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沉没了124年的北洋舰队“定远”号的沉船遗址终于确定。提到“定远”号，必让人想起甲午海战，总能勾起国人一段屈辱的回忆。但是，这艘曾经的“不沉”铁甲舰，也见证过一段晚清对日本的最后强硬。
1886年8月1日，日本的长崎港。
港口的码头上，聚集了不少日本民众，熙熙攘攘，指指点点。
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正在酝酿。
因为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四艘巨大无比的战舰——并不是日本海军的军舰，而是到访的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四艘战舰：
排水量为7340吨的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
排水量为7340吨的铁甲舰“镇远”号；
排水量为2440吨的防护巡洋舰“济远”号；
排水量为1280吨的炮舰“威远”号。
图为“定远”号。“定远”号和“镇远”号为清政府委托德国建造的7000吨级的一等铁甲舰，是“姐妹舰”。两艘军舰于1881年开工建造，1884年完成，定远舰花费约140万两白银，镇远舰花费约142万两白银。这两艘军舰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巨舰”，为北洋舰队主力舰
日本民众从没看到过像“定远”号和“镇远”号那样巨大的铁甲舰，因为当时日本海军最强大的三艘主力舰，都只是3000吨级的。
所以，在那些难以名状的情绪中，有惊奇，有叹服，有担忧，有恐惧，有嫉妒，甚至还有愤怒。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崛起，国力大大增强，俨然已成为东亚唯一能与传统“一哥”中国争锋的强国。虽然在1884年试图挑战中国权威的“甲申政变”受挫（参看本书收录的《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一文），但到了1885年，福泽谕吉在他那篇著名短文《脱亚论》中已经明确指出，要和中国乃至亚洲划清界限——日本应该放弃曾经尊崇的中国思想和儒家精神，大力吸收学习西方文明。
当时间进入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从上到下，其实早已把中国视为自己崛起道路上的头号假想敌。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忽然派了四艘军舰到访日本，不能不引起日本民间的情绪反弹。
长期以来，日本一万元纸币上印的头像一直是福泽谕吉。他当时的思想在日本影响深远，被称为日本“近代第一教育家”，他曾主张与东亚落后的“恶邻”绝交，并且赞同战争是日本崛起的机会。据最新消息，日本的一万元纸币将在2024年启用新人物头像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取代福泽谕吉
坊间甚至开始有传言：中国这次派军舰来，就是准备开战的，目的是要讨回之前被日本吞并的附属国琉球。
那么，这真的是北洋舰队到访日本的目的吗？
并不是。
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访日，有原因，也有苦衷。
原因，确实是出于国际形势的需要。
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1885年英国出兵占据朝鲜南部海域的巨文岛，与俄国争霸东北亚。当时这起引起国际关注的“巨文岛事件”，将英国、俄国、朝鲜、日本和中国五国统统搅入了旋涡——英俄要争霸亚洲，朝鲜欲借俄抗英顺带敲打中日两国，而中国和日本不允许别国染指朝鲜。
1886年7月，李鸿章得在朝鲜的袁世凯密报：俄国有意占下朝鲜的永兴湾。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决定把手里的那张“王牌”打出去震慑一下俄国。
而这张“王牌”，就是羽翼渐成的北洋舰队。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随即就接到了李鸿章的命令：立刻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随后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澂。
用强大海军震慑俄国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北洋舰队之所以要在任务结束后停靠在日本长崎港，也是有苦衷的。
像“定远”“镇远”这样的一级铁甲舰，在进行远程巡航后，是需要进入船坞涂油和整修的。但当时清朝的大沽口、上海、福州等地船坞，只能接纳吃水在15尺以下的军舰，“定远”和“镇远”因为吨位庞大，吃水在20尺左右，无法停入船坞。
一般来说，各国要造大型铁甲舰，必要先造可以修整的船坞。中国没有经验，等领悟过来，船坞还没造好，船倒造好了。（可以匹配的船坞在1888年才在旅顺造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舰队只能去符合条件的日本长崎港造船所修整。
军舰访日，李鸿章有没有要敲打一下日本的意图？相信也是有的，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实际需要。
考虑到中日关系处于敏感时期，且是军舰访问，所以李鸿章嘱提督丁汝昌，一定要严明纪律，以防意外。
所以，当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停靠长崎港后，舰上的水兵并没有被允许下船。
但是，长期远洋航行，陆地近在咫尺却不让下船，对水兵而言也是很难熬的一件事。再加上长崎方面也向北洋舰队发出了邀请：欢迎水兵们下船观光购物。
