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我的将军们输在了领导上。
——约翰·亚当斯1776年10月8日写给阿比盖尔的信
自从理查德·豪勋爵的舰队在7月初登陆斯塔滕岛以来，华盛顿就一直期待着开战。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随着其他一波一波的军队和舰船的到来，日益明朗的是，杰曼勋爵和英国内阁打算组织一支远远超出华盛顿预期的进攻队伍。豪氏兄弟一直找不到理由发动进攻，直到杰曼所有的增援——最主要的是高度职业化的（也是很昂贵的）黑森佣兵——在8月中旬出现。
这种拖延意味着，军事行动将在这个季节的末尾开始，这使得豪氏兄弟在进入漫漫冬季之前只剩下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来攻占纽约并消灭大陆军。这也意味着，美国抵抗入侵的军队规模将会急剧扩大，因为来自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的民兵部队将在8月初涌入纽约，这些后到的人们在拿起枪之前就已经收割完了他们的庄稼。
尽管华盛顿被豪氏兄弟的拖延战略所迷惑，但是他很欢迎这个取得均衡的机会：“他们［英国军队］一向比我所领导的美国军队强大，而现在，我期待着美国军队能够获得比他们更加强大的力量，因为民兵正开始加紧赶来，并且已使我军人数增加到了……大约23000人的样子。”一周以后，在开战的前夜，他们的总人数达到了28000。
民兵人数的激增增强了几位美国军官的信心，其中包括格林，尽管他对于民兵的战斗力还存有疑问。在格林从长岛前线写回的信中，他向华盛顿保证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军队似乎是处于一种极度良好的精神状态之中，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英国佬在这里发起进攻，我们应该能够给予他们狠狠的还击。”斯特林勋爵当时负责督导长岛的防御战备，他与格林英雄所见略同。各种碉堡、阵地和壕沟十分牢固，以至于斯特林勋爵竟然还希望着——正如他原话所说——“豪将军能够专门赶来这里，而不是美国的其他地方”。8个月之前，查尔斯·李曾发表过“纽约防备薄弱”这一论断，而现在斯特林认为它坚不可摧。
斯特林过度的热情常常使得人们难以分辨他是故作声势还是的确信心十足。但是随后英军和黑森佣兵的军官们的话证实，长岛的多层次防御体系足够击退5000士兵的正面进攻。甚至连杰曼都已不认为组织如此规模的英国军队是正确的了。
鉴于双方所修筑的工事的杀伤力，威廉·豪和华盛顿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似乎已经显示出，豪深深地为这一糟糕透顶的事情感到后悔。“如果没有表达出对于殖民地目前所处不愉快境地的深切关注，”他对华盛顿袒露道，“我无法结束这封信，这种境地与我有幸在上次战争中所经历的完全不同，它剥夺了我在更为私人的会面中将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
华盛顿将这视为对于一个月前未能达成的和谈的遗憾说法。但是他感到有义务用同样贵族化的文体做出回复，要维持两位绅士之间的荣誉礼仪，他们两人希望让自己远离他们将要见证的杀戮。“请允许我向您保证，先生，”华盛顿回复道，“我觉得自己深深地被您的来信的结尾所打动……并且从与您的结识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荣耀和满足。殖民地现今的状态与上次战争中的状态不同，它剥夺了我的那份快乐，没有人会比您更后悔此事，您忠诚的仆人。”适当地寒暄之后，血腥的战事现在可以开始了。
预计战事发生的准确地点是华盛顿面临的首要困境。8月14日，两名英军逃兵报告说英军的主要进攻将直指长岛。几天后的另一则情报则预言了英军对长岛和曼哈顿北角的联合进攻。尽管军事战略的首要原则是——强敌当前，绝不可让你的军队分散，华盛顿却不得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他要与拥有完全制海权的对手斡旋，保卫两座岛屿。他将英军对长岛的任何进攻都视为可能的障眼法，只在那里布置了6000名士兵（他手下“适合服役”的士兵的1/3）；他将剩下的兵力留在了曼哈顿，毕竟那才是英军的最终目标。
与此同时，在斯塔滕岛上，豪与他的副司令亨利·克林顿正就战略方案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讨论。事实上，豪对于克林顿没有丝毫的尊敬——无论是作为将军还是普通人——因此克林顿的选择几乎不可能占据上风。他们在邦克山战役和波士顿围城时曾一起共事。在那些场合中，克林顿暴露出了与上司结怨这个终其一生的毛病。他的上司似乎从不赞赏他的主张，尽管他自己认为这些主张是值得赞赏的。克林顿似乎的确拥有某种不讨人喜的独特气质，他是那种总认为自己正确的角色。然而就这一次来说，所有后来的历史都清楚无误地证明了，实际上他是正确的。
克林顿希望英国在曼哈顿北端的国王桥（King\'s Bridge）发起进攻，哈勒姆河在该处将这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如果这个方案成功了，那么在英国海军控制着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的情况下，它将阻断曼哈顿和长岛的大陆军的逃生之路。一旦被包围起来，只消一场战斗，大陆军就可能被逐渐削弱并最终全歼。克林顿的策略基于如下设想：正确的目标不应该是纽约的城市和港口，而是大陆军本身；如果它不复存在，北美的叛乱也将烟消云散。
豪对此表示不赞同。他相信大陆军会遭遇决定性的失败，但不会被毁灭。他从杰曼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占领纽约，纽约将成为英国海陆两军孤立哈德逊走廊和新英格兰这一决定性行动的作战基地。如果纽约的城市和港口是目标，那么长岛很明显就是通向目标的必经之路，因为对布鲁克林高地的控制将使南部的曼哈顿变得难以守卫。如果能在粉碎叛乱意图的过程中给予大陆军足够的羞辱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是战略目标是占领纽约，而不是消灭大陆军。当然，豪拥有最终决策权，因此对长岛的进攻被定在了8月22日。到那时，新近到来的黑森佣兵应该已经蓄势待发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豪拒绝克林顿所看好的策略这一决定，也许已经意味着英国失去了在北美叛乱的初期就将其终结的机会。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这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彻底消灭或俘虏大陆军是否会粉碎他们叛乱的意志。也许亚当斯和富兰克林都深信，大陆会议将会不屈不挠地组建另一支军队，并指派另一位华盛顿来领导它。很清楚的是，如果两支军队各自的司令交换位置的话，它们也许能够被带领得更好。对于以领土而非大陆军为目标的豪而言，他在本应主动的时候采取了谨慎的策略。而对于意在保卫纽约的华盛顿而言，他在本应谨慎的时候选择了冒进的策略。
