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主要的情报机构是陆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由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在军事情报局之下，是它的下属机构——设立在各大军区中的秘密情报站。到1917年时，由瓦尔特·尼古拉上校指挥的情报军官已经有150多名。这些人中许多是在总司令部直接受他的领导，乘余的那些人分布在柏林和各军区情报站，或者是在前线战区司令部里工作。大部分特务由各个军区军事情报站直接领导。当时德国军事情报局的活动经费除俄国外，在欧洲首屈一指。瓦尔特·尼古拉担任德国军事情报局的领导工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后六天。
瓦尔特·尼古拉是一个作风严谨、对自己和部下要求严格的人，从他的性格特点来看，他更像是一位严格执行命令、严格进行机构管理的普鲁士军官，比起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两位赫赫有名的同行，他似乎显得过于谨慎或外行。但是在他的手下荟萃了一批纵横谍海的天才间谍，比如被后人一直称为“谍海女王”的玛塔·哈丽、最杰出的特工巴龙·施卢加和施拉格米勒等。玛塔·哈丽成了间谍的代名词，而巴龙·施卢加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最成功的德国特务，施拉格米勒则为历代间谍学校树立了教材。当然，瓦尔特·尼古拉所领导下的情报机构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尤其是在对于美国情报的搜集上，更是出现了大的失误。由于瓦尔特·尼古拉是传统的普鲁士军官，而非职业情报人员出身，所以在他的身上有着普鲁士军官忠于职守但视野闭塞的特点，他的情报对象始终关注和集中在德国的传统对手英、法等欧洲的国家上，却忽略了新生的美国，在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哪位军队的将领能预料到美国会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且成为了德国最致命的对手。
对于这个已经成为了世界强国并有着扭转战局能力的美国，任何一种对它的忽视都将是致命错误。德国的军事情报局恰恰忽视了美国的存在。据资料记载，在美国已经参战了几个月之后，德国军事情报局甚至才开始准备对这个新的敌人展开间谍活动。但一直到最后，负责搜集美国情报工作的只有7个间谍，这个数目是那样微不足道，显然是难以和美国的重要性相匹配的，由此可见，相对于几年之后那种遍布全球的谍报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情报工作还只是停留在它的创建阶段。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情报工作还是比较肤浅的，即便是对于德国的主要敌手，德国军事情报局的工作成果也是漏洞百出的，它居然没有事先察觉和报告在战场上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坦克，当这个庞然大物在索姆河战役中突然出现，轰隆作响地压向德军战线时，导致了德军的目瞪口呆和惊慌逃窜，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件事对瓦尔特·尼古拉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的军队被改编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国防军，尽管战胜国为了防止德国的东山再起，对德国的军事复兴作了各种限制，然而对于德国的这个不算太起眼的情报部门却没放在眼中，德国的情报部门并没有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和束缚，为了对付当时德国内部的纷乱局面，特别是为了对付倾向于苏联的人民革命，德国陆军参谋总部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它对于稳定德国的军队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毕竟它还是德军传统上的最高指挥部，虽然赋予它权力的德皇已被推翻了，但无论哪一派势力，也还仍然承认它的权力并乐于和它打交道。这个改了称呼的德国参谋总部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设计逐步恢复了德国的军事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
瓦尔特·尼古拉所领导的德国军事情报局虽然没有被凡尔赛条约所终结，然而却被他的竞争对手所吞并。军事情报局在被转交给柏林的陆军参谋总部以后，已无力再维持昔日的规模，它被缩小为情报组，并被归属于参谋总部下属的外国军队处，它的职能和职权显然已大大降低了，处于了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取代瓦尔特·尼古拉位置担任情报组组长的是昔日情报局中老资格的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少校，为了避开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处心积虑的德国为自己的军事机构披上了许多伪装，参谋总部被改称为军部，外国军队处则变成了军部三处，情报组也随之变成了军部三处的谍报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从名字上引起战胜国的怀疑和注意。大战结束后，瓦尔特·尼古拉仍然留在了德国的情报部门，1935年，他被晋升上校军衔，担任希特勒的情报顾问。
这期间发生的雅各布间谍案，真是让瓦尔特·尼古拉眼界大开，当时有一个名叫伯尔托德·雅各布的新闻记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书中详细透露了当时正在重新武装的德军情况，其中包括德军的各级组织结构、人员分布情况以及各个军区的内情，并列举出了168名德军指挥官的姓名和他们的简历等等，内容之详细，足以让德国的情报部门目瞪口呆，这对于正在暗中扩军备战的德国来说，无疑是天机外泄。这本册子引起了希特勒的震怒，瓦尔特·尼古拉被勒令彻底清查此事。接受任务的瓦尔特·尼古拉寝食难安，他精心设计了一个计划，派遣一名特工人员冒充德国的出版商，以商谈出版事宜为名，把雅各布从英国骗到了德国，并把他绑架到了德国的秘密警察总部。
瓦尔特·尼古拉上校亲自主审，希望能从雅各布的口中掏出惊天秘密，看看到底是哪些人向雅各布泄露了国家机密，但审讯的结果却让瓦尔特·尼古拉大为震惊，雅各布告诉他，他所有的信息都是从德国的报纸中获取的，他的武器只是卡片、剪刀和糨糊瓶。出于对雅各布间谍天分的钦佩，瓦尔特·尼古拉没有难为他，很礼遇地送他离开了德国。但这件事给了瓦尔特·尼古拉一个启发，原来间谍工作还可以这样做，从此在他所负责的部门中出现了一个专门小组——从一个国家正常的刊物中去收集情报。这种方法要看是谁来用，“二战”时英国有个著名间谍就是选用这个方法，得到了希特勒和英国同时授予的两个最高勋章。
西德尼·赖利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间谍之一，他本是俄属波兰公民，后来去了英国伦敦。在那里，他以“精通数种语言、自信而无畏”的特长而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的特殊间谍。后来，有人为他写了本传记，作者对他的评价相当高，“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利那样的影响力”。书中还说，赖利是个擅长搞暗杀的行家，通晓下毒、刺杀、枪杀等各种手段，并且此人天性多情，拥有很多的妻子。在间谍史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传奇人物，西德尼·赖利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名分上，西德尼·赖利是属于英国的军情六处，可实际上他到底是在为谁服务，这个问题就像他本人一样，谁也搞不清楚。
西德尼·赖利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显得神秘莫测：首先是他的身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出生在爱尔兰的蒂珀雷里，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的船长。但事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他的父亲是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医生，他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俄国妇人，他是这个犹太医生和俄国妇人的私生子，他的出生地也不是在爱尔兰的蒂珀雷里，而是在俄国敖德萨附近的一个小镇，可以说他算得上是半个俄国人。这样的身世是西德尼·赖利绝对不愿意对人提及的。也许是因为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原因，西德尼·赖利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外出经商。思想开放的他游遍了俄国后又随着移民船到了南美洲的巴西，贫穷的巴西不是他施展抱负的地方，于是没多久他又从巴西前往在世界上比较发达的英国。刚到伦敦的他人生地不熟，处境十分艰难，无奈中，他在报上看到有一政府部门要招募员工，落魄潦倒的他前去碰碰运气，还好他那周游世界的经历帮上了忙，见多识广、口才流利的西德尼·赖利被录用了。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将要为之服务的是英国的情报部门，虽然与他经商的宿愿不搭边，但那种冒险刺激的生涯倒也适合于他。多年的飘泊，早已使当时的西德尼·赖利练就了心狠手辣、说谎正常的一副“好心态”。
在伦敦站住脚的西德尼·赖利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年轻而富有的英国寡妇，1899年，他与这位有钱的寡妇结了婚。因为西德尼·赖利对俄国很熟，所以英国情报局把他派往俄国卧底，于是他带着在英国娶的妻子一同回到了俄国。这时的他早和以前不同了，他以一个有身价的商人的身份住进了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以此为掩护，为英国收集有关俄国的情报。每天出入社会名流圈子的西德尼·赖利很快就结识了一个被称为明石大佐的日本人，这个明石大佐的公开身份是日本派驻俄国的大使馆武官，实际上是一个日本间谍。与西德尼·赖利一样，他们都是为收集情报而来的。在交往中，生性狡诈、具有超人的说谎本领和高超的应变能力的西德尼·赖利一眼就被明石大佐相中了，他发现西德尼·赖利对俄国并没有什么感情，正是一块当间谍的好材料，决定利用他为自己搞情报，于是建议赖利到中国的旅顺口做生意，并表示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按理来说，受雇于英国情报部门的西德尼·赖利任务在身，是不可以随便乱跑的，可他本来就是无赖出身，凡事只从自身利益考虑，眼下见有利可图，也就把他的英国主子抛到九霄云外了，立马带着自己的妻子，乘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然后经中国的满洲里，一口气跑到了中国的旅顺口，停住脚后，和妻子一起在那里开了个木材公司。对于英国人来说，他是突然失踪了。
按照明石大佐的安排，西德尼·赖利在做生意的同时，充分发挥上天赋予他的聪明才智，利用自己俄国商人的身份与当地的俄国军政官员往来，然后把套来的情报卖给日本人。当时日本与俄国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关系异常紧张，大战一触即发，在西德尼·赖利的心中，可从来也不曾有过俄国是自己半个祖国的概念，尽管他生在俄国，长在俄国。与他往来的那些俄国军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嗜酒如命，酒杯一端就什么也不管了，西德尼·赖利很容易就把一份俄国海军的“旅顺港防务计划”搞到了手，然后用它在日本人那里换成了钱。在日俄战争中，知道了“旅顺港防务计划”的日本海军以迂回的方式绕过了俄国海军为保护海港而布置的水雷区，对俄国海军舰队发起了突然袭击，把在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打得措手不及，踉跄大败。吃了亏的俄国人开始找原因了，活跃在俄国军官中的西德尼·赖利自然引起了俄国人的注意，他自己没察觉到危险，但一直在他身后观察的明石大佐却是旁观者清，他找了个机会暗示西德尼·赖利赶紧离开，并引荐他为日本服务。形势危急，赖利让他的妻子返回伦敦，自己则去了日本。去到日本的西德尼·赖利成了一名为日本服务的情报员，对于英国、俄国和日本，赖利并没有把自己算在哪一方，应该说他只是一名情报贩子，他搞情报，然后卖给愿意出钱买的人。他在日本的这段时间，又搜集了许多有关日本和俄国的情报，不久后都卖给了英国。看来他的确具有商人的头脑。
到日本没过多久，西德尼·赖利突然又从日本蒸发了，这次他跑得很远，一直跑到了中国陕西的西安，栖身在当地的一座很少有人光顾的寺庙里。谁也不知道他要在那里干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决不会是去念佛的，他是商人，所作所为只能从利益上判断。果不其然，这时的他又和俄国人牵上手了，接了俄国人的单，为俄国情报机构搜集中国西部的情报。还别说，凡是西德尼·赖利出手的情报，都是有些水准的，俄国情报机构的专家巴德米耶夫对他所提供的东西就大加赏识。1905年秋，西德尼·赖利在中国待够了，想去英国的妻子那里，在从中国去英国的路上，要借道俄国，听说他要到了，俄国情报机构的专家巴德米耶夫还亲自约见了他一次。见面时，巴德米耶夫对他的谍报天才大加称赞，并建议他回到英国后，再重点搞些有关德国的情报，这样他就可以一箭双雕，一份情报可以卖给两家，既为俄国服务又为英国服务。巴德米耶夫的这个建议，倒是很符合西德尼·赖利的心意，他自然是一口应允。在圣彼得堡花天酒地地玩了几天后，西德尼·赖利回到了英国伦敦。
英国炮兵在准备毒气弹的弹壳。
西德尼·赖利是卖情报的，回到伦敦后的他又找到了英国情报机关这个从前的主顾。英国情报机关可是正规的国家机构，是有严格规定的，像他这样不受约束的市井无赖按理是要受到拒绝的，但世界是现实的，在利益面前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西德尼·赖利能搞到别人搞不来的情报，就凭这一点，英国情报局就会对他宽容有加。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交易，英国情报部门怎么想的他是不会介意的，他又没指望在那里捞个一官半职的。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根据有关情报，英国人得知德国人的一家工厂正在生产一种新式武器，英国当局想要知道德国人生产的这种武器的生产情况，于是把西德尼·赖利派了出去，要他打入这家工厂。赖利按计划去了德国，经过改名换姓后，以电焊工的身份混进了这家工厂。经过西德尼·赖利的努力，查明原来德国人在这里所生产的新式武器是一种毒气弹，在后来的伊普雷战场上德国人所使用的毒气弹就是在那里生产出来的。赖利的情报使英国人大为紧张，英国情报局要求赖利赶快搞一份这家工厂的生产计划。对于赖利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因为工厂的生产计划是放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的，而且在那个保密室的门前还有两个警卫，赖利只是一个搞情报的，而不是战斗人员。但赖利居然在一个深夜，孤身一人干掉了那两个警卫，并打开了保险柜偷出了那份生产计划。看来他还真是个天生的特工人才。拿到生产计划后的赖利连夜逃出了德国。
大战爆发后，英国也不太平了，德国人的大飞艇时不时地要在伦敦上空投下点什么，而且战时的英国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赖利可不想留下吃那份苦，于是坐船去了美国，在纽约又找了一个妻子，过上了享受的生活。对于英国的情报部门来说，这是赖利的再次不告而别，但也没关系，英国人早已习惯了他的失踪。在美国的赖利也并没闲着，他利用自己在俄国的旧关系，摇身一变成为了俄国政府购买军火的代表，在北美为俄国购置了大量军火，从中牟取暴利。1917年底，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但这也没影响赖利的生意，在俄国随后发生的内战中，他又为白军的高尔察克联系了大批的军火。那时的赖利，偶尔也去苏俄走上一趟，也许他是想实地了解苏俄的真实状况吧，当时的苏俄真的是很混乱，各地的组织经常集会，回到此地的赖利凭他的本事，居然混进了当地的苏维埃组织，博得了人们的信任。赖利的表演能力是十分出色的，在一次群众集会中，有人递上一张条子，指控赖利是间谍，可赖利表现得泰然自若，反而义正词严地大声指责递字条的人是外国的特务，目的是为了搞跨忠心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人。赖利的表演博得了众人的信任，而那个递字条的人却被愤怒的人们抓了起来，由此可见赖利的心理素质真是不一般。1918年春天，赖利接到英国情报局给他的一个大生意，这笔买卖可是实在大得惊人，那就是要他前往俄国去刺杀列宁！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这个西德尼·赖利就是个疯子，他居然欣然而往。
