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政治上的头号功臣自然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而军事上的头号功臣则非老毛奇元帅莫属，因为军功卓著，老毛奇被誉为“德意志之剑”。与形象强悍的俾斯麦不同，老毛奇看上去像个文弱的书生，但别看其身体瘦弱、不爱说话，一生的经历也没什么传奇色彩，但他却是一位威震欧洲的军事统帅，不但被历代德国军人奉若泰山北斗，而且也被其他欧洲各国军界看作一代宗师。
老毛奇的全名是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他是德国总参谋部最著名的参谋长和军事战略家，德军总参谋部这个效率极高的战争机器就是在他的手中完善起来的，他是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打败奥军和法军的实际组织指挥者，为了与他的侄儿小毛奇相区别，故把他称为老毛奇。和许多普鲁士的名门一样，毛奇也是出身于军人世家，只是在他之前，他的家族的名气不那么显著罢了。毛奇的父亲曾经在腓特烈大帝军中当中尉，爱上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因为未来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军队的低级军官，所以于1796年从军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吕卑克定居下来。后来因为经商务农均失败，不得不再次从军，加入丹麦军队当了一名少校。老毛奇在10岁时就被送进哥本哈根皇家军校，16岁时获得了丹麦皇家近卫军少尉军衔，也就是说他成了丹麦的一名下级军官。1821年在参观过柏林之后，老毛奇确信小小的丹麦不是他的用武之地，而普鲁士才是他施展宏图的理想之处。1822年3月，毛奇通过考试加入了普鲁士军籍，成为了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八近卫师的少尉军官。一年以后，他又通过考试，进入了普鲁士军事学院，当时学院的院长就是著名的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少将。
1828年，从军校毕业后的老毛奇进入了普鲁士总参谋部做了一名见习军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重要的军事著作《论军事测绘大纲》，因而受到了军界的重视，在地图测绘部待了4年之后，于1832年正式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在总参部默默无闻地工作了近30年后，1857年，总参谋部人事处长冯·曼陀菲尔少将向国王建议，由毛奇接任赖赫尔的总参谋长之职。这时的老毛奇已经57岁了，但在军队中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他当了25年的参谋军官，唯一的指挥职务是曾经当过几个月的连长。当时绝不会有人想到，他能在这个遭人鄙薄的总参谋长职位上一变而成为驾驭全军的高官显贵。
老毛奇是个爱好写作的人，1841年，他曾发表了一篇论述西部边界问题的文章，当时的他从纯军事角度指出，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一不利的地理位置，而且被列强所包围，随着普鲁士的不断壮大，周边列强以一种复杂的或者说是一种充满嫉恨的心情注视着它。即使在和平时期，普鲁士也必须像一支面对强敌的大军，常备不懈，严阵以待，并提出德意志各民族应联合起来。他的这种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想法与后来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不谋而合。那时的德军总参谋部平时主要负责测绘制作地图，研究军史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战争的规律，战时则负责军队的军需供应和为司令官起草命令、计划行军道路等辅助工作，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调研及后勤机构，作为参谋总长的老毛奇并没有军令权，他只是对普鲁士战争部长负责，他也没有出席内阁会议、晋见国王的权力，这与德国后来主宰军事大权的总参谋部的职能和地位是根本不同的。
老毛奇开始走马上任之时，正是商业和工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使百万大军的装备得到改善，而且由于交通事业的革命，使军队的机动能力也有极大提高。线膛火器射程和杀伤力的提高，势必会引起战术和战斗样式的变革。老毛奇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清晰地觉察到了这一变革在理论上的意义，并试图将其应用到制订未来动员和进军的计划中去。他敏锐地追踪后膛步枪和后膛装药的线膛炮这些新式武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电报、铁路这些新生事物在军事上的应用。毛奇明白，过去依靠统帅在战场上即兴作出性命攸关的决策的方式已经落伍了，在一个工业时代，指挥官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来打一场仗，也要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战争不能是即兴的，必须是理性的，战争可以事先规划，而且必须事先规划。在老毛奇的默默努力下，“普鲁士总参”这个军事机构被渐渐发扬光大，他重新改组了普军，为他们配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强大快捷的铁路系统。经过一番努力，普鲁士军队实力飙升，堪称欧洲一流，毛奇所想要的，是一部真正高效率的军事机器，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任期当中，普军统一了命令文书的用语和格式、战略战术原则等，使德国的军队真正成为了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
1864年初，普鲁士与丹麦之间的战争爆发，老毛奇作为总参谋长在统帅部做些协助指挥部队的工作。按照他的作战计划，普军对丹麦军采取钳形攻势，很快就击败了丹麦。1866年初，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迫近，普鲁士国王特地发出指令，这次战争的军事命令直接由老毛奇发给战地各军，而无需再通过军政部，这成为了总参谋长直接指挥军队的开端。毛奇把所有铁路动员起来，迅速将兵运到了边境。在初期战斗中，普军步兵利用新型击针式步枪和新型战术，在绝大多数地区取得了胜利。7月3日，各路普军按老毛奇的计划从不同方向在战场上集中，当毛奇在望远镜里看到普鲁士的几路大军按计划赶到会战地点时，他对普鲁士国王只说了一句：“陛下今天不仅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赢得了整个战争。”普奥七周战争最后的结局是奥地利退出了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统一了整个德国北部和中部。当和约刚刚签订的时候，毛奇已拟订出与法国的战争计划。普奥战争之后，毛奇因功晋升中将军衔，而且进入了最高决策圈，这时毛奇已经65岁了，而总参谋长这个位子，当时地位仍然不高，要想继续晋升，正常途径是去担任陆军的军长，但按照他这个年纪和过去的指挥职务经历来看，已不太可能，因此毛奇提出退休的要求。但普鲁士国王在战争中看到了毛奇的能力和对军队建设的贡献，坚决驳回了他的退休请求。
1870年9月1日普法两军在色当会战，法军被困色当，9月2日法军失败投降。
普鲁士军队在普奥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整个欧洲，同时也使当时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总参谋部名声远扬。这是这个世纪普鲁士取得的第二个巨大胜利，它是一个具有坚忍不拔意志和科学工作态度的总参谋部的集体的力量，这是在欧洲战史上第一次由处于第二位的、负责计划和参谋的参谋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不是由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统帅和总司令取得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这一次老毛奇被赋予了对普鲁士军的指挥全权。毛奇采用铁路进军、协同配合、分割包围等战术，一举击败了混乱一团的法军。当色当会战开始时，毛奇对普鲁士国王威廉说：“近卫师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9月2日，拿破仑三世率10万法军投降，老毛奇驱兵直逼巴黎城下，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在凡尔赛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意志最终统一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从此出现在欧洲的大陆上。
老毛奇的胜利使他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作为在两次对外战争中立下大功的他，德意志帝国的国会奖励其一笔丰厚的赏金，老毛奇用这笔赏金购置了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庄园，埋藏在他心中很久的一个梦终于实现了，那就是回到乡村，重新获得曾被他的父亲挥霍掉的田园。在他的眼里，贵族没有地产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可能持久。老毛奇一生著有《毛奇军事论文集》和《军事教训》等军事著作，对世界军事史影响很大，很值得后人研究。可以说，西方军队中流行的“委托式指挥法”、“闪击战”等理论，都是从老毛奇那里首开先河的。晚年时的毛奇依然充满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宣扬所谓的“没有战争，世界就将沉沦于唯物主义”的理论。1891年4月24日，老毛奇病逝于德国柏林，但以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受到了后人的永远敬仰。
接任施利芬职位的是陆军元帅赫尔穆斯·冯·毛奇，但他也是让“施利芬计划”惨淡收场的人。
赫尔穆斯·冯·毛奇，德国大将，老毛奇之侄，又称小毛奇。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从小受到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熏染，1880年任老毛奇副官，1891年起先后任德皇威廉二世侍从武官、王牌师师长、德军军需总监等职，190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他声称自己一生的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发动世界性的战争。
因为他有伟大的叔叔老毛奇，加上其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出身，性格软弱的他超越许多比他更能干的人出任了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除了蒙其叔父老毛奇的福荫外，他长年在德皇身边，倍受重视，深体德皇之意。他与皇亲国戚们的关系非常融洽，获得德皇的信任与王公大臣们的喜爱，他自知难以担此重任，但德皇威廉二世却当面应允“战时我会代而行之”的话语，在不太熟悉军事的情况下，小毛奇开始主持“一战”初期的“施利芬计划”的修改与实施。像小毛奇这样一个没进过军事学院，没进入过基层部队，没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的人开始了领导一国军队的历程，拿威廉二世的话来说，光是老毛奇留在他身上的遗风就足以吓退任何对手！这位爱慕虚荣的德国皇帝致力于建设一支看起来威武雄壮的军队，赏心悦目是他的第一目标，因此一大群贵族子弟充当了军事高官，就像福勒所说的那样，德国的失败是从威廉二世登基时就开始的。
58岁的小毛奇一当上德军总参谋长，便加紧了对战争的准备，在制定德军新的作战计划时，他基本上继承了自己的前任施利芬将军的方案，那就是集中主力于西线，先用6～8周的时间击溃法军，然后再挥师向东打败俄军，在几个月内结束战争。尽管小毛奇并非一个懦夫和无能者，但是让过于谨慎的他来接手胆大包天的“施利芬计划”真可谓一个错误。生性多疑、性情忧悒的小毛奇既担心西线左翼的力量过于薄弱，不能抵挡法军，又害怕东线的防守兵力太单薄，抵挡不了俄军，因此在他任总参谋长后，对“施利芬计划”作了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提出新的思路，而是仅仅对原计划作了修改，首先缩小了右翼“转门”的半径，然后他改变了右翼的行军路线，绕开中立的荷兰。他希望通过这一改动能在分秒必争的阶段减少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对手，从而制定出了“施利芬-小毛奇计划”。
小毛奇与信心十足的施利芬伯爵完全不同，他显得优柔寡断，经常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轻率，其实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由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施利芬计划”有一部分内容已经过时，参与制定“施利芬-小毛奇计划”的是德军参谋部中具有杰出战略头脑的鲁登道夫，他认为“施利芬-小毛奇计划”是好的，取决于在关键时刻实施“指挥的艺术”，至于小毛奇能否胜任这一重任，则无人能对此给予回答。经过八年的苦心经营，到1914年5月，小毛奇认为战争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月1日，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急切心情，公开发出了战争的叫嚣：“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战争对我们是越快越好！”战争爆发后，出于担心，在指挥作战时，他削弱了德军的右翼而加强了左翼，同时在大战最为关键的时刻把西线的兵力调往东线，这一切都违背了“施利芬-小毛奇计划”的精髓。他现场改动的后果，很快就在随后的战斗显现出来了，其擅自调兵和对正确部署的擅自更改使得德国军队阵脚大乱，这就已经注定了德国在“一战”的败局。
“施利芬-小毛奇计划”最终放弃了通过荷兰南部林堡省的想法，以便把荷兰排除于战争之外。为在亚琛与林堡附近的荷兰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域迅速腾出大量部队用以进攻，小毛奇计划将实施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规定，战争一旦打响，立即以奇袭方式夺取比利时现代化的列日要塞，这对于这个处处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实属一个惊人的决断，此举一旦失利，人们肯定要质问是谁命令实施的，对此小毛奇心中十分清楚。抛开作战计划，有一点小毛奇肯定是做对了的，那就是他非常重视铁路运输，为打好这场计划中的速决战，小毛奇在提高德军进攻能力上颇费了一番心血，他尤其重视铁路网的建设并将其全部纳入军事轨道，每条线路由一名参谋负责。他甚至命令，不经总参谋部的批准，不得铺设或改变任何线路，在小毛奇的大力促动下，德国铁路网的建设获得高速发展，在大战中，德军的高速调动，也得益于德国发达的铁路网络。小毛奇始终没有放弃速战速决的思想，短期战争的魔力使他着迷。他曾多次说过，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实施机动战，必须进行会战，而绝不能发展成为阵地战。小毛奇努力与海军司令部协调陆海作战计划，并督促海军舰队立即投入作战，但并未见效。同时，他还加强了与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联系，维也纳现在已大体上知道，德国在两线战争中将首先在西线迅速夺取胜利，而后再以全力对付东线。
小毛奇的现场指挥艺术存在着争议，在战争中，身为总参谋长的他实际上是德军的总司令，但他有个缺点，那就是对部队的指挥只持续到军队布阵，军队一旦进入预定地域，他就毫无征兆地把军队扔给了具体指挥官，经常搞得别人措手不及，所以背地里那些军队的主管们都会称小毛奇为“铁匠”，寓意是：打完铁，就扔给别人。这一大特点也是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中失败的原因。初战告捷后，小毛奇并没被已经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有些迹象令小毛奇疑惑不解，例如被俘虏的法军人数很少，一支百万大军被击败了怎么会没有俘虏呢？法军也没有出现通常所见的那种无组织溃退的现象。他开始为德军的长驱直入和各集团军之间出现的缺口感到担忧，然而他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果然法英联军不久就在马恩河发动了反击，德军陷入不利的地位，无奈之下的小毛奇只好下令全线撤退，“施利芬-小毛奇计划”化为泡影，也宣告了德军速决战的破产。
1914年，最后一个野战阶段中的德国军队。
马恩河会战失败后，小毛奇被解除了参谋总长的职务，两年后便抑郁而死。小毛奇是“一战”的极力发起者，但是他空有一腔热血却没有叔父那么高明的指挥艺术和协调能力，虽然他的一生并非毫无建树，但他的失败使得他那少得可怜的成绩显得毫无光彩了。小毛奇的洞察力是很值得推崇的，但是空有洞察力的他一旦抓住了军队实权就足以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这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名将，终于只是成为了关于战争教训的教材。当年小毛奇被德皇威廉二世指派为德军总参谋长时，施利芬对于这项任命曾发出如下的感叹：“一位统帅已经被放在陆军的头上，皇帝若相信他所指派的是一位战略家，他将完全失望。因为战略家不是可以指派的，他是天生和命定的。”如果对照战史，究竟是施利芬伯爵有识人之明，还是德皇真的是错爱了小毛奇呢？
亚历山大一世是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与他那位来自普鲁士王室的索菲王后的次子，他于1912年毕业于希腊军事学院，并参加了两次巴尔干战争，是一个很有军事天分的青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历山大的父亲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在立场上是亲德的，但他并没介入战争，而是选择了中立。但希腊的首相韦尼泽洛斯却是一心要加入协约国作战的，结果导致在希腊出现了两个政府。这时的希腊国土上，已被几十万的协约国军队强行进驻，1917年5月，依仗着协约国的支持，韦尼泽洛斯的支持者们在塞萨洛尼基举行了游行，要求协约国废黜康斯坦丁一世。6月10日，在协约国军队的逼迫下，康斯坦丁一世只好选择退位。由于作为王储的长子乔治曾在德国参军，协约国自然不同意由他继承王位，康斯坦丁一世只好和长子乔治一同离开了希腊流亡瑞士，而亚历山大作为康斯坦丁一世的次子继承了希腊王位，被称为亚历山大一世。
