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为蛮族打开天堂之门，使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情势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时让他们开始使用文字。对于把教义写在圣书中的宗教来说，这点极为重要。就在着手研究神圣的真理时，由于眼界扩大到历史、自然、艺术和社会等方面，他们的心灵也逐渐跟着充实。《圣经》的译本使用民族语言，必然有助于他们改信基督教。当他们与教士在一起时也会激起求知的欲望，想要阅读原文，了解教会的神圣礼拜仪式，从祖先的作品中研究与神学传统的关系。这类精神食粮保存在希腊和拉丁的语文中，是隐藏古代知识无法估价的丰碑，身为基督徒的蛮族可以接触到维吉尔、西塞罗和李维不朽的著作。从奥古斯都在位到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时代，一直在进行心灵的沟通。
人类始终致力于达成更完美的状态，争强好胜之心因而受到鼓舞。科学的火焰一直在暗中维持生动的活力，使日趋成熟的西方世界获得温暖和光明。在基督教最腐败的状况下，蛮族仍然能从新旧约中学到公理正义，从福音中学到恻隐怜悯。要是他们对自身责任的了解不足以领导他们的行动，或是规范他们的热情，他们就会受到良心的约束或悔恨的惩罚。但是宗教的直接权威不如神圣的圣餐仪式那样有效，可以把基督徒的弟兄在精神的友谊中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影响力有助于他们为罗马人服务或建立同盟，保持他们忠贞不贰的态度，更可以减轻战争的恐怖，缓和征服的傲慢，即使帝国在衰亡时，他们对罗马的名声和制度依然保持尊敬。在异教盛行时代，高卢和日耳曼的祭司统治人民，控制官员、行使司法的权力。狂热的新入教者转而把更多的忠贞和服从，虔诚地奉献给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的神圣地位靠尘世的权势来支持，在士兵和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中拥有光荣的席位，用和平的手段来安抚蛮族死不认输的精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是他们的职责。拉丁教士之间不断的书信来往，罗马和耶路撒冷络绎不绝的朝圣香客，以及教皇日益增加的权威，都巩固了基督徒共和国的团结，并逐渐产生出类似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法律体系，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类的一些独立甚或相互敌对的现代欧洲民族。
但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会使宗教大业的运作受到阻碍和延迟，等于把致命的毒药注入救赎之杯。不论乌尔菲拉斯在早期抱着何种情怀，他把帝国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在阿里乌斯派当权的时代形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哥特人的圣徒赞同里米尼信条，保持开放的心灵和诚挚的信念，公开表示圣子并不等同于圣父，两者绝非本体同一。他将这种错误的认知在教士和人民之中散布，整个蛮族世界受到感染成为异端邪说的巢穴。狄奥多西大帝已经在罗马人中间，将这些异端教派压迫清除殆尽。这些新入教者性格单纯而且没有知识，无法体认形而上的精微玄妙之处，但是他们能虔诚接受并能坚定谨守纯正而真实的基督教教义。乌尔菲拉斯和他的继承人都用条顿语来宣讲和解释宗教的经典，这能够获得莫大的方便，有助于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任命相当数量的合格的主教和执事人员，用来教导这些同宗的部族。东哥特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迁居在残破的西部帝国，听到拉丁教士滔滔不绝的讲道，认为不如本国的导师给予他们的更容易领悟的教训，于是这些黩武好战的改信者把阿里乌斯教派当成本土的信仰。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无法调和的差异，永远都是猜忌和仇恨的源头。受到谴责的蛮族为异端这个可憎的称呼所激怒，北方的英豪很勉强地相信，他们的祖先都下了地狱。但是等他们知道自己信教以后，也不过改变永恒罪孽所应得的惩罚方式，难免感到震惊以致愤慨不已。
