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那么多，一人一口唾沫都够淹死小日本了。”这是我们从祖辈口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觉得，要不是当初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是能轻松战胜日本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1937年8月9日傍晚，大山勇夫有点烦躁。
身为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海军中尉，大山勇夫认为眼前阻挡他的中国士兵很无理——他们拦住了他和他手下的一等兵斋藤与藏，不准他们进入上海虹桥机场。
对方说，这是中国的军事重地，不能进入。
以大山勇夫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军队在上海——这座属于中国的城市——做得已经有点过分了。
按照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无权在上海驻扎正规军的，只能部署“保安团”。但这几个月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政府正在运用各种手段增强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包括在各个重要建筑和街口修筑工事。据可靠情报，他们甚至已经让中央军的正规部队换上驻上海保安部队的服装，分批渗透进来。
大山勇夫
这也是大山勇夫带着手下来到虹桥机场的目的：和之前的多起侦查一样，他们需要知道中国军队到底打算干什么。尽管日本方面利用《淞沪停战协定》获得的谈判优势不停在上海增强军事力量，也有在上海打一场的准备，但是，中国政府如果也想这么做，无疑是不被允许的！
想到中国人居然还敢暗暗打大日本帝国的算盘，大山勇夫的斗志不禁燃烧了起来。他让斋藤踩下汽车的油门，准备硬闯进去，探个究竟。在这次硬闯中，双方起了冲突，最终二人被中国士兵击毙。
打死他们的，确实不是保安团的普通中国警察，而是隶属于中国正规军第二师独立旅的士兵。他们早就受够了日本人在上海横冲直撞、嚣张跋扈的气焰，今天终于等到了机会。
大山勇夫没有猜错：中国军队的正规军已经进驻了上海。
一场中日双方其实都有预谋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据后来披露的大山勇夫的日记，其实他去虹桥机场前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知道这是一次挑衅，而目的是为日军增加借口。
1937年8月12日清晨，张治中一脸凝重地抵达上海南翔。
作为京沪警备司令，他在这样敏感的时刻抵达上海，并不是来处理日本海军大尉（8月9日当天，大山勇夫死后，日本内阁就追他为大尉）大山勇夫被中国守军击毙一事的——尽管这件事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在第一时间就会见上海市长俞鸿钧，向中国表达了日本“举国震惊”的态度，并要求中国军队立刻拆除在上海的一切军事工事，撤出一切军队。而让日本人震惊的是，之前一直打太极但至少态度谦逊的中国人，这次却非常强硬——俞鸿钧表示是日本人擅闯中国军事禁区，并打死中国军人在先，所以拒绝日本一切要求。
上海政府态度的强硬，与张治中抵达上海大有关系。
因为就在抵达上海的这一天，张治中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命头衔：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而第九集团军的使命，就是围攻在上海的日军。
蒋介石对张治中说的原话就是：“把在上海的日军，赶到黄浦江里去！”
这让张治中感到非常兴奋——在上海与日本人大打一仗，一直是他主张的。
与张治中主张一致的，还有当时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等一批在蒋介石身边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从战略上讲，由于日军无论装备还是军官士兵素质，均远胜中国，如果放到华北平原进行大决战，中国军队的主力肯定会被具有机械化优势的日军辗轧，届时再败退到东南沿海，大势已去；
第二，从外交上讲，上海是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欧美列强在上海的利益盘根错节，如果在上海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日军肯定投鼠忌器，且列强很可能干预战争；
张治中，字文白。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曾出任第五军军长与日军作战，一直反对内战，希望共同抗日。一直为蒋介石信任，直到1949年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与中共谈判失败后，接受周恩来劝告留在了北平。电影《开国大典》中蒋介石那句著名的台词——“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说的就是他
第三，从战术上讲，上海高楼众多，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和日军打巷战，对方的重武器优势就很难发挥。就算我方撤退，日军面临的也是江南的水网地形，机械部队很难长驱直入；
第四，从地形上讲，一旦上海开战，将把日本“从北向南”的攻击引入“从东向西”的“仰攻”路线中（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这样就算中国一路退守，西南还有大后方。
让这批人感到宽慰的是，蒋介石最终也认同了这种观点。
为此，张治中其实一直在抽调自己能指挥的正规军，填充到上海的“保安团”中——在虹桥机场击毙大山勇夫的正规军，就是张治中调动的。
不过，日本人在大山勇夫被击毙之后，很快也嗅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味道，立刻命令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入特别戒备状态。日本海军则调动“龙骧”号和“凤翔”号两艘航母，外加原本对苏联实施警戒任务的“加贺”号，逼近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在上海的原有日军，再加上第三舰队机动部队2400人，一共达到了4000多人。
按照张治中的估计，如果要全歼在上海的日军，那么只凭他能指挥的几个师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切，就取决于蒋介石到底有多想打这一仗。
