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华盛顿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1796年之前成功避免了真正竞争性的总统选举。如果当时出现了竞争性总统选举，如何让它不导致国家分裂，直到今天还是人们不断猜测与思考的话题。尽管在关于《杰伊条约》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常规化的政党机制，但当时还不存在任何类似于现代政党的有组织的运作结构。选出选举人以组成选举团，各州采用的方法大不相同。而且，候选人可以公开拉选票的观念本身就违背了一种原则假设：这种行为本身就代表候选人承认自己不配担任联邦职务。
尽管在华盛顿第二任期内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分野，而且新闻界里那些狂热的评论者也以党派主义的方式相互猛烈攻击，但是政党标签和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公共平台的重要性，仍然比不上候选人的独立战争资历。二十年过去了，对“1776年精神”的记忆依旧清晰，担任总统的主要条件依旧是个人在1776～1789年独立斗争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只有那些在这项事业风雨飘摇之际，勇敢站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这项事业的政治领袖，才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
有希望担任总统的有二三十人，其中塞缪尔·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任何人列出的名单中，占据头四名的名字几乎都是一样的：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当然，到1796年时，华盛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总统使命，富兰克林也已经与世长辞，只剩下亚当斯和杰斐逊这两个选择了。到1796年春，总统将在两人之间诞生。
他俩是不谐和的一对，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认为历史将他们联结到一起。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两人之间的不谐和：亚当斯是一个又矮又胖、勇于承认错误的新英格兰人，而杰斐逊则是一个又高又瘦、端庄寡言的弗吉尼亚人；亚当斯易怒、好斗，而且能言善辩，他最喜爱的交谈形式就是辩论，而杰斐逊则总是冷静、自我克制和谜一样的人，他认为辩论是对他自己脑海中自然和谐之音的违背。我们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一个是北方佬，另一个是南方种植园主；一个是辩论家，另一个是作家；一个是一只牛头犬，另一个是一只灰狗。他俩是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最奇怪的一对。
正是独立战争将他俩拉到一起。他们在大陆会议期间曾肩并肩地工作，二人都坚定地反对与英格兰讲和，都是起草《独立宣言》委员会的成员。1784年，他们又在巴黎相聚。在那里，杰斐逊成了亚当斯家中的非正式成员，而且正如阿比盖尔·亚当斯所言，“杰斐逊是我的另一半能够以完全自由和自我保留的方式进行交往的唯一一人”。第二年，杰斐逊又到伦敦并在亚当斯夫妇家待了数星期之久。在那里，这两位美国公使，一起忍受了乔治三世对他们的侮辱：当时在一次正式的宫廷仪式上，乔治三世故作卖弄地不理睬他们。亚当斯从来没有忘记那个场景，他也从来没有忘记当时站在他旁边的朋友。
毫无疑问，两人之间存在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他们1790年代站在对立的党派立场上的基础。然而，两人意气相投，曾共同经历过独立战争和对他们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因此亚当斯和杰斐逊在个人情感层面的紧密关系超越了纯粹的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们是经历了1776年痛苦与欢欣的“兄弟会”成员。不管后来有什么分歧，都不可能动摇这种根深蒂固的亲密关系。他们了解、信任甚至热爱对方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这两个1796年总统竞选的主要对手，不仅都拥有无可挑剔的独立战争资历，而且作为一个团队而赢得荣誉。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有几个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合作典型：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中的合作，以及后来在华盛顿第二任期内的合作；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撰写《联邦党人文集》上的合作；麦迪逊和杰斐逊在协调共和党反对汉密尔顿金融计划和后来反对《杰伊条约》上的合作。但亚当斯-杰斐逊合作是所有合作中最伟大的一例，这部分因为他们两人的重要影响力和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在他们二人之间做出选择，就好像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大脑和心灵之间做出选择一样。
如果独立战争资历是评判的主要标准，那么亚当斯几乎是不可击败的。他的职业生涯（实际上他的一生）都是美国独立战争造就的。反过来他也将美国独立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或许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可以算得上这群人中最没有背景的，但是亚当斯如果出生在英国或者欧洲的话，终其一生都会是默默无闻的那种人。
还好，1735年，他出生在波士顿以南12英里的布雷茵特里，父亲是农夫和鞋匠，他将亚当斯送到哈佛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牧师。大学毕业后的十年中，他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灵魂，期望获得神启；与此同时，他先是当乡村教师，然后成为实习律师来维持生计。1760年代中期，两个重大事件决定了他的命运：其一，1764年他与阿比盖尔·史密斯成婚，二人发展了一种平等而亲密的合作关系；其二，他站出来领导了反对《印花税法案》和反对不列颠对美洲殖民地实施的任何政策的运动。美国独立成了神对他的召唤，成了他以近代清教徒般的热忱来追求的使命：这个牧师的会众就是美国人民。
尽管亚当斯因对自己的怀疑而深感苦恼，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事业。到1774年召开大陆会议时，他和他的表哥塞缪尔已经成了新英格兰反对不列颠权威的著名人物。在大陆会议内部的辩论中，由于约翰·亚当斯谴责与英格兰达成任何妥协，由于他的《政府论》（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数个州制定宪法的指导文件），他获得了“独立事业的阿特拉斯”美誉。当大陆会议的其他代表还在继续寻找避免与不列颠决裂的途径时，亚当斯就坚持认为独立战争已经开始了。他成功说服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并亲自选择杰斐逊来起草《独立宣言》，这是旨在赢得弗吉尼亚对独立战争的支持的两个战略决定。他担任战争和法令委员会主席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并在战斗最激烈、最不确定的时候，扮演了战争部长的角色。
1777年大陆会议决定让他到巴黎与富兰克林会合，同法国就联盟事宜进行谈判。他在1779年回国了几个月，刚好让他有时间几乎是单独起草马萨诸塞州州宪法。接着他就回到了巴黎，继续就结束这场战争的和平条约进行谈判。这次经历造成了他对富兰克林的终生敌意：富兰克林发现约翰·亚当斯有着令人不可忍受的严厉，而且过于勤奋。（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动机的看法过于天真：法国当然是反英国的，但是它并不亲美；他还认为富兰克林过于陶醉于自己作为在巴黎的终极美国人的地位。）直到1788年，他都待在欧洲，首先是与杰斐逊共同就新生美国的法律承认问题以及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银行那里贷款等事宜进行谈判，接着作为美国派驻圣詹姆斯王朝的第一任公使来到伦敦。正是在这里，他的这个长久信念得到了确认：英格兰“对我们的在乎还不如其对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的在乎”。他无法出席制宪会议，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遗憾，因为他和麦迪逊被认为是美国国内在政府问题上最有学问的两个人。他利用自己在伦敦的闲暇时光写下了长达三卷的政治哲学著作，题目是“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该书强调了强势行政部门、两院制立法机构和制衡原则的优点。他及时回到了美国，从而被选举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副总统，这被大部分观察家，包括亚当斯本人在内，解释为民众对他为美国独立做出的历史贡献的承认。美国那些伟人中，富兰克林已经年迈体衰，因而亚当斯此时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他的声誉被两个几乎是灾难性的挫折损害了，其中一个是他无法控制的，另一个则要归咎于他自己的反复无常。前一个挫折是，亚当斯不幸成了他所描述的“人类曾经发明或者想象过的最不重要职位”的第一个占据者。后来担任副总统的那些人不断补充和延长着那种半幽默式的抱怨：副总统就是被囚禁在了肃穆庄严的政治监狱之中（例如，“这个职位连一桶唾沫都不值”），然而是亚当斯最先编造出那些笑话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经历这种矛盾的美国著名政治家：尽管离最高权力只有一个心跳的距离，却只能在政治的死胡同中憔悴凋萎。
根据宪法，副总统的职责有二：在总统死亡、生病或者被剥夺职位之时，执掌总统之位；在参议院中担任临时总统，只在需要打破参议院投票僵局时投票。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中，亚当斯所投票数——至少三十一次，甚至可能多达三十八次——比之后任何一位副总统所投票数都要多。这部分是因为当时参议院的规模比较小，更容易出现僵局。但是，在亚当斯初次试图参加辩论之后，参议员们决定副总统是不能被允许说话的。亚当斯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每天都要听别人说话达五个钟头，而且我还不能自由开口说话，这绝对是一种惩罚；特别是当我听到的内容在我看来都是过于幼稚的、轻率的、没有经验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个在大陆会议上不知疲倦地呼吁独立的演说家，在新政府的立法机构中却必须保持沉默。“我的职位，”他抱怨道，“对于一个自由之子来说，是一种过于严重的限制。”美国政治辩论的最大火山被要求只能私下里爆发几下。
这些话不时地出现在他写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当时阿比盖尔待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家中，与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独立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在一起。亚当斯对自己被参议院放逐以及自己的声音被压制，感到深恶痛绝，就好像一匹充满战斗激情的老战马，现在却在关乎共和国将朝何处去的紧要关头，被放到牧场上吃草一样。亚当斯就是亚当斯，他的苦恼在他对这种不公局面的激烈言词中得到了多彩却弄巧成拙的发泄。“我们独立战争的历史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谎言，”他在1790年给拉什的信中这样写道，“整个事情的核心就是，富兰克林博士的避雷针重击了地球，接着就蹦出了一个华盛顿将军。富兰克林给他充上电，自此以后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谈判、全部的立法机关和战争都由这两个人掌控。”按照亚当斯自己的观点，经验和训练已经让他准备好了在赢得独立战争并巩固胜利果实的长剧中扮演核心角色。然而，他却被驱逐到旁边担当个小角色，而那些迟来的人，比如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却占据着舞台中央。
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他在参议院的职责还使他远离了内阁讨论。华盛顿很少就政策问题咨询他，明显是认为副总统职位是参议院中的职位，因此让亚当斯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就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当被朋友们问及他遭到总统内阁孤立的情况时，亚当斯往往敷衍地以宪法原则回应。“行政权力完全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他说道，“因此若我卷入其中的话，将让局面变得非常微妙，因此我尽力避开它。”他十分渴望被内阁咨询，但是也过于自傲，不愿意把自己往前推。他坚定地支持了华盛顿政府的所有主要计划，包括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镇压威士忌暴动、《中立宣言》以及《杰伊条约》，尽管他对这些计划的制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且私下里还对汉密尔顿与银行家和投机者的关系颇有保留。很难想象，这个从来都富有战斗精神的、极易冲动的美国独立斗士变得无关紧要、不为人注意，然而，这就是副总统职位使他陷入的困境。
