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杰斐逊对这则故事的叙述证明了在一个理想的杰斐逊世界中，历史是以自然、平淡的方式展开的。1790年6月中旬的某天，他与汉密尔顿不期而遇。他们都是华盛顿政府的内阁成员，杰斐逊是国务卿，汉密尔顿是财政部长。两人当时都在总统办公室外面等候华盛顿。汉密尔顿不像平日那样自信和光彩照人。杰斐逊认为，他看起来“阴暗、消瘦，而且极度沮丧”。至少按照杰斐逊的描述，汉密尔顿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
他们站在华盛顿寓所外面的大街上时，汉密尔顿对杰斐逊说，他为恢复公共信用而提出的整个金融计划陷入了国会僵局之中。这份计划于当年1月提交至国会。以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南部议员，竭力阻挠汉密尔顿计划中关键一条的通过，这条规定由联邦政府来接管州债务。这几乎瓦解了汉密尔顿的整个财政改革计划。汉密尔顿显得既消极又情绪化。若他的财政计划最终被拒绝，当时看来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他将没有什么用处了，并且下定决心辞职”。没有他的改革计划和领导——这两样东西在他心中似乎难解难分——联邦政府和整个国家就必定会崩溃。
杰斐逊提议或许他能帮上什么忙。“考虑到这件事情当时面临的局面，”杰斐逊回忆道，“我认为达成某种观念调和的第一步是，让麦迪逊先生和汉密尔顿上校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友好的讨论。”尽管当时杰斐逊还忍受着一个多月的偏头痛所造成的经久不消的后遗症，尽管他不久前才搬到位于纽约市少女巷57号的新寓所中，杰斐逊依旧提出在家里举行一次私人晚宴，以便让几位主要局中人单独会面，试着让那些棘手的政治障碍在酒精和绅士般谈话的温和影响下，被化解于无形。
杰斐逊对那天晚上（最可能是6月20日，星期天）真实情况的叙述，具有某些误导性和为自我服务的特征，但由于这是唯一留传下来的历史记录，再加上杰斐逊那简洁迷人的用词，呈现出晚宴本身的优雅情调，因此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他们如约而至。我向他们摊开了这个话题，承认自己由于生病，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件事情，但是鼓励他们一起来讨论。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最后的结果是，麦迪逊先生默认了这样一个建议，那个问题（由联邦政府接管州债务的问题）可以重新以参议院提出的修正案的方式提交众议院审议，然而他不会投赞成票，不会完全撤回他的反对意见，但也不会在这一点上过于执着，而是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其间他们中有人说道，我忘记到底是谁了，由于这个法案对于南部诸州来说有些严苛，所以应当做点什么来安抚它们。将联邦政府驻地迁移到波托马克河，应该是一个正当的补偿措施，而且很可能受到南部诸州的欢迎，是可以在联邦政府接管州债务之后提出的一个适当措施。
换言之，杰斐逊促成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交易：麦迪逊同意让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核心条款通过，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则同意让国家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若真实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应当和《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平起平坐，可算作美国政治上标志性的政治和解之一了。而且，几乎确定的是，被我们称为“1790年妥协”的这次事件，也算得上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晚宴了。
但是否真的如此？历史的结论或至少大部分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是，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确实在1790年6月末在杰斐逊的寓所中见了面。7月9日，众议院通过了《建都法案》，该法案在建都于费城达十年之久之后，将国家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地带，这是以32票对29票通过的。7月26日，众议院以34票对28票通过了联邦接管州债务的法案。麦迪逊投了反对票，但是，与杰斐逊描述的一致，他没有以之前表现出的“执着”来领导该法案的反对派。当时一些政治观察家和新闻编辑都明确认为，一定做了什么秘密交易，才使投票发生逆转，从而打破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长时间僵局。例如，一位对此不满的纽约编辑说得非常明白：“让国会从这座城市迁移出去的真正原因，只需凭借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向人们解释清楚了。我们看到，将永远让参众两院多数派感到耻辱的是，宾夕法尼亚和波托马克河利益集团已经被2150万美元收买了。”这个数目恰巧是被联邦政府接管的州债务总额。
而且，达成交易当天，杰斐逊给他弗吉尼亚州的忠实追随者詹姆斯·门罗写了一封长信，提前告诉他这个与后来发生的妥协精确一致的消息。就像麦迪逊和大部分弗吉尼亚人一样，门罗坚决反对债务接管。杰斐逊让门罗相信，他同样认为这个措施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看到了屈服的必要……这是为了整个联邦，为了让我们免遭所有灾难中的最大灾难”。他甚至清楚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使用这些预警词语。国会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和国家首都选址的辩论导致了全面的立法瘫痪。如果这是对宪法下新联邦政府的第一次检验，那么政府实际上已经悲惨地失败了。除非出现突破性进展，否则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共和政府实践都会“溃决并消失，各州又将各行其是”。美利坚合众国要么和平瓦解，要么发生内战，除非能够达成某种政治交易。“这里，我们不必屈尊去谈论那些交易。”杰斐逊这样写道（暗示要让此种交易奏效，就不能公开讨论）。正在秘密进行的谈判，将让债务接管对持门罗那种观点的弗吉尼亚人觉得更可口一些：债务接管与永久建都波托马克河进行交换。“若不做出这种妥协的话，”杰斐逊警告说，“我担心我们就必须做出一个比这更糟糕的妥协。”收到杰斐逊的信之后，门罗立即回了一封信，提出了警告。杰斐逊描述的政治交易不可能被弗吉尼亚州接受。在弗吉尼亚州，债务接管被认为是一剂“致命毒药”，建都波托马克河则“重要意义甚少”。
两年之后，杰斐逊得出结论，门罗是正确的。1792年他告诉华盛顿，那天晚上与汉密尔顿达成的交易，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政治错误。事实上，前文引述的杰斐逊对那次餐桌交易的描述，就是他向华盛顿表达悔意后写下的，或许就是在1792年。当时他对自己卷入其中表达了深深的忏悔。“那是不公正的，”他终于认为，“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对联邦瓦解的担忧才默认的，当时我们的政府还处在婴幼期。”那位从来都动作敏捷的汉密尔顿成功地让杰斐逊支持了债务接管，而这种接管当时已经成了“那个投机集团赖以成长的主要基础”。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个投机集团后来还实施了险恶的阴谋，“试图改变美国政府的政治局面”。因此，或许我们承认杰斐逊对这个故事的描述具有可信性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吹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是在坦露自己的深深悔意。当一个人最终自认为是傻瓜时，还有什么必要去编造故事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进入杰斐逊那难以捉摸、迷宫一般的头脑走廊中。我们足以认为，杰斐逊描述餐桌交易的核心是真实的，尽管这种描述过分简化了那个关键时刻所发生的历史。也就是说，当时还同时进行着好几个秘密会议，而且政治关系网络甚至比杰斐逊的不完美记忆还要错综复杂。最重要的是，杰斐逊寓所中的讨论，只不过是正在进行的更大讨论的一部分而已。而这场更大的讨论似乎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及其后来的政治形态。我们对这个场景中的人物观察得越久，对他们的声音聆听得越多，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变化就越大。这个问题不是杰斐逊说的是否为真话，而是为什么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样比较明智的政治家，都确信这个刚刚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是不稳定的、成问题的。为什么批准债务接管法案具有威胁性？为什么波托马克河具有象征性？尽管杰斐逊对这个故事有相反的描述，我们还是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我们所料，这几位历史当事人对这个决定性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立场。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是带着不同议程、不同经验和不同故事来赴宴的。从麦迪逊开始述讲这三位令人敬畏的巨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麦迪逊当时处在最核心的位置，领导了众议院对债务接管和建都地点这两个问题的辩论。他享有著名的国家主义者和弗吉尼亚天赋之子的盛誉，在三十九岁时，就作为1780年代宪法混战中最精明、最有见识的老手而声名远播。实际上，1790年麦迪逊已经度过了其美国政治家生涯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诸多后世历史学家认为，麦迪逊在那一时期对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科学做出了最具创造力的贡献。