1918年末，萨洛尼卡前线上，受了轻伤的士兵乘坐卡车从急救站转移到其他地方。
24岁的亚历山大在父兄被逼出走的情况下接掌了希腊王位，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军事上也算是个比较杰出的人物，在他即位后希腊立即加入到了战争之中，1918年，希腊动员了25万军队，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战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在北方击败了保加利亚和奥匈的联军，收复了保属马其顿、伊庇鲁斯、色雷斯，南面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了爱琴海诸岛，而且跨海作战，大军远征小亚细亚，收复了士麦那，并深入安纳托利亚腹地直逼安卡拉。
“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希腊的首相韦尼泽洛斯对北伊庇鲁斯、色雷斯、士麦那及附近地区和佐泽卡尼索斯群岛提出领土要求，但这些要求大多遭到其他协约国的反对。
亚历山大一世短暂的一生中有两个插曲，一个是军事上的，另一个就是爱情上的。就在亚历山大一世在军事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之际，他的婚姻问题却引起了一场风波。1919年11月，亚历山大一世与被视为平民的女友阿丝帕西娅·曼诺斯私定终身并要私奔，这件事对希腊来说无异一场爆炸性的事件，眼看承载了希腊民族“伟大理想”的国王要因为爱而毁掉一切国家大业，首相韦尼泽洛斯立刻出面干涉，迫于舆论的压力，身怀六甲的阿丝帕西娅被迫暂时离开了雅典，直到问题解决后，她的婚姻才最终得到合法化，不过阿丝帕西娅不能被承认为王后，只被称为“曼诺斯女士”。
1920年8月，土耳其政府被迫同协约国签订了使奥斯曼帝国四分五裂的《色佛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希腊从土耳其那里获得了包括阿德里安堡和加利波利半岛在内的全部色雷斯地区、爱琴海诸岛以及士麦那附近地区，希腊国土达到了自独立以来的最大疆域。但《色佛尔条约》遭到了土耳其人民的反对，这是一个不可能被接受的条约，土耳其民族运动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卡拉建立了新的土耳其政权，新成立的政权拒绝承认《色佛尔条约》。在英国的怂恿下，1920年10月，韦尼泽洛斯下令士麦那的希腊军队向凯末尔的军队开战，第二次希土战争爆发。
就在希土战争爆发的当天，希腊发生了一件极为不祥的事情，在雅典的御花园发生了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影响了整个希腊现代史的事件。这天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带着他的宠物狗在御花园中散步，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宠物狗进行了攻击，亚历山大一世用棍棒赶走猴子时，被猴子轻微咬伤了手。这时另一只猴子跑来保护它的同伴，国王在将它赶走的过程中，又被咬了一口，这次的咬伤较为严重，10月25日，亚历山大一世因败血症在雅典逝世，年仅27岁。
亚历山大一世因被猴子咬伤而引起的败血症而去世后，韦尼泽洛斯曾劝说亚历山大的弟弟保罗继承王位，但遭到了保罗的拒绝，保罗不想在他的父亲和长兄都在的情况下继承希腊的王位，在随后的大选中，韦尼泽洛斯的自由党遭到惨败，韦尼泽洛斯黯然下台。经过全民公投，几乎一致支持康斯坦丁一世复位，于是康斯坦丁一世又被迎接回来，于1920年12月重新登上了希腊国王的宝座。康斯坦丁一世再次即位时，希腊正与土耳其进行着第二次希土战争，希腊军队已经深入到小亚细亚半岛，康斯坦丁一世命令希军继续深入，并准备一举攻下土耳其新政府的所在地安卡拉。
1921年8月，希腊军队近10万人，在康斯坦丁一世的直接指挥下，向萨卡里亚河以东的土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整个战役在约100公里长的地带展开，土耳其新政府的领袖凯末尔也亲赴前线，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命运的大决战，双方的士兵几乎怀着同样坚定的决心投入到这场厮杀中，一方面希腊人在为几个世纪梦想的实现而战，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则在为本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激战中，土耳其的阵地多次陷入危急之中，就连凯末尔本人的一条肋骨也被流弹打断，但凯末尔仍然继续指挥作战，土耳其军队至死不退，大战到9月10日，希腊军队终于被击溃了，历时近一个月的萨卡里亚战役以土耳其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由于在萨卡里亚战役的失败，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已丧失了取胜的可能，第二年3月，列强在巴黎开会提出了停火建议，希腊接受了停火，但穆斯塔法·凯末尔则坚持要求希腊的军队撤出小亚细亚，列强拒绝了其要求。于是土耳其军队于8月向士麦那发起了总攻，并于9月份占领了士麦那，在士麦那的希腊难民被土耳其驱逐。到此为止，希腊的“伟大理想”在无限接近成功顶峰的地方，突然间再次跌落谷底。
萨卡里亚战役后，在土耳其问题上与英国有利益冲突的法国和意大利单独从安纳托利亚南部撤军，并将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等移交给了土耳其军队，这对新建立的土耳其军队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法国和意大利的行为不仅使土耳其人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希腊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它从政治上表明了西方大国为瓜分土耳其而结成的联盟已经破裂，这使得凯末尔政权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心。由于在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英国人对希腊已经是深感失望，从而也停止了对它的财政和军事上的援助。
在紧随其后的几次战役中，希腊军队都是一败涂地，惨败中的希腊不得不结束了在土耳其的冒险事业，第二次希土战争以希腊的惨败而告结束，25万希腊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所得到的所有领土全部丢失。希腊人一心要建立的一个以伊斯坦布尔为首都、以雅典为经济中心的大希腊国家的“伟大理想”彻底破灭。丘吉尔对此评论说：“一次猴子咬伤导致了25万人的死亡。”
一条宠物狗、两只猴子不仅导致了25万人的死亡，还将希腊推向了混乱的边缘。希腊军队惨败后，希腊政府因此而倒台，康斯坦丁一世也于9月27日宣布退位，被流放到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1923年1月11日，康斯坦丁一世在西西里的巴勒莫去世，享年54岁。康斯坦丁一世退位后，王位由亚历山大一世的哥哥乔治二世继承，1924年，乔治二世因希腊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而离位，此后，希腊的社会、政治、经济长期处于危机和动乱之中。
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时，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塔托伊的王室墓园中，希腊城市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即源于亚历山大一世的名字，亚历山大一世曾于1920年造访了这座“一战”期间被希腊军队夺取的城市。康斯坦丁一世复辟后，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阿丝帕西娅·曼诺斯被康斯坦丁一世冠以“亚历山大公主”的称号。亚历山大一世有一个遗腹女，名为亚利山德拉，她是后来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的王后。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一条大街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岩雕像，一位身着戎装的威武军人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他就是芬兰独立运动的英雄，也是历史学家评价极高的军事家、政治家、芬兰元帅和芬兰共和国总统——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男爵。他为自己的国家而进、而退、而流亡，他的雕像至今仍高高矗立在他曾守卫过的赫尔辛基。
1917年7月18日，由于俄国沙皇政府的倒台，由芬兰社会党领导的议会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权力已不复存在，芬兰议会特决议实施下列规定：唯有芬兰议会有权制订、批准和颁布所有芬兰的法律”，并赋予自己有任命芬兰政府的权力。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芬兰议会于是立即着手行使自己赋予自己的那些权力，12月4日，芬兰议会宣布芬兰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当时由列宁领导的俄国苏维埃政府以及世界上许多的政府对于芬兰的独立给予了承认，然而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不久就在芬兰的国内外出现了反对芬兰独立的呼声，并且愈演愈烈，很快就演变成了内战。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下，芬兰成立了一个叫中央革命委员会的组织，该组织在芬兰的工人中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在当年11月，该革命委员会自行成立了赤色工人“纠察队”，并宣布举行全国性大罢工。面对这样的情况，芬兰现行政府在1918年初开始着手组建警察和军队，以用来对付工人赤卫队的行动，但它需要有一个总司令，于是就选择了曾经在沙俄军队中做过高级军官的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
曼纳海姆祖籍瑞典，出生在图尔库附近洛乌希萨里一个贵族家庭，1882年，15岁的他进入哈米纳武备学堂，1887年进入彼得堡尼古拉骑兵学校学习，1889年，高大英俊的曼纳海姆以第六名的成绩毕业，加入沙皇骑兵近卫军团。1896年5月，尼古拉二世与皇后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曼纳海姆是沙皇四名贴身卫士之一，此后担负皇后费奥多罗夫娜的保卫工作，由少尉递晋为中校。1906年3月，俄军总参谋部交给曼纳海姆一项秘密任务，要他混进法国科学家保罗·佩里埃特率领的考察队，潜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在为期两年的考察活动中，曼纳海姆横跨了中国8个省份，行程1·4万公里，收集了大量重要情报。此后曼纳海姆的仕途一帆风顺，1911年擢升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曼纳海姆同德军激战在波兰战场上，历任骑兵师长、军长等职，1917年7月晋升为中将。1917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仇视革命的曼纳海姆于当年9月辞职回到芬兰，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后，曼纳海姆返回赫尔辛基。
1917年圣诞节后，曼纳海姆担心俄国革命威胁到芬兰，遂冒险重返圣彼得堡，并向法国军事代表处确认芬兰能否得到法国储存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尚未得到巴黎答复时，芬兰内战已经爆发，曼纳海姆遂奉斯文胡伍德总理之命赶回赫尔辛基。曼纳海姆集结了地方民防队以及大批工人、农民、农业工人，并收缴了当地俄军部队的武器。1918年1月，刚刚独立的芬兰议会任命曼纳海姆为该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白卫军总司令，负责镇压工人阶级发动的武装起义。
1月28日，芬兰革命委员会宣布暴动开始，1月29日，工人赤卫队迅速占领了芬兰的各个国家重要机构，并组建了“人民委员会”。在芬兰的内战中，实际上是俄国和德国两方势力在较力，在芬兰的赤卫队中，有着俄国人的介入，而在曼纳海姆组建的芬兰政府军中，也有着德国人做骨干。当时德国和俄国是仇家，德国当然希望自己的邻国俄罗斯分裂才好，所以在芬兰的内战中德国支持芬兰独立。在德军戈尔茨将军的援助下，曼纳海姆镇压了芬兰革命。1918年5月16日，历时3个月的芬兰独立战争结束，芬兰政府军在首都举行了阅兵式，参政院在赫尔辛基大教堂广场向曼纳海姆表示谢意。随后芬兰政府同德国签订了政治和军事协定，但德军总参谋部军官的到来使曼纳海姆失去了自主权。曼纳海姆这时觉得“一战”胜负未定，而且德国败相已露，如果德国战败了，芬兰也没啥好处，因而反对投靠德国的政策，反对白卫军滥杀无辜，结果被迫辞去了芬兰军队总司令的职务。
随着1918年底德国的战败，亲德的斯文胡伍德辞去了摄政官的职务，曼纳海姆成为了他的继任者。上台后的曼纳海姆清除了德国在芬兰军队中的影响，并恢复了芬兰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还让芬兰的独立得到了法国的承认。1919年5月，英国、美国和日本先后承认了芬兰的独立，但在1919年的芬兰首次总统选举中，曼纳海姆以微弱劣势落败，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时芬兰国内反共保守势力打算拥戴曼纳海姆为军事独裁者，虽然曼纳海姆立场保守，但最终还是拒绝了。
图为赫尔辛基的芬兰议会大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曼纳海姆出任芬兰国防委员会主席，修建了著名的“曼纳海姆防线”，苏芬战争爆发后，在冬季防御战中，曼纳海姆领导下的芬兰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举歼灭两个苏军的整编师，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二战”结束后曼纳海姆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46年退休后移居国外，1951年在瑞士洛桑病卒，终年84岁，葬于芬兰赫尔辛基希埃塔尼埃米烈士公墓。曼纳海姆生前著有《曼纳海姆元帅回忆录》。
“只有阻碍敌人飞行，才能保证自己飞行。”这是意大利空军战略学说创始人朱里奥·杜黑将军的名言。杜黑是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曾参与组建意大利陆军第一个航空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任米兰师参谋长。他曾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飞机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并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制空权理论。在《制空权》这本主要著作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空中战争理论，是空军军事理论的奠基作，从而在世界军事理论家之林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一席。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的空军建设，尤其对轰炸机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军事博物馆的战争史展览大厅里，有一个设计非常精美的专著陈列柜，柜中整齐地排列着英、日、法、德、俄等十几个主要语种的同一著作——《制空权》。
朱利奥·杜黑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叫卡塞塔的小镇，自幼聪颖过人，智商甚高。23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都灵军事工程学院，成为了一名炮兵军官。正好在这个时候，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杜黑马上被飞机这种人类的新发明强烈吸引了。1907年，法国飞机设计师亨利·法尔芒驾驶自行研制的“瓦赞-法尔芒”飞机成功地进行了一公里圆形飞行，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欧洲，使欧洲自此进入了航空发展的新时代。1908年年底，威尔伯·莱特在法国的一次轰动一时的飞行表演更令整个欧洲对飞行事业刮目相看，飞行运动很快就风靡了全欧洲。不过在当时，飞机还仅仅是用于竞技和表演，军事航空还处在气球与飞艇的时代。杜黑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飞机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他预见到气球与飞艇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一个全新的空战时代已经到来。
“固守过去不会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教益，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杜黑是一位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他一生积极进取，在空军还处于幼年时期时就不顾来自各方面的非难，冲破传统的束缚，大胆预见了“飞机这一新技术成就用于战争，必将引起战争的革命，将出现新的武装力量——空军，新的战争领域——空中战场，新的战争样式——空中战争”。杜黑认为，任何战争样式都取决于当时的战争技术手段，飞机由于可以在三度空间中自由飞行，因而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由于不受地面障碍约束并具有极快的速度，是一种出色的进攻性武器，因而能够自由选择攻击点并能调动最大的打击力量，使敌军没有时间调动援军应对，所以可以确信，飞机将完全改变迄今已知的战争样式。杜黑的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反响，有赞同，有怀疑，然而更多的是反对和讽刺，因为在那个时代，战争仍是以陆地和海洋为战场，陆军主导论、步兵决胜论和制海权理论在军事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目光短浅的高级指挥员对杜黑的理论根本不屑一顾。也难怪，当时的空战只不过是“空中碰撞”，后来的发展那不是寻常人所能想象到的。因而，杜黑的努力并不为上级所赏识，相反还要时常遭到他们的无端指责，在这一点上，他与美国的空军先驱米切尔倒是境遇相同。
