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词。曾经我们以为，这已是个历史名词，但现在看来，它的阴影似乎从未散去。
当时间进入1950年的时候，一种隐隐的担忧笼罩了美国。
按道理，美国人是不应该有这种担忧的——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了这个星球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这个国家拥有可能自人类有确切统计能力以来，最强大的数据：
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6%，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40%，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75%，每年生产全世界64%的钢铁和70%的石油。
但美国人依然觉得很不踏实，这种不踏实如果具体来说，就是“红色恐慌”。
美国的“恐红”，最早能追溯到1917年。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让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随后越来越多的工会组织和各国共产党相继成立，这让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适。
二战后美国的一处飞机“坟场”——大量生产出来的飞机和坦克还没投入战争，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如果说第一次的“红色恐慌”更多是源于对一种有悖于自己标准的新生事物的不满，以及希望能扼杀它于萌芽状态的焦虑，那么在1946年“冷战”铁幕落下后的第二次“红色恐慌”，似乎就更“实打实”了：
二战虽然打出了一个第一强国美国，但也打出了一个第二强国苏联，尤其在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并不怵美国。而到了1949年，更是发生了两件大事：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丢掉了中国，以及苏联成功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南瓜”于1949年8月29日试爆成功，比美国人预计的研发时间大大缩短
这两件事对美国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如果说第一件事多少也有美国自己的选择因素在内的话（放弃支持蒋介石），那么第二件事就让美国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了：苏联人究竟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
美国人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1945年，苏联驻加拿大的情报人员伊戈尔·古曾科叛逃，同年，另一位苏联的女情报人员伊丽莎白·柏特丽向联邦调查局自首，两人均供出苏联在美国已经搭建了情报网。
尽管美国人自己也在苏联乃至全世界布置了庞大的谍报网，但他们对自己国家居然也被“渗透”还是感到大吃一惊——尤其是他们得知其中有一些人还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心甘情愿甚至不取报酬地为苏联工作。
克劳斯·福克斯，德国科学家，英国国籍，参与过“曼哈顿计划”，被查出为苏联人提供美国原子弹的情报。罗森堡夫妇也曾因同样的理由被捕，并在1952年被执行死刑（罗森堡夫妇的故事参看《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直到坐上电椅，这对夫妇依旧表示自己清白……》）
随着在国际上与苏联抗衡的加剧，美国人觉得有必要开始在自己国家内部搞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1947年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著名的“忠诚调查令”：凡参加或同情所谓“颠覆组织”的都将作为对国家“不忠诚”的主要根据，作为政府部门职员，可以立即被解雇。
但问题是，如果说“参加”作为一种行为尚有证据界定的话，那么“同情”如何界定？
在这项法令颁布后，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接受了调查，范围囊括国家机关、学校、科研机构乃至军队、私人企业等的人员，并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
三岁的女孩也需要签署“忠诚宣誓书”；老师和教授如果不在课堂上抨击苏联和共产主义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参加“美国小姐”角逐的候选人必须要谈一下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连著名的棒球队辛辛那提红人队也被要求改名，因为他们的队名中有“红色”……
1950年前后，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尴尬而又矛盾的氛围当中：
一方面，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方式似乎有升级的趋势，让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到愤怒和恐慌；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红色恐惧”依旧在不断升温，却缺乏相应的解决手段，这也让他们感到越来越恐惧。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个人站到了舞台正中央。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
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1908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
