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样种下了无知、腐败和不公的种子，在迄今世上最美好的自由之地上，甚至是在我们第一次试图培育这块土地时。
——约翰·亚当斯1776年8月25日写给约瑟夫·霍利（Joseph Hawley）的信
早在春季，约翰·亚当斯就曾多次扼要地概述过，为了负责任地掌控好北美独立运动的进程，大陆会议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治步骤。他最关心的问题是，要在发起北美独立运动之前为各州的联盟制定一份稳妥的政治纲领。
这个完整且合理的计划有一个本质上的缺陷——除了它认为政治地震是可控的——那就是它相信：在你能够确保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美国可供统治之前，你就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政府。在7月2日的决定性投票提供了这样的保证以后，代表们决定马不停蹄地继续推进亚当斯之前所概述过的雄心勃勃的政治计划，尽管事态的发展与他的预想并不一致。
回过头来看，这只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它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独立问题上的巨大胜利而来的人们的自信。因为大陆会议正在提议的是为前殖民地联盟，也就是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起草一部新宪法，并且同时确定即将建立的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两个委员会在7月末8月初的几周时间里完成的。
革命之火显然正在熊熊燃烧，将“76年精神”煽动到了狂热的极点，任何对这一可能的谨慎评估都遭到反对。实际上，大陆会议提议要迅速解决的这些政治问题，在此后的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将持续让初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感到困扰和疑惑。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直到制宪会议的召开，而且制宪会议也只能使问题暂时得到缓和。
更重要的是，这些大胆的政治商议发生在英军即将在纽约发起入侵的阴云之下。这次入侵有详细的规划和精密的组织。英军准备在北美叛军动手之前就对这些人发起毁灭性打击，因此他们认为费城进行的商议与自己毫不相干。鉴于双方在纽约的地面和水域集结的军队规模越来越大，以及双方都进入了“全副武装”的状态，大陆会议对此的公然漠视就显得相当令人震惊了。英国内阁认为纽约一战的结果将会是决定性的，而费城的代表们则把建立独立的美国这一政治日程当作优先选项，认为不应该因为对从长岛和曼哈顿战场传出的消息的担忧而将之搁置或使之受到阻碍。
这种过度自信部分来源于无知，部分来源于对华盛顿能力的错误信任，这些人相信他能够在纽约打败豪，正如他在波士顿曾经做到过的那样。也许除了亚当斯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能够接触到更为准确的情报以外，大部分代表都相信，“蜂拥而至的民兵”大大增加了华盛顿的兵力，使他的军队比豪的军队几乎要多出一倍。“华盛顿的士兵人数得到了大幅增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准确数字是多少，”杰斐逊在给一名弗吉尼亚的亲戚的信中写道，“我想他这次得到了30000人至35000人不等的兵力。”实际上他只得到了这个数的一半，而且其中有20%的人不是病号就是“不适合服役”。杰斐逊在信的末尾提到，英军舰船已经展现出了能够安全驶过哈德逊河畔美军火力点的能力，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斗所暗示的英国海军的优势。“我设想的是，华盛顿将军发现自己无法阻止英军溯河而上，”他满怀信心地评论道，“无论英军到了哪里，他都要做好准备随时奉陪。”杰斐逊没有意识到的是，华盛顿没有海军，从战术上说，他无法奉陪任何人。甚至在总计25000人的英军（忽略黑森佣兵）来到斯塔滕岛以后，杰斐逊仍然告诉弗吉尼亚的记者们，“敌人的精锐兵力只有8000人左右，最多不会超过10000人”。
大体上，费城代表们的观点是，华盛顿很好地掌控着纽约的局势，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些人也认为，大陆军得到了充足的民兵补给，与豪的军队相比拥有了数量优势，而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曾经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谣言说，华盛顿指挥着一支60000多人的军队。
