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在去世前一年曾说：“有一天欧洲大战会因为巴尔干该死的蠢事而爆发。”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族民族主义者，黑手党成员。刺杀王储斐迪南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身份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学生。1914年4月末的一个晚上，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小咖啡馆，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默默传递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和夫人将于同年6月28日到萨拉热窝访问。其中有个名叫普林西普的19岁的塞尔维亚大学生，他们属于一个激进的秘密团体“年轻的波斯尼亚人”。在摇曳的煤油灯下，他们神情激动，甘愿为他们祖国从奥匈帝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而献出生命。
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皇帝的独生儿子自杀身亡后，斐迪南大公便成了奥匈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他这次是以奥匈帝国军队总检察官的身份访问萨拉热窝，此行的任务是做当地夏季军事演习的观察员，妻子索菲亚也同他一起来了。周末，他俩将迎来结婚14周年纪念日，斐迪南大公想利用这次旅行把妻子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还给妻子一点点她应该得到的尊重。6月28日，就在斐迪南前往波黑萨拉热窝巡视，向塞尔维亚显示奥匈帝国实力之际，塞尔维亚秘密组织成员之一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站在市中心“拉丁斯卡桥”桥头，举枪射向河对面的皇储及其妻子索菲亚王妃，几声枪响之后，两人当场倒在血泊之中。行刺事件爆发之后，一共有25人受到审判，在审判后，法官要求愿意表示悔过的人站起来，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只有普林西普例外。当普林西普被问及为什么不站起来时，他回答说，他只为皇储夫妇的孩子失去了父母而难过，特别是对自己击杀了索菲亚夫人而感到后悔。他解释说，他射向公爵夫人的子弹原本是想射杀总督的。普林西普还大声反驳法官说：“没有人唆使我们做这件事，我们是志愿刺杀奥匈皇储的，因为我热爱我的人民。”
刺杀王储斐迪南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身份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学生。事后普林西普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被判20年有期徒刑。狱中的普林西普因为健康原因接受了切除手臂的截肢手术，并于1918年4月因肺结核死于监狱中，死时体重只有约40公斤。1920年其遗骸被塞尔维亚政府迁葬萨拉热窝墓地的荣誉冢，为纪念这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献身”的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在1977年作出决定，在普林西普刺杀皇储站立的石板上，用水泥浇铸一双脚印，并在旁边的墙壁上嵌入了一块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白色大理石板，石板上用黑色的塞语和英语两种文字刻写着：1914年6月28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就是从这个地方刺杀了奥匈帝国斐迪南皇储及其夫人索菲亚王妃，南政府同时决定，将此桥改名为“普林西普桥”。
照片中的场景据称是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实施暗杀后被捕。
奥匈帝国以行刺事件为由，随即向塞尔维亚政府发出强硬的最后通牒，提出十条苛刻条件，限令塞尔维亚在48小时内答复。英国外长爱德华·格雷指出，此项最后通牒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他国发出之最可怕的文件”，一般认为，文件的条款难以实现，实际上是奥匈帝国用以惩罚塞尔维亚的开战理由。7月28日，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政府未能全部接受最后通牒中的条件为由对塞尔维亚宣战。波斯尼亚的爱国青年普林西普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那两枪给世界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由于当时的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迫切希望从战争中寻求出路，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族青年刺杀的事件，成为大战的导火线，萨拉热窝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击，撞倒了欧洲维持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后，各国迅速被卷入进来：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同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4日，英国对德宣战。大战从此全面展开，先后卷入战争的达33个国家，总人口达15亿，萨拉热窝也因此闻名于世。
1914年6月28日，发生了一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在他的车上被行刺了，凶手开了两枪，斐迪南和他的夫人双双中弹殒命。当时真的很是奇怪，斐迪南大公的车恰恰就在刺客身边抛了锚，如果不是那样，刺客也不一定能得手，一切就像有意安排的那样巧合。这件事后来成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皇储出事后，这部车被视为不祥之物，正要被打入“冷宫”。当时的一位贵族偶然见到了这部车，被其华贵气派迷住了，便要了这部车。皇室虽然因为皇太子的死认为此车是不祥之物，但也并不认为此事与车有多大的关系，便同意了。这位王公贵胄借到这部车之后，便约了一位朋友，驾着这辆车一起出去兜风，结果非常之悲惨，两个人一起命赴黄泉，但这部车却几乎完好无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匈军队中战功赫赫的第五师师长也喜欢上了这部车，用它来当自己的“座驾”，但随后不久，这位被人称为“幸运之神”的常胜将军却在一场战争中惨败，被革职强制送回到维也纳，后来死在穷人收容所。将军受到严厉处分以后，这辆车不知怎的又到了他手下的一个上尉手上。这名上尉得到此车后的第九天，他驾车外出，结果因高速行驶撞死了两个农夫，自己也因车撞在一棵树上而死去。
战争结束后，这辆车子辗转落到了新任的南斯拉夫总督的手中，他对此车进行了修理，作为自己的专车。但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这辆车事故连连，在第四次事故中总督失去了右臂。于是，他下令要把这部车毁掉。就在这时，一个萨尔斯的医生找上门来了，他只相信科学，觉得人们对这部车的说法是可笑的，纯属无稽之谈，于是这位医生买下了这部豪华的汽车。这位敢于向歪门邪道挑战的医生顺利且安全地行驶了6个月。但6个月的安全行驶记录，使这名医生很是高兴，也放松了警惕，不久后，人们在一个低洼地中发现了医生的汽车四轮朝天翻倒在那里，而医生已倒毙在路旁。这部车又落到了一名珠宝商的手里，而这位珠宝商在一年后也莫名其妙地自杀身亡了。此车再次易主，新主人又是一名医生，这是一名声誉极佳的医生，找他看病的人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轮得上。然而，自从他得到这辆车后，人们都怕沾上了魔性因而倒霉，不再找他，他的生意一落千丈。无可奈何，他不得不四处奔走，寻找新买主。因为这辆车档次很高，豪华气派，价格又是越来越低，尽管名声不佳，但总是还有那些不信邪的人肯把它买下来。这次此车的新主人是一名年轻气盛的赛车手，然而非常不幸，这名赛车手在得到此车后的第一场比赛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被摔出车外而死。
这一连串的不幸使得这辆名车声名远扬，它的拥有者想将它脱手，虽然价格一降再降，却是无人敢过问，人们一说到这部车子都心有余悸，无可奈何的车主只好准备将此车进行拆卸然后出售零部件。随后，这部车再次回到萨尔斯堡，新买主是萨尔斯堡附近一位农场主。数月后一个闷热的下午，农场主驾车前往萨尔斯堡，途中，汽车突然发生机械故障，动弹不得，农场主正束手无策时，见一名农夫赶着马车过来，他便要求农夫帮他用马车将汽车拖到附近修理。车刚系到马车上，突然自己开动了，在一个急拐弯处翻车，把这个农夫轧死了。
这辆车的最后主人是个修车铺的老板，他见这部车价格极低，且豪华漂亮，心想经过改装后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他把这辆破车买下来，修好漆成蓝色。一天，他载着6位朋友去参加一个婚礼，他想以高速超过另一辆车，结果撞车后死了4个人，另外2人成了终身残废。
这之后，此车就由政府出资修好，放入维也纳一家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飞机轰炸了该博物馆，这辆车也不复存在了。
一辆车匪夷所思地导致十多人丧命，如果加上“一战”，因它而死的人超过了2000万。
俄籍军火商、“死亡商人”维克特·布特被美国一家法院裁定有罪，将面临25年牢狱之灾。其实，与身陷囹圄的布特相比，更有资格称为“死亡商人”或“战争之王”的是一名叫巴希尔·扎哈罗夫的传奇人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周旋于多国之间，从各国手中赚取巨额利润，成为当时欧洲最神秘且最富有的人，被叫作“欧洲的神秘人”。
巴希尔·扎哈罗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最著名的军火商，希腊族人，出生在奥斯曼土耳其，向俄国贩卖大批军火，后加入法国籍。在很多法国人视他为同胞时，他却又是英国军火公司的代理人，英国授予他大十字勋章和巴斯骑士称号。希腊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他支持希腊扩张，惨败后退出公众视野。
