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丘吉尔的各种传记和评价汗牛充栋，用一篇文章肯定不可能说尽。
每年的12月10日，是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
1953年颁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获得这个全世界作家都梦寐以求的奖项的人，居然是温斯顿·丘吉尔——大英帝国的在任首相。
这个奖，让颁奖机构瑞典文学院打破了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从没有颁发给过一个国家在任的政治领导人，但这次破例了。
又比如，诺贝尔奖在揭晓之前，一切都是保密的。但瑞典文学院事先通过渠道咨询了丘吉尔，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项——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丘吉尔获奖的作品是《不需要的战争》（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在1953年获奖之前，丘吉尔其实已经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不过，当初许诺一定会来现场领奖并表达感谢的丘吉尔，因为在百慕大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而没有到场，代他领奖的是他的女儿。
即便如此，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还是给予了丘吉尔超出规格的评语：“他是具有西塞罗文采的恺撒大帝。”
丘吉尔是唯一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领袖。不过，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领一个文学家的奖项，只是他“多面”特征中的表现之一。
我们先从一些展现丘吉尔“多面”的小细节入手。
在《至暗时刻》这部电影中，丘吉尔的表现有时显得有些粗鲁，比如对新来的女秘书大吼大骂，光着身子就从浴室里走出来（他是唯一一个在美国白宫曾裸体面对美国总统的人——丘吉尔辩称他当时从浴室出来见到罗斯福时裹了一条浴巾）。
但事实上，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受的是非常完善的教育。
丘吉尔的祖上是公爵，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勋爵，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一位富家女，因为丘吉尔的外公是纳德·杰罗姆，美国著名的大富翁，他是纽约音乐学院的创建者，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股东。
所以，丘吉尔青少年时期就读的学校是英国的哈罗公学——不亚于伊顿公学的英国著名私立学校。
当然，丘吉尔并没有在这所著名的私立学校中表现出一位贵族子弟的应有水准，比如他的数学，每次只考十几分，甚至只有几分。后来丘吉尔去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该校与西点军校等并称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考了三次才考进，让他父亲感觉颜面尽失——丢了家族的脸。
丘吉尔体现出的“多面性”还包括颜值。
在《至暗时刻》中，丘吉尔肥胖、臃肿、口齿不清，有时讲话甚至嘴角边会泛白沫，但那时他毕竟已经66岁了，谁又能想到，年轻时候的丘吉尔，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进入中老年后，丘吉尔的颜值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呢？这和他的生活方式有点关系。
年轻时的丘吉尔
丘吉尔有晚起的习惯，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他一般要到中午才起床——因为他喜欢在床上办公。
他嗜酒如命，每天要饮用包括威士忌、白兰地、香槟在内的各种酒精饮料。1931年，丘吉尔在美国遭遇了一次严重车祸（他当时忘了美国和英国不一样，车是靠右行驶的），住院期间，他想尽办法让医生把报告写成：“丘吉尔因为有严重脑震荡，需要饮用烈性酒，尤其是在用餐时。”
他酷爱抽雪茄，烟不离手。有一个没有得到过证实的说法是，他一生抽掉了大约3000公斤的雪茄烟。丘吉尔曾命人专门为他制作了一种特制氧气面罩，前面开了一个洞，方便他在坐飞机时的高空非增压状态下，依旧可以抽雪茄。
但是，作为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个“对立面”——丘吉尔活了91岁。
丘吉尔和他著名的“V”字形手势
丘吉尔的“多面”，当然不仅限于这些生活的小细节。
说说丘吉尔的“坚持”。
丘吉尔以“二战”初期坚决反对前任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闻名，可以说，他对胜利的渴望和坚持，是英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坚持不屈的最重要动力。
但是，为何当时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议和派”在英国拥有如此广泛的市场和支持？因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确实被打怕了，惨重的伤亡让很多英国人都不愿意再一次卷入战争。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中，丘吉尔也要认领属于他的那一份责任——加里波利之战。
加里波利之战是“一战”中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
1914年末，在西欧战场陷入僵持的时候，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凭借英国海军的强大实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然后在加里波利登陆，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
应该说，这个战略虽然大胆，但不失可行性。可惜的是，这个作战计划从一开始执行，就是一团乱麻。
英国赖以为豪的皇家海军一开始就出战不利，一上来先被土耳其人埋的水雷干掉了6艘战列舰。在这样的背景下，丘吉尔却毫不退缩，强硬地继续驱动陆军强行登陆，结果遭到了土耳其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力的强力阻击。
加里波利之战让土耳其指挥官凯末尔崭露头角，当时他只是一名上校，后来因为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被称为“土耳其国父”。
这是一场“一战”中英国少有的屈辱战役：协约国最终败退，伤亡高达25万人，其中主要是英军，伤亡超过20万人。
