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隆美尔，人们就会想到“二战”时那个德国战神——沙漠之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璀璨将星中，能做到生前显赫、死后殊荣，特别是被敌对双方都认可的，唯有隆美尔一人而已。其高超的军事素质和出色战术才能受到了许多军事爱好者，甚至是著名军事家的尊敬和崇拜。他在“二战”中的“业绩”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他在“一战”时的经历，却不大被人们所注意。毕竟“二战”中许许多多的出名人物在“一战”中仅是不起眼的士兵而已，比起他们来说，隆美尔在“一战”时已可算是名气较大的了。
艾尔温·隆美尔，1891年11月15日出生于德国一普通的中学校长之家，1910年从军，两年后获中尉军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隆美尔只有22岁，职位是第124步兵团第七连的少尉排长，战争爆发后隆美尔随部队开赴法国。他初上战场是在比利时的布莱德，他带领着自己的排冲入由法国步兵据守的小镇，俘虏了50多人。在法国，因受伤隆美尔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回到部队后被升为连长。在1915年初的亚登战役中，隆美尔匍匐前进通过铁丝网，奇袭正面的法军部队，并占领了四个重要的掩体。但是因为援军上不来，在击退法军的数次反击后，只好撤退。他因这次行动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在“一战”的前两年中，隆美尔参加了多次战斗和战役，在一次次战火中，他研习了攻击坚固驻垒工事的步兵队形、位置，集中火力毁歼、压制，权衡进退、用计欺骗、侦察接触等步兵分队的基本战术，并学会了将详细战斗组织归纳为详细计划。后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步兵进攻》，实际上就是隆美尔在“一战”中经验的总结而已，也是这些战术在不同情况下成功运用的充分例证。
1916年底，隆美尔的部队被派到罗马尼亚前线，1917年1月，他带领部队在暗夜中渗透入罗马尼亚的阵线，在罗马尼亚军睡梦之中对其展开奇袭，俘获400多人。然后，他的部队又被调到意大利前线，布置在阵线的最中央。这时，德军在意大利前线全面运用了精兵渗透、深入穿插的胡蒂尔战术。这种前线指挥官得以充分发挥的打法最适合隆美尔，他演出了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好戏”。1917年10月，德军进攻意大利北部的伊松佐河防线，作为山地步兵营下属的分队指挥官，隆美尔统领着实际上相当于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的兵力。当时隆美尔的任务是确保巴伐利亚近卫师的侧翼安全，但他率领两个连的突击队在夜间大胆地向意大利军防线的后方穿插进去，当天拂晓，他这支部队就已经占领了意大利防御后方的一个制高点，并升起了德国军旗。意大利军队见后方被德军占领了，顿时防线开始崩溃。这次战役隆美尔俘获了40名意大利军官和1500名士兵，由于这次胜利，他被授予德意志帝国最高等级的勋章，并升为上尉。这次行动后，他被调回德国担任幕僚职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里是他真正感悟为将之道，并大放异彩的地方。在这里的体会将对他在“二战”北非战场上的表现起到深远影响。用隆美尔自己的话说，这里远离了西线那阴暗潮湿的沟壕和无休无止的无谓流血。他在这条战线上的经历加强了他对部队机动能力、侦察能力和指挥官对战斗的准备和组织能力的认识，同时也养成了他那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随部队一同行动并对部队进行直接指挥的风格。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厮杀中，作为下级军官的隆美尔作战悍勇，果敢机智，获德皇威廉二世授予的功勋奖章。“一战”结束后，他担任过步兵营长和陆军学院教官。在当战术教官时他自己写了一个教材叫《步兵进攻》，在书中记述了他的战斗经历。书中贯穿了德国军事理论的进攻精神，提出“进攻，进攻，进攻”，强调了发扬火力的重要性。因著有《步兵进攻》一书，年轻的隆美尔引起了希特勒的重视，1938年他被调任希特勒元首警卫营的上校卫队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在非洲战场一败涂地，希特勒派出了他的爱将、已是少将师长的隆美尔出任非洲军团的司令官，他在“一战”意大利战线上和“二战”初期法国战役中得到检验的战术可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得以充分发挥了。他亲临一线，最大限度地利用突然袭击和机动作战，在非洲的大沙漠上刮起了一股隆美尔旋风。由于他常常出其不意，以少胜多，而被对手誉为“沙漠之狐”，成为德军的一代战神。
1941年，隆美尔（最近的一位）与意大利在北非战场的指挥官伊塔洛·加里波第元帅（中）在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英国二等兵手下留情放走了已经被毒气熏伤的德军下士希特勒，这个一瘸一拐走出阵地的德军士兵也看到了不远处的枪口正死死地指着他，然而，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他既没有举枪也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毫无表情地盯着那个英国兵，似乎在等待已无可避免的最后时刻。那位士兵在日后回忆起当时的一刻说：“我让他走掉了，因为我不杀伤兵。”
“一战”爆发后，德国上下充满战争狂热，在这种氛围下，25岁的希特勒——一个奥地利业余画家，参加了德国军队，被分配到由朱利叶斯·利斯特上校指挥的巴伐利亚预备步兵第十六团，纳粹宣传家后来称这个团是志愿兵团。1914年10月底，缺乏训练和装备的“利斯特团”在比利时佛兰德斯首次经历了“战火洗礼”，希特勒后来称，他是排里唯一一名幸存者。在此前的纳粹宣传中，希特勒因为在西线战场的优异表现获得晋升，希特勒所在连队——利斯特突击团也被描述成一个“兄弟连”式的部队。不过在巴伐利亚战争档案馆中，发现了希特勒“一战”时期一些战友的信件、日记及老照片，这些记录显示，希特勒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主要在后方送信，他送信的地点实际上距离前线还有3～5公里的距离。一名和希特勒同在第十六巴伐利亚步兵团服役的军医在文章中记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情景：“一天晚上，敌人第一波夜间轰炸刚开始，有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跌跌撞撞地来到地下室，他的眼神里充满恐惧和愤怒。他很瘦，所以看起来显得挺高，他坐在那里气喘吁吁，好一会脸色才好了些。之后就开始不停地咆哮，痛斥英国人。那样子和他多年以后当上元首时一模一样。”
不为人知的是，希特勒当时竟然不会用刺刀挑开罐头食品，几乎饿死，一些老兵经常取笑他。他对上级特别顺从，对写信、喝酒不感兴趣，手中经常捧着政治著作或者画板。弗雷在文章中写道：“当希特勒还是个士兵的时候，就喜欢到处发表演说似的点评时事，就像他20多年后作为国家元首时那样，甚至连用词都差不多。”后来希特勒被调任传令兵，此后4年，他一直在大炮和机枪射程外的后方服役，这一相对舒适的区域通常被当成前线士兵的休假地，在前线战士眼中，希特勒所处的环境就是“天堂”。
希特勒曾获得过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首次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是在比利时，授勋的主要原因是他单枪匹马把受伤的连长从法军阵地上拖回了本方营地，在这期间，他至少15分钟处于枪火的打击之下。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是因为他在一次战斗中保证了团部的通信通畅。于是有人“考证说”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都是军队中比较普通的奖励。其实，在1300多万人的参加者中，只有21万多人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而二级铁十字勋章被授予约550万，所以说，作为一名士兵，希特勒还是比较出色的，没必要因为后来他的作为就否定他的一切。在德国，要想得到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象征着一个军人最高的荣誉，曾经有一位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走进一家高级酒店，服务生看了看他的肩章说：“先生，这是贵族会所，你不能进去。”但一眼又看到了他胸前的铁十字勋章，马上改口说：“但您除外，您是受欢迎的。”所以希特勒还是很珍重这枚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总把它戴在身上。
纳粹得势后，希特勒的“英雄故事”以及战争传奇自然从一开始就被纳粹利用，为了宣传需要，说他在“一战”中俘虏了12名英军士兵而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以支持他们的政治目的。当然，希特勒上过前线，受过两次伤，并且不是逃兵，说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其实也并不过分。希特勒生殖器官的状况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一些历史学家称，英国所作的“一个蛋”的歌曲是为了宣传，但是有传闻称，苏联人对希特勒的尸检证实了这一说法，记录显示，希特勒确实在索姆河战役中腹股沟处受过伤。大战结束后，眼睛被毒气伤害、什么也看不见的希特勒被送到了福斯特医生的诊所，福斯特在跟希特勒进行交流后发现他有心理障碍，决定用催眠术治疗他的心病。福斯特在希特勒处于催眠状态的情况下告诉他说，他的眼睛还真是瞎了，可上帝要让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超人”，他能凭着自己的意志恢复视力。还别说，希特勒的眼睛不但好了，而且从此相信自己就是“与众不同的超人”。
在“一战”结束德国签下投降协议后希特勒这样写道：“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我把头埋进了枕头里，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那个夜里，我的心里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些事情的人的仇恨！我越是想在那个时间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就越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相比，我的眼伤又算得了什么？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岸，北接拉脱维亚，东南邻白俄罗斯，西南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和波兰，首都维尔纽斯。立陶宛是一个历史古国，与俄国一直在北欧及东欧争雄，立陶宛人自称是“列图维亚人”，一共才有不到300万人口。立陶宛人属欧罗巴人种波罗的海类型，19世纪初期，整个立陶宛被沙皇俄国兼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对德国的东普鲁士发起了攻势，但在1914年底的冬季战争中俄军遭到了失败，1915年，反攻的德军进入了俄国境内，立陶宛全境又处于被德国的占领下。1917年7月，由临时政府执政的俄国在战场上再次被德军打得大败，再也无力顾及到波罗地海沿岸的立陶宛，在德国的扶持下，立陶宛成立了一个由资产阶级主持的议会。当年底，俄国又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俄国政府自顾不暇，在德国的策动下，立陶宛于1918年2月16日宣布独立，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宣布成立“立陶宛王国”，建立了以奥古斯丁纳斯·沃利迭马罗斯为首的第一届立陶宛资产阶级政府，政府所在地考纳斯被定为立陶宛的临时首都。当然，这个新独立的立陶宛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王国，它的国王必须要由德国人来指派。
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了，“立陶宛王国”失去了靠山，当年底，在苏俄军队的支持下，在立陶宛的临时首都维尔纽斯成立了立陶宛工农临时革命政府。随后这个临时革命政府又宣布建立立陶宛苏维埃政权。苏俄政府立即通过了《承认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的法令。第二年初，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一致决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两国合并，实际上，这完全是苏俄一手操办的。然而，立陶宛这个苏维埃政府实际只控制了立陶宛靠近苏俄那一小块地区，而以立陶宛西部重镇考纳斯为基地的立陶宛白军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很快便在力量上超过了立陶宛的苏维埃政府，当年秋天，苏俄在俄波战争中失利，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合并的那个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被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立陶宛白军推翻。
立陶宛的资产阶级政府战胜了布尔什维克后，它所面临的第二个威胁又出现了，一大群在“一战”期间被德军俘虏的俄国士兵由于德国战败而被放了回来，在协约国的支持下，他们被组成了由俄国白军将领保尔·柏蒙特领导的白军，协约国的本意是要这支柏蒙特白军去对付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柏蒙特白军在被释放时也答应协约国要去与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为敌，不过，在柏蒙特的率领下，他们没向布尔什维克开战，倒是对新独立的立陶宛资产阶级政府发动了进攻。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柏蒙特不想与布尔什维克为敌，只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处于危急之中，这就使得柏蒙特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内战中必然要失败，因此他根本没有必要让自己的部队浪费在打击布尔什维克上。相反，他更热衷于再次吞并刚刚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所以对于柏蒙特而言，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夺取西立陶宛，这一点大出协约国的意料。
柏蒙特的军队每夺取立陶宛的一个城镇，就强迫当地的居民改说俄语，结果这成了他们在立陶宛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加上协约国对他的支援中断了，这使得柏蒙特白军在立陶宛陷入了艰难的处境。当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解除时，立陶宛白军对柏蒙特白军给予了重重的一击，柏蒙特和他所指挥的白军最终被立陶宛的白军彻底击败，结果这一批人被解除武装后遣返俄国，实际上就是被赶出了立陶宛的国境。
打败了苏俄和柏蒙特白军的立陶宛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除，紧跟着波兰又跟它发生了纠纷，波兰和立陶宛一样，都是乘着沙俄崩溃而独立的，并且也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协约国是指望它们去对付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但虽说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它们共同的敌人，它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那就是这两个新独立的国家之间有着大片的争议领土，其中甚至包括维尔纽斯。
维尔纽斯位于立陶宛东南部的内里斯河和维尔尼亚河汇合处，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在古时候它一直是立陶宛首都和最大城市，据传有一位立陶宛的国王有一次打猎后在篝火边睡着，做了一个预言性的梦，解梦以后，就在他刚才睡觉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就是维尔纽斯。
在历史上，维尔纽斯曾因为各种政治及军事原因而属于不同的国家。波兰在强盛时期也曾占有过它，在波兰的“独立之父”毕苏斯基心中，他所要恢复的就是昔日波兰最强盛时的领土。丘吉尔为此曾以嘲讽的口吻说道：“你要恢复你的国家疆域，但你们国家的那些疆域难道就不是从别的国家得来的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尔纽斯和立陶宛其他地区均被德国占领，德国军队撤退以后，立陶宛的武装被向前推进的俄国占领军所击退，维尔纽斯多次易手，波兰的军队曾控制了一段时间，以阻止该市被俄国布尔什维克军队占领。但立陶宛认为维尔纽斯自古以来就是立陶宛民族的首都，尽管这个城市现在的立陶宛人不占多数，但在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维尔纽斯区”，立陶宛人还是占人口大多数。此外，这个地区还有一些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因此，在苏俄与波兰的战争中，立陶宛的资产阶级政府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苏俄一边向波兰宣战。
当苏军在1920年10月初于华沙战役中被波兰击败后，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同立陶宛签订和约，放弃了维尔纽斯。10月7日，波兰与立陶宛签署了条约，承认维尔纽斯地区属于立陶宛。但在两天后，波兰占领了维尔纽斯，并在当地建立了“中立陶宛”傀儡政权，两年后，维尔纽斯成为了波兰的一部分，立陶宛民族被迫离开该市，并且禁止在公众场合使用立陶宛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维尔纽斯又归属于立陶宛，但那时，立陶宛已被苏联所吞并。
以上三次战争被立陶宛资产阶级称为“立陶宛自由战争”，尽管有胜有负，但它们换来了国际社会对立陶宛独立的认可。
在“一战”期间，腐朽而庞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一块大肥肉，特别是它在中东地区摇摇欲坠的统治，更是使英法等国图谋已久，因为在中东，有着巨大的石油资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协约国之间就已签订了多个秘密协议，计划着要瓜分奥斯曼帝国，俄国也与协约国各方签订了有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战时协议。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公开谴责前沙俄政府战时与英、法等国签订的秘密协定，并陆续将这些协定公之于众。此举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大国间的秘密政治交易，对协约国、特别对英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在英国看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其提供了与土耳其单独签约的条件和机遇，因为在这之前，沙俄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与英国还有些相互间的牵制，现在英国无需再考虑俄国的问题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如释重负地说道，俄国退出战争，使我们自由解决君士坦丁堡问题成为了可能。