由于亚当斯在参议院第一次会议时说的那些话——当时还没有决定副总统不得参加参议院辩论，亚当斯本人也要对使自己变成边缘人物的局面负一定责任，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小的礼仪问题：国会议员们应当如何称呼总统。尽管这根本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问题，但由于美国人对君主制的过度怀疑——此种怀疑弥漫在任何有关总统在刚刚批准的宪法下有多少权力的谈话之中，因此它依然具有象征意义。任何支持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的人，都极易招致这样的指控：这个人是个准君主主义者，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共和原则的背叛者。
亚当斯对自己在独立战争中的资历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他认为自己不会招致这样的指控。但是，当他就官员服饰在参议院进行演说，并建议以“陛下”或者“国王”来称呼华盛顿时，他的话马上就成了不少尖刻笑话的笑柄。其中就有人说，他曾长期滞留在英格兰，染上了“贵族病”，可能更愿意被人称作“圆胖老爷”或者“布雷茵特里公爵”。杰斐逊对亚当斯万分愚蠢的建议深表绝望，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荒唐的事情”。
亚当斯试图以自嘲的方式，让自己从君主制的沼泽中脱身，宣称他只不过是想让行政部门拥有与立法机关的可怕权力相抗衡的机会。“许多小鱼一起会吃掉大鱼，”他开玩笑地说道，“除非大鱼能够将所有小鱼都吃光。”他写信给本杰明·拉什时说，若所有正式头衔都要被丑化，那么或许拉什的孩子应当开始以“本”（Ben.）来称呼他们的父亲。
然而总体上，亚当斯的内心是非常愤懑的，并试图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从来就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拳击场上的每一次铃声都做出回应的拳击手，亚当斯拒绝放弃这个信念：新的美国政府需要强大的行政力量。在发表于《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的三十一篇论文中——这些论文后来被收录进《与戴维拉对话集》（Discourses on Davila）并出版——他论辩道，所有稳定的政府都必须坚持他所谓的“君主制原则”，即要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被授权体现国家意志，并保护普通公民免受更加富有、出身更好的那些人的权力欺压。他继续论述道，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可能依然需要保持君主世袭制，以使这些国家能够逐渐转向完全的共和体制。
这种论述似乎是为了让自己招致误解，事实情况也正是如此。终其余生，亚当斯生活在阴云之中，人们怀疑他要在美国复辟君主世袭制，并且一旦被选为总统，他完全可以封自己为终身国王并让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继承王位。他可以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一直辩称这样的指责是荒谬的——它们确实荒谬，而且他也确实一直在如此辩论。然而，亚当斯已经为自己贴上了“君主主义者”的标签，这个标签将在长久的时间中、在历史书籍中聒噪不已。由于华盛顿自己没有孩子（国父华盛顿几乎肯定是不能生育的），他就不那么容易遭到此种要让儿子继承职位的指控了。（有趣的是，在美国前六位总统中，只有亚当斯有男性继承人。）如果说华盛顿是一个尚可信赖的准君主式总统的话，那么亚当斯就是不可信任的秘密君主。
事实上，《与戴维拉对话集》中的文章成了他与杰斐逊的友谊出现第一道严重裂痕的起因。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美国版）的出版商印刷了在今天会被称作“新书推荐短评”的宣传材料，上面引用了杰斐逊的话（杰斐逊原以为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作者）。在这个短评中，杰斐逊顺便提了《与戴维拉对话集》中的“政治异端理论”。每个人都知道这本书是亚当斯写的。亚当斯极度愤怒，称在所有人中，杰斐逊应当最清楚他在欧洲时并没有皈依君主制。杰斐逊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并向华盛顿解释道：“我担心，出版商的不谨慎已经使我和这个朋友的友谊遭到了损害。对现今世界上最诚实、最大公无私的亚当斯先生，我有着无比衷心的尊敬。”之后，二人之间进行了让人光火的通信。杰斐逊试图提醒亚当斯，他们二人的珍贵友谊并不取决于他们对政府形式是否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然而，明显感到被伤害的亚当斯，则以其典型的好斗风格回信称：“我并不知道，你认为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形式。在我们的严肃交谈中，我想不起来有哪一次涉及什么政府形式问题。即使我们曾经偶尔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浅尝辄止，没有什么深刻解释。”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亚当斯退回到了更为安全的地带：“我们之间长达十五年的友谊，从未有过哪怕最短暂的中断，而且在这次事件之前，我们也从来没有对此表示过丝毫怀疑。这份友谊从来且现在依旧是我最为珍视的。”
杰斐逊同样非常珍视这份友谊，以至于他宁愿否认自己正在逐步形成如下信念：亚当斯不幸“上了君主主义联邦党人的当”，而且——尽管不是有意的——把自己的巨大威望给了反对独立战争原则的、愈演愈烈的阴谋，而这些原则正是亚当斯和杰斐逊曾竭尽全力创造的。至少杰斐逊写信给其他人时是这样说的。给亚当斯写信时，他宣称自己对《与戴维拉对话集》的评论被曲解了，他当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指向你的任何文章”。这绝对不是真话，然而，在杰斐逊的观念中这是一种可以被原谅的事实歪曲，因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他与亚当斯的友谊。亚当斯的风格是针锋相对、大声呐喊、激昂论辩，然后再拥抱对方；而杰斐逊的风格是尽力回避、制造借口，然后让自己相信一切如故。
曾经，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确实磨合得不错。亚当斯和杰斐逊在华盛顿的第一个任期内保持着真诚的关系，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他们站在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正逐步扩大的裂缝两端。亚当斯因居副总统之位而几乎被封住了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杰斐逊尽管私下建议麦迪逊如何能最好地对抗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但他同时是华盛顿政府的一员，这种局面对维持他们的友谊也有所帮助。1793年，亚当斯加入美国哲学学会时，是杰斐逊陪他去的。亚当斯对阿比盖尔说“我们依然关系很好”，意思是他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下来了。不过，只是勉强维持下来。
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尽管法国大革命过于疯狂、过于血腥——让亚当斯忍受不了。杰斐逊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与美国独立战争相联系的看法，在亚当斯看来，简直是疯了。（“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等都是一些狂暴之徒，”他在1793年写信给约翰·昆西·亚当斯时称，“毁灭的种子已经被播种进了法兰西的土地，它们都会发芽长成巨大的怪物。”）他开始将杰斐逊说成一个危险的梦想者，他就像大部分弗吉尼亚人一样，由于欠下英国债权人的债务，以至于他对欧洲事务的判断都被一种充满极端敌意的反英国病误导了，这种反英国病已经使他无法对美国的海外利益进行客观估计。他需要“从他的债务中脱身……并且按照自己的收入来安排生活”。事实上，杰斐逊已经“被自己的梦想和因反对宪法和本届政府而变得酸刻的脾性给毒害了”。
到1793年杰斐逊从国务卿的职位退下来的时候，二人的友谊在亚当斯的记忆中，就只剩下一些怀旧的模糊踪迹了。“我在如此长的时间中习惯于对他的能力和良好脾性做出积极评价，”亚当斯向阿比盖尔倾诉道，“以至于我无法对这次事件（杰斐逊退休）没有丝毫的遗憾……但是，他不够坦率，他固执地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权力，以及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偏见……已经几乎让我对这件事无动于衷了，我不会为之伤心落泪……他的心灵现在已经被激情、偏见和派系斗争毒害了。”
作为一个资深的杰斐逊观察家，亚当斯对这位朋友离开公共生活的决定表示了怀疑。“杰斐逊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获得一种谦虚、温和、恭顺的美名，完全没有任何野心或虚荣心，”他向约翰·昆西·亚当斯解释道，“他自己甚至可能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这一点。但是若有机会到来，整个世界将会看到，他自己也会感到，他实际上像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野心勃勃，尽管没有能力成为军人。”在某种意义上，亚当斯所表达的意思是，他比杰斐逊本人还明白是什么样的心理力量促使杰斐逊归隐蒙蒂塞洛。尽管杰斐逊穷尽复杂的推诿手法使人们无法看清他的内心对话，但亚当斯已经感觉到杰斐逊的退出只是暂时的，这两个老同事不久之后就要展开争夺总统职位的战斗了。伟大的合作注定要成为伟大的对抗。
最了解杰斐逊的观察家是詹姆斯·麦迪逊，至少就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而言是这样的。在与亚当斯的合作关系中，杰斐逊是年轻的一方，而在与麦迪逊的关系中，他是年长的一方。由于年龄和政治经验，杰斐逊总是倾向于尊重亚当斯，同样出于年龄和政治经验的考虑，杰斐逊主导了他与麦迪逊的关系。他们二人的合作早在独立战争年代就在弗吉尼亚开始了，并且在1780年代得到巩固：当时杰斐逊居于巴黎，麦迪逊则成为他关于国内政治事件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特别体现在宪法的起草和批准上。后来证明，这是麦迪逊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也是他唯一一段完全脱离杰斐逊影响而独立行事的时期。
尽管到了1790年代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到了无条件信任对方的地步——1790年代他们共同领导了共和党人反对联邦党人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但是他们的合作关系缺乏亚当斯-杰斐逊合作关系的戏剧性：亚当斯与杰斐逊的合作关系似乎象征着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紧张关系，象征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和脾性为了共同事业而结合。麦迪逊在脾性上站在杰斐逊的对立面——他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扫无遗，会更加细致和精确，是散文而不是杰斐逊式的诗歌。但是，由于他总是屈从于杰斐逊的意志，因此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种能够透露内情的冲突，而正是这种冲突使亚当斯和杰斐逊的合作显得生动。如果说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裂痕，是他们合作的魔力之源，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联盟则好似流水无痕，虽然不那么具有魔力，却更加流畅，默默地发挥着效用。
若说亚当斯和杰斐逊是作为美国人——1776年作为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早期斗士，1780年代作为美国驻欧洲的两位主要使者——而走到一起，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则是作为弗吉尼亚人而结盟，两人都致力于确保弗吉尼亚州的利益在全国政府中获得胜利。尽管这是一项更为狭隘的事业，但它具有一个更协调、更集中的政治议程的全部优势，在这种议程中两人都扮演着清晰的角色。
