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并非不知自由权利的可贵，他从学习中吸收古代圣贤豪杰的精神。然而他的生命和机运，完全取决于一个暴君反复无常的个性。等他登上宝座，有时会觉得自己为之骄傲的品格受到了羞辱，因为宫廷的奴隶不敢指责他的缺失，也就没有资格称赞他的德行。他确实痛恨东方的专制政体，在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帝王漫长的80年统治后，这种体制终于在帝国建立。尤里安经常沉思考虑，要把贵重的皇冠视为无物，即使舍弃帝座也在所不惜，只是迷信的动机制止他采取行动。但是他绝对拒绝使用“我主”或“主上”的称呼，虽然罗马人对这个用语已经是耳熟能详，早已遗忘这些用语原来具有奴性和屈辱的根源。君王对覆没的共和国怀抱尊敬之心，连带对执政官的位阶和职称都极为珍视。对于审慎的奥古斯都伪装出的行为，尤里安经过选择很乐意加以采用。在元旦破晓以后（公元363年1月1日），新任执政官马梅提努斯和内维塔赶往皇宫向皇帝致敬。听到他们快要到达的消息，尤里安从帝座上一跃而起，很热诚地走到前面去迎接，表现出非常谦恭的态度，使得面红耳赤的官员不知所措。他们离开皇宫向元老院进发，皇帝步行走在他的抬舆前面。注视的群众赞许这带有古代遗风的行列，但是私下不免责怪，在他们眼中这种行为会贬低帝王的尊严，但是尤里安的举止和态度还是赢得了民众一致的支持。在赛车场观看比赛节目时，他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疏忽，当着执政官的面举行释放奴隶的仪式。这时他忽然记起已经侵犯另一位官员的审判权，立即下罪己诏处以10磅黄金的罚锾，等于是向罗马世界宣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尤里安基于施政的理念和对出生地的关怀，把古代罗马的元老院所能享受的荣誉、利益和权势，照样授予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有一个合法假设被提出来，后来也逐渐建立，那就是将国家议会的一半迁移到东部，尤里安的专制政体继承人接受元老院议员的头衔，承认自己是备受尊敬团体的成员，获得代表罗马令名的尊荣。国君把他的注意力从君士坦丁堡延伸到行省的地方元老院。他一再颁布诏书，取消不公正而且带来危害的豁免权，就是这类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怠惰的公民无须服务国家。他运用强制的手段，让公民以平等的方式共同负起公共的责任。要是按照利巴尼乌斯非常生动的说法，他让帝国垂危的城市恢复活力、光辉和灵性。
古老的希腊在尤里安的内心激发出最温柔的怜悯之情。当他思念起那些显赫天神、盖世英雄以及超越于神明和英雄之上的凡夫俗子，不禁感到向往不已，就是这些人把才智的碑铭和德行的典范，遗留给千年万世的后代子孙。他把伊庇鲁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城市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恢复原有的美丽和壮观；雅典视他为恩主，阿尔戈斯受他的奥援；高傲的科林斯享有罗马殖民区的尊荣，再度从废墟中崛起，从邻近的自主城邦那里索取贡金，目的是支付地峡的竞赛费用，这一竞赛过去以在竞技场中猎杀黑熊和花豹而闻名遐迩；伊利斯、德尔斐和阿尔戈斯这三座城市，从古代遥远的祖先那儿继承了神圣的地位，能够使奥林匹克、德尔斐和涅墨亚的竞赛永垂不朽，对于提供贡金的要求可以获得豁免。科林斯人很尊敬伊利斯和德尔斐，让他们免去缴纳贡金的义务，但是贫穷的阿尔戈斯受到了无礼的迫害，没有获得同意。他们派出代表团提出微弱的抗议，在行省长官的敕令之下只有闭口不言，因为长官住在首府，只考虑当地的利益。在裁决之后过了7年，尤里安同意将这个案子提交高等法庭审理。他在审判的过程中进行干预，用犀利的口才为一个城市辩护，所以后来阿尔戈斯才得到平反，他认为这个城市是阿伽门农的皇居、马其顿国王和征服者的发源地。