家中排行第五的麦卡锡曾因为要给家里农场帮忙而辍学过一段时间，但还是在20岁的时候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马凯特大学。在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后，麦卡锡竞选成为地方检察官，并在1939年成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
麦卡锡在那次竞选过程中展现出了一些特别“天赋”，比如他的竞选对手是66岁的维尔纳，麦卡锡在竞选过程中一直宣称对方是73岁，“老而不堪用”，成功让对方失去了不少选民的选票。
麦卡锡在法官任期中，亮点并不多。但时间很快到了1942年，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麦卡锡作为法官原本是可以不用上战场的，但他志愿报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而且原本可以担任轰炸机中队情报官的他，又主动报名成了一名轰炸机尾部的机枪手，直接上了前线。
身着军装的麦卡锡
麦卡锡的这一选择确实展现了自己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热爱。但之后的一些行为却又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有记录的飞行作战任务是12次，但他自称接受过32次作战任务，并受到过当时海军上将尼米兹亲笔签署的嘉奖信——随后被曝出那封信是他自己写的。他还表示自己曾经在战斗中负伤，但很快被证实那是他在开派对时自己弄伤的。
1945年，服役两年半的麦卡锡退役，回到了巡回法官的岗位，但他显然有更高的追求：在1946年参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
在这场竞选中，麦卡锡的竞选对手是老牌政客、曾经担任过三届参议员的拉福利特。麦卡锡火力全开，从各个角度对拉福利特展开进攻：称对方缩在后方不去前线参军（而这正是他自己的优势），但拉福利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已经46岁了，确实可以不用去服兵役；称对方在战争期间缩在后方利用投资赚得了47000美元，但其实麦卡锡自己在参军期间也在炒股，并获利42000美元。
经过激烈的搏杀，麦卡锡最终以5000票的微弱优势竞选成功，成为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
但麦卡锡头三年的参议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尽管他口才出众，经常参加各种鸡尾酒会进行社交，但给人留下的影响是严重酗酒、脾气暴躁。一件标志性的事是，他在1950年4月参加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的生日宴时，居然醉酒后在厕所里暴打这位专栏作家，并在事后醉酒驾车扬长而去。
美国参议院当时的一份调查曾显示，很多人认为麦卡锡是现任最差的一个参议员。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麦卡锡曾尝试为一批屠杀美国战俘的德国党卫队成员减刑，称他们是被屈打成招的，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这一切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眼看将一直默默无闻下去的麦卡锡，突然间爆发了。
这位曾经宣称“国会需要一名机尾火炮手”的参议员，在2月的西弗吉尼亚惠灵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做了一个演讲，开出了石破天惊的一炮：“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205个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在美国的政府核心部门，居然有200多个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士，这在美国民众看来岂不骇人听闻？
尽管几天后在盐湖城的演讲中，麦卡锡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把“205”这个数字缩减到了“57”，但依旧一石激起千层浪。
麦卡锡瞬间就出名了。
麦卡锡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就在麦卡锡发表“美国政府里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的演讲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战争初期通过“仁川登陆”获得奇胜之后，很快就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参战而陷入泥潭，甚至在多个战场被迫大范围撤退——这恰恰为麦卡锡这名曾经的“尾炮手”提供了大量的“炮弹”。
首先，麦卡锡称杜鲁门政府出兵朝鲜是“不想在国内与共产主义斗争”，至于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连吃败仗，是因为政府中有不少人“暗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
作为共和党人，麦卡锡直接给民主党的20年执政打了一个标签：“叛国的20年”。
麦卡锡的火力之猛，胆子之大，让人惊叹——他一上来不仅攻击国务卿艾奇逊“保护共产党人”，还敢把矛头对向当时在美国和欧洲都声望正隆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按照麦卡锡的说法，马歇尔将军一直是“居心叵测”的“美国叛徒”，因为：他在二战中曾极力反对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结果让苏联红军先打进了东欧；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欺骗罗斯福，让苏联在领土方面获利；等等。当然，麦卡锡其实也没放过罗斯福，称他“把中国和波兰出卖给了共产党俄国”。