杰斐逊是伟大的战略家，麦迪逊是灵活的战术家。“我将一直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命令，”1794年麦迪逊这样写信给杰斐逊称，“而且，若情况需要我会继续给你写信。”杰斐逊当时刚刚开始在蒙蒂塞洛隐居，沉醉于自己的退休生活，而麦迪逊则刚刚回到费城的政治战争之中。麦迪逊的信重新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合作。而且，它还象征着杰斐逊竞选总统活动的开始，尽管杰斐逊本人并不知情，甚至还特意进行自我否认。
隐居期间，一方面，杰斐逊的信件对政治避而不谈，总是强调他对翻修蒙蒂塞洛的种种设计、作物轮作计划、将日内瓦大学迁移到弗吉尼亚州的奇怪建议，以及制造肥料的最佳流程等。他写给麦迪逊的信也是以“蒙蒂塞洛的杰斐逊”——从政治家转为农民、隐居在“我那偏僻的故乡”的杰斐逊——为特征。政治问题偶尔也溜进他们的对话之中，就好像一株异国植物出现在各种野豌豆之中。另一方面，麦迪逊的信充满了来自首都的政治新闻——汉密尔顿的背叛行为和据称他在财政部伪造财政簿记的行为、华盛顿对“威士忌暴动”不祥的过激反应、反对《杰伊条约》的社会风潮，其中很多信是用暗语写的，目的是防备到邮局刺探消息的人。
麦迪逊不声不响地组织着共和党人旨在让杰斐逊接替华盛顿的活动。1795年10月阿伦·伯尔造访蒙蒂塞洛，目的是讨论将纽约的选举人票拉到杰斐逊一边，并以此作为让他竞选副总统的交换条件。其他一些共和党活跃人物，比如众议院发言人约翰·贝克利，则集中处理另一个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各个政治派别。另一边，联邦党人的编辑和辩论家则开始对抗这场为杰斐逊开展的竞选运动，并大力进行反杰斐逊的舆论宣传：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时，面对不列颠军队他没命地逃亡，颜面扫地；他是一个顽固的亲法派；他是一个理论梦想家，“更适合于在大学里做教授，当哲学社团的主席……但显然不适合担任一个伟大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当这一切在杰斐逊身边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他却坦言自己对参加总统竞选毫不知情。他可以将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自己从来没有被告知这些计划中的任何一个。
麦迪逊秘密地安排着具体事务。他明白——实际上这是他们二人合作的一个关键方面——若要杰斐逊重返政坛，就必须让这位良师益友在内心维持这种幻觉：自己根本不可能重返政坛。杰斐逊需要我们现在所称的“推诿”，这不仅是为了他的政治生涯，而且是为了他私人生活的宁静。在杰斐逊与麦迪逊的合作中，麦迪逊不仅负责处理琐碎的具体细节，还负责将杰斐逊与他本人灵魂深处悸动不已的政治野心隔离开来。
最迟到1796年夏季，当华盛顿退休已成定局，杰斐逊竞选总统一事人尽皆知、满城风雨之时，杰斐逊还宣称对竞选计划毫不知情。麦迪逊曾在蒙彼利埃逗留了四个月，而尽管蒙彼利埃离蒙蒂塞洛只有几英里远，麦迪逊还是没有去看望杰斐逊，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迫进行可能打乱杰斐逊推诿手法的谈话。“我没有见过杰斐逊，”他在给门罗的信中用暗语写道，“而且，我认为这是让他不必向他的朋友解释自己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争夺的最好方式。”因此，杰斐逊成了美国最后一个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人：他正在与他那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老朋友争夺总统之位。
与此同时在昆西市，这个朋友正带着自己的政治野心玩着策略。亚当斯的伙伴是阿比盖尔，她的政治直觉能够与麦迪逊的非凡技巧比肩，而且她对丈夫情绪化天性的了解超过其他任何人。她是他的红颜知己，是他可以将自我怀疑、虚荣心和内心想法和盘托出的唯一对象。然而现在，杰斐逊已经走到了对立面，而且他们的友谊已经弱化到礼貌地尽力回避交往的地步，阿比盖尔成了亚当斯的主心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他唯一的合作伙伴。亚当斯每年都有长达九个月的时间离开费城，除了费城夏季令人窒息的热浪、每年的黄热病以及让他感到厌恶的工作等原因之外，还因为他需要到她的身边去。
不幸的是，除了他们二人分开时的通信之外，我们对他们在一起时说了些什么，毫不知情。在国会开会的那几个月中，他们每周通信两到三次，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轻松的私人内容。“任何男人，哪怕他已经六十岁了，都不应当一次离家超过三个月。”阿比盖尔在他离开她回到费城后不久就写信抱怨道。“哦，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将自己的头靠在你的怀中了，”亚当斯回信时写道，“但是你怎么能提什么‘六十岁’呢？若我此刻就在你身边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向你证明我还没到四十岁呢。”
然而同样经常的是，亚当斯也利用二人的通信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在参议院中沉默不语的处境妨碍了他公开交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抱怨道，参议院中辩论的质量比大陆会议差多了，尽管他个人对阿伦·伯尔流畅而冷静的风格颇为着迷——他将阿伦·伯尔说成“像鸭子一样肥胖，像烤鸡一样红润”。他很孤单，渴望妻子的陪伴，也渴望得到她的政治建议。“我希望坐在你身边，每天晚上与你讨论参议院中的辩论。现在我却一个人坐在这里，对各种政治可能性冥思苦想。”阿比盖尔耐心听完了亚当斯关于法国大革命注定要失败的话，但比亚当斯更加乐观一些。“我在天亮之前的几个小时里都清醒地躺在那里，反复思考着法兰西问题，”她写道，“我目前的想法是，尽管他们有那么多的陈规陋俗，他们勇敢的军队最终会为他们建立一个政府，尽管这个政府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还很难预测。”
阿比盖尔对批评《杰伊条约》的共和党人做出尖锐的回应，称他们是“没有任何头脑的雅各宾党人和党派主义的傀儡”。亚当斯表示同意，尽管他同时还认为，那些“极端的”或者过分的联邦党人对英格兰的热爱和共和党人对法兰西的迷恋一样，都是误入歧途的。“我希望不幸和敌对会让约翰牛的脾气变得缓和一些，并且让他们为自己的傲慢吃点苦头，他们现在还不够谦虚。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将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将注定是美国的命运。然而，我同样希望，这个令人厌恶的任务不要马上强加到我们头上。”与华盛顿一样，他也认为《杰伊条约》是一次精明的（若说是苦乐参半的话）交易，它或许能够将与英格兰的战争推迟一代人之久。同时，他希望英格兰和法兰西拼死战斗。至于乔治三世，则是个“永远不可能恢复常态的疯狂的傻瓜”，然而在独立战争年代，“他的呆傻正是我们获得解救的良方”。
当亚当斯对华盛顿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且对经典著作缺乏了解进行严厉评论时，阿比盖尔斥责了他：华盛顿是除了她丈夫以外唯一能够保持客观的人，因此不应当在他背后说三道四。若是其他人如此直接地纠正他的错误，亚当斯肯定会像维苏威火山一样爆发了。然而，由于这种政治建议来自阿比盖尔，他打心底里表示欢迎。“将更多的建议告诉我，”亚当斯恳求道，“这比我在整个星期听到的国会辩论都更富有成熟的思想、优雅的风格和杰出的智慧。”阿比盖尔认为此种赞扬完全是为了取悦她。“我的信是多么混杂不堪啊——政治、家里的琐事和农业上的趣闻——请你用它们来点燃你的雪茄烟吧。”然而，他尽情品尝它们，并将它们全部保存了下来。
接着，他们还谈到了有关总统选举的敏感问题。尽管没有明说，亚当斯知道——这意味着阿比盖尔也知道——总统职位是对他在独立战争中的贡献的正当奖励。没有其他任何人（或许除了杰斐逊以外）能够与他对独立事业的贡献相提并论。如果他不是将副总统之位作为获得总统职位的垫脚石，他凭什么愿意在那黄金般的年代沉寂于副总统职位的阴影之中呢？就像杰斐逊一样——实际上，就像那个时代每一位自尊自重的政治家（或许伯尔除外）一样，亚当斯根本就没有竞选这个职位的意图。（伯尔有这种意图，而且采取了行动。）“我决心在这个愚蠢而邪恶游戏中，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亚当斯向阿比盖尔解释道，“并且将它当作一出喜剧、闹剧或者一次体操表演来欣赏。”接着，他补充说明了自己的一个坦率想法：“但我不知道不担任总统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这就是亚当斯的行为模式：首先，否认自己有什么政治野心，这和杰斐逊很像；接着，直面这种野心，因为它们而产生负罪感，因为它们而坐立不安；最后，很不情愿地承认它们是他的一部分。华盛顿的继任者将会面临“过度的压力……而且极易踉跄地摔倒”。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希望得到这样的职位呢？而且，他并不适合承担所有的礼仪性责任：“我憎恨举行招待会、发表演说、致辞、回答提问、宣言等诸如此类做作的、刻意安排的、违反常理的东西。”他对阿比盖尔很阴郁地说道。然而，他又揭示了对内心想法的再思考：“但这一切我都能够做到。”
阿比盖尔让自己的回信与丈夫内心对注定之事的漫长求索契合起来。没有错，总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一个最令人不快的位置：充满了荆棘，到处都是牢骚，总有人来挑你的错，对你诽谤中伤、谩骂诋毁”。但是（她迎合亚当斯内心的反转），“上帝之手必须有人去接纳，注定之事必须有人去完成”。这是否意味着，她愿意让亚当斯成为总统候选人，并且若他当选，她也乐意接受呢？阿比盖尔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796年冬末才松口。“我的雄心是不要做罗马的头号人物。”她略带羞怯地说道。她唯一的政治雄心就是“统治我丈夫的心灵。那是我的王位所在，而且在那里我可以拥有绝对权威”。若亚当斯被选为总统，那么这是对他一生为国家服务的“过度却光荣的奖赏”，而他自然需要一个“会围绕着你，打理你的鬓角，照料你的咳嗽，并为你冲一杯热咖啡的妻子”。亚当斯的回信简直是狂喜不已：“嗨！嗬！哦，亲爱的！我愿永远做你最贴心的朋友。”有她站在自己身边，亚当斯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内阁了。
既然他个人的雄心壮志已经为人所知，既然阿比盖尔已经上船，二人的合作就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了。1796年3月和4月，亚当斯夫妇开始评估各州可能出现的选举团投票情况。他担心新英格兰可能不会支持他担任总统，她却相信新英格兰肯定会坚定地支持他。（她是对的。）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报告表明，亚当斯的主要威胁——杰斐逊——在那里的人气直升。亚当斯预见到他们二人在选举团投票中的争夺将非常激烈，甚至可能与杰斐逊打成平局，这将使整个选举过程进入众议院。或者，假设杰斐逊以非常接近的票数位列第二，这样杰斐逊岂不就成了副总统？（直到宪法第十二修正案通过之前，选举人一直都是分别对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进行投票，而不是对由两个候选人组成的竞选搭档进行投票。）难道这种局面不会将总统和副总统置于“对立的阵营”，从而导致“国家事务危机”吗？阿比盖尔认为这种猜测只是一种没有必要担心的假想而已。（事实证明她错了。）而且，她依旧对杰斐逊心存一点幻想，认为杰斐逊完全能够加入亚当斯这边。“尽管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尽管他以前曾经是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的支持者，尽管他经常在为人处世上犯错误，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不真诚或者腐朽的人物。”而且，所有这些对未来不幸和危机的不安猜测，她批评道，都有悖于一个要成为国家最高官员之人的身份。阿比盖尔还说，最近她做了个梦，梦中她正坐在一辆马车上，突然有几个很大的炮弹向她飞过来。但是，炮弹都在到达她的马车之前在空中爆炸了，爆炸所产生的金属碎片也在中途落到了地面，没有任何危险。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停止无用的担忧。选举人和上帝站在他们一边。
事实证明阿比盖尔只对了一半。选举人投票情况是按照地区界限进行的，亚当斯得到了新英格兰，而杰斐逊得到了南方。12月各州的统计结果纷纷出来，亚当斯多次发脾气，阿比盖尔劝慰他保持镇静。联邦党人选择了亚当斯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分别竞选总统和副总统。汉密尔顿的幕后操作有让平克尼胜过亚当斯的危险，尽管汉密尔顿宣称，他的主要目标是将杰斐逊完全踢出局。曾经一度，当平克尼似乎就要获胜，亚当斯将位列第二时，这个昆西市圣人爆发了：平克尼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无名小卒”手下服务的那种耻辱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若他最后还是位列第二，他将辞去副总统职务。然而，12月30日，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结果表明，亚当斯在这两个州都得到了1张选举人票。亚当斯停止了愤怒，开始庆祝。“约翰·亚当斯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平静。”他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次险胜，他以71票对68票战胜了杰斐逊，平克尼紧跟杰斐逊之后，而杰斐逊的竞选拍档伯尔则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在整个统计选举人票的过程当中，杰斐逊一直刻意保持着无动于衷和不知情的姿态。很明显，他意识到自己是候选人之一。麦迪逊将对各州的选票估计送到蒙蒂塞洛，而且这种选票估计在当地报纸上也有报道。尽管杰斐逊宣称自己正忙于对蒙蒂塞洛的改造和作物轮作计划，无暇顾及此类事情，然而他内心的某个隐秘处肯定正密切关注着一切，因为他在正式结果出来的两个月之前，就曾经预测亚当斯将以3票优势取胜——最终结果正是如此。