1937年8月13日中午，孙元良下令，先头部队汇报抵达位置。
孙元良，黄埔一期毕业，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在8月12日率全师搭乘火车抵达上海。他心里知道，如果哪场战争蒋介石一上来就要调用他这支部队，那说明校长一定是下了大决心了。
因为他的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也不是一般的中央军，而是中央军王牌中的王牌。
孙元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演员，叫秦汉
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蒋介石的算盘是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训练60支德式步兵师。但时间紧迫，到卢沟桥枪声响起时，只训练出了20个师。而在这20个师中，由原中央警卫第一师改建的第八十七师、中央警卫第二师改建的第八十八师，以及在这两个师补充旅基础上建立的第三十六师，德国化最彻底。
以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为例，师以下辖两个旅，旅下辖两个团，团以下的营、连、排、班均为三建制。团一级有自己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通信连，一个特务连，一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而师一级更是拥有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营、卫生队。全师配德式钢盔，绝大多数配纯德式毛瑟步枪，轻机枪用的是捷克造，重机枪是二四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这些配置和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已是顶配。
中央军的德械师
如今，为了在上海大干一场，蒋介石上手就甩出了自己手中的王牌——一方面是体现对这场战争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向全国的各路军阀显示了自己的诚意：你们看，我把自己的家底都拿出来了，诸君看着办。
就这样，在8月12日前后，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全都是载满士兵的卡车，所有通往上海的火车也停止了客运，被辟为运兵的专列。
8月12日那天的清晨，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忽然发现窗外的马路上，全都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从1932年之后，上海市民就再也没有在自己的城市看到过自己的正规军了。
一时之间，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在传播这样一条信息：终于要打小鬼子了！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而等待变成现实的那一根导火索，在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终于被点燃。
孙元良在8月13日得到的汇报是：五二三团一营营长易瑾，率全营进驻了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规定的中日停火线：八字桥。
随后，易瑾就发现了迎面扑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
双方军队迎面撞了个正着，几乎都没有犹豫，同时开火。
按照张治中原定的计划，全面总攻其实应该是在8月14日，但因为这次遭遇战，历史就被定格在了1937年8月13日。
张治中在这一天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1937年8月14日下午，高志航听到笕桥机场拉响了防空警报。
高志航，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的9架飞机刚刚降落，而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正准备降落（关于中国抗战期间空军的故事，参看《历史的温度1》中收录的《抗战期间的中国空中经营》）。
防空警报拉响的原因，是笕桥机场上空出现了9架日本“九六式轰炸机”——它们是来报复的。
8月13日，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五二三团一营在八字桥的遭遇战中与日军交上了火，但陆上战斗还没全面打响。
所以，淞沪会战先正式开打的，其实是中日两国的空军。
8月14日凌晨到上午，中国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军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这都是完全按照张治中的部署来的。因为在蒋介石问他上海攻略时，他的回答就是：首先出动空军，拔掉对方的重要据点。
尽管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对于首先进攻的是中国空军，他们却很意外——在他们眼里，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主动向大日本帝国的空军挑战？
在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相差7倍。
所以，日本对于中国敢先出动空军感到恼羞成怒。在8月14日下午，日军先后出动两批轰炸机，准备炸平笕桥机场，将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摧毁。
在防空警报中，高志航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重新起飞，正准备降落的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也放弃降落，进入战斗队形。
随后，他跳上了自己的“霍克–3”攻击机，带着两架僚机升空，直扑日机编队。
嚣张的日本攻击编队连战斗机护航也没有配备，顿时陷入中国战斗机的围剿之中。高志航作为大队长，率先击落日方一架敌机，成为中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中国飞行员。
8月15日，不甘心失败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两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架。