另一种在大陆会议中广泛流传的乐观想法则有着比任何对华盛顿和豪领导的两支军队的粗略估计要影响深远得多的暗示。在游历东部各州归来以后，马萨诸塞的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向亚当斯报告说，他记得有11.1万名民兵已经全副武装，准备从新泽西出发，北上参战，“如果在纽约和加拿大有40000人的敌军，那么这支军队一定能击退它”。即使华盛顿遭遇了一场大溃败，即使他的军队在纽约被悉数摧毁或者俘虏，仍然会有无穷无尽的兵力供给可以补充。面对英军因其海陆两军的优势而拥有的不可战胜的表象，一种美国式的战无不胜感也油然而生，它是建立在由美国人口带来的兵力潜能的基础之上。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英军只需在纽约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让豪的军队和伯戈因的军队在哈德逊河会师，就能结束这场战争。而从美国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场战役的失败可以称得上是决定性的，除非整个美国的人口都被英国所征服，但人们无法想象有任何英国军队能够获得这样的胜利结局。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如果敌人被打败了，那也许对他们而言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几乎难以再组织起另一支武装力量来发动下一轮进攻。但是我们新生的国家有能力承受重大的损失，并且有能力弥补这样的损失，所以我们的一次失败绝不会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事业。”
富兰克林的这个公式反映出他作为美国人口统计学的长期研究者所具有的价值。他的《关于人口增长的评论》（Observations on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一书曾经预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预测是准确的——美国人口每隔20年至25年的时间就会翻一番，这是英国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富兰克林两眼闪光，侃侃而谈道，大英帝国的资本有可能已经被转移到了宾夕法尼亚的某个地方。但是他的人口统计学观点更富现实意义的暗示是——人们也可以在潘恩的《常识》里读出这种观点——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只是两个不同社会的不同人口在军事力量上的投射。英军凭借其强大的海陆两军而拥有的任何优势都会被抵消，并且最终会被激增的美国人口的规模战胜。不管豪氏兄弟是否明白，他们正在执行的都只是一个愚蠢的任务。
但即使是在新出现的美国视角的乐观主义框架内，纽约战役的结果仍然是至关紧要的。能够打败英国，狠狠羞辱他们一番，是许多人所期望的结果，因为那意味着短时间内就能结束战争。如果是美国灾难性地败于英国，则明显将令人们痛苦不已，因为那意味着战争将旷日持久。而英军在邦克山战役中的艰难获胜——在华盛顿看来，这是最合适的结论——是介于上面两种结果之间的情形。不管结局会怎样，费城的代表们都相信，美国革命应该继续在政治上前进，而不用在意纽约的战斗结果。对他们来说，那意味着决定美国的政府应有的面貌，甚至是在两军摆好阵势即将开战之际也是如此。
7月末8月初，为了讨论有关推选一个以约翰·迪金森为主席的十三人委员会的提议，大陆会议进入了全体会议状态。这个委员会将负责提供一个美国政府的制度框架来取代大陆会议。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陆会议都发挥着临时政府的作用，而隐秘地赋予它广泛的紧急事态处理权的是不宣而战的糟糕时局，以及隐约闪现的与大英帝国分离的前景。一旦宣布独立，一个更持久的中央政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6月12日这一天，大陆会议从每个殖民地的代表中指定人选加入一个委员会，一旦宣布独立，这个委员会将提供新政府的政治结构。这个委员会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会，然后在7月12日提交了一份被称作《迪金森草案》（the Dickinson Draft）的文件。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商讨内容没有任何记录留存，因为没有一份记录得到过保存。
但是当时代表们的通信中的一些内容，还是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他们的重要议题。新罕布什尔的乔赛亚·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t）曾告诉他的一位同事，委员会内部的商讨弥漫着紧张气氛：“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加上又出现了一些麻烦，我担心要让它们最终得以解决得花上一些时间。”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含蓄指出了关键的问题所在，他反对“那种消除所有地区差别、让所有事情……都服从他们所谓的整体利益的观点”。很明显，在各个代表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思想分歧，其争论的焦点是新的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
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它提议建立由各个主权州组成的自愿联盟。大陆会议在1774年正是被作为这样的联盟创立，而针对英国议会当局的法律争端则让各殖民地议会成为大众意见的合法传声筒，并因此赋予了各个殖民地（不久就成了州）政府主权。
但是在过去的15个月里，大陆会议一直发挥着主权国家政府的作用。它动用紧急事态处理权建立了军队，针对英国的军事政治政策组织了一次集体回应，让13个分散的殖民地呈现出统一的面貌。准确地说，这种半国家的状态已经在事实上形成，并一路发展，以回应日益明显的英国的挑衅。眼下这种挑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豪氏兄弟率领的那些战舰和士兵。
