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能是本书“含金量”最高的一篇文章，因为说的是一个关于一批国宝的故事。
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
整个南京城笼罩在绵绵细雨中。
在下关码头，1700个盖着油布的箱子，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几天。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从箱子周围森严的守备来看，里面装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东西。
下午，码头终于缓缓驶来了一艘军舰——国民党海军的“昆仑号”。
这艘军舰，是专门来接运码头上这1700个箱子的。但是，等到军舰靠港时，码头上的工人们却无动于衷。原来，工人们在闹罢工，已经僵持多日。
经过一番交涉，工人们的要求全部被满足，只要能先把那些货搬上船。
但正当工人们开始搬运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忽然拥进来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还带着很多行李。他们都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人员及家属，在得知这艘船要驶往台湾时，都挤上了船。
谁都看得出来，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南京朝不保夕。
“昆仑号”在1948年被改造成运输舰，有前后两个船舱。那些海军司令部人员和家属，很快就占满了后舱。这也导致1700个箱子，只有500个被装进了船。
这时候，一位高级长官模样的人带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服从安排，先下船再说。但是哪有那么容易？没有人肯听他的话，有些孩子和妇女开始哭了起来，有人带着哭腔喊：“桂司令！什么东西能比我们人命重要？”
桂永清，蒋介石嫡系，当年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指挥，曾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打得异常勇猛，但也在“兰封会战”中逃跑贻误战机，放走了土肥原贤二师团。1954年病逝于台湾，享年54岁
那个被叫作“桂司令”的，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满舱的哭声中，桂永清一言不发，最终只能下令：把所有的寝室、餐厅、医务室，全部用来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在忙乱的搬运之后，1700个箱子，最后只搬上去972箱，其余的被再送回仓库。正当“昆仑号”终于准备起锚，这时候，又有人送来了四个大箱子，并一再叮嘱：这四个箱子非常重要！
无奈，船上人员再将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进这四个箱子，然后起航。
严重超载的“昆仑号”一路颠簸，路上又不断停靠，终于在1949年2月22日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
抵达港口下船后，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让海军总司令亲自上舰查看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价值连城的故宫文物。
这早就不是故宫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时间内，东北三省沦陷，而离东北不远的北平，已经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
是否要迁移故宫的国宝文物？怎么迁移？一场争论随即展开。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将国宝迁往西安，而当时的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到上海。当然，也有不主张迁移的，比如当时的院长助理吴瀛，他主张再观察下形势，并善意提醒易培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易培基反倒生气了：“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你这是推卸责任！”
吴瀛随即不再劝阻。
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时局愈加险恶，故宫的文物迁移已经势在必行。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承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最终，故宫文物被决定迁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进入了紫禁城北门的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夜色降临，早已被精心打包装箱的19557箱故宫文物正式启运。
当时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排成长列的板车都朝着火车站方向移动。装载着大量故宫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专列随即缓缓启动。
易培基。吴瀛当年一语成谶，1933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无辜的易培基和吴瀛均受牵连，被怀疑监守自盗，易培基更是因此抑郁而终
专列被严格防卫：车顶四周架设机枪，车厢内遍布武装押运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军队保护，还有张学良的骑兵时而护卫。除了特别快车，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这些专列。
第一次的故宫文物转移，是后来历次转移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但这些文物一出故宫，从此关山万里，颠沛流离。
1936年，在上海的这些故宫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南京，但还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1937年，国民政府已做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留在南京的这些文物，也随即踏上了二次迁移的征程。
当时的迁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第二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第三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尽管当时政府也调用了一切可调用的资源，但这次的迁移，依旧是最艰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护送队伍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土匪骚扰，汽车故障，道路泥泞等，三条线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在押运人员一路的严密甚至拼死保护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没有丢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运送文物的卡车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艰难前行
参与北路（北路是最艰苦的一路）押运的那志良，在经历了一路上遭遇轰炸、翻车、翻船后发现文物依旧完好无损，于是开始相信有人和他说过的四个字：
古物有灵。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些故宫的文物，又从西南大后方陆陆续续重新运回了南京，并准备运回北京故宫。
但不久之后，解放战争又爆发了。
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再一次面临迁移。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颓势已无法逆转，抢运故宫文物的决定又一次做出。
