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伟大发明的诞生从来就是充满艰辛的，包括研究，包括申请专利，包括各种争议。
1875年的某一天，沃特森在实验室里忽然听到了一句话：“沃特森先生！快来帮助我！”
听到这句话后，沃特森发疯一样地冲出了实验室，一边奔跑，一边喊着：“我听到贝尔在叫我！我听到贝尔在叫我！”
沃特森是贝尔的助手，贝尔刚才是在另一间房间，通过一根导线连接的“薄膜”呼叫了他。
这件在我们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却让当时的贝尔和沃特森几乎流下激动的眼泪。
当天晚上，贝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用激动的笔触写道：“朋友们各自留在家里，不用出门也能互相交谈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贝尔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年生于英国苏格兰。他的祖父和父亲毕生都从事聋哑人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也影响了贝尔，他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
贝尔一开始研究的兴趣是在电报上。在有一次实验过程中，贝尔偶然发现了一块铁片在磁铁前振动会发出微弱声音的现象，而且他还发现这种声音能通过导线传向远方。
这个现象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他想，如果对着铁片讲话，不也可以引起铁片的振动吗？——这就是贝尔关于电话的最初构想。
贝尔把设想告诉了周边人，但得到的基本都是嘲笑，有人还劝他去看看《电学常识》这本书，然后就会放弃那种“荒唐”的念头了。但他得到了当时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他发明了继电器，电感的单位“亨利”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鼓励。
亨利对贝尔说：“你有一个伟大发明的设想，干吧！”当贝尔说到自己缺乏电学知识时，亨利说：“学吧。”
贝尔发明电话的过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里也不再赘述。总而言之，经过大量的实验和修正，1876年2月14日，贝尔终于向美国专利局递交了“电话”的专利申请。
各种争议和纠纷，就此而来。
首先，对贝尔发明电话表示不服的，是一个叫伊莱沙·格雷的人。
格雷设计的电话，与贝尔的电话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有一点原理不同：格雷是利用送话器内部液体的电阻变化。
而在格雷和贝尔之前，1876年1月14日，还有一个人申请了“会说话的电报”的专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
伊莱沙·格雷
于是，专利局就开始对贝尔、格雷和爱迪生的三项专利申请进行审定。爱迪生的专利说明远不及其余两人的深入和详细，所以率先出局。而格雷和贝尔的专利审定则让专利局陷入了两难境地。
最后，因为格雷的专利申请比贝尔晚递交了两个小时，并且格雷的液体原理和贝尔的磁石原理不同，最终，“电话”的专利被判给了贝尔。
1886年，当时承办此案的专利审查官威尔伯（Zenas F.Wilber）曾透露，自己长期酗酒而且债台高筑，并且他早在南北战争时期（1861年至1865年）就认识了一名叫贝利的律师（也是自己的债主之一），而贝利也是贝尔雇用的律师。威尔伯还提到过，自己曾给贝尔看过格雷的申请材料。
其实从贝尔拿到电话专利的那一刻起，格雷就开始了对他的起诉。想打官司的还不止格雷一家，1877年，爱迪生又取得了发明碳粒送话器的专利。当时美国最大的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买下了格雷和爱迪生的专利权，与贝尔的电话公司对抗。为电话的专利，贝尔共计打过近600场官司。
1876年，贝尔设计的电话草图
1892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与贝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完全承认贝尔的专利权，从此不再染指电话业，交换条件是17年之内分享贝尔电话公司收入的20%。
关于贝尔发明电话的专利官司，这才算稍微平息了一点。
但是，这些官司里，有一桩官司却是贝尔始终无法回避的——那个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才是电话的真正发明人。
那个人，叫安东尼奥·梅乌奇，是一名意大利人。
梅乌奇180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比贝尔大39岁。他自幼学习美术，起初在佩戈拉剧院当舞台技工，曾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设计。
1850年，梅乌奇移居美国纽约的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并加入了美国国籍。起初他以生产香肠和腊肠谋生，但生意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景气，后来就转而生产蜡烛。
在移居到美国之前，梅乌奇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古巴。为了增加收入以改善生活环境，他开始对自己很感兴趣的电生理学进行研究。不久，他研究出了一种用电击治疗疾病的方法，这使他在哈瓦那名声大振。没有什么资料显示他那套治疗方法是否真的有用，但有资料显示，在1849年的一天，当梅乌奇准备好一套器械要给在另外一个房间的朋友治疗时（当时他把一块与线圈连接的金属簧片插在朋友的嘴巴里，线圈连接导线，通往另一个房间），通过连接两个房间的一根电线，他清楚地听见了从另外一个房间里传出的朋友的声音。
梅乌奇马上意识到这一现象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并立即着手研究被他称为“远距离传话”的装置。