这一年的5月7日，回到苏俄的西德尼·赖利大摇大摆地走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特使，要求同列宁本人见面，他的这种胆量恐怕连保卫列宁的契卡都望尘莫及。尽管那时的列宁可以接见一个到访的工人或农民，但对这个来自西方的政客却没那么客气，只是安排了一个助手去接待他。大感失望的西德尼·赖利只聊了几句就起身告辞了。西德尼·赖利走后不久，契卡即向英国驻俄国大使洛克哈特打电话，询问英国首相是否派来了一个特使，洛克哈特回答说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这一次赖利是走运的，倘若这个电话早一点打的话，只怕他的使命也就要就此终结了。接到契卡电话后的洛克哈特勃然大怒，他把赖利叫到他的大使馆中狠狠训斥了一通，并对他说如果他再这样乱来，将不得不打发他马上回去。挨了训斥的赖利只好保证以后绝不再这样鲁莽行事。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认真地准备起行刺列宁的阴谋来了，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在一次群众性的集会上，当演讲完的列宁走向汽车时，女刺客芬尼·卡普兰近距离向列宁射了三枪，致使列宁伤势严重。行刺后的卡普兰被当场逮捕，三天后即遭处决。她的尸体被塞进一个铁桶里，然后浇上汽油烧掉。契卡全体出动，仅在彼得格勒就抓了1000个反动分子。在制造了这场轰动世界的列宁刺杀案后，西德尼·赖利立即逃回了英国。此行刺杀列宁的目的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但是他在苏联造成的影响甚大，回到英国后被授予了英国的军功勋章。在这之后，西德尼·赖利又参与了几次在苏联的间谍活动。1925年，当他由芬兰越境再次进入苏联之后就下落不明了，这回他可是彻底失踪了，从此再没出现。有情报说他被苏联的契卡枪决了，也有情报说他已投靠了苏联，总之，关于他的传闻五花八门，苏联政府对此事听之任之，就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似的。如同他的身世一样，他神秘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又神秘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实际的情况是，西德尼·赖利中了契卡的计，契卡设了一个圈套，把西德尼·赖利诱骗到了苏联。当他一越过苏联边境，便立即被捕了。他供出了所有要他提供的证词后，契卡并未对他进行开庭审判，就在国家政治保安局设在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的院子里处死了他，并将其就地埋在了院中的地下。
卢比扬卡广场位于克格勃大楼前方，苏联时期称捷尔任斯基广场，因广场中央坐落着一尊捷尔任斯基雕像而得名。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后，俄国的“民主派”们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2004年9月1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雕像安放仪式，相隔13年之后捷尔任斯基雕像又重新被立了起来，这足以说明捷尔任斯基的功劳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令人难以忘怀。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原苏联党和国家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苏联克格勃的创始人。1917年12月6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在听取了“关于全俄规模怠工的可能性”问题的报告后，决定委托捷尔任斯基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制定镇压罪恶怠工行为的办法，12月20日，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契卡就这样诞生了。契卡成立之初，其主要任务是同怠工作斗争，调查和肃清反革命阴谋活动，把怠工者和反革命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当年的契卡曾经令反革命心惊胆寒。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作为契卡的创始人，有“铁腕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是一名犹太人，他出生于俄属波兰王国维尔诺省奥希米扬内县，他的父亲是捷尔任诺沃小庄园里的一个小地主，捷尔任斯基幼年时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大主教。但是在中学时他就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入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二年捷尔任斯基从维尔诺中学自愿退学，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据他自己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宣传家”，并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897年3月，捷尔任斯基从维尔诺转移到科夫诺从事革命工作，出版第一期波兰文地下报纸《科夫诺工人报》，并领导了阿列克索特的罢工斗争。7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判处三年流放。但两年后，捷尔任斯基就从流放地维特亚卡省秘密逃回维尔诺，后来到华沙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1900年，捷尔任斯基成为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继续他的革命生涯。他的革命生涯真是多灾多难，不管是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从未有过连续三年不被捕的时候。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获得了自由的捷尔任斯基加入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中，他负责斯莫尔尼宫与起义军的通讯联络，积极参加了攻打冬宫的组织工作，并负责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又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反动势力号召举行全俄规模的怠工。为了对待这件事，捷尔任斯基建立了一个向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一个旨在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设委员会成立了。这就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其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是“契卡”。契卡的成员都是来自工人和士兵中那些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决拥护者。
这个委员会的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契卡的成员在每月的20号领取工资，因为这一天正是该委员会的成立日，直到克格勃时代仍旧如此。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卢比扬卡街11号，捷尔任斯基成为了该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经人民委员会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契卡是为保卫和巩固政权而建立的镇压机关，主要职责是对内的，反间谍以及情报工作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职能。捷尔任斯基形容它是“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是用来称呼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阶级敌人”的名称。他还特别强调：“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用不着做什么侦察或暗探的工作，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捷尔任斯基在致苏维埃政府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12月28日，捷尔任斯基号召各级地方苏维埃成立肃反委员会。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了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
捷尔任斯基以个人风格，将契卡塑造为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它不仅打击反革命，也像名字一样，打击投机倒把、消极怠工、小偷小摸。在列宁和最高苏维埃的授权下，契卡拥有不经审讯就地枪决罪犯和抓捕人质以威慑反动势力的权力。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因此肃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有力武器”。1921年，苏维埃政权基本在全俄各地运行起来，国内斗争形式趋于好转，捷尔任斯基签发了这样的命令：“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除非从事恐怖和公开的暴力活动，政治犯不再立即枪决。”1922年苏联建立，捷尔任斯基削减了契卡的一半成员，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契卡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开展对外情报工作，情报官以外交人员身份为掩护派驻外国的做法，从捷尔任斯基时期就开始了。1917年底，捷尔任斯基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情报收集工作，他选中了一个叫菲利波夫的侦察员，让他以商人和记者的身份前往芬兰执行情报任务，主要收集芬兰政府与德国交往的情况以及对苏俄内部叛乱分子的态度。事实上，捷尔任斯基本人并不是一个独裁者，更不残忍好杀，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是一个自制、善良而仁慈的人，他的绰号“钢铁般的费利克斯”正是这一点的最好写照。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很多他的同志这样评价捷尔任斯基：“他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工作、面包和清水。”捷尔任斯基从不看戏或看电影，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只有办公室。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风而出名。
在苏联建立初期，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建设，契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它扫除了白俄时期充斥的黑帮、流氓、娼妓等社会丑恶现象，镇压了多起城市武装叛乱。契卡实际上的附属机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保卫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甚至包括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线，改善贫困城市工人的生活，设立孤儿救助机构，救助战乱和饥荒造成的孤儿等等。到捷尔任斯基晚期，国家安全机关更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如他下令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建立专案卷宗，每一份材料都应该由“在行的同志全面研究”，“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这些都为后来的更为残酷的肃反和党内斗争开了不好的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苏联党内民主的建设进程，成为评价捷尔任斯基功绩的负面因素。捷尔任斯基曾历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西南方面军后勤部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交通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务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他的颂扬，令人感到他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克格勃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早年的监狱生活和多年的紧张工作，使捷尔任斯基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26年7月20日，正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时，突然支持不住，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去世了。他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保卫人民，打击敌人，哪怕是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把真正的红色惩戒之剑。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德军疯狂进攻，法国军队节节败退。而就在这个法军溃败的夏天，一场秘密而特别的审讯正在法国的杜莱斯宫悄悄进行。被告是巴黎红极一时的舞星玛塔·哈丽。两天后，玛塔·哈丽因叛国罪被执行枪决。一场决定生死的审判，只进行了不到两天，结果是玛塔·哈丽结束了她年仅41岁的生命，玛塔·哈丽这个名字也从此写入世界超级间谍的史册，甚至被后人称作“谍海女王”。
玛塔·哈丽原名德·玛格丽特·泽勒，间谍代号H21。她出生于荷兰，为荷兰和印度尼西亚血统的混血儿。1904年只身前往巴黎，开始职业舞女的生涯，并以出位的裸舞表演迅速走红，1914年被招募为德国间谍，1916年又被招募为法国间谍。玛塔·哈丽是一个双料间谍，她同时服务于德法两国的情报部门，法国也从哈丽的情报中获益。据有关记载，在那次审判中，玛塔·哈丽曾极力为自己进行辩护，但没人相信她的话，也没人替她辩护，1917年10月，在法国被以“间谍罪”和“卖国罪”判处死刑。
1904年，孤身一人的德·玛格丽特·泽勒不名一文地来到了巴黎，为了生计，她不惜在一位巴黎剧院经理面前表演起了脱衣艳舞。在那个年头，很少有人的表演如此大胆出位，剧院经理立即被她这种“带有神秘东方气息的婆罗门艺术”给震住了，当即拍板将她录用，并且还给她起了个艺名——“玛塔·哈丽”，意即“马来人的太阳”。1905年4月的一天傍晚，玛塔·哈丽在巴黎登台亮相，性感的肚皮，撩人的舞姿，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印度婆罗门艺术”舞蹈，令人眼花缭乱的手部动作，最后幻化成一个充满东方色彩的魅力漩涡，把见多识广的巴黎人迅速地卷了进去。大厅内外挤满了观众，如醉如痴，如癫如狂，整个巴黎都拜倒在她迷人的舞裙和风姿下。人们纷纷四处打听这个艳丽无比的尤物的名字。
尽管玛塔·哈丽在有关自己的身世上编造了不少的谎言，但她在舞蹈艺术上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时，由于通讯手段的局限性，很多身份都难以被查证，许多人都会给自己添加一个高贵的身份，以便于自己成名。成了职业舞娘的哈丽从此越跳越红，成了当时巴黎红得发紫的舞星。1905年的《巴黎人报》如此评价道：“只要她一出场，台下的观众便如痴如狂。”玛塔·哈丽一举成名，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她最抢眼的版面并配以巨幅艳照，她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开始频频出现在最时髦的游乐场、贵族沙龙和大企业主的私人聚会等场合。除却美艳之外，玛塔·哈丽还显露出天生的非凡智慧。她的影响渐渐向整个欧洲扩展，上流社会竞相吹嘘自己和玛塔·哈丽有私交，名门望族之后、政治家、百万富豪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战争爆发前夕，玛塔·哈丽正在德国巡回表演。德军统帅部的军官米尔巴赫在看到哈丽为几个工业巨头做即兴表演时，感到这是一块难觅的间谍好料，于是私下出价两万法郎诱她下水。在与权贵的交际中，她常常会听到一些“大新闻”，但多数时候，她只是用它们来炫耀自己，用消息来赚钱未尝不是个好买卖，于是她答应了德国人的要求。
事实证明，德国情报机构果然眼光独到。1915年，英军一种新型坦克正在秘密研制中，德国方面得知，一份这种坦克的设计图纸就放在法军统帅部高级机要官莫尔根将军家的保险柜中。玛塔·哈丽奉命窃取这份图纸，在一次家庭舞会上，她借机与莫尔根相识，并很快在莫尔根家中找到了藏在油画后面的保险柜。但密码是什么？情急之下，玛塔·哈丽发现墙上的挂钟早已停止走动，指针停在21点35分15秒，于是玛塔·哈丽就用这个数字为密码打开了保险柜，后人则把她的急中生智称为“哈丽机智”。
一辆后座方向盘损毁的马克I型坦克。索姆河会战之初，坦克的投放数量偏少，这导致它们的整体作战效力被大大降低。
当时正是欧洲上空阴云密布的日子，玛塔·哈丽接受了一项任务——利用她超凡脱俗的魅力，为德意志帝国服务。1916年，她被派到离瑞士边境不远的勒拉赫一所特别侦察学校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从此，她的人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也给她充满传奇的人生注入了更多令人唏嘘的神秘光环。玛塔·哈丽的生活态度也如她的舞蹈一般随意放纵，她也借此逐渐接近了许多富人阶层。她充满诱惑的气质、性感妩媚的形象，使她得以以交际花的身份周旋于法国、德国和俄国等国家军政显要之间。在“一战”前，玛塔·哈丽还经常被世人认为是放荡不羁的舞蹈艺术家，常以惊世骇俗的表现闻名于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名声越来越差，很多时候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妓女。
