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人而言，一提“女间谍”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川岛芳子。其实，川岛芳子一开始的外号，就是“东方的玛塔·哈丽”。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上海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上的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发生了一场骚动。
那一天，以天崎启升为首的5名日本僧人，在三友实业的工厂大门前敲鼓击钟，并向厂内投掷石块。
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纺织厂，“九一八事变”后，工人们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天天上班前操练。看到日本僧人在厂门口挑衅，“救国会”的工人们随即走了出来，进行盘查。
就在此时，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忽然冲入了队伍，对那几名日本僧人用石块又打又砸，造成一名叫水上秀雄的僧人伤重不治而亡。
当时的三友实业社
1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惩治凶手并道歉。1月20日，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多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冲入了三友实业社的厂房报复，打砸抢烧，还打死一名闻讯前来的警察。
1月21日，在日本的日侨随后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中国的“抗日暴行”。日本方面要求中国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并要求中国守军全部撤出闸北。
当时的蒋介石军队主力正在江西“剿共”，所以要求上海方面全盘接受要求，忍辱求全。
但就在蒋介石方面全面接受要求的情况下，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分三路向闸北发动全面进攻。负责沪宁地区防卫的第十九陆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
这场事件，被称为“日本僧人事件”，因此引发的战斗，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二战”后，当时的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自供：那些打死打伤日本僧人的人，是他委派的地痞流氓，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嫁祸三友实业社，然后引发“日华冲突”，在上海制造一场焦点战争，进而缓和当时国际上对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关注。
川岛芳子
根据田中隆吉的供述，那些事情，都是他委托一个“和我很亲近的女子”办妥的，那个女子的名字，叫川岛芳子。
往前倒推26年。1906年，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生。同年，肃亲王善耆有了自己第十四个女儿——爱新觉罗·显玗。善耆给这个小女儿起名“东珍”，意为“东方的珍宝”。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大清黄龙旗应声落地。落魄的肃亲王善耆作为最坚定的保皇派，一直想恢复故国的荣光，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结义兄弟，日本人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从甲午战争中的一名日本翻译官起家，因为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紫禁城保护得不错，由此结识了肃亲王善耆，后来做到清政府新设的北京警务厅总监督，负责培训清朝送来的警察，风光一时。
爱新觉罗·善耆。当年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被释放，就是他下的令
善耆自己也清楚，凭借清朝的力量，复国已是天方夜谭，最能借助的，就是日本的力量，所以他评价川岛浪速为“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
而川岛浪速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日本的间谍，他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促成“满蒙独立”，他知道善耆是一颗重要棋子，所以也称他为“非凡之人”。
童年的川岛芳子
如何显示兄弟间的亲善之情？善耆决定，将自己年幼的女儿爱新觉罗·显玗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养女。
显玗的哥哥，当年11岁的爱新觉罗·宪立后来这样回忆起6岁的妹妹当年离家时的情景：“她去二楼父亲的房间辞行时，身穿中国衣服，头发上系着一条白色丝带，哭着说：‘我不愿意去日本。’母亲一再地哄着说：‘好孩子不要哭。’”
宪立回忆：“我至今还不能忘记生母那一天痛苦的样子。”
自那时起，6岁的显玗改了名字，开始叫那个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川岛芳子。
但川岛浪速，并没有只是把川岛芳子当作养女。
1912年，6岁的显玗更名为川岛芳子后，随川岛浪速前往日本，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
川岛浪速完全是按照培养一个间谍的方式培养自己这个养女的。在日本，川岛芳子学会了开枪、射箭、骑马，并接受了军事、政治、情报等各方面训练。加上川岛浪速家里本身就是一个日本法西斯主义聚集的沙龙，所以川岛芳子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
对政治的高度热情，甚至体现在了川岛芳子的恋爱中。