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刻，又一桩不合时宜的不幸事件碰巧发生了。格林在8月15日通知华盛顿说，他“为高烧所困，卧床不起”。刚被任命为少将的格林是华盛顿最得力、最信任的军官，他参与设计并建设了长岛的防御网络，这使得他在该地广为人知。现在他不得不被撤离到曼哈顿。华盛顿选择了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来代替格林，这并不是因为华盛顿了解并信任他，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指挥权的高级军官。他刚刚从奥尔巴尼（Albany）赶来，之前他威胁说，宁愿辞职也不愿效力于霍拉肖·盖茨。沙利文之前是新罕布什尔的一名律师，他自信满满，战争经验有限，对于自己要指挥的军队以及要守卫的土地一无所知。
英国军队在斯塔滕岛练习水路联合作战已经有两周了。在8月22日这天，三百多艘战船载着15000名士兵驶入长岛西南部的格雷夫森德海湾（Gravesend Bay），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抵抗。豪勋爵的秘书安布罗斯·塞尔形容这个场面是相当壮观的：“简而言之，大约15000名士兵下船登上一片美丽的沙滩，他们在临近的平原上集结……展现出的是一幅想象所能及、视觉所能见的最美最壮观的景象。”三天之后，另外5000名黑森佣兵被运载了过去。尽管华盛顿又调遣了2000人渡过伊斯特河前去支援长岛守军，但是美国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被两倍于己的英军所赶超。华盛顿依然做着两手准备，认为英军对长岛的进攻只是障眼法，他们主要的进攻目标将是曼哈顿。
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宣告等候已久的对大陆军的考验时刻终于到来了：“敌人已经登陆长岛，交战的时刻正在迅速逼近，我军的尊严和成功，以及我们正在流血的祖国的安全，都取决于这一时刻。军官们，士兵们，请你们记住，你们是自由的人，为自由的恩赐而战——如果你不能像人一样勇敢战斗，沦为奴隶将成为你以及你的后代的命运。”要是这些激励人心的话还不够的话，所有的军队还需要知道的是，“如果有任何人不经命令试图逃避责任、卧倒或撤退，他将立刻被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格林为长岛设计了三个层次的防御计划，以使英军在穿越火力地带时遭受沉重的伤亡。狙击手将被安排在格雷夫森德海湾以北植被茂密的地带，集中于三条通道的沿线，这几条通道为英军的战马和炮兵团留出了行进的空间。然后美国军队将退回戈温那斯高地（Gowanus Heights）——这片山脊一样的高地从东向西横跨了整个长岛——一连串的壕沟和阵地之中。格林的原计划是，先暂时坚守戈温那斯高地，随后撤入主要的防御带之内。这个防御带主要由布鲁克林高地的四座碉堡组成，他认为最激烈的战斗将发生在这里。这个由不同防御据点组成的网络具有可伸缩性，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形优势，并且能让美军在掩护下作战，而不是与英军在开阔地带展开较量。在开阔地带，英军士兵更为严格的纪律和更为丰富的经验很可能会使他们处于上风。
作为司令官，沙利文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动就是修改格林的计划，将戈温那斯高地的守军扩充到了3000人——这几乎是他一半的军力。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这是一个代价巨大的错误，它使得戈温那斯高地成为战斗的中心，而此处的美军将面临的是在人数上7倍于自身的对手。
到了8月24日，华盛顿重新考虑了沙利文的任用，并任命伊斯雷尔·帕特曼（Israel Putman）为长岛的总司令，而沙利文只能统领戈温那斯高地的军队。“老帕特”（Old Put）体壮如牛，头若炮弹，有着天生的战士头脑。帕特曼是经历过邦克山战役的老兵，是法印战争中具有传奇色彩的战士——他曾经在被印第安人架在火上炙烤之时逃脱。自从事情变得清晰——英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将是曼哈顿，帕特曼就要求得到指挥权。“这位勇敢的老人被困在这里是相当悲惨的。”约瑟夫·里德在发自曼哈顿总部的信中如是写道。华盛顿想法的改变传达出某种犹豫不决；任用他手下战斗经验最丰富的军官，也反映出他最终认识到长岛才是英军的目标。尽管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将超过半数的军队留在了曼哈顿，借此来掩护他的基地。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它使得英军在发起进攻那一刻起就拥有了极大的优势力量。
威廉·豪作为英军中最尖端的轻步兵战术继承者而广为人知。在邦克山战役的经历意味着，他也许是最后一位在美国对格林庞大的防御体系发起正面进攻的英国军官了。但是他越是研究地图，格林的防御计划似乎就越是天衣无缝，它将使英军在战斗中无可避免地遭受惨重伤亡。
亨利·克林顿这时又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如果说也简单得令人吃惊的话）方案。他也一直在研究地图。往东离美军防御中心7英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叫作杰梅卡通道（Jamaica Pass）。当地的亲英派报告说，美国人认为它太过路途遥远，因此除了布置象征性的防御力量之外，也没有让他们做什么。但是克林顿宣称，这是长岛战役的关键，因为它使豪可以迂回绕开格林多层次的战地工事。
