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这句话只有四个字。但真的要做到，却又何其难，何其难。
1892年10月19日，广州北门的陈府张灯结彩，鞭炮连天。
陈府的主人叫陈志美。他可不是一般人，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堂堂从一品的大官。
而陈志美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这一天，他以60岁的高龄喜得贵子。
他给这个宝贝儿子起名叫“陈公博”。
虽然是老年得子，又家境富裕，但陈志美对这个儿子倒也不娇惯，从小就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而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这个儿子对读书也有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除了必读的“四书五经”之外，陈公博童年最钟情的是小说。不过陈公博看小说，会在看完之后举一反三，再去找正史看。比如他迷上《三国演义》，就会再去看《三国志》印证；看完《隋唐演义》，就会去看《新唐书》《旧唐书》；看完《说岳全传》，就会再去翻《宋史》。
陈公博
应该说，陈公博从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国学和文学底子，这也使得他之后以“一支笔”而闻名。
而作为父亲的陈志美，除了在读书方面对儿子进行刻意培养之外，还有一点也对陈公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革命。
陈志美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才官拜广西提督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晚年，陈志美是非常同情甚至倾向“造反”的。他甚至将原来的部下化作“会党”，真刀真枪谋划过一次“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陈志美自首揽下全部责任，最后凭借各种关系保下了脑袋，被判终身监禁，但家产充公，陈家家道从此中落。
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幼的陈公博也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而且，他的理想比父亲更进一步：不是换个皇帝，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
年轻有才的陈公博，可谓生逢其时。
1917年，25岁的陈公博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彼时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学校风气开放，名师云集，各种先进的学术思想交汇，让陈公博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毕业后的陈公博回到老家广州担任法政学校的教授，此时更是觉得风云激荡：从清末开始，广州就一直是革命的中心地带，而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又回到广州主政，再次让广州成为革命中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各种民主思潮波涛汹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被一部分中国人熟悉并接受——其中就包括陈公博。
当时的陈公博感觉广东的报纸文字粗鄙，思想平庸，于是大笔一挥，自任总编辑，办了一张《广东群报》。陈公博才华横溢，写的文章又针砭时弊，贴近社会，再加上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广东群报》当时轰动广东，一时洛阳纸贵。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被陈独秀看中，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书记是谭平山）。担任宣传委员后的陈公博开辟了多个专栏，在《广东群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开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了大批年轻革命骨干。
因为工作出色，1921年7月23日，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带上自己的新婚妻子李励庄，以“度蜜月”之名，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了当时出席会议的13个人之一。
在这次大会上，因为政党初建，从各地来的代表互相交流乃至互有争论。这本属正常的场景却让陈公博感到颇为失望（他后来回忆说，觉得张国焘太盛气凌人），再加上他极力反对大会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去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做官或成为议员”的规定，所以在会上他就似乎觉得有点“心灰意冷”。
7月30日晚，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闯入了一个法租界的密探，会议顿时中止，大家四处分散。而陈公博是留在屋子里的，受到了后来闻讯赶来的法租界警察的盘问，心中更是惊恐。
当晚回到旅馆，陈公博就和妻子商议，准备打退堂鼓。巧合的是，当晚陈公博下榻的旅馆房间隔壁，正好发生了一起枪杀案。虽然事后证明这是一起情杀，但又把陈公博吓得不轻，他与妻子将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在房间内焚毁，然后匆匆退房。
当中共一大代表决定转移到嘉兴继续开会的时候，陈公博告诉大家，他和妻子要去杭州，就不再去嘉兴开会了。
原本在各代表心目中是一个新起点的中共一大，却成了陈公博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自从中共一大之后，他对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兴趣。
回到广州后，他与党组织渐行渐远。在后来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陈公博在党组织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孙中山的前提下，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更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22年底，陈公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去美国留学。
而在去留学前，他发表了声明，决定进行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转弯：脱离中国共产党。
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倒也真的是想好好读书的。
陈公博读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第一年，他依旧埋首研究马克思主义元典，第二年，开始攻读美国的经济。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陈公博接触了美国的底层社会，进而对英美的社会制度也产生了反感。
他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也不认同英美的经济理论，当时的他相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5年初，陈公博顺利读完硕士，想继续读博士，无奈囊中羞涩，就向自己的故友，当时已担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求助。但廖仲恺的回复是：给钱读书，不干！给钱回国，可以！因为现在国内革命正是用人之际。
陈公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他还把中共一大的纲领写到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中。他在论文里面否定了共产主义，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无奈之下，陈公博只能放弃学业回国。
回到广东后不久，廖仲恺就找他面谈，劝他从政。于是，陈公博在脱离共产党三年后，加入了国民党，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转弯。