尤其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麦卡锡对马歇尔更是火力全开：他谴责马歇尔作为当初美国派去调停国共两党冲突的特使，其实一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他还专门让助手一起编印了一本手册广为散发，题目叫《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
乔治·马歇尔曾先后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出台帮助欧洲振兴的“马歇尔计划”而闻名，在195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这种谩骂和攻击下，马歇尔愤然从国防部长的任上辞职，回到弗吉尼亚州的农场养老。
麦卡锡当然也没有放过其他当时和中国打过交道的人。
曾经随美国代表团到中国延安访问考察过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因为曾预言“中共肯定会取得政权”以及建议美国政府和中国接触，被怀疑为共产党间谍，最终被开除出政府部门。
曾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为谢伟思鸣过不平的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被指责是“共产党员”，不断被叫去问询，且被剥夺了很多出国访问交流的机会。
曾长期采访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打上了“亲共”标签，连他妻子也受到了牵连，最终只能举家迁居瑞士避难。
著名汉学家、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同样被指责为“共产党间谍”，要为“丢了中国”而负责任，最终在63岁的年纪不堪羞辱离开美国，流亡英国，直到85岁才回来。
而且，这股“批斗”风一旦展开，很快就不能只控制在政府部门了。
从1950年到1954年，在麦卡锡团队的推动下，美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运动。
政治运动跳出政治圈，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引以为傲的科技领域。
“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以及总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曾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身边人中有不少左翼分子，再加上他曾反对氢弹的研发，于是被扣上了一顶“通共”的帽子。在没有任何证据成立的情况下，这位“原子弹之父”被剥夺一切安全特许和权限，被全面禁止与一切美国原子能项目产生接触。（奥本海默的悲剧，请参看后文《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连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也不能幸免。爱因斯坦因为反战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一直被怀疑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他不仅仅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是他带头写信请罗斯福研发原子弹的），还被长期监听和监视。1950年，美国移民局一度希望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取消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资格。
这股势头很快又蔓延到了娱乐圈，尤其是好莱坞。
查理·卓别林尽管已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象征，但他在《摩登时代》里对贫穷工人的描绘以及在《大独裁者》中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加上《凡杜先生》中对资本主义的讽刺，让他很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对卓别林的打压在麦卡锡时代达到了顶峰，最终迫使他避居瑞士。
当时还有一批好莱坞的编剧、演员和导演因为同情共产主义或和共产主义者有接触而被列入了“黑名单”，他们被不断问询，出席听证会，要求说出认识的共产主义分子。其中有不少人不堪压力吐露名字，但也有一批电影人坚持不吐一字，著名的有“好莱坞十君子”。
达尔顿·特朗勃就是当年“好莱坞十君子”中的一员。他因此被捕入狱两次，没有电影公司敢雇用他，他只能用假名来写剧本投稿，其中有两个剧本都获得了奥斯卡奖：《罗马假日》和《勇敢的人》。
特朗勃曾说过：“这份黑名单总有一天会完蛋，因为它是不正直、不道德、不合法的。”
当然，美国文化界也无法幸免。
特朗勃入狱的照片。2011年，美国编剧工会将《罗马假日》的完整编剧署名权归还给特朗勃
麦卡锡和他的追随者们对国务院设在欧洲的图书馆进行了“摸底排查”，他们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3万种书是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人的作者写的——其中还包括马克·吐温的作品。
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禁书和焚书事件。在1953年圣安东尼奥市开列出的“应焚毁书目”名单中，不仅包括雕塑、酒类、建筑类图书乃至侦探小说，就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未能幸免。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只需要在这些“嫌疑书籍”的封面内页打上醒目的红色标记就行，并且一定要附上这位“亲共”作者“被传讯的次数”。