克林顿提议发起一场沿杰梅卡通道进发的行动，这样可以将英军置于戈温那斯高地的美军阵线后方，切断他们撤回布鲁克林高地的碉堡的后路。他还提议说，英军与黑森佣兵应该牵制美国防御阵线的右侧和中心区域，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已处于包围之中。这是一个高明的计划，是豪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的明显答案，但它之所以难以得到采纳，是因为它有着“来自不受待见的克林顿”这种奇怪的不良特征。
克林顿稍后承认，在与豪就战略问题进行争论时，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许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狂热，”他回忆道，“使得我现在时不时地被人认为是个麻烦。”然而这一次，克林顿聪明地将自己计划的呈现委托给了一名下属。8月26日，豪接受了这个提议，并借司令的特权宣布这是他自己的提议。
一群亲英派自告奋勇要带领英军沿着杰梅卡通道趁夜行军。不言自明的是，长岛居民中没有人将英军的计划透露给大陆军的任何人。这也许是一个在情感上普遍亲英的地方，以至于英国人在情报方面享有了重要的优势。豪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8月26日夜幕降临之时，克林顿带领1000名充当先锋的英军和黑森佣兵，沿着美军防御阵地的左侧，踏上了一段弯弯曲曲长达7英里的行军之路，豪和康沃利斯带着主力部队随后跟进。沙利文怎么会忽略了杰梅卡通道的守卫？这一问题在当时激起了不少批评，在后来也引发了不少猜想。他意识到了这条通道的存在，因为他曾派五名骑兵前去把守。这些人很快就被俘虏了。这支庞大的英国军队在灌木丛中披荆斩棘一路挺进。他们的行动为何能不被察觉？这似乎也很奇怪。实际上，两位美军军官，塞缪尔·迈尔斯（Samuel Miles）和大卫·布罗德黑德（David Brodhead）后来证实，他们的确发现了英军纵队。“我所相信的是……豪将军将会来到杰梅卡通道，”迈尔斯回忆道，“我希望能有军队在那里监视他们。”但是并没有什么军队。沙利文随后试图为自己的过错开脱，他相当无奈地宣称：“我没有兵力来完成这一目标了。”
与此同时，在戈温那斯高地，克林顿的计划正在完美地运转。一支由5000名步兵和2000名海军士兵组成的英国大军，在詹姆斯·格兰特将军的率领下牵制住了斯特林在阵地右侧的部队。沙利文告诉帕特曼，英军的主攻已经开始，而帕特曼转而催促华盛顿渡河到布鲁克林高地与他一起监督这场战斗。事实上，格兰特的进攻只是障眼法，是为了在克林顿和豪的军队从后方包抄美军的同时吸引美军的注意力。
然而格兰特却借此机会从远处炮轰斯特林的军队达两小时之久。“子弹和炮弹都急速地飞来，”一名士兵报告说，“时不时地削掉一个脑袋。”斯特林已命令自己的士兵保持队形，而不是寻找掩护。这种展现军事纪律、遵守荣誉准则的行为在18世纪仍然十分流行。“我们的士兵队形保持得很好，”一名士兵骄傲地宣称，“甚至没有一个人流露出退缩的迹象。”一支由利奥波德·冯·海斯特尔（Leopold von Heister）将军率领的黑森佣兵部队，共计4000人，在格兰特部队的右侧集结。这样一来，他们一起将自己连成了一块砧板，而克林顿-豪的部队就是那把锤子，而大陆军正好就在他们中间。
这把锤子在8月27日早晨9点挥落了下来，当时1万名英军士兵出现在美军阵线的后方，这在新兵中间引起了恐慌，他们被包围了，而且对手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在大多数连队里，纪律立刻土崩瓦解，士兵们纷纷试图逃回布鲁克林高地的碉堡中去。约瑟夫·普拉姆·马丁当时只有15岁，他记得，一名年轻的美军中尉崩溃了，他无法抑制地抽泣着，祈求他的士兵的原谅，这些人从他身边跑过，奔向后方。他还记得，军官们纷纷将帽子上的徽章取了下来，这样他们如果被俘也不会被认出来。他在戈温那斯河见证了一场大屠杀，撤离的美军士兵要么溺死河中，要么被岸边的英国陆军射杀，死尸浮满了整个河面。
被俘的美军士兵被成批地就地杀害。“黑森佣兵和我们勇敢的高地战士毫不手软，”一名英军军官回忆道，“看着他们带着愉悦用刺刀杀死这些叛乱者时，感觉那真是一幅不错的景象，在我们包围这些人后他们已经无力抵抗。”其他的目击者还讲述过那些黑森佣兵用刺刀将美国战俘钉死在树上的事情。这样的残暴事例只是个别现象，并非通例，但是它们后来却成了美国各大报纸报道这场战斗时的标准头条。这些报道将黑森佣兵形容为野蛮的雇佣军。
美军士兵的普遍反应是恐惧和逃离，但在战场的某些角落，驻守的美军士兵却顽强作战，甚至连英国人也承认他们的战斗气势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情况在右侧防线尤其突出，在那里斯特林指挥着来自马里兰和特拉华的老兵部队。斯特林自己并不像一个作战指挥，为他写传的人形容他是“一个肥胖并罹患风湿的、虚荣而浮夸的、好吃懒做的酒鬼”。但是在这个紧急的考验人的时刻，他是伟大的。好几位评论家一致认为他像“狼一样在战斗”。为了给他其他的部队争取逃跑时间，斯特林率领他手下的马里兰兵团对英国正规军发起了7次自杀式进攻——400人对抗2000人。在给英军造成惨重损失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承受着90%的伤亡率。当华盛顿在布鲁克林高地用望远镜观测这次行动时，有人听见他说：“上帝啊！我今天必须要失去的是多么勇敢的人啊！”
一切在中午之前就结束了。双方军队都夸大了对方的伤亡率。豪相当荒谬地宣称，他们所杀死、打伤或俘虏的美军比战斗中被牵制在戈温那斯高地的美军人数还要多。最准确的估计是，双方各有三四百人伤亡；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受伤人数，这是因为黑森佣兵的杀戮。而英军获胜的依据是被俘的美军人数。接近1000人的俘虏中，大部分都会在停泊于纽约港的英军囚船上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艘船由贝齐·洛林的丈夫监管。斯特林和沙利文这两位美国将军也在俘虏之列。
讽刺的是，如此多的年轻美军士兵只顾着仓皇逃离，没有理会他们的长官为了守稳阵地并奋起反击所做的努力。大约只有2000人撤回到了碉堡中，准备择日再战。如果是英军老兵的话，他们准会听从长官的指挥，要么战死，要么被俘。