失望于1780年代州政府的政治混乱和《邦联条例》的先天脆弱，麦迪逊着力推动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运动。他对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的论证，成了所有妥协和最终宪法文件全部修正意见的核心，这使麦迪逊当仁不让地享有了“宪法之父”的荣誉。然后，在约翰·杰伊的适当推动下，他与汉密尔顿联合起来，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这本著作当即被认定为美国的经典之作，尤其是书中坚持的共和政府若扩展到广阔的疆域和多样化人口之上，会比其他政府形式更稳定的观点。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会议上，他战胜了由帕特里克·亨利领导的、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反对派。这让弗吉尼亚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认定，亨利可能是历史上最雄辩的、最具说服力的斗士，但麦迪逊在使人信服的能力上更胜一筹。接着，麦迪逊起草了《权利法案》并提交至第一届国会。总之，在1790年，麦迪逊处在自己的权力巅峰，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继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于当年逝世）之后，这个新生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
他长得可不像个领袖。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不足140磅，“矮小的杰米·麦迪逊”具有图书管理员或学校校长那种单薄虚弱的外表，永远挣扎在某种致命疾病的边缘，没有能力过日常生活。他于1769年离开他父亲在弗吉尼亚蒙彼利埃市的中等规模种植园，到普林斯顿读书（阿伦·伯尔是他的同班同学）。年轻的麦迪逊曾经暗示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了。（事实证明，他比所有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都长寿。他在生命晚期这样说道：“我比这么多同时代人活得更久，因此，我不应当忘记，我可能被人认为活过了天命。”）他不仅看起来像那种无足轻重的人——身材矮小、面无血色、体弱多病——还极度害羞，就像在聚会场合总是本能地要躲在房屋角落里的客人。
麦迪逊的外表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实际上帮助他获得了权力。在弗吉尼亚王朝那些张扬的演说家中，他是不起眼的，不具有威胁性的，但也是公认的不会恶意伤人的辩论大师；这种论辩一次次地被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似乎没什么个人议程安排，他看起来也没什么个性，然而当开始统计选票时，他那一方几乎总会获胜。他在论辩中表现出来的羞怯会让人在几个方面放松警觉：他是如此温文尔雅，如此愿意赞扬他人，尤其是他的对手，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怒气发泄在他的身上，除非这个人想被人当作一个好斗的大傻瓜；他是如此克制，以至于给人留下内心隐藏着无尽信息的印象，让人觉得这个演说者不会以他的博学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然而，若你允许，他完全能够再说上好几个小时，或者直到你方投降为止。他的身体缺陷意味着，麦迪逊式论辩没有任何常见的情绪上的矫揉造作，但以其纯粹的、流畅的思路沁人心脾。或者，如一位观察家后来所言：“我从未见过如此弱小的身体内隐藏着如此博大的心灵。”实际上，他的风格就是没有什么风格。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麦迪逊是杰斐逊的忠实副手，是那个被称为“伟大的合作”中年幼的一方。的确，在1790年代的政党斗争中，麦迪逊成为杰斐逊的政治先头兵，接着担任了杰斐逊的国务卿，后来又继任杰斐逊的总统职位，这些都与麦迪逊的性格有着很大关系。他们之后的关系模式是，杰斐逊提供宏大设想，麦迪逊则处理那些混乱的细节问题。（正如当时的俗语所言，若上帝被包括在麦迪逊要处理的细节之内，他也总是能够在上帝莅临地球时前往迎接。）然而，即使是那个时候，麦迪逊习惯性的害羞和躲在杰斐逊影子下的意愿，可能也掩盖了他对二人合作关系的独立影响。最公正的说法应当是，两人的合作之所以如此顺利，就是因为麦迪逊从未想过到底谁占主导这个问题。或者，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描述这种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时所说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就像磁性物质在物理世界中隐形的神秘运动一样”。
然而在1790年，若人们要谈论“伟大的合作”，肯定指的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合作。毕竟，杰斐逊在1784～1789年担任美国驻法国公使期间，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二人领导了一场旨在扩大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主权权力的斗争。他们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共同完成《联邦党人文集》，这两位弗吉尼亚政治家后来的完美联合可谓天衣无缝。当汉密尔顿于1789年9月开始撰写《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时，他首先征询意见的人之中就有麦迪逊。就是在那个时候，杰斐逊从法国给麦迪逊写信，对联邦政府获得的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力表示了极大怀疑，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支持联邦政府享有这些权力。
杰斐逊还将自己的一个极端乌托邦的建议告诉了麦迪逊，说每一代人都是一个主权体，因此为一代人制定的法律可能在大约二十年之后就失效了。麦迪逊以其温文尔雅、不装腔作势、逻辑性极强的方式指出，这个建议确实不错，确实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概念。但是若认真思考，它就不过是一副无政府主义药方，与麦迪逊个人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宪法架构的政治方向完全背道而驰了，这个架构将被当代和未来的美国人民持久地信任和尊崇。由于我们知道麦迪逊不久就要成为历史上最热诚、最强大的杰斐逊主义者，因此如下一点就更富启发意义了：1790年以前，他们在宪法问题上走向了不同的立场。
在杰斐逊晚宴前的六个月中，麦迪逊经历了一次转变，或者说是再转变，从国家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弗吉尼亚传统的革命信念。我们很容易纯粹从个人角度来解释他的转变：杰斐逊从法国返回美国，并让他的老同事回想起了真正事业的色彩，接着就一同向历史进军。只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麦迪逊对这个新生共和国所面临的选择的理解，比独立战争那一代中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妙、更加成熟。任何对其抉择的粗糙解释，都无法恰当说明他的多重忠诚问题，也无法理解他思考和解决它们的“麦迪逊方式”。
若我们对历史的时间顺序给予适当的尊重，麦迪逊的思想在杰斐逊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促使麦迪逊思想发生变化的因素是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这份报告于1790年1月提交给国会。（杰斐逊直到3月才回到纽约。）汉密尔顿的财政目标与麦迪逊在制宪会议和《联邦党人文集》中极力提倡的国家观点是一致的。根据汉密尔顿的计算，美利坚合众国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令人生畏的（至少就当时情况来说是这样的）7710万美元。其中，外国政府债务为1170万美元；国内债务为4040万美元，这些国内债务主要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另外2500万美元是州债务，这些债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让麦迪逊开始担忧，接着又害怕的，不是汉密尔顿恢复公共信用的目标，而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
当麦迪逊开始研究汉密尔顿提出的偿付国内债务的建议时，第一个让他担忧的问题出现了。一方面，汉密尔顿的建议看起来非常直接：所有持有政府债券的公民都应当得到政府以债券面额做出的补偿，也就是得到政府最初承诺的全额补偿。但是许多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人（这些人大部分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债券是对他们在战争中服役的补偿）已经将债券以部分面值的价钱卖给了投机者。而且，汉密尔顿计划的公布导致了一阵购买政府债券狂潮，当时知悉这个计划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全力买进，希望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麦迪逊注意到了这次购买狂潮，并抱怨说，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依然在联邦内部和边远地带搜索，希望能够将政府债券从那些原始持有人手中购买过来”。因此，这幅图景在他心目中就凝固成一种本质上的不公正：那些在独立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老兵，被金融家骗走了他们应当获得的公正报偿。著名的费城医生、杰出的革命家本杰明·拉什则敦促麦迪逊阻止这种对“1776年精神”的出卖。“独立战争中，我所看到的人们对压迫者的愤怒，”拉什愤怒地说道，“都不及现在我每天听到的对这些人的愤怒……这些人马上就要收获独立战争的全部利益了，而这一切都是以丧失独立战争获胜的勇气和财产为代价。”