战争结束前几周，被英军俘获的土耳其士兵人数又涨。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属同盟国阵营，1918年战败后，被迫与协约国签订了《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协约国在签订该协定后便开始侵占奥斯曼帝国领土，英、法等国出兵进占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而希腊则自西面登陆伊兹密尔并向内陆挺进，而法国和亚美尼亚亦分别自南、东两面进入小亚细亚。在协约国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法国及意大利在战后进行了多次磋商，逐步确定了它们从奥斯曼帝国获取的利益。
还在战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议会讲话中就曾表示：“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并非为剥夺土耳其首都或土耳其人居多数的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富饶土地。”他的这番讲话是想告诉奥斯曼帝国，英国允许土耳其依然保留伊斯坦布尔和在亚洲的主要地区，但他的条件是土耳其必须停止与协约国的对抗。但劳合·乔治同时还说，对于非土耳其民族居多的地区，如阿拉伯、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应该从土耳其分离出来。大战结束后，英国及法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崩溃状态之中，巴黎和会后，在英法等列强的坚持下，炮制了对土耳其极为苛刻的《色佛尔条约》。
1920年4月，协约国邀请奥斯曼帝国政府派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帝国政府派出前首相艾哈迈德·铁菲克参加了巴黎和会。当铁菲克获知了协约国的要求后，认为《色佛尔条约》中的有关条款过于苛刻，因而拒绝继续讨论。奥斯曼帝国政府因此撤换了铁菲克，改派现任首相菲利特率团赴巴黎继续和谈，菲利特把与协约国达成的协议带回，苏丹穆罕默德六世随即召开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了那些有关的协定。
巴黎和会后，又签订了许多相关的协定，在一系列的和平条约中，《色佛尔条约》是最后出笼的。《色佛尔条约》的拖延，固然因为巴黎和会的最初阶段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上，但深层原因，还是由于解决土耳其问题面临许多复杂的争端，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在巴黎和会上，没有比土耳其问题更重要的了。”
《色佛尔条约》是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920年8月10日签订的一项条约，它属于1919年巴黎和会系列条约的一部分，从条约内容来看，《色佛尔条约》就是一个列强对土耳其进行瓜分的条约。在《色佛尔条约》中，恰塔尔加线以西割给了希腊，黑海海岸基雷松之东、艾尔新江、木施以西、比特利斯及凡湖以南归了亚美尼亚，原属于奥斯曼的埃及、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科威特地区领土割给了英国，原属于土耳其的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归属了法国，原属土耳其的利比亚归属了意大利。
不仅如此，在《色佛尔条约》中还特别强调从地中海至黑海的航道应该“国际化”、“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要以某种国际联合控制的方式取代土耳其控制，这清楚地反映了英国在海峡地区的利益需求。通过《色佛尔条约》，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片领土及人口被列强瓜分及分裂为多个新的国家，使土耳其丧失约4/5的领土，土耳其的财政经济和关税，接受英法意建立的财政委员会监督，还规定对土耳其的军事限制，使土耳其完全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色佛尔条约》是协约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和平条约，但是它从来也没被被后来的土耳其政府所接受。从1919年秋天开始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起义和抵抗斗争，有效地控制了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中部，政权逐渐从君士坦丁堡苏丹政府转入到凯末尔手中。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凯末尔在安卡拉创建了大国民议会政府，新政府不仅拒绝承认极为苛刻的《色佛尔条约》，而且义正辞严地发出警告：“200万土耳其人民决心保卫自己的独立。”协约国集团早就意识到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大国民议会政府将是实现《色佛尔条约》的最大障碍，于是准备以军事入侵相威胁，企图迫使安卡拉政府接受《色佛尔条约》的各项条款，这次军事行动被对土耳其的领土最有野心的希腊承担了。希腊首相维尼泽洛斯也深知，只有扑灭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的烈火，才能确保希腊对于小亚西亚领土的永久并吞，于是，他借机向协约国提出继续向土耳其内地进攻的要求，并且很快得到了协约国的批准。
由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小亚细亚进行激烈反抗，协约国于1921年2月在伦敦召开和会，同时邀请了奥斯曼帝国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参加，大国民议会在会上要求废除《色佛尔条约》，但未获接受，同年9月，土耳其军队于沙卡利亚河击败了希腊军队，法国和意大利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随即宣布不承认《色佛尔条约》，并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和。这时英国政府面临的真正难题是，若想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实施《色佛尔条约》，似乎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但他们却缺少完成这一任务的军事力量。法国近东事务专家菲力普·米利特谈到《色佛尔条约》时说：“这样一个条约不可能被接受和承认，它只能被强制实施。”
随着土耳其独立战争的步步胜利，迫使协约国重新返回到谈判桌上。在1918～1923年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迫使希腊人及亚美尼亚人离开了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亦成功平定19世纪20年代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土耳其得到了安纳托利亚的控制权，自此《色佛尔条约》已无力履行。协约国无奈之下，只好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23年签订了《洛桑条约》，以替代《色佛尔条约》解决领土纷争。
《色佛尔条约》的艰难出台以及它的流产，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对和抵制，还有战后战胜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国和意大利十分嫉妒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它们不仅不与英国共同维护《色佛尔条约》，反而很庆幸地看着条约的夭折，并在关键时刻釜底抽薪，率先宣布不承认《色佛尔条约》，这就使英国孤立地面对凯末尔的军队。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曾主持批准通过《色佛尔条约》的苏丹穆罕默德六世、首相菲利特以及参与签订条约的铁菲克等人都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他们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在海外流亡，只有铁菲克在1943年获特赦返回土耳其。土耳其共和国把《色佛尔条约》签订之日定为国耻日。奥斯曼帝国的分裂形成了现今的阿拉伯世界及土耳其共和国，国际联盟允许法国托管叙利亚及黎巴嫩，又允许英国托管美索不达米亚及巴勒斯坦，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阿拉伯半岛领地成为现今沙特阿拉伯及也门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君王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表相继被赶下台。在1917年3月俄国发生的革命中，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帝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同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后，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一战”的后期，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们，把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视为最危险的“洪水猛兽”，它们联起手来对新兴的社会主义苏联进行了武装干涉，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仇视无产阶级革命的沙俄旧军官、官僚、贵族、地主、资本家携带家眷成群结队逃向西伯利亚，因为在那里有着白俄的势力，当时从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窜入远东的白俄有25万人左右，其中谢米诺夫统率的白俄军为一股重要武装势力。1918年，谢军在赤塔被苏俄红军击退后，窜入中国东北边境。1917年11月，俄国成立苏维埃政府，随即宣布与德国停战，第二年3月单独与德国媾和。此后，从东部战线脱身的德军开始向西部战线集结。英法两国对此甚为恐慌，准备干涉俄国内战，在它们的支持下，许多新生政权的敌对势力在乌拉尔方向上形成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战线，并且请求日美两国出兵。
为应对汹涌而来的红色浪潮，美国出乎日本当局意料地就日本侵占满蒙问题做出了重大让步，日本陆军开始策划向远东的俄国领土出兵。日本是一个新兴的亚洲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给予了日本发展壮大的绝好机会。西方国家依靠雄厚的工业实力所获取的实际利益大大刺激了刚刚崛起的日本，但是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这成为它想要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现在它把扩张的目标瞄向了中国的东北和与它相邻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这片广袤的地区面积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占亚洲陆地面积近1/3，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森林和草原，有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很多人都将其称为“金窖”。
俄国“十月革命”动摇了日俄同盟，日本决定全面控制中国以便干涉苏俄，并与段祺瑞政府就共同防御办法缔结协定。1918年6月7日，协约国的凡尔赛最高军事委员会向日本提交出兵备忘录，希望日本参与向西伯利亚派兵。当时日本的参谋次长和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在英法两国提出派联合国军出兵西伯利亚倡议时，他以为机不可失，企图利用这一时机，乘苏俄尚未稳固之机，将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三州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的第一个进军目标是海参崴。
在亚欧大陆的北端，有一条横贯整个西伯利亚的铁路，这就是被称为俄罗斯“脊柱”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它西起莫斯科，跨越8个时区和16条欧亚河流，沿途经1000多个车站，总长近1万公里，一直通往日本海沿岸的海参崴。1918年，日本海军派出两只军舰前往海参崴港，理由是协助受布尔什维克势力威胁的俄国临时政府。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还有一个借口，那就是当时在西伯利亚有一个归属于协约国的“捷克军团”，它是由捷克和斯洛伐克族奥匈战俘及俄国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有5万多人。“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战争，其领土上的“捷克军团”受协约国的安排，打算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然后乘船返回欧洲继续与德奥作战。但在乘火车前往海参崴途中，传来德国人要求苏俄拘禁“捷克军团”的消息，这导致了该军团发起了暴动，而这时英法正好也希望“捷克军团”能在苏俄的后方发挥点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英国请求出兵救援，美国响应，日本也以这件事为由欲出兵。
虽然列强要日本出兵介入，但同时又怕日本坐大。美国很担心日本趁机大举出兵，侵占西伯利亚，因为日本一旦在西伯利亚立住脚，前景难以预料，连美国的阿拉斯加都将难得安宁。为了不让日本在西伯利亚独大，被视为这次出兵的主力的日、美两军商定各自派7000名兵力登陆，但日本借口自己的特殊地位，决定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派兵。经过双方对出兵兵力的反复交涉，决定日本陆军先派遣1200名官兵去西伯利亚，同月美国也派遣了与此相等的兵力。然而想控制西伯利亚的日本陆军，并不满足于所投入的这一点兵力。
7月中旬，迫于5000名苏联红军可能与正在向俄国南方运输回国的1万名德奥战俘汇合的严峻形势，美国方面向日方提出新的提议：同意日本一次性派出1万至1·2万人的兵力，但反对日方第二次派兵。并强调，日本如果派出更多兵力，美国将不再卷入这件事情。但日本一面强调“捷克军团”有覆灭的危机，一面继续向西伯利亚投入兵力，先后派去了近8万人。
最初，美国提议日美双方应派同等数量的兵力，遂向海参崴派遣军队，同时以驻中国东北第七师主力支援与布尔什维克军队作战失败的谢米诺夫部队联手，由日本派遣军司令官大谷指挥各国联军，沿西伯利亚铁路和东支铁路线击溃附近的布尔什维克军队。日军迅速进入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进逼乌苏里铁路沿线各要地，9月下旬攻至贝加尔湖以东，分兵沿黑龙江铁路和黑龙江西进。
但这时的日军中暴发了一场严重的性病，据统计，当时在西伯利亚战斗的日本部队中得性病的人比战死者还多，这些得病者不能再上战场，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而且日本在当时国力并不很好的情况下贸然出兵西伯利亚，投入十多亿元的军费，终于导致国内米价上涨，发生了谷米暴动。这场近现代世界史上著名的“米骚动”，迫使以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为首相的日本内阁于9月29日垮台。
鉴于日本在西伯利亚不断增兵的情况，9月30日，美国对日本发出通牒，警告日本不要继续派兵向贝加尔湖以西推进。10月10日，英国则表示希望日本与英法联军和“捷克军团”一道继续向乌拉尔方向推进。而日本的战略目的不是乌拉尔方向，它只是在西伯利亚一线扩张，这引起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俄国远东反苏俄政权的高尔察克政府的不满。在苏俄与德国达成停战协议后，“捷克军团”也无意再战，在苏俄红军的攻击下退至鄂木次克。英法联军也开始减少支援。1919年10月英国撤兵，11月鄂木次克被红军占领。见势不妙的日军也在停战后减少了派兵，但苏俄红军乘机发动攻势，制造了田中营的全军覆没。
日本的实际战略目的是同时占据西伯利亚三个共和国和整个满蒙地区。对于日本的独占意图，美国看得很清楚，随即制造舆论，逼迫日本门户开放，破坏其妄想独占西伯利亚的企图。美国陆军部长甚至主张全面撤军，说美军驻留西伯利亚，会被日军利用以掩盖其占领西伯利亚的目的。1920年1月，美国也宣告撤兵。在苏俄红军势力显著加强的西伯利亚，只剩下东进中的“捷克军团”和日军。在没有美国资助的情况下，加上日本国内反对出兵派和列强的压力，野心遭到挫败的日本政府，不得不于1922年5月声明撤兵。
这次出兵西伯利亚，由于各国的国情及其政治目的相差甚远，各怀想法，对各国来讲最终都是以徒劳无益而告终。日本未能认清形势，又延误了撤兵时机，白白在酷寒之地苦战，浪费了9亿多日元，断送了2000多人的生命，而且引来国内外的非难。不堪重负的日本从8月26日开始正式撤兵，10月25日，最后一队日军撤离了海参崴。
爱尔兰是一个西欧国家，西临大西洋，东靠爱尔兰海，与英国隔海相望，在北美通向欧洲的通道上。它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爱尔兰人属于凯尔特人，是欧洲大陆第一代居民的子嗣。爱尔兰共和国于1922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是个和平宁静的国家。爱尔兰岛北部被称为北爱尔兰，至今仍属于英国。
英国自1801年正式吞并爱尔兰后，便对爱尔兰进行残酷的压榨。在19世纪的后半期，英国300多个地主霸占了爱尔兰600万英亩土地，使500万爱尔兰人处于无土地的困境。因此，爱尔兰人民反英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和自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忙于战争，给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造成了机会。1916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即4月24日，约1000名爱尔兰人夺取都柏林14个地区并声明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起义的领导人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皮尔斯和“市民军”的首领康诺利。起义总部设在邮政总局。起义者宣布了《复活节宣言》，正式名称为《共和国宣言》，是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国民军在1916年4月14日开始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中发表的文件。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军事委员会在其中自称“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爱尔兰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独立。帕特里克·皮尔斯在都柏林邮政总局宣读了该宣言，标志着起义开始。