12月28日，杰斐逊给亚当斯写了封祝贺信，对“曾经发生的或被人设计好的各种旨在分裂我们的小事情”表示遗憾，并且否认自己有任何卷入总统竞选的意愿。“我没有统治人的野心，”他解释道，“这是一件痛苦且不讨好的差事。”他还不厌其烦地驳斥那些有关他不愿意在老朋友兼对手的手下供职的谣言。“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没有任何拒绝担任亚当斯先生副手的情绪。我一生之中都是他的副手，在大陆会议上是他的副手，在外交战线上是他的副手，而且在我们的文官政府中也是他的副手。”昆西市内，阿比盖尔正反复强调她的持久信念：相信杰斐逊会重新和她的丈夫交好。“你知道，”她对亚当斯说道，“我和那位先生的友谊已经经历了他的错误和缺点的考验——我对他的缺点和错误并非视而不见。我相信他还是我们的朋友。”
随后的几个星期中，亚当斯和杰斐逊采取了两种恰到好处却完全不同的政治战略，以应对他们在政治上有点尴尬的重修旧好。这两种战略都承认，不论谁继任华盛顿的总统之位，都可能面临无数问题，这部分是因为华盛顿第二任期内外交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上天注定了华盛顿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人，是无法替代的。虽然始于这个共同的起点，但这两种战略之后却走上了完全对立的行为路线。
亚当斯战略的核心特征是，把杰斐逊奉为心腹，并让他进入自己的政务会议。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两党政府，其中杰斐逊可以享受被总统咨询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这是亚当斯本人担任华盛顿政府的副总统时所没有享受到的。亚当斯开始在他知道肯定能传到杰斐逊那里的私人交谈中透露这种想法。这个想法确实传到了杰斐逊那里。“我的朋友们告诉我，亚当斯先生谈论了我们之间的伟大友谊，”杰斐逊说道，“而且对与我共同主持政府的前景表示满意。”亚当斯传达的信号是，1776年的合作已经复活了。若说没有哪个领袖能够独自填补华盛顿离任所留下的巨大真空的话，那么亚当斯和杰斐逊二人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在完成以前的政治任务中表现得不同凡响——可能至少有机会维护华盛顿已经确立的领导国家的传统。阿比盖尔支持这样的想法；而且，这可能是她首先提出来的主意，因为她相信杰斐逊和她丈夫之间的政治分歧，并没有摧毁两人在过去二十年的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好感和信任。
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1790年所有有关内政外交的争议中，亚当斯和杰斐逊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而且，他们都对对方做出了非常苛刻的评价，这种评价植根于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应当采取什么路线上所秉持的对立信念。然而，亚当斯的这种倾向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建立了个人信任和友好的基本关系，那么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都是可以商量的。在亚当斯的思维体系中，亲密关系胜于意识形态。
亚当斯的几个最亲密朋友——塞缪尔·亚当斯、埃尔布里奇·格里、本杰明·拉什、莫西·奥蒂斯·沃伦——都是热诚的共和党人，却依旧被他信任。他特别愿意宽恕或者忽略政治分歧，只要对方是1776年“兄弟会”的成员之一。正如菲舍·艾姆斯所言，他“内心有一种独立战争情结，而且崇拜被独立战争……合法化的人格、原则和方式，并且……对任何在独立战争年代找不到基础且不在当时就已赢得的声望嗤之以鼻”。根据这个标准，比起那些只不过是这出独立战争历史剧勉强的或边缘的参与者（坚定的联邦党人），杰斐逊是一个更可靠的同事。“他（杰斐逊）的才能我非常了解，”亚当斯在给格里的信（他知道这封信肯定会传到蒙蒂塞洛）中写道，“而且，我从来都相信他的荣誉和真诚，他对祖国和朋友的热爱。”
由于当时不存在任何组织完整、充分的现代政党体系，亚当斯就将自己的两党政府计划以肯定会被媒体挖出来的信件和谈话的方式，非正式地透露出来。杰斐逊就是这样知道了亚当斯正考虑采用一种大胆的策略，来应对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问题。比如，派一个类似杰伊使团的代表团到法兰西，这次是商谈一个旨在避免与另外一个欧洲强权发生战争的条约。而且，亚当斯也让人们知道，他正考虑让杰斐逊或麦迪逊来领导这个代表团，即将共和党的领导层纳入外交政策的制定程序中来。当麦迪逊听说了这个传言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报纸上说，要派一个特派公使到法兰西去，”他写信给杰斐逊，“而且那个人就是我。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有什么真实性，而后半部分也纯粹是天方夜谭。”
但是，这个传言是真实的。阿比盖尔支持这个计划，而且这个想法可能又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亚当斯夫妇之间的通信内容十分亲密无间、重叠交叉，使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这个计划的主导者。当这个试探气球飘到另外几个忠实的联邦党人那里时，他们也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就好像故意将特洛伊木马放入联邦党人的城堡中一样。亚当斯听到了联邦党人的反应并告诉阿比盖尔，若这种反应太过顽固，那么他将威胁“辞去总统职位，并让杰斐逊来领导人民走向和平、富裕和强大，只要他愿意”。无论如何，他确信两党协作将使制定完全中立的外交政策更具可能性，这种政策正是华盛顿试图确立而且也是美国人民所需要的。“我们将既没有约翰牛，也没有路易狒狒。”他向阿比盖尔开玩笑地说道。他对两党中不赞同其想法的那些人的回答是一个蔑视群雄的词组：“闭嘴”。
杰斐逊在沉默寡言方面是个大师，特别是当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早期从蒙蒂塞洛发出或者泄露的信件表明，他事实上愿意考虑并同意以之前伟大合作中的个人信任为基础，建立两党政治联盟。他多次强调自己的说法（这种说法既是真诚的，又是具有误导性的）：当他知道自己成了总统候选人，感到无比尴尬。“直到我发现我的名字被一致推举了出来，与亚当斯先生的名字竞争为止，”他写道，“我一生中都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交换过哪怕一个单词。”事实上，他之所以宣称自己感觉很尴尬，是因为他被迫与这样一个人竞争：他认为这个人更像是自己的兄长，而且也因为年龄和经验，更有资格担任总统。“几乎没有人相信我真正的想法，”他写信给自己的女婿称，“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希望自己位列第二而不是第一的想法的真实性。”当佛蒙特州选举人票的争议可能导致最终出现平局并使选举进入众议院时，杰斐逊放出话来，说他愿意将佛蒙特州的选举人票计算到亚当斯头上，“以避免在如此早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假总统现象”。他的这种姿态看起来是大度与宽容的典范。
这绝不是什么表面文章，它是杰斐逊思想的最高一层。在这个外表之下，他与亚当斯一样，一直执着地关注乔治·华盛顿留下来的巨大阴影。他以不属于自己典型风格的隐喻向麦迪逊坦白：“总统（华盛顿）在泡沫马上就要破裂之时离开是很幸运的，这样只能由其他人收拾残局了。然而，尽管他的离开发生在各种困难开始出现的时刻，但你将看到这些困难将被归咎于新一届政府。华盛顿还像往常一样，有凭借别人的良好作为而获得赞誉和将困难留给后来者的绝好运气。”他确信“没有哪个人离开总统之位时的声名，会比得上他登上总统之位时的声名”。当与一个法国朋友在蒙蒂塞洛散步时，他更详细地说到了自己对棘手的政治形势的战略把握：“在美利坚合众国目前的局面下——已经出现了两党分裂，而且两党相互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和叛国……这个高高在上的职位（总统位）被危险的礁石环绕着，而且最杰出的人也未必能够完全避开它们。”尽管华盛顿能够超越党派，但“美利坚合众国的下一任总统只能是属于某个党派的总统”。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的中间路线，只有一片注定要被双方的交叉火力扫荡的无人区域。
因此，从杰斐逊的角度来说，亚当斯建议的实质就是他俩联合起来，背靠背地站在那片死亡区域内。杰斐逊的第一直觉就是接受亚当斯的邀请。在祝贺亚当斯获得选举胜利并明确告知他“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希望出现与此不同的结果”之后，杰斐逊对政府必须妥善协调党派纷争提出了警示。“自你在《巴黎条约》上签字以来，”杰斐逊以不祥的口吻指出，“我们的视野之内从来没有如此阴霾密布。”然而，他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自己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以推动国家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并复兴“1776年精神”——“当时我们正在为祖国的独立而战”。他结尾处做了一个模糊的许诺，表示要再续从前的合作关系。
若收到这样一封信，亚当斯肯定会异常兴奋（因为他们最近非常不自然的通信中充满了虚饰语言，而且这封信看起来是在向他妥协），但是，这封信从来没有寄出。相反，杰斐逊决心将它先交给麦迪逊，以确保措辞没有任何不妥。麦迪逊提出了六个理由，来说明杰斐逊的姿态为什么可能导致无法承受的政治风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考虑到亚当斯先生的政治举措有可能迫使共和党持反对立场，以及我们所处局势的极端不确定性，让他持有这样的书面文字——其中你个人的敏锐和情谊体现出对他的赞扬和信心——将有可能导致极端尴尬的场面出现。”简言之，杰斐逊必须在他对亚当斯的个人友情——这种友情是显而易见、广为人知的——和他对共和党的领导之间做出选择。若杰斐逊的主要目的是向亚当斯表示一种怀旧的友好之情，那么麦迪逊建议，通过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透露给他和亚当斯的共同朋友就可以做到。（事实上，麦迪逊已经处理了这方面事宜，他将杰斐逊的这些话告诉了本杰明·拉什，按道理拉什肯定会将它们转达给亚当斯，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杰斐逊不能让自己卷入亚当斯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免影响他在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中所扮演的领袖角色。
每当麦迪逊提出这样的战术性建议，杰斐逊几乎总是言听计从。然而，他希望麦迪逊知道，这是有代价的。“亚当斯先生和我本人从独立战争开始就是真挚的朋友，”他解释道，“我们远离了曾经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政治链条的事实，并没有让我对他内心的正直有过丝毫的怀疑。我希望他知道这一点。”说过这些话并将它们恰当地记录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后，杰斐逊同意泄露这封信的部分内容，这就足够让他问心无愧了。“至于让我参与亚当斯政府，”他接着说道，“若他指的是内阁的话，我的责任和个人倾向已经为我关上了进入内阁的大门。”所谓“责任”，杰斐逊指的是领导反对亚当斯总统的共和党的责任；而所谓“个人倾向”，杰斐逊指的是他个人对亚当斯提议的那种内阁讨论和政策辩论的厌恶。杰斐逊最后说道：“我不可能愿意每天都像一名角斗士一样到角斗场上去，并在每一次对抗中殉难。”杰斐逊并没有承认自己选择将对党派的忠诚置于高于对亚当斯的忠诚的位置（对于杰斐逊而言，意识形态是建立密切关系的最好基础）。相反，他倾向于从个人角度来做出决定。他根本就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在担任政府职务的同时，还为共和党的政治议程辩护。尽管从心理上他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政党领袖，但事实上他已经是政党领袖了。
这是一个痛苦的个人决定，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亚当斯在几个星期里都对此一无所知。他从他们的共同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都是强调杰斐逊接受失败的大度。这听起来不错。阿比盖尔依旧相信，杰斐逊应当是可以被信任的，而且两党联合是一条正确路线，将一位著名的共和党领袖（这个人可能是麦迪逊）包括在派往法国的和谈使团之中也是一个精明的决定。另外，那些被亚当斯选来加入内阁的联邦党人（他保留了华盛顿的顾问们，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却威胁称，只要亚当斯试图推行两党路线，他们就要全体辞职。（事后看来，这对亚当斯来说可能再好不过了。）假如杰斐逊同意恢复合作，这位即将就任的总统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我们无从知晓。
