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展开辛勤的工作进行深入的探讨，发现罗马的毁灭出于4个主要因素，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持续产生破坏的作用，分别是时间和自然界力量造成的损毁、蛮族和基督徒敌意的攻击行动、建材的使用与滥用、罗马人内部派系的纷争和倾轧。
人类运用技艺建造的纪念物，远比短暂的人生更长久，然而这些纪念物如同万物之灵，是如此的脆弱，终究会灭亡消失。相较于岁月无穷的时间之流，凡人的生命和工作同样如白驹过隙。不管怎么说，对于一座简单而坚固的建筑物，还是很难测定其存在的期限。金字塔是古代的奇观，引起世人的好奇，如同秋天的落叶飘向极其庞大的坟墓，100个世代已经流逝，等到法老王、托勒密、恺撒和哈里发都已绝灭以后，金字塔仍旧巍然耸立在尼罗河畔。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物体，更容易受到损害和腐蚀，无声流逝的时间在飓风、地震、大火和洪水的影响下对事物的侵蚀变得更加迅速。空气和大地毫无疑问曾经产生过强烈的颤动，使得罗马的高耸塔楼被连根掀起。伟大的七山并不是位于地球的断层之上，这座城市不像安条克、里斯本和利马所坐落的地带，经常受到大自然抽搐带来的浩劫，转瞬之间能将多少世代的成果化为灰烬。
火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最强大的力量，一场灾祸可能由于人类有意或一时疏忽而引发和传播。罗马编年史的每个时期都有火灾一再发生的记录。尼禄在位时期发生了一场令人终生难忘的大火，起因可以归于他的罪行或不幸，火势虽然不会一直保持猛烈的程度，但还是持续燃烧了6天之久，也有人说是长达9天。弯曲的街道上面挤满不计其数的房屋，不断为大火提供所需的燃料，等到全部烧完，火焰熄灭之后，全城14个区部之中只有4个完好如初，3个区部被夷为空无一物的平地，其余7个区部只有大建筑物留下冒烟的断壁残垣。帝国正处于春秋鼎盛的时期，城市很快像浴火的凤凰一样从灰烬中以崭新的形象出现，然而老年人回忆昔日的年华，难免要叹息那无可挽回的损失，比如希腊的艺术、各国的战利品、原始或传说的古代纪念物。
处于灾难频仍和社会混乱的年代里，每一种伤害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每一次破坏都是无法复原的损失，这些损毁不可能靠政府的公开关怀加以整修，或是私人的利害关系积极重建。然而我们可以提出两点理由，说明火灾对兴旺的城市比起没落的城市，会可以产生更大的破坏作用。
其一，砖瓦、木料、金属这些易燃的材料首先熔化或烧毁，但是火焰对于没有装饰品空无一物的墙壁，以及厚重的拱门，便不能产生任何损害或作用。
其二，在平民百姓的居住区中，一粒小火花很容易酿成一场大火，等到一般的房屋被吞噬以后，比较大型的建筑物通常能够抵御或是逃脱火灾的侵害，像是很多孤独的岛屿就更为安全。
罗马所处的位置经常遭受洪水的灾害，包括台伯河在内，沿着亚平宁山脉两侧的河流都有不规则而且距离很短的河道，它们在炎热的夏季则成为很浅的小溪，但是到了春季或冬季，由于降雨或积雪融化，水面暴涨成为奔腾的急流。当水流被海上吹来的逆风阻拦，原来的河床不足以接纳新增水量时，上涨的洪流便会漫过堤岸，在无法控制或人为阻挡的状况下，流向邻近地区的平原和城市。就在第一次布匿战争获得胜利之后，台伯河因为天降大雨而水势暴涨，无论是时间之长还是受灾面积之广都是前所未见，洪流冲毁所有位于罗马山丘下的建筑物。由于所处的地面状况不同，不同的受灾方式还是会产生类似的损害效果。建筑物可能被突如其来的激流冲走，或者因长时期浸泡在洪水里而瓦解和倒塌。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同样的灾祸一再发生，失去控制的河流冲毁岸边的皇宫和庙宇。皇帝费尽力气疏浚并且加宽被倒塌房屋阻塞的河床之后，他的继承人虽然提高警觉，但还是沿用原来的计划对付旧有的危机。