被誉为“谍海女王”的玛塔·哈丽绝对是世界间谍史上最神秘也最辉煌的人物，她的名字在间谍小说和传奇故事里，已经成为以美貌勾引男子、刺探军事情报的成功女间谍的代名词。有关她的传闻充满了阴谋、淫欲。在特别侦察学校培训后，玛塔·哈丽更多地出入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的声色场，每到一处，总能引起轰动。当然，玛塔·哈丽在巴黎独宅的欢宴也常常通宵达旦。黎明时分，就在来宾们醉意朦胧的时候，玛塔·哈丽便在似乎无意间聊开了政治。这些谈话的内容会被呈送到德国总参谋部。基于对谈话内容的分析，德国人对法国同行的意图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这就是“一九一七战略方案”，即法国在战争条件下将会进行防御，而不是进攻。有了德国谍报机关的金钱支持，玛塔·哈丽打扮得更为艳丽。她俘获了法国政府的高官和军事将领，从他们口中源源不断地套取情报。这些要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酒桌上、枕头边说的话，会让身边这个艳星泄露出去。马恩河战役前夕，玛塔·哈丽从一名即将奔赴战场的法国将军那里套取了情报，德国就利用玛塔·哈丽提供的情报，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
但德国人不知道的是，哈丽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跟踪，玛塔·哈丽的行为也已引起了法国反间谍机关的注意，紧接着，她被监视起来。法国人发现，玛塔·哈丽每个月定期到巴黎去一到两次，每次到巴黎，她必定要去拜访荷兰、瑞典和西班牙驻法国的大使。法国著名的反间谍第二局秘密拦截并搜查了三国大使的邮件，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每位外交信使的公文包里都有几封玛塔·哈丽发往国外的信件。法国反间谍机构决定将计就计，招募哈丽为双料间谍。1916年，玛塔·哈丽与法国间谍头目拉杜见了面，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前往中立国西班牙，引诱德国特使卡伦上校。哈丽果然没有让人失望，在不久之后她便引诱了一名德军上校上钩，并从其口中偷到了重要情报，此后，德国方面的情报通过玛塔·哈丽源源不断地从西班牙传回法国。玛塔·哈丽以德国间谍的身份为掩护秘密为法国服务，德军在蒙受重大损失后，在处置了那名泄密上校后，又顺藤摸瓜地怀疑到与其有染的哈丽身上。
德国人发出了两封电报，那两封电报均被法国二局的反间谍部门破译了。这不是因为他们高明，而是德国情报机构的有意安排，他们故意使用了已经被协约国破译了的密电码发报，是想让法国处置她，德国情报部门决定将玛塔·哈丽送上绝路。德国的许多政要包括情报部长本人都曾经是玛塔·哈丽的风流情人，然而在国家利益面前，这些德意志的高官显贵不得不忍痛割爱。对于德国和法国两国的情报机关来说，身份已然暴露的玛塔·哈丽已失去了利用价值，现在双方都要抛弃她了，她的最后一点贡献就是作为替罪羊和牺牲品再被利用一次。1917年2月13日清晨，玛塔·哈丽醒得比较早，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自己多重的诡秘身份迟早会带来灾祸。为了平静自己的心绪，她在牛奶浴池中浸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以为是最近的新情人克鲁内律师带来了什么新消息，但来的是一位警长和他的五名下属。
当时法国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为了给数万名士兵的丧生一个说法，为了挽救法国情报机构的名誉，法国二局决心牺牲哈丽。在哈丽受审期间，负责反间谍工作的拉杜上尉刻意夸大这位红舞星为德国充当间谍刺探法国情报的罪行，却只字不提自1916年以来，哈丽充当双料间谍，反过来向法国提供德军情报的真相。她被多方利用，又被多方抛弃，就这样，最终玛塔·哈丽成了法国军方的替罪羊。
1917年10月15日早晨是玛塔·哈丽与这个曾带给她花天酒地的生活、恣意纵情的狂欢的世界诀别的时候了。她仔细梳理了头发，化了淡妆，乘上一辆带蓬卡车，从监狱被带到文森射击场——她的刑场。刽子手们开始瞄准射击，她面对11个行刑队员的枪口，笑着对行刑的军官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肯付12法郎占有我。”（在法语中，“法郎”和“子弹”是同一词汇）。玛塔·哈丽被处决了，她被多方所利用，又最终被多方所抛弃，从某一角度来讲，玛塔·哈丽也是战争的牺牲品。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也称“阿拉伯的劳伦斯”，因在1916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许多阿拉伯人将他看成民间英雄，推动了他们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统治中获得自由的理想。同样，许多英国人也将他看成战争英雄之一。在他去世70周年之际，英国作家莱格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劳伦斯是被英国特工暗杀，而非死于一般车祸。莱格称，英国军情部门因担心丘吉尔让劳伦斯领导一个具有超级权力的新情报机构，所以谋杀了他，他称有证据表明劳伦斯出车祸前一直遭军情部门监视。不管莱格的说法是否有根据，劳伦斯这位军事史上的神奇人物已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劳伦斯出生在英国威尔士，是大地主托马斯与女管家劳伦斯的私生子。劳伦斯很小就知道了身世，意识到梦想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他虽然身高只有1·65米，却勇于向自己发出挑战。他不仅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且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基础。他曾随考古队到过叙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在阿拉伯世界进行旅行，学会了阿拉伯语，并迷上了阿拉伯文化。1909年6月18日，劳伦斯前往中东，独自徒步考察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境内的十字军古堡遗迹。回到了牛津大学后，将他在中东的考察记录、草图、照片都写入了他的毕业论文《12世纪末十字军运动对欧洲军事建筑风格的影响》中，这篇论文使他以牛津的一等优秀成绩毕业。“一战”爆发后，劳伦斯报名参军，到英军设在开罗的军事情报部任职。他不喜欢坐办公室，并很快等到了机会。1916年沙特阿拉伯西部哈桑王族的酋长谢里夫发动革命，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当时是英国的敌国，劳伦斯建议英国抓住机会与那些希望取得独立的阿拉伯部落联盟共同对付奥斯曼帝国。他的建议得到了英国军方的支持，同年12月，劳伦斯被派往吉达，出任阿拉伯军队首领费萨尔的联络官。1914年10月，土耳其作为德国的盟友宣布参战。11月4日，奥斯曼苏丹对协约国宣战。土耳其参战后，中近东战线出现了对英国不利的形势。到1915年下半年，土耳其军队进攻埃及，围困了亚丁保护地，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相继失利，在阿曼、苏丹和波斯湾地区还面临一些酋长发动的战争。
1917年7月，“公牛”艾伦比会见劳伦斯，接受了他的建议，把亚喀巴变成一个重要基地，提供装备和黄金，以实现阿拉伯人向叙利亚的北进。艾伦比把劳伦斯提升为少校，命令费萨尔的部队组成英军部队的右翼，从而把劳伦斯和费萨尔直接置于自己的麾下。劳伦斯对汉志地区的铁路展开打了就跑的袭击，实质上切断了该条铁路，使驻麦地那的土耳其部队朝不保夕。在劳伦斯的策划下，阿拉伯起义军多次深入敌军后方，炸毁铁路与桥梁，使土军的运输濒于瘫痪，阿拉伯人因此称他为“爆破先生”。攻占红海沿岸重要港口亚喀巴港一役，更使劳伦斯成为英国军界的知名人物，也让英法等殖民主义大国第一次真正重视阿拉伯起义军的力量。劳伦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攻克亚喀巴之后，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而是成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1916年6月5日，1500名阿拉伯骑士在麦地那对空鸣枪，宣布阿拉伯独立。6月10日，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和费萨尔联合指挥的汉志战士包围了圣城麦加，土耳其的汉志总督加里布帕夏带着亲军逃往汉志山脉中的避暑胜地塔伊夫，经过20多天的围困，麦加守军向汉志军队投降。
贝都因部落的酋长在等着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会面。
劳伦斯负伤32次，多次死里逃生，但从不居功自傲。他严格遵守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与他们同吃同住，并肩作战，胜利后总是把功劳归于各位酋长或部落领袖。战友评价他说：“他的话不多，但他注意研究周围的人。当争论结束，他提出行动计划时，往往能使每个人都满意。”在回忆录中劳伦斯写道：“我将散落在阿拉伯人中间的火花聚成一团熊熊大火。”1916年10月16日，劳伦斯从英军中东总司令部所在地伊斯梅利亚乘船抵达吉达港，在那里与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进行了会晤，不久又见到了长子阿里和三子费萨尔，很快成为费萨尔的挚友和军事顾问。在劳伦斯的建议下，阿拉伯起义军北上奔袭奥斯曼帝国腹地，破坏汉志铁路，占领了延布、瓦季、亚喀巴等城市。当同盟国与协约国在欧洲战场陷入僵局时，劳伦斯率领的非正规部落军却在阿拉伯半岛书写了传奇而浪漫的胜利诗篇，让敌军闻风丧胆。1918年，劳伦斯与费萨尔率军攻入大马士革，使他的军事成就达到顶点。1918年9月30日，费萨尔的阿拉伯军先头部队进入大马士革，费萨尔在这里宣布自己为叙利亚国王。
“一战”结束后，劳伦斯作为英国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他身穿阿拉伯长袍，竭力为阿拉伯国家争取利益，但英法等国只顾瓜分中东，根本无意履行给中东国家自由的承诺，劳伦斯愤而离席。由于他战功卓著，政府授予他“特殊贡献”勋章，但他不满英国政府背信弃义而拂袖离去，颁奖的英王乔治五世无奈地说：“我捧着奖盒，他却拂袖而去。”由于感觉自己争取阿拉伯独立的事业被政治家出卖，劳伦斯在战后拒绝出任总督等职位，而是选择隐居生活。
1922年8月，在一些地位很高的朋友的帮助下，劳伦斯以“约翰·休·罗斯”的假名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两星期后由于被记者发现真实身份而被迫退出空军。不久他又化名“托马斯·爱德华·肖”加入英国陆军，在此期间完成了有关阿拉伯战争的回忆录——《智慧的七柱》。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他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经历，被称为“描写阿拉伯起义的史诗性作品”，“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称呼从此流传开来。这时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劳伦斯迷上了骑摩托车，他曾说“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种古老的兽欲”，但对速度的疯狂追求要了他的命，1935年5月13日，他出了车祸，在医院昏迷了6天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劳伦斯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解放事业的贡献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和接受，但也有观点认为，他是为英国效力的情报军官及间谍，其工作是为了使英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阿拉伯世界的统治权。劳伦斯的事迹经过史诗化之后已经成为英国军事历史上的著名传奇之一，希特勒对劳伦斯十分敬佩，日本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也因别人称其为“远东的劳伦斯”而自得。在劳伦斯一生中充满了矛盾：他曾渴望名誉，但当它到来时他却感到恐惧；他希望被人接受，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他有数不清的朋友，内心深处却极其孤独；他的初衷是文学写作，命运却安排他戎马一生，驰骋大漠。也许正因如此，他的人生才变得精彩。
1918年夏，在莫斯科揭发出了所谓的“大使们的阴谋”，虽然当时在莫斯科并没有什么大使——全世界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
自从契卡成立以后，它以极高的效率，镇压了新生政权大量的敌对分子，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红色卫士。在他们所破获的大量案件中，使他们最为自豪的，就是成功挫败了由英国外交官和秘密间谍参与的“洛克哈特阴谋”案。“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的政权落入了由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手中，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要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战争。为了让俄国能够继续协助协约国对德国作战，英国政府派出年轻自负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前往俄国，同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联系。这个洛克哈特一向自以为能力超群，但这一次却是失败而归，因为尽管德国提出的条件万分苛刻，但苏维埃俄国还是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俄国就此退出了战争。在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人们都已明白苏俄不会再同德国作战了，此时协约国就下定决心要推翻布尔什维克，让一个能继续与德国打仗的新的俄国政府上台执政。
俄国退出了战争这一现实，使英国大为恼怒，英国的情报局把它最负盛名的特工西德尼·赖利介绍给了洛克哈特。这个西德尼·赖利出生在俄国，也算是个俄国人，他对俄国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他自信而无畏，又是个搞暗杀的行家。这次西德尼·赖利配合洛克哈特去俄国搞破坏活动，主要是在俄国制造叛乱和行刺列宁。洛克哈特在得到西德尼·赖利的帮助后，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去了俄国，奉命到莫斯科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非正式联系。他同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及其副手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相处得都不错。1918年5月，洛克哈特分别与俄国社会革命党中的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驻俄国的总头目埃内斯特·博伊斯建立了联系，然后一同策划收买莫斯科守卫部队中的一些军官的，准备在莫斯科搞武装暴动。而赖利则在此同时，谋划了一场行刺列宁的行动。西德尼·赖利是一个冒险家，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家，1918年5月7日，这个赖利居然大摇大摆地走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特使，要求同列宁本人见面。但这次并没能见到列宁本人，赖利不但白跑了一趟，还引起了契卡的怀疑。
洛克哈特在莫斯科过得相当快乐，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他著名的情妇穆拉·布登培格。洛克哈特曾经十分有趣地描绘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形象。他写道：“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经过一翻运作，洛克哈特联系上了在莫斯科与白军有联系的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将1000万卢布转交给他们作为活动资金。洛克哈特还以为他的所作所为天衣无缝，可他哪里知道，契卡早就盯上他很久了。捷尔任斯基派了两个契卡人员打进了他们的队伍，这两个人假装成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红军军官，向他们建议暗杀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名契卡人员很快就取得了洛克哈特的信任，洛克哈特安排的人给了那两个人120万卢布做起义经费，当然这笔钱很快就被转到了契卡总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打乱了洛克哈特的行动计划——8月30日，赖利导演了一场行刺列宁的行动，一名叫卡普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对列宁行刺，引起了契卡的大搜捕，而赖利侥幸逃脱，逃回了英国。