复活节起义是爱尔兰独立运动之一部分，这场起义是一次由武装的爱尔兰共和派以武力发动的为从英国获得独立而进行的尝试。它是自从1798年爱尔兰起义以来爱尔兰最重大的起义。起义者大部分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组织，从1916年4月24日持续到4月29日。2万名英军被派往都柏林，包围了市中心并炮轰起义军所占地区。英裔爱尔兰人罗杰·凯斯门特在试图将2万件德国人提供的武器运上岸时被捕获，罗杰是爱尔兰独立主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企图从德国获得军事支持，但忙于战争的德国只给他提供了一船军火。他在伦敦被军队关押，等待审判。
4月29日皮尔斯和康诺利投降。5月初，15名起义领导人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处死。以复活节起义为标志，爱尔兰独立运动由此迅猛发展起来。起义领导人之一、诗人帕特里克·皮尔斯对着那些牺牲者的墓地发表演讲时说：“这个王国的卫士或秘密或公开地双管齐下，满以为已经平息了爱尔兰的反抗。他们自以为已经买通了我们一半人并吓住了另一半，以为他们料到了一切，做了一切可能的防范。蠢呀！蠢呀！蠢呀！殊不知这些死去的非尼安会员的墓葬都在爱尔兰，不自由的爱尔兰将永无宁日。”
开始时爱尔兰公众舆论还不大支持起义，英国的镇压改变了舆论倾向，激起了爱尔兰人民的爱国主义。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爱尔兰人民在新芬党领导下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市府大厦举行会议，成立爱尔兰议会，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新芬党领袖瓦勒拉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20年英国“爱尔兰王室警吏团”以及英国正规军部队开到了爱尔兰，骚乱和暴力事件不断，到处是纵火、破坏和暗杀。与此同时，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部队和军警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双方都不断地施以暴力。
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一共使用了10万多人的部队和军警。英国政府企图以武力镇压爱尔兰人民的反抗，激起了国内工人阶级的义愤，工人纷纷提出抗议，统治阶级内部也意见分歧。英国政府被迫同爱尔兰于1921年12月签订了英爱条约，允许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立“自由邦”，享有自治权。北部六郡（现北爱尔兰）仍归英国。1937年，爱尔兰宪法宣布“自由邦”为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12月21日，爱尔兰议会通过法律，宣布脱离英联邦。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拒绝归还北部六郡。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起义者被认为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英雄。
在考查了“一战”资料后，英国的报纸披露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一战”期间，英国军方招募了25万名不到参军年龄的童子军，其中近一半人最后惨遭伤亡。而且，多年来，英国政府对这个“丑闻”一直刻意隐瞒，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真相！
“一战”爆发后，英国开始了战争动员和宣传，在短短的2个月内，就有75万名英国男子响应宣传应征入伍，他们入伍的动机当然各有不同，有的是出于爱国热情，有的是因为家境不好，到部队找口饭吃。在那些入伍的人中，有许多人都是稚气未脱的未成年男孩，最小的甚至只有14岁。尽管当时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和他的内阁明知道许多征召入伍的男孩都未达到法定服役年龄——18岁，但为了招募到足够的兵力，全都睁一眼闭一眼。据历史学家披露，当时大约有25万名英国男孩被政府征召入伍，赶赴血雨腥风的欧洲战场，成了不折不扣的英国“童子军”。当年参战的一名幸存者威瑟斯曾透露说，当时他只有17岁，但在政府的鼓动下一心想参战，于是他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独自在征兵处虚报了姓名、年龄以及家庭住址，负责招募的人什么都没有多问，也没有核实，就让他加入了军队。威瑟斯说：“当时很多只有15岁左右的男孩都谎称自己19岁或者20岁。”
在残酷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这些本来只是孩子的童子军和成年士兵一样承受着枪林弹雨，最终，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还有的因为开小差被英国自己的行刑队处死。参军时只有17岁但虚报为21岁的士兵贝维斯泰因，就是被英国武装部队的行刑队秘密处决的300多名士兵之一。旷日持久的战争几乎每天都使数百甚至数千名英国士兵阵亡，这令不少英国士兵心生胆怯、畏惧，特别是有许多像“屠夫黑格”那样的将领，让士兵排着队面向机枪走去，让其死得毫无意义，展示的是赤裸裸的残酷，因此许多士兵不再愿意白白充当炮灰。为了稳定军心，迫使军队死守战壕，与德国兵血战到底，英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强化了行刑队的执法，凡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的开小差的士兵，一律由行刑队快速处决。其中有的审判不到10分钟，就被拉出去就地正法。贝维斯泰因就是其中不幸的一个。当他于1914年9月应召入伍时只有17岁，他在吉旺希的一场战役中不幸中弹受伤，被送往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即将返回前线时，一枚手榴弹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饱受惊吓的贝维斯泰因不愿再回到战场上去，一名军事医疗官员命令他马上回到前线战壕去，贝维斯泰因拒绝服从命令，因此他于1916年3月20日遭到了处决。
1914年夏末，英国被战争的狂热笼罩，志愿者们纷纷入伍，成为“新军”的一员。
来自设菲尔德市的伊莱斯是当时最年轻的英国“童子军”之一，他应召入伍时只有14岁。两年后，在法国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他就被敌方炮弹击中丧生。在伊莱斯阵亡前，他的姐姐弗洛丽曾写信恳求他，要他向军方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弗洛丽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弟弟，告诉他们你的真实年龄吧，我相信他们会安全送你回来的。”然而弗洛丽的信却被退了回来，上面还附了一行字：已经阵亡。英议员亚瑟·马克汉姆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英国军方招募大量童子军的问题，为了让军方下令撤回这些只有十来岁的孩子，马克汉姆一直以各种方式奔走、呼吁、请愿。但是，他的力量还是太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声音也显得微不足道，所以他的这些努力最终全是徒劳。由于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英国方面多年来对招募25万童子军的事实一直严加保密。
尽管事件已过去80多年，但是被枪决士兵的家属和后代的心灵创伤和痛楚却与日俱增，他们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前辈正名。英国在野党和工党也积极配合，英国政府终于公开承认了“一战”期间发生了行刑队枪杀士兵的事件。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称：“这些士兵不应该被人们当作‘懦夫’或‘开小差者’，而应视为残酷战争中成千上万受难者中的一员。”
但那些士兵的家属认为，政府没有诚意，应该向他们公开道歉。一位叫诺拉·海伊的英国人称政府的决定“令人厌恶”，海伊的叔叔威廉·纳尔逊19岁时因离开军队驻扎地外出找食物而被枪决。被枪杀的士兵戈金斯的女儿气愤地说，政府的决定太令人绝望了，当年父亲被枪决后，母亲终日羞愧流泪，无脸见人，一直将这消息对家人保密，在没有军人津贴的情况下，靠帮人擦地板，才将女儿拉扯大。在战争年代，只有一句口号，那就是“一切为了战争”！脉脉温情那是和平时期的事，战争是残酷的，在那里没有老人、妇女和儿童。
在“一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没有对战后美国老兵复员的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导致复员过程进行得异常混乱，400万士兵在身无分文、没有任何安顿计划和救济的情况下就被送回了美国，最终埋下了1932年镇压“一战”老兵悲剧事件的种子。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退伍军人向首都进军的事件，其中以1932年的“退役金大进军”最为严重。根据1924年通过的国会法案，凡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每人可以领取1000美元的退役金，不过这笔钱要到1945年才能发给他们。但是1932年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些穷困不堪的老兵实在难以为生，许多人穷困僚倒，家庭破落，生活毫无保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们开始游说鼓动，要求能提前领取退役金，并为此发起了一场向华盛顿进军的请愿运动。这些由各地汇到一起的请愿者在华盛顿组成了一个临时居住点，居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一战”时的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妻儿。他们聚集在华盛顿南部安那柯斯提河对面的安那柯斯提低地，住在用捡来的厚纸板和木条做成的棚屋中，或是蜗居在简陋的帐篷里，风餐露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当然，在这些请愿者当中，也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混在那些请愿者中间，是想借此闹事。
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街景画面，图中是在柏林，但在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场景。
到6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已有2万多名退伍军人及其老婆孩子聚集在国会大厦附近，华盛顿很快出现了一座退伍军人城，并美其名曰“胡佛村”。这些退伍老兵们时而上上军操，时而唱唱军歌，但绝大部分时间中，他们是在等待和发愁。当时的一名记者这样描绘道：“这些老兵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然，满面愁容。”老兵们希望政府能同意他们的要求，但一个多月后，这些前往华盛顿请愿的老兵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鲜血会洒在自己首都的土地上，想不到没在异乡做鬼却倒在了自己军警的枪口下。6月15日，众议院投票通过了赖特·帕特曼议员提出的支付退役金的议案，但是过了两天，参议院又否决了该议案，大部分退伍老兵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踏上归途，但仍有数千人继续留在那里，企盼着政府能改变态度。但是在胡佛政府看来，这些请愿者构成了“在国会所在地向政府发起进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胡佛总统感到必须立即遣散请愿队伍，让他们迅速离开华盛顿。于是，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美国陆军。在与政府和军队高层的一次会议中，请愿军领导人希望政府承诺，在部队进入请愿者的宿营地时，必须要列队而行，给予这些退伍军人最后的尊严。当时在场的麦克阿瑟立即答道：“没问题，当然可以，我的朋友们。”
但是在7月28日军警与请愿者发生了几起暴力冲突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麦克阿瑟如临大敌，认为“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危险性，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想从濒于枯竭的国库索取金钱的行为，赤色分子渗入了退伍军人组织，并很快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领导人手中接过了指挥权”。在麦克阿瑟看来，退伍军人的这次进军，是共产党人想要煽动的一场革命，胡佛总统也宣布这些请愿者不是退伍军人，而是共产党人和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胡佛总统开始责令美军迅速处理“退役金大军”的对抗行为，艾森豪威尔当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放任不管，请愿者和美军之间必定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任命了一名颇有能力的准将佩里·迈尔斯来指挥军队，年轻的装甲兵少校乔治·巴顿指挥坦克部队。坦克的出动清楚地表明，请愿者试图抵抗的后果将会是什么。
无论如何，政府决心用武力撵走这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的决心已定，决定在7月22日清除仍“驻扎”在市中心的退伍军人。可是退伍老兵们似乎并未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曾对他们的一位领袖说过，即使到了不得不赶走他们的时候，他还是打算让他们体面地撤出。1932年7月28日下午4时，白宫和国会山之间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在美国陆军参谋长、少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一队队头戴钢盔、排列整齐的军队，挺着明晃晃的刺刀开始缓缓地向前推进，骑着战马的巴顿少校也在这个队伍中，在他的身后，是一排排的骑兵，还有5辆雷诺坦克。在这件事上艾森豪威尔还是比较理智的，他并不想让自己直接卷入这场后果难以预料的冲突之中，因此他劝麦克阿瑟也别介入其中。后来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我告诉那个蠢货他没有必要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我告诉他那根本不是一名陆军参谋长应该去的地方。”但麦克阿瑟不同意，坚持要亲自出马，并且还坚持要穿上军装正正规规地出现在现场。无奈的艾森豪威尔只好同麦克阿瑟一起穿着整齐的军装出现在衣不蔽体的请愿者面前。麦克阿瑟说：“我不想听什么指示，把他们给我打发走。”于是他命令军队跨过安那柯斯蒂亚河，一举捣毁闹事者的营地。
当麦克阿瑟的部队到达安纳科斯蒂亚桥时，天色迅速暗下来，营地里来了一名使者，他请求麦克阿瑟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撤出妇女和儿童，麦克阿瑟立刻表示同意，并让部队停下来吃晚餐，他们有将近两个小时在原地没有前进，随后又开始了进军。胡佛总统已是决心镇压这场老兵们的不满运动，军队的行动开始了，骑兵成为了镇压的主力。老兵们的抵抗很快就停止了，他们拖家带口地退却了，但后面的军队仍在步步紧逼，到晚上9点多钟，逃难的老兵已撤到设在阿纳科斯蒂亚河对岸的大本营，麦克阿瑟不顾总统不让军队过河的指示，仍然穷追不舍，他让部队打过河去，捣毁老兵们的大本营，并将收容退伍军人的难民营点上了一把火，十几米高的火焰照得华盛顿的夜空通红，陆军部长那道“关照和体贴每一名妇孺，采取一切人道措施”的命令，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至于在这场事件中有多少老兵及其家属伤亡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平息舆论的指责，胡佛在第二天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希望能够快速对煽动者绳之以法。为了保护自己，麦克阿瑟和胡佛都宣称共产党控制了这个组织，而沃尔特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枚棋子。胡佛认为骚乱分子中老兵还占不到一半，而麦克阿瑟所认为的甚至更低，他认为只有1/10。但是有证据表明，共产党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一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事后调查表明，94%的示威者有着海军或陆军的服役记录。在这次小题大作、虚张声势、近乎残暴的血洗老兵事件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曾劝麦克阿瑟避开新闻记者，而让政界人物去发表谈话，但麦克阿瑟没有听取艾森豪威尔的劝告，反而主动随陆军部长一起去会晤新闻界人士。在记者招待会上，麦克阿瑟危言耸听地说道：“要不是总统在24小时之内就动手的话，局面一定会变得非常严重，可能真的会发生一场战争。要是再拖延几天，我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了。”胡佛和麦克阿瑟不恰当的做法终于使得他们在后来的日子里饱尝苦果。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严正指出：“作为一个公民，我公开抗议这种以军国主义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失业和饥饿民众的行径。”麦克阿瑟也开始改变了对那些老兵的称呼，而巴顿在谈及此事时称它为“最讨厌的差事”。令巴顿感到最为沮丧的是，请愿老兵当中包括曾经在“一战”中救过他性命的约瑟夫·安格鲁。
1914年后，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战场在欧洲，但是，中亚地区也不平静。1916年，随着战事的展开，沙皇政府发布命令，动员所有适龄男性上前线服役，该动员令使积蓄已久的矛盾迅即发展为一场席卷中亚地区的大规模暴动。沙皇政府派亚美尼亚军队和哥萨克军队前往镇压，造成重大伤亡。1916年的起义不仅涉及吉尔吉斯人，也涉及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等。