1911年9月，意大利为争夺殖民地与土耳其开战，意大利在陆军中组建了第一支航空部队，拥有20多架军用飞机，归属于陆军指挥。同年10月23日，航空队队长皮亚扎上尉首次驾机侦察土耳其阵地，揭开了世界战争史上飞机参战的序幕。11月初，加沃蒂少尉携带4枚两公斤重的炸弹投到了土军的阵地上，开创了空中轰炸的先河。1912年，杜黑出任意大利第一个航空营营长的助手，在当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他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向意大利陆军部递交了一份关于航空兵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杜黑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详细论述了组建空军的必要性以及空军的组织结构、飞机和人员的数量等等，这篇报告中的几乎所有结论后来都为陆军部所接受，并成为意大利空军建设的基本框架，但在当时并不被他的上级所认同。1912年底，杜黑被任命为航空营营长，他一边参加飞行训练，一边潜心研究制空权理论，主持编写了第一本航空兵作战使用教令，他还全力支持飞机设计师G·B·卡普洛尼研制重型轰炸机。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意大利在轰炸机研制方面突飞猛进。在杜黑看来，飞机这一新的技术成就用于战争，不仅将会引起战争样式的革命，而且将会出现新的战争领域——空中战场。他写道：“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在未来战争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的战场，因为如果我们在空中被击败，那么不管地面和海上情况如何，我们将决定性地战败了。”杜黑的结论是制空权是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1915年初，大力宣传和强调飞机重要性的杜黑由于一贯言词坦率，对保守思想的批评不讲情面，人际关系日趋紧张。他常常在公开场合指责陆军部的官僚们没有洞察未来的战略眼光，不能为未来战争的需要发展航空兵，陆军部认为，杜黑的言论严重违背了他们的既定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权威，因而解除了杜黑的航空营长职务。不过，杜黑并未因被解职而泄气、退缩，他还是坚定地认为，未来必将证实他的论断，给制空权一个应有的地位。1915年5月，当意大利正式参战时，卡普洛尼设计的三引擎重型轰炸机已准备交付使用，杜黑也出任米兰步兵师参谋长。8月，意大利制造出40架“卡普洛尼-300”重型轰炸机，这是杜黑等飞机作战理论主张者对保守思想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促使杜黑开始酝酿战略轰炸思想。当时世界各国空军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杜黑的理论许多是带有预测性的。比他小十岁的美国航空兵军官米切尔这时与他一样，同时看到了空战的未来，他与杜黑遥相呼应，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战略轰炸理论，主张美国应当建立独立的空军，并将文章汇编成书，取名《空中战争论》，和杜黑那本奠定制空权理论基础的著作一起风行于世界，引起各国对空军建设的关注。
1916年，意大利与奥匈帝国的战争陷入胶着，杜黑多次建议派出轰炸机轰炸奥军后方，但未被采纳。与此同时，杜黑因为在寄给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尖锐指责意军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作战指导思想错误，抨击陆军总司令指挥无能，激怒了总参谋长卡多纳，杜黑被送交军事法庭并被判处一年监禁，不久被勒令退役。1916年冬季，在意大利军事监狱的一所牢房里，年近50的杜黑陷于深深的沉思，他百思不解，为了军队减少伤亡，取得胜利，向上司提出自己的建议，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被判一年监禁？身陷囹圄的杜黑并没有气馁，仍在思考空中作战的理论问题，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理论会被承认的。1917年6月，在监狱的杜黑提出了明确而完整的战略轰炸理论，他认为，敌人强有力的防御，已使运用协约国陆军进行突破的任何希望成为泡影。因此他主张，最好的方法是夺取制空权，然后摧毁敌人生死攸关的部分，包括敌人的供给源和人民的抵抗意志，敌人会由于工业潜力被摧毁而屈膝投降。
1917年，意军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遭到惨败，全国震惊。政府下令对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当年杜黑对陆军部的建议和批评是正确的，于是决定恢复杜黑的名誉，并任命他为航空处主任，同年1月出任意大利陆军航空署主任。但不久，他体会到军队中保守势力强大，因此选择退役。1920年初，意大利军事法庭开庭审议杜黑的上诉，很快作出判决，完全免除杜黑先前的罪名，为其公开平反昭雪，此后，他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总结“一战”的经验教训、创立空军战略理论的研究工作之中。1921年，在意大利陆军司令迪亚斯和陆海军部的支持下，他的第一部著作《制空权》正式出版发行，这标志着他的空军战略理论终于创立了。在这部著作中，他开宗明义：“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他认为，未来将有三个而不是两个战场，原来控制陆地和海上战场的军人，必须学会防御空中攻击，懂得掌握制空权。他第一次给制空权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制空权是指这样一个态势，即我们自己能在敌人面前飞行，而敌人则不能这样做。”他指出，获得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反之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最终失败。在他看来，制空权除了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外是无法夺取的，只有拥有足够力量的独立空军才能确保国防。杜黑特别强调完全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独立空军是绝对重要的，陆军和海军不应把飞机仅仅看作一种用途有限的辅助武器，他们更应把飞机看作战争大家族中的第三位兄弟，由于陆军和海军的活动半径受限制，而相比之下空军的活动半径则大得多，所以，空军必将优于陆军和海军。
图中建筑的破败正是德国空袭轰炸造成的。
1920年11月，意大利最高军事当局正式承认杜黑的理论，晋升杜黑为少将，并责成陆军部出版杜黑的著作《制空权》。1922年，他参加了墨索里尼组织的“向罗马进军”的行动，墨索里尼夺得政权后，邀请他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长。由于不愿为政务缠身而妨碍自己自由发表见解，杜黑于1923年辞职，离开了他曾想尽职终生的军队，专事空军理论的研究，晚年笔耕不辍，又出版了3部学术著作，发表很多学术文章。制空权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杜黑制空权理论问世后很快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空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尽管由于杜黑缺乏实践，他的理论有很大的预测性、主观性和片面性，但它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杜黑最先系统地阐述了建设空军和使用空军的思想，创立了制空权理论，被称为“战略空军之父”，其空军理论至今影响着现代战争。他和英国“皇家空军之父”特伦查德元帅、美国空军先驱米切尔将军一起被誉为“世界空战三大先驱”。1930年2月15日，杜黑因病在罗马悄然离开人世，享年61岁。
在说到德军的闪击战的时候，人们往往和坦克联系在一起，似乎是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闪电战”理论的形成。可实际上，闪电战的出现要早于任何机械化战争理论，现代意义上的闪击战，是在20世纪初，由德国军事家冯·施利芬提出的。在德文中，“闪击战”由“闪电”和“战争”这两个词组合而成，是形容行动犹如闪电一样迅速，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迅猛打击。
施利芬伯爵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军官的典型代表，他从不允许自己偏离追求残酷战争的“美德”，他甚至还会在圣诞夜向他的属僚们提出一个战术上的问题并要求在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周日就听到回答。但是与他在战争方面深谋远虑相比，政治方面他却特别盲目。就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德国军人一样，他驳斥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认为它是一本“只有教授们才去看的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施利芬是一个奇怪的角色，他在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去世了，但却对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都造成了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所有的军事行动中，都能看到他的“阴影”。施利芬在任期间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但是他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地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制定了一个系统的对欧洲的作战方案，即历史上著名的“施利芬计划”。
德国高效运转的铁道系统是先挫法国再攻俄国之大计的基础。图为一支德军铜管乐队在为一列即将开动的军用列车演奏小夜曲，这情景仿佛是恋人依依惜别一样。
头发稀疏的施利芬伯爵，嘴唇上方长着浓稠的髭须，目光暗淡隐晦，一副高傲超然的神态，显露着既有修养又高深莫测。其实他的目光暗淡是由于高度近视所致，为此他父亲起初曾怀疑他是否能够从军。施利芬于1833年生于柏林，其父是一名少校，因健康原因提前退役，惨淡经营克劳舍伯爵的西里西亚骑士地产，不断为金钱发愁并欠了许多的债。但他终于看到了三个儿子的成就——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将军。施利芬早期曾学习法律，后来改行从军。1853年，作为一名服役期限一年的志愿者，他加入第一禁卫枪骑团，1854年12月调入正规军，并被任命为少尉。1858年起在军事学院学习，1865年进入德国总参谋部，一直工作到退休。施利芬始终认为，为了夺取胜利，就必须准备战争，战争的秘密在于，去探索如何以劣势兵力去战胜优势之敌。自19世纪到“二战”结束前，世界陆军之强，莫过于德国，而作为德国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的德国参谋本部，特别是“一战”前的德国参谋本部，更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在德国参谋本部的历届参谋总长之中，成就最高的当数辅佐俾斯麦先后打赢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最后统一德意志的老毛奇。
作为老毛奇的智囊，施利芬的仕途算得上是一帆风顺。自战争学院毕业之后，他的才华便为参谋本部的高层所重视。当时的参谋本部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当数军事历史局，军事历史局从来被视为参谋总长的智囊，其局长也被视为未来参谋总长的候选人。1884年，在老毛奇的支持下，施利芬出任参谋本部军事历史局局长，先后担任了老毛奇与瓦德西的智囊角色，并于1891年出任参谋总长。作为德军的头号指挥官，施利芬一生中从未实际指挥过战争，而是致力于战争的研究与战略的推演，令其大名流传于每一所军事院校的，是那份鼎鼎有名的、制定于1905年前后、以迅速消灭法国为目的的“施利芬计划”。
德军的强大力量来自于它的组织，所有成员都训练有素、作战机敏。作战准备是其最为关键的一点，多年来德国人在这方面费尽心机、刻苦钻研，所有最新研发出来的技术都将得到应用，包括用火车快速地把士兵或粮草运送到各个前线，兵工厂里不断地制造令军队威力更强大的新式武器等等。
德国是后兴的欧洲强国，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军事上的不幸：它的西边是老牌的强国英、法，东边有“庞然大物”俄国，而它的出海口又极容易被英国人封锁。这一切都决定了一旦开战，德国将处在两线作战的十分不利的位置。相对于总体上拥有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协约国，德国更难以忍受可怕的长期消耗，两线作战就是坟墓。因此，德国要想取胜，必须在战争初期即集中全力，先行结束一侧的战事，消灭法国或俄国，然后才能从容地调兵遣将，应付海洋的霸主和另一侧的强敌，如此，德国方有最终胜利的可能。施利芬自其妻1872年死后，变得冷漠和孤寂，经常讥讽同事，但一直致力于尽可能完满地解决德国面临的战略困境。他是一位卓越的天才战略家，研究问题的方法十分符合科学规律，在其任参谋总长期间，研究了与法国和俄国两线作战中的战略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施利芬计划”。
战争开始的头几周，德国骑兵行进在比利时冷冷清清的弃城街头。
对德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面的俄罗斯、西面的法国与海上的老牌强国英国。对于陆军而言，欧洲战争意味着同时与法国和俄国作战，因此，参谋本部研究的课题便是如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施利芬在辅佐老毛奇与瓦德西时，便对法国与俄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利用德国兵力动员迅速的优势，先行击败法国，而后回头集中力量对抗俄国。长时间以来，法国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扩建准备，其中包括贝尔福、埃皮纳尔、图尔、凡尔登等大型要塞，它们构成了防御阵地的主要支撑点，这一阵地由数量众多的法军以各种方式驻守，给德军进攻带来很大困难。为了应对德国的军事威胁，法国的军事工程师还以沿着240公里法德边界的4个城市为中心，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从瑞士的坚不可摧的屏障阿尔卑斯山开始，坚固的混凝土堡垒从贝尔福、埃皮纳尔、图尔和凡尔登伸展开来，法国人在那条防线上做好了迎战的全部准备，进攻不要指向这些大型要塞，向这些坚固阵地发起进攻是不大可能的，攻克这些要塞需要大量的攻城装备、时间和精力。在这条防线上唯一没有设防的是凡尔登以北约32公里的地方，那里是中立国卢森堡和比利时以及崎岖的阿登森林。
“施利芬计划”在进攻法国时，以距离巴黎285公里的德国边境城市梅斯为枢轴，由重兵组成的右翼，将以闪电般的速度经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后面马上由战时后备军之类的第二后备军跟上来。由8个师组成的较小的左翼，将留在法德边界。在这个计划中，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施利芬的眼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通过比利时平原入侵法国的战略使德军可以绕开那些难以克服的堡垒，工业化的比利时提供了由铁路、公路、河流组成的方便的行军路线，而且它和法国的边境不设防。施利芬对于比利时在列日和那慕尔针对德国设的据点感到愤怒，他指责它的存在旨在“阻止德国侵入其领土，但它对比法边境却不设防”，至于比利时为什么担心德国而不担心法国的原因，施利芬佯作不知。
在“施利芬计划”中，施利芬假想法军会首先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因为这两个地方在普法战争中被割让给了德国，法国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必会倾其全力将其夺回。基于这一点，德军用一定的左翼牵制法军，用强大的右翼借道比利时、荷兰或卢森堡，包抄巴黎的西部，可一举拿下巴黎。久经沙场的鲁登道夫对这个计划有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类似旋转门一样的动作，法军在德军左翼越深入，越用力向前推旋转中的另一扇门，德军右翼的回旋军力打击在法军背部的力量就越大。但是鲁登道夫在钦佩之余也有些担心法国人会不会按照施利芬的脚步去跳舞，把战斗的结果寄托给不确定的敌人当真是可行的吗？
“施利芬计划”要求右翼部队主力自动员下达后第12天前打开列日通道，第19日拿下布鲁塞尔，第22日进入法国，第31日达到提翁维尔-圣康坦一线，第39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判断俄国军事力量的充分动员需要6～8周，因此，“施利芬计划”中要求德国在这一时间内彻底击败法国。对这一计划，甚至施利芬本人也有力不从心之感，他知道自己的伟大计划并非一种必胜的公式，那实在是一种极端冒险的赌博。他常说，对于这样的伟业我们还是太弱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继任人——谨小慎微的毛奇将军——改变了这个计划，以应对他认为是不同的情况。他不去加强右翼，反而减少右翼实力的1/3，几个星期后，当德国人企图用正面突击攻占巴黎时，他们在马恩河之战中被击退了。
施利芬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这主要是由于著名的“施利芬计划”——这一计划被小毛奇修改之后在“一战”中遭到失败。对于该计划的争论延续至今，有人认为计划本身就出了错误，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执行者犯了错误。“当你们进入法国的时候，要让右翼末端轻拂海峡。”“施利芬计划”的核心就是其右翼的攻势，1913年，80岁的施利芬临终时仍一再叮嘱：“必有一战时，切莫削弱我的右翼！”最终这一临终嘱咐随着德国悲剧的落幕而成为军事史上的名言。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分赃大会——巴黎和会——在法国巴黎正争论不休地继续着它的议程，一位来自波兰的将军约泽夫·毕苏斯基，带着世界闻名的钢琴家扬·帕德雷夫斯基赶到了会场，他们是作为一个在地图上尚不存在的“新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临时元首和总理，前来争取战胜国的承认的。
