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认为他跋涉500英里回到昆西市，意味着他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再正确不过了。到家的时候，他注意到谷仓旁边的空地已经长满了野草，这让他随口说了一句轻率的话：他“成功地用……荣誉和美德换来了肥料”。他返回家里的那天，下了一场暴风雨，他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预兆，预示麻烦将紧跟着步入他的退休生活——这种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以自然元素的发酵来替代道德、智识和政治世界的革命。”作为一个曾经推动那些政治革命的人，他曾宣称自己在暴风雨中也会从容不迫。然而现在，在他六十六岁高龄的时候，渴望一点安宁难道有什么不自然吗？“现在已经远离了所有的阴谋，而且已经摆脱了搅动这个世界的所有或大或小的激情，”他解释道，“我希望我能够享受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宁静。”
追随亚当斯的麻烦并不是那场似乎伴他而来的暴风雨，而是那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始终与他如影随形的东西。阿比盖尔在1801年7月发现，他在田间与其他雇佣工人一起工作，一边挥动镰刀，一边念念有词，咒骂着他的政治对手。从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私人信件中，我们了解到汉密尔顿是其敌人名单上的第一名。他说汉密尔顿是“一个苏格兰小贩乳臭未干的私生子”，“像波拿巴一样有野心，却没有波拿巴勇敢，而且要不是我，他肯定将让美国卷入一场与法兰西的战争以及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战之中”。
名单下面离汉密尔顿不远的就是他以前的朋友兼总统职位继任者杰斐逊了。尽管他对杰斐逊的憎恨要少很多，然而他所受的伤害可要多很多。他们曾经一起完成了那么多成就。1776年一起与时局抗争，1780年代在欧洲代表美国，华盛顿掌权期间超越了政治上的不同见解。然而，在他自己担任总统期间，亚当斯相信杰斐逊出卖了他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然而，杰斐逊是以如此间接、如此狡猾的方式完成这一切的，就好像一个入室抢劫者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一样。杰斐逊是“一个如影子一般的人”，亚当斯现在这样认为，这个人的性格“就像大河一样，深不见底、无声无息”。当评论其他政敌时，亚当斯表现得相当有“文采”。例如，托马斯·潘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森林之神……是一只介于猪和狗之间、野猪骑在母狼身上而最终生产出来的杂种”。然而，谈到杰斐逊的时候，这种“有声有色”的诨名以及不相关的形象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当一个人的核心品格难以捉摸时，就很难具体地谈论这个人了。
亚当斯本人对杰斐逊的复杂情感最终通过阿比盖尔表露出来。这是一段心酸痛苦的经历。1804年，杰斐逊的次女玛丽亚·杰斐逊·埃普斯在分娩期间死于并发症。阿比盖尔决定写一封慰问信，并解释说：“各种原因让我一直没有执笔写信，然而现在我心灵上的强烈情感冲破了种种羁绊。”她在信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照顾刚刚到达伦敦的九岁玛丽亚的情景。阿比盖尔向杰斐逊坦言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以为这一生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再激起我们相互之间的同情了。”然而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超越了她理性上的克制。她希望杰斐逊知道，此时她的心与他在一起。
杰斐逊在理解一封信的语气语调上通常都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这一次，他没有注意到阿比盖尔写下的明显的警示，认为她的来信是一种恢复友谊的邀请。他抓住机会回忆了一下他和亚当斯长久的政治合作历程。“友好之情陪伴我们度过了许多漫长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写道，“我们从政治经历和反思中得出的不同结论，从来没有影响过我们相互之间的敬意。”尽管他俩曾两次同台竞选总统，然而杰斐逊坚持认为“我们从来没有成为对方的障碍”。政治对立从来没有销蚀他们之间的尊重之情。
杰斐逊坦承，他只有一次认为亚当斯的决定是“针对个人的不友好行为”。这个不友好行为是，亚当斯在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星期任命了许多联邦党人来填补法官职位空缺。这些法官——被带着某种误导性说成“午夜法官”——是在总统选举之后任命的，因此就让杰斐逊没有机会来自己选择法官。（最主要的不友好行为是，任命约翰·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可以说约翰·马歇尔是亚当斯最持久的反杰斐逊遗产，这部分是因为马歇尔在法官之中享有权威，部分是因为杰斐逊和马歇尔相互鄙视。）但是这种不友好行为，正如杰斐逊所言，“为友谊留下了一些可以被原谅的东西”，因此“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衷心地原谅了这一点，又回到以前那种对他（亚当斯）的尊重上来”。
杰斐逊的信让阿比盖尔愤怒不已，尽管她保持了克制。“你高兴地谈到了一些让我必须回信的话题。”她这样开了一个带着不祥意味的头。杰斐逊认为自己是受害方，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因此可以原谅她丈夫。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既然杰斐逊谈到了政治背叛问题，那就请杰斐逊先生“原谅我在这里自由讨论……这种讨论打碎了之前让我感觉尴尬的枷锁”。郁积已久的愤怒喷涌而出：“现在，先生，我完全坦白地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切断了以前的友谊纽带，而且我要让你看到，我现在对你的看法已经与我曾经的看法非常不同了。”
在对亚当斯离任之前任命法官的做法进行了猛烈辩护之后，阿比盖尔直接攻击了杰斐逊的品格。她宣称，在亚当斯的整个总统任期内，杰斐逊一直利用自己的副总统职位，来破坏杰斐逊被选民选来辅佐的那个人的政策。这已经坏透了。然而，最严重的冒犯行为发生在1800年选举期间。杰斐逊在那次痛苦而激烈的竞选中，犯下了“最黑暗的诽谤罪，并说了最严重的谎言”。表面上看似冷淡、超然的杰斐逊，暗中却雇用了诸如詹姆斯·卡伦德这样的造谣中伤专家，对亚当斯进行最为蛮横无耻的诽谤：亚当斯精神失常，亚当斯试图加冕称王，亚当斯计划让约翰·昆西·亚当斯接替自己的总统职位。“这些，先生，我认为是对个人的伤害，”阿比盖尔说道，“是砍掉戈耳迪之结的那把利剑。”臭名昭著的卡伦德后来转而攻击杰斐逊，并指控他与他的家务奴隶萨利·海明斯有性关系，这是极富讽刺意味的，而且也是完全罪有应得的。“你所珍爱的毒蛇，”她心满意足地说道，“最终反过头来咬了养育它的那只手。”因此，若有什么需要原谅的话，这种原谅应当都是由亚当斯所赐。同时，杰斐逊应当搜寻一下自己的灵魂。她最后用文字掴了杰斐逊一个耳光：“朋友之伤，源于忠诚。”
在杰斐逊众多的通信之中，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没错，他有自己的诽谤者，然而联邦党人通常是在公共媒体上攻击他，他可以而且确实将这种攻击当作党派主义的舆论宣传，并对它们嗤之以鼻。然而，阿比盖尔的指控却是私下的、个人的，是来自他所尊重的亲密朋友的。而且，这些指控完全超出了政治上的党派主义，关涉荣誉和信任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明确指出共和党和联邦党双方都在1800年选举中说谎并歪曲事实，他遭受的“诽谤与谎言”和亚当斯所遭受的是等同的。（这完全是真实的。）接着，他认为“了解我们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相信我们曾经卷入那种肮脏的事情”。实际上，在让卡伦德诽谤亚当斯一事上，他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这是谎话。）“不论那些人如何挑我的毛病，”杰斐逊恳求道，“我都已经学会了置之不理。”然而对像阿比盖尔这样的朋友而言，“我知道这些朋友的心灵充满智慧，只需要指出事实，就可以使他们的心灵恢复常态，我无法无动于衷”。
阿比盖尔对杰斐逊的辩解充耳不闻。在她看来，杰斐逊的否认正好证明了他的口是心非。他卷入幕后的政治阴谋是众所周知的。阿比盖尔最初不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如她所言：“我的心在接受那些被理性强加的信念方面，是比较迟缓的。”即使现在，她承认：“我心中还留存着对你的友爱之情，哪怕现在对你的尊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不容否认的是，为了赢得选举，杰斐逊将自己的荣誉都抵押出去了。批评他的那些联邦党人一直指控他是一个只有党派而没有原则的人。“请原谅我，先生，”阿比盖尔最后说道，“我担心你确实如此。”
我们可以合理地肯定，在这简短的连珠炮中，阿比盖尔不仅是在为自己说话，也是代表她丈夫说话。亚当斯夫妇指责杰斐逊犯下了两桩严重罪行，这两桩罪行违反了约束独立战争那一代领导层的不成文的政治荣誉法则。杰斐逊的第一桩罪行（这桩罪行在我们今天听来可能既离奇又不合时宜）是，他亲自卷入了自己的总统竞选运动，而且是只带着一个目标来开展选举活动的：赢得总统选举。这就是控诉杰斐逊是一个只有党派的人的核心之义。这种行为在19世纪中叶变成了政治生活中一种可接受的甚至为人所期望的特征，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历史环境下，让自己忠诚于某个政党是不合法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当时人们认定的拥有管理公共事务资格之人所必须具备的两个素质：美德与公正无私。华盛顿和亚当斯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直接作用。甚至连杰斐逊本人，作为打破这个传统的第一位总统，也感觉到有必要隐晦行事。接着，当遭到阿比盖尔的责难时，他马上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全盘否认。根据历史记录，杰斐逊实际上是那个年代最强烈反对政党影响力的人。他认为党派忠诚是“一个自由且道德的官员的最终堕落”，并宣称“若我必须属于什么党派才能进入天堂的话，那么我宁愿不进天堂”。
杰斐逊在政党问题上的立场与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一样，似乎包含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在两个问题上，他那种对外显得正直无比的立场——奴隶制必须被废除，政党是腐化共和主义价值的罪恶力量——都与其个人行为和政治利益相悖。而且在这两个问题上，杰斐逊都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种明显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就他积极在幕后参与1800年总统选举而言，杰斐逊真诚地相信，联邦党人的胜利就意味着“1776年精神”的消泯。任何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结局的东西都应当是合理的。他之后多次否认了自己曾直接参与总统选举活动，以至于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了。这就是为什么阿比盖尔毫不留情地拒绝他个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会触动他的神经的原因所在。他不习惯于让自己的话受到质疑，让自己的种种借口被揭穿，哪怕由他自己来质疑和揭穿都不行。
他的第二桩罪行则更加针对个人了。这桩罪行就是，他诽谤了一个被他视为长期朋友的人。他提供金钱给卡伦德，让他对亚当斯政府进行抨击，尽管他知道这些抨击都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亚当斯没有什么当国王的野心，尽管他确实信仰一种强有力的总统形象。他并不希望与法国开战，尽管他确实认为美国的中立应当优先于法美之间的联盟。亚当斯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都与华盛顿的政策偏好相一致。然而，与华盛顿不同的是，亚当斯有自己的政治弱点，杰斐逊利用了这些弱点来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即使严重歪曲事实是由麦迪逊或者共和党内某个次要人物鼓动，那也足够恶毒了。但实际上是杰斐逊本人发动诽谤和扭曲事实的，因此这就不仅是恶毒，而且是彻底的背叛了。就好像汉密尔顿躲在幕后辱骂攻击伯尔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就亚当斯的情况而言，那些诽谤完全是不实之词，这使他可鄙可恶的程度更深了。若亚当斯是一个决斗规则的信仰者（实际上他不是，杰斐逊也不是），那么对他人格的诽谤可能就是促使他寻求在决斗场上用子弹说话的最好理由了。对合众国早期的高层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因此，只要公共问题和私人问题纠缠在一起，这种关系就极易导致背叛。
