但结果还是一样：萨利姆先后获得9票和8票，瓦尔德海姆两轮都获得10票，但依旧没人能当选——中国和美国在总共8轮的投票中，每轮都互相投了对方推举的候选人的反对票。
在198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过程中，由于号称“非洲国家天然盟友”的苏联一直投的是弃权票，所以坚持投反对票的中国在非洲人气急剧上升。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工作人员，在看到中国的工作人员时，都要用斯瓦希里语说一句：“萨利姆！其纳（中国）！拉菲克（朋友）！”
这时候，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的压力明显增大，有部分国家开始指责中国在“故意制造麻烦”，而一种说法开始在联合国各个角落流传开来：中国只是做做样子，在投了8轮反对票之后，已经在非洲兄弟们面前做足姿态，接下来就会妥协。
这样的传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之前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中国就是在前两轮都投了反对票，但在看到自己支持的非洲国家候选人竞选无望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妥协了——拿到中国选票的那个人，就是瓦尔德海姆。
但是，中国很快再次表明立场。联合国的成员国已达157个，其中不结盟国家几乎占2/3，非洲国家占1/3。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担任过秘书长的四人当中，仅有一人来自亚洲，其他三人都来自欧洲。这同联合国的组成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相比，极不相称。
投票还将继续。
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接到了国内邓小平发来的指示，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
一否到底。
11月17日，在投票暂停了近两周之后，战幕再度拉开。
在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一口气再次进行了8轮投票。结果是：第一轮，瓦尔德海姆得11票，萨利姆得10票；第二轮，瓦尔德海姆得10票，萨利姆得9票；最后六轮，瓦尔德海姆都得9票，萨利姆都得8票。
20世纪的联合国大会会场
虽然各轮票数略有差别，但有一个情况一直没变：中国和美国又连续8轮各自投出了8张反对票。
整整21天，16轮投票，在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都弃权的情况下，中国直接和美国“正面交锋”——连投16轮反对票。
这种情况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该怎么收场？
此时，两个备选方案被提了出来：第一，瓦尔德海姆连任一年或两年后再次进行选举；第二，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分享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五年任期。
随即，又有一种说法传出：中国准备接受第二种方案。
中国代表迅速发表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候选人的立场都不会改变。中国不能容忍的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对联合国事务的控制和操纵。”
1981年11月20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在结束对尼日利亚的正式访问时，专门向尼日利亚电台记者强调：“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选！”
这等于中国向非洲国家再一次做出承诺。
但是，照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哪怕再投16轮，依旧无法选出新的秘书长。
怎么办？
最终首先做出改变的，是瓦尔德海姆。
瓦尔德海姆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一直非常好，所以他直接找到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希望了解中国接下来究竟准备怎么做。
凌青对瓦尔德海姆也交了底：“中国坚持的是原则，中国的态度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联合国成立只有36年，你一人就担任了10年秘书长，这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秘书长候选人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
在听完中国的态度之后，瓦尔德海姆表示完全理解，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1981年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写信给安理会主席，要求安理会在之后推选新秘书长的投票中，不要再把他的名字写进去——等于放弃参加竞选。
凌青
5天以后，考虑到美国肯定不会改投赞成票，所以萨利姆同样也宣布退出竞选。
一场僵持了16轮的选举，就此出现转机。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2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宣布了另外9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他们分别来自阿根廷、伊朗、秘鲁、圭亚那、巴拿马、菲律宾、毛里求斯、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统统是第三世界国家。
1981年12月11日，经过新一轮的选举，来自南美洲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这一次，中国投的是赞成票，而美国没有投反对票。
61岁的德奎利亚尔就此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二位来自第三世界的秘书长。
在宣誓就职时，德奎利亚尔特别强调：我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
1982年8月21日，德奎利亚尔访问中国。
在中南海，邓小平会见了这位新任联合国秘书长，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邓小平还向德奎利亚尔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德奎利亚尔之后也在联合国连任了一届。在连任的投票中，中国再次投出了赞成票。
事实上，1981年中国连投16轮反对票，还有个时代背景。
当时罗纳德·里根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他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敌意，在就任之初，更表示要支持台湾，并向台湾出售武器。当时中国和美国在售台武器谈判中陷入了僵局。
就在1981年的1月，邓小平通过与陈香梅的谈话表达了中国的态度，概括来说就是：首先，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是一个无足轻重、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那美国就错了；其次，如果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那也错了；最后，哪怕中美关系倒退，我们也绝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所以9个月后的那次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博弈，背后也有中国“敲山震虎”的目的。
就在瓦尔德海姆宣布退出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第二天，中美双方开始在北京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谈判。8个月后，经过反复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布《八一七公报》，美方做出较大让步。这个公报和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而里根总统任内8年，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
当然，后面发生的那些事，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这件事上的强硬态度引发的，但肯定有一定的作用。
在外交这个大舞台上，何时强硬，何时妥协，尺度如何把握，实在是有太大的学问。
当然，一切的手段背后，关键还是自身要先有实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对峙》（苏振兰，《党史纵横》，2015年第11期）
2.《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16次断然否决瓦尔德海姆之谜》（宁道一、宋礼盈、傅铮铮，《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10期）
3.《中美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对峙邓小平传话“一否到底”》（夏明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0月13日）
4.《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我一刻也没后悔过》（央视国际，2006年10月17日）
5.《新闻背景：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过程》（王龙琴，新华网，2016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