很清楚的是，在委员会内部，有一批委员希望新的美国邦联能够建立于在帝国统治时期的危机中创立的初级联盟的基础之上，并组建一个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为即将诞生的国家提供政治基础，而并非仅仅充当13个有可能在赢得战争以后就各奔前程的主权国家的清算机构。
《迪金森草案》很难阐释，甚至很难理解，因为它体现了在那些对于独立后的美国有着截然不同观点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一系列协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邦联”（confederation）这一术语本身暗指的就是一种独立主权国家的松散联盟，但是在《邦联条例》的第二条中却指由各前殖民地联合成的统一政治体。《邦联条例》第三条所提议的似乎是，各州在各自的内部事务的处理上享有独立主权，可以保留“自己对于内部秩序的独立自主的规范和管理”，但是随后又加上一句限定从句，即“仅限于与《邦联条例》不冲突的事务”。
《迪金森草案》给国会施加了一项未成文的限制，即它绝对不能向各州强制征收各种税。简单地说，新的国会不能成为英国议会的美国翻版，这一原则清晰无误地反映出了各殖民地在过去十年中最根本的不满之处。但是《邦联条例》第十九条提供了一长串国会能够行使的权力，大部分是与外交政策相关。综合起来看，这些条款提议建立一个中央政府，这个政府远不是听任各州玩弄的东西。
没有任何就《迪金森草案》进行辩论的记录得以保存，但是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做过一些笔记，这些笔记被保留在他们的私人信件中。这些笔记记录下了当时不同的州和地区之间白热化的冲突。如此之深的分歧一直被压抑到现在，为的只是维持对抗英国议会的统一战线，这代表了大家对于被简称为“这项事业”的崇高理想的共同信念。但是如果“这项事业”的首要目的是北美独立，那么一旦所有前殖民地都实现了这个目标，新生各州的不同利益将会浮出水面，戏剧性地展现出各种对立的设想。它们争论的是，赢得独立以后，“合众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合唱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大争吵。
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根本分歧：第一，北方各州与南方各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地区对立；第二，大州和小州在代表权问题上的分化；第三，支持建立主权州联盟的人与拥护建立更为稳定的国家联盟的人之间的争论。所有这些政治和宪制问题将持续困扰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直到南北内战，而现在它们第一次被提上了政治议程。1776年7月末8月初，大陆会议就此进行了长达五天的激烈讨论。事实也证明，这是对美国历史即将到来的浓墨重彩的一章的提前预演。
尽管奴隶制是一个因其爆炸性而令人难以直视的话题，但同时它也因为已经深深渗透于南方各州经济而无法被完全忽略。这个禁忌话题在关于《迪金森草案》的《邦联条例》第十二条的争论中又被提及，这一条款提议的是，“战争和基本福利的花费应该从一个公共的国库中支取，这个国库的供应应该由各殖民地按照自己各个年龄段、性别和阶层居民（印第安人除外）的人数按比例承担”。随后就出现了关于如何统计“居民”的争论，这一争论很快又成为关于奴隶的争论：他们到底是人还是财产？
南方各州的代表们坚持认为，奴隶就和马匹、绵羊一样，因此不能被算作“居民”。富兰克林反驳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奴隶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像绵羊：“羊群绝不会起来反抗。”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团无法理解这小小的幽默，他们接着发出了最后的威胁：如果奴隶是被当作人而不是财产，“那么邦联将就此结束”。马里兰的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察觉到了南方的分离主义倾向，于是他敦促所有代表都冷静下来，然后提议说，在“居民”这个词前面应该加上“白种的”这一修饰语，以安抚南方兄弟州的情绪。但蔡斯提议的修正案却激起了北方各州代表的愤怒，其中包括亚当斯，他谴责南卡罗来纳试图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征收用于支持战争的税收的任务。在一次局部区域的全体投票中，蔡斯的修正案遭遇了失败。
既然在对抗英国的统一战线显得至关重要的时刻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将面临地区分离的风险，那么代表们只得暂时搁置它。这一问题要到1783年的时候才得到解决（如果“解决”这种说法正确的话），当时国会通过投票同意将每个黑人当作3/5个人。这种做法是为了收税和代表选举，这次尴尬的妥协随后得到了制宪会议的采纳。
新政府中的代表权问题所引发的讨论与奴隶制所引发的争论一样激烈，并且同样也造成了对立局面，尽管这次不是地区之间的对立，而是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对立。在大陆会议中，每个殖民地（州）都拥有一个席位，无论它的人口有多少。《迪金森草案》的《邦联条例》第十八条推荐继续推行“一州一票”原则。
但是当《迪金森草案》被呈给大陆会议全体成员时，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代表们对按州分配的代表权制度发起了正面攻击，他们声称应该由人口决定各州代表团的选举权力。富兰克林在这个问题上最为直言不讳，他警告说，任何建立在各州代表权相同这一基础上的新政府都“绝对不会长久”，因为小州所享有的政治权力与它本身并不相符，这将有违各州经济上的现实情况。富兰克林认为，这是公正的问题：“先让各个相对较小的殖民地提供同等的财力和人力吧，然后它们就可以享有同等的席位了。”