19世纪后半叶，沙俄政府最终武力吞并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并在这块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起军政合一的统治。沙俄政府统治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时期，在这里实施殖民化和俄罗斯化政策，造成了土著民族同俄国欧洲民族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民族之间的不满和仇恨，在1916年的中亚农民大起义中以民族仇杀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次起义并无统一领导，其间，中亚当地人与外来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移民之间发生了盲目、血腥的民族冲突和仇杀，各方死伤很多，而俄族移民损失最大，受害者多数是留守的老弱妇孺，因为青壮年男子都上前线了。随后，沙皇政府对暴动人员和和平居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遭乱军所杀者估计有20万之多。陷于恐怖的大批吉尔吉斯人逃往中国避难，这在吉尔吉斯民族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史称“恐怖逃亡”。
沙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是不主张征召“异族”入伍的，而是要用实行特殊的战争税的方式以替代它。但是，战争的发展破坏了沙皇的打算。由于作战部队在前线节节败退，人员伤亡数以百万计，沙俄最后的人力资源也基本消耗殆尽，以致政府被迫通过用“异族”加以替代的决议。依据传统，中亚穆斯林向来认为自己没有为俄国政府从军服役的义务，沙皇政府以往也一直尊重这一传统，这次，当局以为在战争非常时期，采取的又是较为温和的动员措施，只修工事不打仗，想必不会引起多大的麻烦。
1916年中亚起义的爆发，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这次起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沙皇向中亚地区征调“异族人”从事劳役的命令，这道命令是引发中亚起义爆发的导火线。随着征调夫役令的公布，叛乱开始了，并且席卷了一省又一省。沙皇政府没有料到，中亚广大普通民众会做出如此猛烈的反抗行为。中亚穆斯林群众反对政府动员的最初反抗行为是销毁户籍册。户籍册一般是由乡公所编纂并保管的，可以说是官方征募壮丁的唯一文字字据，如果失掉了户籍册，也就无法确定到底谁是征召对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各地纷纷发生抢夺并焚毁户籍册的事件。有些地方局势更加失控，甚至发生了杀死官吏和户籍管理人员的事件。
1916年8月7日，有人到托克马克报信说，新俄罗斯村有吉尔吉斯人迫害俄罗斯农民，一些市民立即集合队伍前往事发地，并杀死沿途遇到的所有吉尔吉斯人。而到达新俄罗斯村后发现，俄罗斯农民和吉尔吉斯人正平静地在田里干活。但俄罗斯人杀害吉尔吉斯人的消息不胫而走，气愤的吉尔吉斯人开始实施报复，不仅袭击俄军人，还袭击俄罗斯族移民。随后，沙皇政府对暴动人员和和平居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遭乱军所杀者估计有20万之多，此外，全省有30多万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躲避战火和迫害逃往他乡，其中约20万人远走中国新疆。
1916年中亚起义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的，因为沙皇的征调夫役令触动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最起码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不久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联时期对1916年的起义持肯定态度，因为起义直接打击了沙皇政府，支持了“十月革命”，具有反战、反沙皇专制、反封建、反殖民性质。
石油，这种最实用的能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当时在海上那些威武而庞大的海军舰队的必需品（尽管当时的战舰仍然是以煤为主要燃料，但随着内燃机的应用，英国早已尝试建造使用燃油的战舰，只是当时顾虑到石油的来源而未敢实施），在欧洲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处处都离不开石油。以燃油为动力的汽车已渐渐取代了马匹，用来运送战争物资和军队，相对于马匹来说，汽车不但具有速度快、运载量大的优越性，而且使用成本较低，而马匹对军队来说则是一种比较沉重的负担——在战争中，原本运送物质就已是极为紧张的任务，而马匹所需要的食物则会占用许多资源和空间。而这种以燃油为动力的汽车需要储存的燃料就要少许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出现了新式的武器，比如大量的坦克和飞机投入使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燃油。随着战争的的旷日持久，也随着战争中双方对运输线的封锁，石油的供求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石油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奥组成的同盟国所依赖的石油都是从国外进口，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使它的石油供应变得万分紧张，而对于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来说，由于德国所实施的潜艇战，商船也成为了德国海军所攻击的目标，世界各国的石油公司又有谁愿意拿他们的油轮去冒险呢？因此协约国的燃油也陷入了一片危急之中，战争已耗尽了双方的石油。德国本土是不产石油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所使用的石油绝大部分都依靠罗马尼亚的供应，当时的罗马尼亚不仅是巨大的粮仓，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它的石油产量仅次于欧洲当时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俄国。可是对于德国来说，这个罗马尼亚也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在经过了一阵摇摆之后，罗马尼亚终于投入了协约国的阵营，1916年8月，罗马尼亚对同盟国宣战，这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的打击，如果断了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同盟国的战争机器显然就将停止转动。当罗马尼亚的军队刚一投入战争之际，德国就迅速派出了马肯森和法金汉这两位能征惯战的将领，仅用了短短的4个月时间，就一举荡平了罗马尼亚的军队，使整个罗马尼亚落入了德国的手中，德国自此得到了罗马尼亚宝贵的石油资源。
图为英军在巴勒斯坦作战时使用的一支运送粮草的驼队。
英国人当然清楚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的重要性，也明白它落到德国手中意味着什么，就在罗马尼亚即将沦陷之际，英国指使罗马尼亚对自己的油田实施了大规模的破坏，罗马尼亚的军队被迫点燃了自己的油井和存油，还破坏了他们的工厂和粮仓，以免落入德军手中为德国所用。占领了罗马尼亚的德军，对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进行了全力的开采，但由于那些油田损坏严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人也没能使这些油田恢复其最大产量。尽管这样，这些油井对极度需要它们的德国来说，还是多少解了些燃眉之急。
1917年，大战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石油对于精疲力竭的协约国已是万分紧缺，向美国求援的协约国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在石油上大量支持，协约国将无法继续进行战争。在协约国的压力下，美国决定立即向协约国大量提供石油，但是要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所有被德国海军潜艇击沉的油轮的损失，要由协约国来负担。快要渴死了的协约国对这个条件一口答应，反正在战争中钱早就是靠美国的货款，先欠着，保命要紧啊，一旦战争胜利了，自有战败国去偿还。由于石油的缘故，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另一个战场——中东战场。中东，这个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到处是沙漠的荒凉之地，开始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中东从此失去了安宁。
当世界刚刚进入20世纪的时候，被称为“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帝国虽然已是风雨飘摇，但它仍然统治着中东绝大部分地区，在它的统治之下，贫穷落后的中东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少引起外界的注意的地方。但自从在中东发现了石油之后，它的地位马上就不同了，闻到了油味的英国，立即把它贪婪的目光投向了那里，这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立即就制订了它的掠夺计划。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直在大义凛然地指责德国是侵略者，可英国这个号称“日不落”的帝国，它那广大的殖民地，又有哪一寸不是靠侵略得来的？为了打败本已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实施军事行动的同时，英国又策划了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英国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所极力主张的，想法是用很多小舰队猛攻达达尼尔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地处战略要地，一旦为英军所占，整个协约国的形势都将为之一变，而中东也自然会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垮台不战而得。
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是扼守黑海和地中海的门户。它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从高加索地区向欧洲运输石油的必经之路。自从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一方以后，就死死地扼住了协约国这道咽喉。在英国人眼中，垂死的奥斯曼帝国绝对是不堪一击的，但这一次它失算了，在德国的帮助下，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已变得十分强大。在这次战役中，英国的海陆军无不丢盔弃甲，损失惨重，狼狈而归，丘吉尔也因此丢了他的职位。数万名协约国士兵为此付出了生命，尽管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之所以不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其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控制这一地区的石油，石油使人疯狂。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失败后，英国把目光转向了中东，英国人在派出军队的同时，鼓动当地的阿拉伯居民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已600多年了，到现在，当地的阿拉伯民族已经开始不买奥斯曼帝国的账了，他们正在酝酿着独立运动，英国人正好就势插一杠子，他们同当地的阿拉伯独立势力进行了多次的秘密谈判，并一口保证支持他们建立独立的国家，以此鼓动他们起来向当地的土耳其军队进攻，从而起到牵制土耳其军队的作用。其实英国人是不会真的要让中东地区独立的，不久之后，英、法两国就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一起瓜分中东地区。
正当协约国在中东为争夺油田费尽心机的时候，同盟国在东线战场也开始了另一场石油争夺战。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夺得俄国政权的苏维埃政府为了退出这场不义的战争，被迫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作为这个条约的一部分，苏俄把高加索地区的巴库油田移交给了德国。巴库油田是俄国最大的油田，德国人对得到这个油田真可谓欣喜若狂，可不曾想，土耳其也早对这个油田觊觎已久，就在德俄协商移交油田之时，土耳其军队却抢先占据了这个油田。此时的德国在西线已招架不住协约国的攻势，因此无暇与土耳其争夺。说实话，土耳其的力量的确不怎么样，没有德国的帮助，它对巴库油田所控制的时间也没多久，1918年8月，巴库油田就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
在美厉多之战前夕，英军的一支补给队穿过巴勒斯坦地区中部的河流。
俄国革命刚刚胜利，国内就爆发了内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受到列强支持的白军展开了殊死的战争，由于英国人控制了高加索的油田，红军失去了石油来源，而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煤矿又为白卫军所占据。在得不到石油和煤炭的情况下，红色政权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冬天，火车因没有足够的燃料而无法开动，居民因寒冷而冻死在自己的家中。1919年8月，苏俄打败了白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英国人不得已从高加索地区撤离，苏俄恢复了它对高加索地区的政权。英、法于是将其精力全部投向了世界上石油最丰富的地区——中东。战争结束后，战败了的奥斯曼帝国被瓜分得四分五裂，新建立的许多阿拉伯国家虽然拥有了一些自主权，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了英国和法国的“受保护国”，中东的石油资源已被英法两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从那时起，中东人民又开始了反对殖民者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战各国伤亡惨重，人员奇缺，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北洋政府用“以工代兵”的方式，向法国和俄国派出了数十万劳工，其中派往俄国的劳工就有7万多人，这些劳工组成的中国劳工团，实际上没有投入战斗，而是替沙皇军队挖战壕，或在后方工厂做苦工。其实华工赴俄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缺少劳力的沙俄就已经在中国招募劳工，中国人吃苦耐劳，报酬极低，一向是他们招募的主要对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时，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开始在中国北方大肆招工。这些人到达俄国之后，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场、西伯利亚的矿山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就是被送到西部“一战”前线，挖战壕或从事战地运输，其中的不少人惨死在战场上。
在那个时候，赴俄国的中国劳工与赴法劳工相比，虽然劳动环境都是一样的恶劣，但他们从事的是最累最繁重的工作，毫无安全保障可言，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加之缺医少药，致使华工死亡很多。赴法国的劳工所能得到的报酬要比赴俄的劳工略多一点，而许多战后从俄国归来的劳工所挣的钱则几乎贬值成为了废纸。在“一战”中，德国海军控制了波罗的海航线，俄国决定修建通往北极圈的摩尔曼斯克海港的铁路，这条铁路长1000多公里，以沟通来自西方协约国的军事援助。俄国人从中国东北招募1万名华工修建这条铁道，其自然条件可想而知，结果死亡很多华工，有人说“摩尔曼斯克铁路是在中国工人的遗骨上建起来的”。
相比于赴法劳工，在俄国服役的华工虽然环境更惨，但他们的后期却富有一些传奇色彩。仅据苏俄政府的统计，“一战”结束后就有4～5万中国人加入了苏俄红军，其中最有名的是张福荣和任辅臣。他们曾经分别担任独立的中国军团团长，领导中国劳工组成的中国军团在与俄罗斯白卫军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在苏俄红军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加入苏俄国籍。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后不久，内战爆发，当年底，在伏尔加河上游卡玛矿区，中国劳工的一个负责人任辅臣组织了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列宁领导的苏俄政权。这些中国矿工一向以勤劳聪明、肯于吃苦著称，列宁亲自签署命令，将该部队称为“中国团”。平心而论，中国劳工当时在世界上地位卑微，不要说外国人，即便是在中国本国内，也是毫无地位可言，出去的劳工，只是被视为下等苦力，几乎等同于奴隶，只有列宁，才对劳工平等相待，也只有在列宁领导下的党，才对中国的劳工一视同仁，所以中国劳工在那个时期也出现了英雄人物和事迹。
这支“中国团”全团2000多人，由中国外交署官员任辅臣担任团长，全团分为3个营。中国军团的成立影响很大，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重视，被编入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阻击师，并给中国军团派来一位俄国人任政委。中国团成立后，这些受苦华工，经过短期的训练后便换上了红军服装，随即开赴战场作战。第二年春天，伏尔加河畔硝烟弥漫，驻守在伏尔加河上游西岸的红军第二师师长别列乌尔如坐针毡。面对装备精良的白卫军，红军虽奋勇拼杀，但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别列乌尔拨通了向红军总部的求救电话，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得知前线告急，派出任辅臣团支援别列乌尔。任辅臣立即率中国团赶赴伏尔加前线，在伏尔加保卫战中，中国团巧妙破坏了敌人的大炮和渡轮，使红军在战斗中大获全胜。从伏尔加前线返回彼得堡的捷尔任斯基见到列宁，第一句话就是：“上次是孙富元中国营在喀山斯卡亚一战成名，这次又是任辅臣团临危救难。我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中国战士。”列宁立即签发了从中国团抽调100名战士充实到契卡工作的命令。中国战士的英勇与忠诚，使他们得到了苏俄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的无限信任，他们不但在一般红军部队中受到信任，而且被收进契卡和公安部门，参加反特和肃反工作。1919年初，在列宁身边当警卫的200多名战士中，就有李富清等70多名中国人。
