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竖立代表至高声名的“纪念碑”，使人听到为之惊惧不已，那就是萨拉丁的什一税。这种全面税法是为着圣战的需要，而强加在俗家甚或拉丁教士的身上，运用起来获利极丰，即使时机消逝也难以废止。类似的贡金成为教会圣俸什一税的基础，罗马教皇将征税权力授予天主教国家的君王，或保留给使徒教区直接掌握运用。金钱的酬劳必然可以增加教皇对光复巴勒斯坦的兴趣。等到萨拉丁去世以后，教皇用信函、使节或传道士在各地倡导十字军，要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必须依靠英诺森三世的热诚和才能。这位教士年纪轻轻却雄心万丈，使圣彼得的继承人臻于伟大的顶峰，他在18年的统治时间里，用专制的手法控制着皇帝和国王，可以任意加以擢升和罢黜。要是他们冒犯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主，就会受到禁令的处分，剥夺他们在数月或数年之内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的权利。在拉特兰宫举行的国务会议中，他的作为使他看上去不仅是东部和西部的教会负责人，更像一位尘世的统治者。英格兰的约翰跪在他派遣的使节脚前，交出头上的冠冕。英诺森可以夸耀两项最伟大的胜利，能够摧毁人类的理性和良知，那就是“圣餐变体论”的学说和“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在他的呼吁之下，发起第四次（1203 A.D.）和第五次（1218 A.D.）十字军东征，不过除了匈牙利有一位国王参与，其余都是位阶列于第二等的诸侯，他们亲自率领朝圣的队伍，兵力并不符合计划的要求，产生的结果不能满足教皇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叙利亚转向君士坦丁堡，希腊人或者说是罗马帝国被拉丁人征服，形成下一章极其适切和重要的主题。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20万法兰克人在尼罗河最东边的河口登陆，他们怀着合理的愿望，认为占领埃及就可以打败巴勒斯坦，因为埃及是苏丹的政治中枢和粮食仓库。经过16个月的围攻，穆斯林为达米埃塔的失陷而悲痛不已。但是担任使节的贝拉基乌斯运用教皇的名义，擅自侵犯将领的职权，他的傲慢和无礼断送了基督徒的大军。患病的法兰克人被尼罗河的洪水和东方人的军队围困，只能用撤离达米埃塔作为条件，交换安全的退却机会、朝圣者的租借用地和真十字架的可疑遗物。部分的失败原因可以归咎于十字军人员的胆大妄为和数量增多。欧洲的皇室家族在同一时期，要用倡导十字军的作为来处理棘手的问题，像是立沃尼亚的异教徒、西班牙的摩尔人、法兰西的艾伯塔异端，以及西西里的国王。在这种论功行赏的服务方式之下，国内的志愿人士从宗教方面获得同样的恩典和赏赐，还有更多的尘世报酬。甚至就是教皇也要用满腔热血来对付内部的敌人，有时就会将叙利亚弟兄所遭受的苦难忘得干干净净。
从十字军最后的时代开始，教皇抓住机会控制军队和税务，一些深入考量问题、具备理性思维的人士，怀疑从第一次普拉森提亚宗教会议开始，罗马教廷的政策就在规划和执行整个十字军运动。这些疑虑并非依据东征的性质或事实。圣彼得的继承人显然是在追随而非引导习俗和偏见所产生的冲动，他们摘取迷信的时代天然生长、已经成熟的果实，事先不知道季节的状况，也没有耕耘土地。他们采收这些果实丝毫不感劳累，更无须冒险犯难。英诺森三世在拉特兰的国务会议上形成含糊的决议，要以自身为榜样来激励十字军人员采取行动，但是神圣船只的领航员不能放弃手里的舵，巴勒斯坦也不可能得到罗马教皇亲临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