然而除了对伤亡与被俘人数的纯粹统计之外，大陆军的斗志已经完全崩溃，任何所谓的纪律都已经被彻底摧毁。心理上的战争优势已经完全倒向了英军一边；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军官们不得不阻止英军和黑森佣兵追击逃入布鲁克林高地的碉堡中的大陆军。
好几位目击者（包括豪本人）都相信，如果英军继续进攻，长岛上的这些碉堡和整个大陆军都将被征服。“要是他们继续进攻，”豪后来承认道，“我认为他们能够拿下这些阵地。”在布鲁克林高地俯视观战时，帕特曼评论说：“豪将军要么就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根本就没有将军之才。”根据帕特曼的判断，豪“使得我们整支军队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要是他立刻乘胜追击，那将对自由事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克林顿一如既往地相信，豪已经错失了一战定胜负的时机。“大获全胜的情况似乎通常都是快速进攻的结果，”他在回忆录中记录道，“因为关于失去整支军队可能会引发何等效应，或者是它将在何处受阻，都不会有任何的说法。”克林顿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大陆军的覆灭将会引发创伤性的心理震荡，而那又将进一步摧毁美国人继续作战的意志。
威廉·豪想的不一样，尽管他在此阶段的思考过程已经和美军在长岛的防御工事一样有着诸多层次了。要对此做出公正评判，必须得有通常与精神分析相联系的那种分析技巧。
正如我们所知，豪曾经非常希望通过谈判使叛乱和平结束。他倾向于将叛乱看作是一种不幸的误会；由于费城那些激进领导者，以及英国政府不了解情况的官员，这种误会最终升级成了流血牺牲。与他哥哥一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在回家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位纵横沙场的英雄，而是作为一位成功地与之前的美国兄弟达成了和平协议的政治家。
这个梦想在7月遭到了践踏，华盛顿与大陆会议回绝了他哥哥的请求，认为它完全不合时宜。这些叛乱者在豪氏兄弟到来之前就已经越过底线走向了独立，他们是不会有原路返回的打算了。到了8月的时候，豪开始相信，只有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败让他们认识到与远占优势的英国海陆军队作战是多么徒劳，才能让这些北美人清醒过来。他已做好充分准备，打算在长岛击败他们，这也是到8月末为止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然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个曾被践踏的梦想从未消失。豪只是将它搁置起来，以给予华盛顿的业余部队一点适当的教训；在那之后，叛乱者们将更能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无望。因此，他发动这场战斗所基于的考虑是，谨慎地、有限度地展示一下英国的军事优势对于当下的任务而言绰绰有余。克林顿相信的是，必须依靠一次大规模打击来迅速赢得战争，这样可以摧毁大陆军，以免战事变得旷日持久、结局难料；与克林顿不同，豪认为英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更小规模的作战策略就完全足够了。与英国对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动的军事行动不一样（这些行动是野蛮且带有民族仇杀意味的冲突，它们遗留下的仇恨持续了几个世纪），豪希望他在美国的行动能够成为更有节制的事件，它允许战前的那种让他记忆犹新的相互友善在战后得到恢复。
豪对于“有节制的作战”这种战略的偏好也有英国式的原因。他很希望保持己方的低伤亡率，这是他在事后对自己停止进攻布鲁克林高地的决定进行辩护时所援引的想法。“我不会去冒那种险，”他解释道，“我们在进攻中也许已经遭受过那样的损失。”邦克山的伤亡肯定仍然令他在意，然而另一种强烈的感觉同样攫住了他，那就是，他手里掌控着的是珍贵的、有限的、无法轻易被替换的资源。
在豪的这个公式中，美国和英国得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于英美双方，他都希望能将伤害减到最小。就拿布鲁克林高地那些碉堡来说，将伤害减到最小的做法就是发起一场围攻，同时英国海军在沿岸进行炮轰。只需数日，华盛顿除了投降将别无选择；与立即发动正面进攻导致双方遭受惨重损失的结果相比，这种做法的损伤更少，只不过会拖延几天。毕竟，如果你已经确切知道了结果，就不必匆忙；这种态度倒也符合豪的悠闲做派。
华盛顿因为处于大军包围之中而再也无法维持什么做派了。整整两天，他不辞辛劳，骑着马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各个阵线来回奔走，激励情绪低落的士兵。他精疲力竭，仍然对那场毁灭性的败北感到茫然，日后将赢得坚决果断之名的他现在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两眼无神地看着前方，一场大雨让壕沟里灌满了雨水，哨兵们都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因为火药浸水，他们许多人的步枪已经无法使用。与此同时，豪的工兵们正在挖掘自己的壕沟，这些壕沟以锯齿状的造型朝着碉堡向上推进；在经典战术中，这种壕沟是为围困战提供掩护的。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华盛顿下令让另外的1200名士兵横跨曼哈顿赶来并使布鲁克林高地的守军增加到9500人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只会让更多的美军士兵落入英军的包围之中。考虑到与他对抗的军队数量，华盛顿只有三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接受全军覆没的命运，要么跨过伊斯特河逃往曼哈顿。