扎哈罗夫生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木格拉镇一个贫困的希腊裔家庭，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塔塔弗拉贫民区。成年后，扎哈罗夫因商业欺诈被贸易伙伴告上法庭，幸亏扎哈罗夫伶牙俐齿，在法庭上为自己极力辩解，之后他已不能在土耳其发展，于是去了希腊。扎哈罗夫在雅典待了将近四年，靠做各种零工为生。其间，扎哈罗夫意外结识了希腊政治家艾蒂内·斯科洛迪斯，后者对扎哈罗夫的能言善辩非常欣赏，就把他介绍给瑞典枪械大师诺登菲尔德，充当其军火销售代理人。扎哈罗夫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得涕泪横流，他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了。1877年10月14日，扎哈罗夫正式就职，由此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扎哈罗夫很快完成了他生平最著名的一桩买卖：当时英国发明家乔治·加勒特牧师设计了一艘蒸汽动力潜艇，被美国海军认为是“危险而古怪的”，海洋强国都对此不屑一顾，但这不要紧，扎哈罗夫却凭着他的口舌说服了几个海洋弱国买了几艘，说是可以以弱胜强。实际上那些卖出去的潜艇一艘也没派上用场，只有土耳其海军买的潜艇在一次试验中试射了一枚鱼雷后，结果失去平衡而沉没。扎哈罗夫最大的传奇是和绰号“死亡镰刀”的马克沁机枪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80年代，马克沁开始与诺登菲尔德竞争自动武器市场，扎哈罗夫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以阻挠，当然这都是些不能拿上台面的手段，基本上都是暗中使坏，令马克沁机枪在国际招标市场上几次铩羽而归。在领教了扎哈罗夫的厉害后，马克沁却让他成了自己的合作伙伴，他们开始和英国的军火巨头维克斯联手做欧洲的军火生意。1911年，当马克沁的生意和热情都在减退的时候，扎哈罗夫在维克斯的股份和经商热情却在节节高涨，随着马克沁的退出，扎哈罗夫加入了维克斯的董事会。20世纪的前十年是欧洲各国军队重组和现代化的时期，德国和英国都认识到加快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于是扎哈罗夫和维克斯两边都接单生产。
尽管19世纪末频繁爆发的大战，如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布尔战争等给军火商们提供了赚钱良机，扎哈罗夫最看重的却是俄国的订单，这主要是因为俄国军队规模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而且沙皇为军队花钱毫不吝惜。1895年，扎哈罗夫通过贿赂手段，让沙皇对马克沁机枪产生了兴趣，后者亲下一道御令，宣布马克沁机枪为俄军正式装备。由于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惨败，沙俄急于重建海军，但是由于国内工业落后无法实现，扎哈罗夫遂前往俄国开设了一家军工厂，作为维克斯的子公司大发俄国的战争财。在某种程度上说，同俄国的交易使扎哈罗夫成为了世界军火领域大师级的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加入法国籍的扎哈罗夫又转变思路，收购了法国联合银行和法国《至上报》，以得到资金并赢得公众的认可。扎哈罗夫还积极为法国退役水兵设立俱乐部，向巴黎大学捐款，他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到1915年，扎哈罗夫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法国总理白里安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据说，有一次扎哈罗夫拜访白里安，临走时在白里安的办公桌上留下一个信封，内有捐赠给阵亡将士遗孀的100万法郎，他由此也得到了大笔的武器订单。
“一战”结束后，扎哈罗夫逐渐转向小国事务，在他的支持下，希腊从土耳其获取大片领土，随后向土耳其开战，结果希腊人遭遇惨败，扎哈罗夫也名声大损，受到了巴黎和伦敦舆论界的抨击。之后，扎哈罗夫逐渐淡出，开始将兴趣转向别的方面。1928年，扎哈罗夫正式宣布退休，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不料回忆录刚一完成，就被他的仆人偷走了，这个仆人打算靠抖露回忆录中的丑闻来发大财。不久警方追回了回忆录并交还给扎哈罗夫，扎哈罗夫付给警方很高的酬劳，随后便将手稿付之一炬。扎哈罗夫的一生让很多传记作家们着迷：他不仅是个有语言天赋的人，会土耳其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以及一些巴尔干方言，还是个名人，有关他生活习惯、恋情、饮食爱好等的传言非常多，但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却很少发现能显示其存在的文件。1936年，扎哈罗夫在摩纳哥安静地去世。
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民族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自1915年4月开始，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成为一场有计划屠杀的受害者，这场屠杀的规模在纳粹企图消灭犹太人之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亚美尼亚人是南高加索的古老民族，从公元8世纪开始，亚美尼亚便先后遭受过阿拉伯、拜占庭、鞑靼人的侵略。16～18世纪又被土耳其和波斯瓜分，19世纪被沙俄兼并。1915年，土耳其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残酷的灭绝性屠杀，大屠杀的部分幸存者逃到国外，他们及其后代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几乎无人问津。
19世纪中期，曾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土耳其气数将尽，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先后独立，接下去可能独立的就是亚美尼亚。“一战”时任土耳其内政部长的帕夏因此说：“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这个种族。”1908年，当青年土耳其党人夺权上台时曾向所有人许诺自由和平等，这使亚美尼亚人高兴不已。但是新的军政府残酷地撕毁了它的诺言，强迫非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同化。信奉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统治者列为需特别严厉对付的对象。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德国一方后（国外的亚美尼亚人和俄国站在一边），对亚美尼亚人的压迫便变成了屠杀。1915年4月24日，650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显要人物被逮捕，然后被处决，接着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裔军人被甄别、隔离、处决。与此同时，当时的独裁政府对土耳其东部诸省进行了扫荡。亚美尼亚男子和他们的家庭往往会接到被驱逐的命令，命令通知他们被驱逐的目的地和时间。如果有人不到规定地点的话，土耳其政府的安全部队就会搜查他的家，然后把他投入监狱，最后在不通知其家属的情况下就把这名“犯人”转移到摩苏尔或者巴格达的一家监狱。被关押的这些亚美尼亚人的结局通常是几百个人一组地被用链条绑在一起，然后带到空旷地带执行大屠杀。截至1915年5月，这一地区的亚美尼亚男性人口已经消灭殆尽。
土耳其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与1916～1918年间的亚美尼亚屠杀有着莫大的关系。
土耳其人还命令乡村里的亚美尼亚成年男子集合，缴出武器，然后把他们押走，或是枪杀或是用刀刺死。女人、孩子和老人则被迫爬大山、穿沼泽、过沙漠，长途跋涉数百公里，最后被送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集中营，一路上他们不断遭到押送队伍和当地居民的强奸或抢劫。好多人死于饥饿、干渴和曝晒，或是土耳其人的杀人游戏。到1916年，这些集中营最终被一个个“清扫”干净。西方社会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当时“一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凡尔登、索姆河，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能算什么呢？尽管国际社会谴责声高涨，但各大国都只对土耳其进行了口头警告。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向国内发回一份电报，描述了土耳其的策略，他在电报中写道：“奥斯曼法庭借这次战争之机，将国内敌人——基督教徒——置于死地。”军队还围捕“叛逆”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赶上大篷车，运到北部沙漠深处的荒野，在那里将他们枪杀。
受这件事影响，年轻的亚美尼亚大学生拉斐尔·莱姆金意识到，必须建立一套法律体系，用以惩办大屠杀的刽子手们。25年后，就是莱姆金提出的“种族屠杀”概念，被纽伦堡法庭用于审判进行犹太大屠杀的凶手们。1918年，“一战”结束后，一些大屠杀的责任人受到了土耳其本国法庭的审判，有数人被绞死。1922年，大屠杀的元凶帕夏在柏林被大屠杀幸存者特利里扬刺杀。一些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现散居在欧洲各国，近年来，要求加入欧盟的土耳其遭到了他们的极力抵制。
一位亚美尼亚的牧师曾这样写道：“这样的屠杀是前所未见的。它毕竟很快就过去了，但灵魂的煎熬又是这样叫人难以忍受地漫长。”亚美尼亚人在部分地区做过很激烈但终归是无效的抵抗。“一战”结束后，在奥斯曼帝国250万亚美尼亚人中，约有150万人死亡。1915年5月，亚美尼亚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宣布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家，并于1922年12月加入苏联。1936年成立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9月从苏联独立而出，再度恢复了独立国家的身份，并旋即在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亚美尼亚人坚称，有多达150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认为这是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历届政府均对此予以否认，只承认在“一战”期间确有数十万名亚美尼亚人死亡，但宣称150万的死亡数字被夸大了，而且这是奥斯曼帝国崩溃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是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和战乱。
