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有过几十名陆军一级上将，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也有一些报上名字，要愣一下的人。刘湘这个名字，介乎两者之间，但他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级上将。不仅仅是因为他，也因为他身后的300万四川子弟兵。
刘湘
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49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不甚光彩。”
1888年出生的刘湘，20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立志从戎。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1917年，刘湘2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从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15年。
在这15年里，刘湘先后和熊克武、刘存厚、杨森、刘文辉等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几进几出，掌权又下野，下野又复出，连年征战，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公认的“四川王”。
好不容易坐稳了位置，刘湘又开始面临另一个难题：蒋介石下令要他“剿共”。于是，从1933年到1937年的这4年，刘湘又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作为“川人治川”的积极拥护者，刘湘一方面严格制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另一方面，又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和共产党的军队一边打一边沟通，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总而言之，从1918年到1937年这19年里，川军给全国都留下了一个“差评”的印象：派系林立，频繁内战。连刘湘自己都承认：“一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天后，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战的人。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称“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绝”。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在那场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有，蒋介石说，你们表决吧——表决不是举手，而是要起立。蒋介石说，同意和日本人打的，站起来。“呼”的一声，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
刘湘做出承诺：“四川愿意出30万军队，500万壮丁，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刘湘说到做到，回到四川，就开始总动员。
虽然刘湘是“四川王”，但四川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军长和师长根本就不愿意出川。刘湘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亲自在报纸上发文，号召四川军民“誓复国仇”，要用日本人的血，洗刷川军内战的耻辱。
远离烽火第一线的四川，迸发出了巨大的抗日激情。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刘湘发表讲话：“四川人一直有吃苦耐劳的、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现在就要发挥这个传统，派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作为一个川军统帅，我一定不要辜负四川父老的希望，上前线英勇杀敌，就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随后，川军的主要将领邓锡侯、唐式遵等都发表了讲话。唐式遵因为常年打内战，被四川人骂为“唐瘟猪”，但那天他推开了话筒，直接念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诗念完，场下很多当初骂他“瘟猪”的老百姓都流下了眼泪，数万人掌声如雷。
那一天的数万人里，有不少是妻子送丈夫或父母送儿子去参军，其中有不少人直接写好了遗书。
有一个叫王者成的50多岁老汉，主动报名要去打日本人，被告知超龄，他就让自己的儿子王建堂去参军。王建堂去集合的时候，王者成送了他一面旗，旁观的人一看都肃然起敬——上面写了斗大的一个“死”字，旁边还有小字：
死字旗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蒋介石是非常希望刘湘出川的。
一方面，中日双方一上手就互丢“王炸”的淞沪会战，消耗了蒋介石大量的部队（包括他的嫡系中央军），急需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蒋介石早就有把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准备，所以一直希望能分割消灭刘湘的川军势力。所以，刘湘主动请缨出川，蒋介石求之不得。
严格意义上，川军名义上是属于国民革命军，但一直是一支独立的军队：川军的每一件军装、每一根皮带、每一颗手榴弹、每一颗子弹、每一支枪，都是川军自己制造、自己购买、自己供给的，军官也是自己培训的。
这也带来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
出川在即，刘湘发现川军根本没有收到国民政府的拨款，他马上给军事委员会发报，第二天接到的复电是：“责成本省自筹”。
于是，刘湘只能自己拿出10万大洋做抗战经费。在刘湘的带动下，川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筹集了近50万元，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40余万，民众募捐50万元，出川抗战的费用才落实下来。事实上，之后川军和其他杂牌军享受的也是一样的待遇：军饷只有中央军的一半，至于弹药装备补充、武器更新，更是往后靠了。
川军出川，川人夹道欢送
以刘湘的精明，何尝不会洞悉蒋介石的心思？但是这位标准的“旧式军阀”，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把川军分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辖5个军3个独立旅，出川抗日。
刘湘出川前，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出于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希望能和龙云的滇军、白崇禧的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
但本来就有意“边攘外边安内”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答应让这三个“刺头”聚在一起？三个方面军后来被安插到了三个战区，不仅如此，刘湘出川前的最低要求——川军必须要放在一起使用——也被蒋介石拒绝了。