拥护按比例分配代表权的人也希望新的邦联是建立于过去一年在反英斗争中铸就的殖民地联盟的基础之上。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拉什的表述更具煽动性：“我们现在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相互依靠——并不是独立的各州。”正如拉什所说，美国人现在是在共同事业中团结起来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只有基于人口的代表制政府才能符合这种新的现实，像弗吉尼亚人或者罗得岛人那样思考已经过时了。这个政府的新名字——“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应该成为一个单数名词而不是复数名词。
来自小州的代表们觉得拉什的国家设想是一场政治噩梦，因为它将英国议会的专制权力换成了同样可怕的本国版本。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警告说，他的选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去服从某个不认同自己价值的遥远政府。联合起来反抗英国入侵是一回事，但舍曼将“合众国”描述成了复数名词，任何国家主义情绪都只不过是白日妄想，它有违人们对各自州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才正是大部分美国人准备遵从的。尽管曾经有过名为“这项事业”的东西，但是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作为合众国人民的我们”。
因为大陆会议的投票仍然是以各州为基础，舍曼和其他小州的代表知道自己能够得胜，尽管面临如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这种强大对手的反对。结果，他们果然获胜了。
在新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一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最具威胁性的显现，是在一次关于对各州界定未明的西部边界的判定权的讨论中。有几个州援引殖民地特许状，将自己的西部边界定在了密西西比河，而弗吉尼亚甚至更荒谬地将边界定在了太平洋。大陆会议一致认为，这些过度占地行为是基于殖民地特许状，而起草那些法律的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北美大陆的面积有多大。但是在各州或是新政府是否有权对此事做出裁定的问题上，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像弗吉尼亚这种土地广阔的州和像马里兰这种土地贫乏的州在这件事的处理方法上严重对立。
杰斐逊承受着来自他在弗吉尼亚的同事的巨大压力，他认为旧有的各行政区有对自己依法得到的权利进行表述的权力。他的主要策略意在捍卫弗吉尼亚的裁定权，但是也等于在私底下向代表们保证了“弗吉尼亚人民无意向南方海域（the South Seas）扩张”——“南方海域”很明显指的是太平洋。在威廉斯堡监督弗吉尼亚大会的爱德华·彭德尔顿敦促杰斐逊尽量拖延这场争论，他忧心忡忡地说，“也许在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或者甚至就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纽约的战事已经决定了我们是否还会有任何可供自己处置的领土”。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们未能就新生美国政府的面貌和权力达成一致，这显然是预料之中的事。正如我们所知，主权问题和奴隶问题交错引发的巨大政治和宪制争议，将决定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未来85年的历史走向。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承认的是——在1776年的夏天——仅仅几周的认真努力就使这些问题相当轻松地得以解决，是极度不现实的。然而，大多数大陆会议的代表无法预知后来的事情，他们对于自己的失败非常失望，更何况这次失败是紧随北美独立投票的大获全胜而来。
亚当斯尤其心急如焚，因为他感到，紧接着在独立问题上取得的一致而来的，将会是在“独立的美国政府可能会是什么样”这个问题上的整体不一致。“我们就这样种下了无知、腐败和不公的种子，”他哀叹道，“在迄今世上最美好的自由之地上，甚至是在我们第一次试图培育这块土地时。”有两个结论似乎已经很清楚了：第一，在反抗英国内阁的政策时，美国人，或者至少大部分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第二，一旦他们的共同敌人不再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将会因为各地区和各州的差异而产生分化。他们很明白自己要反对的是什么，但是并不清楚自己要赞成的是什么。
