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心灵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成效，能如护民官里恩齐在罗马进行急速而又短暂的改革般令人印象深刻。一群强盗经过改造，成为守纪律的士兵或僧侣；他的法庭耐心听取控诉，迅速补救匡失，严厉惩罚罪行，成为穷人和外乡人经常进出的场所；无论是家世、地位或教会的豁免，都无法使罪犯和同谋逍遥法外。罗马城那些不容执法人员进入的特权家族和私人圣所，全都被取缔和废除，他还把这些地方原来用以设防的木料和铁器拆除，全部用以建设卡皮托，使之成为坚固的城防工事。科隆纳家族可敬的族长只能留在府邸里面，想对罪犯施予援手却无能为力，更是加倍感到丧失颜面。载运一篓油的骡子在卡普拉尼卡附近被偷走，乌尔西尼家族的领主对道路的安全疏忽守备，不仅要赔偿损失，还要处以400弗罗林的罚锾。贵族的人身安全比起他们的田地房产，并不显得更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伤害行为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对于敌对党派的头目都一视同仁，将他们绳之以法。彼得·阿加佩特·科隆纳是罗马元老院议员，因伤害他人或背负债务而在大街被捕；马丁·乌尔西尼的处决虽然延误，但还是使正义得以伸张。他在台伯河口抢劫一艘失事的船只，此外还犯下许多罪无可恕的暴行。他那显赫的名声、两位任红衣主教的伯父、新近结婚和患有重病，坚定的护民官对这些情况根本不加考虑，决心要拿他来杀一儆百。执法人员将他从府邸的新房里抓走，审判简捷明快令人激赏，卡皮托的钟声召集市民。乌尔西尼被剥去斗篷跪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听取死刑判决，经过简短的临终忏悔之后，就被送上绞架。有了这样一个判决的先例，自觉有罪的人员不再存有获得赦免的侥幸心理，于是那些歹徒恶棍、目无法纪和游手好闲的人员赶快逃走，罗马城和邻近地区很快成为一片净土。在这个时候（历史学家的说法），人们为森林不再有强盗盘踞而感到庆幸，耕牛开始犁田种地，朝圣者前来参拜圣所，道路和客栈都挤满旅客，贸易、富足和信用重新回到市场中，就是一袋金币丢在公路上也不会有丧失的危险。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之后，勤劳的工作和报酬的支付自然会随之恢复，罗马仍旧是基督教世界的都城，那些在他的政府庇护之下享受到好处的外乡人，将护民官显赫的名声和光荣的事迹传播到每个国家。
国家获得解救，使得里恩齐激起更为庞大或虚幻的想法，要与意大利合并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罗马自然是古老而合法的首领，其他自由的城市和各地的诸侯则是成员和同志。他的文采并不亚于他的辩才，他发出无数的信函交给快捷而可靠的信差，信差手里执着白色的棍棒步行穿越森林和高山，即使在怀有很深敌意的城邦，也能享有使节神圣的安全保障。不论是出于讨好还是确有其事，他们报告说经过的大道两旁跪着成排的群众，恳求上天保佑他们的使命圆满达成。要是感情能听命于理智，个人利益能屈从于公众福祉，那么最高护民官和意大利联邦真的可能弥合内部的争执，用阿尔卑斯山作为抗拒北方蛮族的屏障。但是一帆风顺的时节转瞬而过，如果威尼斯、佛罗伦萨、西恩纳、佩鲁贾和很多等级较低的城市，愿意为美好社会架构奉献生命和财产，那么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暴君，必然会藐视或憎恨一个创造自由体制的平民。
不管怎么说，护民官还是从他们那里及意大利其他地方，获得友好和尊敬的回答，接着这些诸侯以及共和国就派来使臣。在国外来客聚集的状况下，无论是举行欢宴还是商谈正事的场合，出身寒微的公证人都表现出大家所熟悉的王者风范。在他统治之下发生最光彩的事件，就是匈牙利的刘易斯国王向他提出诉讼，指控那不勒斯的珍妮女王，使用谋逆的手段将自己的丈夫绞死，死者就是他的弟弟。为判别她是否有罪，罗马举行了一次正式审判，但是在听取律师的申诉以后，护民官对这个影响重大而且引起反感的案件裁定延期处理，接着这案件很快就被匈牙利人运用武力加以解决。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部特别是阿维尼翁，这次革命成为大家好奇和争论的话题，引起普遍的欢呼。彼特拉克曾经是里恩齐亲密的友人和暗中的顾问，他的作品充满热爱国家和乡土的激情和欢乐，所有对于教皇的尊敬和科隆纳的感激，全部消失在一个罗马市民的无上职责之中。卡皮托神庙的桂冠诗人，对于共和国长治久安和日进有功的伟大前途，怀抱着最崇高的希望，不仅支持这位英雄人物的行动而且对他备加赞誉，同时也表达忧虑的事项和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