当麦迪逊站出来反对他的偿付计划时，汉密尔顿感到惊讶又迷惑。2月11日，麦迪逊在众议院发表了长篇演讲，认为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对独立战争的否认，并提出了自己的偿付计划，称之为“区别偿付”。这是一个典型的麦迪逊式表演：完全是理性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而且带着那种让人放松戒备的温和。他指出，正义在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一边，而且正义是必须实现的。当前的持券人有契约义务的理据，这种义务也是必须遵守的。因此，麦迪逊以律师般的精确提出了选择方案：“我们必须从以下三种方案中选择一种。同时偿付两类人；偿付一类人，而拒绝偿付另一类人；依据某种平等原则在他们之间做出妥协。”（20世纪研究这种推理模式的人称之为“金发姑娘原则”，后来称为“三角分析原则”。）当然，麦迪逊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是，众议院以36票对13票否决了他的动议。这是他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第一次遭遇的重大立法失败。
问题并不在于麦迪逊不愿意失败。（与杰斐逊不同的是，麦迪逊能够真正从容地接受失败。）相反，是因为麦迪逊内心形成了这样一幅不祥图景：爱国的士兵们遭到了一群只关心利润的投机者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他内心形成了一幅与此略微不同的图景，这幅图景关于这个初生的全国政府。按照麦迪逊的设想，全国政府应当是汇聚最能干、智力上最杰出的官员的高贵竞技场，这些人是从鱼龙混杂的州政府中挑选出来的最优秀者。然而，现在却被一群可憎的金融家和银行家占据了。耶稣曾经将这些人视为社会蛀虫，从神庙中赶走。美国独立战争的果实，至少在麦迪逊看来，正在落入敌人之手。
在投票决定政府债券偿付办法之后，是对债务接管的辩论。这场辩论加强了那种被出卖感，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糟了。同样，表面上看来，汉密尔顿的建议是简单、诱人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或者说接管，各州政府的全部债务，其中大部分都源自独立战争年代。美国不再有十三个不同的债务账簿了，现在只有一个；这将使这个新生国家的财政政策能够依凭对金融债务和解除债务所需税收的整体把握而推行下去。2月24日，麦迪逊从自己在众议院的席位上站了起来，指出这个问题比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而且这个表面上合理的“债务接管”建议，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主意。
如果读者们读过麦迪逊于1790年春天在众议院发表的反对债务接管的演讲，那么你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主要的反对意见都是经济上的。大部分南部各州，也包括弗吉尼亚州，已经偿还了大部分战时债务。因此，债务接管计划就给它们带来了不公正，因为“迫使它们在已经履行责任之后，承担那些尚未履行责任的其他州的债务”。麦迪逊顺带提出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经济性质的，但显示了麦迪逊内心更大的怀疑），呼吁在债务接管之前进行“结算”。正如麦迪逊所言：“我真诚地认为，只有当我们先以我们掌握的方式和手段，尽最大可能地处理好债务问题，然后再开始接管，这才是正确的和公正的。”换句话说，首先需要对各州应当被“接管的”具体债务数额进行官方估算，然后各州就必须向联邦缴纳相应的税款以偿还债务，最后才应就债务接管进行投票。根据他自己的粗略估计，弗吉尼亚州大约会将300万美元的债务转给联邦政府，然后要通过缴纳新税种的方式向联邦政府支付大约500万美元。就像未能公正地补偿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一样，这也是不公正的。
如果读者们读过麦迪逊同一时期的通信，你们肯定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印象：这里的问题比账簿清理要深刻得多。让弗吉尼亚州和南部大部分州遭受如此的经济不公正——南卡罗来纳州是个例外，因为它还未偿还大部分债务——是非常糟糕的。债务接管是一种超越了纯粹金钱问题的邪恶征兆，它涉及的是权力。联邦政府打着承担各州债务、为各州做好事的幌子，隐晦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享有了对所有州的经济主权。正如麦迪逊以其典型的含蓄方式向杰斐逊所说的那样，债务接管“将给弗吉尼亚州造成特别的困难”，而且“由于债务接管增加了对联邦立法机构的力量及其人员的信任，该措施就更应遭到反对”。简而言之，弗吉尼亚州实际是被要求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联邦政府的集体智慧和美德。按照麦迪逊的看法，债务接管主要关涉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控制、信任和独立。
这些都是大部分弗吉尼亚人牢记于心的独立战争时的信念。例如，亨利·李就告诉麦迪逊，有关债务接管的辩论让他想起不久前那些光荣的日子：当时弗吉尼亚议会拒绝承认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在我看来，”亨利·李写道，“我们南部人民将必定成为奴隶，除非我们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独立战争的胜利而被神圣化的1760年代和1770年代的激进思潮，现在从与麦迪逊通信的弗吉尼亚人口中奔涌而出。他们将债务接管等同于《印花税法案》，将联邦国会等同于英国议会，将所谓的“固执、傲慢的北方多数派”等同于大不列颠。“您的感受如何呢？”李这样煽情地问麦迪逊，“难道您对宪法的热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应当给您的祖国带来毁灭吗？”李所谓的“祖国”，指的是弗吉尼亚州。
债务接管辩论的整个氛围变得具有电磁一般的吸引力。以让自己成为所有政治风暴的平静中心而闻名的麦迪逊，不断受到双方厉声指责的夹击。以马萨诸塞州的菲舍·艾姆斯为首的北方国会议员，指责麦迪逊阻挠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核心内容，威胁了共和国的生存。他们认为，若丧失这部分核心内容，联邦就会瓦解。南部国会议员主要来自弗吉尼亚州，他们告诉麦迪逊，债务接管计划证明了那些联邦党人的反对者、宪法的反对者，现在看来是多么具有预见性，而他此前在批准宪法会议上做出的种种保证，以及《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联邦宪法将被证明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顶峰而不是背叛的腔调，现在看来多么像虚假的承诺。
抓住弗吉尼亚人政治情结的核心词是“合并”：“新政府的朋友们否认要进行合并时，实际上却正在考虑合并。”这个词表达了一种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感在反对1788年宪法和解的反联邦主义者中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认为，各州会被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无形吸收。这个词还与意识形态上的恐惧感遥相呼应。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恐惧感，是反对英国议会和乔治三世政令强行收缴税款的一种有效武器，使人们认识到一旦存在专制权力，那么所有的自由将烟消云散。最主要的是，这个词代表了一种对被大怪物吞噬、被生吞活剥、最后被彻底消化的潜意识恐惧。若麦迪逊曾劝说自己相信，这些有历史根据的恐惧感已经因为新政府的建立而被消除了的话，那么债务接管辩论则表明，它们依然非常鲜活地存于人们心间。实际上，因为这些恐惧感与那场成功的反英战争具有历史和修辞上的关联，所以它们成为整个政治文化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麦迪逊对弗吉尼亚人不信任情绪的狂热表达到底做何感想，我们很难知道。和约翰·亚当斯一样，在把握热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方面，麦迪逊是美国国内最在行的。然而，与亚当斯不同的是，麦迪逊对自己的热情采取了一种完全压制的方式。他寄回老家弗吉尼亚州的那些信，都倾向于承认债务接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仍建议人们要有耐心。而且，它们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敦促人们放弃那种认为末日即将到来的态度。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确实是笼罩在新落成的联邦大楼之上的不祥阴云。但是现在就谈论从联邦中分离出去，不仅为时尚早，而且还会产生反作用。毕竟，当华盛顿担任总统，杰斐逊担任国务卿，而埃德蒙·伦道夫担任司法部长（麦迪逊或许还应当将自己在国会的显著存在加上去），弗吉尼亚州的利益就不大可能被忽视。至于联邦政府中北方同僚们的威胁性辱骂，就听之任之吧。“若我们要继续成为多数，”麦迪逊自信地写道，“我们就应当甘冒他们预言的那种危险。”与此前关于偿还政府债券的辩论不同，这次在州债务接管问题上，麦迪逊有足够的票数。债务接管的法案永远不会通过。
毫无疑问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财政计划所引发问题的理解，以及对弗吉尼亚州强大的政治编队为反对他的财政计划而在波托马克河以南集结的理解，完全没有麦迪逊式的模棱两可。一旦汉密尔顿在自己信仰的前进道路上碰到了重大障碍，他会本能地让自己进入攻势状态，而且从来不会回头，也从不等候落伍者。不论目标是约克镇的英军据点、纽约州法律界和商界精英对自己的崇拜，还是批准宪法，汉密尔顿采取的模式都是一样的：以高效率的爆发来释放自己的强大能量；以那种张扬的、别挡我的路的方式（这种方式恰巧与麦迪逊偏好的秘密行动相悖）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相关事件之上；以那种认为自己的总体设想和细节把握都更优秀的态度，来激怒温和谨慎的同僚们；当事情发展证明他是正确的时候，就更加激怒他们。
