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争里，长津湖战役是我最不愿意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惨烈，太惨烈。
1950年11月26日。
奥利弗·史密斯身处朝鲜零下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心情却有些烦躁。
作为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始终无法平息内心的烦躁。这种烦躁，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势如破竹，一路向北，反而显得越来越强烈。
1950年9月15日，就在北朝鲜人民军眼看就要将南朝鲜和驻韩美军逼入大海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惊天冒险一举成功——美军从仁川成功登陆，将高歌猛进的北朝鲜人民军拦腰一切两段，已经拼到最后一口力气的人民军遭受重创，溃不成军。
9月末，“联合国军”顺利收复了之前被南朝鲜轻易丢掉的首都汉城；10月初，“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攻入北朝鲜境内；10月20日，“联合国军”攻陷北朝鲜的首都平壤，人民军主力基本上全军覆没。
麦克阿瑟向美军士兵们发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指示：
“赶到鸭绿江，全都可以回家。我保证说话算数，你们能够同家人共进圣诞节晚餐！”
但是，一个令美国人担心的消息，被证明渐渐成为了事实：中国人派军队入朝了。
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24日，史密斯的陆战一师进占柳潭里。柳潭里，位于长津湖畔，基本处于美军整个战线的最北端，已经接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了。
史密斯心中那种莫名的烦躁，随后就找到了原因。
驻守柳潭里的陆战一师7团，抓到了三名中国士兵。从中国士兵的口中得知，他们属于第20军——一个完全不在美军掌握中的新部队番号。
但随后中国俘虏带来的口供更让人心惊：
至少有两个中国军级建制以上的部队，要开始进攻美军陆战一师，同时，还有中国军队将攻击下碣隅里——那是陆战一师在南边的退路。
中国军队居然准备围歼陆战一师？！
陆战一师，成立于1941年，是一支海陆两栖部队，一路经历了太平洋战场瓜岛、冲绳岛等炼狱般的血战，齐装满员2.5万人，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堪称王牌中的王牌。
围歼陆战一师？按史密斯估计，中国人至少要准备10万军队才敢这么说。
但这10万军队的调动，需要多少辎重部队？在朝鲜白雪茫茫的大地上，美军的侦察机根本就没发现中国大军团的运动痕迹，难道到时候他们都从地底钻出来？
在捕获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之后，史密斯觉得自己烦躁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会估计错误，应该是中国人疯了。
但史密斯确实是估计错了。
当他拿着望远镜观察冰天雪地的平原时，他没有发现，真的有数万中国的士兵，正潜伏在北风呼啸的雪原之中。
第一批进入朝鲜境内的，是志愿军第四十二军。在黄草岭一带，四十二军与韩国的陆战三师交上了火。但自始至终，麦克阿瑟始终不相信中国人会——或者他们敢——派大部队入朝。
麦克阿瑟最初认为，中国最多会派出不超过两个师的志愿军，后来上升到6个师——这已经达到麦克阿瑟想象力的极限了。
但史密斯不知道的是，他的陆战一师此刻面对的，是中国华东野战军中最精锐的九兵团，兵团司令宋时轮，下辖二十、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加强军（与一般的“三三制”相比，加强军有4个师，每个师下辖4个团，每个团甚至下辖4个营）共12个师，总共15万人。
按照原先的计划，九兵团一直在福建一带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收复台湾。但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打乱了中国的全盘计划，在苏联不愿出兵的前提下，中国经过激烈的内部争辩，决定暂缓攻台，派志愿军入朝。
由于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进展过于顺利，战线一路拉长，再加上先入朝的四十二军有意且战且退诱敌，围歼美军的时机已经初步出现。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在福建备战的九兵团，在11月10日被紧急通知入朝。
兵贵神速。宋时轮的九兵团在第一时间入朝，但也造成了一个大问题：虽然“满员”，但不“齐装”。
开国上将宋时轮。当时九兵团不少士兵连棉帽也没有配发，戴的是宋时轮这样的大盖帽
由于时间紧迫，久居江南的九兵团战士原定在沈阳换冬装的计划也被压缩，十几万志愿军穿着南方的单薄棉衣，就准备入朝了。
