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侵华的首相，我们一般会想起一个名字：东条英机。但其实东条是1941年才上台组阁的，在他之前，有一个人更应该负责任，而且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侵华的心路历程。
说近卫文麿（mǒ）是含着超白金汤匙出生的，可能并不夸张。
自镰仓时代以来，日本存在五大家族——近卫，九条，鹰司，二条和一条，因为只有这五大家族的人才有资格出任日本的摄政和关白（相当于丞相），所以被称为“五摄家”。
在这五摄家里，近卫家是最高贵的一支，可以说仅次于皇家。而1891年出生的近卫文麿，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他的父亲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的著名人物，曾担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院议长等要职。
所以，用“含着金汤匙”出生，已经不足以显示近卫文麿的出身。可以想象，近卫文麿从小是如何被全家重视的，他的父亲甚至在他腰间拴了根绳子，生怕他走路时跌跤。
在近卫文麿3岁的时候，就由祖母带着进宫参见了明治天皇，而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效忠天皇，拱卫天皇以及皇族的荣誉——“忠君”思想，是之后所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的根本支撑。
在近卫文麿1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
父亲近卫笃麿给近卫文麿留下了除了财产（事实上还有不少欠债）之外的两笔遗产。
第一个是思想。近卫笃麿在世时，非常反感英美对清朝乃至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只是出于日本得不到什么利益的原因），他主张日清联盟，赶走白人，组建亚洲新秩序。
第二个是头衔。父亲去世后，近卫文麿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以12岁的年龄成了一位公爵。
1916年，从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近卫文麿进入贵族院，成为一名公爵议员。
此时的近卫文麿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英美所推行的“和平主义”：
“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
近卫文麿
而他在1919年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之后，心中的愤懑更是强烈。因为他看到在会议上，美、英、法等大国可以完全无视小国的利益，肆意瓜分别国的权利——当然，他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同为“战胜国”的日本居然拿不到什么满意的利益（或者他并不满意日本只是在中国接管德国的权益）。所以，他开始公然主张“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1933年，42岁的近卫文麿成为贵族院议长，开始进入日本的权力中枢。但身边人都知道，对于这个身材高大、长相端正的贵族之子而言，议长只是他的第一步而已。唯一为近卫文麿感到担心的，是他的老师西园寺公望，这个被称为“帝国最后的元老”的老人一直在劝诫自己的这个学生，不要离政治太近，尤其不要被军部的那些狂热分子所左右。
西园寺公望历经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大正时期的首相全都是他一手推荐的
然而，近卫文麿已经身不由己了，并且，他的思想也开始进一步转变。
从1930年开始，日本也被卷入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和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日本没有把重新振兴的焦点放在国内，而是放在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上。而也就是在这几年，近卫文麿身边的朋友中，少壮派军人和军部人员开始越来越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近卫文麿是完全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他认为这是“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此外，他也开始支持军部，称“军人发怒是难免的”。
1932年，日本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日本的政坛开始陷入混乱，军国主义的气焰开始总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治时代开始的“议会式”民主已经捉襟见肘，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都无法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先后狼狈下台。
此时，作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近卫文麿终于走上了前台，被天皇任命为首相，组成新一届内阁。
由于他当时才46岁，所以被日本民众期待地称为“青年宰相”。
近卫内阁组阁的时间，是1937年6月4日。
一个月之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七七事变”的爆发可能也是出乎近卫文麿预料的。
最初，近卫文麿主张的是“不扩大政策”，所以这也是他把这次事件限制为“北支事件”（北支指华北）的原因。但是，在军部强硬派的推动下，内阁还是同意向华北再增派两个师团，导致蒋介石也被迫态度转硬。
事实上，近卫文麿本身对这件事也处于一种矛盾心理：既怕事态扩大后无法收场，又对可能到手的大片中国领土抱有期待。
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在被近卫文麿询问是否会进攻南京时，他一开始的回答是“不会，只会打到芜湖附近”
“七七事变”迅速扩大后，在上海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会战”。此时此刻，近卫文麿也早已把“不扩大”抛到了脑后，直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并且将“北支事件”上升为“支那事件”。
等到日军攻克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因为轻易到手的战果而变得狂热起来，而头脑发热的近卫文麿也由一开始希望和蒋介石和谈，转变为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于是，由近卫内阁发出的著名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就这样诞生了：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