因为这一战，负主要责任的丘吉尔在国内受到了猛烈抨击，随后丘吉尔主动辞职，以42岁的年纪，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担任第六营营长，上前线亲自参战。
他也确实是硬气。
于是就要说到丘吉尔的军事才能。
丘吉尔到底是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很遗憾，并没有什么证据能表明他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过人的才华。
在丘吉尔自己写的有关欧战的作品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军事观点：应该躲在战壕中消灭敌人，不要将宝贵的兵力耗费在西线的进攻战之中。
这一观点在“二战”开战之初，就被希特勒的闪电战狠狠抽了一记耳光——当法国人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被德国军队迅速甩到身后的时候，丘吉尔只能抛开自己“军事家”的执念，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为法国政府不断加油鼓劲。
事实上，在整个“二战”中，最适合丘吉尔的角色无疑就是“政治家”——对不少战役，丘吉尔只是简单地下令“不准投降”和“主动出击”。如果英国没有一个敢独立思考的蒙哥马利，以及一个“超级大腿”美国，很难想象就算有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幸运，英国军队后来的命运会怎样。
丘吉尔对蒙哥马利还是非常信任的。蒙哥马利曾对丘吉尔说：“我不喝酒，不抽烟，睡眠充足。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百的状态且捷报频传的原因。”丘吉尔回答说：“我视酒如命，很少睡觉，酷爱雪茄。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二百的状态指挥你获胜的原因。”
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另一大争议事件，是在法国投降德国后，法国海军已经宣布保持中立且德国承诺不会使用法国军舰的前提下，派英国海军封锁奥兰港，炮轰一直以来的盟友法国舰队。这次海战造成港内的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军死亡1200多名士兵，伤300多名。不少落入海中的法国士兵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接受英军的救援。
除了军事才能，还有其他。
从小数学成绩糟糕，长大后投资美国股市几乎血本无归的丘吉尔，在1925年至1929年期间，担任了英国的财政大臣。
丘吉尔非常珍惜这个当“二把手”（首相之下最重要的职位）的机会，但在他任内恢复的英镑“金本位制”，却为后人诟病至今——虽然大幅度增加了英国的财政收入，但造成了英镑升值，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大萧条和工人失业。
不过，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丘吉尔却也并非全都表现得一塌糊涂。
1917年，43岁的丘吉尔重返政坛，出任内阁军需大臣。正如之前所言，丘吉尔是一个固执的人，在读书时并没有对科学创造展现出什么兴趣，但他在担任军需大臣期间，却敏锐地认识到坦克和飞机在未来的现代战争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议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当时刚刚在索姆河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坦克，据说名字就是丘吉尔起的——很多人也相信，只有担任过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才会把这种东西叫作“Tank”（大水柜）。
“一战”索姆河战役中出现的“怪兽”——坦克。丘吉尔曾不惜动用海军经费扩大坦克生产规模
丘吉尔是著名的“反共”人士。
1918年，俄国刚刚爆发“十月革命”后不久，国内陷入内战。在英国内阁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坚决主张英国干预俄国内战，将苏维埃消灭在萌芽之中。
在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最反对的就是社会主义，最痛恨的就是工人罢工和游行。他处理这类事件的方法有时非常简单：对着群众架起机枪，甚至大炮——结果他直接酿成了1911年伦敦的“塞德奈街杀戮事件”。
在私下乃至各种公开场合，丘吉尔不止一次表达出对苏联以及对斯大林个人的厌恶。但是，到了1941年6月22日这天，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1941年6月22日，德国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190个师约550万兵力，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立刻意识到：英国不用再孤身面对德国纳粹了。
就在当天晚上，丘吉尔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的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丘吉尔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声援苏联的人，并且没有把承诺只停留在口头上。
丘吉尔和斯大林
第二天，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法国北部的德国军事目标实施轰炸，希望能减轻苏联的压力；一批又一批由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出现在斯大林的桌上；英国海军开始冒着极大风险，在北极圈航线为苏联输送物资。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苏、英三国可谓同一个战壕里的坚定战友。
但是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似乎连和苏联稍微延续一下“蜜月期”的想法都没有。
1946年3月5日，访美的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
这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演说，因为丘吉尔在演说中明确指出：“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的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这是“二战”后，西方世界第一次有重要人物公开站出来指责战时的盟友苏联，所以对于丘吉尔的这场演讲，几乎没人记得它的题目叫作《和平砥柱》，大家都习惯用另外一个名词：“铁幕演说”。
