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法国的巴黎，竖起了一座纪念碑。这应该说是一座战争纪念碑。但纪念的，不是将军和士兵，而是一群来自远方的中国人。
如果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无疑会很快回答：当然！而且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牺牲最多的国家之一。
那么如果再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可能就会有点吃不准了。
事实上，中国参加了，只是没派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了14万劳工，远赴欧洲战场。
整整14万中国劳工。
“一战”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
故事，自然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1914年7月爆发的这场世界大战，虽然开始得有些莫名其妙，但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也波及了当时远在亚洲的中国。
彼时的中国，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国内正乱作一团，袁世凯在安抚各方势力的同时，悄悄做着“中华帝国”的黄粱美梦。面对谁都不能得罪的欧洲列强，北洋政府很快表明了自己对于“一战”的态度：中立。
但北洋政府里，有人不同意这样的选择。其中的代表人物，叫梁士诒。
后人对梁士诒评价不高，因为他一是“拥袁称帝”，二是被认为“亲日卖国”。但在那个时期，一直做到内阁总理的梁士诒，见识和能力，在北洋政府内都属于不错的。
梁士诒当时是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后来主管过交通和财政
梁士诒并不是一个“战争狂”，但他力主中国应该参加“一战”，而且要明确站队——站在英国和法国的协约国这一边。他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就在“一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他就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两线作战的德国人必败！
所以，梁士诒认为中国应该尽早参战表态，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一来可以从德国手里要回一直被侵占的山东，二来可以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到世界大家庭中。
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和财力，怎么可能派兵参加“一战”？
梁士诒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派劳工，不派军队。
1915年，梁士诒开始派人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接触，询问是否可以以派遣劳工的方式，帮助协约国。
但英国人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也看出了中国的意图。朱尔典在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英国人知道，只要接受中国的援助，无论是劳工还是军队，都会让中国加入协约国的一方，进而让中国在战后以“战胜国”的姿态和他们一起享受权益。
所以，英国人拒绝的理由，摊开来说就是一句话：你们不配！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让英国和法国越来越扛不住了。
1916年2月，著名的“凡尔登战役”爆发，法国军队伤亡超过50万，史称“凡尔登绞肉机”。1916年6月，“索姆河战役”爆发，英国军队伤亡超过40万（法国又赔进去20万士兵），史称“索姆河地狱”。
凡尔登战场的炮弹壳
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英国和法国国内的男性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召入伍，奔赴前线。后方劳动力奇缺，工厂里的大量岗位已经是由妇女来承担了。在这场惨烈大战还看不到结束迹象的时候，“人”成了决定胜负的一大砝码。
所以，英国和法国自然想到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
1916年5月，天津大经路（今中山路）突然出现了一家叫“惠民公司”的机构。这家公司没有其他的业务，就是专门负责招聘劳工，然后向陷于“一战”泥潭的英国和法国输送劳动力。
之所以设立这家公司，是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还没有向德国宣战，不愿意得罪德国，所以一定坚持要以“公司”的名义运营。
江苏丹阳的农民朱桂生（他是最后一个辞世的华工，活到105岁）曾回忆当初看到的招聘广告：“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
原文肯定与朱桂生的回忆有出入，但大致意思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见，当时吸引华工去欧洲的主要诱惑，是钱。
到底有多少钱？
按照当时给出的标准，去欧洲的普通华工，每人每天可以领到1法郎，如果是工头或管理者，还会更多一些。这样算下来，一个普通华工一个月能拿到25法郎左右（当时1块银圆兑5法郎），此外，只要你去了欧洲，每月你在中国的家属，还能领10块银圆。
当时的一块银圆，能买30斤上等的大米，还有近10斤的猪肉。而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在国内的报酬，也就每月四五块大洋左右。所以说，这个招工条件，是相当优厚的。
所以，告示一贴，报名者无数。
当时英国设立在威海的简易劳工营。劳工要先在这里培训再去欧洲
当然，对于应征者，法国和英国也有考核。他们会进行严格的体检，只挑那些身强力壮的。为了找到更合适的“工源”，英国后来索性把“招工办”从香港搬到了山东威海。法国人也认为，山东人更能适应他们国家的气候。所以在奔赴欧洲的华工中，绝大部分都是山东人（法国人后来回忆，他们到了法国之后每天都要吃苹果）。
1916年8月，第一批大约1000名华工，搭乘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
很多甚至之前连村子都没出过的淳朴中国农民，来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以及，惨烈的战场。
在先后抵达欧洲的14万华工中，英国人分走了10万，法国人分走了4万，法国后来还转借给美国人1万名华工，为美国欧洲远征军服务。
按照最初的约定，中国派出的华工是不参加战斗的。但实际上，在战火连天的欧洲战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前面提到的那位朱桂生，编号“27746”，一开始被送到法国拉罗谢尔附近的面粉厂工作，后来人手吃紧，就被安排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
在法国的朱桂生还算是幸运的。英国招收到华工后，直接把他们都投放到了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掩埋尸体，清扫地雷，修路架桥……英国人用华工替代了自己国家的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让他们承担了最艰苦、最繁重，甚至是最危险的工作。
华工在战场上紧急修复被炸毁的铁路
可能你现在很难想象，一群从农业国家走出来的人，进入现代文明国家中，并且直接遭遇最惨烈的战争，会是怎样一幅景象？
有一批华工刚刚抵达英国阵地，恰逢德国的轰炸机前来轰炸。第一次看到飞机的华工们纷纷走出工事好奇地抬头看天，然后被扫射和轰炸得血肉横飞。
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阿陀斯号遭遇德军潜艇的伏击，船体被一发鱼雷击中，船上的540名中国劳工全部遇难。
一位名叫张邦永的华工后来回忆，他们有些工作的地方，和敌人的战壕也就相距50米左右。华工就站在敌人的面前挖战壕，战壕都挖好后，英国士兵才进来。
还有更悲壮的。
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突破了防线，直接冲入了英法联军的阵地，正在挖战壕来不及撤退的华工们，只能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肉搏。当英法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搬运炮弹的华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聪明的天性，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工最初都是承担最底层的体力工作，但很快，他们就成为各个工厂中“第一流工人”。在那个时候，在法国后方的港口、车站、仓库等任何地方，只要看到有起重机，在里面操作的基本都是华工。法国海军还专门声明：外籍劳工，他们只要华工。
