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幅名画，我们只要学过历史，就都有印象，那是关于一个英雄被谋杀的故事。但如同“馒头说”的很多故事一样，故事的背后，还有故事。
1793年7月13日，夏日炎炎。
让–保尔·马拉正将全身浸在家里的浴缸中，忙碌地工作——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浑身瘙痒难忍，只能长时间浸泡在放有药草和矿物质的浴缸中。
而作为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之一，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大革命时期，他又实在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处理，所以只能在浴缸中批阅文件。
门外似乎又一次响起了一阵争吵的声音。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之前的两次，似乎有人要进来拜访马拉，但马拉的情人西蒙妮将来客挡在了门外。但这位访客似乎非常坚决，不见到马拉就誓不甘休。
到第三次的时候，西蒙妮推门走了进来，她告诉马拉：门外这个第三次求见的女子，是来报告有关吉伦特派的阴谋的。
这无疑引起了马拉的兴趣。他让西蒙妮把那个女子请进来。
出现在马拉浴室中的，是一位看上去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很文静。
她自我介绍，叫夏绿蒂·科黛，从康恩赶来。
康恩正是被放逐的吉伦特派的聚集地。马拉开始对眼前这个女子产生了信任，他很快就问到了他期待的情报——科黛说：“支持吉伦特派的议员们正在密谋，他们四处煽动群众，准备造反。”
马拉问这些准备造反的议员共有几个人？科黛回答，有18个人。
科黛开始一一报出这18个人的名字，而马拉用笔在浴缸搁板的纸上开始记录，然后用一种轻松的口吻告诉他眼前这位姑娘：“请放心，这些人不久后都会出现在断头台上。”
但马拉并没有看到姑娘对他回报轻松的微笑，而是看到她从披肩下掏出了一把刀。
那一刻，除浴缸里散发的药水味道之外，马拉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没错，这是我们熟悉的“马拉之死”的场景。
但是，长久以来，似乎总有不少细节显得很模糊：夏绿蒂·科黛是谁？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刺杀马拉？马拉究竟做了什么而遭人恨？女刺客后来怎么样了？
要搞清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很有必要简单捋一捋“法国大革命”的——显然，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学生的时候，一听到这个名词，脑袋就会“嗡”的一声。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在1789年——从天灾上讲，法国因为气候原因连年歉收导致农民已经没有活路；从人祸上讲，那位带着自己王后骄淫奢侈的路易十六，坚持还要从第三等级（法国当时第一等级为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国王，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为普通市民和农民）身上征税。最关键的是，当时法国的中下阶层不仅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初步财富积累，而且早已经历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启蒙运动”的洗礼和熏陶，民智已开。
于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在这场试图以“共和体制”替代“君主专政”的大革命中，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波旁王朝首先被推翻，天下大乱，而第一个登上执政舞台的，是吉伦特派。
吉伦特派也有过一些其他的名称，但因为其主要的几个成员来自法国的吉伦特省，故得此名。这个派别的成员大多来自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阶层，所以一般被历史教科书打上“软弱的资产阶级”标签。
但事实上，这个标签也对也不对。
说不对，是因为吉伦特派上台执政后，对内坚决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废除王权，在大方向上并没有含糊，并因此干了一件当时也有不少反对声音的事——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十六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处决的国王，他生前还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对外，吉伦特派并没有屈服于欧洲干涉势力的入侵（因为波旁王朝被颠覆，欧洲的各国势力开始组成联军干涉法国内政）。
位于法国波尔多市梅花广场的“吉伦特纪念碑”
马拉的肖像画，和那幅名作中的形象有比较大的差别
说对，是因为吉伦特派虽然上台后做出过不少积极的措施，但总体来说，当时法国所处的革命环境用“狂风暴雨”来形容也不为过，而吉伦特派因为主要由工商阶层组成，所以没有能力在特殊时期拿出特殊的手段和办法：对外，他们对后来一拨又一拨的外国军队干涉显得疲于应付；对内，由于社会动荡，法国市场上的各种投机商闻风而动，囤货牟利，而崇尚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却又始终不肯施行限价政策，结果搞得民怨沸腾，失去了普通市民阶层，尤其是法国工人阶层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个派别迅速崛起，在1793年5月底接连发起三次起义，彻底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