杰斐逊或许认为阿比盖尔会将他们之间的通信给她丈夫看，然而亚当斯本人直到几个月之后才看到了这些信。看完，他写下了自己的评价：“整个通信过程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并持续的，今天早上在亚当斯夫人的请求下，我看了全部信件。此时此刻，我对它们没有任何评论意见。”此后八年，昆西和蒙蒂塞洛之间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这段时间杰斐逊太忙了，根本无暇为失去一个朋友而感到忧伤。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统任期，其顶点是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1803年），这让美国领土面积实际上扩大了一倍。然而，他的第二任期却是由一系列内政灾难和外交失败组成，其顶点是臭名昭著的《禁运法案》（1807年），它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重创，也没有最终避免迫在眉睫的与英格兰交战。亚当斯对杰斐逊总统的评价混合了对其政策的公正批评和对其个人品格的偏见：
杰斐逊先生有理由进行自我反思了。他将如何在自己的退休生活中排遣懊悔之情，我不知道。他必须知道，他离开时政府的情况比其上一任离开时要糟糕得多，而且这都是拜他个人的错误与疏忽所赐。然而，我希望他的望远镜和数学仪器能够给他带来幸福。但是若我对他的野心没有估计错的话……他肯定会破釜沉舟……我对他没有什么个人怨恨，尽管他让自己能够找到的每一个我的敌人都获得了荣誉与薪资。
尽管他勇敢做出了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姿态，然而事实上，亚当斯对杰斐逊逐步成为那个年代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事实耿耿于怀。根据亚当斯的记忆，杰斐逊在大陆会议上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而他，约翰·亚当斯，则发表了那么多振奋人心的演说，这些演说最终让犹疑不决的同僚们决心与英格兰决裂。但与此同时，杰斐逊就像一个害羞的中学生一样躲在黑暗角落，完全被慑服了，“以至于在整个大陆会议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一次连续说三句话”。然而，现在每年的独立日却使《独立宣言》的象征性意义在公众记忆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遮盖了更加混乱却更具历史真实性的事实，并让杰斐逊这个配角摇身一变，成了这出历史剧的主演明星。“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非常事件，”亚当斯抱怨道，“有哪一次非常事件的效果能比得上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呢？”没错，杰斐逊是一流作家，这也是他——约翰·亚当斯——最终选择杰斐逊来负责起草这份著名文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杰斐逊并不是什么有权势之人，只不过是个起草人而已；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不过是让在大陆会议以及各殖民地立法机关盛行不衰的观念以一种热情奔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亚当斯实际上领导了大陆会议的辩论，最终促使这些文字得以通过。而当代表们修改他的文字时，杰斐逊只是沉默不语、表情阴郁地坐在那里。实际上不过是“舞台穿插表演”的东西，现在却在人们的记忆中神圣化了，并且俨然成了独立战争历史剧中的决定性时刻。“杰斐逊偷了舞台效果之后逃跑了，”亚当斯悲叹道，“整个舞台的辉煌也被他窃取了。”
亚当斯不是那种默默忍受一切的人。他对杰斐逊的嫉妒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当他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时，他那悸动的虚荣心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虚荣心让他将自己那些自吹自擂的结论告诉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的心腹知己。最简单的事实是，除此之外，这位老迈的“昆西市圣人”已经别无他事可做了。杰斐逊忙于履行总统的一切职责，而且在退休期间还要完成两个主要计划——改造蒙蒂塞洛和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然而，亚当斯唯一的计划则深藏于自己的内心。他的关注点（实际上是迷恋）在于，把握自己记忆的内部结构，撰写一部亚当斯版本的美国历史，并让自己在美国的伟人祠内拥有一大片宽敞空间。
他正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谓的心理疗法：安坐在壁炉旁、被他自嘲地称为“我的王座”的椅子上，与内心的魔鬼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在努力撰写自传时，他不时地失去控制，使自传完全成了对政敌连篇累牍的猛烈攻击（毫不奇怪，汉密尔顿是主要攻击目标），而且当他意识到他写的东西不过是情感宣泄、缺乏一贯性的时候，这部自传已经结束了（严格说来是写到一半就结束了）。由于他的老朋友莫西·奥蒂斯·沃伦的三卷本《美国革命史》（1805年）没有将他作为其中的主要人物，亚当斯对她大发脾气。沃伦也以牙还牙。“我是如此难以把握你写的那些段落的意思，对你杂乱无章地提到的愤怒、未经整理的信件也是如此迷茫，”她解释道，“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下评论。”沃伦最后以一种非常严厉无情的结论结尾，说亚当斯与她的通信完全是一些散漫的言语冲动，是“我曾经见过的最为强词夺理、最为恶毒、最不切题的文字”。
亚当斯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在《波士顿爱国者报》（Boston Patriot）上发动了另一轮回忆录攻势，目的是要“让历史记录恢复本来面貌”。这马上又让他陷入一连串的情感爆发之中。“让那些蠢驴对这些东西嘶叫或者大笑不已吧，”他忤逆地宣称，“我已经准备好给我的批评者和敌人奉上足够的食物，满足他们那贪婪的胃口……我对他们的谩骂充耳不闻。”在为《波士顿爱国者报》撰写冗长的回忆文章时，他还将自己比作一只野兽，这只野兽“用自己的牙齿咬住了一根绳索的一端，滑轮转动将它慢慢往上拉，穿过爆竹和焰火风暴。它们不停地从它身边呼啸而过，发出耀眼的光亮”，然而，尽管“那令皮肤焦灼的火焰让它呻吟、悲痛、吼叫，它也绝不会放开绳索”。坦白讲，他在忙乱却徒劳无益的自我辩护中，已经让自己处于半疯狂状态了。他每一次恢复自己声誉的努力，都不过是肯定了汉密尔顿出版于1800年总统竞选期间那个臭名昭著的册子的真实性：亚当斯有着飘忽不定的本性，他往往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
1805年亚当斯与本杰明·拉什恢复通信，他实际上在信中几乎承认了汉密尔顿的结论。“我的一生中，许多时候我的内心是如此焦躁不安，”亚当斯忏悔道，“以至于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别人会从什么角度来看待我说的话、我的行为甚至我的文字……当生命终结时，我留下来的那些踪迹，我认为，肯定会让后代感到非常困惑和迷茫。”与拉什的通信持续了八年之久，这让亚当斯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魔鬼，并且在一系列通信往来中将它们驱逐。总体来看，这些通信是他所有信件中最富有文采、最轻松愉快、最具有启示力量的。拉什建议，他们不要讨论那些俗套的话题，而要交流各自做的梦。
亚当斯欣然接受了拉什的建议，并且宣布自己随时准备“以梦还梦”，与老朋友展开竞赛。拉什最初讲了他在1790年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一个疯狂的流浪汉向群众许诺，他可以“唤来雨水和阳光，并可以让风从任何一个他喜欢的角落吹来”。拉什将这个雄辩的疯子解释为一个象征性形象，代表了这个新生国家中所有宣称能够塑造公众舆论的政治领袖。亚当斯随后写信回应：“我梦见，我站在凡尔赛市旷野中心的断头台上，周围是两亿五千万集会者。”但这些集会者不是人，它们都是“皇家动物园中的居民”，包括狮子、大象、野猫、老鼠、松鼠、鲸鱼、鲨鱼等。当他开始向它们宣讲“所有生物都应当遵循自由、平等和友爱原则时”，它们却开始相互厮杀。最后，他被迫逃离现场，“背部的衣服被扯下来了，而且从头到脚都可谓体无完肤”。
与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谈话相契合的是，亚当斯和拉什的通信倾向于强调非理性者的力量。亚当斯回忆道，波士顿有一个法国理发师，他用“轻微分裂”这个短语来表示有一点疯狂的状态。“长久以来我都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以及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有一点‘分裂’……而且太阳、月亮和星星将它们那里的疯子送到这里来了。”亚当斯以他对拉什一贯的轻松态度，写了一段自嘲的笑话结束了信件：“我必须告诉你，我的妻子看了放在我桌子上的这封信后，命令我告诉你，她‘认为我的大脑也有点分裂’，我自己也几近于半癫半狂了。”
亚当斯一生中都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他内心纷扰的情感投射在“那里的存在”。与拉什诚实而亲密的通信，使这种投射得以无拘无束地展现出来。他向其他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既尖锐又引人同情——似乎是一声发自内心的痛苦呐喊：“我，可怜而无知的我，为什么偏要以不同于这个时代其他伟人的面目，站在后代面前呢？”在他与拉什每月一次的通信中，亚当斯自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亚当斯和拉什的通信也有类似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疯帽子的特点，两个人交换着自己的故事，分享各自知晓的奇闻轶事，看起来就好像是“亚当斯和拉什漫游奇境记”一样。然而，这出喜剧的背后却掩藏着极为严肃认真的洞识。
这种洞识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掘和详述，它对被人们经历的历史和被人们记忆的历史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最为著名的描写刻画。（这个核心洞见是：所有毫无裂缝的历史叙述都不过是后来建构而已，这种观念是对传统历史解释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核心。）在拉什的影响下和回应拉什梦中灵感的过程中，亚当斯认识到，那些将美国独立战争写成历史的人，优先考虑的是选择与戏剧模式完全契合的事件和英雄，从而歪曲了那些真正参与创造历史的人在彼时彼刻更混乱、更不连贯的体验。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一事就是此种戏剧化歪曲的一个完美例证。在这些浪漫的文字之中，美国独立战争成了魔术般的灵感时刻，它不可逆转地将人们带向美国独立这一必然结论。
然而，按照亚当斯的记忆，“1774～1778年所有关于人与事的最为严峻的问题”都是极具争议性和高度不确定的，通常“都是由某一个州的投票决定，而且这一票往往也是被个人决定的”。对于萨拉托加战场上的士兵和费城走廊中的政治家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政策是碎裂斑驳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现实中的美国独立战争与亚当斯的记忆以及他灵魂深处的激荡不安完全一样，它们的实质都是混乱不堪的。这就意味着再现当时所有主要人物心中兴奋的恐惧感，即他们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毁灭的边缘跳着即席创作的生死舞蹈。
亚当斯在被解构的美国革命史上的权威源于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当时“身处缔造国家的现场”。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到1801年从总统之位上退休，亚当斯一直都是其间大部分（若不是全部的话）关键时刻的参与者，而且他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过亲身接触。这马上就让他所喜爱的天定真相揭露者的身份获得了高度的可信性，他已经准备好揭开隐藏在所有关于独立战争的激情描述背后的混乱现实。例如，对美国独立的支持从来都是脆弱的，它随着战场上的每一次成败左摇右摆，而这种成败往往纯粹是运气问题。又如，将国家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的决定实际上是一次密室交易，其中隐藏的讨价还价和贿赂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哪个人能够彻底披露整个事情的真相。
