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他的名字总是和一场海战连在一起，因为那场海战是一场耻辱的败局，所以这个人，似乎也总是以一个窝囊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
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深夜。
丁汝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杯葡萄酒。在写完给李鸿章的最后一封信后，丁汝昌拿起了酒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只是催的并不是琵琶声，而是刘公岛港口外，数十艘日本军舰的隆隆炮火声。
而眼前的那杯酒，也并非葡萄美酒，因为里面溶着生鸦片。丁汝昌是准备用它来结束自己生命的。
没有人知道，丁汝昌在举起酒杯的那一刹那，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在酒入口的一刹那，丁汝昌五十九年的人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他麾下那支曾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也就此灰飞烟灭。
丁汝昌
1836年，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的石头镇。丁汝昌出身贫苦，父亲丁灿勋务农为生，所以丁汝昌只读了三年私塾，就靠帮人放牛、放鸭、摆渡等，补贴家用。
在19世纪50年代，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去跟着做一件事，那就是参加太平天国的起义——丁汝昌也没有例外。1854年，在太平军占领庐江后，父母双亡的丁汝昌就参加了太平军，成为程学启（后来苏州杀降事件的主角之一）的部下，驻扎在安庆。
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合围安庆，程学启带着丁汝昌等300多人在夜里翻越城墙，投降了清朝。
这也是丁汝昌被后世不少人诟病的第一点：变节。
对于前来投降的程学启部，当时在前线统兵的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并不信任，之后每逢战斗，都将他们放在最前列，胜则最好，败则炮灰。但程学启和丁汝昌因为熟悉太平军的里里外外，作战又勇敢，所以一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而且毫发无伤。
1861年8月，安庆终于被破，立下大功的程学启升任游击，做了湘军“开”字营的营官（相当于营长），而丁汝昌做了哨官（相当于连长）。程学启确实比较会带兵打仗，李鸿章也比较倚重他。
没多久，曾国藩命李鸿章组建“淮军”，并配了湘军几个营作为“嫁妆”，丁汝昌所在的“开”字营也在其中。他坐着火轮，随着李鸿章浩浩荡荡地开往江南。
自此，丁汝昌的命运开始和李鸿章联系在了一起。
丁汝昌到底会不会打仗？当然会。
如果丁汝昌不会打仗，不会在到江南没多久，就被名将刘铭传看中，调入自己的“铭”字营担任哨官。太平天国灭亡后，丁汝昌随刘铭传剿灭捻军，统率骑兵，再度屡立大功。等到东捻军被消灭的时候，丁汝昌已经官拜“总兵”（差不多相当于师长级别），授提督衔。
那一年，丁汝昌也就32岁。应该说，他的顶戴花翎，还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在太平军和捻军等内乱基本被扑灭后，识时务的曾国藩一声令下，湘军开始裁军。1874年，一轮轮的裁军风潮波及刘铭传时，刘铭传让丁汝昌裁撤他的三队王牌骑兵营，丁汝昌修书抗辩，惹恼了刘铭传，丁汝昌怕引来杀身之祸，索性辞职回家了。
在家赋闲了几年后，毕竟还在壮年的丁汝昌想做点事情。1877年秋，丁汝昌奉旨发往甘肃等候差遣。走之前，他拜见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丁汝昌的到访，让李鸿章眼前一亮。
刘铭传也是洋务名臣，后任台湾第一任巡抚，有“台湾近代化之父”之称
丁汝昌向李鸿章说起自己想做点事，李鸿章是这么回答的：“刘铭传和你闹矛盾，我若用你，肯定会得罪刘铭传。”［“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
那怎么办？李鸿章给丁汝昌指了一条路：我正在创办海军，你现在在我的安排下去学习各种海军知识，我会委你大任。那时候，左宗棠还想调丁汝昌一起去收复新疆，但被李鸿章找了个借口推辞了（由此也可见丁汝昌的战功确实比较有名）。
那个时候，李鸿章其实已经在盘算北洋水师提督的人选了。
谁来当北洋水师的提督，确实是一个难题。
朝堂上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支舰队将来肯定是大清帝国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北洋水师提督的位置，不是谁来当都可以的。
李鸿章心里又何尝不明白？他曾为这件事专门请教过当时的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始人沈葆桢。当时李鸿章提出，这个提督人选必须“既懂海军，又有资历”。沈葆桢向李鸿章两手一摊：中国之前连海军都没有，难道还有这样的人才？