新上台的这个派别，就是雅各宾派。
雅各宾派在政治主张上与吉伦特派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强调推翻王权，建立共和，但他们与吉伦特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他们信奉“乱世需用重典”，简单来说，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基本只给出三个字的处理意见：杀！杀！杀！
在雅各宾派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领袖罗伯斯庇尔，但其实他们还有一员重要干将。
他就是马拉。
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马拉。
直到40岁之前，马拉还只是一名医生。作为一个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马拉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文，能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对化学、物理和医学颇有研究，翻译过《牛顿光学原理》，出版过《光学基础知识》，还因为写《关于电的特性研究》而受到过里昂科学院的奖励。
1783年，原本就写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政论文章的马拉决定和很多伟大的革命家一样——弃医从文。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马拉很快就成为法国历史舞台中央的那一批人。
几乎由马拉一人担任撰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报纸《人民之友》成了当时法兰西最有名的报纸。为了出版这份报纸而免受当局干扰和迫害，马拉长期在地下室工作和生活（这也是他患有严重皮肤病的重要原因）。在这张报纸上，马拉猛烈抨击专制的王权和温和的君主立宪派，强烈主张共和制，并发问：“穷人和富人都是国民，为什么穷人要遭受虐待？”
马拉的诸多观点得到了法国底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直接称马拉为“人民之友”。而马拉也作为“国民公会”的主席，成为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之一。
但马拉在作为“人民之友”的同时，也被很多人反对，那也是他能成为雅各宾派主要领导的重要原因——主张必须用专政和暴力的手段维护革命的成果。
于是就要说到马拉的另一面。
马拉坚决主张一切法律须经人民批准，但与此同时，他又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专政乃至独裁政府，才能保全革命的胜利果实。为此，一切暴力都是合理的——何止是暴力，他认为各种酷刑乃至肢解敌人，都是合理的。
为此，马拉曾在1792年的《人民之友》上呼吁必须要砍下敌人们的头颅，并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目标：27万颗。
值得一提的是，马拉还是一个复仇心很强的人。
马拉曾经想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为此他曾写了一本关于“燃素”理论的《火焰论》。但这本立论就错误的书受到了当时法兰西科学院一位院士的批评。于是，在大革命风暴初起时，马拉首先喊出了口号：“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这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那名院士后来被投入监狱，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那位院士，就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化学家”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
在马拉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的政敌被送上了断头台，尤其是吉伦特派——马拉和很多雅各宾派的人一样，特别痛恨吉伦特派，认为他们是王室的帮凶、共和的敌人。
拉瓦锡是贵族出身，当时被处决的罪名是他是一名“包税官”，剥削了人民。他给“氧”和“氢”命名，预测了硅，提出了燃烧的本质是氧化。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在拉瓦锡被斩首后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1793年底的那场起义，让雅各宾派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而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防止敌对势力的反扑，以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为首的雅各宾派人将一批又一批吉伦特派人送上断头台，并将一批非常具有名望的吉伦特派人逮捕入狱，准备送上断头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罗兰夫人。
雅各宾派的残酷镇压开始渐渐让人产生恐惧和反感，就连温和的吉伦特派也在康恩酝酿如何反攻——尽管应者寥寥。
而一个有同情心和赞成吉伦特派的年轻女子，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杀掉马拉。
没错，这个女子，就是夏绿蒂·科黛。