就在列宁被刺后的第二天，契卡工作人员闯进了洛克哈特的住处逮捕了洛克哈特，一并带走了他的情妇穆拉·布登培格，当时她正躺在洛克哈特的床上。这位出生在沙俄贵族家庭的穆拉·布登培格年轻性感，是莫斯科有名的美人，她被捕后被送到了契卡总部，但只关了几天便被放了出去，据说她是通过与当时契卡的副主席雅科夫·彼得斯上床换来了自由。负责审讯洛克哈特的是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他给这位英国人看了自己的指甲，说明他在革命前的监牢里受过怎样的酷刑。洛克哈特写道，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彼得斯是个毫无人性的恶魔，然而在他的性格中却看不出这种特征。彼得斯告诉洛克哈特，每签署一份死刑判决书，都会使他感到生理上的疼痛。
洛克哈特是英国使馆的外交官员，契卡虽然知道他有外交豁免权，但还是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契卡希望查出洛克哈特与发生在前一天的列宁被刺案件有关联。他们问洛克哈特是否认识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契卡的这一问可把洛克哈特给吓坏了，这个英国外交官大概以为契卡是要指控他谋杀了列宁，尽管他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人，但在惊恐万分之下，洛克哈特连自己的外交证件都忘了拿出来，看来对此事他的心里也是有鬼的。凌晨6点钟，契卡把刺杀列宁的卡普兰带到了洛克哈特面前，想从中观察出她与洛克哈特之间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个卡普兰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那双原本视力就极差的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外，好像任凭命运的摆布，直到契卡进来将她带走。持续了6个小时的审问，契卡没有找到什么有利的证据，只好释放了有外交豁免权的洛克哈特。
洛克哈特过后写道：在彼得斯的天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多愁善感的东西，然而他是一个有着狂热信仰的人，他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目标，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思想感情是不允许有怜悯之心的，这个奇怪的人不知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他决心向我证明在一些小事上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骑士风度。在这一天，在全城的大搜捕中，契卡一共逮捕了20多名外国间谍，在契卡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之下，英国特工在俄国的活动暂时停止了，被释放后的洛克哈特也被从俄国驱逐出境。回到自己的国家后，洛克哈特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后半生，而那个赖利则因为行刺列宁案有功而被英国授予了英国功绩勋章。苏维埃俄国在审判这起外国间谍案时，洛克哈特和西德尼·赖利都被缺席判为死刑。在这次打击外国间谍的行动中，契卡收获颇丰，并将其当成自己最高的荣耀。苏维埃政权认为这是其肃反工作的一次大胜利。在这次行动中，那两位打入洛克哈特组织内部的契卡间谍立了很大的功劳，并使苏俄的肃反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为后来克格勃的间谍传奇描画了一个坚实的底调。1918年，行动十分巧妙的密探们帮助捷尔任斯基消灭了西方国家在苏维埃俄国的情报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情报工作堪称世界各国情报界的榜样，德国总参谋部所辖的军事情报局已经完成了从初生到成熟的过程。它获取情报的方法和手段越来越多，花样层出不穷，涉及各个领域。直到“二战”之前，德国的情报部门主要是由号称“间谍工作管理之王”的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在尼古拉的手下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天才能力的间谍，其中最著名的是以“谍海女王”闻名于世的玛塔·哈丽，她的名字在后来的间谍史中，几乎成为了间谍的代名词。但在当时，大名鼎鼎的玛塔·哈丽其实还排不上德国间谍的榜首，并且在整个的欧洲的上层社会，她所受到的并不是尊重。尽管她曾受到很多很多人的欢迎，但在她的诠释之下，女间谍差不多等同于妓女，以至于当德法两国都需要一个替罪羊时，就选她当了牺牲品。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中被誉为最杰出间谍的不是美貌机智的玛塔·哈丽，也不是统领间谍学校和多个情报站的那个因待人严厉、讲求效率而被称为“博士小姐”的埃尔斯贝特·施拉格米勒，而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被称为“17号特务”的巴龙·施卢加。巴龙·施卢加一生从事间谍工作，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时间不但长久，最难得的是他至死没有被敌人发现，直到死后若干年还不为人所知。这当然应该归功于他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当然与他不张扬的性格也是有关的。据说就连对德国的最高情报机关来说，他的为人都有些神秘。德国的情报部门从来都不知道他的情报来源，也不知道他另外还有些什么活动。他是住在法国巴黎的，但德国情报部门对他在巴黎的情况一无所知。巴龙·施卢加第一次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是在普奥战争爆发前，当时德意志尚未统一，巴龙·施卢加向当时的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长老毛奇提供了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序列情报和奥地利军队中比较重要的指挥官的资料。这些情报对老毛奇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结果老毛奇只用了7个星期就打败了奥地利，取得了这场“七周战争”的胜利。自从这件事后，毛奇开始了对情报部门的的重视，因而把德国陆军参谋总部中的情报处改为常设机构，并且由他自己直接管辖。“一战”前这个情报处改称为军事情报局，由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
刚进入间谍界时的巴龙·施卢加才20岁出头，受过良好教育的他风度翩翩，具有一种贵族般的气质。他出生于匈牙利的兹索尔纳，学生年代曾就读于维也纳工业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参加了奥地利的步兵团，虽然在战场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但还是以要结婚并经营自己的地产为借口而离开了部队。离开部队后不久，巴龙·施卢加投考了奥地利军官学校，并得到了该校的毕业证书。这个证书对他今后的间谍生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他能够以军事新闻记者的身份出入奥军司令部，从而获得他后来向柏林所提供的情报。巴龙·施卢加在普法战争之前就开始向普鲁士驻巴黎武官提供情报，德国参谋总部的情报部门给他取的代号是“17号特务”。普法战争结束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漫长的40年的岁月中，德国参谋总部的情报部门基本上把巴龙·施卢加打入了“冷宫”，情报部门每年只是同他谈一次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巴龙·施卢加不被他人怀疑，以达到更好的潜伏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龙·施卢加向德国军队提供了一份最有分量的情报，这份情报向德军参谋部提供了关于法国在进行战争动员后第五天时部分军队部署的情况。这对于德军统帅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情报为德国在后来所爆发的对法战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开始德国的指挥官对巴龙·施卢加所提供的情报还是持保留态度的，对情报的内容不敢完全相信，这让为这份情报做出了很多努力的巴龙·施卢加非常失望。巴龙·施卢加为德国服务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并不是为了酬劳。这时的巴龙·施卢加已是73岁的高龄，这个重大的打击使他的健康情况受到了影响，于是他返回德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不久之后，待不住的他又回到了巴黎，继续投入到他的谍报生涯中为德国效力，一直坚持到自己去世的前一年。回到巴黎的巴龙·施卢加，利用法国和瑞士间边境上的漏洞，每隔两天就给德国送来一次情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的情报都是怎么搞到的，这一点就连德国的情报部门也不知道，但他们知道，这些情报是极有分量和价值的，这些情报通常是在两天之内就被送到大本营设在瑞士的南方情报搜集站，并由情报搜集站传到德军参谋总部。巴龙·施卢加的情报在参谋部受到很高的重视，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法金汉坚持亲自看他的报告，不仅把它们当作参考情报，同时也把它们当作决定性的情报来看待。1916年，年已75岁的巴龙·施卢加在发出最后一份情报后回到了德国，在德国参谋总部领取了退休金，仅过了一年便因病去世了。德国的军事情报部认为他是“间谍史上空前杰出的间谍”。
在比利时伊普雷城外被俘虏的法国士兵。
为什么会给他如此之高的赞誉呢？这个嘉许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巴龙·施卢加个人来说，他的一生极其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情报事业，从情报活动在德国还没有受到重视的时候，他就自愿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并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一直坚持到老迈苍苍，基本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德国的情报工作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他的这种选择，既是出自对情报事业的热爱，也是对德国情报工作的贡献。其次是巴龙·施卢加的情报工作基本上是十分成功的，在他所获取的情报中，有许多是有重大价值的，比如在“一战”刚刚开始时他对法国军队布置情况的情报。巴龙·施卢加在把握法国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并送出了大量异常准确的情报。再就是巴龙·施卢加的老练和智慧，他具有超常的间谍天赋和能力，和玛塔·哈丽完全不同。玛塔·哈丽一直活跃在敌方情报部门怀疑的目光之下，而巴龙·施卢加则极善于掩藏自己的身份，从来也没引起过对手的注意，他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时间是那样长久，并且一生都居于敌国之中，但他平稳地得以善终，在众多的间谍中，能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位事业成功的间谍也不是没有遗憾的，每当他所努力获取的有分量的情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并没有发挥出他所想象的作用时，他都会因此而感到极为沮丧，甚至有时都影响到他的健康。但综观他的一生来看，可以说他是间谍史上一位空前杰出的间谍。
1907年，退休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查尔斯·奥特利被任命为英国的防务委员会秘书，他的助手莫里斯·汉基在调查全国谍报机构时，惊奇地发现，整个欧洲连一个英国特工人员也没有。这种令人吃惊的事态一直保密，以至于大多数国家还以为英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广泛、最复杂的情报机构。1909年8月，在防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奥特利建议成立一个秘密情报局，负责情报搜集的一切事宜，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的批准。它把秘密情报局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负责国外和国内两个相同领域的工作。国外部分决定由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领导，后扩展为英国陆军情报六局。尽管卡明的背景看起来不是特别适合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但他无疑步入了这一工作领域，而且肯定一开始就被它的前景吸引住了。卡明得到的承诺是，对支付给该单位的活动经费不做任何限制。这项工作太诱人了，卡明“非常乐意承担”这项工作。而这个任命，使卡明后来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英国“情报之父”。英国陆军情报六局又称军情六处，卡明给自己取的代号是“C”，他喜欢使用绿色的墨水，所以军情六处的许多文件上都有个用绿墨水签的一个“C”字，从此以后军情六处一直被外界称为神秘的“C”。
西方情报界把军情六处看成是英国情报机关的“开山祖师”，从开创初期至今，它和它的前身都是严格保密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在处于极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不受政府领导，政府部门的名单上没有它的名字。军情六处的总部设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桥南边一幢20层楼内，对外称“政府电信局”，该处由外交部控制。英国军情六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国内外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从事间谍情报和国外反间谍活动。它招收间谍有着传统标准——理想的间谍是一个出身于上层社会、有经济收入、性格开朗的年轻人，他必须受过高等教育，英俊、勇敢，比较冷静和客观，因此，英国的间谍机构历来都重视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世界名牌大学中招收间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六处一直在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之间调来调去，虽然不利的因素很多，但它还是在荷兰、德国、埃及建立了情报站，安插了许多特工人员，与其他的情报机构进行有效的联系，积极指挥反间活动、审讯俘虏，从敌占区搜集情报，协助组织和安排流亡者和战俘的逃亡路线，直到1915年以后，才逐渐成为英国最主要的情报机构。卡明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针对德国，他认为，在德国的主要军港他都应该有能够得到充分信任并向其报告异常活动的特工，所选特工的素质和身份必须可靠，而且将依据所作贡献获得报酬。
极其重视保密的卡明爵士不赞成属下们将自己的秘密工作内容写成书告诉大众，在一次交通堵塞中，卡明对自己的管家说：“我也要出版一本回忆录，四开的，封面用大红字写着标题‘秘密情报局长的轻率言行’，有400页厚，页页都是空白！”作为一个独腿的海军军官，卡明有着许多怪癖，对于间谍活动也许这种怪癖是必要的，那就是神秘兮兮的。因而他所缔造的军情六处也就笼罩在那种昏暗、神秘的气氛中。他喜欢摆弄一个金框单片眼镜，爱使用绿墨水写字。为使自己的身份像其他组织工作一样保密，卡明用他名字的首个字母C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早年间在军情六处做过事的人，可能会被一个场景吓得噩梦连连——军情六处的首位掌门人卡明爵士，可能会在会议中突然攥住钢笔或开信刀猛扎自己的腿——当然，那是假肢。关于他的腿，曾有一段传奇。1914年，他在法国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为了从撞毁变形的车中脱身，他竟然用军情六处特制的秘密武器“钢笔刀”割断了自己的左腿。当然，这也是杜撰的，其实他的左腿是在车祸一天之后才被截肢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军情六处的重点活动是搜集苏联的有关情报，支持白俄。利用流亡的白俄团体，秘密情报局获取了大量的苏联情报，但其中有些是过时的和错误的。而此时德国日益强盛，开始不遵守凡尔赛和平条约，军情六处得自德国的情报却越来越少。