约泽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这个近代波兰历史上独立运动的出色领导人兼开国元勋，这个在维斯瓦河奇迹般击败俄军而挽救过波兰的军事统帅，这个后来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强人独裁者于1867年12月5日出生于俄属波兰的维尔诺城日洛夫村一个破落但却拥有爱国传统的小贵族家庭，他的父母实际上是立陶宛人，父母的言传身教和与生俱来永不言败的秉性使他从少年时起就立志以波兰的独立为终身事业，少年时的他曾经在维尔纽斯的一所俄罗斯体校读书，正巧与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创始人的捷尔任斯基同校。
波兰，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它的辉煌，在10～18世纪，与立陶宛大公国组成联邦的波兰王国曾是欧洲幅员辽阔的大国之一，但它在18世纪末期就已经被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瓜分干净。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地图上已经没有它的位置了。但是，波兰人不想生活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很早的时候，波兰人就组织过一些爱国组织，与俄国的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宣扬反封建、反沙皇思想。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剑”。当革命从一种意识变为思想的时候，其本身就拥有了不可战胜性。当时沙皇明令禁止这些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动，也取缔了不少，不过这些做法都治标不治本，革命者就是野草，春风吹又生。与所有搞民族独立的人一样，毕苏斯基所有的心思就是复国——恢复波兰全盛时期的版图。毕苏斯基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从来也没隐瞒这一点，在1918年底波兰复国后他曾经有过一段自白：“同志们，我与你们一同搭乘社会主义的红色电车，在一个称作‘独立’的站点下车，而你们也许会继续坐在车上，直到电车抵达你们希望的那个终点站，但是从现在开始，各位相互称呼为‘先生’吧！”
走向社会的毕苏斯基很快就就投身于政治运动中，1887年，他因被指控策划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2年回来后，他参加波兰社会党，成为该党领袖，并创办了该党的机关刊物《工人》。1906年，波兰社会党发生分裂，毕苏斯基成为该党右派的代表人物。1908年毕苏斯基脱离社会党，开始致力于发展武装组织。两年后，在奥方当局的支持下，毕苏斯基成立了类似于军校的步兵协会，专门用于培养反对沙俄的武装人员，并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为“一战”爆发时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一战”爆发前夕，毕苏斯基提出：“现在只有剑才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并预言：波兰将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独立，俄国将会被结盟的德国与奥匈帝国所击败，而胜利者也终究会被法国、英国和美国所制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毕苏斯基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实现他一生理想的绝好机会，他迅速带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境，随后组织起波兰兵团，配合奥军对俄国作战。尽管他们的实力并不大，但为了利用其牵制俄军，同盟国任命他为同盟国所扶植的波兰王国的战争部长！可是毕苏斯基并不是真心为同盟国卖命，他与同盟国不过是因为在反俄问题上的共同性而走到了一起，他需要借同盟国的力量光复俄属波兰，而同盟国则需要毕苏斯基的武装对俄作战，对此心知肚明的毕苏斯基为将来打算，暗中与协约国的英法两国通信，宣称他的人马只对俄国作战，而不会攻打同属协约国的英法两国。
1918年11月，德国签署了投降书，战争结束了，当沙俄、德国和奥匈三大帝国在同一时间宣告崩溃时，为独立而斗争了100多年的波兰人突然发现他们可以有机会复国了，毕苏斯基匆匆忙忙地将四五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团体整合进了一个联合政府，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临时政府的元首。随即又匆匆赶到了法国巴黎，因为那时在巴黎正在开一个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毕苏斯基要借这个天赐机缘完成他的复国大业。出于对战后德国的削弱和对苏联的抑制，协约国成全了毕苏斯基的心愿，巴黎的协约国会议依据“民族自决”承认了波兰的独立，但波兰的所有边界都还未最终确定。波兰将俄、德、奥属地区合并，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红白两色国旗在华沙古城广场升起，波兰人民在经历了123年的亡国之痛后，终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国家，自此，11月11日的独立日与5月3日的宪法日并列为波兰国庆节。
可以说波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益者，昔日的侵略者和压迫者俄国，现在已伤痕遍体、自顾不暇，正面临着内战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波兰人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临时政府首脑毕苏斯基提出了“从海到海”的口号，即从波罗的海到里海，全面占领乌克兰第聂伯河地区和白俄罗斯，恢复1772年波兰全盛时曾经拥有的版图。马克思曾赞誉波兰人民是“欧洲不死的勇士”，的确，连华沙的美人鱼雕塑也是一手拿剑一手拿盾，与丹麦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完全不同。
从1918年波兰刚独立开始，它就先后与立陶宛、捷克、乌克兰发生了边界冲突，对此，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评论道：“巨人的战争结束了，侏儒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毕苏斯基针对波兰未来的边界的划分与走向的解释是：“我们在西方所能得到的所有土地都要依靠协约国——要达到能够挤压德国的程度，而在东方的边界则要靠波兰人自己去确定了。”从1919年4月开始，波军对苏俄进行了一系列试探性的攻击，当时俄国红军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南两线，无暇西顾。这使得波军进展顺利，先后攻占了维尔纽斯、明斯克等重要城市，战场上的胜利使得波兰人忘乎所以，1920年4月25日，在协约国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毕苏斯基率军向苏俄发动了直接进攻，协约国对波兰的这次进攻寄予厚望。在开战的最初4个月内，波兰军队取得了一些战果，接连的胜利和苏军并不强烈的抵抗，让毕苏斯基相信，他离实现自己梦想的海间联邦的计划已经为时不远了。最后波兰和苏俄进行了和平谈判，但谈判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因为波兰人的目标是恢复1772年的边界，对待新独立的波兰，苏俄政府还是给予承认的，但苏俄并不认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
西线危急，苏军年轻的杰出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临危受命，针对波军凶猛的进攻，图哈切夫斯基果断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整个7月，苏联红军气势如虹，红军强悍的战斗力和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机敏果敢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整个欧洲都惊恐地关注着图哈切夫斯基的攻势，人们惊呼：拿破仑复活了。苏军大举向波兰境内挺进，在一个月内就向西推进了近500公里，到了8月的第一周，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了华沙城下，形成了一条大体由北向南沿维斯瓦河从普维茨克到利沃夫与波军对峙的新战线，波兰陷入了危急之中。红军已兵临华沙城下，波兰的失败近在眼前，协约国力促波俄双方开始和平谈判，苏维埃代表在大胜之余并没有提出太苛刻的条件，只不过要解除波兰能用于发动战争的武装。英法两国都认为波兰已无路可走，建议波兰接受苏俄的和平条件，但是毕苏斯基拒绝了，他知道这样的条件对他代表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而言，就意味着死亡。
波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来挽救自己了！濒临绝境的毕苏斯基拟订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反攻计划，因此创造了后来被人们称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的苏波华沙之战。国破家亡的前景以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励了毕苏斯基和他部队中的每一名军官及士兵，使得波军的士气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仍然比较高涨，在高涨士气的激励下，毕苏斯基指挥的波军开始了出其不意的反击！在这之前，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已经向波军发动了凶猛的进攻，8月3日，第四集团军占领了罗姆日，第十五集团军占领了奥斯特罗夫，第三集团军推进到西布格河，第十六集团军占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到8月8日，红军已逼近华沙外围阵地，前锋距华沙仅有10公里。但就在这时，红军的指挥员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认为胜利也经是确定的了，不但做出了分兵出击的决策，而且对波军可能的反击毫无防范。
8月16日，波军孤注一掷的反击开始了，面对波军凶猛的突然袭击，苏军莫里济集团很快瓦解，接着在莫里济集团北面的第十六集团军也在正面波军和侧翼波军的两面夹击下溃败！西方面军的第四和第十五集团军则因失去掩护而无法招架波军的猛攻，陷入混乱和溃退！6天后，西方面军的有组织的抵抗不复存在，8月31日，南面利沃夫一线的苏军西南方面军也开始溃退。9月12日，趁苏军立足未稳，波军恢复了攻势，到9月28日，波兰军队已经攻占了平斯克以南到捷尔诺波尔一线地区。10月，波兰和苏俄达成了停战协议，次年3月双方签订了《里加条约》。根据该条约，波兰人的东部边界线比华沙之战前英国人寇松所提出的边界线向西了一些，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仍划归波兰。
虽然这对致力于“海间联邦”计划的毕苏斯基而言并不是他发动苏波战争时想要的，他甚至称这份条约是“懦弱条约”，因为这标志着他的“海间联邦”计划的寿终正寝，可对于已经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波兰来说，勉强也可以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了。华沙之战把毕苏斯基推上了事业的巅峰，使他的野心和欲望进一步膨胀。1926年，他在波兰建立起了军事独裁政权，1935年病逝。毕苏斯基作为民族英雄被载入了波兰历史，尽管后人对他的评价几经变化，但直到今天，华沙毕苏斯基广场仍然是波兰独立的象征。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美国陆军上将，战略家。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一战”中任作战处长、军参谋长，战后曾任潘兴将军的副官、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二战”期间任陆军参谋长，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美军和美英联军的重大战役计划。1944年12月晋升为五星上将，战后曾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曾被杜鲁门誉为“美国所造就的最伟大的军人”。1897年9月，不满17岁的马歇尔跨入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有所谓的南北两强：北是位于纽约州的西点军校，南即是弗吉尼亚军校。与著名的西点军校的最大不同是，弗吉尼亚军校的毕业生并不能保证都可以成为美国陆军的军官。1901年，在马歇尔以名列第六的优异成绩毕业时，院长希普将军认为：“如果乔治·马歇尔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将会青云直上，远远超过西点军校的一般毕业生。”
这是乔治·马歇尔在“二战”末期身穿美国陆军制服的照片。
毕业后的马歇尔进入了美国陆军，第二年受领陆军少尉军衔并被派往菲律宾，这时在菲律宾驻有美军3000多人，维持着那块殖民地的平安，而且战事已经结束。年轻的马歇尔服役了两年，并没有参加战斗，但经历了丛林环境和疫病的考验。在这个时期，老成持重和公正无私的他很受上级赞赏，被晋升为中尉。然而马歇尔的晋升到此也就止步不前了，当时美国军队晋升的机会极少，1915年，在菲律宾美军司令部中，心情沮丧的马歇尔曾向母校弗吉尼亚军事学院院长写信诉说：“在步兵团，没有任何晋升机会。所以，我打算辞职。”院长爱德华·尼科尔斯读完信很震惊，他在回信中写了几句安慰的话，最后断言：“你将成为陆军中最高级的军官之一。”马歇尔这才留了下来，带着这个中尉的军衔一直干到1916年，这时的马歇尔已经36岁。
当了14年军官，换过多处驻地，两赴菲律宾，两进国民警卫队。无论在哪里，马歇尔都能得到上级的赞赏。他肯吃苦，精通兵法，足智多谋，忠诚可靠，可尽管如此，他仍是一名中尉，他的上司哈古德将军1916年在有关军官能力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理应在常规军中任准将职，推迟一天任命，军队和国家就遭受一天损失。”但是，提升军官委员会只是给了马歇尔上尉军衔。1917年是美国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美国背弃了乔治·华盛顿关于不卷入联盟的忠告，参加了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美国的军队作为“保证世界民主制度安全的十字军”，被派往欧洲战场，马歇尔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在美国组成远征军开赴欧洲战场时，乔治·马歇尔只是美国步兵第一师参谋部的一名临时中校，他当时的任务是使第一师师部随时了解前沿阵地的情况，检查部署和物资给养，密切注意部队的士气。马歇尔执行任务认真，因而他更经常地是待在前沿战壕，而不是在指挥所。
纽约市内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归国的美国士兵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1918年初，工作出色的马歇尔被提升为第一师作战处中校处长，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1918年8月，马歇尔等人负责制定的圣米希尔进攻计划获得采用，稍后他又独自制定了获胜的默兹-阿尔贡进攻计划。在整个大战期间，马歇尔一直在积极谋求前线部队的指挥职务，但师长布拉德将军则明确表示；“我不能批准他的要求，因为我知道马歇尔中校特别胜任参谋工作。”马歇尔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总司令潘兴的格外注意，随后将他从第一师调到驻在法国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工作，被提升为上校的马歇尔开始负责协助潘兴制定作战计划。对于马歇尔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每天都在为一支数百万人的大军做着计划和组织工作，诸如新兵训练、武器设备以及处理同法军和英军的复杂关系等，在那些日子中，培养了马歇尔同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在“一战”中，潘兴并不缺少可以倚重的良将之材，这些初露锋芒的军人在未来的“二战”中都将成为一代名将，负责协助潘兴制定作战计划的马歇尔上校便是其中的一个。
制定作战计划是个要求非常严格而辛苦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马歇尔对此评价道：“战争就像冷酷无情的工头，无论情况如何混乱，时间如何紧迫，工具如何缺乏，都苛求成功与胜利。喧嚣的冲突不允许指挥官放弃细微的差别；为了胜利，指挥官必须要求结果，推动部属超越人类能力的极限。战争的胜利者是那些能做到不可能的事情的人。”
在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工作的日子里，马歇尔学会了如何处理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际关系，也学会了如何忍受来自作战部队的军官对总参谋部人员惯有的种种奚落、批评、反感和蔑视。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才干得到了潘兴将军的高度赞赏和终生信赖。在大战结束前，潘兴将军提拔马歇尔担任第一集团军的作战处长，并报请他晋升为准将。遗憾的是，没等晋升报告批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落下了帷幕。为此，马歇尔不得不又苦苦等了18年之久，直到1936年才被晋升为准将。
1919年9月，马歇尔随潘兴将军凯旋归国，得胜回朝的将士们受到一片热烈的欢迎之后，一切归于平静。马歇尔战时临时上校的军衔被取消，仍当回他的上尉，并留在了潘兴手下任职，不久后晋升为正式少校。这次晋升并未使他高兴，只是使他感慨：他当了整整18年的军官，还只是少校而已。1927年，马歇尔被调往本宁堡步兵学校任职，这是马歇尔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他在这里倾心培养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青年军官和教官，当时受到马歇尔赏识的共有160多人，他们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因功成为将军，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奥马尔·布莱德雷、约瑟夫·史迪威等。1936年8月，马歇尔被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三步兵师第五旅旅长，终于步入了将官的行列。但此时的他已经56岁了，已经开始打算过退休后的生活了。