科黛1767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她的祖辈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的悲剧戏剧家高乃依。科黛自幼丧母，她和妹妹被父亲送到了修道院。在修道院里，科黛读了很多书，包括大量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和世界观。
在一次亲戚朋友的聚会中，大家提议为国王干一杯，只有科黛一人拒绝举杯，因为她认为路易十六是一位懦弱无能的国王，他没能让他的人民脱离不幸和苦难。科黛早就不对婚姻抱有期望，她已确定了自己唯一的“情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法兰西。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科黛充分阅读和了解了各个党派的主张和政策，认为诸多党派中，吉伦特派是最可信赖的。几乎每一场吉伦特派的公众演讲，她都会去旁听，她相信他们能够拯救法国。
所以，当雅各宾派上台执政，尤其是开始大肆逮捕和处决吉伦特派人的时候，科黛觉得心中的怒火被点燃了，她认为自己可以为吉伦特派，不，应该说是为自己的法国做一件事——杀掉雅各宾派的主要发动机：马拉。
在科黛看来，马拉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他会毁掉整个法兰西。
这幅画描绘的是发生在1792年的法国“九月屠杀”。当时干涉的普鲁士军队兵临巴黎，有传闻说外国军队进入巴黎后就会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包括王室成员。马拉当时在媒体上呼吁：“在外国侵略者进入之前，就把监狱里的犯人全部杀掉！”于是，巴黎监狱里无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大批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屠杀，很多犯人甚至被肢解，而大量女囚犯死前遭受了各种羞辱和强奸，其中包括王室公主。有超过1200人在这场屠杀中丧命，当时震惊世界——科黛认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件背后，马拉起了很大作用
直到现在，依旧有很多人无法相信，这个当时才26岁的女子为何会如此果敢——拿定主意后就立刻只身一人前往巴黎，决定将自己的计划实施。
到了巴黎后，科黛很快打听到了马拉的住处。她待在旅馆里平静写完了《致法律和和平之友的法国人书》，交代了要杀死马拉的动机。在7月13日这天，科黛给自己进行了精心的打扮，出门，到刀具店买了一把刀，藏在了披肩之下，来到了马拉的住所门口。
以科黛的身份，马拉是不可能亲自接待她的，所以她在前两次求见被拒绝之后，很快找到了马拉最感兴趣的一个点——提供一份准备造反的吉伦特派的人员名单。
果然，她被获准进入马拉的浴室。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马拉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的时候，科黛的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
一刀戳穿了马拉的肺部，一刀砍断了他的颈动脉，马拉发出的哀号响彻整间屋子，转眼间就死在了浴缸里。
法国画家让-约瑟夫·韦特笔下的“马拉之死”
科黛随即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被逮捕。在警察到来之前，一位正好来马拉家送文件的议员抡起一把椅子砸倒了科黛。当科黛被捆绑起来之后，包括警察在内的众人都无法相信，眼前这个文静的女子和这场血案有关。
他们开始搜科黛的身，试图找出她和吉伦特派有关联的证据，但是只搜出了旅行证、出生证、手表和一些钱款，另外，就是一包针线——显然，科黛怕逮捕后衣服被扯坏，所以准备带针线到牢房里去缝补。
7月17日，被关押的科黛等来了预料中的审判。
马拉被刺杀轰动了法国，无数人在那一天挤到了庭审现场，希望看一看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到底长什么模样。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个看上去很瘦弱的女子，而且面对法官的询问，她显得相当平静。
“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为了法国的和平。”
“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据说这幅画画的就是夏绿蒂·科黛，但真伪待考
“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但法官的一个问题让科黛的回答陡然高亢起来：
“你的杀人技术很高明，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吧？”
“您太侮辱人了！您以为我是杀人犯吗？”
接着，科黛就在法庭上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死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我无所畏惧。”
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子真的对这个世界无所留恋了吗？
似乎也不是。
审判结束得很快，结局并没有悬念——死刑，立即执行，上断头台。
在听到宣判结果之后，科黛向法官提出了一个小要求：希望有一位画家，为自己留下一幅肖像画。
法官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
从宣判到行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几个小时里，科黛就静静地坐着，让画家画肖像。
在画家接近完工的时候，一位名叫桑松的刽子手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件红色衣服——死刑犯必须要剪去长发，而红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杀人。
