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 是非留待后人说 “戴老板”之死

很多读者都曾在后台留言要求写一写这个人,他确实是个值得一写的人。这个人无师自通,建立了一整套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被共产党称为“蒋介石的佩剑”,被美国人称为“亚洲最神秘的人”,他留下了“杀人不眨眼”的名声,但即使对手也承认,他是“特工之王”。

1

时间,先回到1936年12月13日。那一天,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的戴笠,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那是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电报上赫然写着:

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亲译(绝密):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风敬叩。

关键是那个日期:12月13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布了不少“眼线”,但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虽然向蒋介石汇报过“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但戴笠自己也不敢确定。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陕西省主席)

这种模糊的提醒,自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如今,领袖被抓,生死难料,戴笠这个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定难辞其咎。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随即就参与了一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争辩。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不然“党国威望何存?”,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和,“子弹又不长眼睛!”。

戴笠是“戴罪之人”,不敢发言,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宋子文请他一起陪宋美龄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张学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去谈判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宋美龄在去西安的飞机上曾递给身边人一把手枪,嘱咐如果发生意外就用枪打死自己)。

但戴笠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毅然决然地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张学良派人缴了械,软禁起来。虽然张学良接待戴笠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戴笠其实没怎么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不过,戴笠还是给自己写了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这封遗书写得颇为感人,但后来从“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留下的各种记录文字看,戴笠始终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张学良也待之以礼,很难看出有什么“离死不远”的迹象。

不过,这封遗书还是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西安,戴笠面见了被囚禁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看到他走进来,立刻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 给我滚出去!”

听闻此言,戴笠竟然号啕大哭。

据他事后的解释:终于见到了领袖,哪怕是训斥,也觉得心中格外亲切。

而蒋介石骂归骂,但对危难之中敢到西安来谈判的人,他还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是老婆,宋子文是小舅子,而这个戴笠非亲非故,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最看重忠心的人。

那一年,戴笠已经39岁了,但等待他的,是人生崭新的一页篇章。

2

戴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春风,字雨农——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找人算命,说她儿子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所以,戴笠后来一生用过27个化名,很多都与“水”有关(包括开头的“沈沛霖”)。


戴笠与母亲合影。戴笠极孝,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并认为是母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戴笠家里原本还算殷实,但父亲戴士富却有个致命的坏习惯:赌博。原本戴家有200亩地,因为赌博,最后输得家徒四壁,母亲蓝月喜只能靠给人缝补补贴家用。

戴笠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6岁把他送进了私塾。戴笠从小聪明,博闻强识,在学校里经常是第一名,后来考入当时的浙江一中。

但是,父亲喜欢赌博的恶习,也延续到了戴笠身上。戴笠好赌,且赌技精湛,还善于“出老千”。结果,因为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投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去当兵。在军营里,又是因为赌博被长官发现,随后被开除。

戴笠回家,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一个叫毛秀丛的女子为妻,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按照母亲的想法,戴笠师范毕业后,就当一名小学老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但已经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的戴笠,又怎么可能闲得住?在家待了段时间后,他决定还是要出去闯天下。在上海、宁波、湖州这一带“讨生活”的戴笠,随后的那些经历,倒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去过少林寺习武,当时和他一起习武的弟子里,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后来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他去湖州和一群人结拜兄弟,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国民党一级上将),一个叫王亚樵(著名的“暗杀大王”,最后死在戴笠手里,参见本书收录的《“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24岁时,他回浙江开了家“春风武馆”,然后去上海赌场玩骰子,因为赌技精湛,被赌场老板看中,结拜为兄弟——那个老板,叫杜月笙。

27岁时,他在家乡组织“自卫团”,在苏浙战争中抵抗闽军的入侵。

总之,在30岁前,戴笠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名声,结识了一些日后的大佬,但如果就一直这样混下去,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1925年,戴笠碰到自己的同乡加同学毛人凤,毛人凤赞助了他20块大洋,劝他去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前途会非常辉煌”。

戴笠第一次去考的时候,没有考上,随即求助于当年在上海叫他“叔叔”、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后来当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出钱资助了他,鼓励他再考一次。

1926年,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骑兵科,只是当时已经30岁。和戴笠同一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的也就22岁,年龄小一点的可能才十七八岁,他在同学里可谓是“德高望重”。

在黄埔军校,戴笠开始使用“戴笠”这个名字。曾有人说戴笠用这个名字是想戴皇冠,其实典出晋朝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君子之交,贫贱不移。