刚刚入党，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如此年轻、如此资历就能坐到如此高位，陈公博认为这是廖仲恺对他的赏识。但1925年8月20日，身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公然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举国哗然。
廖仲恺去世后，陈公博本以为自己失去了靠山。但是，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公博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跃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如此迅速高升的背后，是陈公博找到了一直在背后真正“撑”他的人。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其实在1919年就注意到了当时27岁的陈公博。
那一年，陈公博写了一篇叫《督军问题》的文章，全文两万多字，痛斥当时“督军”制度的危害，并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让当时的汪精卫和廖仲恺眼前一亮。
汪精卫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所以对加入国民党后的陈公博一路提拔，一直试图让他成为“自己人”。而从小爱看各种忠君和侠义小说的陈公博，也一直将汪精卫的“知遇之恩”铭记在心——“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从”，陈公博已经将汪精卫视为自己的“明主”。
当然，陈公博当时明面上要“效忠”的人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蒋介石一度也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北伐战争期间，陈公博是作为重要随员跟着蒋介石北上的。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往南昌后，他还把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重要位置交给了陈公博。在“迁都南昌”的问题上，蒋介石也采取了陈公博“韬光养晦”的策略，服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并委任陈公博为组织部代理部长，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
但是，1927年4月的“宁汉分裂”一发生，陈公博就迅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跟随汪精卫到了武汉。虽然不久后“宁汉合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陈公博已经完全表明了态度，自此成为汪精卫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后来的“国民党改组”等事件中，陈公博在很多事情上都惹恼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自己也知道，他已无力争取陈公博，因为他已经完全是汪精卫的人了。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了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的各个党派斗争暂时都平息了下来，而两股最大势力的代表，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开始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合作。
日本人的入侵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也改变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人的命运。
当然，也改变了陈公博。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陈公博和汪精卫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抗战”，陈公博和汪精卫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坚决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在“一·二八抗战”期间，陈公博还和李济深一起，带着刚造好的10万颗手榴弹到上海，鼓舞十九路军一定要抵抗到底。
但到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期间，汪陈两人的思想都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派陈公博为代表，前往古北口抗战一线慰问部队。陈公博在前线碰到了一个幸存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他所在的连队有100多个人，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我们很多弟兄根本没见到日本鬼子的影子，直接就被他们的飞机给炸死了。”
日军强悍的战斗力给陈公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汪精卫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了中日当时在国力和军力上的差距，两个人在这一点上相互认同、相互影响：中国肯定打不过日本，要找一条“和平”的道路。
自那以后，陈公博和汪精卫一起，从当初的“主战派”转为了“主和派”，认为“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
但是，汪精卫最终走出的那一步，大大出乎陈公博的意料。
1938年11月，陈公博正在成都训练党员，忽然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到重庆去一次，“有要事相商”。陈公博赶到重庆的汪公馆后，汪精卫直截了当告诉他：已经和日本和谈，即将离开重庆。
陈公博大惊失色，继而大力反对。
据陈公博后来自己的回忆，当时他的意见是：第一，国民党好不容易统一，不能再分裂；第二，对外问题应该保持一致，即便要求和，也要保持一致；第三，日本人出尔反尔，是没有诚意的。
两人从早上辩论到中午，吃过午饭再辩，整整一天下来，陈公博也无法说服汪精卫。
到了12月，汪精卫的心意更决，再次电召陈公博面谈，称“中国已经无力再战”，并提出已与日本的近卫内阁达成五点一致：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果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陈公博对前三条都不同意，认为这等于是把满洲、内蒙古和华北都丢了。但他还是无法说服汪精卫，两人又争辩了起来。这时，坐在一边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对陈公博说了一句：“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
这句话戳中了陈公博的痛处。他回家后反复思考，认为汪精卫若真走，自己留在重庆也将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甚至被认为是留下来的“眼线”。
1938年12月中旬，陈公博最终随着汪精卫来到了越南河内，但他临走前给蒋介石留了口信，说自己将竭尽所能阻止汪精卫投敌。
但汪精卫已经在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不回头，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公开发表声明投敌。在这个过程中，陈公博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称自己要照顾病重老母，一概不参加汪精卫和日本的任何谈判，并且还和汪的另两个亲信高宗武和陶希圣一起去做过最后努力，试图劝阻汪精卫。
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脱离汪精卫。1940年1月，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最后时刻“反水”，通过《大公报》公布了汪日密约的条款，举国哗然，骂声一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依然无法做出最后的决断。
最终，在汪精卫的不断劝说下，陈公博进行了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大一个转弯：加入汪伪政府。
陈璧君在得知陈公博终于愿意出山后，赞道：“公博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
这“忠臣”二字，不知从何说起。