无奈之下，沈葆桢建议李鸿章先让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迅速挑大梁，担任骨干军官，加速磨砺，再选一个有资历、打过仗的老将来统领，所谓“一老带群新”，这样搭班子，还是合理的。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和海军的奠基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受命组建南洋水师，但他支持优先组建北洋水师。
“群新”是谁？那就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邓世昌这批人。这些人确实后来被大力提拔，成为北洋舰队上各舰的管带和核心骨干。
那么有资历的“老将”呢？
李鸿章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提督的位置，首先不能放给外人，不然将来不听指挥，等于为他人作嫁衣；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提拔自己的亲信，因为这会引来其他人的反感。
那么，谁合适呢？
丁汝昌啊！淮军旧将出身，对李鸿章有忠心，但在家赋闲多年，并非李鸿章嫡系。曾经叱咤战场，年纪轻轻，官拜总兵，而且愿意去一个新兴军种当差（当时清朝很多将领不愿去海军，所以北洋水师官兵的薪俸是很高的）。
沈葆桢
所以，后人诟病李鸿章任人唯亲，提拔丁汝昌统帅北洋水师，多少也有那么一点不公平：放眼当时全中国，能找出来的合适人选确实不多。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担任提督的，正是丁汝昌。
“一个带骑兵的去管海军，怎能不败？”这是后来很多人对丁汝昌的评价。
丁汝昌确实是陆军出身，虽然也有人曾说，他最初到刘铭传麾下管的其实就是湘军的水师，但内陆江河的船和海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点无须洗白。
但是，丁汝昌主观上还是非常努力的。从业务能力上来说，丁汝昌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和电报可以证明，他其实一直在认真学习现代化海军知识，而且对舰队的日常管理、士兵操练和轮船修理这些细节都非常熟悉。有一次，运到舰队的煤炭少了10吨，丁汝昌不仅明察秋毫，还一直盯到补齐为止。
北洋水师中的“镇边”舰就是一艘“蚊子船”。“蚊子船”即炮船，每艘造价15万两；木质船身外包钢板无装甲，长127英尺 ，宽29英尺，吃水9.5英尺；排水量440吨。清廷认为这种船性价比高，但其实在海战中用处不大
从职位升迁来说，丁汝昌也不是纯粹的“空降干部”。丁汝昌最初只是被李鸿章派到一艘新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职位只是“督操”。1881年，丁汝昌带着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前往英国接收“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一路顺风顺水，处理得当，回来后才被授予“统领”职务。
从部属关系来说，虽然也有刘步蟾等一批青年将官一开始看不起不懂业务的丁汝昌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能接受丁汝昌领导的。而且从后人的材料来看，丁汝昌“为人随和”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北洋水师的旗舰是“定远”号，也是丁汝昌的居所，但“定远”号的管带（舰长）是刘步蟾。按理一艘军舰上最好的房间只能是留给舰长的，为了避免刘步蟾有心理负担，丁汝昌自己住到了一艘小船上（后来丁汝昌被革职，刘步蟾带头联名为他请愿，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军中威信来说，丁汝昌也树立得不错。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人借机出兵朝鲜，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开赴朝鲜，当机立断，将幕后操纵者、朝鲜太上皇李昊应押往天津软禁，一举打破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丁汝昌因此还被授黄马褂。
1885年，丁汝昌率“定远”和“镇远”两艘当时的超级铁甲舰前往日本长崎港访问（其实是去保养，中国当时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其间中国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察和民众发生大规模械斗，丁汝昌制止了部下要求“开炮开战”的要求，加以斡旋，最终让日本向中国赔款5.25万元了结。这次事件被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外交胜利”。
那场械斗被称为“长崎事件”（也有称“镇远骚动”），日方称“长崎清国水兵事件”，其实是因为清朝水兵上岸违纪（因嫖妓发生争执）而引起的一场纠纷，后演变为与日本警察与民众的一场大规模械斗，清朝水兵有10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警察亦有5人被杀）。最终受“定远”舰等巨炮威慑，日方赔偿中方5.25万元（中方亦赔日方15.5万元），宣布到此为止
