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爱情来说，有一个很无奈的结局，叫“有实无名”。
对于婚姻来说，有一个很悲剧的状态，叫“有名无实”。
这两种状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似乎一直都存在。
1968年3月8日，中南海钓鱼台。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带队，带着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和秘书冯正午，当着江青的面，打开了4个大箱子。
箱子里，装的是之前离奇“失踪”的全部鲁迅手稿。
经查，这4箱手稿是江青私自让戚本禹从文化部调取过来的。找到这4箱手稿，终于让傅崇碧等人松了一口气（他本人后来因此事被江青打击报复，引出军队体系一场大风波）。
但就在5天前，有一位女士却已经因此事而逝世。
因为在发现鲁迅手稿失踪后，她心急如焚，连夜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彻查真相。在送这封信的过程中，她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0岁。
这位女士，就是鲁迅的伴侣，许广平。
故事，还是从1898年说起吧。
这一年的2月12日，许广平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士大夫家庭里。
说许广平“家世显赫”，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其祖父许应骙被慈禧太后认作干儿子，获赐可在宫中骑马，官至浙江巡抚（相当于浙江省省长）。
及至许广平父亲一辈，家道中落，但广州许家，依旧是名门望族，家里英才辈出：反英军入广州城斗争的功臣许祥光、有“许青天”之称的许应镕、廉洁清官许应锵、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有“铁血将军”之称的东征名将许济、红军名将许卓、著名教育家许崇清等。
许广平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许崇智。作为民国前半段绕不过去的名人之一，许崇智是黄埔军校的创立人，也是粤军总司令。他是许广平的堂兄。
许广平的父亲许炳枟是庶出，在许家这个大家族中地位不高，一生也没取得功名。不过这反而让许炳枟比较开明，传递到女儿许广平身上，倒成了一件好事——在那个时代，许广平居然被允许像男孩子一样读书、上学，甚至可以不缠足。
这也对许广平的性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18年，许广平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一年后的1919年，许广平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922年，在短期担任小学教师之后，许广平考入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4年改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也就是在那里，她遇见了鲁迅。
1923年7月到1926年8月，鲁迅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当时习惯坐在第一排听课的许广平，后来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鲁迅时的情景：
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
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
……
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一开始，许广平和鲁迅只是师生关系。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一年多。
1925年3月11日，女子师范大学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寻求理解和支持，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这封信，连同后来的134封两人之间的来信，被编为《两地书》。
通信一个多月之后，在4月10日的一封信中，许广平的署名已经是“小鬼许广平”了。而在4月12日拜访过鲁迅居所之后，在16日的信中，许广平已经用了“‘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这样的语气。
鲁迅
可以看出，这样的语气和通信氛围，已经慢慢超越了师生之情。
1925年10月20日晚，在鲁迅寓所的工作室里，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许广平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向许广平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
鲁迅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羞涩一笑。
27岁的许广平和44岁的鲁迅终于走到了一起。
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景云里23号。
但是，两个人没有住在一起。
在景云里，鲁迅住二楼，许广平住三楼。而且，鲁迅二楼的住处，放的是一张单人床。对外，鲁迅一直说许广平是帮助自己校对文稿的助手。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助手不仅住进了鲁迅家，而且亲朋好友宴请鲁迅时，都会同时邀请许广平——鲁迅的一些学生，其时已经开始称许广平为“师母”了。
鲁迅为什么还要那样做？
于是，就要说到另一位女性，朱安。
朱安也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做过县令一类的官。但没有许广平那样幸运，朱安的家庭非常守旧，完全是按照一个旧式女子的规范，去培养朱安的——如果还能用“培养”两个字的话。
据朱安自己的回忆，小时候缠足，她疼得大哭，但母亲告诉她：“好人家的女儿都是要缠足的！”等到要读书的年纪，父亲又告诉她：“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好的女孩子，读什么书，那些诗词唱曲的，没的把心念野了。”
所以，朱安没有上过一天学，识字也不多，她所需要做的，就是乖乖地学些女红、烹饪等持家的活计，做大家眼里的“好人家的女子”。
朱安
很快，朱安就到了适婚年纪。朱安的和顺恭谨是出了名的，于是周家老太太就将她定为自家的儿媳。周家虽然家道中落，但在当时也算是体面人家，所以朱家也是同意的。
在整个定亲过程中，两家人征询了不少人的意见，但唯独没有问过未来的新郎和新娘的意见——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1906年6月，当时在日本仙台留学的鲁迅，忽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让他速速返国。鲁迅一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张灯结彩，原来，母亲把他骗了回来，是为他安排娶亲。新娘，就是朱安。
多少有些出乎大家的预料，婚礼时，鲁迅没有半点反抗，他戴上假辫（因留日后他已剪去辫子），带了红缨大帽，按照当地仪式，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与朱安双双拜了堂，然后任由人扶着，去了新房。
只是那个新婚之夜，鲁迅通宵达旦地看书。第二天，就搬到母亲的房里睡了。再过数天，就回日本继续求学去了。
后来，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按照鲁迅的解释，他这样做，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做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在许广平进入鲁迅的生活之前，鲁迅就和朱安做了20年“名存实亡”的夫妻。鲁迅一直在外，朱安就一如传统的绍兴太太般地做着家务，奉养着母亲。
但是，许广平的出现，不可能不引起朱安的内心波动。
在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租住的砖塔胡同“二房东”之一俞芳，曾这样回忆自己和朱安的一段对话：