当时经过边境线时，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看到九兵团战士身上的棉衣（并不是纯粹夏装，只是不是北方的御寒的大棉衣，当时南方的棉衣棉花含量非常少），大惊失色：“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了，冻都能把你们冻死！”
当时，贺晋年立刻把库存的数万件日军棉大衣和棉鞋拿出来分给九兵团战士，由于时间紧迫，很多东北边防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直接就在车站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棉裤，给九兵团的官兵换上。
但由于时间实在太紧，除了最后一批入朝的二十六军换上了一些冬装，大部分的九兵团士兵，有的分到一件棉衣，有的分到一条棉裤，但更多的就是穿着单薄的衣裤，戴着根本就不能抵御风寒的大盖帽，脚踏单薄的胶底鞋，进入了北风呼啸的朝鲜。
入朝的第一周，九兵团就遭遇了朝鲜50年不遇的寒流——那些刚刚从15摄氏度的南方过来的战士，立刻感受到了零下20摄氏度的冷酷。
与美军每名士兵都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睡袋不同，九兵团每个班十几个战士，只能分到两三床棉被。一入夜，战士们就把棉被铺在雪地上，然后十几个战士躺在上面，抱团取暖。
入朝第一周，二十军一个师就有700多名士兵因为严重冻伤而失去战斗力——志愿军还不知道，严寒的天气接下来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噩梦。
即便是这样，十多万人的九兵团夜行晓宿，居然就在美军侦察机的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指定位置。美国的著名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戈登后来感慨：“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军队的强行军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
行军途中的九兵团
但其实美国人也是后来才知道，长津湖战役其实应该是11月25日就发动的——因为天寒地冻，减员过多，宋时轮的九兵团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两天才全部进入长津湖畔的攻击位置。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发源于草鞋岭，位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最后一路向北，注入鸭绿江。
11月27日，它将因一场炼狱般的血战被载入史册。
1950年11月27日，夜，22点。
气温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以下。
几乎每一位后来从柳潭里撤退的美军官兵，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夜的恐怖经历：
一种非常刺耳的军号声忽然响了起来，山谷里面忽然枪声大作，伴随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沙沙”声——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中国军队单薄的胶鞋踩在雪地里的声音。
很多美国官兵在那一刻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平原，白天还是白雪茫茫的一片，那些中国士兵听到冲锋号后，忽然穿着单薄的衣裤，从雪地里一跃而起，怒吼着向自己冲来——他们到底是不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类？
但美军不知道的是，当冲锋号吹响的时候，很多志愿军战士在埋伏处一动不动，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直接都被冻死了。
到了28日早晨，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发现了一个让他惊骇的局面：一个晚上，从地底里冒出来的10多万中国军队，把美军陆战一师和陆战七师，在柳谭里、新兴里、古土里和下碣隅里等地，从北向南，分割包围成了5块！
但在中国志愿军方面，却也没有什么可乐观的——真正交上手，中国军队才发现，美军哪里是“纸老虎”那么简单。
以柳潭里的战场为例。3个志愿军师试图围歼美军陆战一师两个团——这种“包饺子”的打法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是驾轻就熟的。
长津湖战役九兵团攻击态势图（图片来源：铁血社区）
但打了一晚，根本打不下来。
首先，美军陆战一师不愧是王牌部队，从最初的慌乱中恢复过来后，立刻利用坦克组织起3个环形阵地，利用具有绝对优势的火力，用榴弹炮和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网，射杀前仆后继冲锋的志愿军战士。
其次，与美军相比，志愿军的火力就实在差太多了：