事实情况是，一场非常戏剧化的面对面遭遇战推动了情节发展。1797年3月6日，亚当斯和杰斐逊与华盛顿一道在费城的总统府进餐。亚当斯了解到，杰斐逊不愿意加入内阁，而且杰斐逊和麦迪逊都不愿意加入去往法国的和谈使团。杰斐逊了解到，亚当斯正在与那些联邦党人顾问搏斗，那些人反对杰斐逊在政府中发挥任何显著有力的作用。吃完饭之后，他们一起沿着市场街走到第五大街，那里与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地点只隔了两个街区：大约在二十一年前，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上曾激烈地为之辩护。正如杰斐逊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们相互告别，自此以后他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说过哪怕一个字，也从来没有就政府准备采取的任何措施咨询过我。”但是，杰斐逊本人当然早已决定，他更愿意扮演一种反派角色：反对他正式供职的政府。
几天之后在宣誓就任副总统的仪式上，杰斐逊开玩笑说自己对议会程序的记忆已经生锈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他打算将自己的时间花在观看参议院辩论这种没有什么损害的事情上。在亚当斯于3月13日宣誓就任总统之后，亚当斯写信告诉阿比盖尔，华盛顿当时曾低声嗫嚅道：“啊！我现在已经完全退出，你却完全进去了！看看我俩之中谁会是最快乐的人。”毫无疑问，华盛顿离职的场景占据了媒体报道的主要篇幅。亚当斯告诉阿比盖尔，这就好像“一个太阳已经完全降落，而另一个正在升起一样（尽管不那么绚丽多彩）”。有着更敏锐历史直觉的评论家则注意到，行政权力的第一次交接进行得很顺利，几乎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杰斐逊在就职仪式结束之后马上启程返回蒙蒂塞洛，去组织他的“共和党流亡政府”，并等待不可避免的灾难落在他的老朋友亚当斯总统头上。对亚当斯来说，他现在已经失去了杰斐逊这样一位同事，而且联邦党人的内阁成员全都忠于汉密尔顿，他只剩下阿比盖尔了：她是他可以真正信赖的唯一合作伙伴。他对她发出的带有强烈爱意的呼喊之中，混杂着某种绝望成分。“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的建议和帮助，”他恳求道，“时局关键而危险，你必须在我身边帮助我……你只能让我们的农场随风而去了。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
顺着美国历史回头望去，我们很难发现还有哪个总统像亚当斯总统那样，被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以及国内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巨大分歧所主导。实际上，亚当斯的总统任期可能是下面这种真实历史现象的最经典例证：前任总统遗留下来的政治情况决定了后一任总统领导力的具体参数。也就是说，是历史塑造了总统，而不是总统塑造了历史。凭借后见之明来看，杰斐逊对1796年的战略估计越来越像一种真知灼见：不论是谁接任华盛顿的总统职位，他都注定要失败。
除了追随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这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之外，亚当斯还面临双重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国家已经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上与法国私掠船展开了一场未公开宣布的战争。最主要的政策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美利坚合众国到底应当宣布与法兰西开战，还是寻求外交解决？亚当斯选择了后一种路线，就像华盛顿一样，他愿意以任何代价来维持美国的中立。除此之外，他还开始建立海军，这将使美利坚合众国有能力进行防御战争——如果与法兰西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现在看来，这是唯一正确且现实的政策。然而，谈判要想成功，法国就必须有一个足够稳定的政府，而且它还要充分相信美国的力量，才会与美国进行严肃的和谈。这些条件在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都不具备。直到拿破仑作为独裁者出现为止，法国政府——最终被称为“督政府”——一直都不过是由不断变化的政治派别组成的徒有虚名的联合政府，它根本就不可能保持什么连贯一致的政策或者方向。而且，从法国人的角度来说（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情况也一样），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涉及面甚广的英法争霸战中，至多不过是一个扰人心烦的小因素而已，更多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性。总之，国际层面上根本就不具备解决亚当斯总统任期内核心问题的重要条件。因此，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另一方面，让已经足够糟糕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的是，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辩论已经堕落成一种意识形态战争。每一方都真诚地认为对方是美国独立战争核心原则的背叛者。曾存在于华盛顿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政治共识，已经被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威士忌暴动”和《杰伊条约》上的争执打得支离破碎，到1797年则已经瓦解得荡然无存了。当杰斐逊将这种崩溃描述成旧交故友之间的信任丧失时，他道出了卷入这种极端党派主义、如粪便一般恶臭的政治文化中的许多人的心声。“那些一生都很亲密的朋友，”杰斐逊说道，“为了避开见面而走到街道两边，并将头扭到另外一侧，生怕可能要不得已手碰一下帽檐相互致礼。”他第一次使用了“隔离之墙”这个短语，这个短语后来因被他用于描述政治与宗教之间的适当关系而闻名。然而在这里，这个短语指代的是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政治和政党仇视摧毁了这里每一个人的幸福，”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就好像火蛇一样，火是构成他们的基本元素。”
杰斐逊对这种不断升级的政党战争的解释，是极富讽刺意味的，因为正是他推动了个人信任的最终崩溃，而且也正是他拒绝了亚当斯伸出的再续旧好的橄榄枝，从而彻底抛弃了党派合作。但是，杰斐逊在这个方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边哀叹长久以来一起共事之人的分裂，一边亲自筑起加剧这种分裂的隔离之墙。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一样，都指责对方是心胸狭隘的党派主义者，从来没有承认也从来没有明确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也符合他们贴在敌人身上的党派主义标签。
1790年代，那种可以存在合法的反对党的观念尚未在政治文化中形成，因此政党的演化发展是在将“政党”视为污辱性词语的环境下进行的。实际上，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缺少适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正在创造的政治现象。而他们所继承的语言却将真正的政治差异和分歧固定在夸大和凸显两党的不可调和性的框架之中。就像杰斐逊一样，亚当斯认为这种僵局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瓦解。“你可以为我作证，”他写信给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谈论杰斐逊的反对党时说道，“我是多么不希望放弃他。带着同样的不愿意，我不得不将他看作一个心灵已经被偏见拘囿的人……不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是多么的明智和科学，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不过是政党的玩偶。”
在国内事务上，亚当斯继承了一种过度紧张的政治气氛，其与国际层面上混乱争斗的不祥和棘手相比，可谓毫无二致。在多个意义上，这确实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他的副总统实际上是反对党领袖；他的内阁只忠于对华盛顿的记忆，其中几个成员认为此种记忆就体现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当时汉密尔顿已经正式退出政府；政治党派正逐步固化成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阵营，可是任何一方都没有将对方视为除背叛者之外任何其他东西的语言力量或精神力量；整个共和政府实验的核心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内政外交政策的权威性源于公共舆论——将一种全新的影响力赋予媒体，而媒体当时却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稳定的行为规则，以区分谣言和真实报道。这是一剂制造政治混乱的药方，像华盛顿那样的坚韧不拔者要控制这种混乱都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任何其他人，包括亚当斯在内，都根本没有多大的成功机会。
若后见之明让我们可以客观描述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限制亚当斯总统政策的历史参数）的话，那么它还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历史环境的主要参与者中，没有哪个人拥有超凡的洞察力，从而能够让他们看清楚历史到底为他们准备了什么。（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走。）实际上，联邦政府的政治制度和权威性还太幼嫩、不成形，根本无法有效应对这个新生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挑战。
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是高度即兴的、高度个人化的。亚当斯基本上不理会他的内阁——反正其中大部分成员都忠于汉密尔顿，而是向自己的家庭寻求建议，这实际上就使阿比盖尔成了他非正式的女性内阁成员。杰斐逊恢复了与麦迪逊的合作关系，不过现在调换了角色：杰斐逊开始在费城的联邦政府中指挥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而麦迪逊则从自己隐居的蒙彼利埃往外传递政治智慧。尽管联邦政府的中心是费城的总统办公室和国会办公室，但真正发挥作用的权力中心却是两个以信任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合作关系。在未能复兴独立战争年代的伟大合作之后，亚当斯和杰斐逊带着各自的亲密朋友，分道扬镳了。
亚当斯这一方的合作几乎带有部落合作性质。尽管亚当斯本人作为一名政治家和外交家经验丰富，但是他没有任何担任行政领导的经验。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州长，杰斐逊却担任过。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军事指挥官，而华盛顿担任过。他认为联邦党人领袖的身份不仅不合乎体统，而且与他作为总统的责任完全不兼容：总统应当像华盛顿那样超越党派争议，并像一位只关注国家长期利益的“爱国的国王”那样做出决定。结果是，协调国会或内阁内部政治派别的念头，从来就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相反，他宁愿依赖于自己的判断以及家人和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建议。
这解释了他最早做出的也是最具争议的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他坚持让埃尔布里奇·格里加入派往法兰西的和谈使团。格里在某种意义上是新英格兰版本的本杰明·拉什，是一只与亚当斯夫妇关系密切的可爱的牛虻，但是他的意识信念却以不可预测的形态悬浮于整个政治图景之上。最近的风向将他带入了共和党阵营，使他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坚定辩护者。这就是阿比盖尔认为格里“脑袋里有根歪筋”的主要原因。亚当斯本人也警告格里不要将法兰西此时发生的一切与美国独立战争混淆。“法国人推行共和政府的能力，”亚当斯坚持认为，“还比不上费城街头烈日曝晒下的雪球，连一个星期的时间都坚持不了。”尽管阿比盖尔对格里有所保留，亚当斯还是希望让格里加入和谈代表团，以证明他的两党合作原则，同时也为了确保他能够从自己信任的朋友那里得到坦率的报告。