卡明爵士执掌军情六处的20世纪初，很少有人知道军情六处这个秘密情报机构的存在，更少有人知道卡明是这个机构的首脑。直到30年代一个英国作家的回忆录中提到英国情报机构的重要人物会在看文件时用绿色墨水签下一个字母C，而C恰恰是卡明的姓氏首个字母，于是首任掌门在身死将近十年后才被验明正身。军情六处气急败坏地认为这本回忆录泄了军情六处的机密，看来作家真的是情报机构的天敌。“一战”后，英国外交部接收了秘密情报局，此后，又接收了电码密码学校，校长由军情六处的局长担任。这个校长的到来为尔后军情六处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军情六处以后能在密码的破译上成为世界的顶尖高手正是得益于此，这期间军情六处的组织机构也逐渐健全。因为卡明与“首领”在英文中都是C开头，或许是出于对卡明的尊敬，此后军情六处的历任掌门都被称为“代号C”，军情六处内部对这个机构的初创者充满怀念，看来冷血的特工们有时也是蛮有人情味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英国就把情报工作的重点从德国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段时间它一直视苏俄为头号威胁。军情六处很快就加强了对苏俄及其周边地区的情报收集，谁也无法知道英国军情六处在沙俄以及苏联时代，在俄国境内安插了多少情报人员。军情六处同苏联的情报战非常残酷，并且接连遭受了几次挫折，这使得卡明的军情六处陷入了令人沮丧的窘境。丘吉尔担任首相后，情报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大量才华出众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从大学、商业界、知识界纷纷应召加入秘密情报组织。在“二战”中孟席斯任局长期间，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和他与丘吉尔的良好关系以及军情六处的共同努力，迎来了军情六处最辉煌的时期。
“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他的强项。他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而且能立即赢得他们的信任。如果分配他做此类工作，他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没有哪个区域对他来说是禁区，他可以出入任何地方，接触所需接触的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展开工作，而且还能以一副天真无邪的面孔出现。”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的上司曾这样评价他。
1887年的第一天，卡纳里斯出生于德国北部多特蒙德市郊的一个十分富有、有权有势的资产阶级家庭，1905年，年仅18岁的他考进了德国海军的摇篮——基尔海军学院，在那里，卡纳里斯显示出他那出众的智力，除了学业出色外，超凡的语言天赋是他的强项。他流利地掌握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俄语。在一次远航南美的时候，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又学会了西班牙语。他的这些语言能力，为他后来从事间谍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尔海军学院的毕业证，把卡纳里斯送进了德意志帝国的海军，他被分配到“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上服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卡纳里斯先是被任命为舰上的情报官，不久又被升任副舰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卡纳里斯所服役的“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随同由德国海军中将冯·施佩率领的德国海军东亚分舰队在太平洋海域作战，虽然他们一度取得过可喜可贺的胜利，但这些胜利也终于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为了消除心头之患，英国海军派来了几艘战列舰对付他们，在1914年底的福克兰群岛之战中，英国海军击沉了除“德累斯顿”号之外德国东亚分舰队的所有战舰。但卡纳里斯的好运并未维持多久，第二年3月，幸免于难的“德累斯顿”号在智利领海被英国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和“肯特”号撞见，短暂交火后重创自沉，最终也没能免于被击沉的命运。卡纳里斯和所有的船员被俘后被关押在智利的一个人迹罕至的海岛上。
卡纳里斯的间谍天赋这时发挥作用了，他居然设法从岛上逃上了智利本土，身无分文的他搞到了一匹马，骑着它狂奔了数百公里，接着又拿出了登山运动员的本事翻越了高不可攀的安第斯山脉，从而逃进了亲德国的阿根廷境内。在阿根廷的首都，卡纳里斯混上了中立国荷兰的海轮，自打他从那个荒岛上逃出来算起，经过两个月的辗转奔波，他终于传奇般地又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德国。当他最终回到柏林的时候，他这一段万里逃脱的经历引起了他所隶属的德国海军情报部门的极大注意。当年5月，卡纳里斯被晋升为海军上尉，出任德国海军部的联络官，年底受命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当时西班牙是欧洲的一个中立国家，协约国和同盟国在西班牙的谍报战异常激烈，为了加强在那里的力量，德国海军部派卡纳里斯去西班牙进行谍报工作。
卡纳里斯由一名德国海军的军官变成了一名隶属于德国海军的军事间谍，他的第一个间谍任务是在当地德国军官的指导下负责监视直布罗陀海峡中协约国军舰的活动情况，并从中搜集敌国海军的相关情报。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表面上是中立国，但它们暗中是倾向德国的，德国的潜艇常常在它们的港口补充供给。德国情报机构要卡纳里斯完成的这个任务，其实是对他的一次实习考核。没过多久，卡纳里斯就接到通知，他在西班牙的使命结束了，马上返回德国海军部接受新的任务，卡纳里斯于是踏上了去往德国的火车。很不幸，在途经瑞士和意大利交界处时，他被意大利人给扣留了。意大利人认定他是一名德国特工，准备把他转交给法国当局。意大利人虽然认定他是德国特工，但也没当他是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所以对他的看管并不是很紧，卡纳里斯不愧有间谍的天赋，意大利人一不留神，泥鳅一样的卡纳里斯就从他们的指缝间溜走了。
1916年3月，卡纳里斯又被派往西班牙，这一次，他和日后的死对头、英国王牌间谍斯图尔特·孟席斯开始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这时他们两人还只不过是德国和英国在西班牙的普通间谍——十多年后，他们两人则分别成为了德国和英国各自的情报部门首领，在“二战”中，这一对冤家对头明争暗斗，打过无数次交道。而这次在西班牙，初露头角的他俩展开的是一场兵与兵的交锋。这件事的起因是一封被英国人所截获的德国电报，这封电报是德国海军驻马德里谍报站发给德国海军部的，原来卡纳里斯刚到西班牙不久就身患重病，马德里的德国谍报站要求派一艘潜艇来把卡纳里斯接回国治疗。截获了这份电报的英国海军部大喜过望，命令两艘正在这一海域活动的英国潜艇做好出击准备，只等前来接卡纳里斯的德国潜艇一到，便把它就地击沉。
为此，英国海军部命令孟席斯领导的驻马德里间谍小组严密监视卡纳里斯的动向，以便及时掌握他登艇的时间和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对前来接他的潜艇进行拦截。接到英国海军部命令的孟席斯立即安排手下的特工紧密监控卡纳里斯的行踪，但英国人这一次的劳师动众又徒劳了一场，卡纳里斯虽然不知道英国人正在对他撒下一张网，要像捞鱼一样把他和接他的德国潜艇一网捞住，但间谍的天性使他的行踪披上了神出鬼没的色彩，化了装的卡纳里斯乘一艘小渔船溜出了港口，在外海踏上了接他的德国潜艇扬长而去了。孟席斯在与卡纳里斯的首次交手中，卡纳里斯先得一分。
在随后的战争日子中，卡纳里斯所服役的德国海军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直到“一战”结束。但在巴黎和会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却激怒了每一名德国人，屈辱万分的和约深深地刺激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像每一个想要改变德国现状以使德国从耻辱中解脱出来的人一样，卡纳里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战后德国复兴的活动之中。战争结束时，为了防止德国再次强大，《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军队作出了种种限制，首先在人数上就作了严格的规定，战后德国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军手上一共只有约4000名额，为了使德国能有一批未来重振军备的“种子”，战后德国国防军所要留用的，都必须是在战时表现出卓越才干的军官。由于卡纳里斯在“一战”期间的良好表现，他成为了其中之一，在新组建的国防部中担任德国陆军部长的副官一职。
战后的德国，党派众多，主张纷纭，卡纳里斯认为只有希特勒的纳粹党执政才能重振德国，因此积极参加德国国内的纳粹党活动，并结识了纳粹党的二号人物戈林，通过戈林的举荐，希特勒认识了他。从此，卡纳里斯利用自己手中关于德国军队情况的情报资源，全力支持希特勒上台。野心万丈的希特勒执政后，一心要把德国的情报机构办成世界最优秀的，1935年，希特勒任命卡纳里斯为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并授予他海军上将的军衔。同时在经济上给予卡纳里斯全力的支持，而卡纳里斯果然不负重托，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军事谍报局神速地发展壮大，迅速成为了一个神通广大的情报机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天赋的间谍能力和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使卡纳里斯终于成了纳粹德国的一代谍王。
1913年，欧洲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那就是以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为一方的同盟国和以英国、法国、俄国为另一方的协约国，这两个军事集团在争夺殖民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等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激化，都在疯狂地扩军备战，整个欧洲都充满了火药味，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虽然处于日益没落之中，但在当时的欧洲它还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而当时的捷克是属于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的一部分。1913年5月，一条关于已故奥军前布拉格军团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列德尔上校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位名声显赫的列德尔上校长期以来一直是奥匈帝国的楷模，他不仅是布拉格军团的参谋长，而且还身兼奥匈帝国对俄国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可以说是身负要职，而他居然成为了俄国的间谍，这不能不在奥匈帝国国内引起强烈的震撼。
出身于奥地利一中产阶级家庭的列德尔从事谍报工作仅仅十多年，但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绩，曾使他多次博得奥匈帝国情报机关首脑——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的嘉奖，所以提升得很快。就是这样一个被奥国情报人员视为楷模的人物，在奥匈帝国原本就不平静的民意中又制造出了新的爆发点。奥匈帝国的民众对此一片冷嘲热讽，他们以“猪猡”来称呼国家的情报人员，并把奥匈帝国的情报部门称之为“世界第一养猪场”。列德尔间谍案发生后，奥军的总参谋长康拉德男爵向皇帝约瑟夫一世上了一道谢罪书，以表自己的失察之过，许多高级将领也因受到列德尔间谍案的牵连而丢了职务，奥匈帝国的情报工作信誉受损，遭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事情发生后，人们开始关注，列德尔是怎样成为俄国间谍的，而他俄国间谍的身份又是如何暴露的？原来这个列德尔是个同性恋者，因出入同性恋场所被俄国间谍抓住了把柄，在十多年前就受到了俄国间谍机关的控制。在这十几年中，他被迫给俄国送去了关于奥军的大量情报。作为酬劳，俄国的间谍机构也给了列德尔数十万奥地利克朗的巨额酬金。
在列德尔成为奥匈帝国的情报官员后，他又向俄国的反间谍机构出卖了奥匈帝国在俄国活动的所有的间谍，导致了奥匈帝国对俄国的情报完全失聪，而俄国对奥军的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就使得大战爆发后，奥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而俄军却因此而屡屡获胜。至于列德尔俄国间谍身份的败露，完全是一个偶然。奥匈帝国的反间谍机关在一次例行检查信件时偶然发现了三封寄给同一人的信，信中有着大量的邮票和高额的支票。这不能不引起奥匈帝国反间谍机关的怀疑，虽然不能因此确定收信的人一定是间谍，但至少也是个可疑人物，于是奥匈帝国的反间谍机关就在邮局秘密安排了监控人员，用守株待兔的办法来等待前来取信的人。一连等了60多天，这三封信件就如无主之物一样，根本就无人过问。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的奥匈帝国的反间谍机关撤回了守候在邮局的特工。
就在那些特工撤走没几天，邮局关于那三封信的报告就送到了奥匈帝国的反间谍机关，报告说有一个人前来领取那三封信件，奥匈帝国的特工急争忙忙赶到邮局，可那个人早已经坐出租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幸好邮局的工作人员记下了那辆出租车的牌号，就在特工们准备返回时，那辆出租车恰巧又出现在邮局的门前，特工们拦住了出租车，从开车的司机口中多少了解了一些关于取信人的情况。就在这时，一名特工在汽车的后座上看到了一只刀鞘，这可不是普通的刀鞘，它镶着钻石，做工精美，特工们断定，这一定是那个取信人的心爱之物，于是决定用这只珍贵的刀鞘为钓饵，引那个取信人上钩。特工们让邮局的工作人员在门前贴上了一张招领失物的告示，并在邮局中布置下许多特工，就等着有人前来上钩。一天过去了，就在邮局即将下班的时候，特工们要等的人终于出现了，在他领取刀鞘时，周围的特工们都傻眼了，来的人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奥匈帝国情报界的英雄——列德尔上校！
就在特工们惊讶万分的时候，机警的列德尔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凭着多年的间谍经验，他立即明白自己已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在离开邮局后，先是把身上带着的几张能暴露身份的纸撕得粉碎，并把它们分撒在路上，然后向俄国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急步走去，但此时的他已不可能摆脱掉周围的特工了，当他看到前面的路上出现了大群的警察后，不得已躲进了路旁一家不起眼的旅店，这家旅店马上就被警察和特工们团团包围了。特工们敲开了列德尔的房门，奥匈帝国反间谍机关在当地的负责人走了进去，并把他所撕碎撒丢后又被特工们复原的纸放到了列德尔的面前。此时列德尔的情况早已上报到了最高层的斐迪南大公和康拉德男爵那了，他们的决定很快就下来了，此时的列德尔面前只有两条路好走了——自杀或是被军事法庭绞死。列德尔选择了前者，至少这还是一种体面的死法，之所以给他留一个这样的死法，主要是奥匈帝国的高层也不想造成过大的影响。奥匈帝国的军方为了减少不好的影响，在列德尔自杀后一直隐瞒了他的死因。后来消息不知怎么被透露了出去，人们这才明白了列德尔的真正死因。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1918年8月30日，这一天被俄国被历史学家称为“俄罗斯历史上致命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天，发生了行刺列宁的事件。那天，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领袖列宁在位于莫斯科列茨基区的米海尔松工厂举行的工人集会上发表讲演，讲演结束后，在离开这家工厂大门口走向他的汽车时，有人向他开了四枪，其中有两发击中了列宁。事发后，列宁的司机希尔把列宁抱上车，向克里姆林宫疾驰而去。医生诊断后确定，子弹击中列宁的颈部，但没有生命危险。负责治疗的医生奥布赫写道：“子弹若是偏离一毫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肯定就没命了。”遇刺后的列宁经过治疗得以生还。行刺列宁的凶手被当场抓获，是一个叫作芬妮·卡普兰的社会革命党的党徒。
列宁在1920年发表演讲。虽然俄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受到战争的蹂躏，但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决定和力量极大地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芬妮·卡普兰出身于乌克兰一个优裕的犹太人家庭，她之所以加入社会革命党，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情。1906年，年仅16岁的她住进基辅的一家旅店，不想就此惹祸上身。当时一个叫维克多·卡尔斯基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那家旅店制作炸药，密谋要刺杀基辅的行政长官。结果出现了意外，炸药爆炸了，维克多·卡尔斯基跑掉了，而芬妮·卡普兰却在爆炸中受了伤，结果她被认定是制造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因而被判服11年的苦役。年纪轻轻的卡普兰过早就开始品尝铁窗生涯的沉重和痛苦，在服刑期间，卡普兰结识了俄国著名的右翼社会革命党活动家玛利亚·斯别里多诺瓦娅，受她的影响，卡普兰开始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在服了11年的苦役之后，她被获释出狱。那年是1917年，俄国已发生了“二月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社会革命党在整个俄罗斯社会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很大的影响，27岁的卡普兰开始用“多拉”这个化名参加革命者圈子里的各种活动。不过在十多年的苦役生活中，卡普兰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特别是她的视力几乎接近失明的状态。就在当年，俄国紧接着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执掌了俄国的政权。在苏维埃政权中，社会革命党的政治主张和布尔什维克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行刺列宁的事件，并且身为社会革命党成员的卡普兰又在现场附近被抓获，这无异于搅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旋涡，卡普兰也被确定为对列宁行刺的凶手。
