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想，要是我没有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我准会快乐得多，我将扛起我的步枪，参军入伍，或者……隐居于荒村山野之中，求庇于兽皮棚屋之下。
——乔治·华盛顿1776年1月14日写给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的信
尽管在1776年的暮春之前，北美独立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宣布，但是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烈士和英雄。它的烈士就是约瑟夫·华伦（Joseph Warren），这名本土医生被视为波士顿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他正好也是亚当斯一家的医生。华伦在邦克山战役中英勇地坚守阵地，直到英军摧毁了他的据点；他在转身逃走时背部中枪，随后他的遗体被几个陷入战争狂热的英军士兵施以乱刀。第二天，一组负责清理北美伤兵的处决部队又重重地侮辱了华伦的尸体，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壮烈。
而它的英雄就是乔治·华盛顿，一支由不同民兵部队拼凑而成的队伍（现在被称作“大陆军”）的最高统帅。华盛顿身高6英尺多，体重超过200磅，以18世纪的眼光来看就是标准的彪形大汉（关于华盛顿的身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在他提供给裁缝的说明中，他说自己有6英尺高。在法印战争与他共事的军官们说他有6英尺2英寸。为他的遗体入棺而进行的测量数据则显示他有6英尺3英寸半）。亚当斯在1775年6月提名他当军事统帅，并且后来解释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部分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而弗吉尼亚对这场未来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支持相当重要；部分原因则是他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高了整整一头。
波士顿围城实在不像是一场战斗，倒更像是一场战术意义上的持久的小步舞曲。北美军队在人数上有着三倍于对方的优势，而英军最终撤离以图日后再战这一事实被北美新闻界看作是一场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的明显象征就是华盛顿。不仅哈佛大学授予了他荣誉学位，而且马萨诸塞议会（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也发表了声明，预言人们将会建起以他名字命名的纪念碑。大陆会议也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他取得的胜利。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解释了这枚奖章被用来纪念什么：“美国历史的这一篇章将会把您的头衔放在名誉殿堂中醒目的位置，以告诉子孙后人，在您的带领下，一支散漫的平民部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变成了真正的战士，［并打败了］一支由最老练的将军所率领的历经百战的军队。”
事实就是如此。“英军不可战胜”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不仅英国舰队在失败和耻辱中黯然离去，而且人们也得以发现北美军事胜利的法则。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有着坚定信念的业余士兵能够打败为酬劳而战的英国职业军人——也就是说，指挥北美军队的是这样一位自然产生的领袖，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激发麾下那批出身市民的士兵心中源源不绝的爱国热情。华盛顿明显就是那个角色，而现在他一个人就成了“这项事业”的体现。
当华盛顿带领着近万人的军队从波士顿向南奔赴纽约以抵抗英军可能发起的进攻时，他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人们纷纷向“将军阁下”敬酒，并自发地在公开场合赞颂他，这样的待遇也成为华盛顿日后人生中的家常便饭。如果说所有成功的革命都需要有英雄，并且它们最后确实也会有，那么美国革命已经找到了它的这个中流砥柱般的传奇人物。
华盛顿不仅在外形上很符合这一角色的要求，而且在心理上差不多也算得上是完美人选。他对于自己的优越如此满意，以至于他觉得对此已无须赘言（他在青年时代参加法印战争，那时的他曾经比现在更坦率健谈，但历经世事后，他学会了用气场去说明一切）。那些不自信的人仍然在侃侃而谈，他却保持着沉默，这让他成为众多拥护者最诚挚信念的寄托对象，成为一种容器般的存在，可以让众多的抱负志向神奇地聚集于一人之身。在他出现的场合，所有关于“独立代表着什么”的争论都将停止。就像人们向华盛顿敬酒时所说的，他“凝聚起了所有人的心”。
然而，在威严的外表之下，华盛顿自己对于汉考克激励人心的评判所暗含的假设（主要是他对这支业余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信心）抱有深深的疑虑。在波士顿围城期间，他曾多次表露出自己的这种疑虑。“期待毫无作战经验、缺乏纪律的新兵能够有和老兵一样的表现，”他警告说，“那就是在期待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爱国主义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它不能替代军事纪律和经验。没有人注意到的是，波士顿围城的胜利并不是通过什么重大的战斗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军还没有经历过什么考验。华盛顿也并不清楚这支军队在纽约面对全力作战的英国军队时能否同样取胜。如果他那时知道了英军打算在纽约怎样进攻他们，他的疑虑将会更重。