第二个决定是，他任命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他儿子对此表示反对，说亚当斯对自己的任命肯定会被批评为一种任人唯亲的做法，而且会激起类似于亚当斯正在培养他为总统接班人的指控。“你的理由根本就经不起任何考察，”亚当斯回击道，“这是我所知道的你那些观点里面基础最不稳固的一个。”这是一种典型的亚当斯式的虚张声势，对自己明知是正确的政治意见大声否认，因为这个建议是完全政治性的、纯粹自我保护性的而拒绝听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儿子能作为他个人在欧洲外交中心的消息前哨。“我希望你继续无所拘束地给我写信，”他写信补充道，“但写给其他部门时，可要更加小心谨慎一些。”他将是自己的国务卿，而且宁愿相信儿子对欧洲事务的深刻了解，而不是什么官方报告。
这两个决定在第二年都带来了好处，当时直接宣布与法国开战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那个灵活且肆无忌惮的法国外交部部长塔列朗拒绝接待美国和谈使团，并接着派来三个代理人索取五万英镑的贿赂，作为开展任何进一步谈判的前提条件。当亚当斯知悉了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时，他马上命令代表团返回美国，不过他并没有向国会和公众公开那些谈及索贿行为的官方公文。阿比盖尔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因为“总统知道他无法打出自己最强有力的牌”。但是，亚当斯知道公众对这个后来被称作“XYZ事件”（得名于那三个法国代理人）的反应，肯定是极端爱国主义的、绝对好战的。通过推迟公开这些公文，他赢得了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特立独行的格里则选择留在巴黎，与法国外交家们就如何避免这场马上就要到来的战争进行非正式讨论。他送回来的报告要人们保持耐心，因为法国督政府内部越来越认识到索贿是一次严重的失算。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欧洲消息网络也敦促应明智地拖延时间。尽管国会内部联邦党人不断施压和公开“XYZ事件”之后战争狂热情绪不断加剧，亚当斯依然想根据这些报告坚守着与法国和解的希望。
阿比盖尔是亚当斯没有正式头衔的内政部长。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亚当斯根本就没有什么内政政策，因为他相信将注意力放在流变的公众舆论以及新闻界中如火如荼的党派斗争上，是与他作为总统的正确姿态不相符的：总统应当对摇摆的国民心态保持不闻不问。阿比盖尔倾向于强化行政独立的信念。她解释道，杰斐逊就像一棵柳树，枝条会随着任何政治风向而弯曲摇摆；而她的丈夫却像一棵橡树：“他可能被连根拔起，他可能被砍倒，但是他从不弯腰。”
尽管如此，她还是密切关注着共和党报纸上高度党派主义的对话，并且定期向丈夫汇报反对党的诡计和指控。当《曙光报》的一篇文章说亚当斯“老迈、丑陋、秃顶、瞎眼而且跛脚”时，她开玩笑说只有她一个人拥有这方面的私人知识，可以为他的身体状况作证。公众对“XYZ事件”的反应致使美国国内对法国支持者的敌意骤然升温。阿比盖尔高兴地注意到威廉·科贝特的反杰斐逊社论出现在了《箭猪公报》上。这些社论将杰斐逊描述成“这个国家内部法国化那一派”的总头目，而且是“美国督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她很高兴地报告了人们在7月4日的祝酒词：“愿约翰·亚当斯能够像参孙一样，用杰斐逊的颚骨杀死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她告诉亚当斯在费城街头流传的举行支持法国的游行示威计划，据说组织者正是“所有大恶棍中的超级恶棍，背叛祖国的卖国贼——阴间的卑劣之徒杰斐逊”。她预测，共和党领袖们“将……最终在公众眼中获得类似于独立战争亲英分子的地位”。
尽管我们并不能肯定，但确实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说服亚当斯支持被统称为“外侨和叛乱法”的四项立法上，阿比盖尔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臭名昭著的立法无疑是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它们的目的是要将在国外出生的居民驱逐出境或者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法国人，他们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人。而且，它们还规定发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虚假的、诽谤性的、恶毒的作品”的行为将构成犯罪。亚当斯直到临终之际还在宣称这些法律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它们的主要支持者是国会中的联邦党人激进分子，他很不情愿地在这些法律上签了字。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然而尽管他自己有所保留，却没有听从像约翰·马歇尔这样温和联邦党人的建议，最终仍然签署了这些法律。（甚至最终对这些法律表示了支持的汉密尔顿，也对《惩治叛乱法》所开创的危险先例感到极端害怕和心寒。）然而，阿比盖尔却没有什么反悔的表示。“没有任何东西会起作用，除非国会通过一个有关惩治煽动叛乱的法案。”她在1798年春天写信给自己的姐姐时写道。只要通过了这样的法案，“公众的愤怒就可以落到他们（共和党编辑们）忠实的头脑上……在其他任何国家，贝奇及其所有的报纸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查封了”。她对丈夫的爱，她作为总统保护人的角色，使她已经不再有任何疑虑。她甚至敦促根据《客籍法》将在瑞士出生的当时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阿尔伯特·加勒廷驱逐出境。她说，加勒廷“这个表里不一、狡猾、多余的卡西乌，这个被输送到美国的外国人”，由于发表了“妨碍他们的事业且阻止他们实现伟大目标”的演说或者提出了此类宪法修正案而犯下叛国罪行。加勒廷和杰斐逊阵营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应当被看作“背叛国家的叛国贼”。
当然，亚当斯本人必须为批准这种党派主义立法成为法律而承担责任，这些立法后来损害了他的历史声誉。然而，即使如他一直所坚持的那样——“外侨和叛乱法”从来都没有得到他的热情支持，阿比盖尔对这些立法毫不含糊的支持也肯定会让他签署这些立法。换言之，如果她曾经反对过这些立法，我们就很难想象亚当斯会采取他后来的那种行为。这一次，信念和亲密关系使他误入歧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成功的）决定，是当阿比盖尔在昆西市时做出的。当时阿比盖尔正逐渐从风湿热中康复，而那些反对这个决定的联邦党人却将这个决定归咎于她。这明显是亚当斯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决定，他于1799年2月18日宣布派另外一个和谈使团到法兰西。国会中的一位联邦党领袖西奥多·塞奇维克称自己当时就好像“被雷击了一样”，并总结了其他同僚的反应：“若让世界上最恶毒的心灵和最杰出的头脑来选择一个最具毁灭性的措施，必定是亚当斯所采取的那个措施。”时任国务卿但不忠于亚当斯政府的蒂莫西·皮克林（亚当斯后来对他深恶痛绝）也说自己像“被雷击了一样”，并且敏锐地对亚当斯的动机进行了一番描述：“亚当斯做出这个决定根本就没有征求政府内部任何人的意见，而且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肯定都会反对这个措施。”阿比盖尔本人则称，新英格兰的所有联邦党人都为之惊奇不已：“他们就像一群受到惊吓的鸽子，根本没有人做好响应这一举措的准备。”
费城新闻界流传的说法表明，亚当斯之所以会如此冲动地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那位机敏非凡的妻子当时不在他身边，无法劝说他不要做出这个决定。决定前的两个月中，不论是在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场合，亚当斯都一直抱怨自己比一个“遁世者”强不了多少，而且他“很希望健谈的妻子能在身边”。阿比盖尔注意到《箭猪公报》上有一篇社论对她不在亚当斯身边表示遗憾。“我想，”她写信给亚当斯时说道，“他们将希望利用某个人来保持公共对你的兴趣。”亚当斯宣布派遣新和平使团的行为再次证实了若没有阿比盖尔，亚当斯不是丧失了心态平衡，就是完全失去理智。亚当斯拿这些说法开起了玩笑。“它们应当能够满足你的虚荣心，”他写信给阿比盖尔时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养病，重回我的身边。”阿比盖尔也同样以开玩笑的口吻回信，但是发出了支持亚当斯决定的明显信号：“若真这样的话就好极了。可是，这位老妇人会告诉他们，他们错了，因为她认为这个措施是政策上的大手笔。”
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亚当斯派出的那个代表团最终与法国达成了终止美法“准战争”的外交协议，亚当斯的决定成了华盛顿外交思想的第一次实质性行动。而且，它也成了美国独立于欧洲战争的先例，而这个先例将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然而，在当时党派战争如火如荼的环境下，亚当斯的单方面行为无异于一种政治自杀。“他承受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措施给他带来的全部压力，”阿比盖尔说道，“他知道这种压力……会以连珠炮一样的谩骂落在他的头上。正如他预想到的，他被政敌辱骂、诽谤。这种局面在当时就已经想到了。然而，对他这一决定的最大反对声却来自他的朋友圈。”阿比盖尔的意思是，亚当斯选择了疏远联邦党人的主流政策，联邦党人的主流派也将其政策看作亲法之举，而且只有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箭猪公报》的社论也已经转向反对亚当斯了。联邦党人中盛传的流言说，他们这位昔日党派领袖已经完全心智失衡了。（亚当斯得意扬扬地写信给阿比盖尔说，他现在可以用《惩治叛乱法》来查封联邦党人的新闻机构了。）他是那种不归属于任何党派的总统。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亚当斯内心似乎同时考虑了三个原因，正是这三个原因决定了其外交政策方向。直到当时，外交政策还在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水火不容的政治议程之间左右摇摆。
第一，他对汉密尔顿挥之不去的怀疑已经发展成完全的不信任，接着又演化成强烈的个人愤怒。两年来，汉密尔顿一直躲在幕后向亚当斯的内阁发出各种指示。尽管亚当斯对这些东西有着模糊的认识，他却并没有太在意。毕竟，他从来就没有怎么注意自己的内阁。然而，1798年夏季，汉密尔顿劝说国会内的联邦党人授权建立一支数量庞大的“临时军队”（后来被称为“新军”），规模在1万～3万士兵，以应对可能马上就要到来的对法战争。亚当斯支持军事准备的原因在于将它当作让法国人看到美国政府坚定决心的外交手段。而且他强烈倾向于建立一支海军，他认为海军是“浮动的炮台和防卫屏障”。建立常备军对他来说是一件具有内在危险性且非常昂贵的事情。“陆军在任何地方都是昂贵的，”他向国防部长解释道，“而在我们这个国家显得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昂贵。”既然与法国的冲突发生在公海之上，有什么必要的理由建立陆军吗？“目前来看，”他说，“法国陆军到达美国本土的可能性比法国陆军登陆天堂的可能性都要小。”
接着，亚当斯心中看到了整幅恐怖的图景。汉密尔顿的目的是让“新军”成为他个人的权力工具。毫无疑问，要请华盛顿出山来担任这支军队的总司令，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已经年迈的华盛顿将军肯定会将实际的指挥权交给他以前的副官。亚当斯怀疑，这个他以前不信任、现在极端厌恶的汉密尔顿，认为自己就是美国的拿破仑，准备宣布军事管制法律，并且以国家的唯一拯救者的面目出现。阿比盖尔赞成亚当斯的想法，并称汉密尔顿是“波拿巴第二”，怀揣着不可告人的建立帝国的野心。（若他们能够读到汉密尔顿的私人通信，他们可能会发现，汉密尔顿的计划是非常宏大的：他计划让自己的远征军挺进弗吉尼亚，像对待“威士忌暴动”一样镇压在那里负隅顽抗的共和党人；接着军队取道路易斯安那地区，进入墨西哥和秘鲁，将所有居民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并让他们成为不断扩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尽管亚当斯赞同“外侨和叛乱法”，但汉密尔顿带领这样一支军队的可能性将使整个共和政府完全被一种经典的终结行为扼杀，也就是军事独裁。没有人比亚当斯更清楚这种历史发展模式，也没有人，甚至是杰斐逊，比亚当斯更加痛恨汉密尔顿。阿比盖尔说亚当斯决定与法国政府重启谈判是“政策上的大手笔”，因为这个决定避免了与法国的战争，从而一举瓦解了汉密尔顿建立陆军的理由。
第二，亚当斯从身处普鲁士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报告（这些报告是建立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关系网络之上）中发现了新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塔列朗现在渴望与美利坚合众国维持和平。1799年1月亚当斯的次子托马斯·波尔斯顿·亚当斯从欧洲返回美国，带来了约翰·昆西·亚当斯提供的最新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塔列朗不仅会接待美国和平代表团，而且还可能对美国在过去三年中损失的船只货物进行赔偿。不论亚当斯2月做出的决定在外人看来是多么冲动，该决定实际上是亚当斯以自己的亲儿子——具有战略意义的、最值得信赖的心腹——提供的外交建议为基础，并经过认真思考而得出的结果。