就在马歇尔有心要退出军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1939年9月，美国总统任命马歇尔担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无论愿意与否，美国必然要卷入战争，他大幅度改组了美国军队，提拔了许多有才能的人物充实到第一线，到美军介入大战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45年，“二战”结束后，马歇尔给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写信要求卸任，杜鲁门接受了马歇尔的辞呈，1945年11月，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在他佩戴的军功章旁边添上一簇橡树叶章。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病逝，全美国举哀一日。葬礼按其遗言进行，肃穆、简朴而有序。这位为打败法西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英才静静地长眠于阿灵顿公墓。
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塞尔维亚元帅，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塞尔维亚军总参谋长。普特尼克足智多谋，意志坚定，在他的领导下，给予了奥匈帝国军队以沉重打击。普特尼克特别擅长的打法是调动敌人在最有利于自己的地形作战，这一点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御中都很奏效。在“一战”初期，塞尔维亚军队所取得的战果应该归功于普特尼克的英明领导。
普特尼克出生于塞尔维亚列别里察河畔的克拉古耶瓦茨，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年轻时的普特尼克曾在塞尔维亚炮兵学院学习，毕业后以少尉军衔从军，在1876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的战争中，虽然塞尔维亚军连连失利，但普特尼克却以他突出的表现而在塞尔维亚军中初露头角。1885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开战，塞尔维亚战败，作为师参谋长的普特尼克在战争结束后被指派到塞尔维亚的陆军参谋学院深造，毕业后不久出任塞尔维亚军总参谋长，被授予将军军衔，并几次担任塞尔维亚的陆军大臣。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普特尼克致力于塞尔维亚军队的建设，在他领导期间，大力改善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加强了军队的职业技能训练，使塞尔维亚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部队。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普特尼克出任塞尔维亚军总司令，在马其顿战役中，普特尼克以出色的指挥，大败土耳其军队，迫使土耳其军不得不连连后退，对整个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普特尼克又以他的杰出指挥才能指挥塞尔维亚军打败了保加利亚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可以说，普特尼克在当时的巴尔干地区，是一名很杰出的军事统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普特尼克正在奥地利的巴特格莱贝格接受治疗，在奥匈帝国的战争动员期间，他被布达佩斯官方抓住。但是，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下命令不仅让老将军走人，而且还安排一列专门列车送他回贝尔格莱德。大战爆后，由于健康原因，普特尼克只能坐在火车上用地图指挥塞尔维亚军队作战。8月12日，近20万的奥匈军队进入塞尔维亚境内，按照普特尼克的指挥，塞尔维亚军有计划地徐徐后撤，一直撤到适合普特尼克战术需要的地方为止。然后塞尔维亚军在近50公里宽的战线上对奥军展开了反攻，迅速击溃了奥军的中路，崩溃的奥军逃回了德里纳河的对岸，取胜的塞军又转向了奥军的左冀，一举击溃了左冀奥军，仅半个月，普特尼克利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打败了奥军的第一次进攻，把装备精良的奥军赶回到他们的出发地。9月初，普特尼克指挥塞尔维亚军打进了奥匈所控制的波斯尼亚，对奥军第六集团军的补给线构成了严重的威协，奥匈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为此大受斥责，用了几个月才把入侵的塞尔维亚军打了回去。
塞尔维亚的部队虽然缺少先进的装备，但却比奥军要坚韧得多。
康拉德从其多瑙河防区调一个军去增援波蒂奥雷克，恼怒万分的奥军在1914年年底对塞尔维亚再次发动进攻，要一举消灭塞军主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普特尼克放弃了首都贝尔格莱德，把部队撤进了山区，使奥军的意图落空。普特尼克利用奥军的补给线拉长、后方河水泛滥的有利时机，对奥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攻，迫使奥军不得不放弃所占领的地方，从塞尔维亚退出。这次战役，使奥匈脸面大失，波蒂奥雷克因此丢了波斯尼亚总督的职务。
在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一方后，塞尔维亚军队面临着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军队的三面围攻，正好又赶上疾病流行，塞尔维亚军队严重减员，在人员和补给日渐匮乏的情况下，损失惨重的塞尔维亚军队不得不翻越高山，撤往阿尔巴尼亚地区，塞尔维亚全境失陷。病重的普特尼克被解除了职务赴尼斯休养，第二年在尼斯病故。
英国的王位最早建立于9世纪，在后来的1000多年里共出现过12个王朝。其中丹麦王朝和诺曼底王朝是由于异族入主英格兰而造成的。王位在同族男性成员中相传时，朝代的名称沿袭不变；王位如果传至女王的儿子，朝代的名称就会改变。新的朝代通常是根据执政王的家族姓氏或封地来命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王室在位的是温莎王朝的乔治五世。乔治五世，全名乔治·弗雷德里克·恩斯特·阿尔伯特·温莎，在英国人的眼中，乔治五世是一位“水手国王”，因为早年的乔治五世是作为职业海军军人接受教育和训练的，他的许多性格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1865年6月3日，乔治五世出生于英国伦敦，是威尔士亲王的次子。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东英格兰的诺福克度过的，诺福克历史上是古代英格兰东安格利亚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英国“十大鬼宅”之首的布利克林庄园就坐落于诺福克郡艾尔沙姆附近，据说，它是17世纪詹姆士一世时期全英最漂亮的楼房之一，以精美挂毯装饰和珍贵藏书闻名于世。此外，这个庄园如此著名还因为它是可怜的无头皇后安妮·博林的亡魂之家。少年时的乔治王子也常去伦敦他父亲威尔士亲王的庄园，和他的哥哥维克托王子一起学习，他们的老师是道尔顿牧师。1877年，作为海军学员的乔治五世和他的哥哥维克托王子被派到皇家海军最豪华的“不列颠”号战舰上，接受航海训练。当时的乔治王子才仅仅12岁，在英国所有的海军学员中他是最年轻的。乔治王子对在大海中的航行生活非常喜爱，不久，兄弟俩又被分派到训练舰“巴坎蒂尔”号，并随着它进行了两次远航，最远的时候去到英属的澳大利亚和远东的日本。
18岁那年，乔治和他的哥哥维克托王子分别开始接受不同的训练了，作为王位的继承人，维克托王子被派到陆军学习，而乔治王子的一生则选择在英国皇家海军中做一名职业军官。18岁的乔治王子长得还是很帅气的，金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透着单纯，而且他的嗓音特别高，在同伴中是个十分显眼的人物。表面上看去他给人的印象是有些脾气暴躁，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很善良的。24岁时，乔治王子就成为了一艘鱼雷艇的艇长，两年后又升为海军中队长。在这之后不久，因为一场大病，使乔治王子离开了海军去接受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刚刚与玛丽公主订婚的维克托王子却死于肺炎。对于哥哥的早逝，乔治王子非常难过，曾对他的奶奶维多利亚女王说，在这个世上没有谁能够比他对维克托的感情更深的了。
维克托王子的早逝，彻底改变了乔治的生涯，作为仅存的王位继承人，他被封为“约克公爵”，进入上院，并在27岁那年开始接受新的教育。这时他学习的内容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开始学习英国的宪法和德语。他的奶奶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关心他的婚姻问题，28岁时乔治结婚了，他的新娘就是未过门的嫂嫂玛丽公主。在随后的时间中，他们有了4个男孩和1个女儿，使皇家的王位继承有了保证。36岁时，乔治被封为威尔士亲王，作为英国王储，乔治出访了英国的属国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成为了一位挺不错的的公众演说家。
乔治不仅仅关心英国的人民，也关心英国所有领地的居民。在他44岁那年，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去世，乔治继承了王位，被称为乔治五世。刚继位时，完全没有经验的乔治有些不知所措，多亏了作为王后的玛丽公主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王后劝他说，作为君主立宪国的一位君主，要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国家事务放手让首相和内阁大臣们去办。乔治五世登位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国际和国内的局势错综复杂，这时的英国虽然政权稳固，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爱尔兰的独立要求就是英国所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搞不好就会导致内战的爆发。在乔治五世的倡导下，英国政府和爱尔兰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战”爆发前，乔治五世曾多次表明了英国的立场，那就是要站在俄、法一边，大战爆发后，乔治五世全力支持英国参加战争。他视察全国各地，并把两个王子送到军中服役。战争进行到1917年时，英国人民饱尝了战争的痛苦，反德国情绪高涨，因为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乔治五世是表兄弟，加上乔治五世的姓名中有“萨克斯·科堡”这个德国姓氏，从而引起了英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和不满，乔治五世听取了他的私人秘书斯坦福特汉姆的建议，用“温莎”作为“一家之姓”，从此改姓温莎。战争结束后，作为英王的乔治五世的危机并没有过去，1916年复活节发生的爱尔兰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那里的民族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当时欧洲许多王室都被抛弃的情况下，英国王室的命运也是不保险的。为了维护王室的存在，乔治五世小心翼翼地插手处理爱尔兰问题，建议国会采取温和的和解政策，从而结束了爱尔兰地区多年来的动乱，以此来证明英国王室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图为英国远征军在开战第一周开赴法国时的情景。
在当时的英国，乔治五世是唯一具有政治经验而又超脱于党派之争的政治家。人们称他为“水手国王”，他喜欢水上运动，有病时还在参加英国的快艇比赛，比赛的那天，他特意穿上了自己的海军制服，容光焕发，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除了赛艇和体育活动之外，乔治五世还爱好集邮，早在英国海军军校学习时，他就对集邮产生了兴趣，在1891年的吉尼斯目录中就已经记载了许多他收集的珍品。
乔治五世虽然受到英国民众的拥戴，但也难免受到过一些诽谤。有人曾编出了一个谣言，说他当年随海军在马耳他驻防时曾秘密结婚，为此乔治五世把诽谤者告上了法庭。在乔治五世当年的海军战友和马耳他当地居民的作证下，证明所谓的国王曾秘密结婚，纯属造谣，造谣者被判向国王公开道歉并罚以重款。1936年1月20日，乔治五世与世长辞，英国民众真心哀悼这位年轻时曾张着船帆去远航的“水手国王”。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圣亚历山德拉是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她的小名叫阿历克丝，在俄国的东正教教堂受洗后，她按照俄国宫廷传统，改名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
1884年，圣亚历山德拉的二姐伊丽莎白嫁给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弟弟谢尔盖大公。在她二姐的婚礼上，年仅12岁时圣亚历山德拉遇到了她的远房表兄——俄国的皇储尼古拉，当时尼古拉只有16岁，两个人一见钟情，从此有了秘密往来。圣亚历山德拉20岁时还没出嫁，这在当时的欧洲已经算是晚婚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长子，也就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克拉伦斯公爵艾伯特·维克托向她求婚，尽管家里的人极力赞成这桩婚事，可圣亚历山德拉还是拒绝了。对于皇储尼古拉和圣亚历山德拉的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并不赞成，因为圣亚历山德拉的家族中有血友病的遗传基因，怕因此把血友病的基因带入俄罗斯皇室。可皇储尼古拉的态度很坚决，在拗不过他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三世只好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如愿以偿的圣亚历山德拉终于嫁给了尼古拉，但这也意味着她必须放弃从前的宗教信仰，改信俄罗斯的东正教，这一点她也做到了，后来还变为了狂热的东正教徒。
圣亚历山德拉在1894年4月与尼古拉订婚，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在那一年11月初去世的，年仅26岁的尼古拉成为了俄国的新沙皇。因为圣亚历山德拉当时是跟着俄国皇室一起伴随着亚历山大三世的遗体回到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的，于是社会上就有了谣言，说新皇后会带来不祥。1894年11月26日，圣亚历山德拉和尼古拉在圣彼得堡的冬宫中正式结婚。两年后，尼古拉和圣亚历山德拉在莫斯科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加冕典礼，正式成为了俄国的沙皇和皇后。但是在这次加冕典礼上出现了不祥的事，镶满钻石的圣安德烈勋章银链从沙皇尼古拉的肩膀上滑落到地上。在加冕典礼完成之后，按照传统向民众分发礼物时出现了拥挤，结果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这些事情对于迷信的俄国人来说都是不祥的征兆，这使得圣亚历山德拉在一开始，就陷入了不受欢迎的处境中。
出身王室的圣亚历山德拉是个比较任性的人，对那些社交技巧并不熟悉，而且她也缺乏皇后应有的魅力。与前任的皇后玛丽亚相比，玛丽亚要更受欢迎一些。婚后的圣亚历山德拉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可都是不能继承皇位的女儿，这样一来，宫廷内外流传的闲话就更多了起来。1904年8月，圣亚历山德拉第五个孩子阿列克谢降生了，这回可是个男孩了，皇储的出生确保了俄国沙皇宝座的继承权，圣亚历山德拉的地位也随之稳固了起来。但这个喜事没过多久，皇储阿列克谢被查出患了血友病，显然是圣亚历山德拉把遗传基因带了过来。在20世纪初期，血友病是一种致命的不治之症，作为俄国沙皇皇位唯一合法继承人的阿列克谢，患上不治之症，这在当时成为了俄国最大的秘密。阿列克谢患有先天性血友病，身体外部受到轻微碰伤、划伤都可能导致流血不止，内部出血会无法制止，引起外部肿胀，疼痛难忍，以致死亡。为了能治好阿列克谢的病，圣亚历山德拉寻遍了俄国的名医，可他们都对此束手无策，情急之下的圣亚历山德拉只好将希望寄托到宗教和神秘力量上。圣亚历山德拉是德意志黑森和莱茵大公的女儿，在大学获得哲学学位，她的知识背景虽与迷信本不搭边，但那时她正受着爱子阿列克谢病情的煎熬，便开始交往那些有神秘力量的人，从此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拨。
在圣亚历山德拉认识的人中，有一个叫拉斯普京的，这个人原本是一个乡下无赖，后来当了一名苦行僧，给人做一些预测之事，倒也迷惑了许多的人。说来也是奇怪，他说的一些事倒也说对了，更主要的是他擅长催眠术，对于皇储阿列克谢的病倒还真起了一些抑制作用，因此圣亚历山德拉把他奉若神明。1912年10月，沙皇一家到波兰斯帕拉镇打猎，阿列克谢不小心碰到船舷，随即出现了内出血症状。两周后病情恶化，御医们都毫无办法，皇后向远在西伯利亚的拉斯普京发去了求救电报，拉斯普京回电说：“上帝已看到了你的眼泪，听到了你的祈祷。不必痛苦，小家伙是不会死的。病情并不像您想象得那样危险，别再让医生折磨他。”说来也怪，几个小时后，皇储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开始好转了。从此拉斯普京成为了皇后的红人，圣亚历山德拉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而拉斯普京也从此踏入了俄国的政治场中。由于他的出现，给沙皇的统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俄国的一切，沙皇尼古拉二世亲往前线，留下皇后圣亚历山德拉管理朝政，圣亚历山德拉对于处理政务一窍不通，而且又十分迷信拉斯普京，这就使得拉斯普京得以专权乱政，引起了朝里朝外民怨沸腾。在大战爆发时，拉斯普京曾反对俄国参战，他曾写信对圣亚历山德拉说战争将会使她失去一切，而皇后的娘家恰好又是德国，所以中伤她的谣言越来越多，甚至说她是德国派到俄国的间谍。