存放在威海档案馆里的一份英国陆军1918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
而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然而，华工们得到的待遇，却配不上他们的付出。
原本合同上签订的“包吃包住”，到了国外，都被推翻了。华工的伙食费、置装费、医疗费等，都是要在薪金中扣除的。一个普通华工，每个月可能只能拿到原先承诺薪水的一半。
比起克扣薪水，更不能让华工忍受的，是人格上的歧视。
每一个华工手上，都有一个铜镯，上面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编号，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是集中营式的管理，平时不准外出。
法国人对华工要宽松一些，比如允许他们穿着平民服装去酒吧或咖啡馆，但英国人却因此提出抗议，认为法国人这样管理，会加大英国人管理的难度。
英国人对华工的管理非常严格，不仅施行集中营式管理，对不服从命令的华工，动辄鞭打，甚至枪决。在后来被发现的英国人用来和华工交流的语言手册上，都是命令式的语句，其中还有一句：“这是欧洲人用的厕所，中国人不准用。”
1917年，几名华工因为内急使用了英国人的厕所，被捆起来残酷殴打，最终引发了华工的一场暴动。
在法国一家火药厂里工作的华工
有些之前连飞机都没看到过的华工，在天天遭遇轰炸之后，精神失常了。而也有一些华工，因为不想参加自杀性的任务（排雷），最终选择在营地里挖一个坑，躺在坑中自杀——他们相信，这样可以留一个全尸，让灵魂飘回故乡。
1919年，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上有这样一句话：“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战争，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
谁也没想到，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工竟然会成为法国女性眼中的“香饽饽”。
1918年7月，“一战”已经临近尾声。有一天，一位法国姑娘跑进当地华工服务中心，她的诉求只有一个：请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给她保媒，因为她要嫁给华工中的一个“杨先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当时就在那里服务，他接待了那个姑娘。出于好意，蒋先生提醒法国姑娘还是谨慎考虑，因为两国生活习惯相差很大。
但那个法国姑娘非常坚持。她的理由是，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会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国男人——挣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就回家打老婆。而她和“杨”已经接触一年多了，从没发现他喝酒，而且有很多法国男人没有的优点。
这位“杨先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当时的法国，青壮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劳动力奇缺，所以很多女性不得不进入工厂，顶替男子的岗位。这样就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华工。
这些华工，都是从中国挑选过来的18~40岁、身强力壮的劳工，吃苦耐劳，悟性又高。而不少法国女性也发现，华工会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节省下来，按时寄回家，剩下的生活费也花得非常节省。这种顾家和自制的性格，让她们对华工渐生好感。
1917年，法国勒阿弗尔甚至还发生了当地人的聚众抗议，他们抱怨：“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当时很多法国工厂里，除了华工，就是妇女
而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甚至在媒体上发布通告说：“华工多数是家境贫寒的苦力……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法国的法律还规定：本国女子若嫁与外国男性，则自动失去法国国籍。
但针对这一点，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也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代负相关责任。江苏籍的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露易丝，后来就是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当然，大部分劳工还是回家了。
据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用合同，最终留在了法国——他们也成了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民法国的中国人。
从1918年11月1日开始，到1921年结束，大概有11万左右的华工最后回到了中国。除去留在英国和法国的华工，大约有2万名华工渺无音讯，埋骨他乡。其中，留下名字的，只有1874个。
1925年，当时的旅法华工总会写信给法国政府，希望能开辟一个纪念华工的特别墓地，但遭到了拒绝。
直到1988年，在纪念“一战”胜利7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才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让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
1998年11月2日下午，在巴黎13区唐人街区的布迪古公园内，举行了一个庄严隆重的仪式——法国政府为“一战”中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竖立纪念碑暨揭幕仪式。
法国北部索姆省华工墓地
纪念碑碑文由法国和中国两国文字刻着：
A LA MEMOIRE DES TRAVAILLEURS ET COMBATTANTS CHINOIS MORTS POUR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所有的墓碑，都朝向东方。
馒头说
1919年6月27日，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包裹。他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一把手枪，还有一张字条：“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
寄出这个包裹的，就是当时留在法国的华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农民毕粹德，编号97237。
这无疑是让人感慨的一个故事。
当初北洋政府派出14万华工，为的就是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战后向德国讨回山东。但是，众所周知，“一战”结束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视为“战胜国”，而是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宣而不战”。
这句话，真心对不起在异国他乡同样抛头颅洒热血的14万华工。
有人说，华工也是为了挣工钱去的。没错，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这些华工到了欧洲战场，付出了绝对对得起那份薪水的劳动，乃至生命。他们并没有辱没中国人的形象，正相反，他们让世界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聪慧。
在那个风雨飘摇，“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你还需要他们做到什么呢？
千言万语，不如鲁迅的那句话：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