台伯河河道或者一些支流改用新渠道排洪的计划，长久以来遭到迷信人士和地方利益团体的反对，可能产生的效益不足以补偿所花费的劳力和金钱，何况这项工程拖延过久，也无法达成尽善尽美的要求。人类在征服任性而为的大自然极其艰难的过程中，河流受到控制是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胜利。要是在大有为政府的统治之下，台伯河都还能毫无忌惮地肆虐，那么等到西部帝国灭亡之后，还有谁能抵挡或列举这座城市所面临的灾害呢？最后还是灾难的本身找出了治理水灾的办法，垃圾和山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堆积，使得罗马平原比起古代要增高14到15英尺，现在的城市较不容易受到那条河流的侵犯。
每个民族都有一大堆作者，把罗马纪念物的摧毁归罪于哥特人和基督徒。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去研究一下，他们到底激起多么强烈的深仇大恨，究竟拥有哪些工具和闲暇来发泄敌意。在本书的前面几卷，我已经叙述过蛮族和宗教的胜利，这里我用几句话说明一下，这些人与古代罗马的灭亡真实或虚构的关系。我们出于幻想可能创造或接受一个人人爱听的浪漫传说，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击，满腔热血要为奥丁的逃走报仇雪耻，要粉碎人类身上的锁链并且对压迫者加以惩治。他们希望烧毁所有古典文献的记录，要在图斯坎和科林斯柱式的破碎构件上面，建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但是，简单明了的真实状况是，北部的征服者并非那样的野蛮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设想出毁灭和复仇极其卓越的概念。西徐亚和日耳曼的牧人曾在帝国的军队接受训练，他们习得了纪律后，就开始侵犯所发现的弱点，等到熟练运用拉丁语以后，学会尊重罗马的名称和头衔。对于一个高等文明的艺术和学识，他们虽然缺乏争强斗胜的能力，但倾向于崇拜而不是消灭。阿拉里克和根西里克的士兵短暂占有富有和无力反抗的都城，一支胜利的军队就会激起狂热的情绪，恶意发泄欲念或残酷的本性，到处搜刮可以带走的财物。但他们即使是将执政官和恺撒的杰作打得粉碎，这种无利可图的行为也不可能让他们获得乐趣，或者是满足骄傲的心理。他们的时间的确很宝贵，哥特人撤离罗马是在第6天而汪达尔人是在第15天，虽然建造比起破坏是要困难得多，但是他们在仓促状况下发起的攻击，依然只能给结实的大堆建筑物带来轻微的伤痕。
我们或许还记得阿拉里克和根西里克都曾经表示，不得破坏罗马城的建筑物；而且在狄奥多里克贤明政府的统治下，还能保持实质的强度和美丽的外貌；就是托提拉当时怒气冲天的情绪，也被自己的克制以及朋友和敌人的劝告所化解。谴责的对象可能从无辜的蛮族转移到罗马的正统基督徒，那些魔鬼的雕像、祭坛和殿堂都是他们的眼中钉。在城市完全落入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时，他们可能用极大的决心和热情，努力根除祖先所崇拜的偶像。东部的神庙被摧毁为他们树立了行动的榜样，也为我们提供可信的证据。很可能这部分的罪行或美德要归于罗马新皈依的教徒。不过，他们的厌恶仅限于异教迷信的纪念物，那些用于商业或娱乐的民间建筑，可能被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受到破坏或引起他们的反感。宗教的改变不是靠着民众的暴乱完成的，主要还是皇帝的诏书、元老院的敕令以及时间的酝酿。列名于基督教圣秩制度之中，罗马的主教通常会谨言慎行，很少出现宗教狂热的现象，至于拯救和改变万神庙的庄严结构这种善举，没有人可以用理直气壮的态度加以指责。