伏尔加保卫战的胜利使得任辅臣和中国团威名远扬，苏俄报刊称它是“我们战线最顽强的部队”和“最可信赖的部队”。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撰文说：“任辅臣的中国团是捍卫苏维埃斗争中最机智最顽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百战百胜，在于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任辅臣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已成为伏尔加地区的传奇英雄。1918年10月，中国团又向气焰嚣张的高尔察克白军帮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天拂晓，中国团的骑兵率先挥着马刀冲进白军占据的拉亚镇，步兵也紧随而至，把装备优良、数倍于中国团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战绩辉煌，打死打伤敌人数百人，俘300多人。这次战役后，苏维埃中央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在库什瓦举行了授旗仪式。授旗后，“红鹰团”转战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带，接连又打了几个硬仗。
11月30日，著名的韦尔霍图尔战役爆发了，任辅臣率部支援维尔亚车站阻击战，这是一场保卫红军后勤通道的硬仗，也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恶仗，白卫军以2个师和1个哥萨克骑兵团的兵力向车站发起了猛攻。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9支哥萨克军中最剽悍的一支，战斗持续了7天7夜，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任辅臣坚守一线，在掩护两个苏俄团队突围后，“红鹰团”仍然坚守火车站与白军对峙。他们与白军激战一整天，入夜后，天很冷，部队都住宿在停在车站的军用列车上，附近一个对中国团充满仇恨的富农，连夜去向白军告密。他带领白匪从中国团不曾预料的一条沼泽小路包抄过来，在击溃警戒部队后包围了列车，用几十挺机枪扫射列车。“红鹰团”的战士们在任辅臣的指挥下，沉着应战，由于战斗条件对“红鹰团”十分不利，伤亡惨重。就在这次战斗中，任辅臣和他的上千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红鹰团”自此仅有62人幸存。
消息传到后方，令人们不胜震惊。“红鹰团”是在苏俄革命战争史上，由阿拉巴耶夫矿区，纳杰什乌金、彼尔姆等地区的大批华工华侨组成的一支“铁军”，其领导成员如团长任辅臣、营长桑来朝等都是极具个性的传奇式人物。当时除任辅臣的中国“红鹰团”外，活跃在苏俄战场上的还有张福荣的中国军团、伏龙芝中国独立团等等，各个红军部队中的中国战士有近6万名。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派专车将他的夫人张含光及三个孩子接到莫斯科，列宁专门接见了母子四人，称赞任辅臣是一位卓越的指挥员和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同时高度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1920年，列宁接到任夫人申请回国的报告，派人将他们接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建议她留在俄国，但任夫人仍然希望回国，1921年，在弗拉季取得胜利后，苏俄政府把任夫人和三个孩子送回了中国。1989年11月，前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红旗勋章，勋章由苏联驻华大使交给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
1958年，周恩来曾说：任辅臣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在苏俄内战险恶艰难的岁月中，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志愿者英勇、正直、忠诚的精神品质给他们的俄国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苏联将军如伏龙芝、奥尔德罗格等都对中国部队那种顽强不屈和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赞誉有加，当年余下的“中国团”成员后来有的加入了苏联国籍，有的回国了。由于“中国军团”战功卓著，1927年，苏联政府在彼列科普镇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借以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纪念碑被捣毁。随着时间流逝，90多年前的往事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赴俄华工在异国他乡的殊死战斗，除了当年苏俄报刊有过片言只语宣传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混乱的政治状况，赴外劳工社会地位卑微，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以自己的牺牲赢得了苏俄的尊重和赞誉，可惜的是，他们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着实令后人感叹。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14年8月，北京政府曾提出参战计划，但因受到强盗邻国日本的阻挠而未能施行。1915年11月，英、法、俄等国提出中国参战的建议，仍没能施行。一个主权国家竟如此受制于人，是中国那时的悲哀。1917年2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这时日本的在华利益已得到了列强的认同，故不再横加干涉了。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加入了协约国一方。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的导火线表面是奥匈帝国皇太子被刺，根本原因则是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国、法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这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的一场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大战开始后，中国力求“中立”。德国驻华代办马尔赞在中国组织了“中德协会”，拉拢中国知名人士站在德国一边。英国公使朱尔典、法国公使康悌、俄国公使克鲁朋斯基对中国政府此时不停支付德国庚子赔款以使德国用此款进行活动不满，并对袁世凯政府允许青岛德国守军用中国人修筑防御工事提出抗议。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通过参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他很快为袁世凯列出了中国参战的十二条理由，其中包括与各大强国结成联盟、在确定媾和条件的会议上得到一个席位、摆脱财政困难、停付对德庚子赔款等。
可是，日本早就觊觎中国的青岛，害怕中国参战影响它在华的利益，所以极力反对和阻挠。日本已决定借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力东顾的时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8月8日，日本通知英国决定对德国宣战，日本军舰出现在中国青岛海面，并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德国在9月15日以前无条件地把胶州湾租借地交给日本。德国人可不想这么便宜日本，德国公使马尔赞接到日本通牒后与中国政府外交部接洽，表示可将胶州湾直接归还给中国，但在强盗日本的反对下，袁世凯政府不敢接受。
北京政府就预计到日本可能要借大战之机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为避免这一结果而提出中国参加对德国作战的计划。总统袁世凯向各协约国提出，中国愿意参战，并可以派5万军队与日本共同进攻胶州湾。但日本为了达到占据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的目的，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并向中国发出警告，要求中国继续恪守中立，不要参战。8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中立。8月23日，日本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要求中国把黄河以南划为中立区，以便日军行军，并要中方撤出胶济铁路沿线及潍县一带的驻军。10月28日，日军包围青岛要塞，德皇威廉二世电令德军坚守，“战至最后一人”。11月7日，日军攻下青岛，德军要塞司令向守备部队下了投降令。
青岛油库是德军在中国大陆的唯一立足点，却在1914年11月7日英日联军占领青岛时被付诸一炬。
10日，日军司令神尾与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举行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移让礼”。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加快了控制中国的步伐。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按照这个秘密条约，中国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公正地说，对《二十一条》，袁世凯也是不想接受的，并也做了一些抗争，比如更换外交总长，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以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并通过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以《二十一条纲要》为题进行了报道，引起了世界关注。英、美等国反应日趋强烈，对日本政府发出一连串的质询，使其感到了压力，不得不减少了对中国的无理要求。
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袁世凯向他在辛亥革命时就熟识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求计，朱尔典告诉袁世凯：日本已经参加协约国，英国不能抵制日本。如中国对德、奥宣战，中、日都是协约国，我们不能看着盟国欺负盟国，事情就好办了。袁世凯表示中国可以考虑加入协约国，但不能出兵欧洲。朱尔典说可以不出兵，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尽可能地支持就是尽了盟国的义务，袁世凯对此应允。随着战争的进行，英、法、俄等国越来越希望中国参战，从而为它们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援，于是在1915年11月再次向中国提出参战的建议，日本对此坚决反对。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战争之外，日本才能以对德作战为由顺利地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如果中国参战，战后就会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平会议，有资格与日本争夺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因此，日本不希望中国参战。
1917年初，德国实行新潜艇政策，无论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的船只，一旦航行在它指定的海域，都一律击沉，美国以此为由，加入到对德宣战的一方，并号召“中立国和美国采取同一行动”。日本由于已在中国形成霸主地位，它的在华利益已经得到各列强的认可，所以也就不再阻挠中国参战。这时袁世凯已死，中国的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中国成了不出兵的“参战国”。中国参战后，段祺瑞政府并没有派军队赴欧作战，只是派出10余万劳工，输出劳务，到法国、俄国等协约国打工，客观上增强了协约国集团的力量，加快了“一战”的结束，也使中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之一。所以，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曾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遭受凌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并要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在国内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向和会提出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但巴黎和会根本就是一个列强的分赃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仍是互相掠夺、争夺霸权，因互不相让，最后有偿地拉下日本于大战期间在中国形成的霸主地位，使中国又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虽然是“参战国”、“战胜国”，但仍是一只被豺狼欺凌伤害的羔羊。
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和德奥战俘中的捷克籍人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一直在东线配合俄军作战。“十月革命”后，苏俄退出了战争，要解散这支在俄国东线抗击德奥军队的捷克军团，与此同时，捷克军团在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感召下也要求回国。捷克军团有近10万名经过战争锻炼的战士，应该说还是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同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上层勾结，决定利用这支军队反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便主动给它提供军费。许多事实证明，利用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叛乱是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的既定方针，早在1917年底，协约国代表在雅西召开了一次会议，就讨论了用捷克军团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前，英法代表就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人马萨里克等人进行了多次接触，双方就捷克军团前往何处问题进行协商。
1918年2月，在德国疯狂进攻苏俄时，法国人宣布现在捷克军团是法国军队的一部分，要调往欧洲战场西线继续对德国、奥匈帝国作战。法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签署协议，捷克军团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大西洋前往西线。3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协约国与俄国苏维埃政府三方在奔萨签订协议，准许捷克军团以“平民身份而非战斗单位”穿越西伯利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船，经巴拿马运河返回欧洲。英国军事部门在1918年3月25日提交政府的备忘录中对运送捷克人到法国的做法提出疑问，认为捷克军团对西线战争的意义不是很大，相反在西伯利亚的“混乱局势”下，捷克军团能起很大的作用。它们可以联合乌拉尔的反苏维埃力量和日本干涉军以及“以后加入北方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进攻苏俄后方。这样，英法在利用捷克军团反对苏维埃政权问题上达成共识。
1918年，在寒冷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既有旧俄各种反抗势力，又有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转运远东的捷克军团，而被关押的德奥战俘也正从西伯利亚往欧洲遣返。各种原来敌对的势力，混乱地交错运行。俄国苏维埃政府要求捷克军团通过西伯利亚时交出军械，只携带少量自卫性武器，但是在英法的怂恿下，捷克军团对此拒绝执行。在由奔萨调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受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煽动，发动了叛乱。在俄国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捷克军团于5月底至8月初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反革命政府，大批逮捕和杀害苏维埃的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捷克军团的叛乱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巨大威胁。
1918年7月，捷克军团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就在他们夺城之前，沙皇及其家人在那里被看守他们的苏维埃士兵杀死。随后捷克军团开始与苏维埃政府谈判，同时亦与鄂木次克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自由党人政府谈判。协约国在得知捷克军团叛乱后欣喜若狂，在巴黎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必须给予援助。”法国政府得到捷克军团胜利的消息后立刻指示：“没有盟国的指令，不要停在占领的任何一个阵地上。相反，要扩大占领区，要保证西伯利亚大铁路畅通。你们的目的地不是法国，而是伏尔加河流域的东线。”法国还给捷克军团500万卢布的援助，而美国也给了它700万美元的支持。这支远离家乡，完全由协约国武装起来的队伍，倒也一时风光。为平息国内白卫军和捷克军团的叛乱，苏维埃政府在俄国东部建立了东方面军。东方面军于8月遏制住了捷克军团和白卫军的进攻，从8月底至9月初转入反攻，11月底将叛乱者逐出了伏尔加河流域。12月，捷克军团被迫撤离前线，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军团开始瓦解，约400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加入了游击队和红军国际部队。捷克军团如再不撤离，很难保不会被全体赤化，因为当时列宁的学说对身居下层社会的士兵来说，还是颇具影响力的。
1918年8月，英法为了挽救捷克军团的溃败，多次请求日本进军西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都被日本拒绝，日本军事力量只想集中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英法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法国极力促成两部分捷克军团的汇合，而英国逐渐对捷克军团失去信心，认为其早晚会回家，转向扶植高尔察克。1919年11月，鄂木次克被红军攻占。为了保存实力，高尔察克决定率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逃往太平洋沿岸，以求东山再起。而此时负责保护西伯利亚大铁路安全，并护送高尔察克的捷克军团，在生死攸关之时，依照捷克军团的最高指挥者法国将军热南的命令，在伊尔库次克扣押了高尔察克的列车，出卖了高尔察克，以换取他们安全离开俄国的保证。1920年2月7日，俄军统帅部与该军团首脑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协议，当年开春，该军团的各部队被集中遣往苏联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此后从那里陆续登船被遣返回国。