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期望从皇室的高级教士那儿获得积极的鼓励，而不仅仅是安详的嘉许。正统教派的主教和他们的教士，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永远持反对的态度，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成为罪犯，带来很大的危险。教堂的讲坛是发布煽动言论最神圣最安全的地点，回响着法老王和霍罗孚尼斯的名字。获得光荣拯救的希望和承诺，可点燃公众的不满。这些蛊惑人心的圣徒受到引诱，要尽快完成自己宣告的预言。尽管他们屡屡挑衅，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正教教徒，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掌权下，仍能享有自由与和平。对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言，傲慢的主子尊重他们那不惜牺牲性命也要保护他们圣坛的宗教热忱。所有的蛮族都赞扬并效法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榜样，不过，征服者把他们对宗教的宽容归于理性和仁慈这两种更高尚的动机，避免公开承认是感到畏惧，以免受到难堪的谴责。同时他们喜爱正统基督教所表达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博爱精神的教化。
教会的和平有时还是会受到扰乱和破坏。正教信徒的言行不够谨慎，而蛮族无法克制急躁的脾气，阿里乌斯的教士更是在一旁推波助澜，实施种种严苛和不义的偏袒行为，这种状况也被正教信仰的作者加以夸大和渲染。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应该担起宗教迫害的罪名，他使教会的功能停止运作，至少对主教的职权加以限制。他监禁了阿基坦深得民心的主教，后来更对其施以流放和籍没的处罚。但只有汪达尔人把维护宗教信仰看成是重大的任务，要用残酷而荒谬的手段压制整个民族的心灵。根西里克（429～477 A.D.）在年轻时就与正统教会断绝关系，凡是背教变节者别想得到他的赦免和宽恕。他发现那些会在战场上逃走的阿非利加人，竟敢在宗教会议和教会事务方面与他争执，不禁勃然大怒，何况他那残暴的思想中根本不会产生畏惧和同情的情绪。于是信奉正教的臣民在绝不宽容的法律和专横武断的惩罚下呻吟反侧。根西里克的语气粗暴而可怕，而如果我们对他的意图有所了解，那就可以对他的残暴行为做出解释了。皇宫和整个疆域都沾满了经常执刑所流的鲜血，这笔账都要算在阿里乌斯教派的头上。不过，在海洋统治者的心中，只有武力和野心才是最重要的支配因素。但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亨尼里克，只遗传到他的缺点和恶习，同样用毫不通融的狂怒态度折磨正教信徒，对他的兄弟、侄儿、父亲的友人和亲信痛下毒手，夺去他们的性命。甚至对阿里乌斯教派的教长，他也采取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把他当众活埋在迦太基。两个教派的宗教战争表面上签署了休战协定，背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在进行备战。汪达尔的宫廷把宗教迫害当成最重要的工作全力推动，此时亨尼里克得了恶疾很快逝世，虽然教会无法立即获得解救，但总算报了血海深仇。
亨尼里克有两个侄儿，先后继承阿非利加的宝座。甘达蒙德统治了12年，特拉斯蒙德在位长达27年。他们仍旧敌视和压迫正统教派，甘达蒙德似乎想要与他的叔父比个高下，残酷的行为更胜一筹。后来他态度软化，但等他召回放逐的主教，恢复阿塔纳修斯派的礼拜仪式后，却英年早逝，使得受尽迫害的教派无法享受姗姗来迟的仁慈。他的弟弟特拉斯蒙德是最伟大和最有成就的汪达尔国王，无论是英俊的相貌、审慎的个性还是豪放的心胸，都显得极为卓越。但他那偏执的宗教狂热和虚伪的慈善行为，使得宽厚的天性蒙尘。他运用温和而有效的引诱手段来取代威胁和强迫，财富、地位和皇家的恩赐是给予背教变节者慷慨的报酬。那些违反法律的正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换取法外开恩的赦免。不论特拉斯蒙德在心中盘算要采取多严厉的措施，他都会耐心等待，对手一旦轻举妄动，就可提供给他施以致命打击的最好机会。他临死时还怀着难以消除的偏见，坚持让继承人发出严正的誓言，对阿塔纳修斯的信徒绝不宽恕。但继位的赫德里克个性温和，很难相信暴虐的亨尼里克竟有这样的儿子。他虽然不得不立下有违天理的誓言，但还是要尽仁慈和公义的职责，他的登基以恢复和平与自由为光荣的标志。推行仁政的统治者过于软弱，他的宝座为堂兄弟杰利默所篡（530 A.D.），他是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徒。就在汪达尔国王能够肆意运用权力时，整个国家为贝利萨留的武力所颠覆，正统教派开始报复他们忍受多年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