任何可以满足人类需求和乐趣的物品，所具备的价值都是由它的内容和形式、材料和制作共同构成的，至于它的价格则取决于需要和使用的人数、市场的规模和大小，最终则要看外销的难易，这与商品的性质、所处的位置和世界暂时的贸易情况有关。罗马的蛮族征服者在极短时间内篡夺几代人的成果和财富，但是，除了立即可以消耗的奢侈品，对于那些无法装上哥特人的大车或汪达尔人的船只向外搬运的东西，也只能毫无兴趣地看看而已 。金和银是他们满足贪念的第一目标，因为在每个国家甚至最小的范围之内，代表着对人类的劳力和财富最有力的持有。用这些贵金属制成的花瓶和雕像，可以引起部分蛮族酋长的虚荣心，但是数量更为庞大的群众却不理会它的外形，只看重它的材料，而那些金银锭熔化以后，很容易被分割压制成为帝国流通的钱币。行动不够积极或运道欠佳的匪徒只能抢到一些价值更低的铜器、铅块、铁器或铜币，所有逃过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抢夺的东西都被希腊的暴君洗劫一空。
君士坦斯皇帝在那次搜刮财物的巡视中，竟然揭走了万神殿屋顶全部的铜瓦。罗马的建筑物可能被当作包罗万象的巨大矿藏，第一次萃取材料的工作已经做过，金属经过提炼后，增加纯度重新铸造，大理石经过切割加以打磨光亮，等到国外和国内的掠夺得到满足之后，要是能够找到买主，这座城市的残余财物仍旧可以卖个好价钱。古代纪念物的贵重装饰全被剥光，要是获得利润的希望超过劳力和外销的花费，罗马人自己就会动手去拆除拱门和城墙。如果查理曼大帝当年将西部帝国的宝座安置在意大利，凭着他的才智会去重建恺撒的各项工程，而不是尽力去摧毁破坏。但是，法兰西国王受到政策的限制只能立国在日耳曼的森林，他的胃口要从大肆蹂躏和任性摧残之中获得满足，亚琛新建的宫殿全用拉文纳和罗马的大理石美化得花团锦簇。查理曼大帝逝世以后过了500年，西西里的罗伯特国王是当代智慧最过人、行事最开明的统治者，台伯河和海上的运输极其便利，他从罗马同样获得大量的材料。彼特拉克发出气愤的哀叹：世界古老的首都要挖出心肝去装饰那不勒斯怠惰的奢华。然而在黑暗时代这种掠夺和收买的例子倒是少见，只有罗马人在不值得羡慕的状况下，把古代残余的结构任由私人或公家使用。如果这些建筑物还是保持目前的形态留在原地，对于城市和居民来说并非完全一无是处。
罗马的城墙仍旧标明古老的城区范围，但是整个城市已从7座山丘往下迁移到战神广场一带，有些最贵重的纪念物能逃过时间的摧残，被留在荒郊野地远离人类居住区之外。元老院议员的府邸已经没落，贫穷的继承人凭着习俗和财富无法负担豪门的生活；浴场和柱廊的用途已被遗忘；在6世纪时，剧院、圆形竞技场和赛车场的表演和比赛就已经中断；有些庙宇经过奉献，用于盛行一时的礼拜仪式，但是基督徒的教堂宁可仿效十字架的神圣形状。修道院迎合当时的风气或出于理性的要求，按照一种奇特的模式分配个人的斗室和公用的厅堂。在教会的统治之下，虔诚信仰的建筑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的数量，城市里拥塞着40座男修道院、20座女修道院、60个修士和教士的分会和社团，因而对于10世纪人口衰减的状况，不仅没有起到缓和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但是如果古代建筑的形式被一个不知它的用途、更无法感受其美的民族忽略，那么丰富的建材可以被随意使用到需要的地方或迷信的行为中去。爱奥尼柱式和科林斯柱式最优美的石柱，帕洛斯和努米底亚最贵重的大理石，都沦为修道院或马厩的支撑。
土耳其人在希腊和亚洲的城市每天不断造成的破坏，可能算是一个悲惨的例证；而在对罗马纪念物逐步进行破坏的过程中，仅有西斯笃五世可能获得原谅，他将七角大楼的石料用于圣彼得大教堂如此光荣的建筑。一块残碑、一处废墟，不论多么残破或亵渎，仍旧让人看到以后产生欣慰和感叹之情，但是大部分的大理石在拖离原有位置丧失相称的比例以后，也就不再具备应有的性质，只有拿来烧成石灰当作黏合和填塞的材料。自从波吉乌斯抵达罗马以后，协合宫神庙和很多主要的建筑物都在他的眼前消失。当时有种很讽刺的说法，能够真诚表达心中的忧虑：要是长此以往，所有古代的纪念物都会毁灭殆尽，唯有数量的稀少才能阻止罗马人的需索和蹂躏。彼特拉克在想象之中认为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民众，这点让我难以相信，甚至就是在14世纪，居民也已经减少到3.3万人这个戋戋之数。从那个时期到利奥十世在位，如果总数真达到8.5万人，那么市民人数的增加对这座古城而言完全是有害无益。
