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厌弃过去的时代。我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得悉，过去的时代看起来愚昧又野蛮。
——米兰·西迈斯卡
在20世纪中叶，做每一件事都要事先考虑和顾及苏联对于此事的态度。
——雷蒙·阿隆
即使我错了，也是对的；而你们即使对了，也是错的。
——皮埃尔·库塔德（与艾迪加·莫林语）
无论喜欢与否，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在于，要想理解社会主义，就必须投入运动中去，并且承认它的目标。
——让-保罗·萨特
如果理由错了，你就没法帮助别人行事正确……这种对站错队的害怕心理，不是政治上纯洁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
——阿瑟·凯斯特勒
还在欧洲法西斯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分裂：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对未来几代人来说，其速度之快，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费解。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进行监视，看他们是否支持苏联，这并不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而开始的，但是在战后的这几年里，在1947年到1953年间，这条划分东方和西方之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界线深深地刻入了欧洲的文化知识生活。
当时的情况非同一般，所以产生上述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极右派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后来的回忆。从布鲁塞尔到布加勒斯特，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和文献都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教权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动派展开了大量的激烈辩论。那些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从事法西斯活动或持彻底反动观点的知识分子们、记者们和教师们，在1945年后找到了恰当的理由，大声叫嚣着支持他们新找到的密友，如革新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临时或永久退离公众视线的人）。由于此刻大多数法西斯党派和报刊、彻底保守的言论都受到了禁止（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仅限于中间派和左派。右翼思想和观念在欧洲失势了。
虽然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追随者的覆灭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写作和表演的内容，它们的基调却没有大的变化。法西斯分子世界末日式的紧迫感；他们所采用的暴力和“终极”手段，仿佛真正的变革必定需要经历彻底的毁灭；讨厌对自由派的“伪善”和妥协；热衷于二元选择（赞成或反对，革新或颓败）：这些冲击力同样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极左派，而在1945年后它们的确如此。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作家们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国家、堕落、牺牲和死亡这些概念有着先入之见。1945年后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形于战争经历，但是这一次他们关注水火不相容的道德选择的冲突，排斥一切妥协的可能性：善与恶、自由和奴役、抵抗与合作。从纳粹或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以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种做法受到了广泛欢迎，被认为是一个变战争的破坏为革命的动力并创建一个崭新开端的机会。而当这一机会看来受到挫折，又回归到“常规”生活时，失望的情绪一下子就转变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或转变成极左派说，世界再一次两极分化，陷入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
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全都急吼吼地对妥协全无耐心。他们太年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消失了一大群名声败坏的年长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帮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战争，但他们却急于弥补上一代所失去的岁月。他们的政治教育来自统一阵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年代，当他们主要通过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赢得公众认可、获得公众影响时，根据欧洲传统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确实是成名太早了。
在法国，大战结束时，让-保罗·萨特40岁，西蒙娜·德·波伏瓦37岁，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尔贝·加缪年仅32岁。在比他们年长的一代人中，只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生于1885年）的影响力和他们相当，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受到过去维希政府历史的玷污。在意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生于1866年）保留了意大利上一代公众人物的形象。法西斯倒台后，伊格纳齐奥·西洛内（生于1900年）是较为年长的、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之一，小说家、政治评论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当时38岁，共产党编辑、作家厄里奥·维托里尼更年轻一岁。在德国，对纳粹的同情和战争影响了最大多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海因利希·伯尔——最有才华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们在希特勒战败后的两年里组建了“47社”——在战争结束时年仅28岁。
在东欧，战前那些知识分子精英受极端保守主义、神秘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更糟糕的是，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更是显著。切斯瓦夫·米沃什不可不谓一个典型人物，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杂文《被禁锢的心灵》发表于1951年，当时他年仅40，正处于政治流亡中。杰尔齐·安德尔泽也夫斯基（他出现在米沃什的书中，但并不是为了恭维）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关于战后波兰的小说《灰烬与钻石》。1922年出生的塔德兹·波洛斯基才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他的奥斯维辛回忆录：《女士们、先生们，毒气室请走这边》。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典型地都是一批年岁稍长的人，他们或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犯生涯或是曾流亡苏联，也有些人两者都经历过。但是在他们领导下的那些年轻男女，都沉浸在苏联支持下的推翻政权的理想主义状态中，这对他们获取成功至关重要。在匈牙利，格沙·罗松齐差点在1956年匈牙利动乱后成为苏联镇压的牺牲品，二十几岁的他和几百位同他一样的人把匈牙利共产党推上了执政舞台。海达·科娃丽的丈夫鲁道夫·马戈留斯曾是1952年12月斯兰斯基公审案的被告之一，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部长职务时才35岁；公审案件中另一被告阿图尔·伦敦更年轻，共产党执政时他才33岁。伦敦曾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和其他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一样，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如何行使政治、军事职责。
东欧和西欧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热切地向往共产主义的未来。但是这种热情里也掺杂着一种明显看不起无产阶级、蓝领工人阶级的复杂情感。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熟练的技术工人非常稀缺——这和大萧条年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集体的回忆里记忆犹新。煤矿等着开采；公路、铁路、楼房、电线都需要重建或整修；需要生产出工具来制造其他产品。所有这些工作都急缺熟练人手；和那些有家室的妇女或那些各种类别的“知识分子”相比，被迫移置者收容营里那些身体健全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和避难所。