1924年，已经18岁的川岛芳子亭亭玉立，身边有了不少追求者，其中她比较倾心的，是一个叫岩田爱之助的男子。
岩田爱之助是典型的日本极右翼分子，他主张日本应该立即发兵占领中国东北，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振兴大东亚”。川岛芳子和岩田爱之助在一起时，两人之间的谈话很少有风花雪月，而是往往以政治为话题。
但这时，川岛芳子身边闯入了一位奇怪的追求者——养父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曾对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父亲肃亲王是位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仁勇兼备。”他希望宪立同意他娶川岛芳子为妾。
但当时已经59岁的川岛浪速采取的追求手段，近乎无耻——他直接强暴了川岛芳子。
那一夜之后，川岛芳子写下了日记：“大正十三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
第二天，川岛芳子头梳日本式发髻，身穿底摆带花和服，拍了张少女诀别照，然后就剪了个男式分头，决定与女性身份彻底“诀别”。
少女时期的川岛芳子
但是还有爱人岩田爱之助呢？
也就是在那一年，岩田爱之助决定向川岛芳子求婚。
但岩田爱之助发现，川岛芳子的情绪忽然变得非常暴躁，甚至多次表示：“我不想活了，我应该了此一生。”
一开始还宽慰芳子的岩田最后也恼了，把一把上膛的手枪放到了川岛芳子面前，示意她若真想死，就去死。
川岛芳子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枪，对着自己胸膛就扣动了扳机，惊得一旁的岩田目瞪口呆。好在子弹只是穿过了川岛芳子的左肋，并没有致命。
自杀未遂后，川岛芳子没有继续选择沉默，而是把养父奸污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全家人。
但是，她没有得到自己期待的结果。
彼时，肃亲王已经去世，川岛芳子的两个兄弟爱新觉罗·宪开和爱新觉罗·宪东也被寄养在川岛速浪家，所以芳子只能写信给国内她最信任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
宪开的回信是这样的：“现在决不能和川岛浪速公开决裂，希望妹妹一定鼓起勇气生活下去。川岛浪速会做适当反省，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
所谓的“解决”，就是川岛浪速把川岛芳子送到了鹿儿岛休养，两人暂时分离。
在鹿儿岛待了三年之后，21岁的川岛芳子断然拒绝了川岛浪速请求她回到身边的要求，只身来到了中国。
她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恢复故国。
川岛芳子原先指望的，是一场政治婚姻。
1927年，21岁的川岛芳子和蒙古独立势力首领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在旅顺结婚，但这是一段并没有太大意义的婚姻。三年之后，川岛芳子就不辞而别了。
事实上，川岛芳子早就认识到了蒙古独立势力难成大气候，她当时看上的，是日本关东军。
要得到日本关东军的赏识，是要有投名状的。
川岛芳子瞄准了一个牛气冲天的大人物——张作霖。
川岛芳子的父亲肃亲王善耆，当时是和蒙古独立势力巴布扎布结成“独立”同盟的，但是张作霖是最大的绊脚石，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1916年林西一战，巴布扎布毙命，肃亲王的“满蒙独立”梦想破灭，一蹶不振，六年后死去。
川岛芳子与甘珠尔扎布的结婚照
所以，川岛芳子其实是非常恨张作霖的。
恰巧因为张作霖一直对日本要求的权益出尔反尔（参见本书收录的《双面张作霖》），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忌恨，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一批人，一直在密谋暗杀张作霖。
川岛芳子找到了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
首先，川岛芳子有一个前清格格的身份，其次，据说她在与蒙古人结婚前，曾是张学良偏房的候选，所以她能相对隐蔽地打入当时奉军的内部。
在试图约见张学良失败之后，川岛芳子用自己的手腕，轻松征服了张学良身边一个郑姓副官，将张作霖退回关外的列车时刻表搞到了手。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归西，川岛芳子从此进入日本关东军的视线。
崭露头角的川岛芳子，之后做了三件更加让日本人刮目相看的事。
第一件，是通过各种手段，摸清了张学良手下东北军的所有家底。正因为川岛芳子的情报，所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心里是有点底气的。
第二件，是在日本关东军偷偷把溥仪从天津送到满洲后，川岛芳子想尽办法，把溥仪的“皇后”婉容装在棺材里，也偷偷运出了天津，促成了所谓的“帝后团圆”，为伪满洲国建立出了大力。
第三件，就是本文一开头叙述的故事，她与田中隆吉一手策划了“日本僧人案件”，引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川岛芳子得到了她期待的嘉奖——在“新京”（长春）被任命为“满洲国女官长”。第二年，川岛芳子正式被任命为“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那时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金璧辉”），安国军则被宣传为“由满洲公主带领的满洲国义勇军”。
穿军装的川岛芳子
当时26岁的川岛芳子，被日本人称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梦想中的“满洲独立”终于实现了，但川岛芳子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伪满洲国建立后的两年时间里，川岛芳子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她期待中独立的“满洲国”，而是一个日本势力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川岛芳子开始对日本方面不满起来，甚至公开批评日本的“大陆政策”。有证据显示，当时的川岛芳子，利用个人的权力释放了一些被逮捕的中国人。