批评他这种攻击性脾性和“救世主汉密尔顿”般鲁莽举止的人，或许可以合理地宣称，这些都是汉密尔顿对自己低贱出身（实际上是私生子）的过度补偿。一些采取相同解释路径的传记作家曾提出，那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驱使着他来到维霍肯，与阿伦·伯尔进行了致命决斗。然而，如果说不安全感是汉密尔顿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的主要来源的话，那么我们的结论就必须是，美国历史上这种最具创造力的缺点，是上帝在最恰当的时刻谋划制造出来的。
就像1790年的麦迪逊一样，汉密尔顿当时也处在权力巅峰。他在三个月内一口气完成了《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中的四万字，而且又以同样的速度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五十一篇论文。探索汉密尔顿思想渊源的学者们总会发现这种渊源的多样性：亚当·斯密、雅克·内克尔、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和大卫·休谟是最主要的影响者。其中，休谟又对他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有着尤为深刻的影响（这与休谟影响了麦迪逊关于政治稳定的思想如出一辙）。另外，汉密尔顿喜欢对新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提出集中化解决方案，这又与麦迪逊一样，是缘于他在1780年代前途渺茫、四分五裂的邦联权威下那沮丧不堪的经历。最后，汉密尔顿《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的历史意义已经吸引了足够多的专家的注意，这些专家将某种技术维度加进对报告的评价之中。从而，对诸如偿债基金、联合养老金制、浮动利率和流动性这些术语的掌握，已经成了充分理解其经济学素养的关键。
这一切都不错，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些极有价值的洞察不过是一些次要情节，我们千万不要被它们引入歧途，自得其乐地认为眼前的树木就是森林。汉密尔顿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很简单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陷入了外债和内债纠缠在一起的混乱局面，他决心处理这种局面，并通过恢复政府信用的方式来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石。他会依凭自己对美国商业潜力敏锐而精准的把握，来实现这一切。但是，他没有考虑那些反对他的国家主义观点的人会对因此出现的体系抱有何种看法。
例如，在有关偿付国内债务的问题上，汉密尔顿认为，麦迪逊关于区分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和当前持有人的建议，是天真且有害的。确实，对于战争时代的老兵来说，这会造成某些不公正。但是，麦迪逊有什么资格来向汉密尔顿宣讲老兵们所做出的可敬牺牲呢？麦迪逊从来没有在愤怒之下射出一颗子弹，现在却要装模作样地将自己包裹在他从来没有穿过的、血迹斑斑的军服之中？更关键的是，原始持券人不是被迫出售他们手中的债券，他们是自由出售。而且，他们出售债券的理由多种多样。对如此多的交易、价格和动机进行分类，无异于一场行政上的噩梦。实际上，任何提议要采取这种措施的人，都必定会被人们怀疑为一个乐见政府瘫痪的人。政府债券偿付计划的整体要义在于，超越重重含混不清的纠缠，从而确立一种能够提升信用的、明确且易于识别的补偿政策，并使这些债务集中在那些最有可能用它们为社会生产和发展服务的人手中。
就接管州债务这个问题而言，在汉密尔顿看来，麦迪逊的反对意见不仅是不合乎逻辑的，而且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麦迪逊本人在1780年代不是在多个场合鼓吹由联邦政府接管州政府债务吗？他俩不是以“普布利乌斯”的名义一起论证，需要建立一个对各州享有主权的全国政府吗？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本人不是要求明确承认联邦主权的最热诚鼓吹者吗？要计算出不同的州债务数额，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计算问题。由于以弗吉尼亚州为代表的南部各州行政管理混乱，账务记录马虎，因此困难确实不可小觑。但是，最后的数据并不是已经刻在石头上无法改变了。若弗吉尼亚州希望对这些计算结果进行协商，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可以在朋友之间解决的问题。
但是，作为朋友就不应当提出这种威胁性的指控，说整个债务接管计划是一场阴谋，这场阴谋旨在诱惑各州参加某种浮士德式的向魔鬼出卖自己灵魂的交易：如果进行此种交易，各州就会丧失如孩童般清白的政治外表。实际上，当宪法被批准时，这种想法已经被明智地抛弃了。债务接管并不是一场旨在摧毁各州政治完整性的阴谋，它不过是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合并各州债务，使经济生活国家化的计划。汉密尔顿想当然地认为，宪法所创造的新政府正如他在报告中写的一样，“具有能够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他作为负责财政政策的官员，就是上帝选择的用以实施这种集体措施的工具。
问题就在于此。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麦迪逊及弗吉尼亚州的选民听到“合并”和“国家化”这类词语，就好像夜间听到警报一样；或者如汉密尔顿最欣赏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言，并不仅仅因为这位财政部长“更善于解决财政危机，而不是修补政治利益”。真正的困难在于，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其无畏而鲁莽的个性的切实体现。实际上，如果人们能抛开计算和偿付各州与联邦债务的具体条款，往后退几步，那么理解汉密尔顿报告的宏大设想，以及其中决定美国发展走向的隐含假想的最好方法，或许是将它看作汉密尔顿把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模式，强加在这个新兴国家不稳定形势之上的具体体现而已。
首先，整份报告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这种暗示：一个新权威出现，而且已经开始掌权。它主要的精神特质已经超越了人的个性问题（尽管一定存在汉密尔顿的个性因素），甚至还超越了这个报告是否合宪的问题（尽管这份报告明确宣称联邦政府主权是不容置疑的）。更彻底的是，这份报告指出，美国暗藏的巨大经济能量，要完全发挥其潜能，不仅仅需要放任自流。显然，汉密尔顿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北美大陆是一个巨大宝藏，这个宝藏一旦被打开，就能够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然而，他在这方面是独特的：他认为要调动这些资源，就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一致管理和战略协调。麦迪逊似乎认为，杰斐逊则在更大程度上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当成为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自然运转的障碍。但是汉密尔顿认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是需要人为创造出来的，而且还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监督。他的模型是英格兰：建立国家性银行，商业受到政府规制，有权倾朝野的财政大臣。当然，从波托马克河以南民众的视角来看，这些正是美国独立战争要永久抛弃的制度和象征。
其次，报告中还洋溢着汉密尔顿的信心：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集中是一种动力；它不是一种给国家带来侵略性腐败的集合，而是各种国家发展能量以相互促进的方式进行的融合。汉密尔顿对共和主义教条“集中的权力有固有的恶”的腔调充耳不闻，而这个调子正被弗吉尼亚州的异议者在新的“合并”标签下尽情地重新演绎着。对汉密尔顿而言，债务合并简直妙不可言。麦迪逊的参照系完全是政治的，是这样一种理想化观念：国家权力应当是分散的，受到许多分散而多样的利益集团的自然制约。汉密尔顿的思维模式则完全是经济的。他认为，让资本集中在少数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手中，是商业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条件。他对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将债券卖给投机者这一点并不在意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更愿意看到金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金钱被分散出去，金钱就只是金钱而已；当金钱被集中起来，金钱就变成了资本。而他对接管各州债务、扩大联邦债务表示欢迎的主要理由是，一旦这些债务被偿还，国内外资产者就会信任联邦政府，进而吸引新的投资。至少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汉密尔顿认为国家债务是“国家的幸福”，因为它使资源能够集中在富有企业精神、愿意投资而不仅仅是消费的少数人手中。相反，对于麦迪逊而言，“国家债务就是国家的灾祸”，而且“在代议制政府中，尤其如此”。