8月13日，丁汝昌终于下令：允许水师官兵下船购物观光。
正是这道命令，成了“长崎事件”的导火索。
8月13日晚上8点多，丁汝昌接到手下禀报：出事了。
关于事情的起因，由于中日报道不同，存在不同版本：有说北洋水师的水兵违反军纪去嫖妓引发冲突的，有说水兵买水果语言不通起了纠纷的。总之，就是起了争执。
由于当地人普遍对中国人持仇视态度，中国的水兵也自然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双方起了争执后，很快就酿成了斗殴。在斗殴中，北洋舰队一名水兵受轻伤，而日本的一名警察被刺成重伤。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的水兵在本国寻衅滋事，还刺伤了我们的警察，这不是摆明了欺负我们吗？但是，北洋水师的大批水兵当时从舰上冲出来，把陷入冲突的同伴救了回去，同时，“定远”“镇远”的巨炮就在那里摆着，日本人也毫无办法。
这场意外的风波，暂时被压了下去。
8月15日是周日，丁汝昌宣布船上放假，再一次允许数百名水兵上岸观光购物。
为了预防前天的意外冲突再次发生，丁汝昌下令所有官兵不准带武器上岸，并且还派了12名巡查在岸上巡逻监督。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
北洋水师的官兵上岸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沿街的很多日本商铺，都早早关门了。
正当他们疑惑之际，数十名日本警察举着砍刀从四周街巷的各个角落冲了出来，追着他们开始砍杀。而数百名日本民众也围了上来，用木棍、石块乃至滚水袭击北洋水师的水兵。猝不及防的中国水兵们四下逃散，却发现通路都已被事先堵塞。
情急之下，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师官兵和对方扭打在一起，夺下对方的武器开始反击。
这场大规模的械斗最终造成北洋水师官兵5人死亡（一说8人），6人重伤，38人轻伤，5人失踪。而日本方面也有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收藏于中国山东威海甲午战争纪念馆的“长崎事件”相关画作
消息传到船上，丁汝昌等一干人都震惊了。
如果说8月13日是一场意外摩擦的话，那么8月15日这场械斗，毫无疑问是日本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时任北洋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琅威理，直接要求“定远”“镇远”的主炮转向长崎市区方向，向日本开战，顺带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
当时，北洋舰队的7艘主力舰总吨位为27470吨，而日本海军的五艘主力舰吨位为14783吨，前者几乎超过后者一倍，实力遥遥领先。
琅威理和邓世昌（双手相握垂于胸前）在“致远”号上。琅威理治军严明，办事勤勉，他任职期间的北洋水师军纪最好，丁汝昌也承认：“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而北洋水师的官兵中也流传着一句话：“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如果当时真的不顾一切对日本开战，日本海军确实不是北洋舰队的对手，很可能就被消灭在萌芽之中。
但是，李鸿章拒绝了琅威理的建议。
清政府决定和日本谈判。
在这场谈判中，有两个中国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人，叫伍廷芳。
伍廷芳从英国留学归来，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也是参与处理“长崎事件”的主要人物。
作为法学专家，伍廷芳一上来就先把“长崎事件”定性为一般刑事案件，避免上升到国家纠纷。
其次，既然是刑事案件，伍廷芳就提出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公正为准绳”。他通过询问双方人证、伤口验伤等各种方式，指出中国水兵的伤口多为刀伤，而日本人的伤口多为钝器（木棒）伤害，这些都可以证明日本人是蓄意挑起争端，有备而来。
伍廷芳后来在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
此外，伍廷芳为显示公正，请英国律师担任中方的律师，参与一系列取证、辩论程序。
经过大量证人的证词和证物取证，“长崎事件”的来龙去脉不难厘清：8月13日那场小摩擦是双方在无意中引发的，而8月15日那场造成多人死亡的械斗，长崎警方有备而来，蓄意报复，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日本方面却绝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认为8月15日的械斗是中国水兵蓄意报复日本警察。日本方面也高价聘请了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与中国进行诉讼。“长崎事件”的调查审理从8月拖到了11月，双方谈判超过了30次，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这也是日本方面的策略：他们通过不断要求调取新证人和提供新证物的手段，开始拖延时间。而中方因为要提供人证，有100多名北洋水师的水兵留在长崎不能回国，每天的律师聘请费用高达300两白银，所以时间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
11月20日，中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国不再要求日本道歉，双方按照各自的损失，向对方进行补偿。
其实这个方案中国已经在原则问题上退了一步，但日方依旧拒绝了这个提议。