第三，从蔑视两党政治议程的独特行为原则中，亚当斯获得了深刻的个人满足。再次向法国派遣和谈使团使他不再受民众欢迎，使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自杀。这些反而让他坚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设计总统职位的目的就是要让总统超越政党争吵，并超越各个政党所认定的所谓的国家利益。更具说服力的是，其最大能量的最充分展示总是发生在（他所理解的）长远公共利益与眼前政治情势相冲突的时候。
亚当斯的这种风格或许可以被称为“开明的刚愎自用”，这种风格实际上是寻求各种机会来展示（往往是以惹眼的方式）他做出自我牺牲的高风亮节。他为被指控犯下“波士顿大屠杀”之罪的英军辩护，并在离美国独立尚有一年时召开的大陆会议上坚持认为美国已经独立，而且还要求人们对总统职位持有一种更为尊崇的态度——尽管人们因此而指控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这些全都是亚当斯风格的一部分，一种藐视传统、充满敌对意识的脾性，这种脾性使他易于被他人疏远。（约翰·昆西·亚当斯以及亚当斯的曾孙亨利·亚当斯在下一个世纪中都表现出了这种风格，这表明这种脾性源于亚当斯家族血统之中。）亚当斯总统在1798年面临的政治局势恰好激起了他心中那种过度的道德感。尽管阿比盖尔在整个过程中都伴随他左右，但对亚当斯本人而言，这个过程是他与自己内心的魔鬼和怀疑情绪合作的过程，是他个人的独立宣言。
亚当斯总统面临的所有内政外交挑战，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眼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在拒绝亚当斯抛过来的橄榄枝、承担起领导反对党的职责之后，马上就将队伍紧密团结在他们的信念之下，并将亚当斯所遭遇的几次危机都看作瓦解联邦党人的绝好机会。他们真诚地认为，联邦党是一种有组织的、反对美国独立战争真义的阴谋。“就什么也不做、只争取时间而言，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时说道，如何与法国交往，以及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所称的“亚当斯派”在“联邦党阵营内的深刻分裂”，给共和党带来了政治优势。共和党的政治议程要想获得胜利，联邦党人的政治议程就必须失败。尽管亚当斯从来没有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党派范畴，而且最终决心让自己与双方都保持距离，但是作为联邦党内当选总统的领袖，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共和党有组织的反对行动的目标。
麦迪逊从来没有像杰斐逊那样对亚当斯有过什么个人好感，因此让他来领导丑化亚当斯动机和品格的行动，会容易一些：
或许，现任总统与前任总统在人格上可谓天壤之别……一个冷静、周全而且谨慎，另一个的情绪则会被任何一个小火花点着，并燃成熊熊大火。一个总是关注着公共舆论，随时准备在无法引导舆论的时候追随公共舆论，另一个则以最为恶毒的情绪和指控来侮辱公共舆论。华盛顿是战场上的英雄，克服了内阁内部的任何危险。而亚当斯却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军人品格，作为政治家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堂吉诃德。前一任最高行政首脑以其真挚之情在任何地方都寻求和平，尽管采取了错误的方法；而后一任最高行政首脑却竭力要进入战争，这正是前一任所竭力避免的。
后一点成了杰斐逊-麦迪逊合作关系中的一种信念，即亚当斯实际上是希望与法国开战的。麦迪逊宣称，亚当斯是“两国和解的唯一障碍，而且如果战争确实爆发，他就是战争唯一真实的起因”。
杰斐逊和麦迪逊甚至试图让自己相信，亚当斯虚构了所谓的“XYZ事件”，目的是要动员群众支持他宣布与法国开战。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还相互告知，塔列朗并没有那么愚蠢，也没有那么寡廉鲜耻，以至于会试图从美国和谈代表团那里索取贿赂。亚当斯组织了“一次对法国政府的诽谤”，这是其“诈骗伎俩”的一部分。麦迪逊不认为亚当斯拖延公布关于索贿事件的文件是为了避免出现公愤而要求开战的混乱局面，更不认为这是谨慎明智、富有政治家风范的决定。相反，他认为这是亚当斯为了制造最大杀伤力而精心设计的。“亚当斯先生愿意与法兰西和解的声名确实是绝妙非凡的。”麦迪逊挖苦道。他的意思是，亚当斯完全不配享有这种声名。当杰斐逊虚情假意地说，他的这位老朋友曾是独立战争原则的忠实追随者时，麦迪逊反驳道：“他在历次演说中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越来越暴露出他所真实追随的原则……废除英国王权看起来并不是他的独立战争原则之一。至于他是否总是这样坦白，只有那些在1776年了解他的人才最为清楚。”一句话，杰斐逊应当从怀旧的记忆中脱离出来。亚当斯就是个叛国贼。
尽管杰斐逊更了解实情，但他还是附和了麦迪逊的观点。他将流传在国会走廊中的谣言告诉了麦迪逊，这个谣言的大意为曾经有人听见亚当斯宣布，“这就是我对法国的不信任之所在，他们一旦同意与我们达成一项对我们如此有利的条约，我认为拒绝这个条约就是我的责任所在”。（实际上，亚当斯当时正在听取格里关于与法国重启和谈的恳求。）流传在费城街头的另一个谣言也没有逃过杰斐逊的耳朵：华盛顿已经放出话来，说他不赞成亚当斯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恰恰相反，华盛顿认为亚当斯的外交政策有效实践了他长期遵循的美国中立原则。）另一个谣言又说，亚当斯正暗中破坏将首都迁到波托马克河的计划（这同样是不真实的）。接着，当1799年2月亚当斯出人意料地宣布要向法国再派一个和谈代表团时，杰斐逊告诉麦迪逊，这个“千里挑一的决定”是亚当斯迫不得已而做出的。杰斐逊掌握的可靠证据表明，塔列朗已经威胁泄露亚当斯此前的和谈计划细节，并以此要挟亚当斯就范。“请注意，我说的这一点不过是猜测而已，”杰斐逊告诉麦迪逊，“但是这种猜测是以我们眼皮底下的众多文件和种种迹象为依据的。”（其实，所有文件和迹象都是虚构的。）
如果说亚当斯家庭内合作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将他隔离起来，并最终让他远离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合作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制造一些东西来强化各自对亚当斯总统的攻击，这种攻击往往不惜放弃最基本的事实准确性。在他们心目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险，联邦党人带来的威胁已经使整个共和政府实验处于危险之境，这场战斗是一场殊死搏斗，仅将对方当作俘虏关押起来是不行的。他们让自己相信，亚当斯就是敌人，并用所有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顽固不化的、极端成问题的信念。
杰斐逊那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否定能力也有助于让他们的事业保持纯洁，至少在他内心深处是这样认为的。1798年，他委托詹姆斯·卡伦德撰文诽谤亚当斯。此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专事诽谤和揭丑之徒，当时他刚刚泄露了汉密尔顿与玛利亚·雷诺兹的通奸事件。在《我们面临的未来》中，卡伦德不负杰斐逊所望。他将亚当斯描写为“一个头发灰白的纵火犯”，并说他不仅决心与法国开战，而且决心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并让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他的接班人。当杰斐逊面对指控——位居副总统，却还向卡伦德付钱，让他撰写诽谤总统的文章——时，杰斐逊宣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卡伦德随后将杰斐逊写给他的那些信件公开以证明他们的同谋关系，杰斐逊看起来惊讶不已，并称这些东西表明，他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并不是那些他不让自己的政敌知道的秘密，而是那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1798年春，国会开始就《惩治叛乱法》进行辩论，杰斐逊最担心的是这个法案可能是专门针对他的。他向詹姆斯·门罗抱怨说：“因为我被发现与法国督政府有着罪恶的通信往来，因此我的名字在整个城市流传。”联邦党人的报纸文章指控杰斐逊通过在美国的亲法机构将信息传递给法国政府，并且与《曙光报》——共和党的主要舆论阵地——的主编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经常会面。杰斐逊私下向麦迪逊承认这些指控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尽管他是亚当斯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但正如国会中的联邦党人领袖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反对党的生命与灵魂所在”。杰斐逊为自己辩护，宣称他与贝奇的会面并不是秘密进行的，他确实与贝奇见过很多次，但他并不像联邦党人所指责的那样，是与他“关起门来”秘密会面的。而且更为基本的是，杰斐逊根本就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煽动叛乱或者叛国。相反，他指控说，实际上是那个经过正当选举程序而成立的联邦党人政府犯下了叛国罪行。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杰斐逊真诚地认为——麦迪逊也强化了他的这种信念——联邦党人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政策和计划（它们构成了联邦政府的庞大议程，这个议程让美利坚合众国与英格兰而不是法国更接近）代表了对“1776年精神”的背叛。“外侨与叛乱法”的通过以及新军的建立，更加确认了联邦党人的政治议程违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信条这一事实，这些使人们联想起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新闻界所施加的限制，以及当年驻扎在各个殖民地大城市内的英国军队。对这些措施的反对，在以前被视为美国人民合法表达异议，现在怎么可能是叛国行为呢？
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清晰答案的法律框架当时还不存在。就现代标准而言，杰斐逊积极参与发动反亚当斯舆论的行为，以及向诸如贝奇这样的亲法激进分子泄露情报的做法，几乎已经构成可以弹劾的叛国罪行了。然而在讨论《杰伊条约》期间，汉密尔顿也对亲英分子有过不谨慎的信息泄露行为。而且，他在幕后秘密指示亚当斯内阁的行为也瓦解了行政部门的权威，若在现代这种行为可能早已让他进监狱了。然而，当时距离宪法的通过和批准才十年的时间，到底什么是叛国或者煽动叛乱还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在没有得到历史认可的情况下，关于这方面的判断就更成问题了。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宗旨和宪法所确立的原则上缺乏一致意见，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不过是漂浮在一片相互指控和党派偏见的海洋之上而已。中心之所以不能控制局势，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中心。
杰斐逊与麦迪逊的合作在这个极度不稳定的时期达到顶峰。这个顶峰就是他们一唱一和地起草了《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杰斐逊于7月2日和3日到蒙彼利埃拜访麦迪逊，讨论如何应对《惩治叛乱法》（第二天参议院就通过了这部法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邦党人认为这是庆祝7月4日独立日的最佳方式。）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发动一次宣传攻势，反对杰斐逊所称的“巫婆的统治”。当年8月和9月，杰斐逊一个人在蒙蒂塞洛撰写了后来人们所称的《肯塔基决议案》。其中的主要观点是，《惩治叛乱法》是违宪的，因为它侵犯了各州公民控制自己内部事务的天赋权利；每个州“在这份协议规定的情况之外都有一种天赋权利”——在宪法没有特别指明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的那些情形下——“来推翻其他人对属于它们的权力的僭夺”。这是关于州权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方式。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总观点：联邦法律可以被各州宣布为无效，而且若联邦国会或者法院蔑视它们的决定的话，它们还拥有退出（杰斐逊称之为“分离出”）联邦的合法权利。如果说《惩治叛乱法》是对公民自由的严重威胁，那么杰斐逊的响应则是对联邦政府统治权以及整个联邦命运的严重威胁。