同样，对所有这些伟人的英雄主义描绘都是一种浪漫主义歪曲。例如，富兰克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散文大师，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空洞的政治家和冒牌的外交家：在巴黎时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去各种沙龙与年轻女士调情上。华盛顿是美国无可争议的鼻祖，然而他更像一名演员而不是领袖，他擅长于“以莎士比亚式的……优秀来进行富有戏剧性的表演”，摆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姿态。而且他读书少，很少亲自撰写讲稿，根据他的一位内阁成员的说法，他“不可能在不拼错单词的情况下写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总而言之，那些弗吉尼亚人是高度理想化的历史叙事的主要受益者，尽管亚当斯曾说：“高地上没有哪个家伙会比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弗吉尼亚人更具排外情结了。”这些弗吉尼亚人同样也擅长利用亚当斯所谓的“吹嘘者”，或者按我们的话来说，“左右逢源者”或公关专家。“拉什，这些吹嘘者是唯一能够扼杀丑闻的人，”亚当斯这样写道，“你和我从来没有雇用他们，因此丑闻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当拉什带着某种顽皮的口吻说，亚当斯本人享受到了联邦党内“吹嘘者”的支持，并特别提到了威廉·科贝特的时候，亚当斯说自己当时完全不知情。“现在我以我的荣誉和我们两人的真诚友谊做担保，我从来没有见过科贝特这个人的脸，而且即使我在我那只喝粥的碗里遇见他，我也不认识他。”
最后这句话，不仅是亚当斯和拉什之间的典型逗笑，而且也暴露了潜伏在整个亚当斯阵营中的自我本位动机：要确立一种更为现实的、非神化的美国独立战争历史。尽管亚当斯对这种被解构的历史的坚持，毫无疑问是一种智识上早熟的体现，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亚当斯打破戏剧化描述独立战争年代的动机在于他那受到伤害的虚荣心。直接说来，那种历史叙述没有让他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从本质上说，他对那些已被人们知晓和认作史实的虚构历史的批判，就像一次打碎所有雕像的运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雕刻家未能把他的雕像刻画得惟妙惟肖。
此外，亚当斯天生就能够对历史、对自己的生活，甚至对任何东西进行解构主义阐释。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的。从脾性上说，他是冲动的、易怒的，在本质上就喜欢挖苦讽刺。他发表的所有政治哲学类著作，包括《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和《与戴维拉对话集》，以及他未出版的自传，都缺乏连续一贯的形式。它们不像是著作，而更像是笔记，里面充满了对自己内心对话的散漫叙述，这些对话都会从难以预料的角度引出另外的对话。他最坚定的敌人——主要是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称他思想上的飘忽不定是他患有心理疾病的表现。最近一些研究表明，亚当斯的问题出在身体上：他可能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的重要性不及系统说明这种状况：他天生就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与他对这些思想的感受分割开来，这致使他不信任任何对人类行为的纯粹理性描述，因为这种描述与他内心更热情躁动的情绪是不相容的。正如他对拉什所说的那样：“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没有什么老修道士能够无动于衷地看着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般的年轻处女。”正是这种内心的躁动让他更倾向于认为，所有宣扬某种道德的且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完美叙述或故事，都不过是彻底的虚构。就像自然界不存在绝对直线一样，此类东西对他而言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对于他以前的朋友、居住在蒙蒂塞洛的杰斐逊来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中，杰斐逊一直致力于让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处于其个性的不同区域。自1807年开始，杰斐逊的名字开始不时出现在亚当斯写给拉什的信件中。在此之前，杰斐逊一直是一个不可涉及的禁忌话题。当拉什让亚当斯谈谈他与杰斐逊在独立战争早期的合作关系时，亚当斯说了一个经典的否定句。“当你说现今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我更了解杰斐逊时，你真的是大错特错了，”亚当斯强调道，“我几乎对他一无所知。”然而，亚当斯逐渐让杰斐逊溜进了他们的对话之中，并说杰斐逊谜一般的性格注定要让他占据历史书的很大篇幅。
他回忆了1793年杰斐逊从华盛顿政府退休的情景，说这明显是一次非常精明的战术撤退，目的是要为自己最终登上“金字塔的顶端”（也就是担任总统）做好准备。然而，共和党人的新闻报纸却将之描述成一种“毫无野心、毫不贪婪、大公无私的”举动。不知何故，杰斐逊甚至能够劝说自己真心相信，他不仅可以不受任何诱惑影响，而且能够幸福地隐居于蒙蒂塞洛的山顶之上。“当一个人拥有两个庞大政党之一，而且他所属政党竭力宣称他为人大公无私时，”亚当斯惊奇地说道，“甚至那些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谎言的人，也会因为他们如此频繁地重复这种观点而最终相信它是真的了。”
1790年代末，同一种模式又奏效了，当时杰斐逊接受了关于欧洲事务的两个错误观念。其中之一是，杰斐逊认为英格兰正在“摇摇晃晃地衰落下去”，它的经济正在崩溃，而且“肯定马上就会陷入破产，从而无法保持其海军优势”。第二个错误观念是——“这个观念更加错误也更加致命”——法兰西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它“会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政府，甚至一种堪为典范的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将被永远废除”，所有这些都将和平地、不流血地发生。事实证明，在这两个问题上杰斐逊都犯了错。而且，亚当斯对杰斐逊的两种观点均表示了不赞同，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尽管杰斐逊过分低估了英格兰，同时过分高估了法兰西，他的声誉和受欢迎度却与日俱增。“我肯定会记得这一点的，”亚当斯回忆道，“因为我对法国大革命的观点使我遭到了在独立战争年代结识的所有朋友的冷遇，他们都倾向于站在杰斐逊那边。我的观点使人们对我攻击谩骂，竭尽诋毁之能事，但同时对杰斐逊先生赞颂有加。”
看起来，杰斐逊再一次成为理想化历史的主要受益人了。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自我欺骗能力能让他以绝对的真诚否认其灵魂深处潜伏的虚荣心和野心，部分是因为塑造了他所有政治思想的道德范畴与历史写作所要求的浪漫化笔法完美契合。这些道德范畴是彻头彻尾的幻觉——比如，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美国独立战争在欧洲大陆的翻版——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另一个事实重要：这些范畴确立了一种强大的、极具诱惑力的神话，这种神话比混乱的现实更有吸引力。两面手腕与自己性情的复杂结合让杰斐逊成了信仰意志的化身。他逐渐开始相信自己的意念，因此他并不是活在谎言之中，而是活在虚构之中。
亚当斯已经开始认定自己正好就是杰斐逊的对立面。“没有人会为我建陵墓或者纪念雕像，”他无可奈何地写道，“没有人会为我撰写歌功颂德的传奇历史，或者说些谄媚颂扬的话语，让我能够以光彩夺目的面貌示于后人。而且，我也无法以我的真实面目示于后人。所有这些，除了最后一点之外，都是我所深恶痛绝的。”要直面不具吸引力的现实是需要时间的，亚当斯在整整嚷叫了十年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亚当斯因与拉什共同将绝望编织成喜剧而感到如释重负。然而，亚当斯认识到这一点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因为他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用来向所有人宣讲那种不吸引人的现实。如果说杰斐逊似乎注定要向人们讲述他们希望听到的甜言蜜语，那么亚当斯现在承认自己担负着与之相反的使命：将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
这就是亚当斯在1809年听天由命却苦乐参半的心情，当时拉什还没有向他报告自己最为奇异的梦。他梦见亚当斯给杰斐逊写了一封短信，祝贺他最近离开了公共生活。杰斐逊也以同样的大度回应了亚当斯的宽宏大量。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在最后几年中又恢复了通信，坦承他们各自都有错误与缺点，并交流了他们各自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解，最终修复了曾经辉煌的伟大友谊。接着这两个哲学王“几乎同时步入坟墓，他们都很长寿，一同享受着祖国对他们的感激和赞誉……在他们无数的功绩和荣誉之上，后人又加上了一点：他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亚当斯马上回了信。“又是一场梦！我对你做这样的梦没有反对意见，只不过这不是历史。或许它会是一种预言。”接着他以挖苦讽刺的态度开始陈述他与杰斐逊的关系，并宣称“我与我所了解的杰斐逊之间的友谊从来没有过哪怕极为短暂的中断”。不失时机地说了这个谎之后，亚当斯又滑稽地逞强起来：“你应当记得，杰斐逊对我来说不过是个孩子。我比他至少年长十岁，在政治生活上比他至少年长二十岁。我敢说，我是他的政治导师，而且他整个政治生活中的全部善行都是我教给他的。”有谁会记自己学生的仇呢？另外，考虑到杰斐逊的晚辈地位，由杰斐逊来主动做出和解姿态，难道不是更合适吗？“若我收到他寄过来的信，”亚当斯最后尖刻地说道，“我肯定会确认我收到了这样一封信，并给他回信。”总而言之，杰斐逊必须先伸出和解之手。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拉什同时也与杰斐逊保持通信联络，以某种带有误导性的方式对杰斐逊说，亚当斯表示渴求与他和解，而且所剩时日已经不多了。“我敢肯定，如果你能够先做出表示，亚当斯先生的心一定会为之感动，”拉什解释道，“现在他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坟墓边上，他希望倚靠在自己的革命朋友的肩膀上。”但是，杰斐逊不会上钩，他认定这次如果与亚当斯通信，结果肯定会和上次与阿比盖尔通信一样：当时他恢复友谊的努力遭到了阿比盖尔的断然拒绝。现在是轮到亚当斯来消除隔阂的时候了。随后两年的情形一直如此：这两位圣人都绕着圈子，像老迈的狗一样在他们自己的土地边缘吠个不停，用鼻子嗅着和解的可能性，但就是不愿意主动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
1811年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当时爱德华·科尔斯（杰斐逊的一个门徒）试图劝说他的导师采取一种更直接和更坚定的废奴立场，结果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于是他就到昆西市拜访亚当斯。亚当斯放出话来让人知道，他与杰斐逊先生的政治分歧从来没有影响过他对杰斐逊的友情。“我过去一直都喜爱杰斐逊，”他告诉科尔斯，“而且依然喜爱他。”当关于此次会面的消息传到杰斐逊耳朵里的时候（不出亚当斯所料），杰斐逊就宣布自己已经转变了。“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他在给拉什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又补充说，他知道亚当斯“从来都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许多情况下都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是在某些做出判断的时候有些仓促并犯下错误”。后面这句转折将前面那句话缩小的隔阂又扩大了一些。杰斐逊继续说道，“除了政治观点这个唯一例外之外”，他总是看重亚当斯的判断——此时，他们之间的隔阂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这句话无异于说，教皇在其他方面是从来不会错的，不过在道德和宗教信仰问题上是个例外。
在1811年圣诞节，亚当斯写信给拉什，说他完全清楚拉什正在好心充当他和杰斐逊的中间人。“我清楚知道，拉什，你正在恳求杰斐逊给我写信，就像你正在恳求我向他写信一样。”亚当斯还知道拉什会将自己的信编辑之后再发给杰斐逊，删去了其中可能具有冒犯性的段落。在这封圣诞节信件中，亚当斯回顾了他与杰斐逊的全部政治分歧，谈到了几个严重的争论（比如，“客籍法和煽动叛乱法案”、法国大革命、美国海军等），还轻松谈论了他们两人的差别（例如，亚当斯担任总统时每周只举行一次招待会，而杰斐逊总统的整个任期就是一个大招待会；杰斐逊认为自由偏爱直发，而亚当斯则认为卷发“和直发一样都是共和主义的”。）这就是亚当斯希望转达给杰斐逊的基调：依然对杰斐逊的原则和政策持有怀疑和异议，但是完全能够以幽默和外交家式的冷静来控制自己的对话；火依然在燃烧，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大火山至少已经平息下来了。