而且,“戴笠”这个名字,有“隐藏在帽子下”的意思,和他日后的职业倒也颇为契合。

也正是那份成熟和稳重,30岁的戴笠在学校里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那时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但也就比戴笠大10岁而已,两人在上海还见过几次。在学校里的时候,戴笠就开始注意搜集学校里的各种情报(主要是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再通过人交给蒋介石。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一连第一排,参加了北伐。骑兵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是作战,而是在大部队到达前侦察敌方情报。戴笠将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有些情报是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的,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开始在北伐军内大力清洗共产党员,戴笠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骑兵营中20余名共产党员,由此正式走入蒋介石的视线。

从1927年开始,戴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

这是戴笠一生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3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认为负责情报的“中统”出现了大问题。

那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大“围剿”都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绝密的行动,都有被共产党提前知道的嫌疑,蒋介石开始怀疑“中统”是不是被共产党渗透了。

1931年,中共的特别行动科顾顺章被捕叛变,蒋介石恍然大悟——连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的人,共产党的渗透已十分严重。

随后的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个事件其实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捣的鬼,而“中统”的情报系统居然事先没有任何情报,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要在“中统”之外,另起炉灶。

谁来做负责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戴笠。

纵观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人才+奴才”——“奴才”——“人才”。


蒋介石与戴笠。可以注意戴笠看蒋介石的眼神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看来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等,他却置之不管。”

而既有能力,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戴笠正是不二人选。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称之为“蓝衣社”),社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4月1日,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复兴社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核心部门“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一职(后来,力行社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著名的“军统”)。

戴笠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始。

4

事实证明,蒋介石真的没看错人——戴笠确实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

首先,戴笠善于学。

当时,戴笠手下才100多人,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当时“中统”里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拢过来。招降了曾经在苏联专业机构严格训练过的顾顺章之后,戴笠专门让他开培训班,传授手下各种特务技能和知识。

在学习同事和敌人的基础上,戴笠创造了好多套制度和行动方法。仅仅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暗杀的部署、准备、执行、善后等过程)、射击术(各种枪械的射击技术和一些特种武器的设计)、擒拿术(还重金邀请中国各地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来培训成员)、情报术(包括各种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方法,以及潜伏的技能),等等。


军统培训的女特务,不少是担任译电工作

其次,戴笠善于罚。

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军统特务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进入军统,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

戴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家法”,指挥不力、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违规结婚,都会受到处罚。

但与此同时,戴笠的“罚”会区别对待,比如因为指挥不力、行动失误造成军统损失的,要看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原因。一般来说,因为客观原因失误的处罚都是象征性的,甚至是口头警告一下;如果是主观故意,处罚就会从严从重。

对于背叛组织的惩罚,戴笠是最严格的,一般就是枪决和暗杀。背叛军统的人一般会改名换姓,四处隐藏,但军统对于内奸的处罚是长期的,也就是追杀到杀死为止。所以,军统的叛徒并不多。

再次,戴笠善于奖。

光有罚没有奖,肯定不行。在抗战中,所有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公务员只拿八成薪饷,但军统人员全部全额发放,执行外勤的特务因为任务比较危险,津贴更是双份发放。

当时,戴笠给部下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天一块大洋,这个标准放到当时,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

此外,对于不幸牺牲的军统特务,戴笠会给予很好的抚恤。除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外,还会给遗孤发放生活费、教育费。所以,军统人员的凝聚力很强,即使被捕,往往也会坚持不叛变——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也会有很好的待遇。

经过几年的经营,戴笠锻造出了一个遍布全中国的最有实力的特务大军。

5

那么戴笠领导下的军统,都做过些什么呢?

实事求是地说,戴笠的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确实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大批的伪军高官和汉奸,以及日军的军官,都被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暗杀。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日本的天皇特使、贵族高月保,在1940年被戴笠派人暗杀于北平。

张敬尧,原湖南督军,1932年与板垣征四郎勾结,参加伪满洲国政府,拟任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密谋在北平进行暴动,策应日本关东军进占平津。1933年5月7日,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戴笠派人刺杀。