淞沪战役开战才几天，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但是，淞沪会战记录的也是中国空军短暂的辉煌。
除了在飞机数量上存在劣势，中国最吃亏的还是工业制造能力——我们根本造不出飞机。在日本不断研发和制造更新式的飞机背景下，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来自国外采购，自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由日本三菱重工自主研发，1940年开始服役的“零”式飞机是“二战”中日本著名的战斗机，曾以优越的性能成为中国空军心中的阴影，也给美国空军制造了很多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名中国飞行员可能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1937年11月28日，日军空袭河南周口机场，高志航冒着轰炸奔向自己的座机想升空迎敌，最终被炸死在机舱内。
不仅仅是高志航。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内，全部殉国。而中国空军第一批精英，几乎没有一个人活过1938年。
而在淞沪会战中，至少还有一名中国飞行员的名字值得铭记。
他的名字，叫阎海文。
1937年8月16日，淞沪会战开战的第四天，隶属中国空军第五飞行大队的阎海文奉命轰炸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轰炸任务后返航过程中，阎海文的5210号座机被日军地面高炮击中，他被迫跳伞，却因为风向变化，落入了日军阵地。
大批的日军围了上来，他们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飞行士”，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能击落大日本帝国的飞机。
阎海文身边只有一把手枪，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话中，举枪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然后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在报道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1937年8月18日，松井石根稍微松了一口气。
松井石根此时的身份，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总司令。他之所以能松一口气，是因为接到了消息：日本第三师团已经从热田港搭乘军舰前来上海支援。
“中国已非昔日支那”这个观点，是松井石根一直想让日本军部大本营明白，却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松井石根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在日本军中又游离于“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外，所以高层认为他非常适合担任需要协调多个师团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但是，松井石根在临行前问上司杉山元讨兵，杉山却只肯给他两个师团。
松井一开始是想拿5个师团的，但军部大本营认为，“打支那，两个师团已经宽裕了”。
直到8月13日之后，在收到上海方面不断发来的求援电报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更让大本营震惊的，是那些从前方发回的电报和随军记者报道，无一不提到中国士兵前仆后继、完全不顾性命地拼死冲锋的各种细节。
日方终于明白过来：对中国人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冲突，而是一次被压制多年的巨大岩浆的总喷发。
于是，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日本各地开始出现了狂热的出征场面——日本开始全面增援在上海的守军。
那些怀着一颗为天皇尽忠之心的日本士兵，在各个主要城市的港口开始登船，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短暂的迷茫和紧张情绪很快被两旁疯狂挥舞旗帜的日本民众驱散。
那些平日里温和敦厚的日本老百姓，高呼着“万岁！万岁！”，目送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父亲和兄弟踏上战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光荣地去为天皇开疆拓土，弘扬大日本帝国的威风。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中不少现在看上去还彬彬有礼的亲人，一踏上邻国领土，很快就会变成他们自己也不认识的人间恶魔。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回来了。
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处以绞刑
很快，松井石根就庆幸来自后方的增援是如此及时了。
因为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是，蒋介石政府也正在把手中所有能动用的力量都在向上海集结。
蒋介石也把家底全拼上了。
在中国援军的序列里，有最精锐的中央军：罗卓英的十八军、胡宗南的第一军一师、夏楚中的九十八师、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俞济时的五十八师、李玉堂的第三师……也有原先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地方军阀：从四川日夜兼程甚至步行的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从关外退回来，憋着口气想要为自己正名的东北军主力；一向与中央军闹别扭的桂军全部精锐……此外，蒋介石把最不舍得打的两张精锐王牌也派向了上海：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黄杰的税警总团。
一时之间，中华大地的铁道线上，跑的全是运兵的专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上海。
每当列车停靠在站台的时候，自发前往站台的中国老百姓就往车窗扔香烟，扔水果，扔糖果，很多老百姓边扔边流泪：“好好打啊！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啊！”