皇后与拉斯普京的关系成了绯闻，报刊添油加醋，把他们的关系描写得耸人听闻，关于出生于德国的皇后、亲德国的拉斯普京与德国谍报机关有染的消息不胫而走。其实，凡是了解亚圣历山德拉的人，都不怀疑她对俄国的忠诚与热爱。她对一位女侍官说：“俄国是我丈夫和我儿子的俄国，我们一片心全抛在这个国家上了。”1916年，拉斯普京被一伙皇族给刺杀了，但这时，俄国革命的风暴也即将爆发。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革命后成立的俄国临时政府将尼古拉全家幽禁在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让他们远离首都，以避免遭受伤害。1917年11月，俄国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夺得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把沙皇一家迁到红军控制下的叶卡捷琳堡。这时的俄国正陷于内战之中，白卫军的部队开始逼近叶卡捷琳堡，沙皇一家被布尔什维克士兵在伊帕切夫别墅的地下室集体枪决。遇害者有沙皇夫妇、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名医生、三名仆人。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玛丽亚19岁，阿娜斯塔茜雅17岁，最小的王子阿列克谢才14岁。圣亚历山德拉一家被枪杀后，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残骸被扔进一个废弃矿井中。苏联解体后，这些人的残骸被找到后重新迁葬到圣彼得堡的大教堂中。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为俄国的末代沙皇一家“平反”，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族惨遭灭门是当时政治镇压运动的牺牲品。
尼古拉二世的囚照。他身后是看管他的布尔什维克看守。
乔治·克里孟梭，法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大名鼎鼎的“老虎总理”。他是法国顽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两度出任总理。他的政治手腕狠毒，发言咄咄逼人，富有煽动性，以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策划推翻过18个内阁而被称为“老虎”和“倒阁圣手”。在担任法国总理期间，他对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上，作为三巨头之一，也有巨大的影响，被法国人称为“胜利之父”。
1841年9月，克里孟梭出生于法国旺代省一个偏僻乡村的一个小绅士家庭，家境不错，自家有座祖传的庄园。青年时期的克里孟梭基本上是在农民中间度过的，他的父亲贝雅曼是当地的一名医生。位于法国西部的卢瓦尔河下游的旺代省是法国各省中受传统影响和宗教影响较深的省份之一，也是一个比较保守落后的地方。该地区环境优美，却有暴力历史。总的来说，这里的人总是站错立场：在天主教胜出的宗教战争中，他们是新教；法国革命中，他们是天主教徒和保皇派。克里孟梭一家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是共和党，激进而且坚决反对教士。但作为医生的邦雅曼由于社会接触面广，思想比较开明，他不相信宗教，而且拥护共和，曾因反对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而被发配到土伦监狱服刑。
克里孟梭从小受父亲影响，在思想上也是主张共和、民主和新闻自由。和父亲一样，他学医出身，也和父亲一样，他从不看病。对他来说，学习始终是位于写作、政治活动和恋爱之后的。还在学生时代起，他便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并积极参加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活动，结果像他的父亲一样，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在时间不算长，只关了他70多天。1866年初，克里孟梭以《时报》通讯记者的身份到美国，在共和党人向往的自由之地美国待了很长时间。旅行练就了他流利的英语，在一所女子学校教授法语时，他结识了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孩玛丽·普拉莫。她可爱单纯，非常传统保守，并最终成为他的妻子。他带她回到法国，但他们的婚姻并不持久。玛丽·普拉莫一直住在巴黎，靠带美国游客参观博物馆补贴微薄的养老金过活。分手后，她几乎没有再见过克里孟梭，1917年她去世后，克里孟梭不无遗憾地说：“她嫁给我真是个悲剧！”
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克里孟梭也被吸引到激进的知识分子、记者和艺术家云集的巴黎。这时他的思想早已是全盘美国化了，极力主张在法国也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共和制。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消息传到巴黎，人心浮动。当年9月，巴黎爆发革命，拿破仑三世的政权瓦解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宣布恢复共和制，并决定继续对普作战。随着拿破仑第三帝国垮台和第三共和国的兴起，参政的大门向克里孟梭和其他一些激进的政治家敞开着。克里孟梭自称是个头脑敏锐、充满智慧的演说家。他被任命为巴黎一个区的区长，第二年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1971年3月，巴黎的工人和市民在蒙马特尔举起义旗，成立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开始对那里的工人和市民进行武力镇压，作为一区之长的克里孟梭保持中立，既对起义民众抱有同情，也反对群众使用暴力。他奔走于公社与凡尔赛这两个政权之间，希望能够进行调停，以避免“内战”的发生。
临时政府为了平定巴黎公社，便与普鲁士签订了卖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代表，他反对同普鲁士签订的和平条约，并因此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以表抗议。临时政府与普鲁士签订条约后，普鲁士放回了被俘的10万法军，临时政府利用这支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克里孟梭辞去了区长的职务，在巴黎重操旧业，继续当他的医生。4年后，克里孟梭担任了市议会的议长，并被选为众议员，不久便成了激进派的领袖。在法国的那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中，克里孟梭有着较高的政治威望，作为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他不断抨击温和派的政府。他在议会质询时，发言咄咄逼人，富有煽动性，曾导致了好几届内阁总理垮台，从而获得了“倒阁能手”和“老虎”的绰号。
抨击权威时，克里孟梭毫不留情，并准备为胜利而不择手段。一个了解他的人说：“他来自狼窝。”他的对手觉得他像大仲马小说中的人物。克里孟梭对世俗常规的蔑视以及强烈的愤世嫉俗对他并不利，劳合·乔治就曾这样评价他：“他热爱法国，却痛恨所有法国人。”由于克里孟梭的过于激进的态度，使他四面树敌。1893年的选举中，由于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克里孟梭终于落选。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克里孟梭在政治上难有作为，只好埋头从事报界活动，他创办了《集团》周刊，并主持《震旦报》的主要工作，报纸成了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基地和武器。由于克里孟梭的报纸敢于坚持正义，且语言犀利，他的声望再次提高，这使得他再度当选为参议员，并成为了参议院中左翼派别的领袖。1906年，他先是担任了内政部长，接着又出任了总理，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法国总理的交椅。
在克里孟梭担任总理期间，进行了许多社会改革，比如八小时工作制、征收累进所得税等。在一次工人的大罢工中，克里孟梭动用了军队进行镇压，而他的所谓社会改革措施多数只是停留在纸上，并没有真正兑现。只有退休法令这一项得以通过，在这个法令中，规定只有65岁以上老年工人才能享受，工人们把它称之为“死尸的退休金”，因为当时工人备受剥削、摧残，很少有人能活到这年龄。克里孟梭上台前一贯反对新闻检查，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在他上台后却下令压制新闻自由。没上台时他是左翼的代表，上台后却成为了右翼全力支持的对象，成为对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铁腕人物”。上台前他强烈反对对外殖民扩张政策，上台后却继续推行前届内阁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为了争取胜利，克里孟梭始终认为法国需要联盟。1914年之前，德国是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其工业、出口额及财富都在增长，而法国则停滞不前，且出生率下降。克里孟梭坚决奉行联合英、俄以对付德国的政策，竭力促成法、英、俄“三国协约”最后形成。
克里孟梭异常勇敢也很固执，1914年，德军开始攻占巴黎，法国国会讨论要撤离。克里孟梭说：“对，我们离前线太远了。”当1917年到来时，法国进入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困难的时期，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各种各样的危机此起彼伏。由于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使广大民众逐渐滋生厌战情绪，而物价飞涨、食品限制、交通困难等使得民众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这一系列现象导致社会危机在城市纷纷爆发，在法国到处都出现了罢工浪潮。在法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主和派，主张与德国议和。在这种局势下，让一位铁腕人物上台执政已是刻不容缓，法国总统普恩加莱不得不请绰号“老虎”的克里孟梭组阁。此时的克里孟梭已有76岁高龄，他在重新组阁时发表的演讲中说：“我的对内政策是我要作战，我的对外政策是我要作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要作战，而且我将不断作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一名美国记者说：“由于德国对法国的罪恶行径，我一生所有的恨全部给了德国。”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作为总理，他团结法国上下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针对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反战运动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为反战而掀起的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克里孟梭上台后，不仅对举行反战罢工的工人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而且也不肯轻易放过前几届政府中的一些所谓的“失败分子”。为此，他把前内政部长马尔维驱逐出了法国，并把前总理卡约关入了牢房。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全国上下一时间很少有人再敢提和平两字。在漫长的一生中，克里孟梭坚持自我不可战胜，他的敌人声称他歪斜的眼睛和残忍的性格是匈奴人遗传的。克里孟梭的特点是独断专行，实际上是实行个人独裁，对国内的反战力量坚决镇压，当听说德军同意停战协定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双手抱头而泣。77岁的他高喊：“我总算等到了这个复仇的日子！”战后的和会原本是要在一个中立国举行的，以免因仇恨而失去公正，但在克里孟梭的再三要求下，最后才定下来在巴黎举行。在和会上克里孟梭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为确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他竭力主张肢解德国，要求德国偿付巨额赔款。当其他国家提出异议时，他不是拍案反对，就是以退出会场相威胁，使会议多次陷入停顿和僵局。但是法国的实力有限，“老虎”也不得不向自己的盟国作出一些让步。
1923年1月，在德国拒绝支付战争赔款后，法国部队进入鲁尔。
在和会期间，这位78岁的老人每天要接待50个人，日理万机，但跟他打交道的人感觉在战争中都没有像现在和谈时这么难受。在签订和平协议时，克里孟梭主张让德国永远不能翻身，甚至主张把国界线划到莱茵河，结果遭到了英美的一致反对而没能实现。在巴黎和会期间，法国的盟国对法国的顽固、贪婪和强烈的报复心非常恼火，但事实上，英国得到了想要的——德国舰队和主要殖民地，而美国与德国也被大西洋远远隔开。只有法国，还得面对着德国，法国渴望报仇和赔偿，但更需要安全，没有人比克里孟梭更明白这一点。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确认了克里孟梭在战争中的功绩，指出他为法国立下了伟大的功勋，从此被法国人称为“胜利之父”。但紧随其后，克里孟梭在法国开始受到攻击，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则称他为“被国家敬之为神的疯子”。
战后的法国社会满布创伤。虽然胜利的旗帜在路灯杆和窗户上高高飘扬，但到处可见四肢不全的人及退伍军人身穿破旧的军装在街角乞讨，几乎每两个妇女就有一人服丧，左翼媒体要求革命，右翼要求镇压，罢工和抗议接踵而来。1918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满街都是身穿法国蓝色工装的游行示威的男女以及反游行的中产阶级。在1919年5月1日，当法国工人游行时，克里孟梭下令向游行队伍开枪，完全使自己显现出一副粗暴残忍的独裁者形象。当年年底他满怀信心地参加了总统竞选，他认为自己有十分的把握可以取胜，不想却遭到了惨败，在战争时他的强制手段或许是需要的，但在和平年代，没有人欢迎他，更何况他这时已年近80岁了。
老克里孟梭从此退出了政界，回到了他的老家，他拥有一处乡村别墅，每天过着种花、看报、写回忆录的生活，自从他离开政界后，也没有人再提起他。只有他的密友能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对朋友忠心耿耿，朋友们对他也很忠实，他善良友好而且也舍得花时间和金钱。他喜欢他的花园，虽然据一位参观过的人说“整个花园就是各种种子乱撒一通”。
1929年11月24日，88岁的克里孟梭死于旺代省故居。他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死后，请将我的遗体葬在我父亲贝雅曼·克里孟梭的墓地旁边。我的遗体应当直接从太平间送到墓地，不进任何教堂，不搞任何有仪式的葬礼。我的坟墓应与我父亲的一样，不立墓碑，只安一圈铁栅栏即可。”
“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二战”中德军信奉的思想，可是在“一战”中的法国将领路易斯·德斯佩雷，也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精力充沛而且魄力十足的德斯佩雷是法国陆军中一位很活跃的野战指挥官，他曾在法国战线和巴尔干半岛担任过战地指挥官，并且博得了一个“玩命的法国人”的绰号。
法军在第二次香巴尼会战中俘虏的德军士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身为师长的德斯佩雷从摩洛哥奉调回国，出任法国第一军的指挥官，驻扎在边境城市里尔，归朗勒扎克将军指挥的第五集团军统辖。战争爆发后，按“施利芬计划”从比利时攻入法国的德军使英法联军的防线迅速陷于崩溃之中，在桑布尔河，法国第五集团军被德国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击溃，1914年8月23日晚，朗勒扎克指挥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从桑布尔河防线全面撤退，仅10天之内，整个战线就有30多万法国官兵伤亡和被俘，此时的法军只能被迫向凡尔登和默兹河方向退却。8月25日，信奉进攻的德斯佩雷指挥败退中的部队对德军展开了局部的反攻，并在马里恩堡的战斗中成功突破了德军的封锁，使得法国第五集团军得以顺利撤出。在法军的一片败退中，德斯佩雷的反攻行动得到了法军统帅霞飞的赞赏，后来法国官方为寻找替罪羊，指责朗勒扎克的擅自撤退，在霞飞解除了朗勒扎克的职务后，德斯佩雷在9月份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在第一次马恩河会战中，德斯佩雷指挥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小莫兰河大胆的夜间进攻不仅促成了德军的失败，而且也促使谨小慎微的英国远征军加入了法军的攻势中。在马恩河会战结束以后，德斯佩雷被提升为东集团军群司令。1916年，约瑟夫·霞飞失去了对法国军队的指挥权后，德斯佩雷曾是法军总参谋长的候选人之一，但他在竞争中败给了罗伯特·尼韦尔。1917年，德斯佩雷被任命为驻守香巴尼地区的法国第六集团军的指挥官。在1917年10月的“香巴尼战役”中，为了消除德军在拉鲁耶尔、沃克赛翁、沙维尼翁等高地防守的“马尔迈松突出部”，并拿下马尔迈松附近可据以控制艾莱特河谷及其渡口的各支撑点，法军第六集团军在西线战场实施了局部进攻战役。德斯佩雷在马尔迈松成功地指挥了有限的攻势，迫使德军从克拉翁讷至沃克赛翁全线撤过艾莱特河。
在当时的法军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进攻学说，而德斯佩雷就是这种进攻战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进攻战术并不是很实用的，这使得他在第三次埃讷河战役中，被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彻底击败，德斯佩雷因此而受到了各方的指责，不久就被解除了职务。但这次灾难对于德斯佩雷来说倒是因祸得福，他被调到马其顿出任该地协约国军队的指挥官，这时他的对手已不是德军而是保加利亚的军队。1918年9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德斯佩雷所指挥的进攻战在瓦尔达尔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使保加利亚在9月底要求停战。其实这个时期同盟国已是强弩之末，协约国的军事进攻已是势不可挡的了。在收复塞尔维亚的战斗中，德斯佩雷协助塞尔维亚部队从奥匈帝国手中夺回了贝尔格莱德后，随后挥师多瑙河一线，匈牙利在11月4日被迫投降，德斯佩雷在巴尔干地区可以说是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当地那些同盟国战线的小国。
停战之后，德斯佩雷先负责指挥巴尔干地区的协约国军，1920年之后，又调任到土耳其，指挥在土耳其的协约国军队，一年后他返回法国，被授予了法国元帅的军衔。在和平年代中，德斯佩雷曾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42年7月，病逝于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古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的遗体被移葬在拿破仑墓附近。