1775年至1776年间，亚当斯在管理大陆会议中提倡和谈和支持独立的两派代表时表现得极为熟练。然而现在，大陆会议内部的分化对立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多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曾经激发他们对英国政策做出集体回应的政治激情现在正一路狂奔突进。当然，赢得战争仍然是共同的目标。然而除此之外，殖民地人民并没有统一的政治议程。关于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应该怎样构建，几种版本之间相互争论不休。此外，人们在赢得战争以后是否有任何政治联盟应该得到延续这一点上还存在着诸多疑问。亚当斯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这些新出现的地区之间和各州之间的分化断送军事联盟。在纽约战役打响的前夜，他大概认识到了这项工作将会变得多么困难。除了独立，美国人在关于“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自从15个月之前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爆发冲突以来，这些潜藏于表象之下的深刻分歧的暴露将美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体现在类似“这项事业”之类的崇高表达中的半宗教似的理想主义政治心态，以及诸如“与英国的腐败相比美国的美德更为优越”这类道德上的暗示，提供了一个言辞上的依托，凭借这一依托，不尽相同的各州和各地区的利益能够聚合为一种所谓的集体。就像邦克山的约瑟夫·华伦那样，爱国者们做好了牺牲一切——用杰斐逊充满诗意的说法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他们神圣的荣誉”——的准备，这代表一个更高的目标。
这种心态狂热得近乎表演的特征出自真情实感，但难以维持。这就像是婚姻中的蜜月阶段，幸福浪漫却不能长久。1776年盛夏的对立争论标志着，在大陆会议中左右争议的影响性因素已由道德转为利益。准确地说，豪氏兄弟是必须要打败的，美国独立是一定要赢得的。但是在那之后，还没有什么变得明朗，所有的一切都有待商议。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政治走势中，却出现了一次期待之中但未被承认的成功。一个负责规划美国外交政策的委员会——他们主要是急于寻求建立法美联盟，这一联盟能够在战时为政府提供欧洲盟友——在7月18日发布了他们的报告。这个委员会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亚当斯，他仅凭一己之力就写出了名为“条约计划”（A Plan of Treaties）的报告。与《迪金森草案》对不同观点的零散表达不同，《条约计划》条理清晰，思想统一。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它就确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存在了一个多世纪。
这个计划前面的十三条描述了“在最真诚最强大的君主路易十六——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以及他的后世继承者——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完全商业性的条约。亚当斯采用了欧式外交那种最煽情的谦恭语言，这大概是为了显示新兴的美国政府知道如何进行欧洲的外交游戏。实际上，法国将受邀承认新建立的美国，两个国家都将免除一切进口税和关税，以建立更为牢固的商业联系。
《条约计划》公开反对任何与法国的外交和军事联盟。至少在事后看来，这显得很奇怪，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法国的军事援助对于赢得独立战争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1776年7月，亚当斯和费城的其他代表并不相信法国的军事和财力支持是打败英国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大陆军实力的自信，以及在人力补给方面的无限充足，作为一厢情愿的想法其本质都还没有得到暴露。
这个计划的第八条和第九条强调了为何任何与法国的军事联盟都将引发潜在问题，他们拒绝法国对任何北美大陆土地的占领要求被认为是首要原因。将法国军队置于美国土地上的军事联盟所冒的风险是，一旦他们来了，也许他们绝不会再离开。亚当斯充分意识到了法国想要重新得到它所失去的美洲帝国的部分领土，他想提前排除这种可能性。
两年以后，正当战争局势看起来更加问题重重的时候，亚当斯被派往巴黎，负责谈判以达成《条约计划》所极力避免的外交与军事联盟（实际上，富兰克林在亚当斯到达以前就已经就法美联盟进行过谈判）。对于法国对北美大陆（尤其是加拿大）的帝国野心的顾虑将迟迟无法散去，直到最后一艘法国舰船载着最后一名法国士兵驶离。
《条约计划》真正具有远见性的贡献在于——除了1778年的法美联盟成为一个无可避免的例外——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将是中立。所有的条约，尤其是与一些欧洲强国签署的条约，在实质上将只会是商业性的，不会附带任何外交或军事方面的约定。《条约计划》是对中立和孤立主义立场的首次规范化，这种立场后来在华盛顿的离职演说（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796）中得到发扬光大。这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官方放弃。
关于《条约计划》的讨论进行得十分平稳，正如关于《迪金森草案》讨论的糟糕发展一样。大陆会议在9月17日采用了这一计划，仅做出了一些细小的改动。它的通过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合常规的局面，即这个名为“美国”的新兴实体对于自己希望如何与世界各国交往有着清晰合理的认识，但是对于“自己是不是一个国家”却缺乏某种一致认识。