最终，走出决定性一步的是亚当斯。1812年1月1日，一封简短但真诚的信从昆西市飞到蒙蒂塞洛，转达了一些关于亚当斯家庭的消息，并提到另外寄来的包着“两件家庭手工品”的包裹。拉什当时异常兴奋，而且完全相信他已经成功促成了一次伟大的和解。“我对你和你的老朋友杰斐逊之间的通信感到十分欣喜，”他带着胜利的骄傲向亚当斯宣布，“我认为你和他是美国独立战争一北一南两大支柱。有人发表演说，有人撰写文章，有人投入战斗来推动独立战争，然而你和杰斐逊却为我们所有人而思考着。”亚当斯以祝贺的口吻回信，将自己的自豪掩盖在笑话面具和非常具有欺骗性的伪装之下：“你的梦已经结束了……然而你的预言却已经实现了！你创造了奇迹！你让从来就没有相互仇恨的两大力量和解了……简而言之，拜你的魔法所赐，居住在昆西市和蒙蒂塞洛的两个强大的、颓败的君主，现在又复活了。”之后，亚当斯又故意以同样诙谐的口吻开始将他在昆西市的住所称为“蒙蒂奇洛”，他说它的意思是“非常小的山峰”，这样称呼的目的是尊重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因为其意为“小山峰”。他坚持认为，拉什在让他和杰斐逊复合上实际并不需要做那么多。没有任何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处在危险之中。“它不过是一个水手遇见了自己失踪了二十五年的水手兄弟，”亚当斯开玩笑地说道，“于是打了一声招呼：‘你最近如何，杰克？’”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远离真实情况了。亚当斯生生不息的虚荣心，没错，现在已经得到了某种控制。但是，他对他们二人友谊出现过裂痕的否认（难道有过什么破裂和背叛吗？），明显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姿态。甚至在他们恢复通信往来初期，就已经暴露了他们掩藏在表面之下的紧张关系。杰斐逊原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所谓的“两件家庭手工品”指的是亚当斯家里自己织的两块布料，既是美国经济应对英格兰封锁的象征，也是对他们过去一起加入美国独立运动的美好时光的恰当暗示。因此，杰斐逊在回信中就大谈特谈家庭手工业的好处，以及对1760年代抵制英货运动的美好回忆，可是最后他却发现亚当斯所谓的“家庭手工品”不过是一个隐喻而已。他送来的礼物原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最近完成的两卷本著作《论修辞与辩论》。
那么，为什么亚当斯最后会迈出这么重大的一步呢？这一步使他和杰斐逊在此后的十四年间一共写了158封信，它们被普遍认为代表着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最高的智识水平，同时也是著名美国政治家通信中最令人难忘的信件。这些通信往来所依赖的友谊和信任实际上到1812年还尚未恢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亚当斯将自己的手伸过昆西市和蒙蒂塞洛之间的裂缝，而且针对杰斐逊的每封信，亚当斯都会写两封以上的信来回应？
我们能够想到两个有所交叠却又相互冲突的答案。第一，两人之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而且两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何为美国独立战争真义这一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结论。亚当斯认为，杰斐逊版本的历史尽管是误入歧途的，但注定要主导历史书籍。与杰斐逊恢复通信就使他有机会对杰斐逊的观点提出挑战，并且用几乎肯定也会成为历史资料的书面文字来提出挑战。亚当斯在早期一封信中写道：“在各自向对方完全清楚解释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应当死去。”但是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仅是在给对方写信，也是在给后代写信。
第二，这种和解以及之后的通信让亚当斯可以与杰斐逊一道，成为独立战争这部历史剧最后一幕的明星。亚当斯在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对这种计谋谴责不已，认为这是对历史的巨大歪曲。然而，也是在同一时期，他对这种计谋能给愿以神秘姿态示于后人的任何人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惊讶不已。只要他能克制自己，只要他可以说一些历史希望听到的话，只要他可以像一尊活雕像一样让自己融入这种历史模式之中，那么他就还有可能赢得通向不朽的门票。
亚当斯和杰斐逊内心都知道他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清楚他们是一对已经退休、没有野心、无可争议的西塞罗式元老。我们可以从多个层次来解释他们在1812～1826年的对话，然而它们在现代之所以还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这种对话的挽歌式语调：两位伟人以老练的宁静回望着他们缔造的美国独立战争，传达他们对所有永恒话题的内心独白，超越二人的政治分歧进行对话，超越时代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在内心勾勒出一幅图景来展示这种对话，那么杰斐逊肯定以他雕像般的姿态挺拔地站在那里，双臂习惯性地交叉在胸前，而比他矮得多的亚当斯则在他身边不停地踱来踱去，情绪紧张而动作丰富，仰着头对天空说个不停，偶尔停下脚步，抓住杰斐逊的衣领，向他表达一个不相关、不切题的观点。
当然，这种虚构的场景马上就会招致我们的批评。（以亚当斯的话来说，这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传奇。）然而，出于几个原因，我们无法断然否定这种略带消遣意味的描述。首先，他们之间的友谊确实恢复了，而且在通信往来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达成了和解。这方面的关键证据来得比较晚，出现于1823年，当时杰斐逊就报纸上的一系列信件做出了回应。这些信是亚当斯很早之前写的，它们将杰斐逊说成一个口是心非的党派主义政客。“请放心，我亲爱的先生，”杰斐逊写信给亚当斯，“我现在对那种试图将荆棘种在年龄、价值和智慧之上，将毒麦种在两个已经交往了近半个世纪的人之间的卑劣做法，已经不会有哪怕最肤浅的印象了。恳求你也不要让你的心灵被破坏安宁的邪恶行为所打扰，请你将之抛在脑后吧。”亚当斯当时异常欣喜。他坚持要在早餐桌前将杰斐逊的来信大声念给所有家人听，并称“这是写得最好的一封信……我期望收到的就是这样一封信，只不过它比我所期望的表达还要好”。他以亚当斯式的结尾结束了回信，说要“抵制政治家那种喜好抱怨的、焦躁不安的情感迸发”。最后，他签下：“J.A.。现在已经八十九岁高龄了，他太胖了，因此不大可能再活多久了。”很明显，这可不是什么精心安排的伎俩。以前的相互信任已经完全恢复了。
其次，这种对话是以几乎不可能的对等方式结束的，这使得整个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笼罩在一种戏剧性的奇特效果之下。拉什曾预言，这两位国家元老会达成和解，最后“几乎同时”步入坟墓。然而，他们两个人离去的时间比拉什所想的还要一致。（没有哪个严肃的小说家敢于设想这样的结局。）实际上，他们在相隔不到五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去世，那天是1776年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宣言》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而且他们去世的时刻几乎就是《独立宣言》被宣布的时刻。你可以称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意外，或者说这是两颗强大的心灵刻意按照戏剧脚本规定的时间同时死去。无论如何，历史就这样发生了。
最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被看作两个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之间的漫长对话，因为他们都决心给人以这种印象。“年老之后的喋喋不休到底要将我带到哪里去呢？”杰斐逊带着修辞色彩地问道，“带到政治之中，可是我已经彻底离开了它……我已经放弃报纸，代之以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牛顿和欧几里得；我发现自己现在更加幸福了。”亚当斯后来以展示自己的经典作品阅读史和文学天赋的方式回信道：“我经常阅读修昔底德和塔西佗，而且是从很早就开始（这些作品的风格是那么典雅、深刻而迷人），现在我已经厌倦了它们。”接着，亚当斯开玩笑说：“我的‘老年絮叨多话’狠狠地报复了你的‘老年喋喋不休’。”
他们之间许多最令人难忘的通信没有任何刻意表演或做作的痕迹，因为有很多话题可以让这两位圣人安全谈论而不发生冲突，并且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语言才能。毕竟，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写信人；他们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在写字桌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而且这种风格可以完美地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因此，杰斐逊以华丽的方式描述了人的老化过程以及消殒。“但是我们这两台机器已经运行了七十年或者八十年之久，”他这样恬淡地写道，“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台机器已经损耗很大，这一个中轴，那一个轮子；现在一个齿轮，待会儿一个弹簧就会脱落。不论我们能够怎样修补它们以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最后都会停止运转。”亚当斯以类似的方式回了信，不过另外加了一些说明。“我有时候担心‘我这台机器’不会足够快地‘停止运转’，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死在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害怕自己变得年老糊涂，从而成为家庭的负担。他接着开始“斥骂”杰斐逊，说他现在已经像老头那样说话了。所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中，“你是最年轻的，而且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是最具活力的”，因此最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幸存者。就像家里最后一个上床睡觉的人一样，杰斐逊必须负责将炉火熄灭，“并用壁炉中的灰盖住木炭”。
大部分现代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信件，能够充分感受到杰斐逊的笔杆子才能，因此当他们发现亚当斯实际上更加善辩，说出了一些最可引用的话时，未免会有些吃惊。例如，在杰斐逊长篇叙述了北美大陆印第安人的起源之后，亚当斯否认了有关这片大陆最初居民的所有理论：“我认为是一个回头浪子在与他的女友欢闹嬉戏的过程中，搭乘海燕蛋壳船来到了美利坚，自此将他们的恋情之果在这里散播开来。”当杰斐逊认为应当发展一种本土语言，并认为它应该源于田野乡间，而不是像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人编纂的英文词典时，亚当斯的回信可谓火花四溅。在他看来，所有英国人编纂的字典都是美国独立战争彻底摧毁的不列颠暴政的遗迹。“我们不再受约翰逊编纂的词典的约束，”他宣称，“正如我们已经不受英格兰教会法的约束一样。”塞缪尔·约翰逊有什么权利来否定约翰·亚当斯拥有创造词汇的自由呢？他坚持认为：“就像这个学究式的犬儒学者兼僧侣一样，我同样有权发明新单词。”
就措辞而言，亚当斯的辛辣在二人通信中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部分是因为亚当斯本人在这种交流的投入比杰斐逊要多。他之所以写下了更多值得传诵的段落，是因为他写得更多。当来自昆西市的信件洪水似乎要淹没蒙蒂塞洛时，他为如此频繁、高产地写信而向杰斐逊道歉。杰斐逊反过来也道歉说，他每年收到的信件超过1.2万封，而且所有信件都要求他回复，因此要让他跟上亚当斯的步伐是很困难的。亚当斯回信说，他收到的信件只是杰斐逊收到的一小部分，而且他对大部分信都不会回复，这使得他可以将自己那日益衰弱的精力集中在杰斐逊这边。
除了纯粹的信件数量之外，亚当斯的信中所表露出来的活力反映了他更好斗也更敢于对抗的脾性。杰斐逊的风格是流畅、抒情、抑扬顿挫而且节奏优美的。对他而言，词语就像掠过纸面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微风。然而，亚当斯的风格却是兴奋、跳跃、大喊大叫而且淘气顽皮的。对他来说，词语就像被用来刺穿纸张或者在它们上方绚烂引爆的武器一样。尽管亚当斯写出了许多广为传颂的警句式段落，然而他的风格对于保持外交礼节来说，再糟糕不过了。杰斐逊则能够保持克制，直到最后也坚持了自己的哲学王角色。如果一切由杰斐逊来设计，那么他们二人之间半神半人式的对话肯定能够完美诠释为后代表演一出舞台剧的核心要义。然而，尽管亚当斯也发誓要保持西塞罗式的平静心态，但从天性上来说，他没有能力扮演这种角色。对他而言，唯一有意义的对话就是辩论，最终他和杰斐逊的对话也变成了一种辩论。这一点是理解这次对话的历史意义的最佳途径。
亚当斯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一直表现良好。不过也有一些小风暴，主要是他讥讽杰斐逊未能让国家为1812年的战争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建设海军上过于疏忽大意。建设强大的海军一直是亚当斯最大的心愿。杰斐逊永远都保持着外交风范，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认亚当斯建立强大海军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当战争早期美国舰队在海上打赢了一些战斗时，杰斐逊客气地说：“我们小规模海军所取得的胜利……更应该归功于你而不是其他大多数人，因为你是最早也是坚持提倡建立海防力量的人。”那些带有火药味的问题已经被过去的岁月尘封。两个人都知道，触动它们会让好不容易达成的和解又陷入危险之境。