这则声明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第一段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逻辑，而是第二段的超级自信——就算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允许了。这份声明一出台，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近卫文麿为此也气急败坏地做出过解释，称这是外务省决定的声明，也不是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很快，因为这份声明，原先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和谈接触的蒋介石也开始迅速强硬起来，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抗战到底。
事实证明，这份声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是失败的。
而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包括近卫文麿和军部在内的所有人，对自己的武力估计太高，对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估计太低了。
但是，在第一次声明发出后，近卫文麿和他的内阁还是充满自信的。
尽管近卫文麿一直在尝试恢复内阁对军部的控制，但军部的扩大侵略从总体上并不违背近卫文麿的初衷。所以，在1938年3月，近卫内阁颁布了《全国动员法》，开始将侵华战争上升为“总体战”。
而此时无论近卫内阁还是军部，都寄望于即将在中国开始的“武汉会战”。一方面，他们认为，占领武汉对占领全中国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发出号召，动用全部兵力进行“武汉保卫战”，寻找并歼灭重庆军的主力，一直是日军苦苦追求的目标。
然而，蒋介石此时毕竟还是开了窍，在动用了110万兵力投入“武汉会战”后，发现固守无望，在最后阶段还是基本有序地将中国军队的主力撤出了战场，把武汉让了出来，开始“用空间换时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却依旧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反而将这场战争拖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人终于开始有些惶恐地发现：不管怎么打，怎么赢，中国人就是不投降。
也就是在这时候，第二份“近卫声明”出台了：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
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
与第一份声明相比，这份声明口气明显软了不少，抛出了一个“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幌子，然后给予国民政府“共同防共”的“橄榄枝”，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诱降蒋介石政府。
但是，重庆方面的蒋介石没有动静。
迫不及待的近卫内阁又在一个多月后抛出了第三次声明，由此组成了“近卫三次声明”：
日本政府，昭和十三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
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抛出了“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但这份看似甜蜜的声明，其实是有明确发布对象的——不再是蒋介石，而是“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
日本政府指的这人是谁？自然是汪精卫。
就在近卫内阁发出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一周后，已经逃到越南的汪精卫发出了著名的“艳电”，响应这次声明。
但是，近卫文麿没等到汪精卫前来投奔效忠，就宣布辞职了。
近卫给出的辞职理由是“事态进入新阶段”，而事实上，周围人对他已经越来越不满，而他自己也已经感到无力控制这样的疯狂局面了。
但是，近卫文麿其实是不甘心的。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突然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全面爆发。在最初的一年，德国惊人的战果不仅震慑了英美诸强，也让日本非常眼红——就好比自己的强盗伙伴轻松打劫了好几家银行，自己的手也开始痒了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替近卫上台组阁的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都不能让狂热的军部好战分子满意，军部想来想去，还是更愿意选择还算有“共同语言”的近卫文麿。
于是，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组阁。
而他这次组阁后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进而组成了“轴心国同盟”。此外，他还在1941年4月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从表面看，与德意结盟对日本很有好处：德国横扫欧洲，又不会来动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但近卫内阁的前任米内内阁之所以强烈反对和德意联盟，就是因为这样就等于把日本公然绑在了与英美对立的战车上。此外，德国正在对苏联磨刀霍霍是尽人皆知的事，日本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也无疑表明这个“轴心国联盟”本来就是“同床异梦”。
当时“三国同盟”的宣传画
之所以要和苏联互相保持中立，是因为近卫文麿骨子里是支持“南进”的。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得他在这件事上始终在摇摆：一边在御前会议上确立“全力南进”的政策；一边又不断加紧和美国谈判，争取能够避免在短时间内开战——不是不开战，而是希望给日本以准备时间。
但是，已经决定要与美国速战速决的军部是不能容忍近卫这样磨蹭的，虽然近卫文麿为此还闹过一次总辞职（两天后就再次上台第三次组阁），但他内阁中的陆相东条英机还是步步紧逼：必须在1941年10月之前向美国拿到一个谈判结果，不然就辞去首相职位。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日双方其实都是不可能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的。所以，在10月期限过后，近卫文麿的内阁只能进行第三次辞职——直到这时候，东条英机才得到机会上台组阁。
那么，是近卫文麿在努力阻止“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吗？并不是，他想做的，只是延缓一下爆发的时间而已。事实上，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机器全都是由近卫文麿发动并预热好的，东条英机只是上台按动了“开始”按钮而已。
一个证据是，近卫文麿在辞职后，给东条英机送了一份上任礼物——一把日本军刀。
1945年初，日本的前途命运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此时，在诸多已经近乎癫狂的军部将领面前，不再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倒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已经认识到日本必将失败，唯有早点投降，才有可能保住天皇制度。