黄濬,1937年7月作为行政院会议记录人员,将国民党军队准备炸沉日本舰船的机密消息透露给日本,导致计划落空。戴笠组织人侦破此案,抓获黄濬,施行枪决。

傅筱庵,担任伪上海市市长时,被戴笠派人用刀直接劈死。

上海滩流氓大亨张啸林投降日本,在保镖的重重保卫下,在自己家中照样被戴笠派人暗杀。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程锡庚,这三人均在1939年被戴笠派人暗杀。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针对汪精卫的系列追杀,汪精卫最终殒命,有一种说法就是戴笠最终买通了他身边的女佣下毒。

除了暗杀,戴笠还组织过无数次针对日本人和伪政府的爆炸、绑架、制造假币等各种活动,更是成立“忠义救国军”,直接和日军对战,在“淞沪会战”中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战况惨烈。


杜月笙和戴笠。淞沪战役中,在戴笠的鼓动下,杜月笙也派自己的手下组成“别动队”对战日军,伤亡惨重。在得知戴笠死讯后,杜月笙曾一度难过得要跳楼

戴笠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国外。1941年,戴笠两次亲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在东南亚做到了“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特工”。他培养大量军统破译电码的人员,与美国合作,甚至破译出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电码,通知过美方。

有一份数据显示,军统在抗战期间,共计搜集日军情报1 021 863件,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突击595次,制裁日伪首要515次,暗杀日伪人员18 444人、击伤5510人、俘获562人,破坏日伪机车492辆、车厢1627节、汽车479辆、船舰441艘、炮台及碉堡51座、飞机71架、兵营1578间、桥梁250座、路轨1658米。

在抗战中,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牺牲人数为18 000人。

当然,除了抗日锄奸外,戴笠也负责帮蒋介石铲除心腹大患和异己: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因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被戴笠派人在马路上枪杀。

1934年,因为一直刊文抨击蒋介石,《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戴笠派人暗杀于沪杭公路。

1936年,与戴笠是结拜兄弟的王亚樵,因多次刺杀蒋介石,被戴笠派人暗杀。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戴笠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美国战略情报局调查认定:戴笠手下有18万便衣特工、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1.5万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共计有32万实际或潜在人员,均属戴笠指挥,平均每天有4万人24小时地为戴笠工作。

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和能量的人。军统从上到下,都叫戴笠“戴老板”。

这是喜是悲?

6

在戴笠风头最劲的时候,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恐怕是不夸张的。

戴笠是极少数能全天候晋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到戴笠进来头都不会抬,只说一句:“雨农来了?先坐。”

蒋介石发号施令,喜欢用“手令”传达,平均数量每年可以装满10只公文箱。但唯独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从来只是口头传述,很少下手令,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只做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是脑记心记,不做笔录。

也正是因此,戴笠布置工作或下达命令,只用一句“奉谕”,至于是奉谁的谕,戴笠从来不解释,有没有奉谕,也没人知道。


1929年夏,蒋介石(前坐者)登泰山时与戴笠(后排左一)等合影

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凭借遍及全国的情报网和特务机构,权力已经非常大。任何人,只要戴笠说他是“汉奸”,就可以立刻抓入监狱;相反,只要戴笠点头,说一名汉奸是军统的“特务”,又可以从监狱中放出来。

关于戴笠好色的故事也开始在街头巷尾疯传,包括他与影后胡蝶的一段故事,更是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外的风评可以一笑置之,但国民党内部对戴笠的评价则让他开始有点担心了。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亿元。当时的财长孔祥熙一直很恨戴笠,曾经说过“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手下的特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就是他在唐生智部队里的耳目率先发回来的。而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方的将领认为戴笠是在打小报告。比如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还因为女色问题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指出“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军队内部结下不少梁子。

最重要的是,戴笠的权力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蒋介石虽然对戴笠十分信任,也给予了戴笠很大的权力,但也一直想方设法在防范戴笠。比如戴笠立下那么多功劳,但蒋介石始终只让他担任军统局的副局长,军衔也只给到少将,就是想“给权力但不给高位”,防止戴笠膨胀。

虽然戴笠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但到了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时,他手下的数十万军统、忠义救国军和各种的武装人员,以及已经可以独立联系美国的能力,足够引起蒋介石的不适。

而且,戴笠并不是一个想功成身退的人,从各种回忆录和资料来看,戴笠当时已经把触角伸到了警务、缉私、交通等各方面,并且有意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亲信、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立刻提出解散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就慌了神,连忙飞到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撤不得”。


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的文件上签字,正式和美国合作训练特工

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戴笠手下的那么多特务和武装人员,包括戴笠本人如何安置,确实成了蒋介石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而一架飞机,给出了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