约瑟夫·里德一直催促华盛顿选择那个唯一看似可行的选项，但是出于几个理由，他无法让自己下令撤退。毕竟，几个月来他一直向部下宣扬的是坚守阵地，抵抗英军的进攻。现在他若是改口，怎么可能不显得愚蠢？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华盛顿是为荣誉所驱使的18世纪式的人。他相当理解，在英军炮火密集，纷飞的霰弹（即数颗用链绞在一起的铁制弹丸）让士兵们腹破肠流、人头落地的时候，为何斯特林还会下令让他的部下立正站好。尽管对我们现代人而言，这种事听起来是很不理智的，但是华盛顿相信，他个人的荣誉，也就是他作为一名军官和绅士的名声的核心所在，迫使他宁愿承受死亡，也不愿承受撤退的不光彩。他这种明显的无力感是对两件要紧之事进行平衡的结果：他的名誉，以及与之相对的大陆军的存亡。
让他的困境得以迎刃而解的是8月26日这天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将军的出现。此人对美军阵地进行了一番巡视后报告说，军队的士气很低，有部分士兵已经在谈论向英军投降的事情了。米夫林是一名有着贵格会背景的费城富商，他放弃了自己的和平主义信条，成了宾夕法尼亚的优秀战士。如果由米夫林提议撤退，那么华盛顿就同意当天下午召集战争委员会。这样可以保住华盛顿的荣誉，因为这个要求是由其他人提出的。米夫林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由他来指挥最后一批撤退的队伍。这也因此会面临被杀或者被俘虏的风险，这种姿态也是能够保住米夫林自己的荣誉的。
战争委员会在四烟囱庄园（Four Chimneys）召开，此地是菲利普·利文斯顿（Philip Livingston）男爵的避暑山庄。利文斯顿男爵提供了一幅大陆军可以采用的逃生路线的全局图，这条线路靠近今天的布鲁克林大桥。最后的结论毫无异议，这迫使华盛顿接受一条由他手下的将军而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路线，这也让他能够继续装模作样地嚷着要从高地下去战斗。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计划并实施近一万人的撤离行动，并且在通过一片被英国海军控制的水域时不让英军察觉他们的离去。本杰明·塔尔梅奇（Benjamin Tallmadge）少校，一位年轻的康涅狄格军官，简要地说明了这项计划：“要调动人数如此众多的一支队伍，让他们跨过一条足足有一英里宽的水流湍急的河，还要面对一支获得胜利、纪律严明、人数是自己三倍的军队，以及一支能够阻断航道从而使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行的舰队，这些因素似乎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至少风向是有利于美军这一方的。东北风限制了英军舰船在伊斯特河上的行动，尽管它也造成了美军船只过河的航道问题。尽管华盛顿别无选择，但是他现在必须得实施一场在战争史上堪称最高明的战略撤退。
使诈是这场撤离计划的核心所在。华盛顿发布了一条总动员令，将所有曼哈顿和长岛的平底船只都组织起来，声称要从新泽西运送额外的兵力过来。这让约翰·格洛弗（John Glover）上尉和他那支由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的渔民和水手组成的马萨诸塞连队能够召集起船只，在假装增援的掩护下撤离长岛。格洛弗和他手下衣着鲜艳的部队的行动纪律严明、干净利落，这种素养需要数年乘船出海的经验方能练就。这幅景象会立刻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这些小伙子，”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军官提到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什么名堂呢。”实际上他们要做的就是，向这支业余士兵组成的军队展示，一个由老练水手组成的兵团是如何在夜里实施一场援救行动的。
只有几名军官知道（大多数在伍士兵对此一无所知）一场撤离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某些连队，当接到“手执武器、背好行囊”进发的命令时，士兵们还以为他们将要去进攻英军的阵地，并以必死的决心去贯彻他们的意志。约瑟夫·普拉姆·马丁记得突如其来的沉默规则：“我们被禁止说话，甚至连咳嗽也不行。所有的军令都是由军官口口相授，再以低声细语传达给每个人。”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这名年轻的中尉很快就成了华盛顿最信赖的助手之一。他报告说，所有连队都在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撤往了后方：“这件事是以高度机密的形式执行的，不管是下级军官还是士兵都不知道整个军队是要渡水回到纽约。”
正值强敌当前，整支军队的战略撤退组织起来相当困难，因为各个连队不得不分批次轮流撤离，同时还要留出足够的补给兵力来守住阵地。因此，时机的把握必须非常精准，剩下的部队需要分散开来填补撤离的队伍留下的空缺。在撤离的中途，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在布鲁克林高地发生了：米夫林接到命令，要求撤走他所有的部队。这道命令是个错误，因为米夫林的部队理应留守到最后，他们的撤离将会使美军前线阵地完全暴露。米夫林对这道命令发出过质疑，但还是半推半就地执行了它。
在他带领部队撤向渡船时，华盛顿骑马上前，要求知道米夫林是在做什么。“我的天啊！米夫林将军，恐怕你要毁了我们。”他惊呼道。可以想象的是，米夫林当时既愤怒又迷惑，他解释了这个传达过程中的错误，然后带领他的部队退回到了阵地中。尽管美军的阵地有一个多小时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但是英军从未察觉。
好运的到来简直是雪中送炭。东北风势头渐弱，风向转变成了东南风，这对格洛弗的队伍开船横渡伊斯特河大为有利。天气的变化本应促使英军舰船出航巡弋，并且可以让美军的撤离行动转变成一场彻底的大屠杀，因为这些满载士兵的划艇毫无防备可言。但很不合常理的是，豪勋爵从未注意到风向的变化，也从未让英军舰队出动。
他正在他的旗舰“雄鹰号”上忙于应付一场晚餐会谈，斯特林和沙利文这两位被俘的美军将领是他的座上客。理查德勋爵所关注的是，最近给予大陆军的羞辱是否可能已经让他们在他提出的和平结束叛乱这一问题上改变主意。正好和他弟弟一样，理查德·豪最大的愿望就是达成外交协议，而不是军事胜利。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