科黛的声音毕竟还是起了一些颤抖：“已经到时间了？”
但她还是平静了下来。当她的一头金发被剪落后，科黛从地上拾起了一束递给了画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谢您的东西，就请收下这束头发吧。”
随后，她就跟着刽子手走出了房间。
关于科黛上断头台的过程，留下了不少细节。
当时在前往断头台的道路两边，挤满了围观的法国老百姓，他们愤怒地叱骂杀人凶手，或者对她起哄嘲笑，而科黛始终面朝前方，面带微笑。
科黛在路上就问过桑松一个问题：“马拉真的会被葬入先贤祠吗？”
先贤祠，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
桑松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能做的，只是在临近断头台时，取出一块黑布给科黛蒙上双眼。但科黛却拒绝了：“我也是个有好奇心的人，难道我不能亲眼看看断头台的样子吗？”
说完，科黛就把头探了出去。当她看到那架著名的断头台时，脸上忽然失去了血色，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随后，她拒绝任何人的帮助，自己爬上了断头台。桑松为她披上了一条披肩，免得当她被斩首时，俯卧下来会被围观的群众看到胸部。
科黛自己将头放到了断头台的平台上，一言不发，静静等候。
铡刀高高吊起，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陡然落下。
全场围观的观众发出兴奋的呼喊和口哨声。
就在科黛人头落地的那一刹那，刽子手桑松的助手、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冲上前去，拿起科黛的头颅拼命抽打她的耳光。哪怕是再想看热闹的围观群众，都被这个粗鲁的动作激怒了。
但更著名的传说还在后面——现场有不止一个目击者在事后表示：他们看到科黛的脸颊泛起了红潮，并出现了愤怒的表情。
但哪怕这个传说是真的，科黛也只可能再保留短暂的意识，她是不可能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事的：
马拉的心脏被雅各宾派放在了俱乐部的墙上当作“美德的圣物”，进一步激发他们专政的决心和斗志；
那些吉伦特派的灵魂人物，包括罗兰夫人在内，在几个月后都被“雅各宾派”一一处决；
马拉真的被葬入了先贤祠，与之前在那里的伟人卢梭、伏尔泰等比肩。
失去马拉的“雅各宾派”并没有停止专制的步伐，却也陷入了内斗：领袖罗伯斯庇尔把另一个领袖丹东也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最终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把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一倒台，马拉的棺木又立刻被移出了先贤祠。
这一切，科黛都无法见证，能一一记录的，只有历史。
最后来说说关于《马拉之死》这幅画。
这幅画的作者是法国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他是马拉的好友。就在马拉被刺之前两天，他还在马拉的浴室里和他见过面。马拉被刺之后，大卫立刻就赶到了刺杀现场。在看到现场之后，他就产生了要把这一幕画下来的念头。
三个月之后，著名的《马拉之死》就诞生了。
在这幅画作里，马拉的形象无疑被美化了，不仅仅是他的“疱疹性皮炎”被掩饰，而且从构图、光线处理和技法上，让马拉拥有了“圣徒”一般的形象。为此，大卫还不惜凭借自己的想象，在画中的一张便条上写上了马拉的遗嘱：“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雅克·路易·大卫画的《马拉之死》
但大卫后来做的，其实还不止画一幅《马拉之死》那么简单。
他当时还提出一个建议：为了让人民瞻仰，马拉的遗体应该保持倒在敌人刀下那一刻的姿势。
在巴黎炎热的夏天里，这个建议被雅各宾派采纳了。死后的马拉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口外，怎么也塞不回去，不得已只好割掉。大卫想的办法是把马拉的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据说由于亲吻这只手的民众实在太多，最后它竟从身体上掉落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拉在大卫心目中是原来那个马拉，还是已经升华为他心中理想的化身呢？
这幅《马拉之死》的画作完成后，被挂在当时巴黎“国民公会”的墙壁上，雅各宾派的成员们做出承诺：永不移动，警示后人！但在第二年的“热月政变”后，这幅画就被取下来还给了作者，并就此被打入冷宫，直到100年后才重见天日，被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
保罗·波德里画的《马拉之死》
之所以说这些，不是想讨论《马拉之死》这幅画本身，而讨论马拉和科黛谁究竟更正义，完全可以另写一篇文章。
在这里只是想引出另一幅画，画的也是“马拉之死”，但作者是另一名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他画这幅画的时间，是在1860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71年。
我们再看这幅画，无论是构图，还是画中两个人的神态、表情，画家的倾向性其实已经非常明显。
看完各种类型的《马拉之死》画作，尤其是这两幅画的对比，不知各位读者有何感想？
所谓的“有图有真相”，在某些特定背景下，真的存在吗？
有时候我们所要呈现或想要承认的，是不是只是我们心底里希望的那副模样。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马拉之死〉塑造的“圣徒”形象》（吴洪，“凤凰艺术”网站，2017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