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的近邻日本，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道阴影，蔑视者有之，仇恨者有之，但却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甲午战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热血青年，开始成批成批地前往日本留学。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清末到底有多少人去日本留学？
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后来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大多都有留日的经历，鲁迅、杨度、黄兴、秋瑾、蒋介石、蒋百里、阎锡山、胡汉民、汪精卫……
根据《人民政协报》曾刊登过的一份数据显示：1896年，清政府开始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一共13人——这是“官派”的。到了1900年，留日学生增加到了100多人，1902年为500多人，1903年为1300多人，1904年为2400多人，1905年至1906年因为数据太大而已经没有精确数字，估计在100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自费）。
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显示，根据日本各学校调查数字汇总统计：1906年清朝的留学生是7283人，1907年是6797人，1908年是5216人，1909年是5266人，1910年是3979人，1911年是3328人。
要知道，这只是日本学校方面的统计，因为当时还有很多所谓的“留学生”并没有找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学校，只是在社会上“闲晃”。当然，也存在一个中国留学生会报几个日本学校的情况。
所以，从18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15年时间里，先后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人数只有一个大致的估计数字，在3万人左右。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情，这不算是一个小数字了。
于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选择去日本留学？
首先，有个大背景。
大家都觉得，经甲午一战，中日不共戴天，但事实并非如此。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奇怪的“蜜月期”。
从清朝角度讲，与自己各方面都比较相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肯定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而自己战败后也必须在国内做出一种革新的姿态，所以愿意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
而从日本角度来说，在击败清朝后，它在东亚地区的对手就只剩下了沙俄，此时最好的策略是拉拢清朝共同对付沙俄。日本接受清朝的赴日留学生，一方面可以笼络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培植亲日势力，还能增加外汇，何乐而不为？所以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很重视招收中国留学生。
其次，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饮食、文字各方面更能让中国留学生适应，地理位置也非常近，有急事可以两地往返。而且，当时去日本是不用签证的——船票在手，说走就走。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宜啊！
根据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学校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每年的学费大约为35日元——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十七两白银。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的缴费情况，至今为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管
如果留学欧美呢？清朝给官派的欧美留学生发放的津贴标准是每年一千二百两白银，其中学费是每月二十两，其他为住宿费和差旅费。
一年十七两和一个月二十两，再加上吃穿住行方面的费用差距，去日本留学的性价比立刻凸显。
所以，即使考不上“官派”，清朝当时的中产之家基本也都可以负担子女去日本留学的费用，甚至经济状况再差一点的家庭，咬咬牙凑凑钱也能勉强承受，但能将子女送到欧美去留学的家庭，必须是非富即贵的。
当然，由此也衍生出当时“欧美同学会”看不上“日本同学会”的情况。
两个背景问题说完，第三个问题来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得怎么样？
要问他们学得怎么样，先要看他们去日本留学的目的。
应该说，当时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都是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去的。甲午一战，对中国人刺激极大，而日本在吸收了西方文明后立刻实现了富国强兵，这也让广大中国学子抱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决心。这从他们在日本选修的科目就能看出来——绝大部分学生选的是当时中国最缺的方向：军事、政法、师范……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学生是抱着“镀金”的心态去的，他们在日本学习也不努力，甚至日语都没学好，反而沾染了不少不良风气，终日旷课闲逛，搞同乡会小圈子，饮酒作乐，甚至嫖妓。
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时，是抱着一种回国后要改良政治的态度的。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在亲身感受到近代化的日本与腐朽的清朝在各方面的对比之后，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不是要改良，而是要推翻清廷，是要革命了。
所以，清末革命的熊熊大火燃起，一个重要的点火点，其实产生于日本的留学生团体中。
那么，第四个问题又来了：留学生酝酿造反，清政府不管吗？
管，当然管。
1903年，留日学生群体中的革命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各路线报都回送了清廷。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非常支持派学生留日，但他也向清廷写了这样一份奏折：
“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
但问题是，这些学生不在国内，清政府怎么管？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日本政府帮忙立法来管。
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听清政府的呢？
日本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动机的。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为对抗沙俄，日本政府和清政府的关系在“蜜月期”。而另一方面，那些小部分终日游手好闲的清朝留学生，确实败坏了学校的风气，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日本方面也早就想整治一下了。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方面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由此被点燃了。
第五个问题：为什么管一管留学生，就能“点燃火药桶”？
先来看日本颁布的规则，全文共十五条，简单概括来说有四条激怒了中国留学生。
第一条：清国学生留学日本，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
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
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的房子或住的旅馆，需要所在学校监管。
第十条：如果有清国学生因为“性行不良”而被学校开除，其他学校也不准录取。
规则一出，当时在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立刻刊文批评，指出这四条的问题以及整个条例的大问题：
第一条和第四条，完全侵犯了清国留学生的留学自由权利；
第九条，据调查，在日本只有妓女才会被监管住所；
第十条，怎样定性“性行不良”？如果来自北京的官员一口咬定，留学生就将无校可上！
此外，《新民丛报》还透露，这个条例本来是叫《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把清朝和日本的附庸国并列在一起（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附庸），究竟是什么居心？