上天还是将好运给予了美军8月30日早上最后一次撤离。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是最冒风险的，部分是因为没有人在后方掩护他们，部分也是因为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走。塔尔梅奇少校在多年以后仍然清楚地记得：
第二天的黎明已悄然到来，我们这批被留在阵地里的人开始为我们自身的安全而焦虑……正在此时，一场非常浓厚的大雾弥漫开来，它似乎特意将两军阵地都笼罩了起来。我对这一来得及时的事件记忆犹新；大雾是如此浓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甚至连六码开外的人影都难以辨认清楚……在战争史上，我真找不出比这更幸运的撤退行动。
塔尔梅奇乘坐的船划离了岸边，他回首看见华盛顿登上最后一艘离开长岛的船。这就是整个传奇的经过。在所有被安全运抵曼哈顿的近1万人中，只有3名途中落伍的士兵下落不明。整个计划必须非常精准，军官和士兵必须依靠非凡的勇气行动，风向与水流必须要适度配合，皇家海军也必须正好疏忽大意，最后，一场浓雾也必须及时地降临。所有这些环节必须以适当的顺序组合起来。尽管成功的撤退算不上赢得了战争，但是这次长岛的撤离意味着大陆军可以存活下来，择日再战。如果一个人相信“这项事业”不会消亡，那他可以得到谅解。
英军一方最初的反应是，他们完全不相信华盛顿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让自己的部队全身而退。在几位英军军官看来，似乎这些美国人在战场上作战完全不行，但是在逃跑这一点上倒是很有天赋。
除了诧异以外，英军的普遍印象是，大陆军的斗志在长岛被彻底击垮了。对抗英军海陆军队是多么徒劳，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展示，而且相对来说英军几乎没有任何伤亡。简而言之，豪将军的所有行动目标都已达到。正如一名英国将军休·珀西所说：“我敢说，他们再也不敢在战场上与我军对阵。他们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完了，我个人认为这场行动将会给整场战争画上句号。”
然而，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彩虹号”战舰的司令乔治·科利尔（George Collier）认为，豪氏兄弟每人都错失了一个摧毁或俘虏整个长岛上的美国军队的机会。豪将军曾下令停止英军对布鲁克林高地的进攻，而现在华盛顿都已经逃离了包围，这一决策看起来就不会那么让人信服了。海军上将豪也未能让英军舰队驶入伊斯特河（科利尔说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着能够受命去做”的事情），这让科利尔觉得不可理喻。因为只需要派出几艘英军的小型护卫舰，就可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出长岛”。这样的机会是否还会再来，没有人说得准。“现在，我的预感是，”科利尔悲叹道，“他们（美国人）将会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麻烦，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天知道还要多久。”
美军战败的消息慢慢地传到了大陆会议，部分是因为华盛顿自己过于疲惫而难以提交报告。“48个小时以来，”他向汉考克解释道，“我几乎都没有下过马，也没有一刻合过眼，所以我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再写东西或者下命令了。”他最终的报告强调了长岛的胜利撤离，而淡化了戈温那斯高地的惨败，并且提供了一份对英军伤亡人数的夸大估计，因此很方便地就将整体上的军事溃败和大陆军士气低落的情况掩盖了过去。华盛顿在曼哈顿总部的谣言中心开始传播这样一种观点，说格林遗憾的缺席是战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是格林在长岛坐镇指挥的话，整场战斗的结局将会完全不同。
8月31日的总动员令保留了战前那一套爱国主义的说辞，想要表明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改变。“从我们的事业的正义之中，我们只能期待成功。”这份命令上如是写道。“现在是时候了，每个人都应振作起来，为祖国争取荣耀，否则就是可耻的。”为了树立一个范例，华盛顿故意选择让自己暴露在英军从长岛沿岸发射过来的炮火之中。在两次躲过头顶的炮火之后，华盛顿达到了他的目的，于是让手下带他离开了。
以任何公正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大陆军终归是遭受了一场耻辱的败北。根据豪将军的战略标准，这种溃败所造成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将会对北美叛乱的领导集体产生巨大冲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光荣的事业实际上不过是生命和财富的无谓牺牲。华盛顿一开始就对战后报告进行了处理，并以此抑制了豪的策略。他隐瞒了受损的严重程度，站在己方立场做了适度的修改，以减轻军事溃败可能会给舆论带来的突然冲击。如果说他没能掌控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那么他将努力在更广阔的舆论战场上掌控人们对战争影响的认知。
在费城这边，亚当斯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原本的打算是回到布伦特里与家人团聚，但是他预感来自纽约的消息会很糟糕，于是他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的确，如果结局是不幸的……也许我和其他人一样将要一起承受这次打击。”他最担心的是豪的获胜对大陆会议中的中间派以及那些乡村地区的半托利党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恐慌也许会吓住任何人，”他向阿比盖尔倾诉道，“但它不会吓住我，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共和国的面貌变得更好，或者更坏。它注定也肯定会变得更好的。”