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在这里第一次显露出来，实际上这个矛盾从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华盛顿的观念里，它有着撒旦般的幽灵的样子）。这就是，北美爱国者宣称为之而战的那些价值观与职业军队所要求的纪律文化互不相容。共和制支持者信奉“民意赞同”这一核心原则，而军队则是不容商讨的服从精神和常规化的压迫思想的制度化体现。正是“常备军队”这一观念让大陆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各州议会深感震惊，他们认为这是对共和制原则异常严重的威胁。然而，至少像华盛顿所认识到的那样，只有采用英军模式的职业军队才能赢得战争，而只有赢得战争才能让这些共和制原则维持下去。至少从逻辑上讲，这一困境是无法解决的，它是最戏剧化的“手段-目的”之争。甚至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只要它还被华盛顿神秘的个人光辉所掩盖，它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因为他是北美走向共和制的象征，那么就定义而言，他指挥下的任何军队在特征上都是共和制的。托马斯·杰斐逊本来要宣布一些他自己认为相当重要的、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现在——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华盛顿就是那马背上不言自明的高大真理，他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让所有的争论都显得不必要。
在持续九个月的波士顿围城中，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由他领导着沿海岸穿越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抵达纽约的这支大陆军，既没有在特征上体现出大陆性，也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军队的样子。
在第一点上，他的军队中90%以上的人是新英格兰人。考虑到最初在波士顿发生的所有军事行动，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由“这项事业”召集起来的民兵部队几乎全部是来自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如果爱国主义能用温度衡量的话，那么北美殖民地中最狂热的地区就是新英格兰，在那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许多乡镇和村庄会被贬斥为叛国行为。如果你公开表明对英国国王的忠诚，那么你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人们会在市政广场往你身上浇柏油、撒羽毛，暴徒们将会拆毁并烧掉你的房屋，公众将密切关注你即将到来的死期。正是因为这样，英国内阁才将新英格兰视为叛乱的摇篮。
但是，如果军队是北美的抵抗和爱国主义最清晰有力的表达，那么新英格兰人在其中的霸权性的存在就对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政治忠诚度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华盛顿行动的思想基础是，他率领着北美人民坚定地要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但是大陆会议还没有发表过宣称要达到该目的的政治声明。尽管华盛顿在骑马穿越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新伦敦（New London）和纽黑文（New Haven）时表现得十分自信，但是人们仍然不清楚哈德逊河南面和西面的那些殖民地是否会像新英格兰人那样聚集在“这项事业”的旗帜周围。
在华盛顿身后行进的那支军队或许会被仁慈地叫作“一件有待完成的作品”。它代表着民兵部队的长久残留，这些民兵部队前一个夏天在波士顿周围出现，后来则被陆续编入了现在被人们称为“大陆军”的军事组织之中。实际上，大部分拥有自己的农场和家庭的人，以及那些自耕农，都已经回家耕种，并继续担任所在殖民地的民兵的角色。留下的士兵则代表了社会等级的最低阶层——前契约制佣人，最近来到美洲的爱尔兰移民，失业的工匠、铁匠和木匠——他们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华盛顿所说的大陆军中的“军人”只是由一群社会的边缘人和不适应者组成的杂牌部队，他们大多数人身上所穿的是猎装而非军人制服，每走十来步就有人啐吐烟叶，并且所有人都对对手心存蔑视，对于自己刚刚在波士顿让英军精锐部队蒙受耻辱这件事显得自信满满，认为他们不久在纽约也一样能够获得胜利。自由奔放、言行粗野、精力旺盛，这群人不会让你想要与之为邻。
在过去九个月里，他们曾将华盛顿逼到愤怒的边缘，他们违抗几乎所有形式的军事纪律，不分时间地点，随心所欲地放下自己的职责，并且嘲弄他们部队里的下级军官。在许多时候，他们选出这些军官，只是将他们当作自己的代表而非上级。“我常常在想，”华盛顿曾经向一个心腹随从坦白道，“要是我没有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我准会快乐得多，我将扛起我的步枪，参军入伍，或者……隐居于荒村山野之中，求庇于兽皮棚屋之下。”
有很多次，当华盛顿提议对波士顿的英国守军进行突袭时，所有军官都在军事会议上劝他相信，北美一方的军队缺乏纪律和团队凝聚力，不足以发起主动进攻。他们只是太缺乏经验了（大陆军的平均服役年限不足6个月，英国军队则是7年）。华盛顿最终——也可以说是被迫地——接受了被强加在他麾下部队之上的种种限制，并相应地调整了他的策略：“将他们部署在一道胸墙——壁垒——石墙之后……他们将会有出色的表现……但是他们不会勇敢地走向那一道壁垒——或者是让自己暴露在原野之上。”这一模式就是邦克山模式，即占据一个牢固的防御位置，然后诱使英军前来进攻，然后这些士兵会像魔鬼一样拼死战斗。这就是华盛顿在前往纽约的途中脑子里所想象的战争画面和战术层面。
而他们有着一笔能够弥补自身不足的财富，虽然无形却至关重要，这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是志愿者，他们充满热情地忠于自己为之奋斗的这项事业。在波士顿郊外，华盛顿有好几次向他们展示了这笔财富。“我们有着在许多方面都强过雇佣军的士兵，”他呼吁道，“那么当我们为生存、为自由、为财产以及为我们的国家而战时，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士气上也强过他们呢？”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大部分士兵来说毫无意义。他们认为，出于本能服从命令，以及服从军事等级制度中的从属关系，是对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的背离。