在法国亚美尼亚裔势力的推动下，法国国民议会在2006年10月通过了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法案，根据该法案，任何否认大屠杀事实的人将被判处一年监禁及5～6万美元的罚款，这激起了土耳其政府的强烈不满。时任土耳其外长居尔称，“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是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的问题，应由历史学家研究后作出结论，不应被扯入政治领域。在土耳其学校的教科书中，关于此次事件的内容是称当时处于种族动乱时期，双方互有伤亡，遭到亚美尼亚人杀戮的土耳其人人数比死亡的亚美尼亚人更多。土耳其提出联合调查所谓“亚美尼亚大屠杀”真相的呼吁，亚美尼亚则坚持要求土耳其承认这是一场“种族灭绝”，亚美尼亚和土耳其至今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亚美尼亚的新兵在接受步枪训练。之后，他们就将对阵来犯的土军部队。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沙俄海军将领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一带纠集沙俄残部，组织反苏维埃武装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战。1918年8月5日，两支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部队——捷克军团和科贝尔率领的军团，向喀山城发起了进攻。年轻的白俄将领科贝尔首先指挥部队占领了电报局、车站和此时对整个俄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喀山银行，并在那里发现了沙俄国家银行贮备的黄金，总重量达1600吨！红军在得知关于黄金的消息后，迅速向科贝尔的部队发起攻击，为保住黄金，科贝尔将黄金交给了他的上司——白军首领高尔察克。据说高尔察克将这批黄金分成了三份，两份在他垮台前已运往国外，抵押给金融机构，换取贷款，为的是购买战争物资，究竟数字是多少说法不一。最后一份则握在自己的手中，开始从英法等国买进枪支弹药来武装军队，期待着同红军的下一场厮杀——这批黄金除去买武器尚有600吨。然而，这位“俄国最高总督”也无法阻挡红军前进的脚步。很快，红军就挺进到高尔察克的大本营鄂木次克附近。此时，日本人也打听到了这批黄金的消息，他们向高尔察克提议，如果高尔察克同意由日军“保护俄国的黄金”，日军将出兵击退红军。但高尔察克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
1919年11月，高尔察克的临时政府首都鄂木次克被红军攻占。高尔察克的残部沿着西部利亚大铁路向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逃窜。跟随出逃的除了20万军队，还有近百万仇视布尔什维克尔的流亡者，队伍中还有十多万家属和孩子。一小队武装士兵也混迹其中，他们负责保护那批黄金随部队一同前进。高尔察克的部队顺着西伯利亚大铁路逃跑，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俄国的东西干线，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各种势力盘踞在这条铁路周边，其中包括由英法等国支持的白军的另一支部队——捷克军团，也就是同科贝尔一起攻下喀山的那支部队。在英法的疏通下，捷克军团打算前往海参崴后乘船前去欧洲战场，但此时拥有五万军队的捷克军团已是弹尽粮绝，而对着红军的包围堵截，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孤注一掷——截住高尔察克，用他和黄金换一张“突围通行证”。
高尔察克乘火车逃往伊尔库茨克，列车上还装着60多吨黄金。面对红军的追捕，车上的人指望在关键的时刻用金条换些食物或子弹。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列车刚到伊尔库茨克，就被捷克军团截住了，捷克军团把高尔察克和黄金都交给了红军。高尔察克很快就被处死了，但捷克军团交出的黄金却只有300吨，其他的黄金哪去了？这成了一个谜。高尔察克在伊尔库茨克被擒，这是公认的历史。但从鄂木次克到伊尔库茨克的这段“黄金大转运”，至今却是迷雾重重，它也是“高尔察克黄金”这个传说变得扑朔迷离的开始。据说苏联政府并没收到这笔黄金。有一种说法是高尔察克的部下、走投无路的科贝尔把列车开到了中国东北的满洲里，寻求驻当地日军的保护，科贝尔本以为支持高尔察克的日本人会答应他的要求，没想到日本人根本不理睬他的要求，一面派军队占领了火车，一面向佩特罗夫开出了苛刻的条件——只有将全部武器和财宝交给日本政府，才能允许他们避难。无奈之下，科贝尔只好将剩余黄金交给日本人，这样，近600吨黄金几乎都落入日军手中，事后，相当一部分黄金被日军指挥官所瓜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日军高级军官在从中国回国后，一夜暴富，成为日本最大政党的领袖，并开始角逐首相宝座。后来，有人揭发他在中国侵吞俄国黄金，但调查此事的检察官却神秘地遇刺身亡，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高尔察克黄金被捷克军团带到了海参崴，运回了他们的家乡。似乎能支持这一说法的一个现象是“一战”后立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货币很快就惊人地坚挺，在欧洲名列前茅，直到1939年再次被侵占。这个也不能构成捷克军团顺走了高尔察克黄金的证据，虽然捷克军团的确在西伯利亚铁路长时间和这批财富相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以上说法都没有可信服的证据，只是民间传说而已。最后一种说法是说在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前，高尔察克出于稳妥的考虑，命令手下将一部分黄金连同部分车厢改走另一条线路。他们制作了多个大型雪橇，拉着装黄金的车厢在西伯利亚的雪地和冰面上前进，运送这批黄金的士兵在行进到贝加尔湖上时，全军覆没于风雪中，黄金成了“无主”的宝藏，天气暖和后，黄金连同车厢一块沉入贝加尔湖。2010年，俄国人宣布在贝加尔湖南部发现了车厢，微型潜艇在水下400米深的湖床看到了闪亮的金属，艇上人员试图用潜艇的机械臂拾取那个物体，但湖床地形太复杂了，潜艇未能进入足够近的距离。俄国人宣称这可能就是内战时期失踪的“高尔察克黄金”90年之后终于显露了踪迹，但在黄金没捞出水之前，下结论还嫌太早。
流感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一经打开，就会制造无数起震撼全人类的惨剧。其中，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算是最大的浩劫。据科学家估计，它导致全球2000万到5000万人死亡，相比之下，比第一次世界大战1500万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今天，追溯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流感这个飘荡在世间的“杀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的1918年，人们尚未从战争的苦海中挣脱出来，世界又被扔进了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大灾难中，一场流感在几个月内横扫全球，它使无数人命丧黄泉，无数人因此销声匿迹。1917年，欧洲大陆就发现了零星的流感病人，流感疫情在暗中扩展。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美国军营的一位士兵突然觉得四肢乏力、头疼，紧接着开始发烧。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中午刚过，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到1918年春天，流感开始大范围扩散，留下的是哭声、喊声、叹息声和遍地的流感肆虐后的狼藉景象。
1919年威尔逊来到巴黎参加巴黎和会，在此期间突然病倒，一度生命垂危。他的私人医生当即想到有人给总统下毒，查了一圈没有异常。这才想到，总统先生得流感了。医生大声咒骂巴黎这鬼地方到处是该死的流感，却忘了这场大流感是从美国开始的。这场流感最早出现于美国堪萨斯的赖利要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部队大规模调动，流感病毒的“环球旅行”也启程了，很快随着美军传到欧洲，到1918年春天开始大规模扩散。最先受害的国家是西班牙，流感几乎在一瞬间传染到全国各个角落，包括国王在内，有800万人患病。疫情再也掩盖不住，这种流感，也因此被称为“西班牙流感”，更有人给它加了个浪漫的名字——“西班牙女郎”。美丽的名字不能掩盖它的凶残，在肆虐西班牙之后，这种流感迅速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
“西班牙女郎”的传染性极强，青壮年首当其冲，两个月后，几乎无人能幸免，士兵们因流感而大量倒下，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许多人早上还正常，中午染病，晚上便死亡。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所等都被关闭长达一年多。同年10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到了夏季，疫情逐步好转，但几个月后，流感卷土重来，“西班牙女郎”杀了个回马枪，除了孤立的岛屿和澳大利亚，流感迅速笼罩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流感所到之处，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施治。当时正值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次传播高峰，协约国许多士兵已经把枪支当成了拐杖，流感的折磨使大家都支撑不住了。美军的传奇将领麦克阿瑟当时也被流感折磨得奄奄一息，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在美国费城，整个医院似乎都成了太平间；在加拿大渥太华，电车没了往日的繁忙，学校没了往日的灯火，各种娱乐场所都空无一人。“西班牙女郎”的来访，使世界为之颤抖。