任何对1776年夏天大陆会议纷繁复杂的政治进程的历史重构，都不可避免地会给它强行加上某种事后的一致性，而当时的代表们虽然已经很尽力地在处理着这些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事情，但实际上并未拥有这种一致感。他们当时试图组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就定义而言差不多就造成了一种集体创伤感，这种感觉拒绝接受任何的一致或控制。如果我们希望再现费城的几个主要角色的心理语境，我们需要放弃我们无所不知的事后之见，转而捕捉他们在商谈未知之事时的心理状态。
就拿杰斐逊来说，相较于对《迪金森草案》和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讨论，对他的《独立宣言》草案的文字改动更能牵动他。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复制他这份文件的未编辑版本，保留了被大陆会议删去的段落，将他们的改动放在页边空白处，以将之与面向全国出版发行的版本区别开来。他随后将这些复制本送给了他在弗吉尼亚的朋友，抱怨大陆会议削弱了他的信息的纯粹性，并认为所有的改动都是刻意的破坏，是为了平抚那些失望的心灵，那些人仍然对与英国和谈抱有幻想。这并不是真的——修改是为了让行文清晰而不是为了妥协——但是杰斐逊受伤的自尊需要更为中肯的解释，而不是这种表面的托词。
他对保留自己原有语言的热情最终退却了，但它从未完全消失。在临近自己生命尽头的时候，他在自传中回首这一时刻，重申自己感觉受到了大陆会议的恶劣对待。在那时，他离开得像一个相当自我的年轻人，尽管事实证明他早年抱有的“《独立宣言》的语言相当重要”这一觉悟的确有先见之明。
如果说他的头脑是在专心致志捍卫自己的文字，那么他的心则牵挂着蒙蒂塞洛，这是他内心极其想去的地方。“很抱歉，因家中事务的状况所需，我不得不请别人来代替我在这里的位置，”他在威廉斯堡向爱德蒙·彭德尔顿如是解释。他又补充道，“房子的舒适宜人使我不必再频繁地操心这些私人事务，而正是这些事务让我不得不这么做”。这些“私人事务”显然是指他夫人的健康。玛莎·杰斐逊正怀有身孕，事实上她面临着流产的风险。“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你的国家的份上，看在我的份上，”他在给理查德·亨利·李的信中写道，“我肩负着神圣的义务，需要回家。”讽刺的是，如果他希望有人在弗吉尼亚代表团里取代他的请求得到了迅速回应，他就不会在8月2日出席签署《独立宣言》，这将损害他长久以来作为该宣言作者的名誉。
如果他的通信能够算作什么暗示的话，那么可以看到，比起在费城的政治讨论，杰斐逊更感兴趣的是在威廉斯堡就弗吉尼亚宪法进行的讨论。他将自己起草的宪法寄给彭德尔顿——彭德尔顿当时是弗吉尼亚大会的主席——而他尤其关注的是，投票权赋予范围应该扩大到“所有愿意永久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当威廉斯堡开始流传“他拥有关于‘人民’的智慧的激进思想”这样的谣言时，杰斐逊立即指出，在他起草的宪法里，他反对议员的直接选举。“我曾经观察到，”他写信告诉彭德尔顿，“人民自己做出一项选择，往往并不是因为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他们首先能想到的东西通常是粗陋的、不统一的。”
另一条更具诽谤意味的谣言说的是，他无法容忍针对与英国有同盟关系的印第安部落的强硬派政治。这条谣言导致他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作为总统做出了一次饱含感情的回应：“除了将战争引向他们的国家腹地，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如此迅速地减少这些不幸的人的数量。但是我不会止步于此。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留在密西西比河的这一边，我就绝不会停止追踪他们。”显然他最关心的是他回家后在泰德沃特（Tidewater）精英阶层中的名声，他并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浪漫的理性主义者。
最后，就像所有大陆会议的代表一样，杰斐逊收到了按时传来的关于纽约战况的新消息。这条新消息使他更加意识到了英美两军之间在实力上的差异，但是他仍然满怀信心，认为民兵在最后一刻的到来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找到了自信，通常他这样做时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告诉彭德尔顿，“他说他的士兵都精神饱满。那些受命前往长岛的人有着奔赴舞会的人的那种急切。”军事方面的事务并不能引起他头脑中的巨大能量的充分注意，他仅仅是在表面上接受华盛顿的总部发出的爱国宣传。
亚当斯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情，并且大陆会议中的一系列责任不允许他拥有沉溺于个人感情的宝贵时间。如果说杰斐逊倾向于在宣布独立后席卷大陆会议的政治军事风潮中随波逐流的话，那么亚当斯则倾向于立刻潜入波涛之下。在关于《迪金森草案》的讨论中，他支持更为统一的美国邦联。正如我们所见，他在起草《条约计划》时所起的领导作用，确立了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在每一个政治议题上，他都是既胸有成竹，又争强好胜。他就像一座火山，随时准备用语言的岩浆吞没他的对手。在大陆会议中他与富兰克林在名望上不相上下（富兰克林也有他自己的敌人），而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比任何人轻松。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他在同事眼中就是不知疲倦、精力无限的革命者，他是以短跑选手的速度在跑着一场马拉松。