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可战胜，不是因为他们是像英军一样有纪律的士兵，而是因为他们是爱国爱自由的人，是因为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信念而甘冒生命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后来被称为“76年精神”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也被叫作“军事狂热”（rage militaire）。这种虔诚而浪漫的想法认为，北美对独立的要求所具有的道德制高点是一股取之不竭、不可打败的力量——想象一下约瑟夫·华伦（Joseph Warren）在邦克山光荣倒下的情形。不管是由于太过现实而无法赞同这种态度的华盛顿，还是这支北美部队，他们在当时都不曾料想到——他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所谓的“76年精神”在那一年结束之前就已经烟消云散了，而且讽刺的是，它的消逝甚至是在大陆会议终于可以公开宣布北美独立之前。某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这场战争的诺曼·洛克威尔式时刻”结束了。双方的军事斗争不会是一次短暂冲突，并不会因北美人民爱国热情爆发取得的一次胜利而结束，而北美人民的爱国热情也让英国相信，这场游戏到最后将得不偿失。这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忍耐下去的能力，而并非“这项事业”的纯粹程度。要应对这样一场战争，华盛顿也很清楚，刚成立不久的大陆会议很不幸还有些力不从心，也的确无法与他们纪律良好的英国对手相抗衡。
因为如果一旦看透了那些粉饰性的爱国言辞，以及对于业余身份浪漫的光荣化，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事实不过是：所谓的大陆军从出现到现在还没有一年时间。而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军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如今它的规定和程序都是现成的。而大陆军却需要从头开始，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供应食物的集中制军需系统，建立输送战备和衣物的军需部门，并制定卫生和医疗，乃至某些细节事务（如战地厕所和垃圾处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这还不是全部。军官的待遇问题，军事法庭的程序，以及行军与训练的统一规范，都需要得到制定并使其标准化。而且因为大部分士兵的服役时间只有短短一年，这样一来大陆军将会变成一扇永久的推转门，一直会有士兵到来或是离开，以至于他们刚刚对军队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就被没有经验的新兵取代了。华盛顿持续地对他大陆会议里的上级们进行施压，想让他们同意从各个州征集一定数量的义务兵，并鼓励那些愿意服役3年（或者最好是“整个战争期间”都愿意服役）的人入伍。但是大陆会议的反应却是令人咋舌的沉默，因为华盛顿所要求建立的听起来像是一支永久的常备军，而这正好是北美人民要反对的典型事物。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联盟仍然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这意味着，因为受制于对当地，或者至多是对所在州的忠诚，人们在政治上都更赞成到各州军队中服役，而大多数州的待遇也更高，这使得参加大陆军成为万不得已的选择。
重新组建军官队伍，尤其是高层队伍，也遇到了一系列难题。在英国军队中，高级军官都凭特权和功绩当选。拥有特权需要生于贵族家庭，而取得功绩则需要有在战场上20年带兵作战的经验。由于北美没有拥有头衔的贵族这一类的阶层，而唯一能够让士兵得到经验的军事事件就是法印战争，军官候选人的范围相当小，尽管已经包括了华盛顿和其他的一些人，比如查尔斯·李（Charles Lee）——大陆军中最有经验也最有个性的将军。李有许多古怪之处，包括有一群总是陪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狗，以及“沸水”（Boiling Water）这个绰号［这是莫霍克部落（the Mohawk tribe）给他取的，因为他总是反复无常，难以琢磨］。
华盛顿和李都是奇怪的人物，他们各自奇怪的方式最终将导致冲突。羽翼渐丰的大陆军所面临的领导问题，更为典型也更为形象地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在漫长的战争进程中，有两个人最后都成了华盛顿慧眼识才的成功范例。
其中一位是纳瑟内尔·格林，一名来自罗得岛的贵格会信徒，他因为支持战争被驱逐出了公谊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在1775年，格林还只是罗得岛一支叫作“肯特卫队”（the Kentish Guards）的民兵部队的一名大兵。一年以后，他已经是一名准将，由于出众的才智和对北美的忠诚，他被一级一级地从波士顿之外选拔出来。
另外一位是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他体重足足有300磅，算得上大陆军中最胖的人之一，他唯一的战争经验是通过书籍获得的，他曾在波士顿的自营书店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诺克斯曾经在冰天雪地里用40架雪橇运输在泰孔德罗加（Ticonderoga）缴获的英军大炮，这是一桩从逻辑上说几乎不可能的功劳，它为多切斯特高地的战场及时地提供了火力支援，这对最后迫使英军从波士顿撤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华盛顿为诺克斯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于是委任他去带领大陆军的炮兵团。
格林和诺克斯被任命为高级军官的例子常常被人们说起，它们体现了华盛顿识别个人潜力的非凡眼光。毋庸置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两人在后来七年里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当时，也就是1776年的春天，格林和诺克斯却代表了大陆军在军事领导水平上前所未有地缺乏经验。从任何欧洲的角度看，或者就是从英国军队军官阶层的角度看，这群人也是荒谬得难以想象的。的确，北美作为一片机遇的沃土已声名远播，在这里，出身背景远比不上展现的能力重要。但是格林和诺克斯两人谁也未曾听见过饱含愤怒的枪声，两人的任命体现了华盛顿的绝望程度，也体现了大陆军缺乏经验的程度。没有人想去挑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在纽约的战斗给了他们一个接受入职培训的机会。