美军的一个陆军师，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中国军队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实现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三十八军拥有汽车100辆，二十七军只有45辆。
单兵火力方面，志愿军每个排只能分到一挺轻机枪，每个班只能分到一把冲锋枪，其他士兵大多拿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正式”步枪和缴获的日本“三八大盖”，甚至还有士兵在用晚清名臣张之洞当年兴办的汉阳兵工厂设计制造的“汉阳造”。
至于重武器方面，志愿军配备最普遍的就是轻型迫击炮——但在朝鲜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很多炮弹打出去都成了哑弹。炮兵们看着哑弹就不停地哭，因为他们看到，没有火力掩护，拼命向前冲的步兵战友们只能成为美军的活靶子。
再次，志愿军从来没有和美军交过手，也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强大的火力。很多原先在解放战争中屡试不爽的攻击队形，在美军的严密火力网面前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出现过一整个营呈战斗队形全部阵亡在美军阵地前的情况——短时间内他们就被快速射杀了。
长津湖的黑夜属于志愿军，白天属于美军。
因为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一到白天，就会出动大量飞机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围攻柳潭里一夜，志愿军虽然成功形成了包围态势，却因伤亡惨重，无力进攻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史密斯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他咒骂着第十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坚持要求陆战一师“向前进攻”的命令，开始准备撤退。
11月30日，在坚守了两天之后，史密斯终于正式下达了撤退命令——他知道，再不走，就真的要被全歼了。
在撤退时，史密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
“见鬼！我们不是在撤退！我们是在换个方向进攻！”
撤退途中的美军
面对南撤的美军，志愿军开始了艰苦的阻击战。
从柳潭里经下碣隅里的崎岖公路，成了中美两军绞杀的修罗场。
白天，凭借飞机和坦克的掩护，美军猛打猛冲，拼命向南突围，晚上，志愿军趁着夜色反突击，把白天丢失的高地和阵地再抢回来，然后在天亮后，用血肉之躯阻挡美军的进攻。
战斗最激烈的一天，美军一整天只撤退了500米。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美军的士气也极为低落。战斗间歇，一位美军记者问一个正在用刺刀从冻硬的罐头里挖蚕豆吃的陆战队士兵：“如果上帝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要求，你最需要什么？”
那个士兵头也没抬地回答：“给我明天吧”。
雪地里修整的美军
但是，志愿军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一位叫海洛德·摩尔豪森的美军下士，曾这样回忆撤退途中对志愿军一座阻击山头的进攻：“出乎意料，攻山的战斗并不激烈。山上的志愿军没组织什么有力的抵抗。他们的火力分散，而且多是近距离射击，对我们的攻击部队没有多大阻击力和杀伤力。他们的弹着点和手榴弹只落在几个地方。只要你绕着走，就可以完全避开志愿军的火力。他们也没有重武器和火力点，我们团仅以很小的伤亡，就攻到山顶，占领了志愿军的阵地。
“一到山顶，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小小的山头上到处是死亡的中国士兵，大约有一二百具志愿军的尸体。每走一步都会踩到尸体。我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死人。我的上帝，真是恐怖极了！我们攻击时并没有这么激烈的战斗，不会造成中国军队这么大的伤亡。他们好像大多是在空袭和炮击时被炸死的，尸首不全，肢体四散。
“但是班长根据他们铁青的肤色和无血的肢体推断说，很多志愿军士兵在我们的空袭和炮击前已经被冻死了。有些尸体三三两两地抱在一起，可见他们是想借同志的体温维持生命。他们都是身着薄衣、薄裤、单鞋，没有棉大衣。难道中国志愿军不知道朝鲜的严寒气候？他们有军火供应，却没有过冬准备？要不是冻死、冻伤这么多的志愿军，那一二百具尸体就可能不是中国人的，而是我们美军陆战队的。”
战场上是严寒，战场下，还有严寒之后的严重减员。
由于九兵团的兵大多来自江浙沪地区，没有什么防寒防冻的经验，冻僵的手脚直接放在火边烤着取暖，造成大量的冻伤和截肢。