这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如此团结。很多老百姓都信心满满：“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团结了，还打不跑小鬼子？”
但是，从上海的战况进展来看，一切并不如他们所愿。
1937年8月21日凌晨，胡家骥的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胡家骥是第三十六师二一六团的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生。他率领的这个团，是攻打上海汇山码头的主力团。汇山码头处于日军防线的关键位置，将是他们增援部队上岸的一个重要据点。
但总攻发动一个多小时后，二一六团连汇山码头前的唐山路日军防线都冲不过去。
盛怒之下的胡家骥把二营做预备队，三营做侧翼，自己挥着手枪，亲自率一营冲了上去，最终一鼓作气冲过了火力交织的唐山路，来到了汇山码头的大铁门前。然而，在那里又被码头里面布置的日军火力压制住了。
“此时不报国，还等什么时候？！”胡家骥大吼一声，第一个带头爬上了铁门，后面的士兵一看团长如此拼命，也争先恐后地踏着战友们的尸体，拼死往里攻击。
然而，身中5枪不下火线的胡家骥在率团冲进大铁门后，却遭到了来自港口的日本军舰的炮轰，在付出了500多名兄弟的生命之后，只能退了出来。
胡家骥最终捡回了一条命。他知道他还算幸运的，多少和他一样甚至比他军衔还高的兄弟，连同千千万万的士兵，已经在总攻开始后的近10天里失去了生命。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其实折射出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总结来说，还是四个字：技不如人。
“技不如人”首先体现在装备上。
中国军队除了那几支德械师之外，绝大多数部队武器配备和火力输出都远逊于日军，面对据守在钢筋水泥碉堡里的日军，除了人肉冲锋之外，基本拿不出其他办法。
在8月14日战端初开时，张治中就制订过一个“铁拳计划”——按照德军作战样式，组织一个500人的突击敢死队，直扑日军指挥部。但在实际攻击过程中，抱着必死决心的中国士兵却因为没有重武器，始终无法突破日军的碉堡火力封锁，每前进一步都要用战友的尸体铺路。最终，突击队全军覆没，带队的刘宏深营长殉国，阵亡时年仅28岁，结婚还没满百天。
原保安总团的刘仁义这样回忆当初中国士兵是怎么对付日军战车的：“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告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轧我们的单兵，辗轧之下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什么的，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差呀。”
日军用军舰运送来增援的坦克。日军坦克其实铁皮不厚，但在火力孱弱的中国士兵面前，已经算得上一头头怪兽
但是，比武器装备落后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士兵在战斗素质、训练水平和现代化战争的配合演练上的巨大差距。
比如和胡家骥二一六团一起进攻汇山码头的，还有杜聿明的南京装甲团——这是当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坦克部队。结果参加战斗的坦克战车全部被击毁。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步兵基本上不知道怎么和坦克战车进行协同作战。坦克战车手们认为步兵老是躲在自己后面而不懂得火力掩护，而步兵们则认为，你坦克自己有装甲，为什么不让我们躲，还要我们配合掩护？
同样成问题的还有“步炮协同”。为了打上海，蒋介石也派出了自己最好的炮兵团。但是在攻击时，炮兵和步兵却缺乏实战协同演练，最终往往是步兵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向敌方阵营发起冲锋。
还有就是从指挥官到士兵暴露出的现代化战争经验不足的问题。
桂军是当时地方军中公认的最能打的部队，白崇禧也憋足了劲想让桂军在淞沪会战树一面旗帜，所以，在一次南翔和真如反击战中，他一下子投进去了桂军6个精锐师。
不料，由于事先没有进行火力侦察和压制，冲锋前的烟雾弹又因为风向原因被吹反了方向，步兵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就勇敢地冲向日军阵地，成了对方交叉火力的活靶子——桂军士兵虽然抱着必死的信念拼命向前冲锋，但绝大多数好男儿都倒在了日军的重机枪火力之下。
只打了一天，桂军6个精锐师就全垮了，光旅长就阵亡了两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军队的斗志毋庸置疑，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伤亡。按照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史说的回忆：“一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两天之后，就留下了几副伙食担子。”
其实何止是一个团。当时中央军的一个师上去，能顶一个星期；杂牌军的一个师上去，可能三天就被打残了。连见多识广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忍不住感叹：“淞沪战场真是一个血与肉的大熔炉。”
淞沪会战开战10天，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张治中又急又愧：在上海的中国军队一开始的数量是日军的十倍之多，虽然猛攻猛打，却始终无法实现突破，最终让日军固守待援的战略意图实现。
为此，蒋介石把自己着力培养的亲信陈诚也调了过来，担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就是负责指挥淞沪会战。
但是，战况依旧没有改观。
随着登陆增援的日军大幅度增加，中国军队的处境越发艰难。
1937年9月7日凌晨，姚子青最后望了一眼上海宝山县城。
姚子青是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三营的营长，他得到的任务，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任务：死守宝山。
当淞沪会战快打到一个月的时候，中国军队在初期建立起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随着拥有巨大优势的日军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增援，中国军队的多处防守阵地被突破，日军的登陆地点很快就要连成一线。