亚当斯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宣称事情本来会更加糟糕，来将伤害减至最小。他多少有些含混地辩称，如果豪氏兄弟在纽约战败了，他们将会进攻波士顿，这样一来，损失也许会更加惨重。然后他又指出，英军的胜利果实过于巨大，事实将证明，这会成为他们的军事负担。“如果他们占领了纽约、长岛和斯塔滕岛，”他评论道：“这些区域都不是他们那支军队能够守得住的。”根据这一反直觉的思路，英军的每次军事胜利只会增加他们占领活动的负担，这暗示着赢得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输掉每一场战斗。像这样的论点表明，亚当斯无法承认战争中会有任何美军失败导致英军胜利的可能性。
事实是，大陆军的业余状态在长岛暴露得非常明显，所有关于美国的事业在道德上是多么崇高的陈词滥调都已经被职业军队的军事优势所摧毁。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需要亚当斯（正如华盛顿一样）去掩盖，甚至是对他自己掩盖。
如果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深爱的阿比盖尔，那么亚当斯就不会面临这种政治难题了。和她的丈夫一样，阿比盖尔态度十分坚定。她评论说，“我们似乎对于纽约的事情一无所知”，并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的军队是处于如此关键的状态，我希望去了解它，哪怕是它最不好的那一面”。她已经准备好了去了解未经粉饰的真相，因为她丝毫不会妥协。“但哪怕是我们战败了，”她坚持认为，“我也不认为我们会被征服。”对于她所提出的对美军在长岛的作战表现做出真实的评估这一要求，亚当斯的回应优雅而简洁：“总的说来，我的将军们输在了领导上。”
亚当斯对于政治气候的突然转向的把握尤其敏锐。在前一年的春天，他怀着崇敬与惊奇的心情目睹了大众舆论十分戏剧性地转向支持独立，这是对乔治三世实施军事行动以解决北美叛乱这一决定的回应。现在他意识到了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转向，那是对于长岛遭遇的惨败的回应：“豪的胜利带来了奇怪的托利党人的春天。”正如另一位代表所说：“迄今为止潜藏在沉默和中立中的人似乎愿意起来反对他们祖国的自由。”甚至有人听见华盛顿预测说，有更多纽约和新泽西的美国志愿者可能会投奔豪的阵营，而不是加入大陆军。
大陆会议其他代表的通信表明，并非只有亚当斯一个人试图掌控政治趋势。尽管本杰明·拉什向他的妻子透露，纽约的受挫已经改变了政治气候，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是在给别人的信中，他极力粉饰眼前的危机。“因此我可以很可靠地向你保证，”他在给一名法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大陆会议］这个机构的大部分人仍然态度坚定，要么争取美国的自由，要么就玉石俱焚。没有任何困难会令我们沮丧，没有任何损失能让我们忧虑。”
富兰克林加入了这个团队，尽管就他而言，没有必要去扭曲事实，因为他本来就满怀信心地认为，豪的暂时取胜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是美国获得胜利这个最终不可避免的故事里简略的一章而已。他承认英军“过于强大，让我们难以应对，他们也因此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获得成功，但是对全世界来说，这些事情并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重要”。富兰克林所坚信的根本一点就是，英国在美国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最近英国所取得的胜利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看法。“看看他们都做成了些什么？”他反问道，“他们就占领了美国沿海岸边的几座小岛……如果每一英亩的美国领土都要靠这样的代价来获取，那么这场征战可以拖垮整个欧洲。”
在大陆会议内部政治观点的层级体系中，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所属的那一批人非常坚定地相信，不论华盛顿的军队在纽约发生了什么，一旦越过底线走向了独立，就不会有回头路可走了。随后，在9月的第一周里，一场戏剧性的事件让大陆会议其他代表在一项不容谈判的策略上态度发生了动摇。
这次事件就是陆军上将约翰·沙利文回到了费城。请回忆一下，就在华盛顿的军队跨过伊斯特河逃离的那天晚上，沙利文正和斯特林一起与豪勋爵在“雄鹰号”共进晚餐。在晚宴上，理查德勋爵成功地让真诚的沙利文相信，他的和平使命使他能够开出慷慨的条件，凭借这些条件，北美一方可以在不损害自己名誉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无意义也无必要的战争。豪随后提出，释放沙利文，派他前去将这些条件告知大陆会议。
在沙利文的报告中，他对豪勋爵十足的真诚进行了描述。然后他声称，通过将他送回费城，豪实际上是含蓄地承认了大陆会议的权威与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豪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个人观点：“英国议会无权向北美征税或是干涉其内政。”他自信满满地认为，一旦敌对状态结束，乔治三世和他手下那群政府大臣将十分欢迎这样的安排。
沙利文的报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拉什随后回忆道，亚当斯在讨论过程中曾俯身“向我耳语，说他真希望我们的军队［在长岛］战败那天的第一颗子弹打穿的是他［沙利文］的脑袋”。亚当斯随后站起身来抗议这场讨论，他称沙利文是“豪派到我们中间来引诱我们放弃独立想法的一个诱饵”。
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新泽西的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发表了一通重要的演说，谴责豪勋爵的提议，没有人起来反对他的结论。“这很简单，”威瑟斯庞说道，“绝对的屈服才是他们要我们同意的。”因此，尽管表面上听起来很慷慨，豪勋爵却“完全避开了任何能够暗示我们不是英国国王的叛臣乱民的情形”。一旦情况是这样的话，只有公开的亲英派才会赞同豪的条件，而在大陆会议里是找不到这种人的。这些被纽约的战况所摄、心存疑虑的代表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如果说还存在什么争议的话，那么唯一的争议就与如何回复豪勋爵这个问题有关。相信沙利文，让他去回话，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名声早已被他在戈温那斯的表现抹黑，现在更是因为被豪愚弄而越发受损。但是不给答复也许会在那些不大热心的爱国者眼里显得过于轻蔑。最好还是不要失去他们的支持，不要在外交上犯什么过错。