原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六团一营机炮连指导员陈兰风回忆：“当时一连连部和我们连部住一个房子，一连一个通信员，上衣、裤子都冻硬了，那时不懂冻坏了不能烤，反而让他上炕里边，因为坐里边暖和。烤了一阵，他要脱鞋——在上海发的翻毛皮鞋脱不下来，他一使劲，连袜子带腿腕子上的肉皮一起给脱下来了——后来他被锯掉了一条腿。”
原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保卫科副科长龚欲民回忆，由于被截肢的志愿军战士实在太多，他曾被派去医疗队“把关”，当时他看到的情景是：
“那里的负责医生听后什么也没说，领我到棚子里看伤员。
“先看了一个：脚穿着翻毛皮鞋，腿是黑的，他把伤员的鞋伸手拿下来——连脚也一起拿了下来，脚就在鞋里。
“又看另一个伤员：鞋子倒是脱掉了，可是他上去握住伤员的脚趾轻轻一掰，那几个脚趾头像是掰红薯一样就给掰了下来。我当时就忍不住流泪了，而那个伤员却感觉不到疼，睁着大眼呆呆地看着我们。
“负责医生没更多解释，只问了一句话：‘你看，要脚还是要命？’”
不仅仅是严寒，还有饥饿。
志愿军入朝时，每人背了一个干粮袋，里面放了六七斤高粱米。等赶到长津湖时，干粮早已吃完，除了吃雪之外，唯一的就是可以啃两个土豆。
但由于不能生火（会被美军飞机当成靶子），志愿军只能生吃土豆。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里，土豆都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了。战士们只能把土豆夹在腋下捂暖，软一层，啃一层，放到嘴里去抿暖，然后下咽。
长津湖战役打到12月初，对志愿军来说，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有。
好消息是，在长津湖的东线，经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终于全歼了有“北极熊团”之称的美七师三十一团——这是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唯一成建制歼灭的美军部队。
坏消息是，九兵团在整个攻击和阻击战斗中损失巨大，虽然已经竭尽全力，但还是眼睁睁看着美陆战一师退回了下碣隅里。
下碣隅里，是美陆战一师的师指挥部所在。
下碣隅里是个小镇，地处要冲，是美军撤退路线的必经之处，那里还有一个简易机场。
其实早在11月27日，宋时轮就下达了同时攻击下碣隅里的命令——如果得手，美军陆战一师的后路将完全被切断。
但负责主攻的第二十军五十八师，用了一张从日本人那里拿到的错误地图，迷了路，到28日拂晓才赶到下碣隅里。此时在下碣隅里的美军因为已经得到了中国军队全面进攻的消息，做好了战斗准备。
五十八师还是在冰天雪地的28日夜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和柳潭里的战斗一样，虽然志愿军战士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和勇气，但在天气条件以及美军压倒性火力优势的打压下，进攻惨烈，进展缓慢——经过一夜的激战，志愿军只是抢下了下碣隅里东面高地。
但即便如此，这块高地可以俯视下碣隅里防御阵地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天一亮，美军就组织了大批士兵开始反攻。
守卫东面高地的，是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的一个排，亲自带队上阵地的连长，叫杨根思。
每个战士上阵地前，兜里除了塞了三个硬邦邦的冻土豆，其余地方都塞满了手榴弹。
天亮后，美军开始炮火准备，飞机也开始对高地进行地毯式轰炸。
没有任何防空设施和反击能力的中国士兵，只能蜷缩在一切可以躲藏的地方，忍受炮火的攻击，互相呼喊战友的名字，确保对方还幸存。
炮火和轰炸结束，美军开始向高地冲锋。
奇迹般地，在不可能还有生命生存的高地上，站起了一排颤颤巍巍、摇摇晃晃的中国士兵，他们举起已经拉开引线的手榴弹，雨点般地朝山下扔去。
杨根思。后来三连就一直命名为“杨根思连”
美军一连几次冲锋，都被打退，而高地上，也只剩下3名志愿军战士了——杨根思，一个排长，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
杨根思强制命令排长带着负伤的伤员撤下高地去向营长报告，自己一个人留在了阵地上。
又一轮美军的冲锋开始了。
当美军发现已经没有枪声响起，可以望见高地山顶的时候，一个中国士兵忽然从尸体堆中站了起来，他迈着几乎冻僵的腿，抱着一个炸药包，冲向了举着海军陆战队队旗的那群美军士兵。
一阵惊呼，一声巨响，一片片队旗的残片，以及，各种残破的四肢。
12月1日，几乎已经打残的志愿军第五十八师，集结了最后仅剩下的1500名战士，做了最后的决死进攻，但面对牢固的美军环形阵地，很不幸，还是失败了。
同日，在下碣隅里的美军简易机场在短短的时间里搭建完成，通过飞机运输的高效率撤退开始。
长津湖一战，志愿军扎住的口袋，最终还是破了。
从下碣隅里到古土里，各路撤退的美军，最终集结到了一起。
考虑到古土里比下碣隅里还要小很多，那么多美军挤在一起是件很危险的事，史密斯下令继续南撤——经真兴里到兴南港，从海上撤退。
从古土里到真兴里，直线距离只有11公里，但海拔高度差有730米。
在陡峭的山麓上，只有一条仅能供一辆车通行的单车道公路，这条公路边上有一个高地，叫1081号高地。
谁都知道，占领1081号高地，就可以封锁美军最后的退路——志愿军早早就派出部队，占领了那个高地。