于是，第二个人就出场了。这个人，叫徐承祖。
徐承祖是当时清朝的驻日公使。“长崎事件”发生后，徐承祖也在第一时间参与了处理，和日本外相井上馨进行了多次交涉。
如果说伍廷芳唱的是“文戏”的话，那么徐承祖配合上演的就是“武戏”。
早在9月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徐承祖就向李鸿章提议“用武力作为后盾”——不是真要全面开战，而是让中方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彼时，日本虽然开始高速发展，但在人口、经济、军队数量等各方面，还无法与清朝匹敌，所以徐承祖提出的建议是具备一定可行性的。
但是，当时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顾虑重重的李鸿章并没有同意徐承祖这个建议。尽管他曾在“长崎事件”发生后召见过日本驻天津公使，提出“……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威吓。
11月20日中方的“折中方案”，其实就是徐承祖提出来的。再次被日方拒绝后，徐承祖立刻上书李鸿章：“非绝交无别法”——立刻撤回公使，与日本断交。
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伍廷芳的认可。
国与国之间如果一旦撤使和断交，尤其是邻国，那么离开战也不远了。
李鸿章充分考虑了徐承祖的提议后，觉得断交引发的连锁反应还是太大，选择了轻一个程度的措施：停审。
停审，意味着中方代表将全部撤出关于“长崎事件”的调查和审理，潜台词就是：这事儿就这么悬着吧，接下来我们走着瞧！
中方一停审，日方慌了。
“长崎事件”就这样“烂尾”，并不是日方想看到的。
从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来说，因为日本国内媒体之前一直宣传的是中国水兵欺负日本警察，如果这件事不了了之，会让日本民众觉得外国水兵到我们这里闹事后，我们的政府居然就让人家扬长而去了，肯定会引发不满情绪。
但从对中国的交涉来看，让中方赔礼道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日方就存在过错，更因为清朝的各方面实力是压倒日本的，日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如今，中方宣布停审“长崎事件”，一下子就把日方顶到了杠头上：若不谈下去，无法向国内民众交代；若谈下去，中方又绝不肯低头。
而且，“停审”很可能只是中方走的第一步棋，若接下来“撤使断交”乃至开战，这不是现在的日本所能承受的。
更何况，英俄暗斗的“巨文岛事件”还没平息，在东北亚这盘棋上，日本独自得罪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而日本还准备近期修改一系列条约，提高关税，这也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思来想去，日本方面还是决定要把这件事做个了断。
1887年1月28日，在“长崎事件”发生快半年之后，日本方面突然宣布，接受德国驻日公使提出的调解方案，即“伤多恤重”——各自赔偿对方损失，谁损失大，得到的赔偿就多。
这个方案，其实就是当时徐承祖提出的那个方案。
但是日本人要面子，不说是我们接受你中国人提出的方案，而一定要说我们接受的是德国人的方案。
中方听到这个方案后，也表示可以接受。
于是，1887年2月4日凌晨，在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双方谈判之后，“长崎事件”的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
日方赔偿中方52500日元；
中方赔偿日方15500日元；
中国水兵在长崎医院治疗期间的费用，由日方承担；
双方政府各自决定是否要惩办己方凶手，互不干涉。
双方签字画押，这件事就此结束。
但是，“长崎事件”对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最终以中方获得赔偿较多而结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相对“体面”的。也正是因此，清廷从上至下，对日本开始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认为以目前北洋舰队的实力，已足以“震慑”对方。
这种心理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海军升级的速度开始大大放缓：从1887年到1888年的两年时间里，北洋舰队虽然又购置了10艘巡洋舰和鱼雷艇，但已经放弃购买“定远”级的铁甲舰。
自1885年起，慈禧太后修缮颐和园的费用，就开始从海军费用中挪用。从1885年到1895年的10年间，总计挪用1300万两白银——足以再购买9艘“定远”级别的铁甲舰。
而这10年，恰恰是全世界海军技术大飞跃的10年，整个军舰技术水平完全升级换代。丁汝昌曾在1893年提出要为“定远”等三舰购置新式克虏伯快炮18门，李鸿章因为经费捉襟见肘，最终只批准先在“定远”号和“镇远”号上各配6门——但后来一门也没有配备。
事实上，从1888年到1894年的6年间，北洋舰队再未添置一舰一炮。
北洋舰队由邓世昌统率的“致远”号是整支舰队里航速最快的，但最高设计航速也只有18.5节，且是1887年完工。即便如此，在甲午海战爆发前，“致远”号也是北洋水师中最新的一艘军舰了
而“长崎事件”带给日本的影响，却恰恰相反。
外国水兵到本国国土上“撒野”，最后反而本国赔款要远多于对方，这被日本朝野上下视为“奇耻大辱”。那为什么要被迫接受这种“耻辱”？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看法是：“日本当时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