综观苏俄国内战争中捷克军团的表现，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作为受害者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为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当了四年炮灰后，又重蹈覆辙，在“为祖国独立而斗争”的口号的诱骗下，充当了协约国干涉苏维埃俄国革命的急先锋，严重侵犯了苏维埃俄国的主权，给西伯利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是指在1918～1920年间，由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军队联合对俄国内战进行的武装干涉，他们以武力支持俄国那些反对列宁的各派势力，企图借以推翻新生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协约国武装干涉这一现实被布尔什维克党有效地用于爱国宣传，影响了俄国人民，在俄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布尔什维克党粉碎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并消灭了各种敌对势力，最终赢得了内战的胜利。
还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夺的战争，因而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建议，希望退出这场不义之战。作为同是协约国一方的英法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的。而在苏维埃掌权前执政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继续作为协约国一员参加战争，就更加加深了协约国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情绪。为避免俄国和德国单方面议和，协约国在“一战”过程中便以物资支援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列宁政府为了让俄国能退出“一战”的困局，在提出的和平建议被协约国盟友拒绝后，单方面与交战国德国进行了和平谈判。1918年3月3日，俄、德两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苏俄就此退出了战争。依照《布列斯特和约》，俄国割让出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赔款60亿马克。这绝对是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也实在是个不得已的行为。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俄国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亮出了自己的旗帜，俄国的各种反对势力和一些旧俄将领似乎也看到了击溃苏维埃政权的最佳契机，在俄国的许多地方爆发了由协约国支持的反对势力的叛乱，俄国内战由此爆发。1918年，苏维埃的势力范围仅限于莫斯科及周边一带，而反对力量则遍布全国，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沙皇俄国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纠集沙俄军队的残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在英国的援助下，在鄂木次克成立了独立政府。1918年6月20日，在中国哈尔滨的沙俄残余势力代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官员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七条所谓“决议”，吁请协约国出兵干涉苏维埃政权，哈尔滨成为帝俄白匪各派势力为在苏俄国外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而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重要据点。
反共产主义的白俄罗斯骑兵在1919～1921年的俄国内战中，正在执行军事任务。
俄国的内战主要发生在1919年，这一时期，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主要有三股军事势力。在本年的春天，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带领一支军队在西伯利亚向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地区发动进攻。夏天，则是由白俄罗斯军的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发动进攻。尤登尼奇曾一度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几乎切断了它与莫斯科的所有铁路联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俄国在成立之初，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仇视和打击。苏维埃政权建立不到三个月，美国驻俄大使弗朗西斯即建议本国进行武装干涉，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也在国会呼吁对俄国采取行动。在协约国的领导人看来，俄国建立起一个实际上反对西方一切信仰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后患无穷的，因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仇视情绪和俄国国内的反对势力从表面看得到了共鸣。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前王朝余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国外势力武力干涉苏维埃政权，国外势力也倾向于建立一个体制与自己相同的俄国。这就促使协约国支持各地白俄政府，出兵干涉俄国内战。“一战”结束后，协约国腾出手来，决定集结兵力联合打击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美国甚至建议先扶植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苏俄以原协约国的身份与同盟国德国签订和约，给协约国提供了干涉的理由，协约国正好利用《布列斯特条约》作为苏德勾结的证据公然干涉俄国。“一战”结束后，俄国各种反对派集合组成“统领府”，以此作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一组织。不久，日本和英国也在俄国东方的海参崴登陆，联合干涉全面展开，某种程度来说，布列斯特所造成的危机促使了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合作。
英、法、美等国最初希望通过扶植俄境内的捷克军团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部来打败苏俄红军，协约国的军事顾问们不停地出谋划策，他们的船队源源不断地驶向白军控制的港口。占领俄国北方地区，是消灭苏维埃政权和瓜分俄国总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其他协约国都非常了解俄国北方地区的战略意义，从这里经过很短的路程就可以进入苏俄腹地。英法等国家的大使们从彼得格勒移到沃罗格达以后，就开始组织外国军队侵入苏维埃领土，美国大使弗朗西斯和英国外交代表卡尔特是策划这一阴谋的首脑。英国支持的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日本扶植的帝俄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还有受双方争夺的哥萨克匪首谢米诺夫等反动势力，与流窜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5万多名武装精锐的捷克兵团相互勾结，内外策应，形成了一支严重威胁苏维埃新生政权的反革命力量。
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给人并不能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的印象，同反对派以及协约国实力对比而言，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也显得弱小而不堪一击。反对派军队不仅得到了协约国的物资支援，还拥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等善战的白俄将军。尤其是高尔察克，他的儒将风范和作战风格使红军吃尽了苦头。此外，捷克军团兵变也让国内外反对势力信心大增。1918年3月2日，外国武装干涉者的第一批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过了9天，英国“光荣”号巡洋舰和法国“海军上将奥布”号巡洋舰又在摩尔曼斯克抛锚，随后英国军舰和美国“奥林匹亚”巡洋舰也开来了，武装干涉者的军队在整个夏季不断登陆。协约国入侵军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于当年8月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名义上协约国的目的是要撤出协约国曾经给予沙皇政府的补给和弹药，但实际上，令人可笑的私下里的想法，则是以这支小部队侵入苏俄，向南和向东打通与在乌拉尔山的捷克军团的联系。协约国太小看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民众中的号召力了。
严峻的形势表明，仅靠十月武装起义时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20万赤卫队以及由革命士兵和水兵组成的部队，保卫新生的国家政权是极其困难的。列宁指出，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拥有一支严格按照无产阶级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根据列宁的建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苏维埃红军的法令。红军以赤卫队为骨干，按照自愿的原则，动员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后来转变为义务征兵制。在协约国武装干涉初期，占领军在北方已经有2·5万名士兵，配备有坦克、大炮和飞机，此外，美国和英国还武装了数万名白军分子，准备把他们组织成进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军队，武装干涉者向俄国南方挺进，占领了克米城和索罗基城。
美、英侵略者废除了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并建立了由白军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北俄政府”，占领者侵占北方以后，企图把北方和东方的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武装干涉者们计划，无论如何要冲到科特拉斯，与高尔察克的军队会合，彻底包围苏维埃俄国，然后向莫斯科进攻。8月末赤塔沦陷，重由谢米诺夫匪徒盘踞，9月初伯力失守，为匪首加尔门科夫所统治。布拉果继钦斯克也由匪首加莫夫再次占领。这样，就从海参崴到中国东北构成一条马蹄型的防线。在皮尔姆战场上，红军也节节败退，损失惨重。至此，协约国的军事计划决定，通过结束皮尔姆战役，把原来分散在苏俄东方、南方、北方各条战线的白匪、捷克兵团和协约国的军队集结起来，一举推向莫斯科。当时苏维埃政府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是极端困难和危急的，列宁指出：“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
白军依靠协约国雄厚的补给，一度占领了苏维埃俄国3/4的土地，并控制了俄国南部主要产粮区，对红军形成了东、南、北和高加索数条战线，不断发起凌厉攻势。但年轻的苏俄红军没有被击垮，在近两年几乎不间断的作战中越战越强，1918年9月，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北方战线，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红军第六军团在这些日子里取得了最初的胜利。尽管天气寒冷，武装干涉者又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红军部队仍然转入了坚决的进攻。当年11月，高尔察克被宣布为俄国最高执政官，白卫军的将军邓尼金和尤登尼奇都承认了他的政权。高尔察克组建起一支15万人的军队，并在1919年春天展开了由东向西的全面进攻。白卫军已进抵接近伏尔加河一线的地域。但在别拉亚河上，高尔察克精锐之师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红军歼灭了，从此，白军一蹶不振，节节败退，库尔斯克和基辅都落入了红军的手中。此时乌克兰革命起义风起云涌，乌克兰起义队伍从北方进至通往敖德萨的地方。3月初，起义队伍转入进攻，协约国入侵军不得不退出敖德萨。4月红军进入敖德萨，在乌克兰南部各城市建立了革命秩序。至此，只有法国舰队没有撤离，4月20日，在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法国舰队发生了革命起义，法国舰队也不得不远远离开，外国武装力量对苏维埃政权的干涉以失败而告终。
整个内战时期，红军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战，至1919年秋，已组建了7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辖2～5个集团军。同年底，红军总兵力已增至300万人。红军越战越强，而白军则走向了穷途末路。这年11月，鄂木次克被红军攻占，为了保存实力，高尔察克决定率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逃往太平洋沿岸，以求东山再起。而此时的捷克军团，在伊尔库次克扣押高尔察克的列车，出卖了高尔察克，以换取他们安全离开俄国的保证。1919年底，武装干涉者的军队在红军的打击下，不得不登上军舰逃走。第二年年初，红军部队进入阿尔汉格尔斯克，入侵苏俄北方的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军被全部肃清。
在协约国和国内反对势力的军事实力相结合之初，他们的兵力远在布尔什维克之上，但令协约国没有料到的是布尔什维克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战斗的意志。由于协约国内部的钩心斗角以及各路白军的各自为政，最终使苏俄红军各个击破了白军，并将外国干涉军队赶出了俄国国境。1920年初，在红军基本上已肃清白俄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势力之后，捷克军团也随着协约国军队离开了西伯利亚。总的来说，协约国干涉俄国国内战争，是各方利益和俄国国内各势力斗争交错造成的结果，协约国联合干涉俄国内战失败，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得到了巩固，在俄国稳固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地位，不久布尔什维克改名俄国共产党，苏联成立。
20世纪末，在“华进会”的不懈努力下，法国政府在巴黎华人城的博德古尔公园内竖立石碑，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中法两国文字写就的碑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华工的贡献。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加协约国军队抗战工作，有数千人献出了生命。“一战”胜利后，3000多名华工定居法国，并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区。在跨越了近1个世纪后，中国劳工在“一战”中的贡献，才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肯定。
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中心的协约国集团，为争夺霸权瓜分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中，交战双方死伤在1600万人以上，因而导致劳力供应空前紧张。为了寻找人力补充，1916年初，法英俄来华招募劳工，总数达数十万之多。
被派往欧洲的无数中国人里，有一部分在西线战场上辛勤地为协约国修建轻便铁道。
战争开始以后，英法等国前方战争形势不断恶化，劳工短缺，急需外援。其实法国早在战前就面临劳工严重短缺问题，而战争更使该问题雪上加霜。1915年3月，法国军方开始考虑寻求外援。他们认为中国人力资源巨大而廉价，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干活不知道累”。英法两国开始来华招募劳工，招募范围遍及华北及沿海各地，但以山东、江苏、直隶为主。为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英方还在国内外中国学生中广为招募翻译人员。各地征招的华工到达威海卫后，便被送进华工待发所，进行报名登记和体格初检。应征者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失业者中的男性，他们与英法政府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劳工合同，每天报酬仅仅5法郎。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付本人，另一半在国内按月交付家属，经过短期集训之后，华工便登上英法商船，驶向欧洲战场。
“一战”爆发时，由于日本的阻挠，中国政府无法参加到协约国一方，只好宣布保持中立，为了促成中国尽快参战，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在1915年别出心裁地最早提出派遣华工支援协约国的构想，他称此为以工代兵之策。后来华工出洋，不仅对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起到关键作用，更使中国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成为国际新秩序中的一员。可见，华工参与“一战”，既是欧战中英法等国解决劳工短缺问题的需要，也是中国谋求提高国际地位的筹码。出发前，华工们与英国当局签订的合同讲明不参与战斗，而事实上华工们所从事的工作则在战斗的最前线。按劳工条约规定，他们只是在后方从事劳务工作，但从离开祖国那一刻起，死亡的威胁便与每一个华工如影随形。送劳工的船只首先要越过德军潜艇封锁的海区，如果船被击沉，那劳工就只能葬身大海。抵达欧洲后，华工们立即在前线或后方承担起挖掘战壕，装卸弹药给养，修筑铁路、公路、桥梁，制造枪弹，救护伤员，掩埋尸体甚至扫雷等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的报酬很低，但工作量很大。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不在前线做工”的约定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法国陆军部在致中国外交部函中称“华工予吾人极大之助力”，给予充分的肯定。1917年，美国远征军还向法国借走1万名华工，以解装卸粮食和军用品之急。在俄的华工，有的发配到港口、矿井去当苦力，也有的被送往前线修筑工事、运输弹药、抬送担架。无休止的劳作、恶劣的战时生活供应以及疫病和工伤，时刻威胁和剥夺着这些中国劳工的生命，非人的虐待，艰苦的条件，危险的环境和残酷的战争，使许多怀着出国挣钱发财梦的华工惨死在异国他乡。大量华工被英法俄等协约国招募并奔赴战场从事战争勤务工作，使得这些国家的青年能从军入伍、直接参战，因此，协约国招募的华工实际上是为之间接提供了珍贵的兵员补充。法国社会党活动家马略·穆特当时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中国政府怀着真诚的善意积极地参加这场与法国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国所提供的援助弥足珍贵”。