在印第安纳州，一位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指出：关于“侠盗罗宾汉”的相关作品也需要被禁止，因为这些作品宣传的是共产党喜欢的“劫富济贫”，“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
而那些被鼓励出版甚至流行的书籍则出现了让人担忧的趋势，尤其是一些连环画，大量描绘共产党人“被冰锥刺进眼里”，被绳子吊死，被手枪砸死，被活埋，被喂鲨鱼，被吊在汽车保险杠上拖行而死——“就连斯大林都认不出这摊肉”。
更让很多美国人心寒的是，在这场运动里，很多人们熟悉的相处方式都变了，变得相互猜疑、提防，乃至互相举报。
费正清就曾这样回忆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的胆战心惊：“在每篇文章的开头用一些词或短语来表明反共的立场，变成了一种保证自身安全的习惯。”
而人与人间的相互“举报”更让人心寒。
曾导演过《欲望号街车》等一系列名作的好莱坞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在此期间就曾不遗余力地举报了一批他认为和共产主义者“有染”的电影人。1999年，卡赞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颁奖典礼上，现场很多电影人都拒绝为他起立和鼓掌，认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
令人意外的是，麦卡锡的调查还针对了当时的同性恋者，他认为同性恋者是“性反常”，也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当时有相当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同性恋者被迫承认了自己的性取向，随后就被解雇。这场风暴也被称为“薰衣草恐怖”。
“麦卡锡主义”漫画
1950年3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幅由漫画家赫布洛克·布洛克（Herbert Block）画的漫画：四位共和党人强推一头大象（象征共和党），试图让它站到一堆叠得颤颤巍巍的桶上，最上面的那个桶上写着“麦卡锡主义”，而大象的台词是：“你的意思是我要站在那个上面？”
这是“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第一次正式出现。
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麦卡锡主义”并不单指麦卡锡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推动的一次运动——这场运动其实在麦卡锡登台之前就有了，在麦卡锡登台后达到了最高潮。
《韦氏英语词典》中对“麦卡锡主义”的解释是：“一种20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
然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麦卡锡本人肯定“居功至伟”。
但问题是，他怎么能做到这些呢？
这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问题。
麦卡锡既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国务卿，只是一名普通的参议员，他哪儿来那么大力量？
最基本的前提，自然是美国原先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氛围，政府也有这样的诉求——在麦卡锡出现之前，“麦卡锡主义”已经开始了，只是表现最活跃且影响力最大的麦卡锡用自己的名字将这种主义“认领”了。
其次，麦卡锡充分利用了美国法律中一个特殊的权利：国会调查权。
国会调查权，一般指国会为了立法或监督政府，通过检查有关记录、传唤证人、召开听证会等手段来查明真相的权利。
“国会调查”并非司法调查，所以反而可以不受司法调查的局限——《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证人在接受司法调查时，“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这项权利保证证人可以不回答司法机关的询问，却无法规避“国会调查”的询问。而这种询问权一旦被滥用，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再次，麦卡锡有很强的“询问”能力，以及对媒体的“蛊惑力”。
麦卡锡在询问时会保持强大的压力，比如会连珠炮式地提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以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有没有加入过共青团？”“你有没有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你是否同情共产主义运动？”这会让证人陷入惶恐之中。
“偷换概念”也是麦卡锡的拿手好戏。在审理一位纽约女教师时，这位女教师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麦卡锡的理论是，“你如果不是共产党员，说出来肯定对你是有利的，你现在选择不说，说明你肯定是共产党员。”
还有就是麦卡锡对媒体的掌控能力。由于记者接触不到证人，所以麦卡锡说什么，就是什么。一位工程师在作证时因为自己母亲刚刚过世而流下眼泪，但麦卡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痛哭流涕”。
麦卡锡深知媒体的威力。在一次攻击政治对手的行动中，他让人伪造了这位政治对手和曾经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握手的照片，然后四处散发，最终让那位政治对手失去了4万张选票。
当然，除去这些，麦卡锡能够风光一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的选票政治。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当时美国的民主党已经上台执政了17年，长期在野的共和党一直在寻找扳倒民主党的机会。而共和党人麦卡锡的横空出世，让党内大佬们眼前一亮。