毫无疑问，陈公博立刻就成了汪精卫最看重的“二号人物”。
在汪伪政权里，陈公博担任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与了汪伪政权的每一项重要决策，在1940年10月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他还接过了这个职务。
根据当时打入汪伪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后来回忆，陈公博做事很认真，事无巨细都会过问，能拍板当场就拍板，绝不拖拉，而且一干活就是从早上干到大半夜。他对下属也出手阔绰，给手下处长一级的重要官员，都是7到10根金条，配别墅和汽车。
陈公博陪汪精卫出访日本，和东条英机在一起
陈公博总是和下属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在上海搞一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
但是，陈公博首先自己就做不到。
他把自己的秘书莫国康（其实为他的情妇）的弟弟莫雅德安排做亲信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贪污腐败；把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委派为上海禁烟局局长，面禁暗卖，敛财无数。
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里的人其实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们绝非蠢人，不然不会两面骑墙；也正是因为他们绝非蠢人，所以心里都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这一点，陈公博自己又何尝不清楚？
前呼后拥的陈公博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一时之间，汪伪政府上下人心惶惶。
1945年1月，陈公博作为“二把手”，接替汪精卫，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这个“代”字，是陈公博坚持要求加上去的。此时此刻，陈公博开始整顿整个汪伪政府的财政和军队，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准备继承汪精卫的“遗志”，而是制订了一个“K计划”，试图以保证上海和南京完整交给重庆政府而不交给共产党为条件，开始和蒋介石联络。但是，早已和周佛海取得联系的蒋介石，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就在陈公博怀着矛盾的心情继续主持汪伪政府工作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5日清晨，陈公博带着妻子等人飞往日本。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通过杜月笙联系蒋介石，希望得到宽恕，但没有任何回音。知道情况不妙的陈公博随即收拾好家当，带着家人前往日本京都——陈公博化名为“东山公子”，妻子化名为“东山文子”，最终住到了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日本政府的打算是让陈公博这样长期隐居日本。但是蒋介石政府坚持向日本要人。情急之下，日本方面甚至通过小报炮制过假新闻：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但中国方面态度坚决：如果自杀，需要由中国方面开棺验尸。
无奈之下，连自己战犯都保不住的日本政府，只能将陈公博引渡回中国。
陈公博被引渡回国后，先是被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临时看守所，独自一间。吃饭有人送，但马桶要自己倒，且是和其他犯人一起。没多久，陈公博向卫兵司令请求，说好歹自己担任过国民政府代主席，还是希望能给点面子。于是，他被获准每天可以提前或拖后单独倒马桶。
在被关押期间，陈公博要来纸笔，写了长达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里面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同时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但是，陈公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他很快与陈璧君等人一起，被转到了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知道自己活下来的机会不大了，因为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地方。
1946年4月5日下午，公审陈公博。
尽管他与法官当庭抗辩了很久，试图证明自己无罪，但法官在一周后的宣判却简单有力：
“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1946年6月3日早晨，陈公博的单人牢房里忽然走进了几名法警。陈公博顿时知道，他的最后期限到了。
陈公博在法庭上
陈公博要求去和关押在隔壁房间的陈璧君告别。见到陈璧君，他拿出一把小茶壶递给她：“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他还要求给蒋介石再写一封信，信中再三叮嘱一定要对付共产党，不过写到一半，自觉无用，又搁笔不写了。
临行前，陈公博走在前，执行法警走在后。陈公博还再三叮嘱：“麻烦待会打好一点，不要太破相。”到了行刑地点，他问：“站到哪里？”话音未落，法警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陈公博后脑入，右颊出，当场毙命。
家人于一天后取回遗体，先在苏州匆匆安葬，后移到上海某公墓，连墓碑都没敢立。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个题目，其实适合不少汉奸。
汪精卫难道不适合吗？当年可是因“引刀成一快”而名满天下的英雄。褚民谊不适合吗？当初与蔡元培等人在法国支持中国爱国留学生，堂堂医学博士。周佛海不适合吗？当年也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
但最终，他们都晚节不保。
分析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性格问题，汪精卫优柔寡断，陈公博愚昧忠心。比如判断能力，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只看到了日本人当时强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人坚韧的一面。
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的欲望。
汪精卫一直以孙中山正统传人自居，但在国民党内却始终被蒋介石压一头，长期郁郁不得志，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他最终投靠日本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能力，用权力来证明。
陈公博虽然当初力劝汪精卫，但陈璧君一句“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还是触动了他。汪精卫一走，他有什么官可当？要当官，只能跟着汪精卫。
据传，法警最后去陈公博牢房带人的时候，陈公博正在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这句后来经人考证是模仿林则徐等前人的话，意思是希望当局能以一种宽容的气度来对待他们这些并非“民族罪人”的人。
然而，这些人一直挂在嘴边的“君行其易，我行其难”或者“我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为中国保留更多的种子和希望”，是真的出于无私的爱国心吗？
呵呵，他们自己心里恐怕是最清楚的。
所以，对于这批汉奸，我们可以感慨他们的一生，反思他们的转变，但这地，不能洗，也没法洗。
汉奸，就是汉奸。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苗体君、窦春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3月14日）
2.《汪伪巨奸印象》（李时雨口述，张德旺整理，《百年潮》，2005年第3期）
3.《汉奸陈公博被枪决前写给蒋介石的自白书》（凤凰网，2009年4月16日）
4.《“乱世能臣”陈公博》（石源华，团结出版社，2008年12月）
5.《陈公博的诡谲人生》（王海龙，《羊城晚报》，2011年6月11日）
6.《陈公博：最不应是汉奸的汉奸》（球圆字方，搜狐历史，2017年12月26日）
7.《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张鹏、鲍华东，微信公众号“国防参考”，2016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