最后，汉密尔顿的报告还充满着对包括商人、银行家和商业领袖在内的城市精英阶层的尊奉，认为他们这些人是美国新兴社会的核心人物。正是这些人将年轻时的他从热带地区的低贱生活中拯救出来，而且在他展现出自己的杰出才能时，他们就将他纳入纽约的核心圈之中。汉密尔顿本人是追求名誉而不是财富的霍雷肖·阿尔杰式的英雄人物，但是他懂得银行业、投资业和其中的投机。他可没有像杰斐逊为自耕农写下田园生活颂歌那样，为商人和金融家唱田园诗式的礼赞。他的整个财政计划实际上含蓄地承认了，商业是美国的经济命脉，商人既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受惠者，也是美国经济默默无闻的英雄。汉密尔顿并不像批评者经常宣称的那样，为了增加商人精英阶层的财富而刻意制订计划。他制订计划的目的在于将他们的才能和资源引导到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生产活动中去。作为知情人士他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握的内部利率消息为个人谋取什么利益。“但是您肯定记得关于恺撒妻子的那句格言，”汉密尔顿向亨利·李写信时这样写道，“我认为这句格言适用于任何参与国家金融管理的人。”尽管如此，他过分信赖自己的某些投机者朋友；直到他在财政部的助手威廉·杜尔将个人资金和国家资金混合运作并构成犯罪时，他才解雇了杜尔。杜尔是他所信任的具有企业精神的投机者典型，但最终被证明是不值得信赖的。
然而，对于像麦迪逊和杰斐逊这样的弗吉尼亚人来说，杜尔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般情况。弗吉尼亚州的绅士们在心理上无法认同汉密尔顿对以操控利率谋生的投机者所表现出来的亲近。他们衡量财富的最终标准是土地，而不是什么流动形态的资本。在他们看来，投资银行家们和投机者们根本就没有为社会做出什么生产性贡献。这些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证券倒来倒去，并调整一些数字而已。在这里，问题的核心既不是富人和穷人的对抗，也不是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抗，因为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们就像纽约或者波士顿的富裕商人一样，也是少数精英人物。真正的问题是农业财富和商业财富的对抗。
即便是如下这个事实，对解决债务接管问题也没有什么帮助：弗吉尼亚州地主阶层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包括杰斐逊本人在内，都对不列颠和苏格兰债权人欠下了沉重的债务。那些债权人提高利率的速度，超过了他们从烟草和小麦中获得的利润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不得不猜测，那些受困的弗吉尼亚贵族阶层会将汉密尔顿及北部城市商业精英视为要榨干他们血液的不列颠银行家的翻版。我们对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精神状态（拒绝让他们的消费习惯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困境；大多数人都不承认他们马上就到了要宣布破产的境地）思考得越多，我们就越可能看到，对规制债权债务关系的经济原则的故意忽视，已经成了他们那个世界中引以为荣的事情；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有产绅士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为自己听不懂汉密尔顿到底在谈论些什么而感到相当骄傲。
那次餐桌交易的第三方，即晚宴的主人，是托马斯·杰斐逊。当他称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两人都比他更了解这个问题时，他并不是在摆他那种典型的外交姿态。毕竟，他结束五年的法国大使生活回到美国才短短六个月，而且3月才开始担任国务卿。另外，他当时还想着其他一些事情：大女儿马莎的婚事，在纽约找到合适的寓所，撰写有关度量衡的长篇报告，阅读巴黎寄过来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闻报道。慢性偏头痛的发作也使他在5月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无力从事任何事情。事实上，杰斐逊的头痛与弗吉尼亚王朝领袖们的集体生病几乎同时发生。当时麦迪逊患了痢疾；埃德蒙·伦道夫滞留在弗吉尼亚州，照顾差点因难产而死的妻子；最具不祥意味的是，乔治·华盛顿染上了流感，而且后来还出现了医生认为有生命危险的肺部感染。“你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下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杰斐逊在给他以前在巴黎的秘书威廉·肖特的信中这样写道。而且还补充说，华盛顿的去世极有可能意味着整个国家实验的突然终止。
杰斐逊高约六英尺二英寸，比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要高一些。而且，他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足以算得上他们的前辈，有资格得到他们对长兄般的尊重。然而，他的身高和年龄都不能弥补他因在国外待得太久而错过1780年代末期宪法变革的缺陷。麦迪逊一直写信告诉他制宪会议上的辩论（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来源了），而且麦迪逊还澄清了当时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流传的、关于杰斐逊对宪法持冷淡态度的种种流言。这些流言事实上是真实的，尽管在所有的宪法问题上，杰斐逊从来都遵从麦迪逊更加出色的判断。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毫无政治保留地接受华盛顿政府发出的担任第一任国务卿的邀请。此外，他认为在外交政策上美国应当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也促使他接受这个职务。除了这些基本层面上的事实之外，杰斐逊对联邦权力的观点是不为人知的，这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参与1787～1788年的大辩论，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尚未达到麦迪逊那种专业性和法律上的明确性。“我不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他在1789年宣称，“因为我从来没有将我的全部意见交由任何党派的纲领裁判……若我不参加党派就不能进入天堂的话，那么我宁愿不去天堂。”临时首都纽约可不是什么天堂，但是他同意于1790年春天去那里，带着自己没有公开的政治忠诚和崇高的政治原则，它们还未受到已经被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内部斗争的浸染。
他是很不情愿地来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一生都沉默寡言。这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年代以前他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当时他第一次走出蓝岭的层层薄雾，到威廉和玛丽学院求学，师从乔治·威思学习法律，而且赢得了弗吉尼亚东部精英阶层的有限度接纳。他以写反对不列颠侵略的文章而闻名，但是在辩论中往往找不到他的踪影。大陆会议上，约翰·亚当斯说他是美国独立的忠诚斗士，说话却很少超过两三句，即使是在委员会会议中。他持久且不朽的声名源于他在1776年6月起草的《独立宣言》，但是在1790年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杰斐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时《独立宣言》还被认为是整个大陆会议的杰作，而不是某个人的作品，当时它还未获得19世纪时的象征性意义。
他在战时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那段经历，是以非常糟糕的方式结束的：英军放火焚烧弗吉尼亚州首府时，他却骑着马逃离了，丢尽了脸面。尽管后来被认为没有犯下什么过错，但他还是发誓再也不担任公职了。喧嚣的政治不合他的脾性；只有当他隐居在山顶或者重新设计蒙蒂塞洛的宅邸时，他才会感到怡然自得。他总是为退休做好准备，为了避开妻子早逝给他带来的痛苦记忆，他接受了在巴黎的外交职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作为富兰克林的继任者，他赢得了类似富兰克林的法国化身的声名。1789年当他被邀请在新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时候，他的反抗完全是发自肺腑的，但是麦迪逊一直都能够说服他。更重要的是，华盛顿，美国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将他视为必不可少之人。杰弗逊没有拒绝乔治·华盛顿的邀请。
他向战痕累累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发出晚宴邀请，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简单说来，杰斐逊不能容忍人际冲突。他总在辩论中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辩论本身让他感到不快。他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都是按上帝法则运转的世界的和谐、惬意与可靠之音，因此，辩论在他眼中就成了蔑视自然秩序的杂音。麦迪逊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了解杰斐逊，他知道杰斐逊思想中的某个地方有一条看不见的底线，这条底线上存放着杰斐逊极其珍爱的个人和政治理想。若越过这条底线，你就会引发脱缰野马般的愤怒，就像《独立宣言》中对乔治三世的控诉。（杰斐逊不认为这些场合是在辩论，而认为是在进行至死不渝的圣战。）若不越过那条底线，他就会显得非常礼貌、通融，对党派政治的存在感到发自内心地悲痛。这毫无疑问是他1790年6月时的立场。