1919年的春天，随着最后一批病人死去，神秘的病毒也消逝得无影无踪，留给世人的则是无尽的哀伤和谜思。在短短的10个月里，“西班牙流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凶狠的瘟疫，据估计全球有1/5的人被流感感染，死亡5000万人。相比这些死亡的人，威尔逊可谓幸运多了。
“西班牙女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各国都已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这在战争史上是公认的。从某种角度说，“西班牙女郎”加速了这场战争的终结进程，只是在教科书中，对于“一战”的成败通常只是突出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对它进行分析和评价，很少考虑其他因素。
徐树铮，中国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人称“小扇子”。1905年，徐树铮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就学，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师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最得力的助手。徐树铮为人风流洒脱，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也对他敬佩有加，称他“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也就是能文能武之意。徐树铮一生曾著有《建国铨真》、《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著作。
1914年5月，徐树铮出任陆军部次长，年仅34岁，是次长中最年轻的一个。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去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徐树铮利用从日本借得的巨款和武器，编练参战军，表面上用于参加协约国训练军队之用，实际上是准备出兵外蒙古。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领土，但是在沙皇俄国多年煽动利诱下，在1911年乘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在一伙卖国王公的唆使下而借机宣布独立。领头的就是那个名叫折布尊丹巴的活佛，此人表面上是个活佛，实际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冯玉祥过库伦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实际上外蒙古的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沙俄人手中。对于这伙人搞的外蒙古独立，孙中山、徐树铮等都表示强烈愤怒，报界称其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当时中国正陷于内乱之中，没有能力从俄国手中夺回属于中国的领土，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而叹。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古已沦为了沙俄的殖民地！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政局动荡，自顾不暇，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古，想组成一个由它所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的王公们深怕日本插手，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徐树铮往返于北京和库伦之间，做了大量工作，但外蒙古的那些上层人物并不是真心回返，只不过是想捞点好处，故此外蒙古回归之事拖而不决。
自从“一战”爆发，北洋政府就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削弱之机收复外蒙古，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树铮毛遂自荐，亲自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古只是个时机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伦。
1919年6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同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两个旅，骑兵一个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就此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的序幕。徐树铮所辖人马并不多，尚不足一师之众，然而却是徐树铮多年苦练的劲旅，战斗力极强，即便是沙俄残留在外蒙古的赫赫有名的哥萨克骑兵，也不是徐树铮所部的对手。指挥有方的徐树铮部一路上势如破竹，直捣库伦，外蒙古那些王公们只好俯首称臣，于1919年11月17日宣布正式取消自治，外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喜讯传来，举国欢庆，徐树铮回到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外蒙古纠纷已有七年，一旦归复，此是举国欢欣鼓舞之事！徐树铮的成就可与古人傅介子、班超相比！当然，徐树铮只是以左宗棠收复新疆自比。
外蒙古回归后，中国政府随即在外蒙古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报刊、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尽管当时有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阴影，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可惜中国内乱不息，仅一年后，在直皖两系军阀激烈的斗争中，徐树铮被段祺瑞调回北京，任远威将军，留北京代职，战败后被免去职务。而在徐树铮离开后，外蒙古重又在苏俄的支持下再次独立，所以，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及乌梁海这一伟大历史功绩虽获得全国各界的高度称誉，却最终因中国内乱而未能持久。直皖战争后，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而遭通缉拿办，他借日本使馆的帮助逃到了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后被迫出国考察。徐树铮率考察团15人赴欧洲考查，段祺瑞复出后，他于1925年12月11日回到上海。
回国后的徐树铮准备进京述职，12月30日凌晨1时，走到河北廊坊车站的徐树铮被一群士兵拉下火车，押往站外枪杀了。杀人者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冯玉祥，而这件事的起因，则是徐树铮在数年前杀死了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所致。这个陆建章原是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当年陆建章要杀谁就先请谁吃饭，酒席终了送客时，再将人从背后一枪打死，所以他的请柬，被称作“阎王帖子”。袁世凯不喜欢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的跋扈，多次要撤他的职，徐树铮认为是袁世凯听了陆建章的谗言所致，所以一直怀恨在心。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上国务院总理，大权在握的徐树铮便把陆建章抓来不加审判处死。这次徐树铮路经冯玉祥所辖之地，故冯玉祥便安排了这出戏。事后段祺瑞想追究也没办法，因为冯玉祥推说这是一场“子报父仇”之案。徐树铮一生参与军阀的混战，最后也死于军阀之手，但是他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被后人所纪念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与德国双方激战正酣之际，协约国军队挖掘了一条通向德军控制的城市的地下隧道，在德军眼皮底下建立了一座地下“洞穴城”。整个地道网络由两个“大迷宫”组成，每个都长约20公里。地道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狭窄，相反，它能够让两支部队自由穿行，最宽的地方甚至可以铺设一条供应补给的铁路。这里设施齐全，包括小卖部、礼拜堂、发电站、轻便铁轨，甚至功能齐全的医院。2·5万多名协约国军队士兵被部署在这里，以“地下奇兵”击败了盘踞在这里的德军。
这个地下“洞穴城”位于法国北部城镇阿拉斯。1914年“一战”爆发后不久，德军攻占了这座城镇，并与英法等协约国军队在这一地区展开对峙。协约国军队决定于1917年在阿拉斯向德军展开大规模进攻。而此前一年，协约国军队在索姆河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它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从正面攻击敌人防守严密的阵地无异于自杀。法国北部小镇阿拉斯自古以来偏僻而荒凉，距离重要港口城市加莱只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幸沦为大小战事不断、硝烟不散的人间地狱。1916年，战事日趋紧张，阿拉斯已是满目疮痍，英国人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防御工事。与此同时，德军在小镇东部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发起偷袭的可能，但他们不知道，此时，一项地下工程正在他们眼皮底下悄悄酝酿。从中世纪开始，兴旺发达的采石业在小镇周围留下了大量地下坑道。负责地下工程调研的英国皇家工程师协会很快发现在英德两军对峙的中间区域保存有大量石灰岩结构的洞穴和地道，彼此间大多相连，甚至还有一些如教堂般的庞然巨洞！工程师们认为：如果将所有大小不一的地洞地道连起来，可以使协约国士兵轻而易举地进入德军阵营，从而避免因为强攻敌营而导致的巨大伤亡。
