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会记得的日子，在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这场举世皆知的投降背后，还有一些小细节值得一说。
1945年8月9日上午，日本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在一个东京的防空洞内举行。
参会的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感到空前的愤怒。
他愤怒的原因，是以首相铃木贯太郎为代表的内阁，提议日本无条件投降。
阿南惟几不是不知道，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之烛，此时已到了熄灭的边缘。
在对美国的太平洋战场，日本已经被对手榨干了最后一滴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本本土已被强大的美国海空军全面包围。而且，就在3天前的8月6日，美国人刚刚在广岛投放了一颗前所未闻的炸弹，一座城市瞬间灰飞烟灭。
描述日本投降仪式的油画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放的原子弹大大加速了战争进程
在对中国的大陆战场，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尽管在1944年末依然出现类似“豫湘桂大溃败”这样的惨败，但八年来的态度始终如一：打不过，但坚决不投降！牢牢把150万日本陆军拖在中国战场。
在对苏联的东北战场，就在8月9日这天凌晨，160万刚刚经过对德国战争洗礼的苏联军队，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早就把精锐抽调入关对付中国军队的关东军，毫无抵抗之力。
但以阿南惟几为代表的军方，从来没想过投降。
军方认为，日本此时尚有一战之力：本土还有52个师团，陆海空军共计370万人（虽然武器严重不足，兵员素质也极度低下），5200架作战飞机（大多数为简陋的自杀攻击机）。但大和民族是团结的！必须“本土决战”！为了天皇和大和民族的荣誉，必须“玉碎”！
日本的自杀式飞机
但以日本首相为代表的内阁，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时候（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如果继续死扛，可能后面连哀求投降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这场争吵一直持续到中午，直到外面有人进来报信：长崎又被扔了一颗原子弹。
日本裕仁天皇
整个房间鸦雀无声。
没人再愿意赌，美国是不是还有第三颗，乃至更多的原子弹。“该不该投降”的议题，迅速切换到“该如何投降”。
但争吵还在继续。阿南惟几依旧坚持，必须“有条件投降”，其中包括“日本战犯由日本自己处理”“盟军不能进入日本本土”，等等。
在日本内阁的眼中，军方的这种要求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们还有什么筹码去讨价还价？
这场争执一直持续到8月10日，也就是第二天的凌晨，最终，双方决定请天皇决定。
裕仁天皇于是被请了出来。
天皇说了一长段所谓不忍看到百姓受苦的话后，明确表态：无条件投降！
当时的房间里，传来一片哭泣之声。
阿南惟几。他的第六子阿南惟茂，后来成为日本驻华大使，主张“中日友好”。不过四子阿南惟正作为日本钢铁公司副总裁，依然参拜靖国神社
1945年8月15日凌晨1点30分，阿南惟几在自己宅内，面对天皇的皇宫方向，切腹自杀。
1945年8月14日，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天。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内心激动，却也有痛苦。因为就在这一天，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达成了一份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份条约除了一些场面上的“互相支持”等空话之外，最核心的内容只有一个：中国允许外蒙古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这其实等于把外蒙古割裂了出去。
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规定，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蒋介石拒绝承认这一条约
1945年10月20日，在外蒙古当局与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下，外蒙古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近1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这一天开始，从中国的疆土中割裂了出去。
当时参与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一度不敢签字——割让那么大一片国土出去，以后就是历史的罪人。
蒋介石又何尝不是这样想？但斯大林传来的一句提醒，戳到了蒋介石最痛的地方：若不尽快达成协议，共产党的武装，就快进入东北了。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最头痛的问题。
在中国战场的第一线，国民党军队一度是抗战的主力。但在广袤的沦陷区，国民党军队早已撤退，一直都是共产党的武装在扛起抗日的大旗。日本投降，主力都在中国西南部的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到沦陷区去受降。而共产党军队在沦陷区艰苦奋战了那么久，怎么肯原地不动，放弃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力？
准备投降的日本军队
70万外强中干的日本关东军，根本扛不住如狼似虎的160万苏军，苏联事实上已经完全掌控了中国东北。苏联不怕美国，他想把东北给谁，就给谁。
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掐住整个中国的工业乃至经济命脉。
考虑再三，标准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痛苦地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来换取苏联撤出东北，最重要的，是不支持共产党军队。
然后，后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蒋介石也知道了。
1953年2月25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外蒙古独立早成既定事实，早已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喊出来的话，又有谁听？
1953年，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蒋介石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1945年8月30日下午2点5分，美国五星上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降落在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
即便到了跨出机舱门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麦克阿瑟，内心依旧有一丝不安——尽管这是他坚持要求飞到这里来的。
早在一周前，麦克阿瑟就应该降落到这里，处理受降事宜了。但日本人警告他说，厚木机场停着数不清的“自杀式”飞机，数不清的“神风特攻队”队员已经表态：渴望与这位“沾满大日本皇军鲜血的刽子手”同归于尽！