与慈禧太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长崎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日本明治天皇从宫廷费用中拨出30万元，带头表态支持日本海军建设。首相伊藤博文借此机会，在日本达官贵人的社交场所鹿鸣馆发表演说，呼吁大家为日本海军建设捐款，半年就获得献金203万元。
日本政府不顾国家财政困难，开始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同时开始发行海军公债。受“长崎事件”刺激，日本民众竞相购买，公债仅1886年一年就发行1700万元，超过预期目标4倍。当时日本民间孩子们玩军事游戏，喊的口号都是“击沉定远”，“摧毁镇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海军以“超越北洋舰队”为目标，开始迅速崛起。
在甲午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吉野”号，1893年9月刚刚完工，排水量为4150吨，最高航速高达23节。所以当时最高航速只有18.5节（还不算折损）的“致远”号想要“撞沉吉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888年到1894年，在北洋舰队“不购一舰一炮”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共添置12艘最新式的军舰，其中“松岛”“桥立”“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自造铁甲舰，完全以击沉“定远”和“镇远”两艘军舰为目标，虽然吨位不及对手，但主炮口径已经超越。此外，日本趁着世界海军技术大发展，大量购置了中小口径的速射炮，数量达到了北洋舰队配备的7倍之多。
截至1894年，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总吨位已经达到了37222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的27470吨（整个舰队的总吨位也已超越）。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虽重创日本海军五舰，但被击沉五舰，损失惨重。
北洋舰队退守刘公岛后，四面楚歌。
提督丁汝昌最终服毒自杀。
当年访日的四艘北洋舰队军舰，命运如下：
“威远”号炮舰，在刘公岛被日军击沉。
“济远”号巡洋舰，在刘公岛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参加了日俄战争，于1904年触礁沉没。
“定远”号旗舰，被日军鱼雷艇偷袭后搁浅，弹尽粮绝，自炸沉没，管带刘步蟾随后自杀殉国。
“镇远”号在入刘公岛时触礁，管带林泰曾引咎自杀。该舰后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服役，同样参加了日俄战争，1911年被用作海上靶船，1912年出售解体。
自“长崎事件”至中日甲午战争，只有8年。
被日军俘虏、挂上日本国旗的“镇远”号
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其实参与过两次重要的对日谈判。
一次，就是关于“长崎事件”的谈判。
另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关于《马关条约》的谈判。
前一次，伍廷芳从容不迫，进退有度，可以充分利用他崇尚的“法治精神”，一步步将日本人逼到尴尬境地。
而后一次，伍廷芳却如坐针毡，备感无力，对方所有的要求只能全盘接受，他自己也感叹如砧板之肉，任人宰割。
法还是那个法，理还是那个理，为何区别如此之大？
很简单：在这短短的8年时间里，法未变，理未变，但背后的国家实力，已经逆转。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怎么可能得到？
如今，随着“定远”号位置的确认，相关的打捞工作也会逐步提上日程。
一艘沉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打上“耻辱”烙印的沉船，为什么还需要去发现、定位，甚至考虑去打捞？
因为，那段历史不管你是否承认，它就牢牢钉在那里，无法回避，无法忘记。
发现“定远”号，记住“定远”号，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
是为了让历史不要重演。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张兆敏，《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2.《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张礼恒，《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3.《福泽谕吉与中日长崎事件》［董顺擘，《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1886年长崎事件述论》［刘景瑜，《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5.《中日长崎事件及其交涉》（李忠兴，《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3期）
6.《甲午前夜的中日“海战”：炫“富”赛军备》（戴旭，人民网，2014年10月8日）
7.《北洋舰队两次访日：激起日本海军极速发展》（网易新闻，200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