亚当斯第一次生气爆发是在1813年6月，而且在之后的六个月中不断地爆发。（亚当斯写了36封信，而杰斐逊只写了5封信。）使亚当斯爆发的导火线，是杰斐逊于1801年写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一封信被公开发表。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是英国科学家、著名的神学家。那封信中，杰斐逊顺便提到了亚当斯，说他思想落后，反对任何形式的进步，是“古董”而不是“现代人”。“你在那封写给普里斯特利博士的信中提到的你对我的看法，我表示完全不赞同，”亚当斯抗议道，“而且我强烈要求你提供证据。”杰斐逊察觉到亚当斯已经处在爆发边缘，并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那封给普里斯特利的信是“一封秘密信件”，“我从来没有打算以它来扰乱公众的心神”。他提醒亚当斯，当时党派间战斗如火如荼，二人都曾过激地贬低对方。而且，当时他的真正指向是联邦党人，那些人将他关于政府的思想污蔑为危险的妄想。
接着，杰斐逊做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坦白，并说了几句类似道歉的话。亚当斯之所以成为批评的目标，是因为他是联邦党人的领袖。然而，杰斐逊从来都清楚，不能将老套的党派思路套在亚当斯头上。“我恰巧把你点了出来，尽管整封信表明我心中想的只是那些联邦党人，”杰斐逊这样解释道，“事实上，我亲爱的先生，我们从来都没有认为你是我们所指责的那些措施的始作俑者。这些措施被放在你名字的保护伞下，而我们当时确信他们这些人非常需要得到你的认可。”（请注意这里用了“我们”，相当于间接承认这是共和党有组织的一次运动。）实际上，亚当斯不过是恰巧出现在共和党的火力之中罢了，而这些火力本来是指向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派系。“因此，你将会极大地冤枉我，”杰斐逊最后说道，“如果你认定那些针对你之前的秘密敌人和现在的公开敌人的攻击，是对你的攻击。”
杰斐逊的解释简直精巧机敏至极。这种解释将他们友谊的破裂归咎于汉密尔顿一派，杰斐逊很清楚亚当斯对这些人是深恶痛绝的；接着，他让亚当斯与他一起，至少是事后一起，站到那次辩论的共和党人一边。当然，亚当斯的问题是，他从来不愿意与任何党派站在一起。实际上，他从来都以道德楷模自居，认为自己是华盛顿那种半君主式的行政首脑，超越任何党派。杰斐逊这封信的明显（若说未明说的话）意思是，这种令人羡慕的姿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立身之所了。亚当斯让自己陷入了新情况下党派主义火力交锋之中。最重要的是，从友谊角度来说，杰斐逊承认他对亚当斯的幕后批评确实是一种刻意歪曲。尽管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道歉（实际上，是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命令他做出了这种歪曲行为），但至少是一次重大的让步。
亚当斯的本能反应是，马上发射几轮能够阐明真相的炮弹，揭露杰斐逊对他担任总统期间的不实描述（这些不实之处已经被杰斐逊承认了）。亚当斯写道：“在这封信中，除了让你我满足之外，我没有其他什么想法。”他又补充说：“我的声誉在过去五十年中，已经成了公众嘲笑的对象，而且也将成为后代人嘲笑的对象，我已经认定我的声誉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气泡，飘荡在夏日变幻无常的空气之中。”杰斐逊曾提到，“外侨和叛乱法”是两个党派相互憎恨的元凶。“由于你的名字要作为副总统出现在那些法律中，”亚当斯说道，“我的名字则是作为总统出现，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应当像我那样对它们承担责任。”杰斐逊用了“恐怖主义”这个词来表述1790年代末高度紧张的氛围。亚当斯于是疯狂地回忆起当时围住其住所的群众，抗议他向法国派遣和谈使团。“我毫不怀疑当时你已经熟睡在哲学的宁静中了，”亚当斯尖刻地写道，“可当时有1万人（甚至比这更多）正在费城街头游行……你认为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呢，杰斐逊先生？”杰斐逊将党派争斗的主要责任推到了汉密尔顿一派头上，然而亚当斯则认为双方应当各打五十大板。“两党都人为地挑起了恐怖行为，”他最后写道，“而且若我被当作一名证人传唤并宣誓作证的话，那么除了以这种粗俗的话——‘将他们都装进袋子里，然后不停地摇晃袋子，看看谁能先出来’——来回答之外，我无法再给出更真诚的回答了。”不论对杰斐逊而言这看起来是多么不合时宜，约翰·亚当斯已经决定以藐视一切政党政治的态度步入坟墓。
这是他们之间通信的决定性时刻。1813年夏季，对话已经不再是两位国家元老之间的静态图景，而变成了对独立战争遗产的两种不同理解之间的竞争。所有以前不可讨论的话题现在都已经摆到桌面上来，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以恢复。亚当斯灵魂的最佳引导者永远是阿比盖尔。7月15日，她将一个短笺附在了丈夫的信中，这是自她九年前与杰斐逊关系破裂之后，第一次与杰斐逊通信。“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都一直希望在我丈夫的信中找个地方附上一个老朋友的问候，”她这样写道，“自我们相识以来，不论经历了什么变化和曲折，我一直都珍视并保存着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将永远是你真诚的阿·亚当斯。”阿比盖尔的话像以往一样，是最为可靠的信号。杰斐逊已经被宽恕了。二人之间的友谊尽管已经封存了很久，却从来没有完全死去。这种已经恢复过来的友爱和信任之感，已经使他们可以按照亚当斯之前的那句宣言行事了：在向对方完全清楚地解释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应当死去。
尽管亚当斯确定了之后对话的基调，然而是杰斐逊在不经意间为对话提供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框架，辩论就是在这种大框架下展开的。他实际上一直在修正自己在给普里斯特利的信中将亚当斯说成“古董”的不公正评价。现在他希望向世人表明，他同意亚当斯的观点：尽管科学的进步是无可争议的，然而某些政治原则却是永恒的真理，这种真理不仅古人明白，而且现代人也清楚。“现在搅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党派，亘古以来就已经存在了，”他这样写道，“而且事实上，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术语不仅适合于人类文明史，而且也适用于自然。这两个词指明了不同个体的不同脾性、特质和心灵。”这是不是杰斐逊在迂回曲折地表明，他和亚当斯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永恒的政治辩论呢？我们顺着这封长信往下看就会清楚，杰斐逊实际上是试图将他与亚当斯的友谊和最后一次对抗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用更为客观的历史透镜来审视它们。
按照杰斐逊的说法，亚当斯和杰斐逊过去是肩并肩地与亲英分子战斗，并且作为一个有活力的团队共同在欧洲为美国服务，接着又返回美国，共同在新的联邦政府中供职。之后，那种经典的分化又出现了：
分歧又一次出现了，我们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政党，每一方都希望让政府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是加强最平民化的那个部门，另一个则是加强那些更贵族化的部门，并扩大它们的管辖权。在这里，你我第一次分裂了。而且，由于你我进入公共生活的时间比大部分人都要长，由于我们的名字对于国人来说更为熟悉，那个认为你的思想与他们一致的政党就将你的名字写在了最上方，另一个政党则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了我的名字……由于我们消极地成为公众讨论的对象，我们自己受了伤害（这一点你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而这些讨论，不论是关于人、事或者观点，都是两党以仇视、尖刻、不体面的方式进行的，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这更恶劣的情况出现……对我而言，从政府第一次在世界上出现到目前为止，意见的不同以及政党的分歧就一直存在。这种不同与分歧目前已经将我们的国家在同一个问题上分裂成不同的派别，这种不同与分歧在未来也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是根据自身的特质和所处的具体环境，来决定是站在多数人一边，还是少数人一边。
这就是杰斐逊的经典看法。他质朴优美的叙述结构使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了：亚当斯佩服杰斐逊让自己融入对未来历史学家来说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历史路线之中，是绝对正确的。杰斐逊从来都是以二分法来看待这个世界：辉格党对托利党，现代人对古代人，美国对欧洲，乡村对城市，白人对黑人。我们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均为非黑即白，没有任何其他中间形态。亚当斯所谓的喜剧实际上是一出情节剧。杰斐逊现在告诉亚当斯的那个版本则将联邦党人刻画成现代亲英的托利党人，是他们出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巨大遗产，他们就是“少数”特权者的腐朽保护人，联合起来公然对抗杰斐逊领导的“多数”。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甚至杰斐逊自己也承认亚当斯并不契合这种严格的分析公式。“若你的目标和观点被误解了，”杰斐逊指出，“若其他人的措施和原则被错误地归咎于你的身上——我认为确实如此——那么你应当对它们做出解释，你应当为自己讨回公道。”一言以蔽之，若亚当斯有不同的话要说，若他从他们共同经历的历史旋涡中看到了不同的模式，那么他应当将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去评判。
当然，亚当斯过去十多年来试图做的正是这些。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努力的成果是无数让人迷惑不解、充满痛苦的抗议，永无止境的长篇斥骂，以及受损自尊的无畏展示，所有这些都导向一个非常让人不安的结论：除了由伪装成历史学家的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模式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模式。亚当斯那种与杰斐逊不同的叙述，在他用无数词语叠砌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泾渭分明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与亚当斯对1770年代政治形势的理解是不相符的。根据他的猜测，大约有1/3到1/2的美国人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只知道随波逐流。1790年代的分裂也与杰斐逊所言不同，因为那些支持和反对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联邦政府的人实际上都是辉格党人。毫无疑问，华盛顿和他都没有认为自己是独立事业的背叛者。他们认为联邦党人的计划是切实实现美国独立而不是背叛。杰斐逊对“少数”和“多数”的区分除了具有讽刺意义之外——只有少数弗吉尼亚人愿意触碰那个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创造了他们的财富，并将一条漫长的阴影投射在他们神圣荣誉之上的禁忌话题——在波托马克河以南完全行不通。
然而，若隐若现的光芒能够做到一个完整故事所不能做到的。杰斐逊已经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由于不存在能够与之比肩的、具有同样吸引力的故事，因此他的故事注定要主导历史书籍。亚当斯认为，杰斐逊的故事不是真实的，甚至怀疑是否存在什么真实的故事。但是既然1813年夏季杰斐逊已经将自己的故事如此优雅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亚当斯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集中强大火力进行攻击的目标。他知道自己在宏大叙事方面可谓无可救药。创作重大历史或者哲学著作所需要的才能，他也没有。然而，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是一个天才的批判者，他的全部能量都体现在对其他人观念中的固定目标进行智识对抗上。杰斐逊现在已经成了他要奋力攻击的固定目标了。
与杰斐逊通信的对话方式也与他的天性完美契合，因为这种方式使话题可以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然后又突然插进来，没有任何刻意安排的伪装。这种平等随意的交谈节奏与他内心时断时续的情绪波涛再契合不过了。因此，亚当斯与杰斐逊在1813年之后争辩的动态特性，是任何精心安排的体系都无法实现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从中找出主要的争论点，找出主要的顺序结构，以理解这种辩论更为深刻的含义。同时，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清楚即使找到了连贯一致的顺序结构，它也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建构。