而宝山，就是登陆地点中的一个关键枢纽。
自9月5日凌晨开始，日军在舰炮和飞机的协助下，调集大量坦克猛攻宝山城门。姚子青率全营500多人死守不退。久攻不下的日军开始发射大量燃烧弹，宝山县城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姚子青告诉残存的全营士兵：“人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但好汉死要死出个样子。今天，三营谁也不许后退一步，谁也不许苟且偷生，让日本人看看咱中国人的骨气！”
每一个士兵都遵从营长的教导，即便在日军攻进县城后，依旧依靠每一个屋顶、每一条街巷、每一堵断墙，与日军展开巷战。子弹打完了，就用砖头、用木棒，甚至用牙齿咬。
最终，除了一个奉命出城报告战况的士兵外，自姚子青以下，三营全体殉国，无一人生还。
宝山的失守，导致上海北部的罗店防线失去了坚守意义——之前这块阵地已经几经易手，中日双方在这块弹丸之地都投入了超乎想象的重兵。
为了守住罗店，蒋介石把自己手里残存的好牌都投了进去，包括在之后让日军最心存忌惮的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后扩编为七十四军），以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第一师。
丢了再抢，抢了再丢，在阵地狭小的罗店，每一天都是地狱般的惨烈景象。在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中国士兵连自己战友的尸体都运不下去，最终尸体堆得比战壕还要高，只能把战友的尸体当作沙袋做掩护，子弹打在上面“噗噗”作响。有的士兵打着打着就哭了，因为对方子弹打的，是之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
而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死后，也将成为战友的屏障。所以他们在重新挖战壕的时候都一声不吭——每个挖的士兵都知道，他们就是在为自己挖坟墓。
在罗店，中国士兵最渴望的其实是拼刺刀，因为那会将双方在火力上的差距缩到最小。所以在罗店阵地上，曾出现过上千人规模的肉搏战——浑身负伤但双眼血红的中国士兵们一听到号声，依旧如同猛虎一般冲出战壕，扑向日军。排长牺牲，连长带头冲，连长牺牲，营长带头冲，营长牺牲，团长装上刺刀冲出战壕。
小小的罗店，中国军队伤亡数万人，而日军也伤亡万人，被公认为淞沪会战中的“血肉磨坊”。
而像在宝山、罗店上演的如此惨烈的战斗景象，在淞沪会战的中期，每天都同样上演在大场、杨行、刘行、吴淞、川沙、蕴藻浜等各个中国军队的战场。当拥有巨大装备和战斗素质优势的日军扑上来的时候，支撑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死守不退的，就是一颗保家卫国的决心。
10月27日，在八十八师撤退的情况下，谢晋元奉命率400孤军死守四行仓库，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形象。（参看《历史的温度1》收录的《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但是，当这场会战打到11月初的时候，已经从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守的中国军队，还是迎来了一个最坏的消息：由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为主组建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强行登陆成功。
中国军队的后路被抄了。
忽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是中国军队指挥层的严重失误，但这时候，也没空追责了，因为大家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上海激战近三个月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很有可能被日军合围全歼。
1937年11月10日上午，彭孟缉面对着布满地雷的大桥，痛哭失声。
彭孟辑，陆军独立炮兵第十团团长。他统率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重炮兵团，配备全中国仅有的德制150毫米口径榴弹炮。而接到撤退命令的他，却在上海以西的一条大河边无法前进——先前过去的兄弟部队的工兵部队，为防止日军追击，已经在桥上布满了地雷。
和彭孟辑一起困在河边的，还有大批从上海市中心撤下来的兄弟部队。没有事先通知，没有统一调控，也没有人管后续部队的死活。
最终，彭孟缉只能下令：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那批重炮推入河中。
望着滔滔河水，彭团长和手下的将士泪水止不住地流。而耳边传来了爆炸声和惨叫声——有兄弟部队的士兵冒险试探过桥，被自己人埋的地雷炸死。
彭孟缉部所呈现的，只是数十万中国军队撤退时混乱画面中的冰山一角。在撤退这件事上，蒋介石难辞其咎。
在手下将官纷纷劝他下达总撤退命令时，蒋介石却总是寄望于国联的调停和干涉。包括在11月6日明明已经听取陈诚建议决定撤退，却因为布鲁塞尔召开国联大会，想看看国联会不会干预，于是又下令全线再坚守三天，直到11月9日才明确下令实施总撤退——三天的宝贵时间，被白白浪费。
中国军队当时拥有的150毫米口径榴弹炮，最终只能在撤退途中推入河中
而比浪费时间更可怕的，是撤退时完全没有秩序和协调。
在上海浴血奋战了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有的部队接到了撤退命令，却不知道往哪里撤；有的部队接到了撤退方向，却不知道撤退时间和撤退序列；还有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但看到负责掩护的友军部队撤了，也只能跟着撤。
一时之间，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没有掩护、没有断后的情况下，开始往上海周边方向大溃退，到处都出现几万部队拥挤在一条狭窄公路上，成为日军飞机扫射和轰炸活靶子的景象。有的大桥奉命要被炸毁，却因为后续友军部队还没有过桥而发生争执，甚至出现了多起自己部队拔枪相向的场面。
不少满腔热血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杀敌的子弟兵，最终却死在了溃退的路上。
1937年11月11日，俞鸿钧脸色凝重。