7

1946年3月17日下午,南京西郊的江宁县板桥镇的老百姓,看到了一架在大雨中挣扎飞行的飞机。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是下午1点左右,飞机飞得非常低,摇摇晃晃,一头撞到了岱山上,先是一团火光,然后就是一声巨响,爆炸后的飞机燃起熊熊大火。飞机的机翼和机身均被烧毁,只留下一段机尾,上面有清晰的编号“222”——那是戴笠的专机。

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发现,机上11人已全部摔死,尸体个个被烧得焦黑,而且肢体不全。经过大雨冲刷,不少尸体已被冲到山沟里和山脚下的小庙旁。

特务在一具尸体的口腔内,发现了六颗金牙,随后根据残存的破碎衣片,最终确定死者正是戴笠。

这一年,戴笠49岁。

根据事后调查,戴笠当天接蒋介石电报召见,急忙搭乘自己的222号专机(美制C47运输机)由青岛飞往上海(为何飞往上海,有一种说法是他要先见在上海的胡蝶)。当时上海上空雷电交加,飞机不得已迫降南京,但就在南京郊外的江宁县撞山。

因为戴笠姓戴,所以后来一直有“戴笠撞戴山,雨农死雨中”的说法,但其实是“岱山”。不过山上的那条沟,确实叫“困雨沟”。

戴笠飞机失事,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他的死因,至今是一个谜。

第一种说法,也是目前传得最多的说法,是关于一把“九龙宝剑”。

“东陵大盗”孙殿英当年盗墓时,偷出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希望通过戴笠送给蒋介石,所以先交到了军统天津站站长马汉三手里。马汉三却私自把那把宝剑送给了日本人,随后落到了川岛芳子手里。战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问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

马汉三知道戴笠绝不肯轻易放过自己,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造成坠机。

这个说法,因为1948年9月马汉三等涉案三人被秘密处决而显得比较可信。不过后来马汉三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说是宋美龄派人下的手,因为戴笠曾组织军统暗杀宋庆龄,并差点得手。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

第三种说法,说是共产党下的手,因为之前共产党的王若飞也是飞机失事,共产党方面认为是军统做的手脚,所以要报复。这种说法可能性也不大。

第四种说法,说是美国中情局做的手脚。但从当时看,美国没有做这件事的动机。


戴笠送给当时“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人梅勒斯的照片。美国当时确实认为戴笠的特务暗杀行为与民主精神不符,在戴笠死后曾禁止派人吊唁。梅勒斯是在一年后的戴笠周年祭去扫墓的

第五种说法来自戴笠生前的一位情人,她认为戴笠生前到她那里时,抱怨过如果“老头子(蒋介石)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所以她判断戴笠是开枪射杀飞行员然后自杀。但以戴笠对待同事下属的态度,没理由拉那么多人陪葬。

第六种说法,也就是通行的说法,根据当时身为调查组成员的沈醉回忆,就是雨天失事,没有特别原因。

当然,还有第七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下令将戴笠“做掉”。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介石确实开始提防戴笠,但考虑到当时国共开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以戴笠之忠之能力,蒋介石杀他的可能性不大。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场,并流下了眼泪——蒋介石很少在公众场合流泪。两个月后,戴笠被追认为中将。

但是,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了。戴笠死后,他的接班人郑介民和毛人凤完全不具备他的能力,军统很快就四分五裂。而也正是军统的没落,使得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活动的空间更大,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戴笠之死,可以让我们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而与之相对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一句感叹:“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也不至于会撤到台湾。”


馒头说

成为一名间谍,或者从事情报工作,应该是不少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干这一行的,很少有能善终的。

德国盖世太保的头目希姆莱,最终是畏罪自杀的;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曾让全苏联的人颤抖,最后是被处决的;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曾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解雇他,最后神秘地死在家里卧室的地板上。

当然也包括戴笠。

戴笠死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里的人统一口径,对老人家说是戴笠被送去美国培训了。而毛人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给老人家写信,告诉她一切安康。

但其实,蓝月喜没过多久就猜到了真相,只是她也没有显露出来。

1948年,蓝月喜过八十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小学同学,包括他的接班人毛人凤齐聚一堂为老人家做寿,蓝月喜还是没有点破真相——就算自己的儿子出国培训,哪有母亲八十大寿不回家的?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蓝月喜是否会想,当初自己这个命中缺水的儿子,为什么不肯留在老家安心做一个小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