在4月阿拉斯战役的斯卡普尔河附近的战场上，一群英军士兵正聚集在一辆坦克周围。
这是一项庞大工程，协约国军队方面出动数百名专业挖掘工，在几个月时间内，终于建立起两个互相连接的“地下迷宫”，即所谓的“地下城”。阿拉斯“地下城”于1917年全线竣工，英法联军司令部决定在1917年复活节发起进攻，在发动攻势前一周，协约国军队士兵开始进驻“地下城”，他们从镇里的一些地窖进入地下通道，步行数公里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在里面等待进攻命令。1917年4月9日清晨，这些士兵从地道中冲出，出其不意地攻入德军阵地，德军几乎来不及组织有效还击，一些德军士兵还穿着睡衣就当了俘虏，英法联军以微小伤亡取得了整场战役的胜利。阿拉斯战役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经典一战，而阿拉斯地道也从此名载史册。
阿拉斯战役后，阿拉斯镇得到重建，但“地下城”却草草地被关闭，似乎已被人们彻底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当地居民将“地下城”当作避难所，在里面躲避空袭，但过后它再次被封闭，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已将它彻底遗忘。直到1990年，一个名为艾伦·雅克的男子决定对“地下城”展开调查。起先，艾伦·雅克发现了“布伦海姆”区域，接下来的几年中，多片未知洞穴区逐渐浮现。1994年，他又发现了“汤姆森”洞穴。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当时的协约国部队如何进驻和发起进攻的过程细节也被他和工作人员理清出来。“地下城”的发现，使得这座边城小镇突然化身为人们追忆光荣的旧地。由于法国明令禁止在私人住房下方开设博物馆，在阿拉斯镇旅游部门负责人的帮助下，艾伦·雅克发现“地下城”内只有名为“惠灵顿”的坑道有望向公众开放。一方面这个地方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它的上面不是私人住房，经过多方努力，阿拉斯地道的部分区域在修复后改建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艾伦·雅克也成了这里的首席讲解员。
今天，当地旅游局将坑道入口处的旧式军营改建成一间地下商场，人们可以乘坐商场中的玻璃电梯直接降落到“地下城”博物馆，入口处墙壁上是一行巨大的字：惠灵顿——纪念阿拉斯战役。尽管坑道深处尚未完全竣工，但并不妨碍一批批的观光客带着探秘的心情走进这座纪念“一战”西线战绩的伟大建筑，走向它的纵深处。艾伦·雅克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但很少有人知道阿拉斯战役，即使很多法国人都对此一无所知。我想让全世界人都了解它。”如今这里已经充满了欢乐和笑声，几乎变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
1914年，在马恩河大战之后，战争很快就由运动战转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堑壕战，英德双方挖掘了大量堑壕互相对峙，以至于谁也无法再向前推进。冬天一转眼就来临了，雨雪无情地灌入堑壕中，守卫在堑壕中的双方官兵们处在冰冷的泥水里，困苦不堪。士兵身上的淤泥冻结，冰冷异常，在那里没英雄可当，不小心一露头就可能挨上一枪。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双方官兵的战斗意志受到很大影响，厌战情绪不断蔓延，相似的环境使英德两国官兵彼此产生了同情之心，“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逐渐成了他们的共同信条。就在大战爆发后的第五个月，整个西部战线发生了一件令德国最高统帅部和英军最高参谋部惊恐万状的事——圣诞节期间，1000多公里长的欧洲西部战线上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双方自发地休战，西部战线的交战双方突然间停火了！先是一两个连队不放一枪，最后是整个西线数百万一线部队全部停火！交战的一线部队指挥官们谁也没有下过停火的命令，而且也没人知道哪支部队率先停火。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谜团和奇观！
在1914年圣诞节行将到来之前，曾出现了一些和平倡议，其中“圣诞节公开信”最为有名，它由100多位英国妇女署名，寄给“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妇女”。教皇本笃十五世亦向交战中的政府们请求签订正式的休战协定，他恳求“至少让枪炮在天使歌咏之夜沉默下来”。然而，这项呼吁被官方严正回绝了，将军们认为不能开这个头，如果答应圣诞节休战，那么以后的复活节、赎罪日和开斋节呢，是不是也要休战呢？而且这一行动会瓦解士兵们的斗志，因此教皇呼吁的圣诞节欧洲休战没有实现。尽管交战的双方政府没有正式休战，但英军和德军沿着西线还是陆续中止了战事。第一个休战的案例始于德军在比利时伊普雷地区，在欢庆圣诞节这件事上，德军比英军表现出了更大的积极性，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圣诞之夜，德军官兵把他们用蜡烛精心装饰的圣诞树拿出来，放在堑壕的矮墙上。数百点烛光映红了堑壕，德国士兵唱起了圣诞颂歌来庆祝，情绪受到感染的英军士兵也唱起了他们自己语言的圣诞颂歌，接着两边开始互相对彼此喊起了祝贺圣诞节的话语。
在那里，双方的堑壕仅相隔不到60米，英、德两国的士兵们开始隔着阵地聊起天来，没过多久，有的人便直奔阵地间的“无人地带”，先是互祝“圣诞快乐”，然后互相赠送圣诞礼物，双方交换起食物、香烟和酒等小礼物，后来竟发展到双方下级军官自发会晤，英军的汉密尔顿上尉和德国一三四师中的一名撒克逊军官互相握手致意，达成了休战48小时的非官方协议。将军们不让休战，但德国和英国的两支部队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一次集体抗命了。英军和德军士兵停止了互相开枪，离开自己的壕沟，互相握手，交换圣诞礼物和亲笔签名，一位署名“男孩”的英军士兵给英国的母亲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讲述了战场上发生的这一奇事。这名士兵写道：“德国人在他们的壕沟边缘点起了蜡烛，然后走向我们的阵地，祝我们圣诞快乐！他们给我们唱了几首歌，我们的一些士兵也走向了他们的阵地。”
一公里防线的休战气氛感染了其他防线，并且迅速扩散到1000多公里长的西部战线，数百万大军陆续停止了射击。在比利时小镇伊普雷，五个月来打得你死我活的英军和德军士兵干脆办起了足球赛。他们把稻草团成圆球，或者把空纸盒子当足球踢，直到踢得精疲力竭为止。简直无法相信，就在前一天，他们还朝对方疯狂开火！
英国第二军团指挥官在得知这件事后相当生气，发布禁止与敌对的德军有任何交流的严令，而在大战接下来的几年中，炮兵部队受命在平安夜试着确保战斗不会再次中断而发炮，军队也轮换调防到前线各地不同的防区去，以免他们变得与敌人过于熟悉。当时不仅圣诞休战被参战各国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甚至连对圣诞停战的报道一开始都被压制。《纽约时报》在1914年12月31日率先突破封锁透露了这条消息后，英国媒体才对这件事有了报道。
圣诞节休战后，有的战线双方变得默契起来，当每天早餐的时间，双方士兵都在空中竖起一块木板，这块木板一竖起，枪战便停止了，他们各自开始打水和取给养，在整个早饭期间，只要这块木板竖着，沉默便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当木板倒下时，战争又重新开始，这就是“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信条导致的。由于圣诞节休战是非官方的、无组织的，因而不同地方的休战时间也不相同。短的不到一天，长的一直延续到1915年元旦。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它并不因为前线官兵的友好而结束，它还要无情地继续下去。1917年，英德双方的对峙局面开始动摇，1918年，对峙局面被彻底打破，德国战败。圣诞节休战表明在最血腥的厮杀中，人类的良心也不会完全泯灭，和平与幸福是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所有参加圣诞节休战的士兵向世界表达了生活的真正意义。
在欧美近代史上，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将军是西方杰出领导人、反法西斯的斗士。他不畏艰险，不惧压力，在“二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并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担任了第一任总统，领导法兰西人民完成了解放国土和民族统一的大业，被誉为“法兰西守护神”。
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父亲是耶稣会校的教师，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任少尉军官，受到团长贝当的青睐。1914年8月3日，法国对德宣战。身为中尉的戴高乐在阿拉斯担任第三十三步兵团第十一连第一排排长。当月，第三十三步兵团奉命阻止敌人跨越迪南防御区，戴高乐带领他的排参加了这次阻击战，并取得了胜利，在敌人的机枪扫射和炮弹轰炸下，包括戴高乐在内的5名冲在最前面的人中弹倒地，戴高乐本人膝盖严重受伤。
1916年3月，重返战场的戴高乐在法国东北部都奥蒙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时，中弹昏死在阵地上，贝当将军把他列入“阵亡”名单，追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且给予了这样的评语：“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等到戴高乐醒过来后，他成了德国的俘虏，用戴高乐自己的话说，他进入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戴高乐被关在尼斯战俘收容所。他养好伤后，开始琢磨如何逃跑。一天，他偷到一套德军军士服装换上，悄悄溜出了收容所。可这次逃跑失败了，因为他个子太高了，而他偷的那身德军军装却太小，衣袖刚到胳膊肘，裤腿也仅过膝盖，穿在身上非常滑稽可笑。所以他没逃多远就被抓了回来。随后，他被关进设在立陶宛的茨祖律津惩戒营。
在“一战”中饱受牢狱之灾的戴高乐将军“二战”期间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领导人，图中他正在向他的国民发布一次广播演讲。