但轮到美军进攻的时候，却没费什么大力气，只投入了一个营，就攻下了这个高地。
时任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连的指导员邹世勇，回忆起后来部队去公路沿线的高地阵地时看到的情景，说自己一生难忘：
“我上去一看，发现这是二十军的部队，带着大盖帽，拿毛巾把耳朵捂起来，穿着胶鞋和南方的棉衣。
“每一个战士都蹲在那个雪坑里面，枪就这样朝向那条公路。我想去拉一拉，结果发现他们一个个都硬了，他们都活活冻死在那个地方了，一个连。他们不是被打死的，是冻死的，枪都朝着公路。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严寒的天气，连让志愿军战士拼死阻击的机会，都没有给。
九兵团有史记载的有三个连队，成建制地全员冻死在阵地上，他们分别是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二营六连、二十军六十师一八〇团一营二连和二十七军八十师二四二团二营五连，他们以战斗队形在自己的阵地上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成为悲壮的“冰雕连”。
何止我们的官兵，很多美国士兵，对此都留下了让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照明弹下，中国士兵一群一群地从树林里冲出来，他们在树林里不知躲藏了多长时间，树林边有条小河，10多米宽，河水不深，河上的冰已经被我们的炮火炸碎了，河水冒着水汽在缓缓地流淌。
“中国士兵正在蹚水过河，上岸后，他们的两条裤腿很快就被冻住了，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腿被冻住了不能弯曲。我们的火力很猛，他们的火力很弱，而且没有炮火掩护，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
拿下1081号高地后，陆战一师的全员撤退只剩下最后一道障碍：水门桥。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5.6公里，宽度仅8.8米，底下是万丈深渊。水门桥是美军陆战一师撤退道路上的必经之路，所有的人员、车辆、坦克，都要经过这座大桥。
中国军队当然知道这座桥对于美军撤退的意义，所以在12月1日，就派工兵把桥给炸毁了。
但两天之内，美国的工兵就修出了一座木头桥。
12月4日，志愿军再次派工兵炸毁了刚修好的水门桥。随即，美军的工兵部队又在最短的时间里架设了钢制的M2车撤桥（由钢制和木制车辙板组合而成，可以架设起30米至50米跨度，可通行40吨的M26坦克）。
志愿军再次派出敢死队，第三次炸毁了水门桥——这一次，连桥的基座都被全部炸毁了。宋时轮认为，美军再无可能通过水门桥了。
但是，美军随即派出了8架C–119运输机，空投了8套每套1.1吨重的架桥钢材和所需木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重新架起了一座新桥。1000多辆车辆、坦克，10000多名士兵，最终都从这座从天而降的桥梁上安全通过。
不是志愿军没有认识到水门桥的巨大战略意义，而是——美军的现代化工业水平，已经超出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认知极限。
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出兵朝鲜前，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军虽然强大，但我们占有“地利优势”。
所谓“地利”，就是我们和朝鲜只隔了一条鸭绿江，但美军是不远万里来作战。
但一场朝鲜战争打下来，中国军队从上到下，亲身经历了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地利”优势，在现代化军事科技打击下的孱弱：
在制空权方面，美军依靠7艘航母上的500架舰载机，在战争初期牢牢控制了朝鲜战场的天空（后来苏联空军秘密参战，情况有所好转）；
在后勤方面，中国军队虽然背靠东北基地，却因为补给线被美军狂轰滥炸，连一个冻土豆也很难啃上，而美军在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大餐，不仅有火鸡、馅饼、苹果派等各种食物让所有士兵吃撑，军官的席位还都有手写的席卡。他们在撤离下碣隅里时，通过推土机和炸药，销毁了几千吨空投多余的食品物资；
因为天气和美军轰炸的原因，志愿军的伤兵很难送到后方医院得到及时救治，最多的冻伤士兵，就是在战地医院现场截肢。而美军的受伤官兵，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飞机送到东京医院的手术台上进行外科手术。
虽然天寒地冻，但美军的防寒装备比志愿军好太多。朝鲜一战，中国军队第一次深刻认识到了“后勤”对现代战争的重要意义
长津湖一战，打出了志愿军的勇气和信念，但也确实让志愿军学到了很多：现代化的战争，除了决死的勇气，决定胜负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
1950年12月25日，是麦克阿瑟许诺美军士兵结束朝鲜战争的圣诞节。