麦卡锡指责政府部门中存在大量共产党人，尽管没有证据，但极大程度上使美国民众对民主党政府产生了质疑。麦卡锡的炮开得越多、越猛，对执政的民主党就越不利。
而作为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一开始并没有把麦卡锡毫无根据的话放在眼里。麦卡锡1950年2月在惠灵发表石破天惊的讲话后，曾要求杜鲁门对此做出回应，杜鲁门当时写下一句话准备让秘书答复：“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但是，杜鲁门犹豫再三，最终没有回复。因为“反共”在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能对此表现出一丝犹豫或踌躇。
所以，尽管民主党人明知麦卡锡是共和党推出的一挺威力巨大的马克沁机枪，却也只能配合做出全力“反共”的姿态。他们明知麦卡锡很多时候是在信口开河，不讲证据，却又不敢反应太大，不然万一落了把柄，会真被人认为“包庇共产党人”，这样的罪名也是民主党不敢承受的——无疑会丢失大量选票。
至于共和党方面，当然是乐于让麦卡锡当马前卒的。
在麦卡锡的各种努力下，共和党确实在全国各地收获了不少选票，所以尽管不少共和党人对麦卡锡的做法也有所不满，但表面上依旧做出非常迎合的姿态，这一点在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被麦卡锡气得提前退休的乔治·马歇尔，其实对艾森豪威尔有知遇之恩，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导师”，所以可想而知，艾森豪威尔对麦卡锡是怎样一个态度。
在去威斯康星州巡游争取选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原本在演讲草稿中坚决捍卫自己的导师马歇尔，抨击了麦卡锡，但竞选团队提醒他，这样做很可能得罪威斯康星州麦卡锡的拥趸，进而流失大量选票——艾森豪威尔最终只能将那些话删去。艾森豪威尔所能做的最明确表态，也只是“我认同麦卡锡的目标，但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做事方式”。
艾森豪威尔
1952年，艾森豪威尔赢得了总统大选，共和党一战翻身。在这个过程中，麦卡锡利用个人的影响力确实出了很多力，所以在1953年初也得到了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兼任了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方便他进一步开展范围极广的调查和听证活动。
1953年到1954年初，麦卡锡的个人职业生涯达到了巅峰：1954年1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受调查的美国人中，有50%支持麦卡锡，不赞成他的只有29%，没意见的占21%。
在华盛顿甚至有一种说法：麦卡锡现在是美国的第二号权力人物。
有可能是因为自信心膨胀，也有可能是出于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更有可能是麦卡锡认为自己必须永远保持战斗，所以他开始调转枪口了：在他认为“反共不力”的民主党下台后，他开始攻击共和党“反共不力”了。
但这一次，麦卡锡打错了算盘。
1953年，麦卡锡的调查小组对艾森豪威尔的政府机构发起了602次调查和问询。
仅4月到8月，就有1400名公务员被传讯，一年内有8000人被定义为“国家的危险分子”，其中至少有5000人被迫辞职。
对于麦卡锡，艾森豪威尔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处理方式，虽然他对身边的人明确表示过反对麦卡锡，但在公开场合，他从来没有表达过类似声音，这也让媒体和民众产生一种认知：总统也敬畏麦卡锡三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卡锡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没有顾忌，不仅开始评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人事安排，甚至还试图干预总统对驻苏联大使的任命人选——这明显超越了他的职能范围。
最终，麦卡锡公开把原先对民主党政府的评价“叛国20年”又加上了一年，称美国的政府“叛国21年”——把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执政的一年也算上了。
不过，与得罪共和党政府相比，真正让麦卡锡碰上大麻烦的，是他试图开始攻击美国陆军部。
事情其实很简单：美国陆军有一位叫欧文·佩雷斯的牙医，1952年入伍，1953年晋升为少校，随后被发现他原来参加过美国劳工党——这在当时被认为几乎等同于参加共产党。他在1954年接受询问时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表示沉默，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氛围下，他三天后就被解职了。
照理说，这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麦卡锡却抓住这件事不放，认为佩雷斯应该上军事法庭，并且质问：“是谁晋升了佩雷斯？”
按照麦卡锡的观点，陆军部没有尽早发现佩雷斯的“共产主义倾向”，反而将他晋升为少校，说明陆军内部已经被共产主义者渗透了。
但事实上，佩雷斯的晋升是根据美国的《医生法（草案）》自动获得的，其中明确规定，这是为了保证军队收入与公民收入相平衡——这部法案通过，麦卡锡自己当初也是投赞成票的。
但麦卡锡不管这些，坚持要美国陆军部拿出一个说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陆军部知道麦卡锡不好纠缠，曾经几次试图和解，但麦卡锡一直不依不饶。最终陆军部也怒了，反过来指责麦卡锡试图通过个人影响力帮助他的一个私人助理晋升为军官——这位叫沙因的年轻人才刚入伍服役不久。
双方开始互相攻击，最终只能通过开听证会解决。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没有参与这件事，但得知要举行听证会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场听证会必须电视直播。