最后，作为防守堡垒的纽约自身也存在问题。毫无疑问，纽约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亚当斯告诉华盛顿的那样，它是“连接北部殖民地和南部殖民地的枢纽……是通向整片大陆的门户所在，因为通过它可以到达加拿大，可以到达五大湖地区，也可以到达印第安民族的居住地”。查尔斯·李高瞻远瞩，派出探子往南前去该地区进行了侦察，随后肯定了亚当斯的评估，并无不赞同地认为，“对我们来说，敌军占领纽约似乎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严重得我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是李却进一步总结道，纽约是难以防守的。“我们能拿这座城市做什么，我自己都很疑惑。”李曾经写道：“它被适合通航的深水区域所环抱，任何人只要能够控制海洋就能控制这座城市。”
至于谁控制着海洋，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其他军队曾像英国皇家海军那样控制过海洋。人们只需看一眼地图就会相信，纽约市是由三个岛屿——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长岛（Long Island）和曼哈顿（Manhattan）——组成，所有岛屿的沿岸都适合经由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哈德逊河以及伊斯特河（East rivers）发起多点水陆两栖登陆。当时还没有所谓大陆海军（Continental navy）存在，只有一支规模很小的、由私人船只组成的舰队，而且这支舰队的实力仅限于在新英格兰海岸附近骚扰一下过往的英国船只。全面的海上优势让英国拥有了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的火炮台，以及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随心所欲转移部队的战略机动性。此外，我们还没有提到的是，纽约在北美殖民地中是亲英派（loyalists）所占比例最高的地区。
就这样，随着通往纽约的道路两边春花盛开、野草变绿，美国革命的蜜月阶段也走到了尽头。获胜的叛乱将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在华盛顿和他的部队途经的那些市镇和村庄，频频的敬酒辞令与光荣的、不可战胜的“这项事业”的赞歌所展示的爱国主义和弦相互应和着。越是超然洒脱的预期就越会使人们产生不祥的感觉。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歌曲，唱的是一支由边缘的、不适应社会的人组成的蹩脚军队，领导他们的是一群自信过头的业余人士，他们正匆匆赶去保卫一座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城市，但事实上它是难以防守的。
临时拼凑的北美军队一路艰辛向南挺进，大陆会议等待着公众就独立问题达成一致，而英国的战争机器却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加紧备战。此时英国爆发出近乎奇迹的后勤备战能量，他们组建起了一支拥有427艘船只的舰队，船上配有1200门大炮，能够将32000名士兵和10000名水手送往大西洋对岸。这是有史以来欧洲强国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水陆联合军事行动，而且他们还有一支主攻部队，其人数超过了费城这个北美最大城市的总人口。英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没有什么比保留它的北美殖民地更为重要，随后白厅（Whitehall）的政府高层也下定决心，要显露大英帝国强硬的一面。
与这次后勤备战关系最直接的是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他被任命为负责北美殖民地事务的部长。这一任命意味着，英国内阁已决意采取侵略政策，企图以一次沉重的打击来粉碎北美的叛乱。邦克山战场血流成河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伦敦以后，杰曼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推迟这样一场战争是缺乏常识的行为，”乔治勋爵写道，很明显是无意识地在回应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我应该致力于让英国使出全力，让它仅靠一次行动就终结叛乱。”庞大的无敌舰队在英国好几个港口内集结——这几乎占了整个英国舰队的一半——加上最终靠巨额酬金从德意志各公国招募来的18000名雇佣兵，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杰曼的决心，他企图全力施展英国的军事实力，以确保决定性的结果。
随着北美最终取得胜利，杰曼所有的历史功绩都被降临在他头上的攻击诽谤所抹杀，人们形容他“也许是在关键时刻手握重权却又最无能的官员”。这一站在事后立场做出的描述相当贴切，因为失去整个北美帝国毫无疑问是英国的统治历史中最大的失误，并且又恰恰是杰曼而非其他人推动形成了英国那些注定不得善果的政策。一旦人们确立了这种阐释视角，杰曼那争强好斗的倾向就将无可避免地沦为过激行为。因为人们对他在1759年的明登战役（the Battle of Minden）中的懦弱和无能的批评使他的军界威名蒙羞，所以，他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都试图凭借赤裸裸的侵略性政策来进行补救。
但是，后世对此的见解都倾向于模糊（而非澄清）我们对于一个高度戏剧化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的认识。因为杰曼凭借直觉意识到了北美叛乱带来的威胁的严重和深刻，因此他将几位英军退休将军目中无人的自信贬斥为无耻的愚昧。一位将军曾宣称，只要5000名士兵，他就能横扫北美殖民地，并在一个月内镇压叛乱。杰曼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其军事效力远非传统标准所能衡量。他担心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天时和地利都站在了叛乱者一方。北美幅员辽阔的疆土，以及这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他们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潜在能量，都将逐渐消磨掉英军的坚定意志，除非这场叛乱在这些更强大的力量被激发出来之前就被镇压。