我把造成破坏威力最大和作用最强的因素留到最后来说，那就是罗马人之间内部的斗争和倾轧。在希腊和法兰西的皇帝统治之下，偶然发生的反叛行为扰乱了城市的安宁，当然这种状况也并非少见。自从法兰西皇帝国势衰微以后，大约是在10世纪初叶，我们注意到私斗开始猖獗；人民违背法律的约束和福音书的教义，却可以不受任何惩处；无视外国君王的权威和出现在眼前的基督代理人。在长达500年的黑暗时代，罗马始终处于贵族和人民、奎尔夫派和吉贝林派、科隆纳家族和乌尔西尼家族的血腥斗争之中，受尽煎熬和痛苦。即使很多事件为历史书籍所漏记，或是不值得历史学家注意，我也已经在前面两章中详细说明了社会动乱的原因和产生的结果。在这样一个所有纷争都要靠武力解决的时代，谁也不会将生命和财产托付给无能为力的法律，有钱有势的市民就会武装起来，抵御国内的敌人，保护自己的安全，或是向对方发起进犯的行动。意大利所有能够自主的共和国，除了威尼斯以外，全都处于同样的危机和图谋之中，贵族窃取特权可以加强住所的防卫力量，建造坚强的塔楼能够抗拒突然的攻击。城市到处盖满带着敌意的建筑物，就拿卢卡为例，城里有300座塔楼，虽然法令限制高度不得超过80英尺，但还是可以变通，也适用于一些更富有、人口更多的城邦。
元老院议员勃兰卡勒翁重建和平与正义的第一步，是拆除罗马的140座塔楼（我们已经亲眼目睹）。在无政府状况和混乱的最后阶段，迟至马丁五世统治的时期，在这个划分为13或14个区部的城市，其中有一个区部还矗立着44座塔楼。为了达成建造塔楼这种极其有害的目的，古代残余的建筑被采用得最多，庙宇和拱门为新建的砖石结构提供宽大而坚实的基础。那些用尤利乌斯·恺撒、提图斯和安东尼王朝的凯旋门当作基础的现代角楼，我们连名字都可以叫出来。只要经过局部细微的改建，剧院、圆形竞技场或陵墓就能变成坚固和宽大的要塞。我没有必要重述哈德良的陵寝已经安上圣安吉洛城堡的名称在发挥功能；塞维鲁的七角大楼能够抗拒一支皇家军队；梅泰利世家的墓园深陷在外围工事的下面；庞培和马塞卢斯的剧院为萨维利和乌尔西尼家族所占据，粗俗的堡垒逐渐改变外形，成为堂皇和典雅的意大利宫殿。甚至教堂也被军队和防御工事包围，圣彼得大教堂的屋顶设置作战工事，使人感觉到梵蒂冈的恐惧，也是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只要设防就会受到攻击，凡是攻击就可能带来毁灭。要说罗马人能从教皇手里夺回圣安吉洛城堡，那是他们决心用公众的法规去摧毁那座奴役的纪念物。每座有人防守的建筑物都会引起围攻，毁灭的技术和工具在围攻之中可以大发神威。尼古拉四世亡故之后，罗马没有君王也没有元老院议员，整整6个月陷于疯狂的内战当中。当时一位享有诗人之名的红衣主教说道：“房屋全被投射的巨大石块砸得粉碎，城墙在攻城锤的冲击下出现很多大洞，塔楼被一阵火光和烟雾所笼罩，攻击者用尽全力想要进行掠夺和泄愤。”专横和暴虐的法律使破坏的工作变本加厉，意大利的党派轮番向自己的对手从事盲目和任性的报复，把他们的房屋和城堡全部夷为平地。
国外的敌对行为是以“天数”计，而国内的斗争倾轧是以“年代”计，相比较之下，我们承认后者对这座城市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这种看法获得彼特拉克的证实。桂冠诗人说道：
请看!这就是罗马的遗迹，昔日伟大的形象!时间和蛮族都不能夸口造成这样惊人的毁灭是他们的功劳。这些全是罗马的市民，那些极其出色的后裔犯下的滔天大罪。要知道你的祖先（他写信给一位名叫安尼巴尔第的贵族）用攻城锤所带来的破坏，布匿战争的英雄用刀剑无法完成这种工作。
造成罗马毁损最后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必然会相互产生作用，内战中遭到破坏的房屋和塔楼，总要从古代的遗迹中不断补充所需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