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皇帝统治的最后4个世纪中，对教皇和拉丁人表现出时而友善时而敌意的态度，可以看成繁荣或灾祸的温度计，也是这些蛮族朝代兴起或衰亡的标尺：等到塞尔维王朝的土耳其人遍布亚洲，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我们可以在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看到阿历克塞的使臣在苦苦哀诉，请求基督徒的共同教父给予保护。法兰西朝圣者刚把苏丹从尼斯赶到伊康，希腊的君王立刻对西部的分裂主义者表现出憎恨和轻视的态度，公开宣称是他们使帝国第一次落入衰亡的深渊。约翰·瓦塔西斯用温和宽容的语气提到蒙古人大举进犯的日期。等到光复君士坦丁堡以后，第一位登上宝座的帕拉罗古斯皇帝，始终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所包围。查理的宝剑总是悬在他的头顶，不得不卑辞厚币请求罗马教皇开恩，为了解除当前的危险，可以牺牲自己的信仰和品德以及臣民对他的爱戴。米凯尔八世逝世以后，君王和人民重申教会的独立和信条的纯正，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于拉丁人既不畏惧也无爱护之心，等到最后陷入困境，骄傲成为迷信的支柱，要想收回年轻时坚定和正统的声明，在这个年纪已无法保持颜面。他的孙子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不受习性和处境的摆布，比提尼亚被土耳其人夺走，逼得他要与西部的君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结成同盟。
50年的分离和不通音信之后，僧侣巴拉姆成为机密的特使，前往觐见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他所奉的详尽精确的指令出于皇家内卫统领高明的手笔（1339 A.D.），他经过授权的说辞如下：
神圣的教父，皇帝期盼两个教会联合，急切的心情决不亚于您的关怀，但是要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他有责任要考量自己的职位和臣民的成见。联合方式有两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强制和说服。谈起强制，自从拉丁人征服希腊帝国以来从未获得民心，经过多次的试验发现毫无成效；说服的办法虽然缓慢费时，安全却能够得到保障，且能够持久。我们派出由三四十位神学家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热爱真理和统一信仰方面，可以与梵蒂冈的学者达成共识。但是等到他们返回以后，除了受到同胞的轻视，面对一个盲目而固执的民族所给予的责难，这种共识又能发挥什么作用，获得什么好处呢？诚然，希腊民族习惯于尊重大公会议的决定，可以明确指出信仰应遵守的条款和项目。他们之所以反对里昂的信条，那是因为东部教会对于独断专行的会议，事先既未与闻，更没有派代表共襄盛举。为了达成有利的目标，虽是权宜之计却也有其必要，那就是选出一位代表教皇的使节，派到希腊会见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接受他们的帮助，筹备召开自由而广泛的宗教会议。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帝国正遭到土耳其人的攻击，局势非常危险，他们已经占领安纳托利亚4个最大的城市，那里的基督徒居民表示愿意恢复他们的忠诚和宗教。但是皇帝的兵员和财力不足以解救他们，因此罗马使节必须带来一支法兰克的军队，最好是先行发兵，驱除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打开前往圣墓的通路。
如果心存疑虑的拉丁人需要获得保证，事先要求希腊人提出真诚的条件，巴拉姆给予明确而合理的答复：
其一，只有举行大公会议才能完成教会的联合，然而在3个东方教长和众多的主教没有从穆斯林的桎梏之下获得解救之前，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宗教会议。其二，希腊人长期受到压迫和伤害，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已经疏离，需要表现兄弟情谊的行动和有效的帮助才能获得和解和认同。同时，这也是为了加强皇帝和盟友的权威，以让民众同意他们提出的论点。其三，即使在教义和仪式上出现无法弥补的歧见，无论如何，希腊人还是基督的信徒，土耳其人始终是基督徒共同的敌人。亚美尼亚人、塞浦路斯人和罗得岛人受到攻击，对于法兰西君王而言，拿起刀枪为保卫宗教而战就是虔诚的行为。其四，即使将安德罗尼库斯的臣民当成最坏的分裂教会者、异端邪说或异教徒看待，西部强权国家也应该赞同一个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接纳一个有用的盟军，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保卫欧洲的边境，一定要联合希腊共同抗拒土耳其人。不然，如果让他们的军队据有希腊战败的人员和财富，岂不是如虎添翼？
安德罗尼库斯的理想、条件和需求，全部被对方用冷淡而严肃的态度加以回避。法兰西和那不勒斯国王放弃十字军东征的危险和荣誉，教皇拒绝召开新的宗教会议再来肯定旧的信条。为了表示对拉丁皇帝和教士提出的已过时的要求的认同，他运用令人反感的称呼：“致希腊首长和自称东方教会教长的人士。”对于希腊皇帝而言，让教皇组建使节团这一想法，要遇到更不幸的时刻和更会唱反调的人物恐怕也不太容易。本尼狄克十二世是个笨拙的农夫，猜疑之心极重以致无所适从，沉溺于怠惰和嗜酒的生活，想要把第三顶皇冠加在教皇的三重冠上面，凭着傲慢的性格倒是绰绰有余，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不适合担任国家和教会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