关于究竟是谁对列宁开的枪，当时并没有人亲眼目睹，而卡普兰也并非是在第一现场被抓，根据有关档案记载，卡普兰并不是在向列宁开枪后被抓获的，而是在厂区之外的谢尔普霍夫大街被拘捕的，当时的她一只手拿着个破皮包，另一只手攥着把雨伞，搜她身时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周围并没有别的人，于是她被愤怒的人们抓了起来，混乱中是没法把一切搞清楚的，更何况当时在人们问是不是她开的枪时，卡普兰保持了沉默——沉默是可以被视为默认的。对于卡普兰是否就是刺杀列宁的真凶这个问题，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学界具有着争议。如今俄罗斯绝大多数历史研究学家都认为，卡普兰就是刺杀列宁的真凶，是右翼社会革命党委派的恐怖分子。还有一种说法是，卡普兰是受命于协约国的特务，行刺列宁是为了推翻他们所反对的苏维埃新生政权。
据官方资料称，卡普兰在最开始的审讯中就承认了是她向列宁开的枪，并且她宣称，她之所以刺杀列宁，就是因为她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刺杀计划是1918年2月她在辛菲罗波里疗养的时候，立宪议会的领导人与她谈话之后制订好的，但这个未经任何审判的一面之词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它完全可以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产物。卡普兰在被逮捕后仅仅三天就遭到了枪决，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匆匆地就被处决，这本身就透露着重大的疑问。据说行刑的现场就在克里姆林宫内，被处决的卡普兰被塞进一个铁桶里浇上汽油焚烧了。第二天，在布尔什维克主办的《红色报》上登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对白色恐怖的回答》的文章，随后就展开了对敌对势力的大镇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全体出动，仅在彼得格勒就抓了1000名反动分子。
时过境迁，一些历史学者对这一行刺列宁的案件提出了质疑，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看，卡普兰并未直接参加刺杀列宁的行动，因为当时她患有眼疾，视力很差，根本无法正常开枪射击。他们认为即便那些组织要派出杀手，也不至于要派一个患有眼疾，视力极差的人，这个半瞎的女人是否真的就是刺杀列宁的枪手很值得商榷。但是这些提出质疑的人毕竟也拿不出什么有利的证据，而在莫斯科海尔松工厂原址的列宁纪念馆里，却是完好地保存着原苏维埃契卡人员对卡普兰和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资料和照片。这些资料显示，卡普兰是在汽车旁边朝列宁开枪的，当时卡普兰的位置距离列宁很近，因此侦查人员认为，即使她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在这么近的距离开枪也不可能不命中目标！
1918年9月3日，卡普兰未经任何审判便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院内的一个角落里被执行了枪决。死刑执行得太快了，关于她的秘密再也不会被世人所知晓了，但她在被逮捕后迅速遭到处决的原因一直在敲打着后人：卡普兰与俄罗斯那一段历史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一条大街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岩雕像。一位身着戎装的威武军人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他就是芬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芬兰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芬兰元帅、芬兰共和国第六位总统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
就是这位芬兰的大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曾被沙俄派往中国执行间谍任务。1906年，法国科学家保罗·佩里埃特向沙俄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进行一项科学考察，路线是塔什干-喀什-罗布泊-兰州-大同-北京，俄军总参谋部很快注意到这项申请，沙俄一直对中国西北部地区垂涎三尺，但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甚了解，其战略野心受到很大制约。佩里埃特的考察无疑是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的绝好机会，俄军总参谋部因此决定在考察队中秘密安插一名俄国军官从事间谍活动。1906年3月，俄军总参谋部交给了当时任俄军驻中国满洲里的第五十二龙骑兵团曼纳海姆上校一项秘密任务，要他混进法国科学家保罗·佩里埃特率领的考察队，潜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曼纳海姆出生在芬兰，后进入圣彼得堡的尼古拉骑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俄军服役，参加过日俄战争，由于在奉天战役中表现勇敢而提前晋升上校军衔。曼纳海姆精明强干，是俄军中小有名气的“中国通”，更重要的是，他持芬兰护照，不容易引起中方怀疑。为方便与中国人沟通，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马达汉”。按俄军总参谋部的旨意，曼纳海姆要对中国做全面的军事和社会考察，他要探明从喀什经过兰州直达北京的最佳军事路线，弄清中国在当地的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状态、民间习俗等，总之是在为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做好探路的准备。在为期两年的实地考察活动中，曼纳海姆横跨了中国西北边疆8个省份，行程达1·4万公里，收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他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并亲自向沙皇进行了汇报。按照他的建议，俄军应该占领新疆和甘肃两个重要省份，从而将中国一分为二。这份报告于1909年印刷出版，作为正式情报资料在俄军内部广为传阅。
此后曼纳海姆的仕途一帆风顺，回国后调任华沙骑兵团团长，1910年，他被升为少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军激战在波兰战场上，历任骑兵师长、军长等职，因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仇视革命的曼纳海姆于当年9月辞职回到自己的家乡芬兰。1917年沙皇政府垮台后，曼纳海姆回到芬兰，当时芬兰乘俄国内乱，正在兴起独立运动，在芬兰的内战中，曼纳海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曼纳海姆担任了白卫军总司令，在他的领导下，镇压了由苏联支持的工人武装发动的起义，使芬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得以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抵御苏联入侵的战争中，曼纳海姆的军事才能又一次得到体现。弱小的芬兰面对庞大的苏联，这是一次矮子与巨人的战争，战争初期，芬兰的抵御简直是苏军无法想象的，芬兰在芬苏边境建筑了长达100多公里的“曼纳海姆防线”，每个芬兰的军人都会越野滑雪，另外还有一批神枪手，一场冬季战役下来，芬兰以死亡900人伤1700人的代价，歼灭了苏军的两个整编师近3万人，还俘虏了1300多人，这一战震惊了世界，足以让曼纳海姆名垂青史了。1944年，芬兰总统里提因病辞职，77岁的曼纳海姆接任了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应该是在中国新疆活动过的级别最高的间谍。
间谍，这个斗智斗勇的领域，也是适合女性大展身手的场所，女性的特长在这个领域中真可谓如鱼得水，能在征服男人的同时，顺手捞走她们想要的情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谍战战场中，就涌现出了许多影响了战局的女间谍，德国方面出现了一位名传后世的“间谍女王”玛塔·哈丽，而法国则有一个与玛塔·哈丽相匹敌的，代号为“云雀”的女间谍马尔塔·里舍。她为协约国所作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玛塔·哈丽为德国工作的成绩。
马尔塔·里舍出于生法国，是一名法国骑兵上尉的女儿。她与别的女孩很不一样，从小就喜爱舞刀弄剑、骑马射击，显示出了特殊的体育才能，就是男孩子都不如她。长大以后的马尔塔·里舍更是一鸣惊人，又迷恋上了飞行，要知道那时候的飞机和现在的可不一样，10个飞行员中就得有不少于4个是掉下来摔死的，在“一战”中上天飞行的人中，还真没有一个女性，而她居然成为了法国第二个上天的飞行员，可见她的性格确实与众不同。1914年，马尔塔·里舍嫁给了苦苦追求她多年的亨利·里舍，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可新婚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的丈夫亨利·里舍应征入伍，并随军开上了战场。要知道“一战”时的战场是无比残酷的，伤亡率高得惊人，马尔塔·里舍的丈夫未能幸免，两年后，从前方传来了她丈夫在战斗中阵亡的消息。丈夫的死讯使马尔塔悲痛欲绝，她决心要为丈夫报仇，于是主动去找一个她所认识的拉杜上尉，要求立即为她分配任务。这位拉杜上尉可不是一般的军人，他所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属于法国军事情报处的，看着美丽而又勇气非凡的马尔塔·里舍，权衡再三，这位拉杜上尉决定把她派往中立国西班牙，并给她起了一个动听的代号——“云雀”，不过这只“云雀”谁都不知道，政府中也没她的档案，她只与拉杜上尉保持单线联系。
西班牙濒临比斯开湾的圣塞瓦斯蒂安，有着“欧洲最漂亮的沙滩”，海边的山顶上有着16世纪的古堡。圣塞瓦斯蒂安一直是西班牙的疗养胜地，而圣塞瓦斯蒂安的跑马场，是德国驻西班牙使馆的海军武官冯·科尔贝格男爵时常光顾的地方，这个冯·科尔贝格男爵出手阔气，挥金如土，在跑马场是个大有名气的人物。骑术精湛的冯·科尔贝格男爵自视甚高，常以“欧洲第一骑士”自封。为了迎合这位阔气的主顾，跑马场的老板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匹称作“雷帝”的烈马。这是一匹纯种的土耳其马，周身火红，性如烈火，除了科尔贝格男爵，跑马场中很少有人敢一试身手，如果科尔贝格男爵不光顾跑马场的话，“雷帝”平时都被闲置在马厩里。拉杜上尉早已得到情报，知道这位跑马场上的常客冯·科尔贝格男爵名义上是德国驻西班牙使馆的海军武官，实际上却是德国在西班牙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拉杜上尉决定，派化名贝蒂·费尔特的马尔塔·里舍前去勾引他，好利用他打入德国情报网的内部。1916年8月，马尔塔·里舍按照拉杜上尉的精心安排，孤身一人来到了西班牙的圣塞瓦斯蒂安。
西班牙是一个位于欧洲西南部的国家，它西邻葡萄牙，北濒比斯开湾，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的摩洛哥相望，东北部与法国接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政府宣布中立，虽然它在暗地里执行的是亲德的政策，但在表面上是不介入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斗。于是各交战国的名流显贵，都把西班牙当成了“安全岛”，纷纷云集而来。因为这里聚集了各国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政治上又是宽松的，所以两大军事集团都把西班牙当成进行间谍活动的理想场所。他们充分利用西班牙的中立地位，彼此都在这里布下了庞大的谍报网，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却是刀光剑影，争斗不休。长期以来，在这场暗中较劲的谍报战中，一直是同盟国方面占据上风，而协约国的谍报机构则屡遭败北，情急之下的拉杜上尉，把马尔塔·里舍派到西班牙，就是希望她能够打入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网，一举扭转协约国谍报机构的不利局面——有时候，靠一个女人之力，也是能改天换地的，至少这个拉杜上尉就是抱了这样的希望的，他希望这个既勇敢又美丽的女人能在那里建功立业。
这天黄昏，在海滨浴场畅游了一下午的冯·科尔贝格男爵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跑马场，准备骑着他的“雷帝”好好地尽尽兴，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今天的“雷帝”没闲在马厩里，原来它被一位叫“贝蒂·费尔特”的小姐骑走了。老马夫对这位小姐的骑术称赞有加，认为她是他所见过的骑士中最棒的。“贝蒂·费尔特”是一个德国姑娘的名字，科尔贝格男爵一时半晌也想不起来在西班牙他所认识的德国侨民中哪位姑娘叫这个名字。不过老马夫的这一番话还是叫冯·科尔贝格男爵好奇之心顿生，他倒是要好好地见识一下这位“贝蒂·费尔特”小姐的骑术。科尔贝格男爵来到跑马场的观看席上，把目光投到了跑马场中。眼前的一幕把科尔贝格男爵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见“雷帝”在夕阳的照耀下，宛如一团奔驰的烈火，一位周身棕色打扮、身姿优美的姑娘正扬鞭策马，整个人同坐骑浑然一体，简直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科尔贝格男爵的魂一下子就被这位美女骑士勾住了，这个容貌出众、气质超凡的女子是他从来不曾见到过的类型。
当那个女骑士从马上下来时，科尔贝格男爵彬彬有礼地向他心中的女神做了自我介绍，当那位美丽超俗的女子听说眼前是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海军武官时，也显得特别激动，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她告诉科尔贝格男爵自己是比利时的德国侨民，她的父亲是一位马术教练，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被法国人抓走了，孤身一人的她为了躲避战火来到了西班牙，可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和居所，她希望德国使馆对她伸出帮助之手。
“贝蒂·费尔特”小姐的希望正合科尔贝格男爵之意，他告诉这位美丽动人的小姐，只要她愿意的话，可以到德国使馆去担任女秘书的工作。其实科尔贝格男爵真正的用意是要把这位美丽不俗的小姐拉进自己的谍报网，并能让她成为自己的情人。对于科尔贝格男爵这种雪中送炭般的援助，“贝蒂·费尔特”小姐真是感激万分，第二天她就到了德国驻西班牙的大使馆，顺利地成为了德使馆中的一名女秘书，不久她又被科尔贝格男爵介绍加入了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机构。自然而然，“贝蒂·费尔特”小姐成为了科尔贝格男爵的情人。科尔贝格男爵如愿以偿了，他得到了“贝蒂·费尔特”小姐，而马尔塔·里舍也如愿以偿，她钻进了德国在西班牙的谍报网中。科尔贝格男爵给他的“贝蒂·费尔特”小姐买下一座楼房，男爵此举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与情人相会方便，他希望能把这里建成德国在西班牙的一个间谍联络站。科尔贝格男爵在那座楼房中办起了一家美容院，而美容院的女老板就是“贝蒂·费尔特”。从那时起，在西班牙的德国间谍们就开始频繁地上门光顾了，而女老板“贝蒂·费尔特”迎来送往，对自己的这份德国间谍的工作，干得十分努力，当然，有关德国的各种情报，从那时起，也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到了拉杜上尉的手中。
在这个时期，马尔塔·里舍注意到德国潜艇在西班牙海岸的活动情况，经过她的判断，对协约国发出了有关德国潜艇活动的情报。1916年结束时，德国在陆上的进攻已难以取胜，鉴于战争的需要，德国正准备对协约国发起无限制潜艇战，用以加大对英国的打击力度，由于马尔塔·里舍发出的警告，使协约国加大了对这件事的注意，协约国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大大降低了德国潜艇战的收效。当时德国情报机构所发明制造的密写剂的技术是很难破解的，协约国为此大伤脑筋，法国反间谍机构经常截获德国间谍的密写情报，但苦于不了解密写剂的成分而无法破译，于是拉杜上尉就把这活交给了马尔塔·里舍，要她利用身份之便，把这种密写剂偷些出来。马尔塔·里舍不辱使命，很快就完成了拉杜上尉的任务，得到密写剂的法国情报机构通过分析密写剂的化学成分，不久就找到了它的破解秘方，从而使德国所写的密信在法国人眼中已是无密可言了。