1948年12月21日，一个萧瑟的冬日，故宫文物的又一次迁徙开始了。
在南京的下关码头，海军司令桂永清手里已经几乎无船可调，只能调来一艘国民党海军“中鼎号”平底运输舰。11年前，从南京运往内陆的故宫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而这一次，目的地成了台湾基隆港。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一共运走了320箱。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搭乘的是招商局调派的“海沪轮”。
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典籍，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称为“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称为“南三阁”
这一批运载的故宫文物有1680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其中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949年1月28日，第三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这次国民党动用的是“昆仑号”——也就是本文开头描写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运走972箱。那天最后送上船的四个箱子里，就有一个故宫稀世珍宝——碧玉屏风。
碧玉屏风在1941年被汪精卫当礼物送给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后又被要求送还了回来
在此之前，解放军合围北平在即，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次长，转运负责人杭立武着急地想要把故宫的一批精品会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虚与委蛇，不断拖延，最后保证了北平故宫的文物没有被运走一件。
在三批文物被运送之后，当时的李宗仁代总统下令禁止再从故宫运出文物。（1949年10月，国民党从重庆又空运走了当年留在重庆的38箱文物。）
就这样，国民党分三批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总计2972箱，其中古物1434箱，图书1334箱，文献204箱，占当时留在南京的文物的1/4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南京在内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宫文物，都被陆陆续续运回了北京故宫。
马衡
应该说，当初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虽然数量远不及留在北京故宫的文物，但毕竟经过精挑细选，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品的。
翠玉白菜
除了我们大陆游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还有下面这些门类的精品。
第一大类是青铜器。民国学者重视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国民党一共带走了2382件青铜器——要不是后母戊鼎（即原来的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估计也被带走了。
第二大类是书画。国民党当年共带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仅宋画即达943件。
肉形石
毛公鼎
苏轼《寒食帖》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郭熙《早春图》
第三大类是瓷器。国民党通过精心打包，共带走瓷器17934件，件件精品。
第四类是玉器，国民党共计带走了1万多件。
第五类是各类文献。
这些珍品，连同69.6万件藏品一起，被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证历史，供人观瞻。
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战国玉螭纹觿
明《永乐大典》
先回答一个不少读者心里其实都想问的问题：那些留在大陆的故宫文物，乃至故宫本身，后来安然无恙否？
1966年8月，中国开始刮起“破四旧”风，周恩来随即做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派军队驻守。196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的几点意见》，起到了一定扭转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间，故宫所幸只损失了一些附属物：故宫内城隍庙泥塑神像11个，奉先殿前“焚帛炉”被拆坏。其他都保存无损，甚至连故宫的修复工作，在“文革”期间也没停止。
“文革”后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
再回过头来看故宫文物那16年的颠沛流离。
在整个过程中，我最佩服的，还是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无论是押送的工作人员还是士兵，无论是马衡还是杭立武，甚至无论是桂永清还是蒋介石。
尽管意识形态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见，但大家对于中华民族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瑰宝，态度都是一致的。
马衡不肯让文物出北京故宫，当然有他的道理——以当时国民党的溃败之势和当时台湾这样的偏远之地，谁能保证文物运送到那里不会出问题？
而杭立武坚决主张要把文物运往台湾，也没有私心——我只想保存好这批宝贝。事实上，那批随文物去台湾的工作人员，后来很多人都把一生献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献给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护文物这一出发点上，其实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个人以为，既然历史原因造成现在两岸“两个故宫”的局面，那就泰然视之：
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放在哪里，都是被中华儿女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峡对岸的那个“故宫”，还能每天提醒那里的同胞，我们的渊源在哪里，根在哪里。
一直研究故宫的日本记者野岛刚，曾向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同时问过一个问题：“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
对岸的周功鑫院长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的回答是：“让历史来决定。”
我个人更欣赏郑院长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宫永远只有一个。
就让历史来决定吧。
Lillian：放台湾也比流失海外强，不论如何，东西还是在自己人手里。这几年在欧美居住期间走访了大大小小近百家博物馆，每每看到流失文物都是泣不成声，那心情真是糟糕透了。知名的博物馆就不说了。给欧洲或要去欧洲旅行的馒头粉推荐：巴黎集美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馆藏极其全面，精品程度高于国内大部分馆藏，特别推荐千佛洞、敦煌文物），巴黎的塞努齐博物馆（青铜器全面），巴黎枫丹白露宫（有英法联军侵华时圆明园被抢的七车文物），科隆东亚美术馆（书画），柏林亚洲艺术馆（石像），日内瓦鲍尔博物馆（玉器精妙，特别推荐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已知存世的大概只有20只，2014年香港拍出一只2.8亿元天价），苏黎世利特博格博物馆（魏晋、唐、辽时期文物较出彩），罗马国立东方艺术馆（石窟）……
李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这句话让我想起来之前樊锦诗院长讲当时敦煌的状况，敦煌研究院分成十几个派系，但是在保护文物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