他们在社会平等以及精英在领导和统治美国的作用方面一直存在重大争论，此种争论贯穿于他们1813～1814年的通信之中。虽然他俩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但是他们谈论的显然是他们自己和独立战争那一代其他显赫人物。杰斐逊那封关于“少数”与“多数”的长信，以及信中“人民权力还是贵族权力应占统治地位是一个永恒的政治问题”的论断引发了这场争论。连一向好斗的亚当斯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雷区，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从大家容易达成一致的一点开始讨论。“确实如此，”他对杰斐逊说道，“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划分是一个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的问题。”而且在亚当斯看来，它们之间永不止息的冲突，正是现代人在政治方面还要多多请教于古人的主要原因。在建立起某种争论的共同基础之后，亚当斯转向一个曾常常使他陷入政治困境的方向——在创造历史方面，精英们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他回忆道，三十年前当他和杰斐逊都在伦敦的时候，第一个鼓励他“写一点有关贵族政治的东西”的人，正是杰斐逊。“不久之后我就动笔了，而且自那以后我一直在写这个方面的文章。但我是如此不幸，以至于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我。”
“你提到的贵族，”他对杰斐逊说，“偏偏是全部统治理论与实践中最难伺候的动物。”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一书中，亚当斯不惜用三卷的篇幅坚持不懈、不厌其烦地说明，政治权力总是会落入少数杰出个人和家族的掌控之中。无论是中世纪法国的封建贵族、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贵族大土地所有者、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阶层，还是弗吉尼亚切萨皮克的大种植园主家族，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多数总是屈从于少数。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万能的上帝在人类天性构造中的安排，并且让这种安排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亚当斯回答道，“哲学家和政客可能对此嘟嘟囔囔、冷嘲热讽，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摆脱它。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想办法控制它。”根据亚当斯简单明了的陈述，贵族之于社会正如激情之于人的个性，尽管易受规则的遏制，也可被巧妙地引导，却是不可能完全拆除的永久性装置。“你可能认为你能够清除它，”亚当斯警告说，“但是贵族就像潜水多时的水鸟再次起来时它的羽毛会更亮一样。”杰斐逊所有关于人类平等的赞歌，无非是一场骗局，这场骗局迎合了人类对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强烈渴望。“精神与肉体的不平等，已被万能的上帝安排在了人类天性之中，”亚当斯郑重地说道，“因此，任何手段或者政策都不能使它们平等。”
杰斐逊对亚当斯的回应主要是做出两种区分，这两种区分都明显指向更为乐观的方向。其一，他认同存在一种以“美德和天分”为基础的“人间的天赋贵族”。另外也有一种人为的或者说“冒充建立在财富与出身之上的贵族，这些贵族没有丝毫的美德或天分”。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在美国建立共和政体，不就是想选出天赋贵族，阻止虚假贵族的权势，从而“从谷壳中筛选出谷粒来”吗？而且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及之后，当以他和亚当斯为象征的“兄弟会”最终成为共和选举程序的受益者时，这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一种筛选过程吗？
其二，杰斐逊认为，亚当斯关于贵族权力的描述是适用于欧洲的。在那里，封建特权、家族爵位和更为有限的经济机会，使等级制度得以维系。而在美国，没有什么封建侯爵，也没有什么家族盾形徽章，而且“只要愿意，人人都可能拥有土地，自创家业”。因此，美国不可能容忍虚假贵族的存在。杰斐逊指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也许由于新英格兰仍保留封建主义残余，从而误导了亚当斯。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仍苟延残喘着“某种对特定家族的尊敬，而这些家族几乎将政府公职变成由他们的家族成员世袭的职位”。而在弗吉尼亚州，独立战争期间就通过了废止长子继承制的法律。杰斐逊称“这些法律，由我自己起草，将斧头砍向了虚假贵族的根基”，从而为发展以个人功绩和此时确实不完善的机会平等机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扫清了道路。杰斐逊最后得体地给这封信结了尾。“现在，我已经就一个我们有分歧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道，“这不是为了争辩，因为我们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以至于都不能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我们长期探索与反思的结果，而是为了你在以前的信中写的那句话：在向对方完全清楚地解释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应当死去。”
亚当斯反驳了杰斐逊以上两个区分。欧洲确实受累于贵族传统和财富分配不均，美国没有达到如此程度。但是，除非你相信从欧洲迁入美国之后，人性会发生某种神秘的变异，或者相信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人性的根本转变，否则财富和权力竞争在美国同样会带来不平等的结果。“毕竟，”亚当斯说道，“只要存在财富，个人和家庭就会努力积聚财富……我还要强调，只要财富及积聚财富的理想被社会承认和接受，财富的积聚就会发生，并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杰斐逊关于美国无阶级的看法就是一个肥皂泡似的梦，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欧洲封建主义，而在于人性本身。就拿杰斐逊口中弗吉尼亚州的平等主义情形来说，“没有哪部喜剧比这更有趣了”。在这里，亚当斯将自己局限在切萨皮克地区仍占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阶级，而没有提及那里40%的人口遭受奴役的事实——一种可怕且不祥的封建残留。
最后，亚当斯告诉杰斐逊：“对我而言，你将贵族分为天赋贵族与虚假贵族是缺乏根据的。”在理论上，人们可能能够区分财富与天赋，但在实践和一切社会当中，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纠缠不清。“贵族的五大支柱，”他指出，“是美貌、财富、出身、天赋和美德。前三个支柱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压倒后两个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可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前三个支柱压倒后两个的问题，因为杰斐逊所谓“虚假的”和“天赋的”品质在人性中是被混合在一起的，而且这种品质又融于社会之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杰斐逊那种明确的区分。
同一时期，在给约翰·泰勒——著名的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和政治思想家，当时他也对亚当斯的“贵族”观点提出了质疑——的信中，亚当斯让约翰·泰勒注意当下情形的讽刺意味。我这个新英格兰农场主兼制鞋商的儿子，却要受你这个拥有大量地产的奴隶主（大部分财产都是约翰·泰勒从他妻子那边继承而来的）的指控：你满脑子只有贵族思想。“如果你认为我这样说过于针对你个人了，”亚当斯向泰勒解释道，“那我承认也希望它是针对你个人的。因为这样对你来说更有冲击力。”尽管确切地说，杰斐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拥有约200个奴隶和1万英亩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他岳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可是亚当斯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地拿这个问题质问杰斐逊。（他最多不过是拿“蒙蒂塞洛”和“蒙蒂奇洛”之间的区别开玩笑。）亚当斯完全打算将杰斐逊看作发动并保全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天赋贵族阶层中的一位国家缔造者。然而与弗吉尼亚王朝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之所以成功挤入美国独立战争的精英阶层，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天赋与美德。
亚当斯不能彻底地看穿的和杰斐逊凭直觉理解的，是“贵族”这个词在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已成为一个“侮辱性词语”。纵使亚当斯的观点——精英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掌握了过大权力——是正确的，纵使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之所以成功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小群天才政治家在共和事业最早、最为脆弱的阶段掌控了权力，“共和贵族”与“共和国王”一样都是自相矛盾的短语。它违反了独立战争精神遗产的核心——人民是所有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根源。因此，拒绝精英身份、为“多数”而不是“少数”说话的政治精英，是可容许存在的唯一一类政治精英。共和党人在1790年代最先抓住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这一基本事实。而与共和党人同属社会或经济精英阶层的联邦党人却败下阵来，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这一点。亚当斯可以至死都坚信，美国的共和主义实验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成功利用了最优秀、最杰出公民的才能和能量（这些公民就是以他和杰斐逊为代表的“兄弟会”）。但是，只要他将他们称为“贵族”，无论是天赋的贵族还是虚假的贵族，他似乎就是在公然蔑视共和精神本身。
另一个始于1815年并贯穿余下所有信件的争论，则与法国大革命有关。亚当斯喜欢在信中对别人提及这个话题，特别是本杰明·拉什，因为整个事件证实了他原来的担忧，而且正是这件事情在1790年代给他和杰斐逊的友谊带来了最初的裂痕，也是后来1800年总统选举中亚当斯遭受共和党人抨击的核心理由。然而，是杰斐逊最先在信中提起这个话题的，而且完全以一种和解的语调：“你的预言……最终被证明比我的预言正确，但在对事实的具体估计上并不准确，因为这一系列的动荡所造成的不是100万人而可能是800万～1000万人的毁灭。在1789年，我没有想到动乱会持续如此之久，更没有想到它会造成如此多的流血牺牲。”杰斐逊接着承认，亚当斯对法国大革命所持的批评态度，是他不受欢迎的主要根源。既然拿破仑最终被打败了——当时“滑铁卢”一词刚刚到达美国——而且结果已经特别清楚，因此杰斐逊可以大度地说，“因为那种你有理由抱怨的——而我又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机会深刻体悟到的——对信任的背叛”，亚当斯理应得到道歉。
只有熟谙1790年代历史的人，才能够认识到杰斐逊在此做了一个多么大的让步和多么深刻的个人忏悔。亚当斯立即捕捉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你的信，”他写道，“但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安慰。”因为杰斐逊不仅承认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乐观估计是错误的，而且他也承认为了削弱亚当斯的总统职权，共和党——包括他自己在内——确实利用法国大革命大耍手腕。杰斐逊正在努力修补那种被亚当斯家族合理看作背叛的“异常行为”。最终，他说了，对不起。