更重要的是，杰曼的军事策略反映了他对政治紧迫形势的敏锐感知能力。根据约翰·亚当斯所举出的理由，纽约是更易遭受攻击的目标。但如果一旦将它征服占领，并作为英国陆军和海军的军事行动基地，杰曼计划着可以指挥部队沿哈德逊河狭长地带北上行军，与从加拿大南下的英国军队汇合，并借此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联系。一旦会师成功，这两支部队将一路进发，向西横扫新英格兰，直捣波士顿，在行进过程中摧毁北美叛乱的摇篮，而同时英国海军则将对沿海市镇进行大肆破坏。
即使现在回过头看，这也是极其老谋深算的战略，如果在战争早期得到实施，它也许能取得成功。这表明，杰曼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任何针对北美的军事行动都将面临的巨大危险：无论英国军队是多么庞大，多么有经验，在广阔的北美大地上四处奔袭以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叛乱的战略中心的过程中，它将渐渐耗尽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最后的确发生了的事情）。杰曼的计划避免了那种不堪设想的结局，他的策略是对某个固定目标集中施展英国的军事优势，而这个目标就是孤立的新英格兰，他认为这是北美叛乱的源头和灵魂所在。
最后，杰曼选中了豪氏兄弟统领英国的海上和陆上力量。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由于天生的严肃外表而得到“黑迪克”（Black Dick）的绰号，他时年49岁，正处于权力生涯的巅峰，是这支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里最有实力的人物。像他的弟弟威廉一样，理查德勋爵与王室家族有着血缘上的关系，尽管是以一种很尴尬的形式：他们的祖母是乔治一世（George Ⅰ）最宠爱的情妇。他们俩都上过伊顿公学（Eton College），这是英国贵族中那些最有权势的成员所热衷的上升途径；他们也都在议会中获得了稳固地位。作为优秀的辉格党人，他们最开始倾向于用外交手段解决与北美的争端，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他们与马萨诸塞的市民互有好感。他们曾募集了250英镑资金，用以建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两人的长兄乔治·奥古斯塔斯·豪，他于1758年在泰孔德罗加战死。然而到1776年，两人都断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只需给予北美一次致命打击，这样的打击将使他们的北美表亲们清醒过来。他们两人都热衷于寻找机会以发动这样的打击行动，但是他们更热衷于寻找机会进行和谈，以迅速地结束这起错误而不幸的争端。
威廉·豪将军更为年轻，却更为高大，他时年45岁，身高接近6英尺，并且有着更傲人的战绩。由于事实证明他在纽约争夺战中的决策影响非常深远，他的职业生涯的辉煌理应得到更长久的延续。
与华盛顿十分相似的是，豪的基础军事教育也是在法印战争中学到的。而与华盛顿相似的另一点是，他曾数次从战地的腥风血雨中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豪曾在魁北克的亚伯拉罕平原（the Plains of Abraham）上领导发起过名为“孤独的希望”（forelorn hope）的突袭行动（也就是自杀性任务）。那次突袭被认为是这场战争的高潮战役中的决定性行动。在他职业生涯的中期，他因擅长指挥以移动迅速而著称的轻步兵作战而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他在哈瓦那战役（the Battle of Havana）中集中发挥了自己的机动性战术，此后他被公认为英军中最杰出的步兵团指挥官。
豪在邦克山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巩固了他因个人英勇而成就的名声，但是也给他的军事思想增添了一抹宿命论的色彩。他带领士兵发起第一波进攻，身后跟着他的随行人员，以及一个用银盘托着葡萄酒的仆人。很明显豪没有怎么深刻地领教过北美民兵们的战斗能力，他以为这次突袭不过是一场华尔兹。但是他所有的随行人员，包括那位仆人，都被那场战役夺去了生命，被消灭掉的还有一万多名士兵，几乎占了突袭部队人数的一半。豪从未完全从这次经历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他从内心深处对北美军队的战斗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对于冲击对方阵地的正面突袭战术有了近乎偏执的反感。
在邦克山战役之后，某种东西突然在豪的内心失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贵族做派变得更加铺张奢靡。隐居在波士顿期间，他将更多的时间消耗在牌桌上，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他毫无顾忌地与伊丽莎白·洛林（Elizabeth Loring）开始了一段众人皆知的不光彩关系。这位24岁的金发美女是一名波士顿亲英派人士的妻子，这位亲英派默许了他们之间的来往，并一心认为豪将回报自己的宽容。洛林夫妇与豪一起撤退到了哈利法克斯，在那里，洛林夫人继续扮演着豪这位马克·安东尼的克里奥帕特拉。正在白天沉迷于牌局、夜间享受着洛林夫人的陪伴的时候，豪接到了任命他为英国国王北美地面部队指挥官的通知，还有杰曼让他准备好挥军迎战纽约的命令。
豪给杰曼的回复传递出他对于新任务的厌倦与掺杂谨慎的态度。“现今的情形可谓山雨欲来，”他曾对杰曼倾诉道，“与北美大陆方面没有丝毫和谈的可能，除非他们的军队疏于管理，我承认我很担心这样的事情是注定要发生了。”实际上，豪的想法与杰曼的战略分析相一致，他们都认为应该实施一次致命打击，任何和谈的尝试，都只能等到他们实施军事行动、以压倒性的力量震慑叛乱者，并让他们意识到所进行的行为徒劳无益之后。
按照杰曼所提议的英军规模，要实施这样的致命打击绰绰有余，豪对此深信不疑，而他担心的是北美方面会试图凭借坚守纽约拒绝与他们合作。“他们知道他们由于掌控着整个国家（它的确也是）而占据优势，”豪预言道，“他们不会坐等被拖入困境，让英军有机会能够与他们平起平坐。”反叛的军队很可能会向内陆撤退，远离沿海地区，因为在这些地方英国海军能够给他们的陆军以极大的战术和后勤优势。“他们的军队从航运河段向内陆撤回了数英里，”豪总结道，“我们的军队却不能跟着他们，因为我估计到时可能会被陆地包围，陷入困境。”豪已经预见到了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和查尔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两位将军在没有英国舰队保护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内陆时将会遭遇的问题。但是他的主要观点是，他很怀疑北美方面是否真的愚蠢到会跟人数和战斗力都更胜一筹的英军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交锋。他们最终选定的交战地点是纽约，他满心期待着，他们会遗弃它，并且很可能会将它烧成废墟。