俞鸿钧，上海市长。他做市长的时候，40岁都不到，可见能力确实非同一般。但在战争时期，他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这一天，俞鸿钧奉命告诉上海市民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军队已经全部撤离上海市区。
历尽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了。
上海陷落了。
但是，俞鸿钧的使命，是宣读一份《告上海市民书》：“……以酷爱和平之民族，被迫与黩武之强敌抗战，所持者唯此坚忍不拔之志愿，称意敏果之行为，但使尺寸土地之进出，胥有代价可言，则目前之小胜小负，胥无与于最后得失之衡量，此长期抗战之精神意义，所以必须洞彻了解，无所用其彷徨顾瞻也……”
其实，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表的《告上海同胞书》的开头，说得更直白一些：“亲爱的上海同胞们：我军这次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从这时候才开始！”
俞鸿钧
当然，在日本军部大本营看来，这只不过是失败者一种“体面”的说辞而已。
他们的注意力，已经放到了离上海只有300多公里的南京——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平助的第十军，都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不断发出“请战”的诉求。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日本人未必不知道中国人想借淞沪会战，将他们引入“由东向西”的攻击线路中，而是他们不在乎：
上海一战，虽然日本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言论变成了“三个月打进上海”，但毕竟也歼灭了蒋介石的大量精英部队。等到再打下南京，坐着等中国人来投降就可以了。
然而，一个星期后的11月20日，中国国民政府发布的一条声明，彻底震惊了日本人。
在这一天，中国国民政府宣布：把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
南京战役还没打响，中国人已经宣布迁都了。
这背后透露出的只有一个信息：在历经三个月炼狱般的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人只得到了中国人斩钉截铁的三个字答复：
“不投降！”
如果一定要扩充一下，那就是五个字：
“坚决不投降！”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淞沪会战都堪称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以及最惨烈的会战之一。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中日双方在上海先后投入了总计100万兵力。蒋介石确实拿出了他能拿出的所有底牌，先后投入100多个师共70万精锐，最后自报伤亡30万（其中10万伤亡于撤退途中）。而日军也被迫前后投入8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多个联队，接近30万兵力，最终自报伤亡4万（有统计数据最终为7万）。
在淞沪战场这座血与肉的大熔炉里，日本人不得不认识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他们之前认知的“支那”——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依旧是那个只要有几艘炮舰在大沽口露一下面就会投降谈判的国家。
而在世界各国眼中，中国人也因为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改变了他们原先的认知。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卡尔逊曾说过，淞沪战役足以证明两点：“第一，中国已下决心为她的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的能力；第二，日本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世人视为可怕的军队，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的地位。”
当然，日本和列强可能忽略的一点是，淞沪会战其实真正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国民党政府一改“七七事变”之后的犹豫和彷徨，正式认定将和日本全面开战。这场战争不仅仅促成了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军站在一条战壕，更加快了当时中国两个政党的一致对外：淞沪会战开战后9天，蒋介石就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2日，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
但是，淞沪会战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当时的我们，更清楚地审视了自己。
我们的祖辈一直口口相传的一句话是：“小日本如果敢来侵略中国，我们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他们了！”
但事实上，通过淞沪会战我们看到，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依旧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发起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降维打击”——别说是“一人一口唾沫”，千千万万子弟兵抱着必死之心，拼上血肉之躯依旧无法阻挡侵略者的进攻。
在淞沪会战之前，我们总是觉得我们退让是因为我们不想打，不愿打，不敢打，不然小日本怎能如此嚣张？但这场会战打完之后，很多人终于意识到——战场上的事，确实要意志力，但有些时候，真的不是仅靠意志力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场发生在80多年前，历经三个月的惨烈会战，从今天回望，依旧有太多的教训和意义。
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从来就不会变。
但当真的挨打乃至处于危亡之际，中华民族从来不会妥协或屈服，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会挺起胸膛，坚决抵抗。
哪怕战斗到最后一刻，用身躯，用鲜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