最为急迫的是他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所担负的职责，因为这些职责让他成为大陆会议和大陆军之间的关键联络渠道。他承受着一大堆特殊的要求：华盛顿需要30000发燧石供步枪使用，然后还需要额外的五吨火药；高级军官的升迁决定也使得许多人自尊心受伤，需要他去平抚；最初被派往北线尚普兰湖的马萨诸塞民兵部队必须得转向前去支援华盛顿在纽约的军队。
正如其职位名称所示，除了处理这些紧迫的（如果算得上棘手的话）细节，亚当斯还作为对战事担负最高责任的公民而不得不参与到更大的战略事务中去。约瑟夫·里德和纳瑟内尔·格林都曾写信警告他说，对于“民兵将增强大陆军的战斗能力”这一说法的信心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民兵是由从未受过锻炼的业余人员组成，在战场上他们的数量并不能转换为同等数量的职业英军或黑森佣兵。里德和格林都敦促通过更丰厚的津贴来招募更多军龄更长的士兵加入大陆军。
亚当斯同意他们的评估，但他告诉他们，大陆会议里的政治观点是绝对反对创立一支庞大的常规军。“我相信，只有时间才会说服我们采取这一措施，”他解释说，“同时，我们将不得不依赖于临时召集的民兵。”亚当斯比大陆会议里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目前这种模式——也就是维持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大陆军，然后每次参战时由附近各州抽调出的一队民兵补充——是有风险的。至于这种风险有多大，得在长岛和曼哈顿的战斗中才能发现。
但是他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专门关注纽约即将到来的战斗。例如，大陆会议针对魁北克的失败行动举行的听证会就变成了一场寻找替罪羊的活动。亚当斯总结道，魁北克的溃败是几个不可控因素导致的结果，主要是糟糕的天气和致命的天花传染。更重要的是，他将整个加拿大的行动都看作妄想的行为，看作对美国有限的军事资源的一次错误使用，这次行动是基于“加拿大迟早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种预想。
他命令霍拉肖·盖茨——此人最近被任命为名为北方军（the Northern Army）的那支军队的指挥——放弃加拿大的行动，在尚普兰湖更南边的地方安营扎寨。“我们很为你和你的军队担忧，”他写信告诉盖茨，“也为［华盛顿］将军和他在纽约的军队担忧。”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个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观点：“我们期待着敌人发动几场大胆的攻击，但是我并不认为豪和伯戈因在今年能让他们的军队汇合。”
亚当斯清楚无误地抓住了英军战略的中心目标，即通过占领哈德逊走廊来孤立新英格兰。这次进攻从两翼展开，豪率领人数更多的那支军队从纽约一路北上，约翰·伯戈因将军则率领一支7000人的部队穿过尚普兰湖南下。在华盛顿抵抗着豪对纽约的进占时，亚当斯希望盖茨可以忘记加拿大，集中精力阻止伯戈因从哈德逊河谷向南进军。对于整个北美的局势，他比费城任何其他的代表都更具全局眼光。
没有人比亚当斯承担着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职责。没有其他任何人意识到这个决定时刻的千钧一发，或者是鼓足干劲以应对这一时刻提出的不可能的要求。他是革命精神的化身，尽管他在漫长人生中成就无数，但此时无疑是他最精彩的时刻。
但是和杰斐逊一样，亚当斯发现他负荷严重的头脑又被自己的家庭事务所困扰。正如我们所知，在7月中旬的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妻子阿比盖尔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正在波士顿接种天花疫苗。阿比盖尔对他们11岁的女儿纳比（Nabby）的描述几乎令他潸然泪下。“她大约长了1000个脓包，个个都大如豌豆”，并且连站立或端坐都不得不忍受痛苦。随后又传来消息说他更小的儿子查尔斯也“以自然的方式”得了天花，也就是说通过接触传染而不是接种疫苗，他“已经连续48小时都在说胡话”，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
亚当斯感觉到，为了履行作为一名美国政治家和爱国者的使命，他没能扮演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描述自己的感受，”他写信告诉阿比盖尔，“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野蛮人一样留在这里，而我的家人在波士顿正饱受疾病之苦。”但是尽管也有过回家的冲动，他却像一个士兵一样，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我亲爱的宝贝查尔斯，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愿仁慈的上苍保佑他。”他在给阿比盖尔的信里这样写道。但是，他立刻又在结尾写道：“两支军队在长岛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如果说杰斐逊倾向超然于大陆会议的政治争斗之上，而亚当斯倾向于立刻让自己置身其间，那么富兰克林展现出的就是他与自己所参与任务可远可近的独特风格。在任何会议中，他都是房间里最出名的人——享誉国际的科学家，著名散文家和智者，最优秀的高层政治家。“我很高兴看到的是，尽管你的国民在过去这40年里从你这里得到了这么多好处，”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略带激动地写道，“而你仍然还能给他们带来这么多利益，并且还让他们有选择余地……他们仍然期待着能从你那里享受到利益，并且和平时一样非常愉快地享受。”