法国北部的加来港与英国隔海相望，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因而时常遭到德军的狂轰滥炸。为了保住这条重要的补给线，英国曾派5000多名华工日夜战斗在加来码头，承担修复、加固码头和装卸军用物资的工作。欧战华工的伤亡率很高，大战期间葬身异国或失踪的华工将近5万人。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葬有华工的公墓共有69处，只安葬了不到2000名华工。“一战”结束后，除少数留居当地外，大部分华工陆续乘船回国。1918年11月，德国投降。法国政府宣布凡参加这次战争的华工，每人发给奖金，并由法国政府安全护送返国。如果愿意留在法国，政府将无条件辅助就学就业。中国人怀乡恋旧之情较浓，战后绝大部分都回国了，但也有不少人留住在里昂火车站附近，靠摆地摊、提篮叫卖等留在了当地谋生。“一战”后交战国男子奇缺，这些留住在欧洲的华工多娶了当地女子成了家。
中国的段祺瑞政府是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的，在“一战”中，中国成了不出兵的“参战国”。中国参战后，段祺瑞政府并没有派军队赴欧作战，只是派出10余万劳工，输出劳务，到法国、俄国等协约国打工，客观上增强了协约国集团的力量，加快了“一战”的结束，也使中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之一。可以说华工为中国参战和最终跻身战胜国行列提供了机会，更为中国战后参加巴黎和会及其他国际事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那些“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所以，当协约国胜利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曾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
持续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许多中国人认为，大量华工为此次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由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战胜国的地位，一改从前那种受屈辱的情况了，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将国人的梦想击得粉碎。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借美、法、俄等国的支持，以强盗逻辑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利益，战胜之日竟成国耻之日。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人对西方彻底失望，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终于爆发了。
19世纪中叶，在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法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小镇索尔费里诺交火。那一天，瑞士日内瓦公民亨利·杜南正在去往该地区的路上。在战役发生当晚，杜南抵达了有9000多名伤者避难的卡斯蒂廖内村。上千人躺在基耶萨-马焦雷主教堂里，无人照料，杜南和当地妇女奋斗了几天几夜，为他们提供水并负责清洗和包扎伤口，还分发烟草、茶和水果。
从卡斯蒂廖内村离开后的亨利·杜南无法忘记他所见到的一切，他在一本描述了基耶萨-马焦雷教堂的伤者的书中提出能否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以用于对战争中伤员的救护。亨利·杜南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1863年10月，有18位政府代表参加的国际红十字会开幕式在日内瓦召开，大会通过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也就是《日内瓦公约》，此公约得到了欧洲各国的赞同。公约包含10项条款，成为了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条约规则。随后欧洲各国分别成立了它的分支机构，到“一战”前，世界主要国家都有了它的分支机构，成为了一个为全世界所公认的组织机构。1901年，当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时，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选择将这一奖项授予了亨利·杜南。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扩展了其活动范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于1914年8月15日在通函中号召各国红十字会支持其援助上百万冲突受害者的新任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发现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只有与各国红十字会密切合作才能应对这些挑战，因此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日本的红十字护士加入到参战的欧洲各国武装部队的医疗服务工作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不仅为战场伤员服务，还成立了国际战俘中心，得益于该组织的调解，约有20万名被关押者得以在交战各方间交换，获释并返回祖国。
在“一战”中，毒气在战场上的使用越来越多，并造成了可怕伤害，为了不让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广泛使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公开呼吁禁止毒气的使用。尽管在“一战”的战场上这个呼吁没有实现，但在战后，该组织的呼吁帮助促成了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毒气被列为了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的武器，该议定书目前依然有效。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从不将其结论强加给交战国，它只是将其希望或建议告知交战国，然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有让他人聆听自己意见的方式。如果情况紧迫，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以通函的形式就有关战俘待遇或违法行为向交战国提出呼吁。从战争爆发开始，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还努力保证受伤或生病的战俘能够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而获得释放。
在整个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监督了交战各方对《日内瓦公约》的遵守情况，并向相关国家转达对违约行为的控诉。虽然日内瓦公约并没有规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具有保护平民的职责，但该组织仍尽力减轻平民百姓的苦难，为了保护战争受难者，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决定开展这项工作，并对其工作进行广泛宣传。1918年2月8日，该组织将其呼吁的正文发给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君主和国家元首、各国红会、各宗教领袖以及媒体。在正式定为“被占领土”的区域，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可以对平民百姓进行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于1914～1918年间所开展的一些主要任务后来得到了发展，或者说，它在战时以及战后均具有重大意义，对国际战俘中心以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禁止化学战的努力而言，更是如此。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一次严峻考验，而且也使它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铁路，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且有着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大意义，甚至能影响到世界的整个布局。连接欧洲大陆和巴格达的现代铁路建设问题，一直是德英冲突的焦点。在“一战”爆发前的十多年中，除了德国海军舰队日益强大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能像巴格达铁路建设那样引起伦敦和柏林之间的关系紧张的了。
19世纪末，普法战争后高速发展的德国基本上完成了国内庞大的铁路网建设，这个了不起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给大国夹缝中的德国谋划两线作战理论带来了实施的可行性。“一战”中，德国的“施利芬计划”的基础，就是要动用国内的铁路网，迅速将西线“获胜”的德国火速调往东线，以击败动员稍慢的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就为了修建一条从柏林到波斯湾的铁路与英国苦苦争斗了十多年，并因此使巴尔干地区战火不断，风云迭起。
19世纪80年代末期，德国为了争霸世界，推行东进政策，把势力伸入中东地区，意图修建一条铁路，使中东地区与欧洲的铁路相联接，成为一条自汉堡、柏林经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直抵波斯湾的大铁路。这条铁路全长3200多公里，它将在欧洲和整个印度次大陆之间建立起一条价格低廉而快捷的交通通道，通过这条铁路，不仅能加强德国与土耳其间的经济联盟，大力开发德国工业品出口东方的新市场，使德国的势力控制土耳其，而且还严重威胁高加索、波斯等地区及英国的属地印度，因此遭到俄、法尤其是英国的极力反对和百般阻挠。作为海上霸主的英国，当然不想看到欧亚大陆上出现一条它的海军所控制不到的交通命脉，更何况这条交通命脉直接指向它一直心存觊觎的能源重地——中东。
修建这条铁路是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签了约的，但是德国人明白，要想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如果没有英国人的支持是办不成的，这条铁路的修建不但会遇到资金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将经过一条危机重重的道路。为此，德皇威廉二世特意前往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并邀请英国人共同参与这条铁路工程的建设，但这只是德国人的一厢情愿，在事关英国人根本利益的这件事上，事情的发展只能是走向德国人愿望的反面——英国人非但不会支持与合作，而且它还将坚决给予破坏。
英国人是决不会支持德国人建成这条铁路的，相反，英国的战略是要摧毁柏林至巴格达铁路。在英国人眼中，如果这条从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建成，那么这片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又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而奥斯曼土耳其的亚历山大港和达达尼尔海峡将极大地加强德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那时英国在埃及的利益将处于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并且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从波斯湾可以直接威胁到它的属地印度。因此英国人认为，他们必须要制止德国的崛起，就像当年遏止拿破仑那样。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合作或许会让英国和德国共同获利，但是这可能会让传统陆权强国德国独霸欧洲大陆，而在欧洲大陆出现任何一个霸权国家都是英国人要竭力避免的，这是英国的基本国策，为此甚至可以不惜发动战争。他们是不可能接受威廉二世伸过来的那根橄榄枝的，对于英国人来说，那简直就是一柄直指英国命门的利剑。
看一眼世界地图就可以发现，从巴格达到柏林，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一字排开。在这中间，只有一小块条状地带横亘在这条链条上，它成了一道障碍，阻挡了东西两边的联系，这个地方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虽小，但它地处德国与君士坦丁堡港和萨洛尼卡等大港口之间，如鲠在喉。这些港口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们是东方的大门，而塞尔维亚就成了为英国把守东方财富的一道闸门。德皇威廉二世所希望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的主要连接段是经过塞尔维亚的。事实上，这个武装起来进行战斗的小国将对同盟国的补给线和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战略行使着否决权。如果塞尔维亚倒向德国一方，对于英国人来说，事态就会变得非常严峻，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有的欧洲强国都要把赌注押到弹丸之地塞尔维亚身上的根本原因，为此，他们不惜发动一场世界大战。
对于修建柏林至巴格达铁路这件事，英国人在“一战”爆发前始终不给威廉二世一个明确的答复，反而在1912年暗中挑动和支持了一场巴尔干战争，鼓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这场战争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失去了它在巴尔干地区的所有领地，这就使得德国人要想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更加困难了，因为巴尔干的这些不大的国家，现在都已成为了这条铁路线上随时可能爆发的火药桶。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十年中，巴尔干地区动荡不安，战火连绵，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英国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运用各种手段和伎俩去暗中阻挠这条铁路线的建成，但是在表面上，英国人却不把话说死，让德国人一直心存希望，这个游戏英国一直陪德国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德国人经过了长久而复杂的谈判，但英国坚决不同意以科威特为这条铁路线的终点，因为英国人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染指中东地区。直到大战爆发前，德国表示同意这条铁路不再延伸到波斯湾，而是以巴士拉为终点，这样德国和英国才草签了一个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英国表面上同意不再阻挠柏林到巴格达这条铁路的修建了，可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始终也没有和德国人正式签约。“一战”结束以后，巴格达铁路的全线工程一直拖到1935年才由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三个国家分段建成，但是到这个时候，这条铁路线已经不再具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样重要的意义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对保加利亚的参战开出了价码，协约国开出的价码是让它重获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丢给了土耳其的东色雷斯，但德国人的报价要显得更加诱人——整个马其顿、西色雷斯、南多布罗加和萨洛尼卡全部归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本土的尼什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小片地区作为额外的奖赏。权衡利弊之后，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宣布，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一方，对他所仇视的邻国塞尔维亚开战。1915年10月1日，素有“东方普鲁士”之称的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发起了进攻，在德军和奥地利军队的配合下，在科索沃平原一举打垮了塞尔维亚军队。德、奥、保三国对塞尔维亚的攻势，使得英法不顾希腊的中立，于10月5日在萨洛尼卡港联合登陆，希望以此阻止保加利亚参战，法国还不顾希腊国王康斯坦丁的强烈抗议而强占了科孚岛，俘获了希腊海军的几艘主力战舰。协约国部队登陆后便急忙向北挺进，但在随后的战斗中败于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被迫退回希腊境内。作为一个小国，保加利亚军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的确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并曾一度占领了多布罗加南部及马其顿大部分地区，那是保加利亚最想得到的地方。