梅乌奇“远距”传话机离装置示意图
1854年，梅乌奇已制造出第一部像电话机一样运行的样机。第二年，梅乌奇进一步完善他的电话机并将其命名为“远距离传话机”。由于妻子瘫痪在床，梅乌奇就装配了一个通话系统，把妻子的卧室和他的工作室连起来，以方便联系。
梅乌奇
那个时候，贝尔只有两岁。
1860年的时候，梅乌奇向公众展示了这个系统，并在纽约的意大利语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这项发明的介绍。但是，英语水平不高的梅乌奇融不进美国主流社会，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1871年，梅乌奇在一次搭乘斯塔滕岛的渡轮时，渡轮的一个锅炉发生了爆炸，导致125名乘客死亡。在这场灾难中，梅乌奇被烧伤了。在养病期间，妻子卖掉了他实验室里包括“远距离传话机”在内的所有东西，而那个凝聚了他心血的模型，才卖了6美元。
也就是在这一年，梅乌奇终于提交了一份“专利预告”文件——这不是一份完整的专利申请文件，因为那需要花费250美元，梅乌奇付不起。这种“专利预告”文件需要每年付10美元，三年后，梅乌奇连10美元都付不出了（五年后，贝尔递交了专利申请）。
走投无路的梅乌奇，在1873年带着记录有全部实验数据的笔记本和一部新的电话原型机，来到了西联汇款公司，试图毛遂自荐。但这家公司非但没有接见梅乌奇，还在后来宣称，梅乌奇向该公司提供的东西都不慎遗失。
后来证明，这家公司的高管是贝尔的朋友。两年以后，贝尔提交了电话专利申请，并与西联汇款联手建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在贝尔申请到电话的专利并成立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之后，梅乌奇终于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表示自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先发明了电话。
囊中羞涩的梅乌奇无法独立负担庞大的诉讼费用，他依靠着朋友律师的帮助，与贝尔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当民意开始慢慢倒向梅乌奇，最高法院也开始考虑用欺诈罪指控贝尔的时候，梅乌奇的生命却走到了终点。
1889年10月18日，81岁的梅乌奇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官司自然不了了之。
梅乌奇的第一部电话原型机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还没有。
2002年6月11日，在梅乌奇逝世113年之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69号决议——这是一项关于“电话”的决议。
决议称，梅乌奇于1860年在纽约展示的名为“teletrofono”的机械已经具备了电话的功能，而贝尔后来确实有各种渠道和机会拿到梅乌奇的实验资料——
“众议院认为安东尼奥·梅乌奇的一生及其成就应该得到肯定。他在发明电话过程中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承认。”
决议公布，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纷纷欢呼这一迟到一个多世纪的“公正判决”。但加拿大方面却指责美国国会为了政治目的篡改历史（贝尔1870年移民加拿大，1882年又取得美国国籍）。
10天后的6月21日，作为回应，加拿大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
2004年，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举办的“最伟大的加拿大人”评选中，贝尔被电视观众评选“十大杰出加拿大人”。
就目前的绝大多数资料显示，电话的发明人，依旧是贝尔。
有人认为，贝尔对电话的商业化和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的作用类似爱迪生之于电灯泡，所以他对电话做出的贡献更大。
也有人认为，梅乌奇先发明了电话，且贝尔确实有获得梅乌奇资料的嫌疑。
不管怎样，2013年3月16日，美国的专利法终于做出了一项重大改变：从之前的“先发明主义”（Fisrt-to-Invent），改为了“发明人先申请主义”（Fisrt-Inventor-to-Invent）。
只是关于电话的发明者究竟是谁，专利法已经无法给出答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挺喜欢写科学家的故事的。
因为我个人认为，能从整体上改变人类发展走向的事情，只有两种：战争和科技。
战争，毋庸多言，是向着毁灭人类的方向去的。
而科技的发展，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生活（前提是别和战争联姻）。
而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科学家，其实也拥有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不是一个个冷冰冰、高高在上的科研机器人，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好事有糗事的普通人。
比如贝尔，无论他究竟有没有借鉴梅乌奇的成果，其实他一生为聋哑人做了很多贡献，他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位聋哑人。
另外一个喜欢写科学家的原因是，我很痴迷那个科学家辈出、人类科技文明大爆炸的时代——你看，一个电话，全世界各地都有科学家在憋足了劲儿捣鼓（其实在贝尔之前，法国人博修和德国人赖斯也有过类似的发现或发明）。那时候，每一个诺贝尔奖，都足以改变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
从21世纪开始，人类其实已经正式进入崭新的“互联网时代”，很多原来想都想不到的事，都逐步成为现实。
衷心期望并等待，下一个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