对杰斐逊来说幸运的是，肯塔基州立法机关决定删除他的草稿中有关宣布联邦立法无效的那部分，因为这种对联邦法律的公开蔑视似乎是过度的，而且带有不必要的危险性。麦迪逊更为理智一些的最终作为《弗吉尼亚决议案》发表的观点，也在全国新闻界流传，并努力实现着同一个目标——谴责《惩治叛乱法》。不过，麦迪逊并没有宣布联邦立法无效这样的观点。事实上，《弗吉尼亚决议案》将“外侨与叛乱法”描述为对宪法“令人担忧的背离”，它们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保障。麦迪逊没有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相反，他诉诸联邦政府所提供的保障，并含蓄地表明，是联邦法院而不是各州是宪法的最终裁判者。可以说，杰斐逊的思想路线从逻辑上是最终被南方邦联于1861年采纳的“宪法的契约理论”的开端，而麦迪逊的观点则是现代司法审查原则以及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原则的滥觞。
当麦迪逊就宪法问题发表言论或者写下文字时，杰斐逊总是言听计从。他向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人一再强调，他坚信“我们联邦契约中的真正原则”将所有内政问题留给了各州；若联邦国会未能废除《惩治叛乱法》，“我们就应当从那个我们如此珍视的联盟退出来，而不是放弃我们所保留的自治权利”。然而，杰斐逊于1799年9月造访麦迪逊之后，他同意软化自己在退出联邦上的立场。“这不仅是因为我尊重他的判断，”正如他自己所言，“还是因为除了出现大量严重侵犯州权的情况之外，我们不应当说什么从联邦分离出去的话。”或者，按照他写在《独立宣言》中的文字，只有在发生“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之后，才可以谈论退出联邦的问题。麦迪逊谨慎且不声不响的干涉将杰斐逊从那些革命式分离主义的暗示中解救出来，并且巧妙掩盖了他们在宪法上的巨大分歧。他们合作的需要和团结一致对付联邦党人的需要，战胜了他们在美利坚合众国联邦主权范围上的水火不容。
政治生活中只有几个普适法则，其中一个法则指导了共和党人在亚当斯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行为。这个法则就是，当你的敌人正在忙于自我毁灭的活动时，不要去干涉他们。在联邦党人开始根据《惩治叛乱法》对共和党人的编辑和作家发起控诉时（当时一共提起了十八项指控），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起诉就是一种政治迫害。大部分被告人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或者国家的烈士。麦迪逊马上总结说：“我们的公共疾病可能会不治自愈。”意思就是，联邦党人的律师以如此厚颜无耻的党派主义指控和袭击共和党人的历史观，只能促使人们转向他们所试图扼杀的事业。而且，对外国人的指控也使得联邦党人后院起火：原来坚定支持联邦党人的纽约州爱尔兰移民和宾夕法尼亚州德国移民，现在大规模地转向支持共和党人。
杰斐逊所称的“巫婆的统治”甚至已经开始呈现政治喜剧的形态，这部喜剧中遭到取笑的反而是联邦党人。例如在新泽西州，当一个喝醉酒的共和党编辑被指控曾淫秽地提及总统臀部时，陪审团做出了无罪判决，理由为只要说的是事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合法成立的辩护理由。讽刺并不仅限于此。当詹姆斯·卡伦德因诽谤罪而在里士满的监狱服刑时，他听说了杰斐逊与一个名叫萨利·海明斯的黑人混血奴隶有性关系的流言。后来，他认定杰斐逊没有为他攻击亚当斯的工作而支付足够多的金钱之后，便将这个故事昭告天下了。
但是，这个让人欢欣不已的绯闻（到了1998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才借助DNA技术得以确认）并没有帮助亚当斯总统赢得1800年的选举。实际上，亚当斯总统的坏运气或糟糕的时机选择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他派往法国的和平使团与法国达成了结束美法“准战争”的条约，但是好消息来得太晚，没有对选举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起初遭到亚当斯反对、最后被亚当斯视为多余之物的新军耗费联邦预算的程度，已经迫使联邦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即使新军被解散了（这是亚当斯的功劳，让亚当斯感到安心不少），维持这支军队的花费也已经落在了选民头上。亚当斯似乎不知怎么回事，不但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政治奖赏，反而领受了完全应属于他人的批评。
阿比盖尔早期对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竞争——橡树对柳树——的描述，被证明是对未来的正确预言。或许，最能体现杰斐逊更具灵活性的事例发生在外交战线上。在整个亚当斯主政时期，杰斐逊及其共和党追随者一直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欧洲大地上的美国独立战争，因此法兰西就是美国的主要国际盟友。但是，当拿破仑推翻了法兰西共和国并宣布自己是全权的军事独裁者时，杰斐逊马上顺应时势转变了自己的立场——正如亚当斯预测的那样。“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性格和所处局势与法国人有着本质的差异，”他在1800年说道，“而且，不论共和主义在那里的命运如何，我们都有能力让共和主义在这里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华盛顿和亚当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竭力推行的外交中立政策，杰斐逊曾将它谴责为对“1776年精神”的背叛。杰斐逊的转变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如何敏捷地放弃共和党人对抗两届联邦党人政府的最主要武器的。现在，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清楚，这个武器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共和党在州一级的更出色组织，几乎确保了他们在马上就要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胜利。
由于一连串的坏运气、糟糕的时机把握及其共和党敌人高度集中的政治战略，亚当斯却意外获得了不错的选票统计结果。他的表现远胜于联邦党人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表现，那些联邦党人在共和党人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失去了众议院中的席位。除去纽约州，他赢得的选票数实际上比他在1796年赢得的多。由于阿伦·伯尔精明的政治操作，纽约州的12张选举人票全部投给了杰斐逊。早在1800年5月，阿比盖尔（她是亚当斯一方选定的计票人）就曾预言“纽约州将是决定选举天平倾向的关键”。根据最后的统计结果，她的丈夫以65票比73票落在了杰斐逊和伯尔之后。
选举过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是由汉密尔顿提供的，尽管它发生得太晚，对选举结果没有什么影响。10月，汉密尔顿撰写并私下印刷了一本长达54页的手册，对亚当斯的品格进行攻击，将他描述成一个本质上就不沉稳的动物，一个受虚荣心和自己对独立的理解驱使的人，一个由抽搐和暴怒组合而成的人，根本“不适合享有最高行政首脑之位”。亚当斯以与自己典型的冷静态度不相符的方式对这种人身攻击做出了回应。“我相信，”他说道，“这对汉密尔顿的伤害比对我的伤害还要大。”他是对的。由于这本册子出来得太晚，根本没有影响太多的投票者，而其中的诽谤谩骂倒是让所有人看到了联邦党内部的深刻分裂，而且大部分读者也都认为汉密尔顿本人失去了理智。就政治角度而言，汉密尔顿的小册子纯粹是政治上的致命行为，或许是一种自杀行为，和他后来决定在维霍肯与阿伦·伯尔决斗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声誉自此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联邦党的情况也是如此。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合作不仅要让共和党人夺得总统宝座，而且正如杰斐逊所形象描述的那样，他们更大的目标是“让联邦主义陷入无底深渊，永无翻身之日”。当麦迪逊宣布共和党人的事业已经“完全获胜”时，他不仅是指共和党人已经赢得了总统选举而且控制了国会，还是指联邦党已经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了。尽管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依然保留了一些孤立的权力据点，但作为曾经主导了何为美国正确道路之辩的全国性运动，它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杰斐逊当时并没有发明“1800年革命”这个术语来表达共和党人的节节攀升；历史学家也没有将这个术语解释成一个更加尊奉民主的政治派别的兴起，这种解释杰斐逊可能也只能非常模糊地理解，如果说他能够理解的话。（实际上杰斐逊认为共和党的胜利代表了“1776年精神”的复兴而不是什么革新，代表了对联邦党人试图界定的1787年宪法和解的拒斥。）但是，更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是，当时没有人知道共和党人的胜利意味着联邦政府将取得积极的进步。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所呈现的某种特定形态的政治和政治领导方式，已经被成功推翻并遭受了决定性失败。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合作是未来的政治生活形态，而亚当斯夫妇的合作则是过去的政治生活形态。
死去的是亚当斯的政治观和自我认知。这种政治观和自我认知认为，共和国有一种长远的集体利益，这种利益应当与党派主义分离开来，而且应当让它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而美国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让公共利益获得神圣地位，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忽略和愉快地遗忘特定选区的党派主义诉求。1800年以后，亚当斯所谓的“君主主义原则”已经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消亡了，与之一同逝去的还有华盛顿和亚当斯对“党派主义道德”的强烈蔑视。这种蔑视从来都取决于在独立战争年代的资历（那些亲自参与了国家创建过程的人被视为可被信赖的或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但随着人们对独立战争的记忆逐步淡化，那些信任光环也逐渐褪色了。当然，杰斐逊可以而且的确是那个“兄弟会”中的一员，然而他被选为总统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民”已经取代“公众”，成了政治智慧的主要来源。没有哪个领袖能够可信地宣称自己将超越党派争议。正如杰斐逊在华盛顿下台时所领悟到的，美国总统自此以后必须永远是某个政党的领袖。
在亚当斯阵营中，没有哪个人能够认识到这是一次历史的转折，相反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道德堕落的不祥征兆。亚当斯尖刻地说道：“杰斐逊有一个政党，汉密尔顿也有一个政党，而国家却没有。”如果道德本身不再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理想，那么它在公共生活中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亚当斯式的政治家是一种时代错误（实际上正是如此），那么亚当斯的总统任期正好是这种错误逐渐消逝的纪念碑。1800年2月，亚当斯签署了《孟特芳丹条约》，正式结束了与法国的敌对状态。让他失去民心的政策和自己独特的风格确实发挥了作用。现在，他带着这种信念解甲归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已经“驾着船……进入了一个和平安全的港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夫妇合作的最后一项重要责任是，监督将联邦政府迁移到波托马克河的整个过程。尽管行政部门的全部资料不过就7个箱子，但阿比盖尔还是对最后这件杂事所带来的身体负担十分不满。她同样对总统府内寒冷的、幽暗的、尚未完工的房间深感不满。此后的几个星期中，杰斐逊能否成为下一位长期住户尚不清楚，因为最后的选举人票统计结果表明，杰斐逊和伯尔所得票数相同。有谣言称，亚当斯当时打算马上辞职，好让仍然是他的副总统的杰斐逊接任他，从而阻止一场宪法危机。亚当斯放出话来，说选举人选择的明显是杰斐逊，而且杰斐逊也明显更加优秀一些，而伯尔“就像一只气球，里面充满着可燃气体”。最终，众议院在第36次投票中选择了杰斐逊担任总统，危机过去了。
尽管过去八年中杰斐逊和亚当斯之间的怨恨不断累积，尽管杰斐逊在过去四年中对亚当斯总统造成了很多伤害，但阿比盖尔依然坚持让她的丈夫在她动身前往昆西市之前，邀请“以前的朋友”来吃点蛋糕、喝点茶。他们的这次谈话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尽管杰斐逊告诉麦迪逊，他对亚当斯夫妇十分了解，因此确信“气氛将是自由而宽松的”。然而，在总统就职仪式当天，当杰斐逊沿着仍然满是木桩的宾夕法尼亚大街走向尚未完工的国会大厦时，亚当斯并没有出现在他身边。亚当斯不愿意出现在就职仪式上，他搭乘那天早上四点钟的马车出城去与阿比盖尔会合了。此后的十二年中，他没有与杰斐逊说过哪怕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