1916年，以亲协约国的希腊前首相维尼泽洛斯为首的第二个希腊政府与亲德的雅典宫廷抗衡在萨洛尼卡成立时，保加利亚的军队再次发动了攻势，但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失败，被迫停下脚步，从那以后，在巴尔干战线上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牺牲巨大的壕堑战。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保加利亚人开始从对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获胜的陶醉中清醒过来。尽管政府一再许诺胜利易如反掌、指日可待，但战争还是一拖再拖，当战争进入到1918年时，作为一个面积只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农业小国，保加利亚的经济已经负担不起战争的需求了，由于武器和食物缺乏，保加利亚的军队已经无力再坚持下去了。9月15日，协约国军队在巴尔干发动了进攻，保加利亚军队全线崩溃。9月24日，保加利亚军队发生哗变，起义军宣布成立共和国，斐迪南一世的马林诺夫政府派出代表团与起义军进行谈判，不料谈判代表加入起义军并成为共和国总统。起义军在9月底逼近了首都索非亚，保加利亚政府镇压了这次起义，但随后宣布退出了战争。
10月初，保加利亚向协约国投降，就此退出了同盟国，它的军队也开始从希腊和塞尔维亚等地退回了自己的国家。在“一战”中，保加利亚成为了第一个向协约国投降的同盟国成员，协约国的军队随即进入了保加利亚。10月3日，在协约国占领当局的逼迫下，斐迪南沙皇把王位让给了长子鲍里斯，当天晚上，他登上了孤零零地停靠在索非亚火车站月台上的沙皇专列，离开了生活了30多年的保加利亚国土，流亡到他成为君王之前在奥地利居住过的一所庄园中度过自己剩下的时光。斐迪南一世后来生活在他的故乡德国科堡，依靠德国政府的抚恤金生活，直到1948年在那里去世，享年87岁，葬于科堡的圣奥古斯汀天主教大教堂。
费迪南一世的儿子鲍里斯继承了保加利亚的王位，24岁的他成为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鲍里斯即位时，保加利亚的政局十分混乱，在保加利亚的两大政治力量——土地革命联盟和共产党——都要求推翻君主制，并改组政府。鲍里斯三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皇位。这位新国王的身体健康状态很不好，并且他对治理国家表现得毫无兴趣，观察家们都认为他在那个位子上的时间不会太久，而鲍里斯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协约国为此而担心，既怕保加利亚会拒绝签订和约，也怕它倒向赤色的苏俄。
因为许多战胜国的利益就是要从战败国身上去获得，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国理所当然地要对战败国保加利亚进行瓜分，它们一致主张，保加利亚的领土应该被缩小。作为同盟国一方的保加利亚是无权参加巴黎和会的，它和德国一样，只能在门口等待着大国们对它的命运做出安排。
1919年的保加利亚几乎处处受敌，土耳其人在历史上就与保加利亚是仇敌，至于它北边的罗马尼亚军队，正摩拳擦掌地准备南下，而它南面的希腊部队也正在寻找一切借口准备挥师北上。在巴黎会议期间，保加利亚的宿敌塞尔维亚就曾经和希腊商议要联手占领保加利亚，它们希望能把保加利亚这个“上帝的后花园”给瓜分了。但是对于战后世界的政治布局，大国们有它们自己的计划，是不会由着这些小国乱来的，巴黎和会的主席、绰号“老虎总理”的克里孟梭对塞尔维亚和希腊说不行，从而使保加利亚得以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在巴黎和会期间使大家感到不解的是，保加利亚人似乎是以一种乐观心情在期盼着和会的召开，驻保加利亚首府索非亚的美国代表觉得保加利亚人的态度很不可思议，好像以为自己也是协约国的一员，对于协约国为什么要对保加利亚心存怨恨不理解，似乎认为只是在巴尔干地区打了几仗而已，跟西方那些大国并没什么深仇大恨，甚至他们还认为协约国应该感谢保加利亚首先提出求和，认为这可以算是对结束战争的一份贡献，而忽略了巴黎和会最本质的问题，即它是一次胜利者的利益分配会议。
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方案，保加利亚人是非常欣赏的，尤其是十四点方案中关于民族自决原则的那一条，因为在巴尔干地区除了保加利亚以外，至少还有两个地区中保加利亚人占了大多数——黑海西岸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以及爱琴海北端的色雷斯西部地区。而且保加利亚人还声称，在马其顿部分地区，保加利亚人也占了多数，根据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那些地方自然是应该归于保加利亚的。如此看来，保加利亚认为自己不仅不会失去领土，相反还应该得到几个地方，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会以一种期待的心情在等待巴黎和会的结果吧。为此，保加利亚政府还曾经给巴黎和会发去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它的要求还包括了整个色雷斯地区，那些主持巴黎和会的大国代表们认为保加利亚的这个要求“极其不现实”，保加利亚大概还没搞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等待它的，只能是被瓜分。
在巴黎和会中，决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人支持有人做梗，因为有人获利必然意味着有人失利，保加利亚的命运实际就是在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这种相互的牵扯中去决定。当塞尔维亚提出要得到保加利亚西部领土时，意大利人则反对，多亏有了意大利的反对，保加利亚才仅仅被塞尔维亚割去了四小块地方，而不是塞尔维亚所要求的全部。尽管这样，保加利亚已经觉得很难以接受了，保加利亚人实在是忿忿不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已经让自己失去了很多，现在还要接着失去。
最让保加利亚人感到不平的是关于多布罗加南部地区，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来看，这个地区毫无疑问是应该属于保加利亚的，可是它却被在这个地区人口中只占1/30还不到的罗马尼亚人生生抢了过去，那是因为法国人要拿这块地方与罗马尼亚做交易。其实保加利亚的不平是完全不必要的，哪个战败国的条约不是屈辱的，居然还想和战胜国去平起平坐，那不就是昏了头吗？如果对比一下它的几个同盟国，那它的心理状态就一定会平衡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四分五裂了，德国也失去了大片领土，比起它们来，保加利亚已经可以算是万分幸运的了。
7月，在条约还没最后确定之时，保加利亚的代表就被叫到了巴黎，他们被安排在一所有警卫把守的房子中待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中，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几乎和囚犯差不了太多，一切都受到管制，保加利亚的代表为此在写给巴黎和会的执行主席克里孟梭的信中抱怨法国人对他们不以文明国家相待。
1919年11月末，保加利亚的首相、忧心忡忡的斯塔姆博里斯基走进签字会场时的情景实在令人可怜，一个美国记者同情地说道，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工被叫来开董事会”一样，协约国把它们决定后的《纳伊条约》交给了他，巴黎和会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坐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子正中间主持签字仪式，条约很快就签完了。跟所有的战败国一样，保加利亚没有商讨的余地，脸色苍白的斯塔姆博里斯基签完字后默默地走了出去，后来保加利亚出现叛乱时，斯塔姆博里斯基这只签约的手被叛乱分子用刀砍掉了。
在《纳伊条约》中，保加利亚失去了爱琴海的出海口，它的西部马其顿和蒂莫克河下游地区划给塞尔维亚，它的北部南多布罗加划归了罗马尼亚，而它的西色雷斯地区由战胜国代管，后来划归了希腊。《纳伊条约》使保加利亚失去了大约1/10的领土，保加利亚的陆军限额为2万人，并不可以拥有海、空军。赔款23亿金法郎，分40年偿清。条约细节公布当天，保加利亚举国哀痛。
从那以后，保加利亚人非常怀念从前的保加利亚，像每一个战败国一样，他们憎恨这个由战胜国强行签订的《纳伊条约》。由于领土被瓜分，许多保加利亚人被划分到了其他的国家中，那些被划到敌对国家的保加利亚人自然是不会受到好的待遇，这也使保加利亚人为自己的同胞在罗马尼亚、希腊和塞尔维亚所受的歧视而愤愤不平。10年后，巴尔干地区的各国试图达成一项共同尊重现有国界的协议，但保加利亚拒绝参与，结果巴尔干地区其他的几个国家相互之间签订了协议。当20年后欧洲再次爆发世界大战时，保加利亚投向了德国阵营，不过可叹的是，这一次它又投错了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1917年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但却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指派了一名上尉军官任“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舰长。为了防止水兵起义，临时政府加紧了对“阿芙乐尔号”的监察。但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领导权还是落到了布尔什维克手里，因为军舰委员会主席别雷舍夫正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向俄国人民发表了《四月提纲》，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经过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革命形势在九十月份趋于成熟，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起来。
临时政府发觉了布尔什维克人的“阴谋”，便企图先发制人。同年11月2日（俄历10月20日），临时政府派士官生占领了彼得格勒最重要的据点，到处搜捕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密令彼得格勒军分区司令派兵进攻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
11月5日，别雷舍夫来到斯莫尔尼宫。
“别雷舍夫，革命军事委员会有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的斯维尔德洛夫对别雷舍夫说道。
“能为俄国的革命出一份力，我感到很高兴，我保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哪怕是付出生命。”别雷舍夫坚决地回答。
“好样的，按照列宁的指示，‘阿芙乐尔’号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非同寻常……”斯维尔德洛夫向别雷舍夫仔细地讲解了“阿芙乐尔”号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11月6日，临时政府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机关报，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列宁的指示，武装起义被提前到这一天举行。别雷舍夫赶紧把“阿芙乐尔号”的全舰人员集合起来，阻止喧嚷着要进城参加起义的水兵，号召大家服从革命纪律，静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
“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
这是冬宫前的广场及凯旋门。“十月革命”前，俄国临时政府的驻地即在冬宫。
午夜时分，别雷舍夫收到了从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斯莫尔尼宫传来的命令，要求“阿芙乐尔号”驶往尼古拉桥方向，使那里被敌人扰乱的交通得到恢复。
但是，“阿芙乐尔号”舰长却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命令百般推托，他所听命的是临时政府，怎么能听布尔什维克的命令呢？迫不得已，别雷舍夫决定单独指挥这艘军舰。
当“阿芙乐尔号”抵达尼古拉桥时，守卫大桥的士官生早已经被倒戈的巨大巡洋舰吓得逃跑了。别雷舍夫马上命令舰上的舵手们把断开的桥梁修复好。桥刚一被修好，几千赤卫队员和士兵欢呼着跨上桥面，向冬宫冲去。
到7日上午9时许，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主要桥梁、火车站、邮电局、国家银行和政府机关等战略要地，还占领了通往冬宫的要道。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灰溜溜地逃跑了。
“别雷舍夫同志，列宁同志要求‘阿芙乐尔号’发表这份《告俄国公民书》。”快11时的时候，别雷舍夫接到了通讯兵拿来的一份文件。别雷舍夫一刻不敢耽搁，立即用“阿芙乐尔号”上的无线电向全世界进行了广播。《告俄国公民书》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听到广播的俄国人民热血沸腾，纷纷奔向街头，欢呼雀跃，有些甚至加入到起义的队伍中去。
下午5时左右，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包围了冬宫。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肯善罢甘休，进行着垂死挣扎，他们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求助命令，指望着能从前线调回军队，但这个希望很快就落空了，援军没有到来，起义军却捷足先登。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阿芙乐尔号”在9点45分时发射空弹信号，那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临时政府发出通牒的最后期限。
9时45分，传来了临时政府拒绝投降的消息，别雷舍夫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空炮射击，发出了开始向冬宫总攻的信号。
第二天凌晨，冬宫被赤卫队革命士兵攻占，临时政府的16名部长全部被抓获，“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
一战后期，德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国内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垄断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劳动人民却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灾难。由于战时大批的工人被征召开赴前线，加上原材料和燃料奇缺，导致工厂、企业纷纷倒闭，德国国内的不满和反战情绪不断增长。在1917年一年时间里，德国就发生了561次罢工，参加人数达146万多人，以柏林30万工人和莱比锡5万工人举行的四月大罢工影响最为深远。罢工者提出了立即结束战争、迅速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等要求，但统治者只顾与协约国的交战，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
与此同时，德军军队也展开了反战运动，不满情绪以海军最为强烈。1917年8月，威廉港12艘军舰上的水兵爆发起义，起义遭到了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水兵被捕，起义领导人马克斯·来希斯比奇和阿尔宾·科比斯被判处死刑。
德国人民愤怒了，此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了推动德国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催化剂。
1918年，德国统治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却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做着垂死挣扎。3月，德军在西线集结了205个师向联军发动了4次攻势，结果却是损失惨重。9月，联军全线出击，德军不得不节节败退。军事上的失败，促使国内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德国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9月30日，德皇威廉二世下达诏书，改组政府，实行国会制，并授命巴登亲王组阁。但是，这些都已无法阻止德国革命的爆发，更挽救不了反动统治的失败。
在代表德国工人阶级和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下，德国境内的革命运动汹涌澎湃。
10月，德国统治者决定孤注一掷，做最后一搏：把一切鱼雷艇、小型巡洋舰、战斗舰，甚至连出了毛病的军舰都集中起来，出海同英军作战。统治者自有统治者的想法：如果这一战打胜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消除德国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而如果战争打败了，水兵们也算实现了“光荣的沉没”，水兵骚动带来的威胁也算是清除了。
斯巴达克派士兵正与艾伯特反动政府激烈交战。
当月25日，德国海军司令部下令基尔港的德国远洋舰队出海。基尔港的8万水兵本来就对政府极其不满，这一命令刚一下达，水兵们便识破了这个冒险计谋的用意：这是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啊。
10月29日晚，基尔港水兵熄灭炉火、拒绝起锚。任由海军司令部许下什么诺言，水兵们就是不出海。被迫无奈，海军司令部只能放弃了这个计划，但为了杀一儆百，司令部逮捕了几百名水兵，还在军事法庭上对被捕的水兵进行了审判。海军司令部的这一做法只能激起水兵们更强烈的反抗，11月1日和2日，基尔港的水兵继续集会，要求当局释放被捕水兵，但遭到了拒绝。
11月3日，基尔港的水兵在军舰的桅杆上系上了一面面红旗，在自己的军装上佩戴上红绸带，在帽子上别上红色的徽章，然后走下战舰，拥上基尔城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水兵们高喊着革命口号，强烈要求当局释放被捕者。游行示威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在水兵们的带领下，基尔城的工人也行动起来。起义队伍解除了军官的武装，迅速占领了战略要地。不久，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基尔成立了。5日，基尔工人实行全城总罢工，以此来支持水兵起义。
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举行游行示威，直接促成了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德国反动政府刚一得到基尔水兵起义的消息，便被吓得惊魂落魄，忙从外地调来了4个步兵连对其进行镇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步兵连中的3个倒戈相向，另一个也迅速被起义军解除了武装。几天后，整个基尔城已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所掌握。
基尔水兵起义胜利的消息像一声春雷，冲破了反动政府的封锁，迅速传遍全国，革命火焰蔓延到各个城市。从11月3日到8日，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各个邦的君主先后被赶下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
基尔水兵起义是德国11月革命的起点，同时也导致了德国被迫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