这件事大大刺激了日本——外国水兵到本国来寻衅滋事，最终却以本国赔款终结。全国上下激发起了赶超清朝海军的雄心，大大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不能说丁汝昌在“北洋水师”是受到全军将士的一致拥戴，但至少，作一个合格的领导，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作为一个指挥官，最后是否合格，还是要体现在战场上。
1894年9月17日上午11点半，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甲午海战爆发。
这场海战的经过和结果，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也不忍心再写一遍），单说说作为中方舰队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在这场海战中的表现。
后世的一大争论，是在两支舰队遭遇时，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排成“雁行阵”冲向日本联合舰队，而日本联合舰队则采取纵队回应。由于北洋舰队的阵型只能发挥舰首炮的威力，而日本联合舰队则可以发挥侧舷炮数量多的优势，所以最终北洋舰队落败。
甲午海战中日双方舰队的阵型
而事实上，丁汝昌下令采取的阵型，也不是拍脑袋想的，而是按照平时训练，根据北洋舰队军舰的特性决定的——“定远”和“镇远”这批主力舰，当初都是以加强舰首方向火力而制造的。比如“定远”舰装备的4门口径为305毫米的巨炮，如果排成纵队放开侧舷，一侧只有两门炮可以同时开火，而如果舰首对准敌人，4门巨炮都可以开火。
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有不少都是加强侧舷火炮的。换句话说，在一场遭遇战的情况下，大家都只能率先反应：用自己最擅长的阵型投入战斗。
而且，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至少对得起军人的本分。
这场战斗是以北洋舰队的“定远”号先开炮拉开战幕的。可惜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年久失修还是什么缘故（“定远”舰当时已经下水12年了），“定远”巨炮一响，舰桥就开裂了，坐镇指挥的丁汝昌跌了下来，信号旗装置也废了。
但后来的事未必所有人都知道：手下要把满脸是血的丁汝昌抬进内室，但丁汝昌坚持不肯，坐在甲板上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至于信号旗系统被毁，确实是天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洋舰队失去指挥，各自为战。
但丁汝昌当时在战前发出过三条训令：
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2.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如果丁汝昌不负伤，信号系统不被摧毁，北洋舰队还是会按照这三条训令进行战斗。
事实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事后日本人复盘，自己舰队的各种操作也是漏洞百出。抛开意外因素不谈，丁汝昌在这一场战斗中当然要负指挥失败的责任，但要说他一无是处，也不至于。
邓世昌的“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沉没。图中右侧为日舰“吉野”号，中央倾斜的是“致远”号。绘制此图的是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利安德”号上的军官，他对“致远”“经远”号的奋战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问题就在于，5个多小时的激烈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其实也损失惨重，4艘主力舰基本丧失战斗力，但就是一艘也没沉。
而北洋舰队虽然“定远”“镇远”等主力舰岿然不动，但沉了“超勇”等5艘较弱的军舰（“广甲”号逃离战场，几天后触礁沉没）。
日本即便胜，也是惨胜，所以率先退出战场。
而失去5艘军舰的丁汝昌，注定要接受悲剧的命运了。
困守刘公岛后，丁汝昌其实并没有放弃。
那个时候，丁汝昌已经被革去了尚书衔，待旅顺陷落之后，又被革去全部职位。不过，光绪帝很快又收回了谕旨，改为“暂留本任”——丁汝昌走了，谁来接着保卫大清帝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丁汝昌还在坚持抵抗。他看到威海陆路上的炮台防守薄弱，怕被日军攻占后调转炮口倒轰北洋舰队，所以建议先自行炸毁，结果又被当成“通敌卖国”的证据禀报朝廷。“清流派”再度怂恿光绪帝要将丁汝昌革职，在李鸿章力保、刘步蟾等将领请愿的情况下，朝廷才决定“秋后算账”。
威海南岸的炮台。后来炮台果然被日军攻占，调转炮口，吊打停在港口里的北洋舰队，丁汝昌只能再组织敢死队去炸掉炮台
即便如此，丁汝昌还是率领舰队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并主动用舰炮支援陆地战斗，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