这里是气候更为恶劣、条件极差的地方。当时被德国俘虏的法国人有40多万，与一些暗自庆幸能够借此远离战争和硝烟的人不一样，戴高乐不愿听凭命运摆布。他全身心地沉迷于策划和实施越狱计划，先后六次逃脱，又六次被抓回，仍不愿放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屡教不改的一根筋”。五个月后，他被送到因戈尔施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这里戒备森严，专门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战俘。然而，戴高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作为战俘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戴高乐是一个斗士，性格倔强，怎么能忍受在战俘营中被迫为德军服苦役的生活！整个“一战”后期，戴高乐就没有放弃过越狱的念头。1918年11月初，大战结束前夕，一个战争委员会又因戴高乐两次逃跑判处他120天的监禁。恰好这时签署了停火协定，战争结束了，因此，他没去服这个刑。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他才重获自由。
“一战”结束后，戴高乐在法国军队供职，先后担任过军校讲师、坦克团长，“二战”前在国防部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抵抗的旗帜，他流亡到英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并着手把流落在国外的散兵游勇集合并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支7000人的武装部队，这标志着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了。晚年，戴高乐非常愿意讲述这些越狱的经历，甚至比讲述自己参加的著名战役的次数还要多。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讲述这些经历时，没有一丝渲染，完全是平铺直叙，但是非常仔细，就像做战斗总结一样。”戴高乐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想用这种方式减轻自己因为被俘而感受到的耻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在俄国的“二月革命”中丢掉了他的政权，俄国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并不想就此退出世界大战，俄国仍处在战争的动乱之中，就在这时，在俄国出现了一支“娘子军”——“妇女敢死营”，这在当时的所有交战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支由女子组成的军队，尽管它的规模不算太大，在高峰期也仅有1200多人。这个“妇女敢死营”是由一个名叫雅什卡的妇女倡议组建的，雅什卡本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一名普通村妇，她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从小就常干力气活，所以她有着一副强健的体魄，据说她能够很轻易地举起90公斤的重物。雅什卡在16岁时嫁给了一个当地的男人，成家后的她在家乡开了一个小店铺，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千千万万个家庭，这其中，也包括了雅什卡的家庭，在大战中，沙皇俄国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开始了对同盟国的战争。在残酷的战争中，俄国伤亡惨重，数百万的男子战死在沙场之上，这其中就有雅什卡的丈夫。接到丈夫战死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的雅什卡拿定主意要上前线为丈夫报仇。其实她的这个想法是很幼稚的，她的仇人到底是谁啊？反正她是认准了，就是德国人。但当时的俄国军队是不收女兵的，没有办法的她想让沙皇来为她做主，于是就直接给沙皇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沙皇批准她参加俄国的军队。这也是雅什卡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想到她竟然得到了沙皇的回复，在沙皇的亲自批准下，雅什卡加入了俄国军队，剪掉头发的她从此成为了一名俄国士兵。由于当时俄军中并没有女子的位置，所以她只能混在大群的男人堆中。
去到前线的雅什卡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她与那些男人们一样冲锋陷阵，完全看不出她是个女子。那拉奇湖位于白俄罗斯西北部，是白俄罗斯最大的湖泊，1916年，沙俄的军队与同盟国的军队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战斗中雅什卡所在部队的军官们全部战死，队伍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危急中雅什卡挺身而出，号召大家向冲上来的敌军反击，并且自己带头冲在前面。在她的带动下，男兵们都随她一起冲向敌军。这次战斗俄军取得了胜利，战斗结束后，雅什卡因此获得了一枚沙皇亲自颁发的圣乔治十字勋章。圣乔治勋章是沙皇俄国时期的最高军事奖励，它由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最初时只授予有军功的军官和将军，金质的圣乔治勋章上标有“服役与勇敢”字样，勋章获得者将佩戴一种双色的丝带。到了“一战”时期，圣乔治勋章也开始授给那些作战勇敢的士兵和士官。雅什卡能获得这个勋章，在沙皇的军队中，自是极高的荣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激化了交战各国的社会矛盾，俄国也是一样，1917年初，俄国军队屡遭失败，本来就很落后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战争的灾难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沉重的压迫，反战的情绪日益高涨。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二月革命”后所建立的临时政府仍然坚持继续进行战争，并在当年6月发起了对同盟国的进攻，结果再次遭到了惨败。战场上的失败，激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呼声传到了在前线的俄军中，许多俄军士兵也都强烈要求退出战争。不过雅什卡倒是个进行战争的坚决支持者，她认为只有通过奋勇作战，才能拯救自己的祖国。为此，雅什卡给临时政府的总理克伦斯基写了一封信，要求建立一支由妇女组成的敢死营，赴前线参战，以此为俄国人树立一个榜样，激发军队的士气。
雅什卡的建议得到了克伦斯基的认可，眼下的克伦斯基正需要树立一个这样的榜样，来消除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于是任命雅什卡为这个即将成立的“妇女敢死营”的队长，并委任她负责组建工作。组建女子军队在当时的俄国可真是太新鲜了，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事，雅什卡自己也不知道是否会有人报名参加，毕竟像她这样的人不是很多的。如果要她冲锋陷阵她毫无顾忌，但要她征召女兵，她的心中还真是没底。1917年5月21日，雅什卡开始了她有生以来最为难的征兵工作。在首都圣彼得堡的马里恩斯基剧场里，雅什卡身披授带，授带上那枚圣乔治勋章金光闪闪，吸引了每一个人的目光，那些目光既有钦佩，也有羡慕。一个女军人已是从不曾有，而一个挂着圣乔治勋章的女军人更是惊世骇俗。雅什卡涨红着脸号召妇女加入“妇女敢死营”他说：“重要的是要让男人们感到羞愧，一两个女兵足以为整个前线树立榜样。”
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乎雅什卡的意料，在她的号召下，居然当天就有150多名妇女踊跃报名，第二天又有50多人报名。这样一来，在短短的几天中，一个由200多名女子组成的“妇女敢死营”就顺利建成了。真是奇怪，一边是男人们要退出战争，而另一边女子们却在报名参战。这些来报名参军的人大多数都在18～30岁之间，她们当中有的是女大学生，有的是贵族女性，也有职业妇女和农妇。她们参军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当时的有关报道来看，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是缘于“爱国”之心，也有一部分人为了像雅什卡那样，挂上那个令所有人羡慕的勋章，还有的人则为了摆脱家庭对自己的束缚，当然，更多的人是像雅什卡那样，为了给在战场上死去的亲人报仇。有了人，“妇女敢死营”就算正式成立了，装备和军服马上就发了下来，在雅什卡的带领下，200多名女兵们开始了军事训练。
为此，临时政府特地从它的警卫部队中调来了数十名杰出的士官来担任“妇女敢死营”的教官。其实训练的内容一点也不复杂，只不过是队列操练以及武器的使用等，由于女兵们力气太小，临时政府特地给她们配备了小而轻便的骑兵专用的小马枪，这种小马枪要比普通的步枪轻便许多。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不管风吹雨淋，这些剃着光头、身穿男军装的女战士们起早贪黑地出现在营地的训练场上。这些女兵们每天都要接受近13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为了让这些柔弱的女兵们能早点成为坚强的战士，身为队长的雅什卡想出了许多办法。比如她鼓励女兵们喝酒、抽烟，甚至连笑也要咧开嘴大笑，因为这样会使她们变得更豪迈一些。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到6月，“妇女敢死营”就要开赴战场了。在圣彼得堡的圣艾萨克大教堂中做过祈祷之后，“妇女敢死营”的300多名女战士拔营而起，坐着火车开向了被死神主宰的前方。就在临行之前，每个女战士都做了宣誓，表示要“决不投降”，每个人都从雅什卡那领到了一颗剧毒的药丸，以备在必要的时候服毒自杀。到了前线后，“妇女敢死营”引起了许多男兵们的兴奋，他们成群结伙地跑过来围着“妇女敢死营”的军营转，在他们眼中，女子上战场，简直就是笑话。他们来看的不是女兵，而是姑娘们。站在营门前的哨兵满脸严肃地对他们说，请回吧，这里没有姑娘，只有战士。大失所望的男兵们只好扫兴而归，离开了“妇女敢死营”的营地。但从那以后，“妇女敢死营”的女兵们就一直成为了前线那些男同胞们议论的话题。