俞芳对朱安说：“大先生和许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
朱安回答：“我是早想到了的。”
俞芳问：“为什么？”
朱安回答：“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
俞芳问：“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朱安说了一段这样的话：“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俞芳回忆，朱安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
但让朱安这只“蜗牛”彻底绝望的事随后还是发生了：许广平怀孕了。
在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诞生后，鲁迅的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朱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于是婆婆狠狠地批评了她：有个孩子有什么不好？
于是，朱安也不敢不高兴了，相反，她慢慢认了命，又高兴起来。她开始把周海婴当作自己的儿子，自我安慰死后好歹有个子嗣祭奠她，不至于让她做孤魂野鬼。
朱安对周海婴的想念，是通过人代笔写信（她识字不多）向许广平表达的：“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
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合影
等到周海婴十五六岁时，朱安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还问他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
但是，直到朱安去世，她也没有见过周海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之后，许广平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整理鲁迅作品的事业中。1937年4月，她将鲁迅1934—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11月上海沦陷后，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许广平留在上海。1938年4月，她又编成了《集外集拾遗》。
留在上海，也给许广平带来了麻烦。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12月14日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先被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然后又被转送到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魔窟”。
因为许广平是鲁迅的伴侣，了解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所以日本人希望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文化名人一网打尽。
在狱中，面对打骂、断食、拷打甚至电刑等各种折磨，许广平始终没有屈服，一字不吐。在关押了76天后，无奈的日本人最终让内山书店把许广平保释了。许广平曾说：“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
与此同时，朱安的生活境遇也不好。
独守空房侍奉婆婆的朱安，晚年也陷入了穷苦困境。她甚至准备卖掉鲁迅的遗稿，这一行为引来了各方的反对。温顺的朱安第一次情绪激动地为自己辩护：
“你们总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难道我不是鲁迅先生的遗产吗？！”
晚年的朱安
这时候，是许广平一封封信写给了她，一笔笔款汇给了她（当时许广平自己也不宽裕）。
在鲁迅去世后，朱安一直拒绝别人的接济，包括周作人的钱（她知道丈夫与周作人关系不睦，且后来周作人在汪伪政府任职），却一直乐于接受许广平汇寄的生活费。朱安也对人说：“许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69岁的朱安孤独去世，临走前身边没有一人。
许广平当时无法赴京，汇钱托朋友为朱安办了丧事。但是，朱安生前希望葬在鲁迅身旁的愿望，没有达成。
最后，再回到许广平和朱安。
鲁迅去世后3个月，上海文化界同人拟印一本鲁迅纪念集，大家认为书中应有一份“鲁迅年谱”。当时决定，民国以前由周作人写，南京和北京时期由鲁迅好友许寿裳写，上海部分由许广平写，最后由许寿裳汇总。
许寿裳并不打算回避鲁迅的婚姻和爱情生活的史实，但出于礼貌，他先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谅察。”
当时，许寿裳的年谱初稿是这样写的：“（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许广平收到年谱初稿后，马上将自己写的一份初稿，寄给当时在北平的许寿裳，并附了一封信：“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彼此间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要有任何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
她并不同意许寿裳好心在初稿里写下的“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这样的说法。
在接到许广平的回信后，许寿裳按照她给的初稿，把年谱改为：“（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当时的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给国家有关部门。
在许广平自己的笔下，也没有回避朱安。
在朱安去世一年之后，许广平写了一篇散文，里面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
曾智中的《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许广平写下的这句话：“世事茫茫，人间沧桑，第一个在作品中为朱安留下姓名的，是许广平。”
1919年，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自己对包办婚姻的态度：“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他认为，自己为封建礼教做出了牺牲。
不过，胡适对这点倒不这么看。
胡适与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也是母亲包办的，一直没有（也不敢）离婚。但他在回答别人评价他是做出“牺牲”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当然，胡适一直是比较会说话的。
朱安“有名无实”，活了69岁，其中40多年是独守空房，去世后连块墓碑都没有。但她一直尽心侍奉鲁迅家中的老人，也从没有说过鲁迅乃至许广平的半句坏话。
许广平“有实无名”，在鲁迅生命最后的十年，她在生活上对其精心照料，在精神上全力支持。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整理他的作品，还曾身陷魔窟，遭受刑罚。最终，也是因为鲁迅的作品而意外逝世。
诚然，鲁迅先生铮铮傲骨，妙手文章，洞人心，启民智，俯首甘为孺子牛。从感情方面来讲，他确实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但比起他身后的两位女性，至少在感情方面，牺牲最大的，肯定不是鲁迅。
天使：觉得胡适老婆很厉害的，很泼辣，正是她的泼辣保护了她的婚姻，所以我觉得泼辣很好！！！（作者回复：那也是要碰到的是胡适。）
桃子：若牺牲是指有一个保姆式妻子在老家照顾老母、老宅，使他无后顾之忧；还有一个灵魂伴侣常伴左右，照顾其起居饮食，为其生儿育女，还能顺道探讨一下人生的话，那估计所有人都争取去牺牲了。呵呵。
shu：许广平自己把年谱改为“同居”，思想比现在的大多数女性都大胆和先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