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繁重的军事和民治工作倍增，锻炼着尤里安的才能。但他常以演说家和法官的身份出现，这在现代欧洲的君主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早期有几位恺撒热心精研以理服人的艺术，他们的继承人在军事上无知，却偏偏充满亚洲那种讲究排场的自傲，把这些重要的统治术忘得干干净净。身为君王却对自己惧怕的士兵，不惜自贬身份向他们高谈阔论，而对看不起的元老院却始终保持疏远的沉默。君士坦提乌斯尽力避开元老院的会议，但就尤里安看来，这正是他大谈共和制的原则，充分显露一位雄辩家才能的最佳场所。他像在学校演练雄辩术般，轮番试验多种方式的赞颂、批评和告诫话语。他的朋友利巴尼乌斯说，尤里安对荷马有深入研究，他不仅学会且能模仿墨涅拉俄斯言简意赅的风格、涅斯托耳滔滔不绝的气派，以及尤利西斯悲愤有力的雄辩。法官的职能与君王的身份并不相称，尤里安把它当作一种职责和个人的乐趣来行使。尽管他信赖禁卫军统领的诚实和能力，还是常常亲自坐在他们身边提出自己的判断。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可以揭穿和击败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曲解法律含义的公诉人所使用的肮脏伎俩。他有时忘记自己处于极为特殊的地位，提出一些考虑不周或不合时宜的问题。当他不同意法官、公诉人和其委托人的看法而坚持己见时，放大的声音和激动的身体流露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然而，因他清楚自己的脾气，促使他鼓励甚至请求友人和大臣对他的话提出反驳。而每当他们对他一时情绪冲动的表现，大胆提出异议时，在场人员都能看出他们的君主表现出羞愧与感激之情。尤里安的法令以公正原则为基础，君王的法庭最容易出现两种危险倾向，就是讲求表面的同情和平等，他都极力加以避免。他判定案件的是非，从不考虑当事人的处境，虽然极愿意帮助穷人，但如果有钱有势对手的控诉完全合理时，穷人也会被判罪。他特别注意分清法官和立法者的界线，尽管他曾考虑要对罗马的法律进行改革，但在判案时，完全依据法律条文明确和严格的含义，此一原则是行政官员所必须执行，广大臣民所必须遵守的。
如果皇帝被剥去紫袍，光着身子被抛到广大的人群中去，必然立即沉入社会的底层，绝无出头的希望。但是尤里安的德行和能力，就某些方面看来，和他幸运的出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论他选择何种谋生之道，靠着他无畏的胆略、灵巧的机智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他都应当能得到他所从事职业的最高荣誉，因而即使尤里安在一个国家中生而为普通平民，也有可能使自己上升到大臣或将领的地位。如果可厌而难以捉摸的权力转移使他的希望落空，或者他明智地拒绝那条通往伟大的道路，那么，他把现有的才能用于勤奋学习，所获得的幸福生活和不朽名声绝非任何一位帝王所能想象。要是用非常仔细甚或挑剔的眼光描述尤里安，总感到他似乎还缺乏某种特质，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整体形象。他的才智不如恺撒那样崇高而伟大，他没有具备奥古斯都无比周详的审慎，图拉真的美德比他更为稳定和自然，马可的哲学比他更为简朴和单纯。然而，尤里安在逆境中表现得极为坚定，在顺境中又是那么谦和。从亚历山大·塞维鲁去世以后，整整过了120年，罗马人才又看到一位以履行职责为乐趣，不辞辛劳减轻臣民的痛苦，振奋臣民的精神，始终要把权威和才能、幸福和美德联系起来的皇帝。无论是政坛上的党派或宗教方面的教派，虽然对背教的尤里安不无感叹，但都认为他在和平时期及战争时期，已经表现出超人的才智，对他的国家充满爱心，身为君王能与统治世界的帝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