于是，在命令厚木机场的所有日本飞机拆除螺旋桨后，麦克阿瑟的座机才敢降落到这里。
从机场到横滨市区，有13公里路程。一路上，麦克阿瑟发现，道路两旁，站立着3万日本士兵。这些士兵，都是背对着道路站立的。
麦克阿瑟更不安了。
虽然他很得意自己这次的冒险行为——在日本本土，尚有300多万日本士兵，他却带着很少的人登陆日本来接受投降。麦克阿瑟一生都喜欢冒险，一直冒险到朝鲜战场上的仁川登陆，之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身边有人向他解释，日本士兵背对道路的这种姿态，是在保卫他们的天皇陛下。
“天皇”，是麦克阿瑟进入日本前，研究最多的词之一。在进入日本之前，美军给日本人翻译草拟的天皇投降诏书，第一句是：“我，天皇裕仁……”麦克阿瑟发现，这句很平常的话，却让在场的日本人都面露愠色。有人悄悄告诉他：天皇从来不用“我”，用“朕”。
麦克阿瑟后来告诫所有部下：“不要不尊敬天皇，这样会惹怒疯狂的日本军人。”
但进入日本后，麦克阿瑟做了一个超出军人智慧的决定。他并没有如外界所呼吁那样的，惩戒日本天皇并废除天皇制度，而是保留了天皇制度，只是让天皇发布了一个《人间宣言》：天皇宣布自己也是人，而不是神。
麦克阿瑟和日本裕仁天皇
美国人既降低了天皇的威信，又保留了日本人的颜面。
之后，麦克阿瑟作为一个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实际上的日本“太上皇”，做出了一系列让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客都竖起大拇指的治理日本方案：释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类政治犯（麦克阿瑟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修订日本的民主宪法，分配给日本农民土地，瓦解财阀的垄断，甚至给日本女性投票权——麦克阿瑟透露过自己这样做的目的：进一步让日本男人的威信扫地。
日本居然在这样一个军人的治理下，迅速摆脱了战后阴霾，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麦克阿瑟在“密苏里”舰上代表盟军签字
在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舰上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后，当时主持仪式的麦克阿瑟，特意安排了一个环节：400架B–29轰炸机在1500架美国海军舰载机的护航下，集体掠过“密苏里”舰上空。
那种整个海洋为之震颤的感觉，是麦克阿瑟希望日本人感受到的：不是要“玉碎”吗？自己掂量下，有机会吗？
麦克阿瑟
但那个时候，麦克阿瑟还是有一些不安的，因为接下来作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长官，他将决定日本未来的发展走向。
所以，在1951年4月，美国承诺将政权归还日本政府的前夕，麦克阿瑟离开日本，看到上百万日本人夹道欢送他，高呼“大元帅”的时候，他心底里的那丝不安，才彻底消除。
那一刻，倔强的五星上将，热泪盈眶。
1945年9月9日上午8时52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开始。
面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解下了佩刀，凝视投降书，最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即便在那一刻，冈村宁次都未必解开了心中的那团疑惑。
1945年8月11日，冈村宁次听到欧洲各国电台播放的“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播音时，他是不以为然的。他给大本营拍去的电报是：“而今百万精锐仍在，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奇耻大辱。”
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
当时，他和他的幕僚做过最坏打算：把所有驻中国部队集结在山东半岛，建立一个独立的“占领区”。
然后，8月15日中午，他亲耳听到了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他下令，要求全体官兵“谨遵圣意”。接下去，就该考虑自己的命运了。
冈村宁次
自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开始，日本军方1名元帅、4名大将、6名中将相继自杀。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7名恶贯满盈的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无论绞刑、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数千名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名单里，没有冈村宁次的名字。
冈村宁次1941年担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1944年升任整个侵华日军的总司令，曾在华北占领区残酷杀害抗日军民，以及实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作为侵华日军最高领导者，冈村宁次人间蒸发？并没有。
冈村宁次只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应对本委员长指定之部队投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直接予以处置。”
所谓“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就是指共产党的武装。换句话说，日本军队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能向共产党军队投降。
冈村宁次坚决予以执行。他可能不知道，这救了他自己的命。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冈村宁次被“软禁”在中国南京，名义上是软禁，但实际上，是充当国民党的秘密军事顾问，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1948年，冈村宁次终于被正式送进上海战犯监狱，但不久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
1949年1月26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但中华民国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无罪”。
共产党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当时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为了能和共产党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坚决不放人（蒋介石那时虽下野，但仍有实权）。当天，冈村宁次乘坐美国轮船返回日本。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台北市阳明山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冈村宁次被聘任到台湾，担任高级顾问，负责训练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到台湾后聘任的日本顾问团
1966年2月，冈村宁次因心脏病，病逝于东京，终年82岁。这名侵华日军最高长官，最终还是逃过了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