有一天，劳合·乔治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他们每经过一扇门，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你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吗？”朋友很是纳闷。“哦，当然有这个必要。”乔治微笑着对朋友说，“我这一生都在关我身后的门。你知道，这是必须做的事。当你关门时，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后面，不管是美好的成就，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然后，你才可以重新开始。”
劳合·乔治是英国自由党领袖，第一流的资产阶级政客，曾任首相。因其老谋深算、精明干练、语言犀利而荣膺“狐狸”之外号，列宁则称他是“愚民部专家”。巴黎和会召开时他已有30年从政经验，在巴黎和会上任副主席。这位机灵、矮小的威尔士人实在令人难以捉摸，他为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让法德两国相互牵制，玩弄各种手段，使英国的企图基本得逞。1863年1月17日，劳合·乔治出生于曼彻斯特。父亲威廉·乔治是威尔士一所小学的校长，在他不足两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在威尔士依靠兄弟为生。劳合·乔治的舅父是鞋匠兼浸礼派牧师，他的许多信念正是从舅父那里吸收形成的。劳合·乔治14岁时，舅父培养他走上当律师的道路。他在法庭上进行成功的辩论，使不信奉国教者赢得在其教区的教堂墓地埋葬的权利，从而崭露头角。
他有那样一个舅父真是幸运，总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当年少的劳合·乔治发现他失去对上帝的信仰时，作为非神职布道者的舅父原谅了他；当他决定学习法律时，他的舅父又提前一步学完法语语法以帮助他达到语言要求；当没钱没势的他下了巨大赌注决心从政时，他的舅父一如既往表示支持。可惜这位老人只活到外甥刚刚当上首相就去世了。1890年劳合·乔治在卡那封自治市补缺选举中获胜，进入议会，这一席位他保持了55年。他很快以大胆、具有魅力、机智和掌握辩论的技巧而蜚声下院。1895年选举后，自由党处于在野地位已长达10年，在这期间他成为自由党激进派领袖。劳合·乔治天生适合从政。无论是委员会的辛苦工作还是重大的政治运动，他全都非常热衷。虽然喜欢唇枪舌剑，但他本质上却十分善良。与威尔逊和克里孟梭不同，他不憎恨对手，在政界也不是知识分子。虽然博览群书，依然喜欢咨询专家。
1916年12月6日，劳合·乔治就任首相，首先建立了由5人组成的“战时内阁”，目的是要摆脱各部的领导以便全力指导作战，并把过去各部对内阁负责制改为对首相负责制，以加强首相的职权。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宣战，这对英法是极大的支援。1918年英法军队开始反攻，11月初德国接受停战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1918年12月劳合·乔治再次当选，1919年1月10日组成新政府，次日，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和会三巨头都带着各自国家的特色前去谈判：威尔逊带着美国的“仁慈”，确信美国的方式是最好的，并且对欧洲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有一丝不安和怀疑。克里孟梭带着法国深沉的爱国精神、胜利的安慰以及对德国复兴永远的忧惧。劳合·乔治则关心英国的殖民地及其强大的海军。每个人都代表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个人，他们的成败、劳累、疾病和喜好都会影响和平方案。
巴黎和会是“一战”结束后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的会议。这个和会是胜利国举行的和会，又是个大国操纵的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主导了和会的进行。和会上签订了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同时还分别同奥、匈、土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它们构成了凡尔赛体系，确立了“一战”后由美、英、法等主要战胜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在这三巨头中，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自1908年就熟识了。克里孟梭觉得劳合·乔治对欧洲和美国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而他留给劳合·乔治的印象则是“令人讨厌、脾气暴躁的野蛮老头”。劳合·乔治说，他发现在克里孟梭的大脑中“没有仁慈、尊重和友好”。
图为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坐者左起为：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E·奥兰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战争期间，当劳合·乔治不得不和克里孟梭打交道时，不得不表示非常欣赏克里孟梭的智慧、坚强和爱国热情。克里孟梭也勉强应付劳合·乔治，虽然他经常抱怨劳合·乔治没有教养，这个法国老头曾严厉地说他不是个“英国绅士”。在会议过程中，三巨头各怀鬼胎，英国希望得到海上霸权、殖民霸权，而且希望欧洲大陆各国实力均等，即大陆均势。法国希望得到欧陆霸权。美国则想得到世界霸权。于是，很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每一个国家都会与另两个国家互为对手，而又都能与另两个国家的任意一个联手。所以，这场会议足足开了5个多月，为了索取战败国的赔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吵得不可开交。
三人中，劳合·乔治最年轻，他性格欢快，面色红润，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和一头蓬乱的白发，他不但年轻，而且身体好，适应能力强。威尔逊为遵守自己提出的原则焦虑成疾，克里孟梭为法国的需求彻夜不眠，劳合·乔治却接受挑战和危机而不断进步。就连一个从未认可过他的保守党人也不无敬佩地说：“无论会上发生什么，工作多么艰难，责任多么重大，劳合·乔治先生总是处于最佳状态——经常发表高明而毫无恶意的评论以戏弄同僚。”已经78岁的克里孟梭，虽已满头白发，但仍像只野兽般凶猛，真不愧他的“老虎总理”的外号。而劳合·乔治也百般纠缠，一点儿都不牺牲本方的利益。美国总统威尔逊只好在英法之间周旋，忙着打圆场，经过无数次的争执和讨价还价后，终于有了结果：英国得到了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拥有1000万人口的领土，法国得到阿尔萨斯、洛林、萨尔等地。日本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而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也得以通过。人们通常认为劳合·乔治只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克里孟梭曾把他看作英国律师，他说：“他为了打赢官司什么手段都用。必要的话，他还会用自己前一天驳斥过的论据。”善于发现他人缺点的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缺乏原则，他希望能和不像劳合·乔治那么狡猾的人打交道，因为他老是“拖沓敷衍，妥协让步”。实际上，劳合·乔治很讲原则，但又同样讲求实用，他不愿在堂吉诃德式的荒唐行动上浪费精力。巴黎和会自始至终在帝国主义战胜国的操纵下进行，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及美国总统威尔逊勾结在一起，操纵和会，力图按帝国主义意图重新瓜分世界。英国不愿意听任法国称霸欧洲大陆而与自己抗衡，不赞成过于削弱德国，给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可乘之机。
年轻时的劳合·乔治容貌俊秀，浪漫放荡，许多风流韵事使宽容的妻子也难以忍受。克里孟梭与女人的绯闻使他名气大增，而劳合·乔治却没有那么幸运。其情妇的丈夫们多次威胁在离婚法庭上指名道姓起诉他。他的妻子非常坚强，对他忠贞不渝，但最终还是与其分居。她喜欢住在威尔士北部照料她心爱的花园。1919年，劳合·乔治最终与小女儿的家庭教师——年轻的弗朗西丝·史蒂文森——确定关系，她有教养，办事高效而且很有头脑，是他的情人、精神伴侣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土耳其的国父，被尊称“阿塔图尔克”，就是“土耳其之父”的意思。1895年他升入玛纳斯提军事预备学校，1916年晋升为将军。在1918年奥斯曼帝国卫国战争中，凯末尔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祖国的斗争中，在他的推动下，议会在1920年1月通过了庄严的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
凯末尔于1881年5月19日出生于巴尔干半岛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他天资聪颖，个性倔强。在伊斯兰教会学校读书时，他受不了学校里宗教气氛的约束，就瞒着家里去投考萨洛尼卡陆军预备学校，那时他才13岁。以后，他又依次升入马纳斯提的陆军军官学校和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凯末尔最为人所知是他在“一战”杰出的军事能力。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解，他发动土耳其国民运动并成功地在安卡拉建立独立政府。他打败当时协约国的军队，并以杰出的能力解放了国家，建立了现今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就任土耳其领导人的时候，凯末尔进行了一连串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变革，让土耳其成为现代化和世俗主义的国家。
这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凯末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追随德国的土耳其成了战败国，领土被英、法、意和希腊等国瓜分，土耳其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不独立，毋宁死！”土耳其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抵抗运动。这时，一位将军毅然辞去了卖国的苏丹政府授予的军职，以平民身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叫穆斯塔法·凯末尔。1919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使民族灾难空前严重。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来到安纳托利亚，着手组织全民族的抵抗运动。1919年9月4日，在锡瓦斯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安纳托利亚和卢梅利亚保护权利协会，并选出以凯末尔为主席的十六人代表委员会。同年底代表委员会驻地由锡瓦斯迁往安卡拉，从此安卡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他的推动下，议会在1920年1月通过了庄严的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宣布土耳其应该享有完全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废除治外法权。这一文献，被称为“新土耳其的独立宣言”。但是，协约国很快正式占领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妥协的苏丹政府决定解散议会，逮捕凯末尔党人。凯末尔抓住时机，于4月23日在安卡拉发起召开大国民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脑的国民政府。
凯末尔呼吁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民族尊严，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很快，他就成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不叫他的本名穆斯塔法，而亲切地称他“凯末尔”。在土耳其语中，凯末尔是“正义”的意思。1920年4月，凯末尔党人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苏丹政府的卖国行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着手组织正规军。1920年6月，希腊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企图扼杀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危难时刻，凯末尔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破希军防线，把希军赶下了地中海，活捉了敌军总司令。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最终赶跑了外国侵略者，协约国不得不于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签订了《洛桑协定》，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凯末尔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奥斯曼帝国6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建立了土耳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共和国。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凯末尔革命后，把君主立宪制变为共和政体，废黜了封建社会的总头目苏丹及其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1923年10月29日，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土耳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凯末尔任总统后，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土耳其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1934年实行姓氏法后，土耳其国民议会为表彰凯末尔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把“阿塔图尔克”授予他为姓，意思是“土耳其之父”。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而，凯末尔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凯末尔党人一方面依靠工农，一方面又限制和镇压工农，对土耳其共产党人进行镇压。1939年，凯末尔死后，土耳其政府又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互助条约，投入了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凯末尔竭尽毕生的精力创建了土耳其共和国，矢志不渝地为把土耳其建成现代文明国家而奋斗。长期的戎马生涯和繁忙的国事使凯末尔的肝脏和肾脏受到严重损害。1938年11月10日，病魔夺走了凯末尔的生命，他的遗体被安放在安卡拉的拉萨特山岗上。1953年，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而建的纪念馆落成，凯末尔的遗体也迁移至此。该馆是一座茶色的巨大石质建筑物，墙壁上刻有凯末尔劝勉民众的嘉言，内殿中有列柱围绕，在内殿之中有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土耳其有一项特别的规定：任何来访的国家政要，都要首先到凯末尔的墓前敬献花圈，来表达对这位土耳其民族英雄的敬意。
在美军的历史上，乔治·巴顿是一位有着及其特殊地位的人物，对于他，军界和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历史评价。许多人认为巴顿将军是一位统率大军的天才和最具进攻精神的先锋官，是美国的首席坦克专家，甚至说他是20世纪的拿破仑。但同时也有人指出巴顿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骄傲自大，华而不实。但不管人们怎么评价，在“一战”和“二战”中，这位“猛张飞”式的人物都最具传奇色彩。
巴顿是一位性情中人，爱憎分明，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这是一位一生都追求完美的人，是无论何时都有着浓烈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荣誉感的典型军人，勇敢与机智深深地浸入他的血液之中。巴顿于1885年11月11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军官家庭，他的父亲老巴顿曾参加过美国的南北战争。巴顿18岁时进入了私立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一年后获得了入西点军校的保送资格。1909年6月，巴顿在西点军校毕业后，随即以少尉军衔被分配到美国第一集团军骑兵部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顿曾希望能到欧洲投入法军参战，但未获批准。一年后他被调往布利斯堡，被分到了潘兴将军的麾下。1916年，潘兴将军率领一支部队深入墨西哥追剿土匪，把巴顿带在身边做临时副官。这时的巴顿身兼数职——助理情报官和司令部发令官，并且还要亲自担负传令和联络的工作。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赢得了英勇的美名。