上了战场的“妇女敢死营”很快就参加了战斗，在一次与德军的战斗中，子弹打完了，雅什卡率领着她的女兵们冲出了战壕。对着这群发了疯一样的女兵，目瞪口呆的德军被女兵们冲乱了阵脚。“妇女敢死营”首战告捷，她们的勇敢，改变了男兵们对她们的看法，从此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当然，女兵们并非神仙，她们也一样会吃败仗的，1917年7月的一天，“妇女敢死营”的女战士们在白俄罗斯的斯莫尔贡与德军遭遇，在这场遭遇战中，虽然最后在兄弟部队的帮助下打退了德军，并俘虏了200多名德国士兵，但“妇女敢死营”也付出了伤亡50多人的代价，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妇女敢死营”减员2/3，只剩下了100多人，不得不撤回后方进行休整。
“妇女敢死营”的女兵们只是在前线勇敢作战，作为战士的她们，并不去考虑政治上的问题，她们只知道自己是在为祖国而战，这就够了。当一支军队的将士们去考虑他们为什么作战时，实际上这只军队就已经不存在了，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妇女敢死营”自然是临时政府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在报纸上极力吹嘘“妇女敢死营”的辉煌“战绩”，并决定重新组建“妇女敢死营”，这次参加的人更多了，共有1200多人报名，“妇女敢死营”的队长依然是雅什卡。
9月底，重新组建的“妇女敢死营”中的一部分女兵到了前线，但是还没等她们放一枪，就传来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在“十月革命”爆发时，雅什卡带领着“妇女敢死营”的部分女兵同哥萨克兵以及士官生一起驻扎在圣彼得堡的冬宫，作为临时政府的卫戍部队。“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和起义的水兵们冲进了冬宫，顽抗到最后的“妇女敢死营”集体投降，130多名女兵遭到拘捕。取得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式解散了“妇女敢死营”。被拘捕的雅什卡在“十月革命”后拒绝与新政权合作，其实作为她来说，完全没有与新政权为敌的理由，最后她被送到了契卡。当时要是进了契卡的手中，那多半是凶多吉少了，因为那些掌握生杀之权的红色卫士们在镇压新政权的敌对分子时是丝毫不会手软的，可不知什么原因，雅什卡竟然从契卡那逃了出去，并去了美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接见了她，她希望在与苏维埃为敌时，能得到美国的帮助。可见这个农妇出身的大兵绝不仅仅是个“为夫报仇”的士兵，她绝对是个有心计和野心的人，从她给沙皇和克伦斯基写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的她已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人了。
1918年8月，俄国陷入了内战之中，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俄国的许多旧势力发动叛乱，雅什卡回到了俄国，加入了叛乱的白军阵营，并且再次组建了“妇女敢死营”，只不过这支“妇女敢死营”作战的目标已与从前不一样了，以前她还可以说是在为国家而战，再现在，她只能说是为政治而战。不久，白军战败，雅什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西伯利亚的鄂木次克，想过归隐的生活，但这为时已晚，以她的所作所为，已经使自己完全成为了新政权的敌人。第二年底，雅什卡在鄂木次克被布尔什维克再次逮捕，这一次契卡不会对雅什卡客气了，关押一年后的雅什卡在鄂木次克被契卡枪决。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显眼的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在美国远征军第四十二霓虹师任上校参谋长。同一直在总部机关做参谋工作、平时难得显山露水的马歇尔相比，麦克阿瑟则成为远征军中最引人注目、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首先麦克阿瑟的着装就与众不同，他头戴一顶软帽，身着高领毛线衫，脚蹬锃亮的马靴，手中总是拎着一根马鞭，潇洒至极，新闻界很快便生动地称他是“远征军中的花花公子”。
188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个贵族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美国陆军中将，而且是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可谓地位显赫，美国的许多将领都出自他的部下，这一点对麦克阿瑟今后军旅生涯的一帆风顺，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麦克阿瑟对父亲的启蒙一生没忘，他晚年时曾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军号声！而这一切，都是我的父亲给我的，我的父亲不仅给予我生命，而且给予了我一生的职业道路。”1912年9月5日，老麦克阿瑟因心肌梗塞去世，为了纪念父亲，麦克阿瑟把父亲的照片带在身上，半个世纪没有离身。
1898年，18岁的麦克阿瑟考入了美国西点军校，并成为了一名杰出学员。西点军校正式名称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其目标是培养陆军初级军官，被称为美国将军的摇篮。20世纪初，西点军校的规模并不大，总共才有500名学员，但对学员的录取是十分严格的。1903年，麦克阿瑟以那届学员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西点军校的历史上，只有两名学生超过他的成绩。毕业后的麦克阿瑟成为了一名美国工程兵，并晋升为少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麦克阿瑟作为工程兵被派往菲律宾，一直在一个专门负责搜集有关墨西哥地区情报的战时参谋部门中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后，已经晋升为少校的麦克阿瑟被调回国，给陆军部长贝克尔担当助手，与参谋部的其他成员一起，主要负责扩建陆军的各项工作。因为麦克阿瑟工作认真，积极肯干，并极具有表演天赋，参谋长任命他兼任陆军部的新闻检察官，负责向新闻界解释并大力宣传陆军的各项工作，麦克阿瑟成为了陆军部的新闻发布官。
1917年4月，一直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美国借口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美国的舰船，伤害了美国人的利益，从而对德国宣战，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作为新成立的美军第四十二霓虹师的参谋长随军去了欧洲。参战之初，麦克阿瑟还是第四十二霓虹师的参谋长，不久就以准将军衔担任了该师第八十四步兵旅的指挥官。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星期，麦克阿瑟成为了第四十二霓虹师的少将师长。在一年多的战争中，麦克阿瑟共获得了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7枚银星勋章，1枚优异服役勋章和2枚紫心勋章，成为了迄今为止在“一战”中受勋最多的美国军人，而麦克阿瑟称造成此“奇迹”的原因为自己的“身先士卒”。麦克阿瑟并不是那种靠士兵的牺牲来获取自己荣誉的人，他对士兵是非常关心的，没有任何记录表明第四十二师的士兵有谁曾怀疑过麦克阿瑟的勇气或质疑过他的勋章。在战场上他从未显露过恐惧，他甚至在执行参谋任务时也遇到过危险。一次，他的司机带着他乘司令部的车到前线去，途中遭到德军机枪的袭击。虽然汽车报销了，他和司机却完好无损。人们都说麦克阿瑟命大，简直生来就有避弹功能。
霓虹师由来自2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国民警卫队组成，经过很长时间才组建起来。所有的作战单位都不得不加紧征兵，以达到师级单位要求的规模，一旦部队的军力达到或接近要求，他们就被运往长岛亨普斯特德港外的密尔斯军营。9九月份这个师才准备好开始训练。到了1918年初期，美军派往欧洲战场的部队共有4个师：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六师以及麦克阿瑟所在的第四十二霓虹师。在这4个师中，由于麦克阿瑟事先准备充分，所以只有第四十二霓虹师齐装满员，其他师平均缺编7000人，而且各种装备都不足。霓虹师的官兵们抵达法国时，还没有基本的作战能力，他们的训练尚未完成一半。连麦克阿瑟上校在内，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懂得现代战争，他们将从法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训练，但德国人将教给他们大部分的东西。
1918年2月中旬，第四十二霓虹师配属给法国第七集团军参加作战，被开到洛林南部吕内维尔一带布防。麦克阿瑟第一次表现出超人的勇气是在2月26日夜晚，那天晚上他自愿参加法国人的突击队，使他高兴的是，战斗激烈而残酷，约有600多名德国人被俘。在近战中，一小时就像一分钟，对麦克阿瑟来说，袭击好像刚一开始就结束了。袭击队员们带回了最好的“猎物”——俘虏，包括一名德军上校。直到午夜麦克阿瑟才返回驻地，带着年轻人生机勃勃的疯狂劲——他这一夜行走了大约40公里，又步行回到了司令部。麦克阿瑟因表现突出而获得第一枚勋章——法国十字军勋章，后来美国陆军也为这次行动授予他银星勋章。
在3月的一次战斗中，当出击的命令下达后，麦克阿瑟脱掉外套扔进灌木丛，摘下上校肩章揣在口袋里，带着士兵们冲出了战壕。事后麦克阿瑟对此写道：“时间一到，我爬出战壕冲向前去，在我向前冲时，有那么十几秒钟可怕的时间，我觉得他们没跟上来。但是突然，我不用回头就明白，我哪怕这样怀疑一秒钟都是不应该的。他们一下子出现在我周围，我的前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这是战斗中他最满足、最激动的时刻。
第四十二霓虹师在洛林地区前线约有4个月之久，这期间几乎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战斗。麦克阿瑟经常深入前线，率领和激励部队勇敢作战。到6月21日霓虹师撤离前线时已成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而麦克阿瑟也因此成为了协约国军队中人人皆知的美国军人。然而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并不欣赏麦克阿瑟，至少有一次这位将军曾郑重其事地指责过麦克阿瑟。但过后他也承认是自己看走眼了，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确是位杰出的军人。为了不让他热爱的师部变得平庸无奇，麦克阿瑟努力防止人才流失。除了进行袭击和挫败敌人的袭击，第四十二师还要努力防止被美国远征军司令部挖走人才。驻法部队中能干的军官很少，霓虹师拥有的似乎太多。在海外的头6个月里，麦克阿瑟请来的很多最好的军官都被调走了。法国人认为，个性即人。毫无疑问，麦克阿瑟此刻已经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尤其是在着装方面。他总是要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他口里叼着烟斗，高筒马靴锃亮。在美军中，巴顿也总是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但是，没有人能像麦克阿瑟那样神气十足。