日军对此非常警觉，立刻把她送回了日本，并对其监视居住。
当时28岁的川岛芳子，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另一种生活，可能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
但是，她没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川岛芳子立刻又回到了中国的天津，开了一家饭店，那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兴楼。
川岛芳子在自己生日那天，在东兴楼大摆筵席，遍请在京朝野名流，其中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官翼贤、原奉军实力派邢士廉、“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等。宴会开始不久，川岛芳子就让人抬来一块匾额，上面刻着——“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
全场震惊。
多田骏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和川岛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多田骏的“照顾”下，川岛芳子的这家东兴楼成了当时日军在中国的一大情报集散地。
川岛芳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交际手腕，在这里接触三教九流，套取各路情报，甚至还搭上过孙中山之子孙科，得到了不少国民党内部的消息。至于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头子戴笠也和川岛芳子有过联系，并且保持沟通，商谈“中日和谈”的可能。
着男装的川岛芳子
如果说之前川岛芳子的奋斗理想，是为了“复国”的话，那么她之后的行为的目的，却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后来的大量资料来看，川岛芳子做很多事的动力，是为了“立功”，是为了让日本军部更重视自己。
为了立功，她还曾偷看了多田骏办公桌上的高度机密文件，获悉了日本当时有意和国民党政府“和谈”的意向。为此，她还直接上书当时已经上台掌权的东条英机，表示自己熟悉国民党各个派系，可以立功。
因为这件事，东条英机差点派人把川岛芳子给杀了——他怀疑川岛芳子已经做了重庆方面的间谍。
但即便被日本军部怀疑甚至关押（曾被东条英机关了半年），川岛芳子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的谍报生涯，不知是觥筹交错的社交生活对她有吸引力，还是惊险刺激的间谍生涯让她有成就感。
但是，欠的账，总是要还的。
东兴楼“女老板”川岛芳子
1945年，战争结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1945年10月，川岛芳子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自己的家里，被军统特工逮捕，并以汉奸罪提起公诉。
1947年10月8日，北平高等法院对川岛芳子进行第一次公审，因为听说要公审“东方女魔”，法院拥进3000多人，玻璃窗都被挤碎了，第一次公审被迫延期。
当时能决定川岛芳子生死的，是一个国籍问题。
以川岛芳子在战争期间的身份，既不可能直接屠杀平民，又不可能参与日本军部的方针决策。这就意味着——
如果她是中国人，那么法庭就可以以汉奸罪起诉，但如果她是日本人，根据当时的审判案例，除了高级司令官和直接屠杀平民的日本军官可以获刑外，其他的日本军人和侨民都被释放回国。
此前川岛芳子的好友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遣返回国。换句话说，只要川岛芳子能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同样可以脱罪。
可笑又有点可悲的是，为日本殚精竭虑效力了那么多年的川岛芳子，居然没有日本国籍。
更可悲的是，除了她的亲密好友外，也没人愿意为她张罗这件事。
川岛芳子的一封求助信，曾寄到了她的养父川岛浪速手里。在信里，川岛芳子请求养父为她修改生日，并伪造日本户籍。
当年要娶自己养女为妾的那位川岛浪速，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写了一封信给川岛芳子的辩护律师，说川岛芳子是日本籍，但她的户籍证明弄丢了。后来有人推测，他是怕引火上身，怕自己也被宣判为战犯。
在狱中，川岛芳子曾给自己的秘书小方八郎写过一封长信，里面提到：“宣判死刑那天，我还吃了两大碗面！难友们都同情我而流了眼泪。我觉得欢乐应该大家共享，悲哀却不愿大家分受。”
1948年3月25日清晨，川岛芳子在写完遗书后，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终年41岁。
写川岛芳子的时候，忽然想起在《历史的温度》第一本中收录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和那篇文章里的“东京玫瑰”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一生，显然要更“波澜壮阔”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两者却又有相似之处——作为女性，被卷入了残酷的时代洪流之中。
与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命运似乎更让人感慨一些：童年时被送走，少年时被奸污，恢复故国的梦想破灭，临死时发现自己所效力的国家根本没给自己国籍……
作为个体，川岛芳子或许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放到她置身的那个时代以及她最终做出的选择，她的结局其实也是咎由自取，罪名也是盖棺论定。
我写到后面，脑海里浮现的却不是“女魔”的形象，而是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一个男性：慕容复。
翩翩美公子，偏偏被家族安上了一个“复国”的使命，殚精竭虑，忍辱负重，最终却精神失常，发了疯。
川岛芳子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刹那，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