这种伪装猎潜艇是英国为了将潜艇诱上海面而设计的。
身居德国在西班牙间谍网中枢的马尔塔·里舍，很轻松地就掌握了一些德国间谍的活动情况，她及时地把这些情况都传送给了拉杜上尉。当时有一名德国间谍在法国十分活跃，对法国危害很大，马尔塔·里舍查出了这个人是西班牙人霍尔第斯，他受雇于德国情报机构，常以贩鱼为掩护，观察法国港口舰队的调动情况，当这个情报传给拉杜上尉后，那个霍尔第斯不久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霍尔第斯的音信皆无，使科尔贝格男爵气急败坏，他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有一次科尔贝格男爵到摩洛哥进行秘密活动时，把马尔塔·里舍也带去陪他同行，这使得马尔塔·里舍有机会了解到德国人正意图挑起当地的摩洛哥部落与法国殖民当局的矛盾，从而发动武装暴动，以达到牵制法国军队的目的。马尔塔·里舍马上将这一情报通知了拉杜上尉，并把德国人为摩洛哥部落运送武器的船只航线也一并报了上去。不用说，运武器的船只被法国人给截了，没按时得到德国说好的武器的摩洛哥部落的起事被法国当局给镇压了。正当马尔塔·里舍工作顺利之时，没想到后院起火，她与法国政府间的单线联系人、也是她的顶头上司拉杜上尉遭人陷害，被指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关入了监狱。马尔塔·里舍一时间成了断线的风筝，不知如何是好，即便有了情报，也不知该传送给谁。也许她的好运走到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她又在一场车祸中断了一条腿，心灰意冷的马尔塔·里舍感到自己的间谍工作已然走到头了，她想结束自己的间谍生涯了，但是她想在临走之前再给德国来一次打击。拄着双拐的马尔塔·里舍来到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在见到德国驻西班牙大使拉第波尔亲王时，马尔塔·里舍对拉第波尔亲王说，作为科尔贝格男爵的情妇，她已掌握了德国在西班牙进行间谍活动的全部材料，并把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名单通知了西班牙政府。当马尔塔·里舍看到拉第波尔亲王半信半疑的表情时，就向德国大使列举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使德国大使无法不相信她所说的话，此刻的拉第波尔亲王已经没功夫去处理科尔贝格男爵了，他现在急于做的，是怎样采取补救措施。
此时的西班牙政府对外宣布的是中立，为此西班牙政府曾对外声明，无论是哪个国家，不管它属于交战中的哪一方，只要是在西班牙从事间谍活动，都将被视为是对西班牙中立国地位的严重侵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在交战中的两大军事集团不想使自己失去西班牙这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国家，所以他们在西班牙的间谍活动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只要没证据，大伙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但现在不同了，眼前这个女人要把这么多的证据捅到明面上去，到时西班牙政府不好办，协约国也定然会因此而大做文章，将会使德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德国大使不能让这种对德国不利的局面出现，他必须要赶快行动，在那些证据公开之前，要尽快让德国的间谍网络消失。从拉第波尔亲王的表情中，马尔塔·里舍已经明白德国大使在想什么了，她知道自己又一次成功了，于是转身从大使馆从容地离去。西班牙与法国是接壤的，机警的马尔塔·里舍平安地回到了法国，她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如马尔塔·里舍所预料的那样，在西班牙的德国间谍们被紧急撤离了，而她的情人科尔贝格男爵在回国的途中自杀。科尔贝格男爵被色所迷，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
这时的法国仍处于战争之中，没有人理会马尔塔·里舍的出现，况且唯一知道她情况的拉杜上尉此时还在牢中，但马尔塔·里舍的心很平静，她做了自己应该做的，至于人们怎么看待她，那都无所谓。当大战结束后，拉杜上尉被无罪释放，并被提升为上校。后来在拉杜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位“云雀”，人们这才开始知道了她的传奇以及她在大战中为法国所作的杰出贡献。1933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5年后，法国政府才承认了马尔塔·里舍的贡献，她因在情报工作中的杰出成绩而荣获了政府勋章。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按照预定的“施利芬计划”，德军在两天之内攻占了比利时的军事要塞列日，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水，漫过比利时，卷向了法国。在法国的边境上，经过四场恶战，大败英法联军，在德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英法联军陷于全面溃败之中。德军冲在最前面的前锋，是德国的第一集团军，它由5个军近30万德军所组成，是德军最精锐的部队。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官是德国老将冯·克卢克，他虽然年近古稀，但老当益壮，有一副魁伟健壮的身躯，看上去仍然充满着无穷的精力，此刻他正一马当先地统率所部，拿下了法国东北部的军事重镇蒙斯，下一个目标就是法国的首都巴黎。
经过连日激战，法国的蒙斯城已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壁残垣。但蒙斯城外的小树林边倒是别有一番景色，在那里微风习习，鸟语花香，仿佛是这场战争中的世外桃源。正走在林中小道上的克卢克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中年美妇，只见这个妇人风姿绰约，雍容华贵，正对着克卢克笑靥如花，原来这个贵妇人是克卢克的一位旧日熟人路易斯。多年不见，在此偶遇，克卢克实在禁不住这位美妇的诱惑，三言两语后便被邀到了她的家中，在美色和美酒的双重进攻下，醉意朦胧的克卢克，很快就倒在了美妇路易斯的床上，数十万大军的统帅，没用吹灰之力，就被一个妇人解除了武装。就在克卢克呼呼沉睡之际，路易斯打开了克卢克的公文包，察看了其中的作战地图和记事本，然后又从从容容把它们原样放回。第二天清晨，从梦中醒来的克卢克见身边的美妇人还在沉睡中，为了不打扰她，便悄然而去。当克卢克离开后，路易斯马上就踏上了火车，不久就出现在了法军总指挥霞飞的指挥部中，就这样，克卢克的进军路线和下一步的计划，已落入了霞飞的掌握之中。在了解了德军的意图之后，法军总司令霞飞精心设计了一个陷阱，有意让法军撤退，引诱克卢克孤军深入，当克卢克的德国第一集团军深入到巴黎附近的马恩河一带时，霞飞的百万大军对克卢克的合围开始了。
用来掩埋马恩河战役中8000名死亡士兵的大型合葬墓。
面对着战场局势的骤然剧变，身陷险境的克卢克不得不下令第一集团军全线后撤，幸亏当时英军为保存实力进展缓慢，使得霞飞的合围圈上出现了一个缺口，这才使得克卢克得以全身而退。克卢克是跑出去了，但德军的全部作战计划也随之泡了汤，以至于德军的总参谋长小毛奇在接到前线撤退的消息后，不禁仰天长叹，对德皇威廉二世说：“陛下，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小毛奇因此被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德军从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中，直到耗尽了它的全部战争资源，最后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恩河战役，成为了协约国彻底粉碎德国入侵的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总司令霞飞巧设美人计，由此掌握了德军的战略部署，并将计就计布下了圈套，成为了最后打败德军的关键，美妇路易斯对此战功不可没。
在19世纪的日俄战争中，反旅顺口之战日军就战死了5万多人，在随后的奉天之战中，仅仅十余天，日军又战死了7万余人，战况之惨烈，可谓罕见。但比起在其后不久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的日俄之战，充其量只算是它的彩排。1914年，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演变成为了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欧洲事件给身处大洋彼岸的美国决策者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美军中的许多人开始考虑美国参战的可能性。直到大战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才姗姗加入了战争，可直到这时，它的军队还处在动员和演习阶段，许多战争准备仍未完成。
还在美国陆军第一师开始抵达法国之前三个星期，从墨西哥边境调回来的潘兴将军征尘未洗，便远渡重洋，来到法国筹建驻欧美军总部，搜集有关情报，以便估算派到法国的陆军需要多少兵力。潘兴在同法英两方进行协商并观察了他们部队的现状之后，于1917年7月提出了一个总编制设计方案，他建议派往法国的美军人数，远远超过了威尔逊发表关于运用美国全部力量的战争咨文时的设想，要求在1918年底以前向法国派出110万人。开赴欧洲战场的美军，这时候才感觉到现在急缺一个情报机构，美国赴欧洲远征军司令潘兴认为，在参战前必须要有对敌人完整可靠的情报，这是减少不必要损失的基础，也是成功的必要的保障。但此时，他的情报机构还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下。对于潘兴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起一个能满足战争需要的军事情报结构。潘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叫丹尼斯·诺兰的小伙子，在随后的战争过程中，证明了潘兴的用人是正确的，丹尼斯·诺兰的确是做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在军校时，丹尼斯·诺兰是个体育爱好者，军校毕业后，丹尼斯·诺兰以一名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哥伦比亚的战斗，并且获得了军功奖章，1899年，他被派到菲律宾担任一支骑兵部队的少校中队长，在此期间丹尼斯·诺兰表现出了他对军事情报卓越的运用才能。1893年，丹尼斯·诺兰开始负责军事情报工作，不断的进取心和出色的判断能力，使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情报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丹尼斯·诺兰被调到美国陆军总参谋部担任情报部门的主管。虽然美军那时还没有介入战争之中，但他已全面研究了英法等国的情报部门的组成及其活动。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许多的新式武器被投入战斗中，这就要求战地指挥官们必须要能接收到更多的战地信息。在大战爆发后，为了搜集有关敌人方方面面的情报，英国军事情报部门从刚开始时的十多人迅速扩大到数万人。正因为如此，美国参战后，丹尼斯·诺兰成为了最早抵达欧洲的成员之一。
丹尼斯·诺兰到达欧洲的首次任务是观察战地军事情报部门的组建及应用，这次观察使他认识到，美国这时还缺少经过技术训练的情报人员。他要求新招收的情报人员在实际工作前先到法国去参加相关的课程训练，以使他们可以快速实现对战场的了解。为了训练这些情报人员，美国远征军在法国建立了它的陆军情报学校，情报人员可以在这所学校中得到全面系统的学习。1917年7月，美国远征军的军事情报部门正式成立了，潘兴拜访了诺兰少校指挥下的这个情报机构，发现它组织非常完备。在诺兰的的努力下，美国远征军的情报组织从营部开始，各团、各旅、各师、各军，一直建到集团军。营的情报机构由30人组成，他们分别是情报人员、侦察人员、观察人员和狙击手。他们进行战场侦察，将所得的情报逐层向上反映，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机构。
诺兰还强调了团级情报部门的积极作用，它们是收集情报的基层单位，每一个团都设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并配置了专业的情报人员，它不仅仅要整合各营送上来的情报，还要主动到第一线去收集情报。每个层次上的情报搜集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结论，然后上传到上一层的情报网络中，通过联络官，所有的情报都能得到及时的传递，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在整个巨大的情报网络中，丹尼斯·诺兰认为联络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就单个的情报来说，它们的价值可能是有限的，但如果把所有的情报彼此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对决策人员形成极为有用的情报，因此各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能够及时地把那些分散的情报组合在一起，诺兰建立了联络官制度，把下至各营的情报，上至盟军各国的情报，及时地整合在一起，以供指挥员用于战场上的决策。
图为在使用战地电话的美国通信兵。对他们来说，修复电话线是每日必修的功课。
在1918年5月的马恩河战役中，诺兰的情报部门及时向法国方面发出了德军将要在马恩河方面进攻法国的警告，当然诺兰也知道，法国对他所提出来的警告是不会加以重视的，因为这时的法国人对美国人的用意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完全信任的，简单地说就是各怀鬼胎，总以为对方有什么别的企图。事情果然如此，在德军迅速的攻击之下，法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从这点上看来，当时要想做到协约国各国之间情报的共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战后诺兰在对这些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加以总结，指出要想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使军事行动得以成功展开，关于敌人完整可靠的情报是必要的前提，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情报系统，从而使这些情报能够用于军事决策的制定。对于这个系统来说，拥有一大批受到过良好训练的情报专业人员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由美军主攻的圣米耶尔战役中，诺兰精心组建的情报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决策者们所发出的每一项攻击命令的背后，都有着明确而可靠的情报支持，这些情报被运用到作战计划的制定中，当进攻发动后，美军的行动都在明确情况后行动，从而使整个战役得以在预计范围内顺利进行。对情报细节的关注尤为重要，这可以说已经成为美军情报工作的特点。在圣米耶尔的战斗中，美国指挥官对德军了解精确，甚至可以确定德军每部电台的位置以及德军每个炮兵阵地的情况。在战役中，不仅使美军及时避开了德军炮火的打击，而且还能够及时防御德国的反击。可以说，丹尼斯·诺兰是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的始祖，他不仅仅是设计和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且使它不断发展壮大。他把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这个部门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勤奋努力，是大家协作的结果，当然，最终他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默兹-阿拉贡是德军精心准备好的一个防御阵地，也是德军最后的一道防线，这个战役可说是美军投入大战中所经历的一场最为激烈的战斗。在幽暗的森林中，美军的进攻受到了德军猛烈的打击，如同陷入了地狱之中。在美军受到德军炮火猛烈打击之时，诺兰亲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冲进入了炮火纷飞的战场，并亲自带头冲锋，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由于丹尼斯·诺兰在美国远征军情报部门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美国突出贡献奖章，潘兴认为诺兰所领导的军事情报部门对美国远征军来说其价值难以估量。大战结束后，诺兰曾被派去协助处理与德国签定条约的工作，返回美国后，在美国的战争学院任教，成为了一名培养陆军研究生的导师。
1917年10月25日，俄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工农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处于敌对势力的围攻之中。被推翻的旧势力互相勾结起来，在帝国主义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从事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意欲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控制的区域只有彼得格勒、莫斯科附近方圆500多公里的地区，而整个俄国其他广大的地方则处于混乱之中。