亚当斯指出，杰斐逊之所以误解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是真正误解了，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法国大革命做文章），是因为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被一个新法语单词恰当地表达出来：意识形态。是拿破仑让这个词流行起来的，而最初使用它的则是法国哲学家德崔希伯爵。杰斐逊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亚当斯坦言，他之所以对这个单词着迷，是因为“这个普遍原则，我们能够从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上获得快乐”。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他开玩笑地问道：“它是否意味着白痴？精神失常科学？精神病学？谵妄之学？”按照亚当斯的解释，这个词是法国哲学家发明的，而且这个词不但成了他们那种乌托邦式思考方式的核心，也成了他们“蠢蛋学派”的主要信条。这个词指的是像完善人性、社会平等这样的理想和愿望；那些哲学家错误地相信，因为这些理想和愿望存于他们的脑海之中，所以它们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的。亚当斯声称，杰斐逊就是以这种法国式方式思考的，并将他想象中的诱人前景与历史条件所允许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混淆了。然而，对杰斐逊思想中幻想成分的批评者们，比如亚当斯，当在事实上暴露他们的幻想本性时，反过来却被指控为拒绝了理想本身。
于是，“意识形态”给杰斐逊提供了一个政治上极具诱惑力的亲法政纲。这一政纲具有强大的理论优势，而不论在现实中它已被证明是多么错误。杰斐逊曾认为，法国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潮流，而英国不过是过去的遗迹。“我为你推理时的雄辩和敏捷而折服，”亚当斯说道，“然而，我怀疑你的结论。”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注定要成为19世纪欧洲的权力中心。亚当斯的预言成真了，尽管他和杰斐逊一样，怀疑英国打美国的算盘——这种怀疑是他们共同经历美国独立战争的永恒遗产。“从尚在摇篮时起，英国人就被教导要轻视、嘲弄、凌辱和污蔑我们。”亚当斯这样描述英国人，并以他最无情的、最现实的语气补充道：“不列颠永远不是我们的朋友，直到有一天我们成为它的主人。”事实证明，亚当斯和杰斐逊都如此强烈地反对英国，以至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从而没有预见英美两国会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及此后的岁月中结成联盟。
然而，他们都预料到北方和南方之间存在着迫在眉睫的地区对立危机——他们的合作所代表的正是南北合作。“将来捍卫联邦的困难，”亚当斯警告道，“恐怕将比你和我、我们的父辈兄弟建立联邦时遇到的困难还要大。”杰斐逊表示赞同，尽管这个话题触及了一切问题中最具爆炸性的一点——未被明确提及的奴隶制。纵使一向直率的亚当斯也承认，这是个禁忌话题，是双方共同确认的禁区的一部分。除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对话，不仅深刻揭示了塑造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的相互冲突的观念和意识，而且也象征着美国独立战争一代人对所有分歧中最刺眼的一个所采取的沉默政策。
这个例外情况发生在1819年，当时《密苏里妥协案》的通过引发了激烈辩论。此前，亚当斯与杰斐逊不仅在通信中回避这个话题，而且他们也都曾宣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五十多年来它一直促使我思考，并带给我巨大的忧虑，”亚当斯在1817年承认道，“一卷对开本也不能容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苦思冥想。而且，结尾就像开头时那样，我的读者和我自己依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它。”然而，杰斐逊则不断地强调他在1805年形成的有关回避这个话题的观点。“我一直非常谨慎地确保每一次公开行为或公开声明都回避那个话题，”他宣布并解释说废除奴隶制是下一代的任务，“他们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让它走向终结。”
尽管国会在密苏里问题上的论争，从本质上看，是对是否将奴隶制扩展到全国的论争，但是沉默原则左右了整个众议院的意见交锋。众议院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联邦权力与州权这一宪法问题上，而不是奴隶制问题本身。对杰斐逊来说，他对这个问题居然正在被讨论而感到愤慨。“但是，密苏里问题是一个会让国家分裂的问题，它会让我们因为发生叛乱而失去密苏里地区。而且，我们还会失去什么，这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向亚当斯如此抱怨道，“从邦克山战役到《巴黎条约》，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不祥的问题。”杰斐逊完全清楚，关于联邦权限问题的宪法论争仅仅是为了掩盖迫在眉睫的、更为深刻的问题而已，并这样对亚当斯说：
正如我们在那些不幸拥有了这些人口的州内所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奴隶是否应当被赋予自由？因为如果国会有权规制各州居民在州内的社会地位，那么国会宣布所有奴隶都应该是自由的就不过是再一次行使这种权力而已。那么难道我们要……发动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来决定谁更优吗？解决这个问题尚需时日：然而我不希望你或我能够看到答案。毫无疑问，他们会相互争夺好一会儿，从而给了我们离开人世的足够时间。
亚当斯通常是那一群人中末日情绪较重的一个，然而这次他却表现出杰斐逊式较为乐观的姿态。“我希望找到某种和善的或别的方式，来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结。”他这样建议道。他对和他通信的其他人则更加直截了当，尽管对杰斐逊并不如此。“黑人奴隶制是个非常巨大的罪恶，”他在给威廉·都铎的信中写道，“并且我完全反对允许奴隶制进入密苏里地区。”而且，他欢迎杰斐逊所憎恨的那种论争。“现在我们必须解决奴隶制的扩散问题，”他对自己的儿媳说道，“否则即使不导致分裂，也将磨灭我们的民族性，并种下灾祸的种子。”至于那个宪法问题，他认为联邦对西部地区的权力已经被一个明确的先例规定下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先例正是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关于奴隶制及其向西部扩展问题的论争经常以争论建国者意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两位毋庸置疑的建国元老都宣称他们对独立战争精神遗产中有关奴隶制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杰斐逊的观点直接促成了后来被史蒂芬·道格拉斯信奉的“人民主权”原则、约翰·C.卡尔霍恩的州权主张，以及最终南方邦联的成立。亚当斯的观点则直接导致亚伯拉罕·林肯形成了“国家被奴隶制分裂”的主张；使人们相信，废除奴隶制是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遗留给后代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道德问题，也让北方联盟凭借内战中的胜利确立了联邦主权至上的信条。谈及奴隶制时，似乎没有任何单一的说法，有的只是一些相互矛盾的原初意图。
独立战争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精神遗产当然是回避和沉默。杰斐逊之所以拼命反对就密苏里问题展开争论，正是因为它有悖于这一精神遗产。“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他在1820年写道，“我的忧虑都不及我为此担忧之深切。”在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最后交流中，亚当斯暗示自己也会遵守这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法则，将担忧带入坟墓：“我已经看到，奴隶制就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国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我可能会说我已看见黑人军队在空中来回行进，身上披着闪闪发亮的铠甲。我对这个现象感到如此恐惧，以至于我以前不断地对南方绅士们说我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我必须将它留给你们处理。我决定不赞成那种违背你们的判断而将任何措施强加在你们身上的做法。”无论是独立战争还是初生的共和国，若没有南方各州的支持，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亚当斯就只能听任弗吉尼亚人担任反奴运动的领袖。到了1820年，他们还是未能完成使命，杰斐逊自己就是这一失败最明显的象征。然而，亚当斯选择了继续遵守他保持沉默的誓言，至少他对杰斐逊是如此，从而让友谊超越了他在道德上的保留，并同时使昆西市与蒙蒂塞洛之间的对话，成为独立战争那一代留下来的那个最成问题的精神遗产的最后证明。
1820年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已经失去了争论的锋芒，重新回到那种挽歌似的、静物画般的模式。1819年发生了最后一次小风波，当时报纸上登载了据称是北卡罗来纳州梅克伦堡县一小群市民于1775年5月起草的一份文件，而且该文件的语言风格与后来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十分相似。亚当斯让杰斐逊注意这一情况，并指出他要是早知道这件事就好了：“我本可以在《独立宣言》发表前的十五个月，让这份文件在大陆会议中不停地回响。”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更能触动杰斐逊的内心了，因为其“《独立宣言》之父”的身份是让他流芳千古的主要功绩。他迅速给亚当斯回了信，并坚决认为“那份文件完全是伪造的”。同时他强烈要求亚当斯对之保持怀疑，“直到有确切且严肃的证据证明它是真实的”。亚当斯很快向杰斐逊保证他现在相信“梅克伦堡文件不过是杜撰之物”。然而，他在同别人通信中的说法却与此相反。“若说梅克伦堡文件和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之间不存在什么渊源的话，”他调侃地说，“现在我可能马上就会相信，我眼前这一簇美丽的绣球花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作品。”
亚当斯从梅克伦堡事件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而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相信杰斐逊是一个剽窃者，而是因为他认为将整个重心都置于一个人、一个时刻和一个文件上的做法，扭曲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实历史。尽管《梅克伦堡宣言》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但它还是准确反映了亚当斯的判断力——有许多舞台或者剧院正在上演着独立运动剧目，而且除了1776年7月4日那天之外，还出现了其他许多高潮。在自传中，他选择了将1776年5月15日认定为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因为正是这一天大陆会议通过了每个州都需要制定新宪法的决议。（巧合的是，正是亚当斯起草并推动大陆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在亚当斯看来，这一决议才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创立了独立又中立的美国政府体系。它也意味着，独立战争是对植根于旧殖民地经验的新政治原则的积极且负责任的承诺，而不仅仅是脱离英格兰的消极声明和与过去的彻底决裂，这似乎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想要说明的。根据亚当斯的观点，这个决议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与过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杰斐逊看来，则意味着它完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尽管针对《梅克伦堡宣言》的简单交流触及了这些重要的意见分歧，然而外交式对话还是阻碍了他们开诚布公。到1820年，亚当斯也停止他那种振聋发聩的方式，采用了杰斐逊式温和的两面派姿态，宁愿冒虚伪之险，也不愿失去友谊。尽管他的文章依旧辛辣，但爆炸般的直率已经偃旗息鼓，尤其是在1818年10月阿比盖尔逝世之后。（当她躺在床上弥留之际，亚当斯保持了镇静，但对身边的亲戚说：“我希望我能够躺在她身旁与她一起死去。”）杰斐逊总是声称，每一代人都不可能超越他们的天年而继续徜徉人间，几乎每个人都有将自己埋于地下、为下一代人扫清道路的道德义务。如今两位元老似乎都意识到他们已经活过了天年。回首一生，杰斐逊写道：“就像视察战场一样，所有人，所有人都死了：唯独我们自己仍徘徊在新一代中，而我们不了解这一代，这一代也不了解我们。”
人生的沧桑变迁又一次开始挤掉那些更具争论性的话题。“不听使唤的手腕和手指让写信变得缓慢又费力，”杰斐逊抱怨道，“但给你写信时，我就沉湎于对久远时光的回忆，那时我们年轻、健康，能从一切事物中获得快乐，于是我就忘了残废般的手给写信带来的不便，写起来流畅又欢快。我一度忘了我们正处于生命的冬天，忘了我们的鬓发已经雪白，只能思考如何保持身体温暖，如何打发我们那如重负一般的时光，直到死神用仁慈的手将我们都带走的那一刻。”亚当斯表示赞同，他认为对过去的回忆是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一切，而且他喜欢只回忆那些美好的旧时光。“我怀着一种狂喜回忆那些黄金般的日子，那时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就像兄弟一样一起生活和行动，”他回忆着并以颇为亲密的口吻结束了这封信，“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是你的朋友。”