1917年4月，此时已升为上尉的巴顿随潘兴到了法国，仍然做他的副官。他把在这位将军的参谋部里任职视为一种荣誉。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不受拘束的性格和喜欢冒险的精神，使他很难安心于美国远征军那庞大而复杂的司令部中的生活，于是向潘兴提出要去前线作战。刚好这时潘兴正思考在美军中建立一支坦克部队的问题，他听完巴顿的请求后，给出两个职务供巴顿选择，一是去指挥一个步兵营，二是去组建一支坦克部队！巴顿选择了去坦克部队，可这时美军的“坦克部队”还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呢，坦克作为一种刚刚出现在战场上的新式武器，它的实际用途还没有被实践所证明。1917年底，巴顿正式接到命令去坦克部队任职，他第一次接触到坦克时，并不喜欢它，把它称为“带轱辘的棺材”。
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巴顿首先去参观英法的坦克训练中心，熟悉了这种武器的性能和用法。然后他就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也就成为关于美国坦克的基本文件了。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坦克的构造、修理、维护及兵员的训练和战术等问题，当时主要的思想就是使用坦克支援步兵来突破对方的防线。巴顿在驻法美军中参与了美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的创建工作，建立了装甲兵的训练学校，用法式轻型坦克组编成一支坦克旅，他本人也由少校被升为中校。巴顿当时的任务是训练和指挥两个坦克营，这两个营将组成美军坦克兵的第一旅。这时的巴顿已经喜欢上了坦克这种威力巨大的战争武器，他越来越相信，没有坦克便无法打开敌方阵地的缺口。杀人的武器很多，但他相信，坦克最能致敌于死命。
美国远征军的一辆雷诺FT-17型坦克由于没能跨过图中这条战壕而被丢弃。
到1918年7月，巴顿已经组建了6个连的装甲部队，并由此成为了美军装甲部队的创始人。在当时，一般人都公认这是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而巴顿则以远征军中“最残酷的军纪森严的教官”而声名远扬。经过短暂而切实有效的训练之后，巴顿随同该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圣米耶尔和默兹-阿拉贡等战役。他率领两个营的装甲部队参战，在一次战斗中，巴顿竟一个人开着坦克，冲入德军防线内，差点送了命。战役结束后，巴顿因为作战英勇和训练有功而受到了嘉奖，不久升为上校。潘兴对他的评价是“巴顿这小子是一个真正的斗士”。
战争是来不得任何虚假的领域，巴顿是一个对部下要求极为严格的军人，荣誉法则是巴顿带兵理念的最为素朴的本质。巴顿在美军中有一个外号，叫作“赤胆铁心”。他的部下说：“这个外号最能反映巴顿的尚武个性，他用这四个字，把他的部队锻造成美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战术上，巴顿要求他的部属必须树立进攻意识，“记住，要用火力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要在运动中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这句话成为巴顿一辈子坚持的基本作战理念。1919年战争结束后，巴顿被派往米德堡，在那里的训练中心与他的同学艾森豪威尔相遇并建立了友谊，后者此时正在负责美国国内的坦克兵训练。这两位曾讨论如何将装甲兵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机动兵种，从此不再受行动迟缓的步兵的牵制。
1920年，美国新出台的国防法案改组了美国陆军，并且还降低了正规军官的军衔，巴顿降为少校，因为不愿加入步兵，就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兵种——骑兵。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面临着战争的威协，巴顿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赏识，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装甲兵将才。1940年7月，马歇尔批准组建美国的装甲师，巴顿受命组建一个装甲旅，并被晋升为准将，不久之后，巴顿被任命为第二装甲师师长，并被晋升为少将。
马歇尔对巴顿的赏识起于“一战”中的圣米耶尔战役，巴顿因那次鲁莽的行动受到上司罗肯巴克将军的申斥，但马歇尔则非常欣赏巴顿的行为。从性格上来看，马歇尔与巴顿绝不是同一类型的：马歇尔文静、安详、含蓄，始终如一，是一个固守原则的人；而巴顿则急躁、喧嚣，行动敏捷，是一个机动灵活的人。然而马歇尔却从巴顿那种古怪的性格和极强的表现欲之下，发现了这些外表背后的东西，认为巴顿是一个极富有指挥能力的军事天才。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轴心国宣战，升任第一装甲军军长的巴顿率领美国先遣队4万多名官兵横渡大西洋，再次踏上了欧洲战场。在“二战”的过程中，巴顿始终是美军中一颗最耀眼的将星，在战争后期他被擢升为四星上将。战争结束后不久，性格粗鲁而直率的巴顿因在正式场合出言不慎，被媒体加以利用，使他在军中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因车祸而去世。按照巴顿的遗嘱，他被安葬在美军第三集团军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公墓里，和他的6000名部下葬在了一起。
这是“二战”期间巴顿在西西里岛战役之前的摄影照片。
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城郊外的一栋别墅里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61岁的老人被人用冰锄给砸死了，这位死者就是在20世纪苏俄极具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苏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同时也是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20世纪初，犹太裔知识分子出身的托洛茨基本是个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他并非行伍出身，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前也没有过军事生涯的经历。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时期，年仅26岁的托洛茨基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托洛茨基率领的“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他本人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对于俄国“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十月革命”前夕，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负责人被推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为攻打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起义行动总指挥，因此可以说他是“十月革命”军事意义上的领袖，这也是他指挥军事生涯的开始。
列夫·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组织者。
后来与托洛茨基成为政坛上的死敌、当时也是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的斯大林曾说过：“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能够迅速地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新成立的政权首先面临着的艰巨任务就是要退出世界大战。在德军兵临城下，而俄国经济崩溃、军队瓦解的情况下，托洛茨基被委以重任，去和德国人进行关于停战的和平谈判。由于德国人所提出来的停战条约实在是过于苛刻，最初的托洛茨基并没有接受列宁关于马上签字的主张，而是附议当时多数的意见，采取了不战不和的态度，并拒绝在苏德和约上签字。但在德国人随后发起的进攻中，在俄国处于危亡之际，洛茨基最终还是站到了列宁的一边，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尽管《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个条件十分苛刻的屈辱性条约，它使苏俄丧失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它的签订使苏维埃俄国摆脱了战争，巩固了政权，并粉碎了协约国企图利用德国之手扼杀苏俄的阴谋。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了这个屈辱性的条约。
在当了三个月的外交人民委员后，托洛茨基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负责创建红军的工作。在退出世界大战后，苏俄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内战，“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新建立的政权的势力只限于首都附近地区，在俄国广大的土地上，各种反对势力都在与新生的中央政权做对，苏俄和德国签订极其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被反对派指为卖国，协约国列强也乘机以支持对德作战的俄国“爱国者”为由进行干预，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多股白军正在组织起来，他们中著名的有彼得留拉、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等白军，还有一支大约有5万多人的捷克军团，此外还有向苏俄进军的波兰军团。此时的苏俄已是陷于了内战之中。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被委以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重任，负责组建苏联红军并全权指挥作战。从苏俄新政权建立后对托洛茨基的这两项任命来看，他的确是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中一个最被倚重的人物。
虽然托洛茨基并非职业军人，但他的统帅才华和军事影响力丝毫不亚于他在革命与政治上的业绩，也不亚于同时期任何一位名将。托洛茨基不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共产党军队的创建者和统帅，他亲自指挥这支初建的红色军队赢得了一场决定俄国命运甚至欧洲命运的战争的胜利。
俄国内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陷入严重危机之中，新政权刚刚建立时期，彼得格勒只有不到5000人的赤卫队，而莫斯科还要少，只有近4000人，而且这些由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并非正规军，基本上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1918年1月中旬，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列宁把这个在当时最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托洛茨基。3月间，托洛茨基就任苏维埃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赶快组建出一支部队来，列宁给他的任务是要组建一支300万人的苏俄红军。
托洛茨基很快就显示出了他那非凡的组织能力，虽说他从未加入过行伍，但搞起军事来，他还是很了不起的，仅仅在3个月内，就迅速从无到有打造出了一支红色队伍，到了当年初夏，已建成了一支30多万人的苏联红军，到了秋后，红军的队伍猛增到80多万，而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00万！列宁曾对他的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欣慰地说道，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打造出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
为了完成列宁所提出来的组建300万军队的任务，托洛茨基采用强迫动员的方式；为了加强军队的纪律性，托洛茨基颁发了一系列的条令，并恢复了军事法庭的死刑；为了提高部队的指挥能力，托洛茨基雇用了有军事专业知识的旧沙俄军官。此外，托洛茨基还在苏俄红军中创建了政委制度，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委员主要由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骨干担任。政委制度的出现，使这支新组建成的军队完全掌握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
在内战期间，作为红军之魂的托洛茨基不仅仅只是建立红军，同时还在指挥红军，他在装甲列车上设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奔驰在各条战线上。这位从没打过仗的红军统帅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下，仍然能够镇定自若。当时在托洛茨基的手下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将领，像伏龙芝、布琼尼、叶戈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这些以后的著名将领在当时都不过30岁左右。在那些身经百战的白军老将们的眼中，这些人只不过是些毫无军事经验的娃娃，但是托洛茨基就是依靠这些“娃娃”将领，先后平定了各路白军，打出了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一统天下。
当然，苏俄内战的胜利并非只是托洛茨基一人之功，它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革命理想的动员力、列宁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谋略，各反对派势力的互不合作乃至彼此的敌对，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托洛茨基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1919年，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把伏尔加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伊瓦申科沃改名“托洛茨克”，以表彰托洛茨基在革命与内战中的贡献，这是俄国革命后第一座以一个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
托洛茨基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家，他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也是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主要是以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而闻名于世，《托洛茨基全集》共有150卷之多，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托洛茨基还是苏俄新经济政策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先提议者和实践者。
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能力最强，但过于自信。”在政治上，托洛茨基实在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从1922年起，在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就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排挤，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被安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被指责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等等。1925年初，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国门，又过上了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早已过惯了的颠沛流离的日子。不过这对于他来说，毕竟是幸运的，因为那些留在国内的“革命元老”们的命运就比他要惨得多了。
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并没放弃自己的思想，反而与斯大林唱起了对台戏，他创办了《反对派公报》，并建立国际托派组织，号召各国的支持者留在共产党内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以“纠正”党的路线。1933年以后，托洛茨基认为受斯大林主义支配的第三共产国际已经不可救药了，于是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于是开始筹建第四国际。在此期间，托洛茨基还一直进行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并写了大量著作反对斯大林，坚持和宣传他的“不断革命论”。
1937年，苏联最高人民法庭开庭审讯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案”，托洛茨基作为“人民公敌”被缺席判处死刑。苏联情报部门针对托洛茨基策划了多起暗杀行动，苏联内务部还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小组。虽说托洛茨基躲过了多次暗杀，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厄运，1940年，这位“苏俄红军之父”在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部门特工拉蒙·麦卡德杀害。托洛茨基在临死前留下的遗嘱是“我坚信，第四国际必胜”，但他所说的“第四国际”与其说是一个政治组织，还不如说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革命必胜的历史前景，在没有人去实践的情况下，到现在只能是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