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本书以现在的面貌呈现给读者的灵感，最初源于我重读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诙谐又机智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当时我面临的问题，至少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是如何把握本书的范围和规模。我想做的是，写一本篇幅适中的书来描述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我希望我能够把握好美国开国之初的关键历史阶段，同时力争不落入先辈们的窠臼之中。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已经被后人神化并被定位为“开国之父”的那一代政治领袖们的生活，重新活生生地回到读者中间。
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四名人传》透露出作者的诸多偏见，该书的题目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但是，我要感谢他给了我写作本书的勇气。他的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应当将悬念和素材选择结合起来）是，写得越少，可能意味越多。斯特雷奇写道：“致力于探究过去的人，是不能指望通过战战兢兢地平铺直叙，来描述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的。若他足够明智的话，就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微妙的策略。他应当从出其不意的角度来叙述主题。他会从这个主题的侧翼和后翼着手。他会将探照灯突然打到某个模糊不清的角落中去，让尚未神化的一切大白于天下。他会划着小船来到资料的海洋上，时不时地将小水桶放下去，用它从深不见底的海水中汲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水样，然后进行仔细而深入的考察。”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驾着小舟，出没在美国建国时代那由无数资料构成的汪洋大海之上。我尽力将我的小水桶放到水下去，绳子能放多长就放多长。然后，依凭我掌握的全部讲故事技巧，同时尽力发挥想象力，对我汲取上来的水样进行分析，并力争做出简明生动的叙述。
那些水样是从过去半个世纪中编辑们发表的大量信件和文件中汲取出来的。就像任何曾经试图理解美国革命历史的人一样，我要感谢这些现代编者们的辛勤劳作。我主要参考了某些作品，不过，我要在这里说明的是，我深深得益于由联邦和私人出版资金支持的美国文献保存和出版事业，正是这项事业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领略美国建国时期有些混乱却宏大非凡的图景。
刚刚写完第一章的草稿时，我就将它发给对其中叙述的具体故事有专门研究的学界同仁，让他们提出批评意见。下面这些同事让我避免了无数的错误：理查德·布-鲁克海泽、安德鲁·伯斯坦、罗伯特·达尔泽尔、大卫·布赖恩·戴维斯、乔安·弗利曼、唐纳德·希金波萨姆、波林·梅尔、路易斯·马祖、菲利普·摩根、彼得·昂纳夫和戈登·伍德。正如任何熟悉历史学界的人所能证实的一样，我从历史学界最优秀学者的批评中获益匪浅。
我的三位良师益友阅读了全书并提出了一些内容或者结构上的整体性意见。一位是艾里克·麦克吉特里克，他对美国早期历史的了解无人能敌。另一位是埃德蒙·摩根，是他将我引导到美国历史的研究上来，而且他在这方面依然是最杰出的。最后一位是史迪芬·史密斯，他目前担任《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主编，这个职位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作为历史学界最佳作者的声望。
整部书是手写的，我使用的不是鹅毛笔，而是中号的圆珠笔。辨认我的潦草笔迹并将它们录入电脑的工作，最初由海伦·康尼承担。我与她在此前的三本书上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但在本书工作的早期阶段，她就被调走了。霍利·沙拉克接替了她的工作，而且毫不逊色。
我的代理人杰罗德·麦考利负责处理了出版合同事宜，并且成了我的“一人啦啦队”。阿士贝尔·格林则是诺普夫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他的工作没有辱没他的高尚声名。他那能干的助手阿西亚·马契尼克则尽心尽责地监督了整个编辑出版过程。
当我正在为这本书爬格子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彼得和司科特，都各自漂流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我最小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在其中几页手稿上乱涂乱画，他当时正在练习书法。总的来说，我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算得上相互竞争、相互爱护的兄弟关系的典范。
我当时就像一个身在现今但心在十八世纪的人，但我的妻子任劳任怨地忍受了这一切。为了这一点，但不仅仅是这一点，我将这本书献给她。
约瑟夫·J.埃利斯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