尽管他是后来才加入独立事业中来的（他曾经在伦敦不辞辛劳致力于达成和解），但他的转变却既彻底又突然。他深信，乔治三世和英国内阁所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向北美殖民地宣战，这个决定最终会作为英国外交史上最大的败笔而黯然收场，他也曾把这种想法告诉过理查德·豪。能够反映出富兰克林名气之大的是，理查德勋爵并没有觉得受到了侮辱，而是试图去维持他们的友谊。他希望“你因我在这个国家的军事处境而赋予我的那种不光彩，不会影响到你对我的个人情感；因此没有什么政治观点的差异会改变我希望能证明‘我是你多么真诚和谦逊的随从’这一愿望”。富兰克林在回信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豪想要与美国以及与他达成和解的愿望都是幻想。但是他没有选择将信寄出。他传达出的是一位知晓历史前进方向的先知的想法。如果你和豪一样明显站在了错误的一方，没有任何情感的纽带能够跨越这两个政治阵营之间的鸿沟。
富兰克林也将这一严苛的标准用在了自己的儿子威廉身上。威廉本是他的私生子，富兰克林将他作为正式的家庭成员养大成人。威廉·富兰克林曾被任命为新泽西的皇家总督，随后在英美之争扩大为战争时站在了英国一方。他在1776年春天被作为危险的托利党人逮捕，最终出于安全保护的需要被送往康涅狄格。威廉的妻子伊丽莎白写信给富兰克林，恳请他出面求情，使威廉能够获得保释，这样他们就能团聚。“请您考虑一下，我尊敬的、亲爱的先生，”她写道，“我现在向您请求的事情关系您的儿子、我最爱的丈夫。”富兰克林没有做出回复。他的儿子选择了自己的阵营，也就必须活在这一选择的后果之中。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政治承诺是浓于血的。
在由《迪金森草案》所引发、更具争议的未来美国政府这个话题上，富兰克林是按比例分配代表权的坚定拥护者，因此他也是一个新国家主义者，认为应该形成的是一个独立的美国，而不是一个由各主权州组建的联盟。但是面对各个小州的联合反对，他不愿意坚持比例分配原则。正如他认为历史在独立战争中站在了美国这边一样，他也认为，时间将会证明，以州为基础的邦联制不足以应付统治的需求。如果说政治的果实必须得足够成熟以后才能被采摘，那么就得先让它成熟。如果你知道旅程将会如何结束，你在途中就能够保持耐心。
此等远见与耐心也共同决定了他对起草宾夕法尼亚宪法的反应。就像杰斐逊一样，他个人对于建构自己所在州的宪法很有兴趣。但是与杰斐逊不同的是，富兰克林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宾夕法尼亚大会（the Pennsylvania Convention）是在费城召开，而且就和大陆会议在同一栋楼里。
在8月13日和15日与宾夕法尼亚各代表的会谈中，他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投注在了宾夕法尼亚宪法中最特别、显然也是最具民主色彩的两处条款上，即坚持权利法案，以及建立由包括手工匠人和财产拥有者在内的公民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并因此让宾夕法尼亚有了美国最信奉平等的政府。但他还是会让其他人来主导整个讨论过程，而在最终稿得到批准时分享这份荣誉。他所提议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都是文字风格方面的。鉴于他的名望，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到场助阵，赋予这项事业以合法性。无论是在宾夕法尼亚大会还是在大陆会议，富兰克林都是无比珍贵的奖杯。在这个舞台上，他比华盛顿更受拥戴、更广为人知；他就是美国革命的德尔斐神谕。
这是富兰克林出于本能选择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在通过感知政治时局而提出相应的迫切要求方面是一个天才。例如在这次事件中，现实情况就要求他摆出智慧的姿态，以体现出人们相信北美独立这一事业是顺应天意的。现实情况也要求他以更高的姿态参与到讨论中去，这种高姿态通过不让他卷入有害的争论来保留并保护他的特殊地位。这使得他兼具亚当斯的亲力亲为与杰斐逊的保持距离。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物。
但是连相信着英军气数已尽的富兰克林也意识到，纽约的战斗结果将会决定美国最终的胜利会很快出现——很明显这也是众所期待的结局——还是会以最终令英国主动放弃的持久战的形式而慢慢到来。他缺乏亚当斯所拥有的源源不断的关于兵力的信息来源，并且缺乏对民兵战斗力量的质疑，但是一个活动于哈德逊河沿岸火力点的线人向他保证说，英国的入侵将会被击退：“这里的一切情况都令人欣慰，如果我们的敌人胆敢发动进攻，毫无疑问他们将自讨苦吃。”富兰克林并不相信纽约的一次失败就能扼杀美国的事业，但是他也不认为爱国者们对事态的估计有多可靠。他坚信美国将会赢得战争，但他并不确定大陆军是否能打赢纽约这一仗。“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在8月28日给霍拉肖的信里说，“传来了消息说，双方军队在长岛展开了战斗，战况不详，这使我一下子变得焦虑不安。愿上帝赐予我们成功。”结果，事实证明上帝并没有聆听他的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