最激起留学生怒火的是规则中的“取缔”二字：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接受我国的留学生，只有你日本开“取缔”先河，这是赤裸裸地藐视我们的国权！
所以，此规则一出台，所有在东京的清朝留学生顿时沸腾起来，纷纷扔下课本冲上街头，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和抗议。
当时留学生团体提出的口号是：全体回国！
第六个问题来了：日本是真的要取缔清朝留学生吗？
其实，还真不是。
这件事是一个大乌龙。
日本方面颁布的这份规定，其实名字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但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规定的时候，简化了标题，改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但问题是，在日文中的“取缔”有“监管”“监督”的意思，就像日本公司里的“取缔役”其实就是“董事长”的意思。而很多清朝留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机会看到原文，所以导致以讹传讹（不排除个别留学生也没学好日文）。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颁布的这个规定，确实有盛气凌人、欺负清朝留学生的成分，但如果要上升到无限高度，却也有一些勉强。远在越南的孙中山当时就发回电报，希望留日学生不要意气用事，要留在日本完成学业，以防回国后被清朝“一网打尽”。而梁启超也客观地评价过这次事件，称一部分人“决非徒在此规则问题”，俱是“蓄愤甚久，而借此一泄”。
何为“蓄愤甚久”？一方面，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震撼于原本落后的日本突飞猛进，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每个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把当时日本欺凌朝鲜看在眼里，对长期遭受日本的霸权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恨之情。而在留学的生活和学习中，他们也确实受到过不少日本老师、房东、警察乃至车夫的冷嘲热讽和刁难，长久积累的怨气以这次事件为导火索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当然，也有一部分纨绔子弟，生怕规则变严后影响自己的留学考勤，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甚至还有一部分留学生纯粹是希望能够结识几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所以也开始罢课游行。
但是，留学生队伍也开始发生分裂。
一方，是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他们遵从孙中山的意见，组成了一个“维持会”，希望留学生不要回国，完成学业再说。
另一方，以胡瑛、秋瑾为代表，成立了“联合会”，坚决要求留学生全体回国。
两方面的势力开始发生激烈冲突。
最后，不说问题，来说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留日学生，叫陈天华。
1905年12月8日，31岁的陈天华一步步走向大海，最终投海自尽。
按照长期以来的说法，陈天华的投海，就是为了抗议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陈天华的自杀，确实再一次把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按永田圭介在《秋瑾——竞雄女侠传》中的说法，在1905年12月9日的陈天华追悼会上，盛怒的秋瑾拔出刀，宣判鲁迅等不愿回国的留学生“死刑”，并大喝：“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后来就被传为著名的“秋瑾刀斩鲁迅”。但又据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后来回忆，当时秋瑾把刀拔出来插在讲台上，说的是：“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她并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人。不过，秋瑾在退学回国后，还是写信给留在日本的同学，称爱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大家的精神其实是相同的
但是，陈天华真的是为了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自杀的吗？
很多因为陈天华自杀而愤慨上街的清朝留学生，其实并没有仔细看甚至根本没看过陈天华留下的遗书《绝命辞》：
“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
陈天华根本不是为了“取缔事件”而死。他甚至在仔细研读了条例原文后说：
“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指之前《新民丛报》宣传的）迥乎不同。”
陈天华所恨的，是中国留学生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愚昧、冲动和不团结，而且给了日本人进一步责难的把柄。果然，日本媒体就开始称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
但无论如何，陈天华的死还是刺激了激进的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学生开始组队带刀上街，声称要砍死不愿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也确实发生了殴打乃至捅刺事件。
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从1905年12月13日开始，有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中断学业，回到国内。
清廷原本希望日本规范自己留学生的行为，压制革命浪潮，但这数千名义愤填膺的留学生回国后，一下子分散到各省各地，开始酝酿各种革命活动，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日本原本希望管制留学生讨好清政府，结果却进一步激怒了这批留学生。当初希望能培植“亲日势力”的愿望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十几年来，日本接收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都依旧痛恨日本，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坚定地站到了抵抗的最前线。
这场为期十多年的大规模留日活动带来的最终结果，恐怕是清政府和日本当初都没想到的。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第一次向大唐派出了遣唐使。
在之后的260多年里，日本一共向中国派出过19次遣唐使（最终成行16次），总计300多人。
这300多人来到传说中的中土大唐，虔诚地学习文学、音乐、医学、茶道、手工业等各方面的先进知识，再把这些知识带回自己的祖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祖国快速富强。
1200多年后，斗转星移，角色互换。
在那一批批留日的清朝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带着心中跃动的火焰去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但也有一些人，心中只有浑浊的海浪，摇摇晃晃，昏昏度日。
而那批带着火焰的留学生，其实还面临着另一片汪洋：他们一开始大都是希望学成后能回来建设祖国。但眼界一开，格局一大，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1200多年前，日本虽然落后，但离先进的大唐，也不过是隔着一个东海；而1200多年后，清朝和世界强国之间，已经隔着一望无际、无法逾越的大洋。
在那种绝望和痛苦的挣扎中，有的火焰选择献祭给了大海，而更多的火焰因此而坚强，闪耀出更倔强的光芒。
清末的日本留学潮，确实不是一次简单的留学行为，包括发生“取缔事件”，也是因为里面夹杂着万千中国学子太多的憧憬，彷徨，迷茫，绝望，愤怒，悲伤。
还有勇气和决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李喜所、李来容，《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2.《清末民初为何扎堆留学日本》（杨早，《北京晚报》，2016年7月5日）
3.《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真相》（“水经书屋”，新浪博客，2016年1月31日）
4.《日媒嘲讽国人放纵卑劣 陈天华愤写〈绝命辞〉自杀》（《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2013年2月27日）
5.《辛亥革命与留日学生》（王晓秋，《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5日）
6.《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罗雪挥，《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7期）
7.《愤青的狂欢——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真相》（冯学荣，中国数字时代网站，2013年6月11日）
8.《秋瑾是怎么“刀斩鲁迅”的》（李思达，腾讯大家，2016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