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就是掩饰”是一句曾在网上流行的话，不过对于某些人而言，倒也确实适用。解释之所以苍白，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早就摆在那里了，就像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一样，永远是擦不掉的。
1946年8月23日清晨，苏州狮子口监狱。
一位60多岁，穿着囚服的老人，正在带领许多囚犯一起打太极拳。
这时候，几名法警走了过来。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于是和囚徒们告别：“不好意思，要先走一步了。”
这一天，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深灰色毛质单长衫，白底细青条府绸短衫裤，黑袜黑缎鞋，左手还捏了一串佛珠。
经过女监的门口，他看到里面的陈璧君在哭，向她挥了挥手，说了一句：“再会。”
褚民谊颇有些“慨然就义”的派头
在临时法庭的最后过堂上，他坚持自己没有犯任何罪。检察官问他有何遗言，他表示“没有遗言”，只是强调，自己愿意捐献出遗体，供医学研究用。
面对记者们照相机的闪光灯，他居然还露出了笑容，挥了挥手：“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啊！”
随后，他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向刑场。按照以往的惯例，为了减少犯人的痛苦，负责行刑的警察走在他的后面，出其不意地向他后脑勺开了一枪。
应声倒地，气绝身亡。
他的名字，叫作褚民谊。
如果不知道他生前所作所为，单看他人生谢幕的最后几个镜头，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位革命志士，奔赴刑场，从容就义。
但事实上，他是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
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汉奸。
褚民谊，1884年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是一位名医。
有一说法，褚民谊原名“明遗”，取“反清复明”之意。此举虽然颇有侠士风范，但考虑到当时仍在清朝统治之下，虽然清廷的统治力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要说有人敢公开给自己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还是让人有些怀疑。
不过，1903年就东渡日本留学的褚民谊，还是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有为青年应有的姿态：在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的褚民谊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结识了同乡，之后的国民党大佬张静江（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晚年淡出政坛）。
1906年，褚民谊随张静江一起奔赴法国。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俩一起加入了同盟会。所以后来褚民谊也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倒也不假。
抵达法国巴黎后，褚民谊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以笔为枪，宣传推翻清朝统治。
1911年，就在中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前夕，褚民谊从巴黎回到了上海。经同盟会元老黄兴介绍，褚民谊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汪精卫。
不仅如此，因为频繁出入汪家，褚民谊还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的堂妹陈舜贞（一说为陈璧君家的丫鬟）好上了。在陈璧君的主持下，褚民谊和陈舜贞结为夫妇，成了汪精卫的连襟。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北议和，在各方面比拼中均落下风的孙中山，最终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和当时很多同盟会会员一样，褚民谊选择退出政坛。他去了欧洲，在比利时的自由大学继续深造。
27岁的褚民谊的人生之路行进至此，其实势头还是相当不错的。
应该说，褚民谊算得上“多才多艺”。
他首先算得上是一个教育家。
1920年，褚民谊和吴敬恒、李石曾一起创建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后来还历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然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医学家。1924年，褚民谊获得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不过他后来也被一些人讥称为“兔阴博士”，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兔子的性欲、月经等兔子性方面的各种问题。
褚民谊的颜体字当时也颇为有名