不少史家都认为，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揭开了苏联和西方世界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序幕。
也有人曾感兴趣：丘吉尔为何能翻脸比翻书还快？那还是因为，丘吉尔从内心里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对于当初和苏联结盟，丘吉尔自己是这样说的：“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丘吉尔正在发表“铁幕演说”
当然，丘吉尔的很多行为和观点，都源于他心中一直有的一个梦想。
那就是延续“日不落帝国”永远荣光的理想。
发表“铁幕演说”固然有丘吉尔一直以来反共立场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二战”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丘吉尔知道昔日盟友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摩擦。为了能让英国在战后得以迅速重建乃至恢复昔日荣光，就必须拉拢当时的世界首强美国，共同树立一个叫“苏联”的靶子。
事实上，从青年时期开始，丘吉尔就一直对“大英帝国”有着强烈的感情，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丘吉尔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牺牲盟友的利益。
比如中国。尽管丘吉尔在欧洲是“绥靖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但在亚洲，为了维护英国殖民地的利益，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丘吉尔的态度却一直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息事宁人”。
从1931年开始，面对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的种种日本侵略行径，英国总是牵头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从不给出公正的评判。1940年，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因为害怕影响自己在南亚的殖民地利益，英国没有反对，立刻决定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签字的正是新任首相丘吉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染指东南亚的目的昭然若揭，而英国远东部队在日军攻击下的表现完全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英国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更是全军覆没。
在缅甸甚至印度都朝不保夕的背景下，丘吉尔只能向中国求援。
在这件事上，蒋介石确实没有含糊，一声令下，10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历经数场炼狱般的战役，血洒怒江。但在整个过程中，英国表演的角色绝对称不上光彩：
在战略上，英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中国，反而处处防着中国势力进入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殖民地”；
在战术上，英军没有任何配合和掩护，甚至一直把中国远征军当“炮灰”使用。英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撤退，并且完全不顾及中国军队的死活。
如果说，要把英军在缅甸战场上的窝囊和背信弃义都归责于英国驻印司令韦维尔或缅甸战役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的话，那么真正站在背后的丘吉尔，当然难辞其咎。
不仅如此，丘吉尔在面向全世界的广播中，一直大力赞扬美国和苏联在各个战场上所起的作用，但对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的作用，甚至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对英军起到的帮助，只字不提。
1942年至1945年，先后有40万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抗日，艰苦卓绝
蒋介石曾对此怒斥：“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也正是因此，宋美龄在“二战”期间访问美国后，拒绝了英国发出的访问邀请。在华盛顿时，宋美龄也几次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与当时也在那里的丘吉尔会面。蒋介石对丘吉尔也一直没有好感，丘吉尔当然更藐视蒋介石，英国甚至有过暗杀计划准备将蒋介石干掉。
丘吉尔之所以这样对中国，其实还是出于他对历史上“大英帝国荣光”的执念——在他眼里，很多国家是不配与英国一起领导世界的。
面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丘吉尔是极度反感将中国列为“四大战胜国”的，他曾就此质问罗斯福“是不是脑子烧坏了”，并明确表示：“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
种种证据显示，丘吉尔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因为甘地领导印度独立，丘吉尔非常憎恨他，把他称为“半裸的骗子”，并在甘地狱中绝食时表示：“不应该因为绝食这个小小的威胁就把甘地放出去，如果他真饿死了，那么就少了一个坏蛋，我们的帝国也就少了一个敌人。”
1919年，他曾建议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和阿富汗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受不了毒气，对待那些野蛮的部落，我强烈推荐使用毒气。”（后来有人解释他指的毒气是类似于催泪弹所用的毒气。）
1937年，丘吉尔曾写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美国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觉得，因为事实上，就是一个更强的、更高一等的、更聪明、更智慧的种族，来到这些地方，取代了这些人。”