这一天，志愿军全面进入美军最南面撤退的基地——兴南港，在此之前，突出重围的美军，一共从兴南港用船只运走了超过10万名士兵和10万平民，1.75万辆车辆以及3.5万吨物资。
毫无疑问，志愿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对试图北进的“联合国军”迎头痛击，全面驱逐了号称要“饮马鸭绿江”的美军，让所谓的“圣诞节攻势”成了一个笑话。
但美军也认为自己创造了奇迹：在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几乎全身而退，保留下了最大的战斗力。
接下来，就是令人不忍直视的伤亡数字了。
根据美军战后公布的资料，陆战一师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阵亡604人，伤重死亡114人，失踪192人，伤3508人，战斗伤亡总数为4418人，另有7313名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和消化不良。如果加上陆战七师和韩国军队，整个伤亡和减员数字大概在14000人左右。
中国方面，根据1988年公布的官方资料，长津湖东线的九兵团战斗死亡7304人，伤员14062人，冻伤伤员30732人（没错，伤亡人数加在一起还没冻伤伤员多），总减员52098人（据《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1988年3月第1版，第327页）。
而根据《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一书的数据，长津湖一战，光冻死的志愿军战士就有40000多人，战死1.1万人，合计减员56000多人。
1952年9月，九兵团奉命从朝鲜回国。
车开到鸭绿江边，兵团司令宋时轮要司机停车。
下车后，宋时轮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
抬起头来时，头发花白的宋时轮泪流满面，不能自持。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双方，都几乎不怎么提“长津湖”。
几年前有消息说，美国方面投资1亿多美元，准备投拍一部讲述长津湖战役的电影《严寒17日》（17 das of Winter），说是2010年开拍，2013年上映。可现在都2018年了，却一点消息都没（我上网搜了一圈，有说法是拍到一半，停拍了）。
中国方面，近几年因为各种原因，“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少了，远一些的，有《英雄儿女》《上甘岭》《奇袭》等，但也都没涉及过“长津湖”。
这确实是一场两边都不愿提起，甚至都不敢回忆的炼狱之战。
美国方面当然可以说自己创造了奇迹。但在陆战一师的战史上，从来没有连续撤退125公里的历史，而且整个美军圣诞节前挺进到鸭绿江边的计划，可以说是被中国人撕得粉碎。
而中国方面，从战略上可以说是胜利者，但总结到战术层面，可以检讨和吸取教训的地方实在太多，尤其是3万多的冻伤减员，实在是值得反思。
所以，网络上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也没必要去拍“长津湖之战”，一来这一战中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二来对整个朝鲜战争，现在也有各种声音。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你不能以现在的存在去评判60多年前的事，那个时候，谁知道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
所以，我觉得不拍也没啥，拍了，我肯定也会买票去看。
我希望，如果长津湖之战以后能拍成电影，最好能体现两点：
第一，能让观众认识到战争真正残酷的一面（不是说要用血腥画面），认识到和平的可贵。
第二，能让那些志愿军战士得到我们应有的尊敬和纪念。
6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无论你愿意怎样争论，志愿军战士都绝不应该是轻描淡写的一句“炮灰”，也不是什么为了“一将功成”而枯的“万骨”。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儿子、孩子的爸爸，他们确实是抱着“保家卫国”的信念，踏上异国冰天雪地的战场的。
当年他们为国出征，今日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愿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在天之灵，都能安息。
附：
如果你对朝鲜战争感兴趣，推荐三本分别从三个视角看朝鲜战争的书：
中国人的视角：《朝鲜战争》（王树增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国人的视角：《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美〕大卫·哈伯斯塔姆，重庆出版社）
韩国人的视角：《最寒冷的冬天Ⅱ——一位韩国上将亲历的朝鲜战争》（〔韩〕白善烨，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