当年年底，意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敌对势力开始在全俄鼓动怠工，列宁为此事找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坚分子捷尔任斯基，要他建立一个专门机构，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接受了任务的捷尔任斯基认为，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需要公道，他建议建立一个类似于“政治警察”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来对反革命进行革命的清算。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得到了通过，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12月20日，设立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就是——契卡。
成立之初的契卡总部设在彼得格勒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后，契卡总部迁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后来，它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就一直矗立在它的门前。12月28日，捷尔任斯基号召全俄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成立契卡的下属分支机构——肃反委员会，并赋予它很大权力——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契卡由工人和士兵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在捷尔仁斯基的领导下，契卡为巩固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开始逮捕、囚禁或处决新政权的反对者。随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生政权威胁的日益加剧，契卡对敌对势力的坚决镇压在1918年后期达到高潮，契卡迅速发展成为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对敌斗争的最主要机构。毫无疑问，契卡是一个暴力的机构，事实上列宁原本并没有想要建立这样的机构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列宁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曾说过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更不必说了。列宁主张建立“由人民根据需要自己主持的阶级法庭”。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是无法用那种理想的方式来解决的，暴力手段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刚开始时，列宁担心这个机构会成为像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那样让人痛恨的组织，所以对契卡的职权还是作了一些严格的限制。例如限定契卡的斗争手段只限于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过后虽然也赋予了它有逮捕权，但同时规定在逮捕之后，契卡只能对敌人进行预审，真正的裁决权必须要交给革命法庭。
但是捷尔任斯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非常紧张的形势下，契卡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敌对势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局限于对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正如他所说的“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需要公道”。也就是说，为了使契卡成为一个高效能的革命组织，就必须节省掉法律上的程序，契卡必须要有处决权。换言之，契卡将以革命的名义，掌有生杀之权。1918年初，为了促使俄国及早退出战争，德国重新发起了对俄国的军事进攻，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新政权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了莫斯科，为了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投入保卫祖国的战争，列宁为此颁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该法令规定：“资产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监视，反抗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这项法令的公布，无疑是赋予了契卡巨大的权力，在战争的催促下，契卡拥有了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恐怖权力。从后来的档案中反映出，当时的契卡在与“反革命”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契卡从此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手中的一把利剑，在它成立后的19个月里，它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对苏维埃国家的一切敌对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契卡的成员不无自豪地自称为“红色卫士”。
在与比苏维埃政权强大得多的敌人的斗争中，契卡成为了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对于契卡的成就，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说道：“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当然，在契卡雷厉风行地行使革命的暴力手段无情地镇压一切敌对势力时，的确也是残忍的，可以说，它已经在革命的名义下造成了一种红色的恐怖。若是以法制的观点看，它的确是大大地过分的，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也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莫斯科，第一个成为契卡展示恐怖手段的牺牲者是当时著名的马戏团丑角比姆·博姆，此人由于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的印象，所以常常在舞台上以小丑的身份对共产党人进行讥讽与嘲笑。当契卡在舞台上要带他走时，见势不妙的他扭头就跑，契卡没客气地给了他一枪——仅仅因为讥讽，就可以要他的命。
在1918年8月所发生的一件大事，把契卡的红色恐怖推向了高潮。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时，受到一个叫卡普兰的社会革命党党徒的行刺，列宁被两颗子弹击中。列宁遭枪击的事件发生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强硬措施。在彼得格勒被逮捕的人就达1000多名，其中大部分人当然是受到枪决。布尔什维克就此事在《红色报》上发表了文章，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答》。到了当年的10月份，契卡向列宁汇报时说，有800多名反革命分子被枪决，还有6000多名被监禁。当然，这还只是小数目。有数据表明，在契卡成立后的三年中，死在他们手里的人大概有25万。契卡成员都是些苏联十月革命的坚决拥护者，他们一直认为，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而冷酷无情。当然，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对契卡某些过度的暴力也进行过一些纠正，但战争的机器一经发动，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和规律，许多的事就不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身处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是无法对其中的一些事妄加指责的。
1922年2月，契卡被改组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再后来被“克格勃”所取代。在“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涉及国内所有领域，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自苏联解体后，克格勃的力量大为削弱。克格勃标志上原本是盾牌和剑，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但到了现在，克格勃标志上只剩下盾的图形。但它的工作人员领取工资的日期没变，仍然是在每月20号，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生日。
在密码学史中，恩尼格玛密码机又称为哑谜机，它是一种用于加密与解密文件的机械，准确地说，恩尼格玛机是一系列相似的转子机械的统称。在“一战”期间，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除了将之前的间谍活动方式发扬光大外，更是不断翻新，恩尼格玛密码机就是其中的一个。
自从无线电和摩尔斯电码问世之后，人类通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无线电通讯被应用于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应用在军事领域。但是使用无线电通讯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它完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一方都能接收到传播的电文，因此在使用无线电的过程中，密码也就同时应运而生。
在刚开始使用无线电密码时，它们完全是用人工编制的出来的，对于这个异常繁琐的工作来说，手工编码效率极其低下，而过于简单的加密是很容易被别人破译的，许多保密强度高的密码因为它的编制难度太高而在实际中无法应用。在“一战”中，由于德国人破译了俄军的密码，使得在东线作战的俄军屡遭败绩，德军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而在西线则正好相反，英国人破译了德军的密码，致使德国海军的几次行动都遭到了失败。因此人们需要找到一种既安全可靠而又简便实用的编码设备。
1918年，德国发明家谢尔比乌斯设想利用现代化的电气技术来取代以往的手工编码方法，他发明了一种能够自动编码的机器，就是一种用于加密与解密文件的自动编码机，谢尔比乌斯给自己所发明的电气编码机械取名“恩尼格玛机”。这种恩尼格玛机由三部分组成：键盘、转子和显示器。由于恩尼格玛机的出现，使密码的编制和解码变得很简单而实用。
然而这种简单而实用的编码机一开始并没被人们所看重，谢尔比乌斯在1918年为恩尼格玛密码机申请了专利，并投入生产，但由于成本太高而没人过问，而且这时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在研发这个项目，不过这三个人的处境都不是太好。其中荷兰人亚历山大·科赫最终因为无法使这种设备商业化而迫不得已转让了这个专利，而瑞典人阿维德·达姆则更是可叹，他筹集了近40万美元投入生产，可是只卖出去十多台，收入仅1000多元，结果因被控而坐牢。就在恩尼格玛机濒于困境之时，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引起了德国人对它的注意，1923年，英国人在它所公布的报告中提到了在战争期间通过破译德国无线电密码所取得的许多胜利时，引起了德国人的思考，于是恩尼格玛密码机一下子就备受欢迎，从此成为了德国最重要的编码机械。
在“二战”中，德军所有的部队都使用了恩尼格玛密码机，这种编码机械被视为万无一失的编码设备，可结果却由于盟军的密码专家们最终大量破译了由这种机器加密的信息，其名声变得每况愈下，渐渐不被重用了。
墨索里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意大利的政治家、独裁者和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在“二战”时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可谓臭名昭著。可是在“一战”时，他在做什么呢？在“一战”中，希特勒是在前线战壕中的一名下士，而墨索里尼所处的环境要比希特勒强多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墨索里尼是一名社会党领袖，兼任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但“一战”爆发后，墨索里尼的观点改变了，他在米兰创建右翼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从极左变成了极右。由于社会党在“一战”中号召反战，主张和平建国，墨索里尼在第二年退出了意大利社会党，成为了一名坚决鼓吹战争的狂热分子。
但据英国披露的解密材料显示，墨索里尼在“一战”时曾为英国工作过，他曾在“一战”结束的前一年中拿着英国情报部门的钱，为英国人效劳。其实这件事也是极为正常的，1917年，对于协约国来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的年头，俄国的退出以及英、法内部的反战情绪渐渐抬头，法国军队甚至发生了拒绝上战场的事件，而后加入协约国一方的意大利军队在经过卡波雷托惨败之后，士气极为低落，反战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情报部门有意要在意大利寻找代言人来为他们做战争鼓动工作，英国人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到了当时在意大利宣传部门极为活跃的墨索里尼的身上。别看当时的墨索里尼只是个三十出头的记者，但他的活动能量是非常大的，不然也不会在“一战”结束后迅速崛起，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派的创始人。
自从俄国退出了战争后，意大利成了英国最不稳定的盟友，为了加强在意大利的舆论力度，从1917年秋天开始，英国的情报部门军情五处就物色上了在意大利有一定影响力的墨索里尼，以每个星期100英镑的薪水雇佣墨索里尼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给墨索里尼的工作任务是帮助英国在意大利开展维系战争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要他在意大利做有利于战争的宣传。虽说在“二战”期间墨索里尼与英国势不两立，但在“一战”中，英国却是墨索里尼的盟友，当时，意大利是站在协约国一方的，也就是说，意大利的利益与英国的胜利是息息相关的。在主观愿望上，墨索里尼是极力支持这场战争的，战争胜利了那是意大利的福，战争若是失败了，那对意大利必定是一个灾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墨索里尼在他所创办的法西斯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上极力劝说意大利继续站在协约国一边战斗，甚至支持政府派人驱散那些要求和平的民间抗议者。
图为墨索里尼（身披肩带者）在1922年“进军罗马”运动中的场景，当时的他已经在意大利执掌了大权。
英国人对墨索里尼的要求与墨索里尼的自我选项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墨索里尼欣然接受了英国的这笔薪水，那时的1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00英镑，每周100英镑的薪水对于贫困中的墨索里尼可以算是相当丰厚的，甚至可以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当时34岁的墨索里尼曾向英国情报部门承诺，表示愿意在自己的报纸上为协约国的战争做正面宣传，继续鼓励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方共同作战。墨索里尼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仅仅1年左右，随着1918年“一战”的结束，这种雇佣关系也就结束了。
“一战”结束后，墨索里尼迅速走上政治崛起之路，1922年，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运动在10月28日“向罗马进军”时达到高潮。11月25日，国王和议会在武力压迫下，授予墨索里尼独裁权力。在随后的两年中，墨索里尼的权力得以巩固，意大利进入法西斯恐怖统治时期，“二战”爆发后，墨索里尼加入了轴心国一方，成为“二战”的三元凶之一，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游击队俘虏后，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一同被枪决，他们的尸体被愤怒的群众倒吊起来示众，落得了一个可悲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