丁汝昌在抵抗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开始在“但求一死”了。
1895年2月9日，丁汝昌登“靖远”舰与日本舰队作战，“靖远”舰被陆地炮台上发来的炮弹击中（也是我们自己的炮台，被日军夺去），丁汝昌准备与船同沉，被部下拼死救上小船。
2月12日，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祐亨写来了劝降书，丁汝昌断然拒绝，并把劝降书派人送给李鸿章，以表明心迹。
丁汝昌给伊东祐亨的信，退回了伊东祐亨的三件礼物
但他知道，手下人中，很多人已有降意了。
2月8日，北洋舰队的“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率13艘鱼雷艇和两艘快艇集体出逃（结果被日军击毁和俘虏14艘，只有1艘逃到了烟台），丁汝昌自己对李鸿章承认：“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
而为了避免被日军俘获后利用，丁汝昌下令舰队炸沉自己的军舰。众人因为怕失去投降的本钱，已经没有人肯执行，只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一人服从，在“定远”号打光所有炮弹后，炸沉军舰，然后自杀殉国。
丁汝昌知道，战斗已经持续不下去了，部下都在等着投降，而成为阻碍的，无非就是他还活着。
2月12日深夜，本文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据身边人回忆，丁汝昌服药后并没有立刻丧命，而是非常痛苦地挣扎到了后半夜才断气。他死后没多久，手下军官牛昶昞就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
俘获北洋舰队所有残存舰只的日本人，将军舰收编，甚至将“镇远”号开到日本展览（后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
但他们专门用一艘中国商船，郑重地送回了丁汝昌的尸体。
日本人画的丁汝昌
日本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这样描述丁汝昌：“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
大一刚入学时修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被要求写论文。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写“甲午海战”——这一直是我觉得最揪心的一段近代耻辱战史。因为第一次写论文，什么都不懂，还给文章起了个自己觉得很有意境的题目《日落北洋》，没错，像小说一样。
然后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开始寻找各种资料。
看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后，发现很多自己以前以为是正确的东西，全被颠覆了。
什么“慈禧太后为了庆寿挪用海军军费”，什么“李鸿章当缩头乌龟避战求和”等等，在这些我认为是北洋舰队覆灭的“主要原因”背后，我了解到了很多自己原先并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那时候的我，第一次知道了“速射炮”的概念。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炮筒口径虽然比北洋舰队的小，但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打一发炮弹，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能打6发——当时有英国人算过，整个海战过程中，联合舰队的火力其实是北洋舰队的3倍。
又比如，我一直以为北洋舰队的实力当时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但事实上，日本人经过励精图治，在海战开战前，他们联合舰队参战的军舰，无论是在总排水量、平均航速节、火炮数量、鱼雷发射管数量等各方面，都是领先于北洋舰队的——我们哪有资格说什么“痛失好局”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回过头来看丁汝昌，就很让人唏嘘了。
尽管日本人一直很尊敬丁汝昌，认为他是“义死”，但在当时的中国，他无可避免也要“出把力”，一起将整个甲午战争失败的“锅”背起来。尽管他已经自裁以谢天下，但身后依旧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和评价。1910年溥仪当皇帝时，才恢复他生前的官衔（主要是袁世凯力主，他当年在解决朝鲜危机时和丁汝昌搭档愉快），而在后来的活动中，他的墓还被掘开过。
丁汝昌在自杀前可能还希望，自己能以一死，换一了百了。
甲午一战，马关签下耻辱条约。日本的伊藤博文对前来谈判的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背后的意思是，你们的失败，不是你一人的失败，是你们整个政治改革太慢的失败。
你看，这个锅，连李鸿章都背不起，更何况丁汝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