他之所以希望达成妥协，还有一些现实原因。作为之前担任过外交公使的现任国务卿，杰斐逊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他美国债务情况的国际影响。只有偿还了外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银行家们那里恢复信用，美国才能在欧洲的资本市场得到认真对待。杰斐逊在巴黎生活期间，经历了不少事情才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比麦迪逊更敏锐地认识到，汉密尔顿的财政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若没有信用，新政府就会成为外国人眼中的笑柄。于是，当那些给麦迪逊写信谴责债务接管的弗吉尼亚人也给他寄来信件时，他并不像麦迪逊那样给予明确支持，只不过在言词上更难以捉摸罢了：“在我看来，不论这个问题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它都将是那些给我们带来最大困难的问题之一。”他在给自己的女婿的信中这样写道。在亨利·李极力向他抛出债务接管法案通过后的末日灾难式预言时，他劝说亨利·李要有耐心，要相信国会的智慧。“而且，”他非常圆滑地写道，“国民的声音或许将会被听取。”尽管这些话含糊不清，杰斐逊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抚慰他的弗吉尼亚同僚们。“我的职责让我不能介入这些问题之中，”他在举行那次晚宴前的一个星期还曾向乔治·梅森这样解释道，“我不想假装自己有能力决定这些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之下，互相妥协和让步是十分必要的。”
建都问题自从1789年被国会首次提出以来，就讨论得十分激烈。宪法规定国会要确定“政府所在地”，这个地方面积不得超过一百平方英里，从临近各州购置。问题在于首都应该定在哪里。从一开始，国会代表们在定都地点问题上轻易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一位报纸编辑曾冷嘲热讽地写道：“为新帝国选择建都地点的通常习惯是，听任专制君主做出任意的、突然的决定。”尽管这显然不是共和制方式，但或许因此可以允许有一个例外。这位编辑写道，既然乔治·华盛顿“从来没有给他的国家提过什么糟糕的建议”，“让他指着一幅地图说‘这里’”不是很切实可行吗？
后来这个“建都问题”变成了国内政治的一场噩梦。所有的地方选举团——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以及南部地区——都为己方选择的地点提出了各种合乎情理的理由。十二个州——罗得岛直到1790年6月才在国会中出现——都提出了建都于自己州内的计划，或者支持将首都建在其他许诺可以以商定的价格给它一些间接利益的地点。各州之间的讨价还价因另外两个政治因素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这基本决定了国会无法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其一，立法必须先后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因此一旦某个方案在国会某院获得进展时，另外一院中的反对力量就已经动员起来了。其二，国会必须先选择一个临时建都地点在十至二十年内承担首都职能，然后再决定永久建都地点并用这些额外时间做好接纳联邦政府的准备。这种区分使国会辩论出现了大混乱，引起了议员们的疑惑：一旦临时建都地点被确定下来，以后是否可能被放弃？因此，当杰斐逊到达纽约时，十六个候选地点已经被提出，但是没有哪个地点获得了多数票。它们是安纳波利斯、巴尔的摩、卡莱尔、弗雷德里克、日耳曼城、纽约、费城、波托马克河、萨斯奎哈纳河和特伦顿。由于宾夕法尼亚州位于中部地带，该州内的某些地点略占优势。
“政府所在地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迷宫了，”麦迪逊在给一位弗吉尼亚同乡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这个问题上，选票没有带来任何线索，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一封信中为你讲清楚。”国会内外的政治手段和花样已经十分猖獗，以至于麦迪逊被加封了决案“大刀”这个非正式头衔。“若大刀愿意放弃波托马克河，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一位宾夕法尼亚人写信给杰斐逊时这样写道，“然而，您肯定会说，那就好像让宾夕法尼亚人向纽约人投降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看到那些一本正经的政治家提出种种理由时，我就感到好笑；因为我知道，对这个问题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地方利益。”尽管弗吉尼亚人不认为他们的利益只是地方利益，到杰斐逊晚宴前夜，在波托马克河建都的前景都已经暗淡，麦迪逊高超的政治谈判技巧，只能做防守之用了——协调足以反对宾夕法尼亚州获胜的力量。
麦迪逊之所以希望选在波托马克河，既出于一种巧妙的精心算计，也出于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错觉；杰斐逊、华盛顿和弗吉尼亚王朝的大部分成员都有这种错觉，他们一致认为波托马克河有着非凡的威力。就麦迪逊的巧妙算计而言，他足智多谋地反驳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建都的优势理由——宾夕法尼亚州在地理上位于中心地带。（宾夕法尼亚人同样也不乏智谋，他们说萨斯奎哈纳河注定要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心，因为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带不可能加入联邦，而加拿大东部则几乎肯定会加入联邦。）麦迪逊对这种宾夕法尼亚州地理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他说判断是否处于中心，既可以以人口分布来计算，也可以以地理位置为依据，因此这必须等到1790年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再做决定。接着，麦迪逊又指出，若单纯按南北轴进行地理测量，从北部的缅因州到南部的佐治亚州的轴线中间点恰巧就落在波托马克河上，而且恰巧就是乔治·华盛顿的宅邸弗农山庄。麦迪逊要让自己选择的建都地点带有上帝选定的意味。
麦迪逊第一次发表反对建都萨斯奎哈纳河的演说时，波托马克河更浪漫的一面进入了辩论。他当时似乎争辩说，与人们的常识和地图上显示的情况相反的是，波托马克河源头实际位于萨斯奎哈纳河源头的西边。他的意思似乎是，波托马克河上游靠近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边界。一条名叫康纳科契克的小河在那里注入了波托马克河；而且，那里几乎和萨斯奎哈纳河源头的地理位置是一样的。这个弗吉尼亚大人物的幻想开始了：它是到达俄亥俄山谷的唯一直接水道，接着利用俄亥俄山谷的水系，可以到达密西西比河。麦迪逊提到的康纳科契克小河，引发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怀疑和讥讽。“必须对此进行调查，”一位马萨诸塞州议员说道，“看在常识的份上，请告诉我们康纳科契克小河到底在哪里？”（或许他应当再加上这句话：这条小河的名字是如何拼写的？）弗吉尼亚州以外的人一致认为：“在美国知道地球上还有这样一条河流的人，简直是大海捞针。”那些的确知道这条河存在的极少数人全都是印第安人。因此，麦迪逊偏爱的建都地点是一片只适合于打猎者和隐居者生活的“印第安人棚屋地带”。
尽管麦迪逊为了建都波托马克河的政治目的，可能确实有扭曲事实的嫌疑，然而，这确实是他和许多弗吉尼亚人都相信的事实。在最近十年中，杰斐逊和华盛顿一直通信讨论改善波托马克河的航运状况。这种讨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波托马克河可以将广阔的美洲内陆和切萨皮克湾连接起来。这是一种被高涨的期望和地理的无知激发出来的错误观念。它后来更让杰斐逊相信，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探险会发现一条贯穿北美大陆的水路，但实际上这种水路根本不存在。我们可以将有关波托马克河的幻想一直追溯到约翰·史密斯，他于1608年第一次考察了被阿尔冈昆印第安人称作“波托马克”的河口，“波托马克”的意思是“贸易区”。对独立战争年代的弗吉尼亚人来说，波托马克河的神话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被人们相信，当时弗吉尼亚西部地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边界——从理论上和法律上来说，弗吉尼亚的西部边界不是密西西比河，就是太平洋，这就使弗吉尼亚人习惯认为，波托马克河就是美国通往西部的大门。神话一旦确立之后，其自身就获得了一种更有趣的生命力，这包括人们出版《波托马克河杂志》（Potomac Magazine）这样的出版物。在这本杂志中，波托马克河被说成是由泰晤士河、塞纳河和莱茵河汇聚而成的大河流；它与阿纳卡斯蒂亚河的交汇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港湾，那里可容纳“一万艘像挪亚方舟那么大的船”。
对于麦迪逊来说不幸的是，波托马克河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弗吉尼亚人之间。马萨诸塞州的费希尔·艾姆斯说，一贯明智的麦迪逊显然中了什么圣经式符咒，才将波托马克河与“横穿天堂的幼发拉底河”搞混。这些话说出了那些不认可麦迪逊式幻想的国会议员的心声。弗吉尼亚人当然可以自由地继续他们那些有关波托马克河的梦想，可是与此同时，国会还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严肃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在麦迪逊想象中的某个地方，选择一个建设国家首都的地址。到了1790年6月，麦迪逊本人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若国会做出的任何安排正好遂了我们的心愿，”他坦白地说道，“那么这必定是多种既幸运又吉利的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当然就是在这里，进行某种交易的偶然希望走进了历史图景之中。