为此，近卫文麿还专门去请求裕仁天皇早点退位。只是裕仁天皇当时还坚信“稳住，我们能赢”，寄望于“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直到最后希望破灭，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投降之后，近卫文麿反而对政治又积极了起来。他先是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组成的内阁中担任了国务大臣，然后又在币原喜重郎的内阁中担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他两次跑去面见麦克阿瑟，居然把发动战争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军部乃至日本左翼分子身上。麦克阿瑟一度非常信任他，甚至准备起用他牵头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
盟军验尸官在对近卫文麿进行尸检
而这时候，日本政坛高层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代表日本去“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文件的外相重光葵就直接指出了近卫文麿的算盘：“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自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统制派’军阀干的。”
而当得知近卫文麿将带头调研修改宪法后，日本的舆论也不干了，纷纷指责近卫不应该逃脱作为战犯的惩罚。此时，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调查科科长诺曼拿出了一大堆调查证据，证明近卫文麿的最大战争责任，是“加快日本侵略亚洲国土的速度；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使日本加入轴心国；在日本国内强化警察的镇压，促进法西斯统治的形成”。
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下，盟军总部终于将近卫文麿列为甲级战犯，签发逮捕令，并在1945年12月6日对近卫文麿发出通知：在12月16日之前到东京巢鸭监狱报到。
收到通知的近卫文麿知道，自己无法再躲避了。
12月15日晚，近卫文麿在自己的私宅举行了一场晚宴。席间，他和宾客们谈笑风生，饮酒也恰到好处，宾主尽欢。
16日早晨6点，近卫文麿的妻子发现丈夫房间的灯还亮着，走进去一看，丈夫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裹着白布，眼圈发紫，气绝身亡——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氰化钾胶囊药瓶。
由此，近卫文麿也获得了日本政坛历史上的两个“年轻”纪录：
最年轻的首相。
最年轻的自杀首相。
之所以想写近卫文麿，是觉得他的一生颇能折射整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群体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效忠天皇。
这一点以近卫文麿最能代表，因为他一直自认近卫家的血脉与天皇家是共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皇——至少他表面上宣称的都是这样。这种畸形的愚忠贯穿二战时的日本政坛和军界，并且因为二战后天皇并没有受到清算，到现在都对右翼分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是明目张胆。
自己家太小，东西太少怎么办？那就去占邻居的地方，去抢邻居的东西。最好让外村的人全出去，这个村子由自己牵头来统一管理，生杀予夺，都由自己决定。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思维，从近卫文麿以下，很多日本人居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第三是战略混乱。
为了抢夺，日本人制订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但这种看上去似乎逻辑清晰的战略规划，因为完全缺乏实践的可能，其实等于是思维混乱的一纸空谈。
表现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在贪念的驱动下，胃口越来越大：那么轻松拿下东北？那就试探下华北；华北好像也能得手，就再试试看往下打。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打到怎样一个程度，日本人自己的想法也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野心，任凭野心不断膨胀，最后滑向灭亡。
第四是自我矛盾。
在没有规划的背景下，日本的不少方针都是前后矛盾的，得意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顺手时喊着“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等到受挫了，又希望能够“共建东亚新秩序”，最后自己被逼得进退维谷，硬着头皮去和美国正面相抗。
而在对中国政策和对美作战过程中的自我矛盾，并不是说明近卫文麿这批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更像是无赖和流氓，总想以更小的赌注来换回更大的成果。
第五是推卸责任。
这些人在战争中都叫嚣着“一亿玉碎”或“尽忠天皇”，但真到了战后清算时，却一个个开始推卸责任，能逃就逃。从近卫文麿到土肥原贤二，包括东条英机，一到检讨战争责任时，他们就仿佛从没参与过一样，一切都是别人的责任。
讽刺的是，近卫文麿认为自己苦心孤诣地维护日本利益，日本人却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上万人评价后编辑出版的《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中，近卫文麿因“软弱、无责任感”，在历任日本首相中得分倒数第一。
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曾评价近卫文麿“像是一座富士山”——这并非溢美之词。原田熊雄的意思是，他像富士山一样，“远看很雄伟壮美，近看，全是粗糙不堪的花岗岩石”。
从某种意义上说，侵华战争中那批看上去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实也是如此。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生平简历》（凤凰资讯，2009年4月16日）
2.《为和平而努力——近卫文麿笔记》（翻译：老狼是也）
3.《东方大审判》（郭晓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8月）
4.《新华侨报：日本史上最差评首相的难堪》（蒋丰，中国新闻网，2015年5月8日）
5.《近卫文麿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邹身城，《历史教学》1987年第10期）
6.《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政治变革与权力之争（1937—1938年）》（萧李居，《国史馆学术集刊》2016年第9期）
7.《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