川军一出川，就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战区，接受各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
可以说，川军一出川，刘湘就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接下来，全靠四川子弟兵们自己，证明自己了。
川军出川的第一仗，就是被称为“绞肉机”的淞沪战场。
1937年9月，川军第二十军在杨森率领下，进入淞沪战场——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部队。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装备更是非常差。几十万川军，短裤、草鞋，背着“老套筒”（开几枪可能就哑火了），甚至背着大砍刀，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而杨森的第二十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一个连有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步枪的枪柄是用麻绳系着的，以防脱落。
这支部队，9月1日从贵州出发，没有交通工具，穿着草鞋，每天白天徒步行军100多公里，夜里再自己编织新的草鞋，昼夜兼程，到了湖南才坐到了船。坐完船再换火车，经历了40多天的颠簸，10月12日才抵达淞沪战场。
刚刚抵达，二十军就被投入到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
军长杨森视察阵地时，发现日军的火力装备远在简陋的川军之上——别说川军，就连德械装备的中央军也完全不能匹敌。但他依然做了一番战前训话：“我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我们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
面对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漫天炮火，还没来得及休整的二十军接替友军防务，迅速进入阵地。
一时之间，很多四川士兵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火力，铺天盖地向自己倾泻而来。日军一轮炮火轰击，川军有时整个排就被炸死在战壕里。伤亡巨大，但二十军死战不退。
二十军第一二四师第八〇五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后来回忆：“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积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做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人。”
装备最恶劣的二十军第二十六师打到最后，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仅剩下600多人，但最终还是坚守住了阵地。
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师，成了淞沪战役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5000人，撤离战场时仅剩600多人。
淞沪会战中，川军伤亡惨重
杨森原先也是打内战的“好手”。但在出川前，他曾对着将士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二十军没有辱没使命。
另一支奉命进入山西的川军，命运更坎坷了。
进入山西的，是川军将领邓锡侯麾下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川军部分旅长和团长，以为会得到中央给的补给，士兵们穿着单衣、带着简陋的武器就出川了。但到了西安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让他们找“山西王”阎锡山。
精明的阎锡山推诿：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没办法补充。结果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一军整整一个军，仅得到了阎锡山给的山西造轻机枪20挺。
在缺衣少枪的情况下，部分四十一军的士兵砸开了阎锡山的军火库，自己补充军火。这下惹恼了阎锡山，要求将川军赶出自己所辖的战区，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蒋介石随即让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程潜接收，结果程潜也坚持不要。
满腔热血出川的川军，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各个战区都不愿意接纳装备低劣的他们。
这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出来表态：来，到我这里来！诸葛亮扎个稻草人都能吓退敌兵，川军比稻草人肯定要强吧？
1938年1月，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进入第五战区，开始加入徐州会战。在这场惨烈的会战中，全国都知道了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因为他们死守了滕县城三天，是后来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的关键前提。
当时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之前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在滕县，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不期而遇。
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四川新都人。在那场著名的“滕县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在知道援军抵达无望之后，发出电报“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一直坚守到城破的最后一刻。
根据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记录，王铭章在城破之时，坐镇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继续指挥巷战，最后身中数弹而亡。同时殉难的还有师参谋长赵渭滨及川军一二四师（当时在城外血战）参谋长邹绍孟等人。
王铭章
王铭章牺牲后，守城的川军继续战斗，除少数突围外，全师5000人尽数殉城（有不同说法，说没有那么多）。最后不愿意投降的数百川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李宗仁后来留下评语：“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尽管被分散到各个战区独立作战，但川军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血性。