实际上大陆军还没有全面的战略方案来指挥战事。在波士顿围城期间，华盛顿手下的几位高级军官，主要是查尔斯·李和霍拉肖·盖茨（Horatio Gates）——碰巧的是，两人都是来自英军的老兵——就是否沿着豪所预见的路线采取防御性的战略方案进行了激烈讨论。盖茨甚至提议，带领军队向阿勒格尼山以西行进，诱使英军前来追击，而李似乎更倾向于“营地战”（war of posts），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打法可以使大陆军避免全体被拖入战事。在某些时候，李还提议过将军队分成数个规模更小的团体，然后发起半游击战式的军事行动，以骚扰英军，让他们疲于奔命。
但这些都只是在波士顿城外进行的军事会议中的几次谈话而已。要制定一个能够指挥战事的全局战略，就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它的各种权力有着明确的分配，它所委任的决策者心中时刻思虑着如何协调重要的民政与军事事务。大陆会议和大陆军都还只是临时建立起来的组织，正一步一步地尽其所能处理帝国的这场危机。的确，在那个时候，战略方案的问题一直被推迟，直到至关重要的独立问题得以解决。像杰曼勋爵这样有决断力的人物在北美的环境中是无法想象的，政治基础体系或是职权体系在此时尚未被设计出来，直到人们做出了独立的决定，他们也不清楚是否需要任何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华盛顿4月13日到达纽约的时候，关于是否应该保卫纽约的问题甚至都没有人提起过。“敌方的意图太过于隐蔽，我们无法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产生任何准确的认识，”华盛顿曾向汉考克吐露过这样的想法，并补充道，“我们则被留在一片猜测的荒野里游荡。”然而，这些游荡的经历却让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他们的宏大计划（Grand Plan）的实施过程中，对任何地方的占领——从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看——都不会有他们自己对哈德逊河的占领那么重要。”
因为北美方面还没有这样一个“宏大计划”来引导他们决策，华盛顿的话是在很含蓄地承认，北美的战略方案将会由英国的战略方案决定。实际上，这意味着，不论豪（或者杰曼）是否选择进攻，华盛顿都感到有责任实施防御。双方似乎都认为，纽约很明显会成为进攻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在4月中旬会将自己的新司令部设在曼哈顿。李通过事先对该地所进行的侦察得出结论，认为纽约是难以防守的，而这一事实至少已经暂时地从战略的方程式中被剔除了。
随着华盛顿亲自前往对相同区域进行了调查，这一事实又回到了战略的方程式中。该地现在布满了许多碉堡、前哨站、战壕和路障，所有这些都是由广大日间劳工、士兵和黑人奴隶按照李的一项工程计划建成的，该计划旨在将一个防守薄弱的群岛打造成一处类似于武装阵地的地方。李最初的目标是在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的入口地带对英国海军的机动性形成限制，然后在曼哈顿岛建设一系列的防御工事，以使北美军队能够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然后再退守到下一道防线。与其说这是北美胜利的秘诀，倒不如说它是在试图制造一系列的邦克山战役，在这样的战役中，英军可能取得的胜利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得到的。
随着令人沮丧的剧情在华盛顿的头脑里逐渐展开，他认为，挽回自己日渐丧失的信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曼哈顿和长岛加倍修建碉堡和战壕。他找来他手下的一名准将，也就是在纽约土生土长的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将军，让他督促着整整两个团的士兵每天持续不停地挖掘、修筑达10个小时（亚历山大宣称自己是苏格兰皇室的后裔，尽管上议院否认他的说法，他仍然坚持要人们称他为斯特林勋爵，而每个人，包括华盛顿，都很奇怪地顺从了这一要求）。随着长岛作为入侵路径的可能性加大，华盛顿日益忧虑，他将防御工事的建设分派给了纳瑟内尔·格林。与往常一样，此人开始将布鲁克林高地打造成一个由彼此相连的碉堡、前哨战和壕沟组成的蜂巢，一种搭建在类固醇结构上的邦克山。
但是随着天气渐暖，纽约完全无法与波士顿相比这一事实变得无比清晰。“这座城市内外的防御堡垒异乎寻常地坚固，并且每天都在加强，”格林在写给兄弟的信里如是说道，“但是那些没有一丁点防御设施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比这里更加易于防守……这都是因为人民的不同倾向。这里的托利党（Tory）和你周围的辉格党一样人数众多。”
的确，曾经有报告说，大部分长岛的农民都是亲英派，或者至少是英国的同情者，一旦到了开火交战的地步，他们将会组织起军事队伍，加入英军作战。该殖民地的长官，纽约市的市长，以及大部分最富有的居民，都是忠于英国国王的，这也使得英国方面的一个说法具有了相当的可信度：任何对纽约的侵犯和占领，与其说是充满敌意的行动，倒不如说是备受欢迎的解放行为。所以，尽管水域环绕的地理特征使得纽约在战略上不易防守，而且如果北美想要在大西洋沿岸采取坚守措施，也许这是最不理想的地点，但是更多的是由于该市及其周围乡村的政治体系，它成了北美方面要守卫的所有殖民地中最具敌意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居民并不希望被守卫。
随着这些令人沮丧的预测逐渐变为现实，华盛顿又试图从所有这些新建的碉堡和大炮炮台中寻求安慰——防御工事抵御着他自己日渐增长的疑惑，同样也抵御着日渐逼近的怪物般庞大的英国军队。他也颁布了几乎与所有日常事务相关的法令，以此来给人留下印象，让人觉得大陆军在该市是备受欢迎的贵客，其行为举止也必须符合文明礼仪的最高标准。“将军认为，”这位将军有一道典型的命令这样说道，“如果他再也听不见民众的抱怨，无论是关于职权滥用，还是关于待遇不公，或者任何此类的怨言，那么他就是在吹捧自己；但是如果各个级别、各个派系的每位军官、每位士兵都能以有序、优雅、习以为常的风度处事，那么他们将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正如为光荣的自由事业而奋斗的人应该感到的那样）。”