同年他还写过一篇题为《犹太人如何避免被迫害》的文章，此文在他生前没有发表。文中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受的迫害都是自找的，他们经历了许多折磨，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罗斯福曾委婉地建议丘吉尔要从旧的殖民帝国思维中跳出来，而丘吉尔的回应是：“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但可惜的是，恰恰是在丘吉尔的任内，他目睹了“日不落帝国”彻底分崩离析的全过程（美国在背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再怎样努力或挣扎都是无用的，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二战”临近尾声时，丘吉尔还经历过他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
由于领导英国人民英勇不屈地对抗纳粹德国，丘吉尔不仅在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了极高的声誉——没有人会怀疑他将在战后连任英国首相。
英国1945年的大选，正值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这场会议除公布了《波茨坦公告》，还留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在会议前半阶段，代表英国来和斯大林与杜鲁门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是丘吉尔。会开到一半，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回国参加大选去了。
那本来是一个就像孙大圣说一句“俺去去就来”的场景。
但丘吉尔没有回来。因为在那场选举中，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的丘吉尔被英国人民选了下去，工党候选人艾德礼取代了他的位置。
在那场竞选中，丘吉尔在他引以为豪的演讲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竞争对手工党形容为“可能会寻求像盖世太保那样的统治方式”——这种比喻让英国民众听了非常不舒服，他们认为丘吉尔还活在“二战”中。
于是，波茨坦会议的后半段，是艾德礼代表英国来开的。
波茨坦会议前期的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
波茨坦会议后期的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
英国人民觉得，论强硬和勇气，非丘吉尔莫属，但论战后的重建与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他们对丘吉尔缺乏信心。
对这样的结果，丘吉尔固然失落，倒也表现得很大度，他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那句著名的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当然，在1951年，丘吉尔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了首相之位——没有人能让丘吉尔屈服或放弃。
但是，丘吉尔那时候已经77岁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颐养天年，但丘吉尔不这么认为。有一次，他问一名年轻人：“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政吗？”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摇头。“虚荣！一切都是为了该死的虚荣心！”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
在1955年遭遇了第二次中风之后，丘吉尔被迫让出首相之位。事实上，在他这次中风之后，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安排他的葬礼了。按照英国女王的旨意，丘吉尔的葬礼一定要风风光光。
但谁也没想到，当时已经81岁的丘吉尔又顽强地活了十年，以至有人开玩笑：“丘吉尔一直活着，指定好给他抬棺的人却一个个死去了。”
1965年1月30日，英国为丘吉尔举行国葬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在又一次中风中溘然长逝，享年91岁——他的父亲也是死于中风，且死于70年前的1月24日。
法国总统戴高乐得知丘吉尔的死讯之后说了一句话：“英国将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
或许，首相丘吉尔就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个目击证人。
这并不是一篇“黑”丘吉尔的文章。只是因为大家对丘吉尔的各种英雄事迹都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就说说他的一些侧面。
其实，那么多的“侧面”结合起来，展现的还是丘吉尔心境最底层的性格：固执，执念，永不服输，理想主义。
这种性格，有些通过他的所言所行展现在了台前——尤其是通过“二战”这个巨大的舞台，他鲜明的性格为世人所熟知，乃至被欣赏和崇拜。
而这种性格的另一些侧面却隐藏在了台后，有些未必为人所知，就像他其实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的抑郁躁狂症一样——“心中的抑郁就像条黑狗，一咬住我，就不会放松”。
丘吉尔无疑是值得被尊敬和纪念的，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和勇气、感染和鼓舞，1940年的西欧可能早就全部笼罩在纳粹旗帜之下了。在这一点上，怎样褒扬丘吉尔都不过分。
只是，以“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投降”为信念的丘吉尔，一生并不仅仅是在抗争希特勒，或者他所痛恨的苏联，其实也是一直在抗争现实的社会与自己心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冲突。
在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日不落帝国”的世界版图无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但他依旧渴望（哪怕凭借一己之力）再维持帝国的千年荣光——就像一次又一次向风车发起冲锋的唐·吉诃德。
所以，在影片《至暗时刻》中，加里·奥德曼刻画的那个丘吉尔还是挺真实的：既能慷慨激昂地演说，也会自言自语地喃喃；既会歇斯底里地怒斥，也会礼貌绅士地道谢；既会一往无前地挥拳，也会充满纠结地彷徨……
2002年，BBC（英国广播公司）发起了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位英国人”的活动，结果丘吉尔超越莎士比亚、牛顿这些人，排在了第一位。
如果丘吉尔参评“世界历史上的伟人”落选，我不意外；入选，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但依旧是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