1954年4月22日，麦卡锡团队和美国陆军部的听证会开始了——这场听证会持续了36天，由电视台实况转播，全美大概有2000万观众收看。
根据被传唤的32位证人的证词，没有证据表明麦卡锡因为沙因一事对陆军部施加过压力——虽然他的另一名助理科恩一直因此事给陆军部打电话。但这个结果对麦卡锡而言完全不够，他需要的是在全国观众面前扳倒陆军部。
麦卡锡团队与美国陆军部的听证会
但这场麦卡锡认为应该堪比“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听证会，最终却成了他的“滑铁卢”。
在电视屏幕前，很多美国观众第一次不是通过报纸而是通过自己的双眼看到了真实的麦卡锡：
他的话语充满人身攻击，随意打断别人讲话，任意嘲弄证人，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妄下定论，比如“那些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共产主义分子”，而听证会上麦卡锡出示的一些伪造证据被揭穿，也被大家看在眼里。
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这场听证会的第30天。
那一天，陆军部聘请的律师韦尔奇直接向麦卡锡摊牌：“如果你已掌握证据，认为陆军部有大量共产党人和颠覆分子，请在今天太阳下山之前，把这份名单拿出来。”
麦卡锡避过了这个问题，笑着对韦尔奇说：“我倒是可以给出你身边一个人的名字。他就在你的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名字叫费舍尔。”
费舍尔是一个年轻人，在加入韦尔奇的律师事务所之前，曾加入国家律师协会——那被认为是一个左翼律师组织。
韦尔奇明显很愤怒，他在短暂的暂停后，当着全国电视观众和听证会众人的面，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费舍尔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之后曾短暂加入国家律师协会，但很快就退出了。韦尔奇本来也想带他来到听证会做助理，但考虑到他有这段经历就放弃了，不过他专门向麦卡锡团队沟通过这件事，麦卡锡曾答应在听证会上不提费舍尔——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人在全国观众面前被指认为“颠覆分子”，那么他的一生很可能就毁了。作为交换，韦尔奇答应不提麦卡锡另一个助理科恩不服兵役的事。
所以，当麦卡锡提出费舍尔的事时，连他旁边的助理科恩都憋红了脸，向他轻轻摇头。
韦尔奇随后用很大的声音向麦卡锡发出了质问：“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对这位年轻人做出这么残忍无情的事，他将要承受你强加给他的不必要的精神烙印。……我们不要再中伤那位年轻人了，参议员阁下！你已经做得很过分了！难道你没有道德观吗？！真的没有吗？！”
说完这句话，听证会现场的人都站起来为韦尔奇鼓掌，连身为共和党参议员的听证会主席也没有敲小木槌要求安静。听证会原本配备了六名警察，除了维持秩序外，他们还需要禁止听众鼓掌——但在那一刻，他们无动于衷。
麦卡锡当时脸色铁青，半晌之后说了一句：“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场听证会结束后，没有人理睬麦卡锡。
麦卡锡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但他可能也隐隐约约感觉出：
属于他的时代，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句号。
有时候，一些事情就是在悄无声息间发生了转折。
就在这场听证会后，又一期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公布了：只有34%的美国人喜欢麦卡锡了，而讨厌他的人的比例上升到了45%。
这才过去了5个月。
而对麦卡锡而言，致命的打击其实来自共和党内部——在发现他已经失去民意基础后，党内也准备舍弃他了。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本德直接给“麦卡锡主义”下了定义：麦卡锡主义已是政治迫害、独断专行、剥夺民权的同义词。
奇怪的是，之前共和党内并没有这样的声音——至少公开场合没有。而现在大家的声音却出奇一致，或许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到了共和党拒绝麦卡锡的时候，不然他会拖垮共和党的。
1954年6月30日，参议院以68票对2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免去麦卡锡在参议院的全部主席席位。
而就在一个月前，在一个任命麦卡锡为某个委员会主席的投票过程中，只有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一个人敢投反对票。
麦卡锡依旧是参议员，但他所感受到的境遇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参议院，同事们都避免和他接触；他的演讲，听众寥寥无几，也没人邀请他去演讲了；以前喜欢围绕他的媒体，一夜之间都消失无踪；至于鸡尾酒会等社交宴请，他几乎收不到邀请函了。
原本就酗酒的麦卡锡再一次沉迷于酒精中，每次醉酒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醒来，有时甚至就醉倒在参议院里。
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在海军医院去世，年仅48岁。官方的诊断结果是急性肝炎，但媒体预测的一致原因，是酗酒。
在生前最后几年被人敬而远之的麦卡锡，死后却享受到了国葬的待遇。他的葬礼有70名参议员参加，近2万人去瞻仰了他的安葬之地——威斯康星州苹果顿圣玛丽教区公墓。
然而，在一些人的怀念和尊重之外，麦卡锡留下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空位之争，却又让人寻味。
在1957年夏天的初选中，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科勒获胜，他主张的观点是“要与麦卡锡方式划清界限”，而他击败的对手戴维斯的观点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共产主义太软弱”。