褚民谊还可以算半个武术家。他曾担任过全国武术协会的会长。他在1925年师从吴鉴泉，应该也算是吴氏太极拳的传人。他曾将师父吴鉴泉的太极拳图谱印刷成书，成为业内研究吴氏太极的重要资料。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大力推广“国术”，发明创造了太极操和太极球。他曾提出“科学化之国术在于合于力学与心理学，讲究生理与卫生”。应该说，这个理念在当时还是十分先进的。
此外，褚民谊在戏曲方面也有一定研究和造诣，尤其是昆曲。褚民谊编纂过《昆曲集净》，撰写“自序”“绪论”“例言”等章节，影印出版。
总而言之，不管褚民谊自己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整个调调，是有点向“魏晋风度”靠拢的。这样一个人，做一个时代的“名士”，倒也未尝不可。
可惜的是，他却最终从了政。
1926年1月，褚民谊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
一开始，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升任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褚民谊出任了行政院秘书长。
秘书长汇报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一个文化人出任一个相当于一个国家国务院秘书长的职位，结果怎样呢？
首先，自然是业务能力堪忧。据说褚民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公文”与“公函”的格式也没搞清，被汪精卫痛斥“滚出去”。不过老褚的心态还是不错的，主动对人说，汪精卫之所以会痛骂他，是把他当自己人。
其次，一个行政院秘书长不是不可以有业余爱好，但如果不注意分寸，就有点问题了。
褚民谊做秘书长的时候，提倡“弘扬国术”，鼓励大家踢毽子、放风筝、练武术。这并非是个坏主意，但由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的长官来提倡就可以了。褚民谊一直热衷于在公众场合表演踢毽子和放风筝，还总是客串一些昆曲的角色。结果有人称他是“三子秘书长”（踢毽子、放鹞子、做戏子），还有人如此评价他：“一笔颜字，两脚花毽，三出昆曲，四路查拳，五体投地，六神无主。”
1930年，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运动会期间，许多女性跑步运动员在出赛之前，都要在大腿上擦一些松节油以舒筋络，而褚民谊以当时中央委员的身份，热衷于亲自为女运动员擦油，被新闻记者争相拍照登报。
为了弘扬“国术”，褚民谊并不支持足球、游泳这些从西洋传过来的运动，称之为“为礼教不能容”。但1933年的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褚民谊却对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女将杨秀琼青睐有加。有一天，褚民谊亲自驾驭一辆马车，载着杨秀琼游览南京中山陵。一时间，南京全城轰动，最后褚民谊被检察院以“有辱官声”而弹劾。
做风流名士可以，当糊涂官员已经走错了一步，而褚民谊接着又走错了一大步。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褚民谊并未像很多人那样西撤。
当时的他，担任了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在上海逗留了两年，褚民谊逍遥自在，没等来国军的光复，却等到了秘密前来的汪精卫。
汪精卫在1939年找到了褚民谊，就一件事：跟着自己一起干！当时对外宣布“绝对不从政”的褚民谊，并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而那个时候，汪精卫已经发表了“艳电”，公开主张对日妥协。
在组建汪伪政府的过程中，汪精卫一开始想让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但遭到一致反对。汪精卫胆子倒也不小，居然准备任命一介文人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海军部长。为此，褚民谊还一本正经地自己找裁缝先做了一套海军将领的制服，穿上后常常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结果，汪精卫手下的另外两大干将陈公博和周佛海极力反对。周佛海反对的理由写在了他自己的日记里：“让‘兔阴博士’做海军大将未免过于荒唐，只怕海军变成走私总部他也不知道。”
无奈之下，汪精卫决定让褚民谊担任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结果周佛海依旧反对，褚民谊只能辞去副院长之职，最终担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
一个伪政权的外交部长，能有多少外交事务可做？所以褚民谊的职责，主要是与日本打交道，签订一些汪精卫都不好意思出面签的对日和约（他曾获得日本颁发给他的“一级旭日大勋章”），另外就是帮汪精卫跑腿。
当时人们的说法是“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褚民谊堪称汪伪政府的第四号人物。
不过，出来混，总归是要还的。
一眨眼，就到了1945年。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
汪伪政权顿时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几大干将吵作一团。陈公博和褚民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褚民谊在1945年7月，被派到广东省担任“省长”兼“保安司令”。