1918年7月4日，配属法国第四军的霓虹师以令人生畏的勇敢和顽强投入到战斗中。头戴软帽、手持马鞭、腿绑裹腿、身着卡其布军装的麦克阿瑟准将，进攻时总是第一个跳出战壕，率领部下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麦克阿瑟曾一连四昼夜没有睡觉。协约国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深入推进到德国领土。霓虹师在这次战役中伤亡近半，战役结束后不得不后撤进行休整和补充，这时麦克阿瑟被调任该师第八十四步兵旅旅长。7月中旬，正在后方休整的霓虹师接到命令重返前线，被部署在香槟城兰斯的北面，这里面对的是德军坚固的阵地，通过这里，有一条狭长的楔形阵地直插马恩河。7月15日，德军在马恩河突出部再次发动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兰斯战役，企图一举拿下巴黎。在德军大举进攻面前，协约国急忙调动一切军队予以反击，以解巴黎之围，在欧洲战场的四个美军师全部被投入战斗。
9月末，麦克阿瑟率部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役，在战斗中麦克阿瑟身中毒气，双目几乎失明，但他却拒绝去医院。战斗尽管异常激烈，但霓虹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作战目标。麦克阿瑟为此被晋升为少将，并被正式提升为第四十二霓虹师师长。在这次战役中，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的表现使他赢得了一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和巴顿永久的尊敬。巴顿在给他家人的信中说道，麦克阿瑟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当时在战场上，巴顿正指挥一个坦克旅打前锋，正好行进在麦克阿瑟旅的阵地上。所有的人都卧倒在弹坑里，但麦克阿瑟将军没有，他站在一个小高地上，巴顿也和他站到了一处，这时一发德军的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巴顿后退了一步，身为准将的麦克阿瑟笑着对巴顿说：“别害怕，上校，你是听不到打中你的那发炮弹的。”战斗结束后，当麦克阿瑟回到他的指挥所时，发现两名记者在等他。其中一名发现麦克阿瑟毛衣的左衣袖上有个洞，那是机枪子弹刚打的。便问道：“什么时候准将也要冲锋陷阵了？”麦克阿瑟回答：“呃，有时候就是将军也得上阵。”在此役中，麦克阿瑟又为自己赢得了一枚银星勋章。毫无疑问，麦克阿瑟是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受勋最多的美军军官之一，潘兴将军在事实面前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麦克阿瑟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名最伟大的将领”。
“二战”结束时麦克阿瑟在受降仪式上，其后面是一排盟军代表人物。
一个多月后，战争宣告结束，麦克阿瑟随军返回了美国。1919年，回国后的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美国西点军校校长，成为了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1937年，57岁的麦克阿瑟从美国军中退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又被征召回军中，担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指挥美国军队在西南太平洋战场进行“跳岛战术”，有选择地攻占对美军推进有重要意义的岛屿。1944年，因为战功卓著，麦克阿瑟被晋升为五星上将，“二战”结束时，麦克阿瑟代表盟军与日本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又成为了美军在“二战”中最耀眼的明星。麦克阿瑟一生爱出风头，上天眷顾他，两次世界大战都让他占尽了风头。
谈到中国的空战英雄，人们会想到在空战中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中国空军军魂”是高志航，新中国空军第一个首开纪录击落敌机的是李汉。但来自著名军事航空史学者马航福先生的文章则表明，朱斌侯是中国空战第一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作为外籍兵团的一员参加了空战，并击落了数架敌机，只是他的事迹在多变的民国初期政局下被湮没，以致为人遗忘久矣，竟少有人再提及。
1914～1918年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惨烈而血腥的战争。问世不过十来年的飞机第一次成了战争的主要角色。交战的两大阵营在这几年中共动用了18万架飞机，有5万名飞行员在战斗中死亡，同时在参战的空军之中也涌现了1800多名“王牌”飞行员。这些人中很多是名留史册的人物，如法国的罗兰·加洛斯，德国的殷麦曼。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朱斌侯，他用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将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书写到了世界空战史册上。
朱斌侯，字允章，号迎生，生于1885年12月4日，祖籍江苏。其父朱志尧曾任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后在上海创办求新机械厂。朱斌侯13岁从徐汇中学毕业，14岁赴法留学，就读于列里机械中学，1903年毕业回国。在国内少数人赴欧学习飞行的影响下，1913年朱斌侯再次前往法国学习飞行。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刺激的空中战场把具有冒险精神的朱斌侯吸引住了。1915年9月，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朱斌侯参加了法国外籍兵团，成为一名飞行员。经过半年多的战斗训练后，朱斌侯迎来他的第一个猎物。1916年7月10日，已经升为中士的朱斌侯正在驾机进行空中巡逻，突然遭遇德军飞机来袭，双方立刻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朱斌侯首开其个人纪录，击落一架德国空军福克E型单翼战斗机。福克E型为全世界第一种装置机枪引擎协调器的战机，曾称霸欧战西线上空，创造了一阵“福克旋风”，许多协约国飞行员不幸断魂其枪前。8月20日，朱斌侯升任上士，且击伤一架福克E。4天后，朱斌侯为解救遭到三架敌机围攻的同僚，单机勇闯敌阵，结果不仅成功解围，还逼降一架敌机，为此于9月5日获得第六陆军正式表彰。
1917年2月间，朱斌侯执行对德军阵地进行空中侦察的任务，返航时遭6架德军飞机围攻，他以高超的飞行技术与敌机周旋，最后突出重围，在飞机两翼都被击伤，操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迫降成功。以后，朱斌侯因健康原因调至飞机修理厂工作，一直到1919年2月。虽然朱斌侯在法国空军担任战斗机飞行员的时间不过1年又1个月，但与当时西线战斗机飞行员平均战场寿命仅6个星期相比较，算是相当“长寿”。在这段期间，他共创下击落敌机2架、气球1具，逼降敌机2架，及击伤敌机1架的战绩，法军司令部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其“勇敢、机敏、忠诚”，“精力充沛，英勇善战”，“在飞行队中屡建战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朱斌侯从欧洲回国，在他父亲的厂里任总工程师，但他仍对飞行感兴趣。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晓嘉，见张学良、冯庸等人学会了驾驶飞机非常羡慕，就向法国商人购买了两架“布雷盖”14型飞机，同时聘请朱斌侯担任他的飞行教官。不过卢晓嘉的应酬太多，学飞行不能专心致志，一曝十寒，从来没能自己驾机单飞过。卢永祥决定利用朱斌侯来为自己打造一支空中部队，1922年，卢永祥命令浙江督军公署在杭州笕桥组建航空教练所，请朱斌侯出任所长，招收学员进行飞行训练。并再次购进了多架飞机，浙江航空队正式成立，朱斌侯被授予上校官阶，就任队长。1924年5月，法国著名飞行家乔治·佩尔蒂埃·杜瓦西和机械师贝然驾驶一架“布雷盖”14型飞机，从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做跨洲长途飞行，飞行途中因飞机故障迫降在上海跑马场。他经多方联系找到了在法国时结识的朱斌侯，朱斌侯从浙江航空队借出一架“布雷盖”14型飞机给杜瓦西，使他能继续飞往目的地东京。
1924年9月至10月，江浙战争爆发。此役齐燮元得其后台曹锟的协助，由保定航队调派人、机组织江苏航空队，轰炸浙军阵地，可惜的是，并未有资料提及浙江航空队的飞机曾升空迎敌作战。卢永祥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福建督军孙传芳围攻，被两面夹击的卢永祥很快支撑不住，扔下自己的部队败逃日本，浙江航空队随后解散，飞机成了孙传芳军队的战利品。朱斌侯被迫回到上海，中国“空战第一人”就这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此后再无音讯。在朱斌侯的履历中，其在外籍兵团的经历一直困扰着中外史学界，因为外籍兵团没有飞行员编制，而朱斌侯又确实加入了外籍兵团。多亏法国外籍兵团华人战友会的现任会长陈建等人，帮助查找史料，证实朱斌侯加入外籍兵团时并不是飞行员身份，在外籍兵团拿到驾照后才调去做飞行员的。1937年6月，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召开全国航空会议，聘请朱斌侯担任顾问，但他却称病未予出席。不过另一份1938年在武汉出版的《中国时人志》中，时年53岁的朱斌侯表明了愿投效空军行列，从事机械地勤工作，共赴国难的心愿。但这最后的愿望似乎并未实现，其名终为人所遗忘，竟至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