他们谈到来世，与其说是一个面见上帝的机会，毋宁说是他们与“兄弟会”成员交谈的机会。正如杰斐逊所说：“也许我们能够再次相遇……与我们的旧同僚相遇，并从他们那里收到赞扬的印玺。”亚当斯同样认为，天堂重聚会让他们嘲笑各自人性中的荒诞和弱点，尽管他只有在富兰克林对自己的罪行做了适当忏悔之后，才会同这个伟人谈话。天堂只是一个隐喻而已。有据可查的是，亚当斯认为对生命永恒的信仰比生命是否永恒更重要。“若被揭示或者被证实没有来世的话，”他告知一个朋友，“我给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建议就是，在我们还能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时，去吸食鸦片。”或者如他对杰斐逊所说：“（若没有来生）即使我们曾遭受朋友的失信，我们也要永不知情。”他俩将赌注压在来世，将自己的信件准备好留给后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不朽只有在那里才可能成真。而且两个人都认为，他们写给对方的信正是这一最后安排的顶石。
毫无疑问，两位元老之间的情感纽带被修复了，最终友谊也恢复了。他们用不着再摆出伙伴的姿态了；或者换言之，他们摆出的姿态反映了他们内心对彼此的亲密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感情的弥合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们垂暮之年的通信使两位圣人得以直面和讨论对他们共同经历和创造的历史的不同看法。杰斐逊做出了不少修正和一些至关重要的让步。在最后一次宣泄中，亚当斯则火药味十足地、激动地表达了对杰斐逊式历史建构的强烈反对。人们可能愿意相信，而且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他俩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在智识和气质上的不足之处；实际上，他们具有互补性；只有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时，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的碎片才能够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但更世俗的事实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正视，也从来没有充分解决他们之间所有的政治分歧；他们只是命长，从而超越了这种分歧。
刚开始通信时，亚当斯对杰斐逊还有强烈的憎恨之感，因为杰斐逊在他当总统期间，发起了对他的诽谤。到1823年，整个诽谤丑闻已经成了一种怀旧的笑话。亚当斯在报纸上读到，杰斐逊编辑了“一本杂志，里面收集了许多诽谤、中伤和诋毁你的报道和宣传手册”。这是一个富有灵感的主意，亚当斯觉得要是他先想到这个主意该多好：“这辈子我是一个多么傻的人啊！而且我的孩子们和孙子们是多么笨的人啊！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曾想到，要做一本类似的集子。若我们想到了的话，我相信我做的集子可能比你做的更为精彩。”杰斐逊很遗憾地告诉亚当斯，那则传闻不是真的，他并没有编辑这样一本关于诽谤的集子。然而，若他真这样做了，“它当然不可能是简单的一卷本了，而应该是一部百科全书”。
他们已然成了活着的纪念物了！1824年，法国人马奎斯·德·拉法耶特——美国独立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最后一次访问美国。蒙蒂塞洛与昆西是他此次访问的必经之地。每到一处（他们的）重聚都会吸引众多的围观者，其中有人声称看到了两个鬼魂跨越时代飘然而至，这是他们为了当代人的福祉而最后一次显灵。美国雕刻家约翰·亨利·布罗维尔（John Henri Browere）也拜访了这两位圣人，并要求他俩坐姿端正，以便从他们面部套取模型，目的是为了设计并制造逼真的头像——制造偶像的现实头像。（杰斐逊发现，这个要不间断地将石膏般热热的液体从头上浇下去的过程，是如此不舒服，以至于他发誓要“和各种半身像以及肖像永别”。）他向亚当斯的最后道别，也表达出那种觉得自己如同活雕像般的奇怪感觉。他将写给亚当斯的最后一封信，交给了他的孙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当时他正在去往波士顿的途中，会在昆西市停留。“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希望在暮年的冬夜，能够对他身边的人讲述自己从生前的英雄岁月学到了什么，以及他有幸目睹了哪位著名的阿尔戈式英雄。”对大多数出生于182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早已作为神圣的历史时刻而被人们铭记许久，那个时候的许多英雄人物已经享受了面见上帝的特权。因此，当想到他们之中还有少数几个人健在，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然而，他们确实健在。并且在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邀请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地飞向蒙蒂塞洛与昆西市，人们邀请这两位元老与世人共同分享他们拥有的与美国独立战争有关的全部智慧和经历。虽然正患有严重的肠道功能紊乱（最后证明这是致命的），杰斐逊还是倾尽全力，为生命中最后一次富有激情和雄辩的演讲做准备。几天来他忙于起草一封致华盛顿市美国独立日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的信，不断删删改改，认真程度不亚于当年起草《独立宣言》。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他不能亲自参加庆祝活动，无法加入“那一小帮人，当时与我们在一起的那群杰出人士中还健在的人”。（《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中只有三人健在：亚当斯、杰斐逊和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尔。）于是，他提供了关于“那群杰出人士”事迹的杰斐逊式描述：
愿它在整个世界，我相信必将如此，（先是在一些地区，随后在另一些地区，最终将在整个世界），成为一个警世号角：唤醒世人打碎一切枷锁——僧侣式的无知和迷信使他们甘愿置身于这些枷锁之中，并呼吁世人夺取自治的幸福与安全……所有眼睛都已经看到或正在看到人的权利。科学之光的全面播散，已经让人人都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人类的大多数并非生来就背负着马鞍，而人类之中穿着马靴、配着马刺、准备驾驭大多数的少数幸运者，也并非上天选定的。对别人来说，这些都是对未来保持希望的依据所在；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则要让这一天不断唤醒我们对这些权利的回忆，并让我们对它们保持永不衰减的热爱与忠诚。
这是一种典型的杰斐逊式视角。这种视角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就像一次爆炸，它使美国脱离了英国，脱离了欧洲，也脱离了过去的自己；而且，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注定要席卷全世界的摆脱压迫、争取自由的全球性斗争的第一枪。在他的表述中，所有形式的权威若不是源于其自身内部，就注定要受到指责，注定要处于永远的守势。美国独立战争不仅将英王和英国议会的暴政拒之门外，它还公开反对一切手握任何强权的政治机构，包括1790年代由联邦主义者建立的联邦政府。
这一声明中催人上进的豪言壮语并非杰斐逊首创。“背负着马鞍”和“穿着马靴、配着马刺、准备驾驭大多数的少数幸运者”是从理查德·兰波（Richard Rumbold）上校——一位1685年被判犯有叛国罪的清教徒军人——所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摘取出来的，当时他是在绞刑架上进行演说的。杰斐逊有好几本英国历史书，这些书都转载了兰波的演说。（或许作为将死之人，像兰波一样，杰斐逊认为他完全有权声称这些豪言壮语是他自己独创的。）然而，借来的雄辩文辞只是杰斐逊本来就很具感染力的演说的一个小方面而已。总而言之，它将问题置于极其崇高的高度：在那里，所有答案都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真正的选择。这正是这篇演说散发着令人陶醉的魅力的根源所在。杰斐逊的伟大设想浮现了。它超越了纠缠不清的具体细节，激励着人们前进，就好像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大爆炸理论一样，现在它将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传播到整个世界，它已不再为任何人所怀疑，而且也不再被操控在哪个人的手中。
亚当斯也收到了来自联邦和州委员会关于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函。直到最后，他都有些不情愿，而且还一度抵触；他坚持认为，7月4号不是真正的独立日，确切地说没有什么正确的独立日。《独立宣言》的通过，只是一件没有任何重大历史意义的装饰性事件。当昆西市的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访他，并邀请他为当地庆典说几句话时，他却敷衍了事。“我将让你们独立到永远。”他回答道。当被要求对这句话做具体解释时，他拒绝了。“无可奉告。”他坚决地说道。
最后，亚当斯家族的几个朋友，终于从这个在其他方面颇饶舌多嘴的元老身上，得到了一点回报。他承认，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已成为“人类编年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新开始”，但是它的意义还有待评判。他不确定由建国一代确立的共和原则能否在外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无论是欧洲还是拉丁美洲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即使在美国国内，那些原则的命运也成问题。他警告说，美国“注定要在未来历史中留下最光彩或最黑暗的一页，这取决于一点：那种最终将会被凡俗心灵塑造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被正确利用了，还是被滥用了”。当被要求为子孙后代摆个姿态时，他却选择了丢给他们一个挑战。
确切地说，亚当斯的观点是与杰斐逊相反的。它缺乏杰斐逊式叙述所具有的激情雄辩和乐观，这是因为亚当斯的观点是建立在其漫长职业生涯中逐渐内化的偶然感之上。对亚当斯来说，美国独立战争依然是一个实验，就好像一艘船扬帆驶入了其他船从未成功穿过的未知海域一样。没有地图或者航海图来指导共和政府如何从民意中获得权威与合法性：民意这种模糊不清的权力之源，就像海洋中的波涛一般起伏不断、变幻莫测。而他是首航船员中的一员，甚至最后也曾掌舵，因此他和其他船员一样，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知道，这艘船好几次都差点被撞毁、沉没。而且，在整个1790年代，船员们一直都在就什么才是正确的航线这个问题激烈地争论。杰斐逊似乎认为，一旦船在英国码头起锚并卸下了欧洲行李，它就会自动驶进康庄航道。亚当斯认为他比杰斐逊知道的更多，而且他将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坟墓，即一个按照联邦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握有实权的联邦政府，是他们沿最初航线行进而取得的一项成就，而不是对这种航线的背叛。若没有一个权力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驾驶这艘依然脆弱的美利坚合众国巨轮，新一代船员必然会驾着这艘巨轮，撞上那个巨大的奴隶制暗礁，最后沉没。这一暗礁正如死神一般地潜伏在不远处，甚至杰斐逊也承认，这是“一个会让国家分裂的问题”。
杰斐逊那种更为祥和的历史观点，正如亚当斯所预料的，在历史书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是杰斐逊得到了神助。所有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的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上帝之声。1826年7月3日傍晚，杰斐逊陷入了昏迷。他对围在床边的医生和家人说的最后几句可辨听的话表明，他希望以戏剧性的方式安排好他离开人世的时间。“今天是7月4号吗？”那天不是7月4号，但是他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久久不肯离去。直到那个魔术般的7月4日午后不久，他才撒手人寰。同一天早上，亚当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钟爱的书椅上。他几乎是在杰斐逊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死亡很快就来临了，大约是在那天下午五点半。昏迷期间有短暂的一瞬，他醒了过来，暗示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延缓这不可避免的最后一刻，但很明显他在努力地拖延。他想对他的老朋友说最后几句话，以示他最后的敬意：“托马斯·杰斐逊成了最后的幸存者”，或者按照另外一种说法，“托马斯·杰斐逊仍然活着”。不管是哪种说法，就那一刻而言，他错了。然而，对整个时代而言，他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