毫无爱国意味可言、平庸的现实情况却是，军队与该市居民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而且常常充满了暴力和谩骂，感觉简直就是占领军不受欢迎的情形。这颗毒疮因为北美最大妓院的存在而变得毒性愈烈。这所邻近的妓院很讽刺地被命名为“圣地”（the Holy Ground），它的妓女们是名副其实的一支队伍。她们热切渴望着那些没有家庭或是前途的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前来分享她们的魅力和性病。大部分妓女都是坚定的亲英派。当两名士兵被谋杀、阉割并塞进桶里之后，他们所在的团于第二天实施了报复行动，他们拆毁了两所声名狼藉的房子，那里是几名杀人嫌疑犯进行交易的地点。华盛顿谴责了这个团的行为，认为那是对规章制度的公然违背，但他忽略了这个问题的真正起因。
最后，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大陆会议命令华盛顿抽调出他手下的6个军团，前往支援占领魁北克这一缺乏考虑的行动。这项行动部分是来自华盛顿以前曾经赞成过的一项行动提议，它旨在防止英军安全上垒的行为，也就是防止他们挑唆印第安六族联盟（The Six Nations），这个北美土著人的联盟已经有了与英军结成盟友的倾向。华盛顿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同意了，并且告诉汉考克，纽约已经成为“北美巨大的火药桶”（the Grand Magazine of America），按照这种情形，将没什么人留下来抵御即将来临的英军入侵。
大陆会议的确切决议以保证的形式到来，它保证纽约、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新泽西的民兵都已经全副武装，做好了准备。只要英国的舰队一出现，他们就立即出发，将会有15000人左右的部队加入华盛顿领导的纽约守军。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好消息，反映出北美的民兵准备好了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而从一个更为专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却有着一种几近喜剧的特点，因为这些民兵没有被分配到曼哈顿或是长岛地区的任何责任范围内，也没有被编入大陆军的团队中，估计也没有人会指望他们的撑场行为能造成什么影响。
到5月下旬，华盛顿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他所处的位置在战略上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他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来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我们预计这场灾难会给纽约带来一个血腥的夏天，”他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写道，“因为我预计这里将是敌军全力谋划准备攻击的目标；我要很抱歉地说，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武器装备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但是由于某些不曾被提起的原因——所有在这些防御堡垒上付出的心血，“战胜过豪并且可以再次战胜”这种想法，以及大陆会议里他的同僚们对于“纽约不能丢”的一致认同——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去做豪曾经推测他可能去做的事情，也就是放弃纽约，撤回更易防守的内陆地区。因为种种可知的征兆都预示着不祥，他就在“这项事业”本身不可知的潜能中找到了最后的庇护：“如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我一向满怀信徒般的虔诚相信它是的，那么历次降临在我们面前的上帝，将会继续向我们伸出援手。”他这是在指望着发生奇迹。
重新思考正在纽约进行的事情的机会出现在5月末6月初，当时华盛顿被召去费城，和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就北美的整体战略进行商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一届会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纽约战情的严重性再也没能得到它应得到的双方的重视。华盛顿带上了他的妻子玛莎，这样的话她也许得接种疫苗。由于这项操作本身具有风险性，因此华盛顿不得不分心来关照她的康复。关于在魁北克的北美军队遭受了大溃败的消息也在此时传来，给正在进行的商讨投下了一道阴影。因为这是北美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完败，也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有人为它辩解说——也并非毫无根据——是因为北美军队饱受天花的侵袭。一个北美土著部落首领（他们正被当作潜在盟友培养）的代表团更加深了人们的困惑：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保证他们在谈判时能够有足够数量的酒，他们才会出席。
但是最引人注意的事情以一纸决议的形式出现了，这项由弗吉尼亚议会于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正好在华盛顿及其随从到达之前就已经传到了费城。因为某些明显的原因，它很快就成了大陆会议的主要议题，因为它提议，“所有联合起来的殖民地都是，而且凭借权利也应该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州/国家（States）”。事实上，当大陆会议最终需要面对被长久搁置的关于北美独立的讨论时，关于军事战略的峰会与风云突变的重要政治时刻汇聚到了一起。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在6月7日提交了这份决议，大陆会议立即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让他们起草一份文件，以落实李提交的决议。至关重要的军事决定和政治决定同时得以达成。