一个月后，陈公博告诉褚民谊：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在这个时候，褚民谊才如梦初醒，开始给蒋介石发电，称：“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异党乘机而入，以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但他不知道，早在很久以前，他的同事周佛海等人，就和重庆的国民党联系上了，踏上了第二条船，表示要“潜伏敌后”，效忠党国了。
没多久，褚民谊就接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一封回电，称：“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
褚民谊看到电文后大喜过望，立刻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表示“荷蒙矜全”。
1945年9月12日，褚民谊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带了一个随员，搭乘飞机奔赴重庆“商量善后事宜”。在去广州机场的途中，他被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派人按计划逮捕，成为汪伪政权第一个被捕的高官。
褚民谊被人押到看守所，迎面碰到了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当初徐是伪行政院的科长，是褚民谊的下属。褚民谊以为徐也是被抓进来的，非常诧异，问道：“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
他感到诧异的原因是，按照行政级别，“科长”怎么可能比自己这个“外交部长”和“省长”先进来呢？
毫无疑问，等待着褚民谊的，是一场审判。
在法庭上，褚民谊确实也是泰然自若，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汪精卫，说一切都是汪精卫的意思，自己只是一个跑腿办事的。而且，他还表示自己“外交部长”的职位在汪伪政府里只能排到第12位，绝非法庭称的“高官”。
褚民谊的儿子褚幼义曾回忆，1963年，他在家中发现了一张当时褚民谊委托妻子陈舜贞代转蒋介石但陈最终未转的纸条，大意是请委员长不要为难，不要为自己减刑。
但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褚民谊的表现与纸条上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太相符。一方面，他在法庭上进行各种自辩；另一方面，他委托妻子多方奔走，找人为自己求情。
在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褚民谊抛出了他最后一个“法宝”：我有一个珍藏多年的宝藏，愿意献出来，将功赎罪。
法庭上的褚民谊“坚贞不屈”
军统特务沈醉奉命前往褚民谊交代的亲戚家中，取回“宝藏”。在沈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他回忆了“取宝”的过程：“带着万分好奇心急忙赶回，下车后什么也不干，便先去取这件宝物。”当沈醉拿出所谓的“宝物”一看，原来是一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肝脏。
谁的肝脏？孙中山先生的肝脏（孙中山去世后尸体被解剖）。
为什么会在褚民谊的手里？原来，褚民谊并不是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后路做过准备，而且还独辟蹊径：
就在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前，当时兼任汪伪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褚民谊，利用职权，趁乱将存放于灵前的孙中山的肝脏偷了出来，存放在南京的一个亲戚家。他觉得，这副国父的肝脏，可能会成为他的“保命符”。
因为交出了国父的肝脏，江苏高等法院居然真的同意将褚民谊的案子复审。但此时舆论大哗，许多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更是对这种盗窃国父“灵脏”的行为相当愤慨。
结果，迫于外界的压力，法院维持原判，褚民谊最终被执行枪决。
至于他声称要捐献的遗体，他的家属最后并没有捐出，而是埋在了上海虹桥公墓。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一般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褚民谊当时在法庭上抗辩的理由之一，他说他是为了“保民”。
但从法庭出示的各种证据中，很少看到褚民谊真心保民的事迹，倒是有他当时对时局判断留下的文字：
“大东亚只有重庆一隅还在从事盲目的抗战，但是因为英美的外御完全丧失，所以重庆已成为瓮中之鳖，溃败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以为吾人处此，实不能不有退一步之自全办法。”
所以说，哪里有什么“保国”或者“保民”，说穿了，都是“保己”。
褚民谊算得上颇有“名士风范”，如果不从政，他倒真有可能以一个教育家甚至一个医学家的身份留下名字。但从政的道路，说到底也是他自己选的，投敌卖国的行为，更不是汪精卫拿枪指着他的脑袋干的。
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更没有什么“君行其易，我行其难”的说法。近年来有些文章开始为汪精卫洗地了，在我个人看来，还真的有点无法理解。
褚民谊所谓的“风骨”，比起当年那个愿意舍命去炸摄政王的汪精卫，还是差了很多的。但汪精卫又如何呢？你可以分析他的性格，可以设想他的处境，可以体会他的彷徨，但，汉奸，终归还是汉奸。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有些盖棺定论的东西，真的是翻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