豪提出要接待大陆会议派出的代表团，但这仅就他们作为个体公民而言，因为他收到的指示不准他承认大陆会议的合法性。代表们怀着如下的决心将这个外交难题推回到了他的面前：“吾等已然认定，我方机构无法以合适理由派出任何成员以私人身份与勋爵阁下会面。”另外，“要是真的希望在合理条件下实现和平，对方应派遣其相应机构的委员会，才能知道他是否有权与大陆会议所委派的、代表美国处理此事的人会面”。鉴于之前所收到的指示，豪要么拒绝与美方代表团见面，并就此为这样的外交困局负责，要么就与他们见面，但是承认他无权与美国政府的代表谈判。无论是哪种情况，和谈的想法都只会成为一种外交上的妄想。
第二天，也就是9月6日，大陆会议选派亚当斯、富兰克林和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前往斯塔滕岛与豪勋爵见面。选择亚当斯和富兰克林，这就意味着这场有趣的谈判最终将以失败收场，因为亚当斯在北美叛乱者通缉名单上高居榜首，如果人们接受了豪的和谈条件，这些叛乱者就将以叛国罪被公开处以绞刑。而富兰克林，这位豪之前的友人，最近又劝过他说，他的军事任务毫无希望可言，继续蹚这摊浑水只会彻底地毁掉他的名声。
即使结局早已注定，9月11日的会面还是充满了戏剧性。很清楚，豪仍然希望北美军队最近在长岛所遭受的灾难会让北美人民重新思考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这种做法的前景。同样清楚的是，美方代表团前来赴会正是下定了决心要粉碎这种希望。不是那么清楚但又最重要的是，如果对全美人口做一次民意调查，其结果将会揭示出，与大陆会议及其外交代表相比，美国人民在政治上更为分化，对于豪的条件也更愿意接受。对于豪来说不幸的是，这样的调查是不可能的。
双方在外交礼节上几乎都庄重过度了。豪在美方人员下船的珀斯安博伊（Perth Amboy）安排了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人质，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亚当斯坚持认为没有必要留下人质，因为有豪勋爵的话作为保证就已经足够了。“您真是太过奖了，”豪说道，“您大可放心，我会把您的褒奖看作最神圣的东西。”衣着华丽的步兵仪仗队带领美方人员到达了彰显着仪式感的会面地点。在里面，豪已经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包括“上等葡萄酒、上好的面包、冷火腿、口条以及羊肉”，可谓在礼仪上下足了工夫。
豪以他作为北美知名的朋友所具备的诚意开始了谈话。他解释说，他之前将自己的航程推后了几周，就是为了得到任命他为和谈使节的指示，但这场延误也正意味着他到达北美刚好是在《独立宣言》得到通过之后。“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能够退回《独立宣言》这一步，”他问道，“并敞开心扉彻底地讨论一下这些事呢？”
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展示着美方礼貌却完全消极的回应。如果英国政府在一年以前就承认了北美在征税以及处理内部事务方面的权力，这场冲突基本上是肯定能够避免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与那时已经不同。亚当斯细数了英国一系列的侵犯行径，从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爆发的冲突，一直到豪勋爵所参与指挥的这支入侵部队。为了应付这一系列的权力滥用，北美各州通过投票一致决定独立，大陆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决议，这一步已经无法退回。实际上，美方代表团也无权推翻这一决议，正如豪也没有权力承认他们是美国公民而非英国臣民。当豪解释说他愿意将各位来宾视为同胞时，亚当斯回敬说，阁下您可以以您所希望的任何身份会见我们，“除了英国臣民的身份以外”。
此次未曾谈及的话题（豪认为直接提及会很尴尬）是最近在长岛的行动，那场行动肯定至少是给美国战胜极其强大的英国海陆军队的希望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影。豪含蓄地提到这件事的方法是，先表达他对北美的深厚感情，随后补充说，“要是北美在战火中陷落，他将像失去兄弟一样为之哀悼”。数年之后，亚当斯仍然会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富兰克林聪明的回答：“富兰克林博士面露愉悦、神情镇定，他先鞠躬致意，随后微微一笑，带着在交谈中不时出现的质朴……回答道：‘大人，我们将竭尽所能，让您免受这种痛苦。’”
拉特利奇随后提议说，既然美国的独立已经是不容谈判的事实，也许豪可以回伦敦去劝说他的朋友们接受这一事实，并与美国结成经济联盟，这种关系可以为双方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豪对此表示疑惑，他不知道伦敦的上级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想法；这也不是他所想要的结果。
实在是已经无话可说了。尽管在长岛遭受了军事的挫折，更不要提曼哈顿的大陆军万分危急的处境，美国一方在政治态度上一点也没有改变。豪那位势利的副官安布罗斯·塞尔气急败坏。他在当天日志中对整件事情所做的概述简短而又刻薄：“他们见了面，说了话，然后分别。现在什么想法都没有了，除了迎战这群由殖民地垃圾所聚集起的顽固的伪君子和煽动者，是天意要让这个地方成为国家的灾难。”
回到费城的亚当斯同样气愤。他告诉萨姆·亚当斯：“整件事……现在在我看来，就和以前一样，只是一场泡影，一场争吵，只是一场恶毒的阴谋，它只是一个圈套，一次欺骗。”他唯一给出的解释一语中的：“他们一定是对我们的领导集体有着错误的认识，才会觉得我们会上他们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