华盛顿详细记录了他前往费城途中以及在城中停留的所有开销，但是没有记下任何关于纽约守卫的重要商讨。他部分注意力被即将来临的关于独立的投票所分散，他不知道独立决议是否会得到通过，因为像约翰·迪金森这样的温和派代表还举棋不定，不愿意去面对这件无法回避的事情。“大陆会议的成员们，简单地说，就是所有各个地方的代表，”他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还准备借助和谈这种小把戏来生存下去。”最近伦敦传来消息，英国内阁将会派遣和谈代表前来商讨此次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一消息让华盛顿大为震动，他觉得这显然是障眼法，是用来给大陆会议中的温和派们徒增希望的，这种策略他只能斥之为无耻的操控。
尽管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商讨内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接下来几周的新闻通讯，以及大陆会议随后所做的报告，都清楚地表明，这个委员会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它建立了新的战争与军需委员会（Board of War and Ordnance），以配合所有的军事战略，并任命约翰·亚当斯为委员会主席，这使他成为事实上的战争部长（secretary of war）。亚当斯不大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新职位，这让人想起华盛顿差不多正好一年前说过的话，他当时说他不适合这份工作。“我承认，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件令人尴尬的事，”他曾对格林坦白道。“我担心的是，长此以往它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不幸，我出于人们的信任而得以行使这项职权，但我却感觉自己并不称职，我所受的教育以及过去的人生经历也不会对我行使这项职权有任何帮助。”他开始请波士顿的朋友去哈佛图书馆帮他寻找关于“如何治理军队”的书籍。一队业余的士兵和军官现在轮到一个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平民来指导。
第二，关于纽约的守卫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关注的重点在于华盛顿阻击即将来临的入侵所需要的额外援助，而根本不在于纽约是否应该得到守卫。而后一点是最关键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是最为根本的战略议题，但是它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根本未被提起。尽管要去解释从未发生的事情从理智上来说很没道理，但是在这起事件里这样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战争的恐怖即将降临于华盛顿以及他未经磨炼的部队的头上，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来源于这个根本的战略错误。
时代背景帮助我们解释了本来令人困惑的难以解释的东西。它有助于让人想起英军撤离波士顿以后人们对华盛顿及他的部队铺天盖地的赞美之声。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尽管并没有真正发生战争，英军的撤离仍然被视为大陆军的重要胜利。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大陆会议的代表，包括亚当斯，都对华盛顿手下那堆新兵的战斗能力有过度夸大的认识，并且由于错误的信息和毫无现实依据的估计，他们将这些民兵当成了一支可以依靠的战斗力量。格林曾经试图（尽管是友善且巧妙地）在这一点上纠正亚当斯的错误认识。“您认为目前这支有民兵协助的军队足以对付大英帝国的军队了，”他警告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在我们对自己力量的计算中，绝对有必要留有余地……否则您将会受到严重的蒙蔽。”实际上，亚当斯很确信的是，华盛顿曾在波士顿对阵豪的军队时赢得过漂亮的一仗，他将在纽约再次取得这样的胜利。
华盛顿本人对此更为清楚，但是他发现几乎不可能让他的政府上级明白，他们随意给出的那些溢美之词其实已经言过其实，而人们对于他和他的部队的信心也同样过头了。他似乎想从“这项事业”的准精神力量和关于在长岛和曼哈顿重演邦克山血腥杀戮的可能性中找到慰藉。“如果我们的军队表现出色，”他曾对汉考克坦白道，“在（豪的部队）能够夺取我们的任何成果之前（如果他们有能力来夺取），他们将不得不经受血腥的杀戮……愿我们事业的神圣能够以英雄主义的豪情激发我们的士气，并带领他们去实现最高贵的功绩。”
此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豪的部队很可能将会在北美的独立问题得到决定的时候到来。但是如果这一政治高潮在历经数年争论之后果真发生了，而代表着这项光荣事业的军队从纽约撤离，凭借康涅狄格的山地固守，任由豪不费一兵一卒占领纽约，历史又会变成什么样？不断高涨的要求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使人们对军事守卫纽约的信心进一步膨胀。到独立最终将被宣布的时刻，北美人民有充分的政治理由要求避免在军事上显得软弱而不堪一击。
当然，有人也许会问，如果在人们大肆欢庆北美独立的时候，从纽约传来了大陆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在这个狂热的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似乎也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也没有人提过。
在费城期间，华盛顿得到了派兵增援的承诺。这些主要从新泽西、特拉华和马里兰新抽调的民兵将增强他的军力，让他的部队增加到25000多人。这些人有一半以上都是民兵。他还受命集中逮捕长岛的亲英派，终结他们“正式宣布独立以前不会被抓”的幻想。他还被委派按照需要尽可能多地建造燃烧筏（fire rafts）、连环船队（row gallies）、火力船（armed boats）和漂浮障碍，这是阻挡英国海军进入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的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在华盛顿返回纽约的那天，他的随从告诉他，许多新来的民兵没有步枪。第二天，总部发布命令，让所有这些缺枪的人都备好长矛。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