在整个抗战期间，一共牺牲了24个少将以上军衔的川军将领，占到整个中国军队牺牲将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中，14个川军将领是1938年之前，也就是出川一年间就阵亡的。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这些主要战场，到处都是川军的身影。
在这些将领中，有一位最高将领，是病死的。那就是刘湘。
刘湘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其实当时是坚决反对刘湘出川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胃溃疡。
胃溃疡发作的时候，刘湘经常会吐血。出川前，他请了一位德国医生做诊疗，医生关照他必须要开完刀才能走，但刘湘不答应，把德国的那位医生一起带上了。
1937年11月中旬，刘湘抵达南京，此时中国军队已从淞沪会战败退，日军先后攻占嘉定、常熟等地，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兵分两路逼近南京。作为负责该地区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曾向蒋介石请战，将川军两个集团军集结，由他来指挥保卫南京（后来选的是唐生智）。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刘湘立刻通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11月23日，因吃了螃蟹，刘湘病情加重，胃出血不止。次日傍晚，蒋介石亲携张群、钱大均至刘湘处探视，劝其出京治疗，而刘湘则要求继续坐镇指挥。
11月27日，刘湘陷入昏迷。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刘湘乘船离开南京，入住汉口万国医院。12月上旬，刘湘的病情略有好转，可以由人搀扶走路。那个时候，因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所以刘湘开始考虑四川作为大后方安排大批内迁人员。
1938年元旦，刘湘发表了《长期抗战中的四川》一文，文中提到四川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四川是一致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并深信有四川作为抗战的一个忠实后方，抗战一定能够进行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
但就在这一天，刘湘知道了一个让他难堪的决定：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蒋介石撤销了他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其实接任者是刘湘的亲信唐式遵）。没有了职务，他就没有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尽管他作为一个病人，确实难堪指挥重任，但刘湘认为，蒋介石应该事先告知他。
1月13日上午，刘湘的老友冯玉祥来访，据后来门口的卫士回忆，当时刘湘情绪激动，大声说过“今天抗日，我出川军十多万，将来历史上，国人会知道我刘湘是什么人”。
1月17日，刘湘病危，医生马上要求给他输血。从前线赶回来的川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输了300毫升的血，但当时刘湘的血管已经萎缩，连血都很难输进去了。
刘湘终于决定开始写遗书：
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功赴前线，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
不意宿病发，未竟所愿，今后唯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月20日，刘湘病逝，享年50岁。
1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恤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刘湘那段“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遗嘱，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的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都会大声诵读。
在他病逝后，有人在他房间的抽屉找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手写的两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四川阵亡将士子女寄托所师生合影
馒头说
一直以来，不少人会有一个疑问：刘湘在大后方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出川抗日？
有一个说法是，刘湘为了避免被蒋介石裁军。
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谋求统一的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川军的裁撤和渗透工作，刘湘此时率军出川，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周旋手段。
但不管刘湘出川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川军是实打实抗日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两场战役，刘湘就耗光了手里六个精锐主力师。在之后的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中，川军凭借低劣的装备，用自己的血肉和勇气，打出了自己的军威。说刘湘和川军将士纯粹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抗日，这对他们不公平。
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来，一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日，参加了抗战中所有的正面战场战役，其中有26万川军埋骨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1937年到1945年，全国征兵总数为1400万，其中四川贡献兵员320万，占全国总兵员1/5强。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不仅仅是出人，还有出钱。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1937年至1945年，中国财政总计支出14 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达到了1/3。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四川成都市的人民公园。
这座雕像，展现的就是那时候最典型的一个川军士兵形象：大砍刀，斗笠帽，简陋的步枪，短裤，草鞋。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如此简陋的川军，当年浩浩荡荡，满腔热血，出川抗日。
中国的军界，原本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但自抗日战争川军出川之后，多了一种说法，叫“无川不成军”。
后来在汶川大地震后，互联网上又有了一句话：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