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统治的第二年，7月21日早晨，罗马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强烈地震的摧毁与破坏。震动传入大海，突然之间发生退潮，地中海的海岸变成干地，可以用手捉到大量鱼类，大船全部搁浅在泥地上。好奇的群众看见海里现出的深谷和山脉，无不大开眼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它们从未暴露在阳光的下面。但是接着浪涛铺天盖地而来，声势惊人而且无法抗拒，西西里、达尔马提亚、希腊和埃及的海岸受害最烈：船只被大浪卷起搁在屋顶上，要不就送到离岸边2海里远的内陆；民众连同住所被高涨的浪潮一扫而空；很多城市像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每年都要哀悼这个不幸的日子，因为有5万人在海啸中丧失生命。这场巨变的报告在行省之间传递时，更扩大了灾情的状况，使得罗马的臣民惶恐不安，人人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他们回想过去那些地震，曾经摧毁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亚的城市，认为这次的打击不过是示警而已，仅是发生巨大灾变的序曲。他们的想象力惊人，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帝国衰亡，还是世界陆沉的预兆。那个时代所流行的观点，是把一切特殊事件归之于神明旨意。自然界的变迁，可说在冥冥之中，与人类的心灵产生的道德和形而上的观点息息相关。具有莫大智慧的神学家依据各自的宗教主张，就可辨识出，异端邪说通常会引发地震，洪水是人类罪恶和过失无法逃避的后果。历史学家对这些立论崇高的臆测之词，无须讨论其真伪或恰当与否，就他的经验就可得知，人类的激情较之自然的震怒更为可怕。地震、海啸、飓风和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灾害，与战争相比根本无法及其万一。
现在欧洲君王把闲暇时光用来研究战争艺术，激起臣民的勇气，但战争却因为君王的审慎或人道而有所节制。现代国家的法律和习性，使战败士兵的安全和权利受到保护。过着和平生活的市民，很少抱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战争的蹂躏。罗马帝国的衰亡引发连绵的灾祸，这个时期起于瓦伦斯的统治，臣民的幸福和安宁全部被断送，多少世代的成就毁于西徐亚和日耳曼蛮族之手。匈奴人在西部行省突然犯边，然而早在40年前，哥特民族靠着武力，从多瑙河到大西洋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让后来更多的带着敌意的部落，用更野蛮的方式达成入侵的目标。群体漂移的动机湮灭在遥远的北国，深入观察西徐亚人或称之为鞑靼人的游牧生活，倒是可以说明这种破坏性迁移的潜在因素。
地球上的文明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关键在于合理运用还是滥用理性，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为习性和信念，构成欧洲人或中国人。本能较之理性更为直截了当地说明一切，四足兽的食欲也比哲学家的沉思更容易让人领悟。人类之中的野蛮人部落，由于生存条件接近野兽，彼此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似性。他们的行为模式稳定不变，完全是天赋才能具有缺陷的必然后果。他们的需要、欲望和乐趣与野兽处于同样的情况，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食物和天候的影响极具威力，用以形成和维持蛮族的民族特性。当然，在进步的社会中会产生相当多的伦理因素，这种本能的要求就会受到阻止或抑制。
历史上每个时代，在西徐亚或鞑靼地方的广阔平原上，猎人和牧人部落依水草而居。他们怠惰的习气无法忍受耕种的劳苦，好动的天性拒绝定居生活的限制。综观历史，西徐亚人或是鞑靼人因所向无敌的勇气和迅速无比的征服，获得闻名于世的声誉，亚细亚的帝位一再为北方的牧人所倾覆。他们用武力将恐怖和毁灭散布到欧洲富裕进步和能征善战的国家。这种状况下，当然还要加上其他原因，冷静的历史学家不能一厢情愿地用和平天真这些美好品德，来装饰游牧民族的浪漫色彩，必须勉为其难承认他们的习性和行为，更适合于坚忍和残酷的军营生活。为证明我的观察无误，要从两个最主要的论点，对游牧人和武士构成的民族加以说明：其一是他们的饮食和居住状况，其二是他们的游猎和部族的统治。古代的记录用现代的经验加以证实，在波里斯提尼斯河、伏尔加河和塞林加河的河岸，当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跟过去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