在最后的决战中，胜出的是民主党人普罗克斯迈，他的观点更鲜明：“麦卡锡是威斯康星州、参议院和美国之耻。”
如今提起“麦卡锡主义”，我们觉得大家都应该达成了一种共识：这是一种应该被时代抛弃的错误主义。
但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未必。尤其是对于麦卡锡这个人本身，在美国，想为他“翻案”的作家和学者依旧不少，更有美国右翼团体认为他是“了不起的勇敢的灵魂，伟大的爱国者”。
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论据，那就是“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的解密。
这是一个在二战期间由美国和英国合作的苏联情报搜集计划，最初的目的是防止苏联再度单独向德国媾和。但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美英两国发现：苏联向美国不断渗透，已经布置了一张情报网。
麦卡锡的支持者认为：你们看，麦卡锡当初并没有错！
但真的是这样吗？从解密的所谓159个“间谍”名单来看，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可能与共产主义者有过接触或抱以同情态度，真正坐实“间谍”身份的，也就9个人，这与当初麦卡锡拉出的“黑名单”其实有很大出入——有人统计过，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美国大约有12000人被迫辞职或遭受其他惩罚。更何况，麦卡锡当初疯狂攻击的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已被证明和共产主义完全没有关系。
这其实才是美国人至今依旧要反思和警惕“麦卡锡主义”的真正原因：那是一种不讲证据、不讲程序、无端指责、随意攻击的政治迫害和政治妄想。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美国对此确实进行过纠偏和改正，但时至今日，“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依旧没有散去。
这首先和美国本身的历史有关。
作为一个建国时间相对不长，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大国，美国缺乏历史、文明乃至宗教、礼仪或生活习惯这一类强力的民族性纽带，那么凝聚共同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动员，寻找共同的敌人——比如说“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反共”永远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一个绝对“政治正确”、可以动员起全国民众力量的最有效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永远有生存的土壤。
而另一方面，也和美国的判断力有关。
如今的世界，早已和“冷战”时代大不相同。在互联网技术奠定的基础上，“全球化”早已成为一种趋势。世界不是当初的世界，而中国也不是当初的苏联。
这不仅仅是指中国不同于当初的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已和全世界的经济和文明密不可分，更是指中国的目标和当初苏联“全球争霸”的目标完全不同：中国人只是想完成自己国家的繁荣和稳定，绝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乃至成为世界领袖的诉求和想法——这是由中国延续五千年的文化和思想决定的。
因为“麦卡锡主义”，当年美国政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没有人敢和中国有接触——因为谁都怕“背锅”。尽管谁都知道两个大国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对抗，但那座冰山还是在两国之间矗立了20多年才慢慢消融。
如今，这座冰山眼看又要被美国的一些政客重新一块块垒起来了。
但作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强国，美国其实并没有必要再一次陷入焦虑和臆想之中——中国暂时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要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
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其实给美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伤害。而如今，如果这种已经完全脱离时代的主义死灰复燃，损害的其实是全世界的利益。
这其中包括中国，当然也包括美国。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叙事史》（威廉·曼彻斯特著，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2.《麦卡锡主义的兴衰》（张红路，《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
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林达，《东方早报》，2009年连载）
4.《美国史学界关于麦卡锡主义的争论》［孙超，《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麦卡锡及其主义的终结》（杨忠民，《书屋》，2002年第3期）
6.《“麦卡锡主义”秘密档案公开 罪恶昭然》（李永敬，《检察日报》，2003年5月8日）
7.《麦卡锡主义——美国人经历过的“文革”？》（赵信宇，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2015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