我们不知道在1790年春夏之交，纽约到底进行了多少场秘密会议，举办了多少场政治晚宴。然而，我们确实知道，杰斐逊家里的那次著名晚宴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唯一一个此类事件。首先，汉密尔顿在财政部的首席助理坦奇·考克斯与杰斐逊和麦迪逊于6月6日会面，应当是讨论了弗吉尼亚州的债务，以及债务接管对该州应当向联邦政府支付余额的影响。其次，大约与此同时，汉密尔顿会见了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的成员，希望他们支持债务接管（这是汉密尔顿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作为交换，汉密尔顿将促使临时首都和永久首都都设在宾夕法尼亚州境内。这项交易没有实现，因为汉密尔顿没有能力拉到足够多的票数，以确保宾夕法尼亚州能够在建都地址的拉锯战中获胜。最后，且最为重要的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于6月15日见面，双方同意达成一种政治联盟：让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同时重新提名波托马克河作为永久首都的所在地（这是弗吉尼亚人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宾夕法尼亚代表之所以接受这种妥协，可能是出于这种想法：一旦首都从纽约搬到费城，那么就不大可能再搬迁了。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晚宴、秘密会议和秘密讨论，只不过它们未被历史记录罢了。但是，我们确切知道的那些场合则确凿地证明，在杰斐逊晚宴上达成的妥协，不过是一场持续谈判的最后一章而已，这时分歧之所以得以消除，不过是因为基础已经打好的缘故。
更具体说来，杰斐逊为了方便叙述而将餐桌谈判的前期谈判排除在外，从而歪曲了整个事实，因而给这则故事穿上了浪漫外衣：只要能够维持适当的气氛，三位著名的政治领袖就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全国性问题。实际上，当时永久建都波托马克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这方面，汉密尔顿根本不需要拉什么选票，尽管一些证据表明，他本人同意促成这个交易，因而敦促他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朋友不要破坏它。麦迪逊需要再拉到三票才能够确保债务接管得以通过——这里，杰斐逊的计算是精确的——而最终有四个人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四个人都是来自靠近波托马克河地区的国会议员。那天晚上完成的主要事情最可能的是，达成了一项重新计算弗吉尼亚州债务及其应当承担的联邦债务份额的协议。实际上，麦迪逊获得了他一直要求的东西：在进行债务接管之前先对债务进行清理结算。汉密尔顿则做了他曾非正式暗示过的事情：巧妙地处理数据，让弗吉尼亚人对债务接管感觉更加舒服一些。
这场交易最后的这个方面，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杰斐逊在自己的叙述中将之完全省略了。但他当时立即写信给弗吉尼亚州的朋友，认为新的债务接管法案将减少该州的总体责任，因此被接管的债务和要向联邦政府缴纳的税额，最后将被奇迹般地证明是完全相等的（3500万美元）。“因此她付出的就和得到的一样多，”他洋洋得意地说道，“这个法案虽没让她赢得什么，但也没有让她失去什么。”也就是说，债务接管实际上不过是一句废话。而且，若将永久建都波托马克河这个因素加到这个等式中，整个金融计划就应当让大部分弗吉尼亚人笑逐颜开了。杰斐逊这样预测道：“我们的农业和商业将更具活力，因为靠近新首都将使每年流经我们州的总数额增加50万美元。”杰斐逊当然不过是在猜测而已，而且永久定都波托马克河的更大意义实际上超越了任何纯粹的经济预测，但是他给这项交易添加了光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是三个层面上的交易——永久建都地点、修改后的债务接管方案和债务结算，而弗吉尼亚州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项交易真的能成功吗？杰斐逊和麦迪逊竭尽全力，不仅在当晚的晚宴上，而且在此后的数月之中都是如此：当时他们担保，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正面的。波托马克河突然之间胜出，这几乎让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自1790年春天开始，它就落到了候选地址的最后一名了，然后在未经任何国会辩论的情况下，又突然以某种方式冒了出来。尽管7月通过了《建都法案》，但人们普遍对能否建成这个新首都存有怀疑。正如纽约一位诙谐的作者所说的：“房屋和厨房还远未建成，还需要种植树木，而且街道尚需命名。”费城新闻界尤其不敢相信这一切，宣称：“让人们在岩石层叠的荒蛮之地清理出一块地方，供国会每年只使用四个月，而在剩余的时间中让野兽横行，这绝对是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国会的一致意见显然是，一旦定在费城，首都是不可能再次搬到某个荒无人烟、完全假想出来的地方去的。“这将被普遍认为……不过是一次纯粹的政治花招罢了，”一位国会议员这样说道，“可能还诱使人们做出这种推断：你们现在正虔诚地将密西西比河、底特律河或者威尼皮普洛克池塘硬说成是康纳科契克河。”
杰斐逊和麦迪逊采取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完全是帝国主义式的。人们可以感觉到，麦迪逊无与伦比的政治能力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同时还可以预见到十三年后杰斐逊力促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时那种毫无畏惧的大胆行为。关键的策略是，不能让建都问题再次回到国会，否则波托马克河将会在政治上遭受被千刀万剐的凌迟之刑。杰斐逊对这一点尤其明确：“如果失去了确保定都波托马克河的当前局面，我们就不可能再将之争取回来，（因而）依赖国会、弗吉尼亚州或者马里兰州议会的任何帮助都是危险的。所以，应当采取措施，在不求助那些机构的情况下，马上执行建都法案。”然而，购买土地的款项、具体地址的选定、建筑师的任命以及大量不可预见但不可避免的实际情况似乎都需要立法批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使我们回忆起建都问题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议程上时，那位报纸编辑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出的建议：让乔治·华盛顿来决定吧。杰斐逊在1790年8月提出，关于首都地址、规模和构造等一系列决定，应当被完全纳入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之中，即“在任何一点上，都必须服从总统的自由裁量”。
当国会议员们继续对理论上的波托马克河建都地址进行尖刻的嘲讽时（为什么不将新首都建在车轮上，这样就可以推着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杰斐逊和麦迪逊已经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乡间估测地形了。华盛顿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在1791年1月做出决定：将首都建在从乔治敦开始向东一直延伸到波托马克河河口的一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杰斐逊注意到，华盛顿似乎对自己的选择保持着“不同寻常的沉默”，或许是因为华盛顿的弗农山庄靠近这片地域，而且在这片地域内，他拥有面积可观的土地。他可能还感到些许的不自在，因为这个靠东边的选址与麦迪逊在之前辩论中所论述的相矛盾。当时麦迪逊给人的印象是，他会优先选择靠近宾夕法尼亚州边界的更西边的地点。（那些带着首都会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的想法而认可建都波托马克河的宾夕法尼亚人，彻底失望了。或许将新首都的中央大道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大街，是华盛顿做出的弥补姿态吧。）无论如何，决定已经做出了，而且这个决定不会再更改。没有哪个美国人准备质疑华盛顿如此迅速的决定，至少不敢公开这样做。
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设计和建设这座将以华盛顿命名的城市的每一步，都是华盛顿监督完成的。就像一次军事行动一样，虽然有许多军队，但是指挥官只有一个。1790年秋末，杰斐逊给华盛顿写信，说尽可能早地开始建设该城具有政治上的紧迫性：“麦迪逊先生和我本人都努力敦促……在十年时间里，他们每年都在这座新城市中建设十所优良的私人住宅……如果他们真这样做的话……这就成为确保将政府搬迁到新城的一种手段。”一旦建筑物拔地而起，费城的希望就会破灭。当众议院通过《建都法案》之后，麦迪逊在演说中指出，许多观察家都预测，建都波托马克河的方案会被撤销，首都将继续留在费城。他诘问道：既然“无法制定条款来规定法令不得被撤销”，“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除了通过一部法律之外，还能够做些什么？”他得出结论：“但是我以为，公共利益会得到某种尊重，政府在这件事情的绝对信心不会落空。”将执行该法案的行为变成由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行政行为，这表明尽管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绝对信心”，他们也绝不会冒任何风险。
然而，就餐桌交易的另一面而言，他们已经冒了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风险：更为有利的财政条款，再加上在永久首都问题上的获胜，会瓦解弗吉尼亚州对债务接管的强烈抵制。波托马克河南部的几个朋友已经警告他们，弗吉尼亚州对汉密尔顿金融计划的广泛敌意是任何形式的妥协都不能平息的。“不论经过何种修改，我担心债务接管还是会被弗吉尼亚州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一篇典型的报道这样写道，“有关债务接管的论辩亦将是毫无助益的。”曾于1788年在弗吉尼亚州的批准宪法大会上被麦迪逊有力击败的反联邦联盟，有某种理由认定自己的事业并没有被真正击败，只不过是在谋略上输了罢了。联盟新领导人帕特里克·亨利在亨利·李的大力帮助下，于1790年开始动员联盟反对债务接管，而且在12月成功让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决议。弗吉尼亚州议会全面复苏了独立战争中的豪言壮语，甚至还使用了为人熟悉的杰斐逊式语言，并以辉格党传统的反对英国的巨大力量，凭借这项决议大力指责债务接管，认定债务接管是外国统治的新化身。就像英国以前的种种企图，债务接管被描述成对弗吉尼亚州独立的威胁。“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带来罪恶：它要么让农业对商业俯首称臣，要么改变联邦政府的当前形态，对美国自由造成致命威胁。”
当杰斐逊和麦迪逊来到费城，参加国会在这个临时性首都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时，当地报纸充斥着对弗吉尼亚州的刻薄评论。
弗吉尼亚州议会针对接管各州债务的法案做出的决议……算得上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种现象。看来，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大多数人，在1787年9月（美国制宪会议）时都在睡觉，直到几个星期以前，才清醒过来。这段时间里，联邦政府在美国各州得到承认并广泛建立起来。因此，他们的投票必须归因于他们的长时间沉睡和对所发生一切的无知。这项决议只适合于无政府主义年代，而这种年代只存在于当前这个神情愉悦的联邦政府被普遍批准之前。因此，现在这项决议就显得毫无价值、荒诞不经了。
汉密尔顿也注意到弗吉尼亚州声明中潜伏的分离主义威胁。他警告说，这是“那种必须被扼杀的精神的第一次表现，否则它就会扼杀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回到1787年9月，当时制宪会议即将完成它的使命，汉密尔顿做了一个预测：新创设的联邦政府要么“完全战胜州政府，并将它们的地位降到完全从属的程度”，否则“在几年的时间中……针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权力边界的斗争……将使联邦瓦解”。弗吉尼亚州对待债务接管的态度，使他的预言看起来真是一种先见之明。约翰·杰伊和汉密尔顿持有相同的看法，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的合著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向麦迪逊表露过任何东西，因为麦迪逊到底持何种立场，当时已经看不清了。他到底是一个弗吉尼亚人，还是一个美国人？他认为这个新国家的奠基时刻是1776年，还是1787年？这些重大问题正如将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上一样，都是杰斐逊寓所中那次晚宴留下来的遗产。
接下来的七十年中，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之前，这个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核心政治智慧是：没有必要刻意做出这些选择。但是，承认这些不过是相互竞争的方案，不过是美国独立战争核心遗产的不同版本的观点，早在1790年夏天就第一次出现了。宪法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序的总体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辩论才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若认为这些问题完全是或主要是宪法问题，这从历史角度来说是不正确的。针对联邦主权与州主权的法律辩论，不过是讨论其他形式的国家前景时最容易把握的着手点、在政治上最安全也最适合的方式罢了。
1790年妥协的最显著之处是，它规避了一次当时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对新生共和国构成了威胁的政治危机。但是它也使推动这些政治家行动的各种关于美国未来的互不相容的设想，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现代新生国家中革命政权的暴力瓦解使人们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团结一致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消灭共同敌人之后，领导层就分化瓦解了，人们为建设新生国家提出的不同议程必定会相互竞争和排斥。历史已经证明，确保革命果实比获得革命胜利要艰难得多。在杰斐逊家晚餐桌上达成的协议可谓是政治和解的极致，而且它也暴露了使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们分成不同阵营的尖锐差异：忠于地区还是忠于国家，农业经济优先还是商业经济优先，秉持分散的社会理想还是统一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无能的联邦政府还是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人们之间的妥协防止了这些冲突在联邦政府初生脆弱之时爆发，但是没有解决这些冲突。这种妥协不过是赢得了时间，使辩论可以继续下去。
由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共同努力，后来的辩论将主要是南方人的声音。他们大致明白将哥伦比亚特区建在波托马克河上，是弗吉尼亚州对联邦政府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一种声明。尽管他们内心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有着傲慢和地区性的味道，但他们的自以为是确实反映了某种人口和经济现实：弗吉尼亚州拥有整个国家1/5的人口，而且创造了整个国家1/3的商业。更重要的是，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言：“弗吉尼亚人认为自己所有的鹅都是天鹅。”这句话的意思是，弗吉尼亚州精英阶层的确相信，几乎是它一手发动并领导了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弗吉尼亚人习惯认为自己必须是任何形式的各州联合的主导者。新首都的选址向这种自负献了殷勤：它在地理上是弗吉尼亚州的投影。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不过是一种幻觉，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它深信不疑，而且新首都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取悦了这种幻觉。
尽管这从来不是杰斐逊或麦迪逊的主观意图，但是国家首都孤立的地理位置和它完全是一座新城的特点，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最初及随后的几十年之中，它不过是一片空旷土地而已。那些停下来询问如何去美国首都的早期观光客，经常因被告知他正站在首都的中心而感到惊诧。对联邦政府的侵蚀性权力感到恐惧的任何人，肯定会产生一种明显的踏实感：权力中心几乎是不为人所见的。或者，若像杰斐逊那样将城市视为国家的病痛，将农业价值观念看作美国的主流美德，那么华盛顿（特区）似乎就是这个新生共和国完美的首都了。若政治权力的集中或者合并会触动人们的主神经，会让人们想起伦敦或巴黎的宫廷官员正在谋划剥夺普通公民权利的恐怖场景，那么美国首都就又一次成为针对这种恐惧感的视觉治疗术：它没有法院，没有走廊，更没有什么公共建筑。它象征权力分散的胜利，而不是权力合并的凯旋。
汉密尔顿身边那些令人恐惧的金融家不大可能认为这是一处特别友好之地。空旷和夏季的热浪，与金融和商业机构所在的其他地方（主要是费城和纽约）比起来，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制约因素罢了。通过选择建都波托马克河，国会不经意间将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分离开来。欧洲各大首都——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维也纳——都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身的都市中心。美利坚合众国几乎是无意中做出将它们分离开来的决定。全功能国家首都中那种令人兴奋的制度协同，比起那种极有可能侵蚀政客和金融家的腐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当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宣称，这次妥协使其金融计划的核心内容获得国会批准，即那种带有集中化意味的财政改革制度化将难以移除的时候，将波托马克河作为永久建都地点则使那些旨在带领国家朝完全相反方向前进的政治观念被制度化了。而且，对杰斐逊和麦迪逊个人而言，这也具有象征意义。因为1790年妥协标志着他们的政治伙伴关系在中断了五年之后，又开始恢复了。现在，“伟大的合作”才真正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联盟。
杰弗逊和麦迪逊两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敦促他们将汉密尔顿的计划看作外国人占领全国政府的确凿证据，这个计划给了他们足够多的正当理由退出联邦。杰斐逊和麦迪逊称同他们一样感到担忧，而且认同他们的政治原则，但并不认同他们的分离主义冲动。他们两人的战略与此不同：不会抛弃联邦政府，而是占领它。就像新首都一样，这也将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种扩展，或者至少是弗吉尼亚人对独立战争的意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意义所持观念的一种延伸。杰斐逊将监督并协调这次作战，并为之提供言论基础：这种言论基础与“1776年精神”有着独特的联系。而麦迪逊将实际领导军队前进，并亲自参与必要的政治斗争。尽管这并不容易，而且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够完成，但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