这样一来，工业企业和工人的地位普遍提高了——这明显是一种对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派的政治资产。那些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的左倾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男女可以通过投奔共产主义而得以安慰。但即使是那些并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都“拜倒在无产阶级面前”（阿瑟·凯斯特勒），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歌功颂德（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典型地想象成坚定强壮的男性形象），使之几近偶像地位。
虽然这一现象是欧洲范围的，并且超越了共产党的政治（在欧洲最为著名的这种拥护“工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让-保罗·萨特，他一生从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只有在东欧，这些感情才产生了实际效用。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区的学生、教师、作家和艺术家大批涌入（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赤手空拳地帮助重建铁路。1947年8月，伊泰洛·卡尔维诺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来自意大利的志愿者投身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事业的相似状况。对新事业的投入、对或真或幻的工人集体的向往以及对苏联（和它那无往不胜的红军）的倾慕，使战后的青年一代从他们的社会根基和民族历史中脱离了出去。
年纪轻时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通常就意味着共产党员）。因此，捷克人卢德克·帕奇曼说：“我1943年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我当时只有19岁，一想到我突然通晓一切、能够解释一切，还想到能够同无产阶级一起进军全世界，先是反对希特勒，接着要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我就着了迷。”即使是那些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样并没有被共产主义教条的魅力冲昏头脑的人，也毫不含糊地欢迎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我很高兴看到波兰半封建社会最终被摧毁，大学向年轻的工人和农民敞开大门，农业改革正在实行，整个国家最终走上工业化道路。”正如铁托身边的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所亲身经历的一切时，曾观察到：“极权主义开始时是一种热情和信念，只是后来才成了组织机构、政府权力和职业。”
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小国狭隘性和法西斯对知识分子的暴政相比，一开始，东欧各国共产党都奉承知识分子，这一点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如亚历山大·瓦特（另一位波兰前共产党员）所见，那些世俗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这种“精装的教理”非常渴望。虽然东欧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和教授们成了积极活跃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往往是同代人中最有天赋、才华最出众的人。
帕维尔·科胡特，几十年后作为不同政见者蜚声国际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散文家、剧作家，最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视线时，对自己祖国的新政权绝对热情。1969年，他回首1948年2月捷克政变，描述他在布拉格人潮拥挤的旧镇广场看到共产党领袖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时的情景时，描述说他当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那些想要寻求公正的人民大众和在领导他们加入决定性斗争的这个人（哥特瓦尔德）身上”，20岁的科胡特看到了“夸美纽斯徒劳地寻找的核心保障”。4年后，科胡特一腔忠诚地写下了“致我们自己的共产党的颂歌”：
让我们对党高歌赞颂！
年轻的工人突击队代表了她的青春，
百万人的头脑是她的理性，
百万人的双手是她的力量，
她的军团是
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话语。
鲜花盛开的五月，
远处古堡的上方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真理战胜一切！”
工人阶级的话光芒四射！
工人的真理战胜一切！
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
光荣啊，哥特瓦尔德的党！
光荣啊！光荣！
这种忠诚在科胡特那代人当中十分普遍。米沃什也观察到，共产主义实行的原则是，作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懂得。但即使是“懂得”也没有“赞同”来得重要，这正是东欧知识分子所要追求的。“战争年代我们还是孩子，”兹德内克·姆莱纳尔（1946年他才15岁时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写道，“这代人并没有真正和任何人作战过，只是带着战时的思想就步入了战后这几年，这时为了某些事情而斗争的机会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姆莱纳尔这代人只知道战争岁月和纳粹的占领，思想上“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没有中间道路。因此我们独特的经历在我们脑海里灌输了这样一种概念：正确观念的胜利意味着——很简单——对另一方的清洗和消灭”。
带着这样一种天真的热情，东欧的一些年轻人投向共产主义（“我一心想参加革命……”，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加入捷克共产党时对他的女朋友如此宣称），但是莫斯科的目的是最终统治这些国家，因此导致后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幻想都消退了。那些稍稍年长些的共产党人，如德热拉斯（生于1911年）可能一直都比较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操纵人们的狂热情绪，正是为了束缚他们”。但是那些年轻的皈依者们，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发现共产党的严峻纪律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现实后都大为震惊。
因此到了1948年，出现了日丹诺夫的“两种文化”论。他坚持认为，一切事情——从生物学到诗歌——都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使得盛行民主的东欧国家尤感诧异。凡是盲从的知识分子，都一直紧跟党的路线，无论如何，这种采取压迫手段和保持正统信仰的路线，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转型过来的国家而言，却显得比较艰难了。在19世纪的中欧，在知识分子和诗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民族发言的习惯和责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现在却在更多时候成了（真实的）暴君的文化喉舌。更糟糕的是，他们即将成为被选中的牺牲品——作为世界主义者、“寄生虫”或犹太人——成为暴君所犯过失的替罪羔羊。
因而，东欧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即使是在表现得最强烈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死后就烟消云散了，虽然还有一些以“修正”或“共产主义改革”的形式滞留了一些年月。共产党国家里的分裂不再只是发生在共产党和它的对手之间。重要的分歧重又出现在那些执掌大权者——党管国家、警察、官僚、议会知识分子——同其他所有人之间。
这样看来，冷战期间的分界线与其说处于东西方之间，不如说处于东欧和西欧内部。在东欧，共产党及其机构和社会其他各部分之间处于未宣战状态，那些接近共产党的熟人已经划定了新的战线：在那些共产党给予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实际利益的人和那些因此而遭受歧视、失望和被压迫的人中间。在西欧，分界线两边都能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影，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热情与对它的直接实践经验呈现出明显的反比。
对当代东欧命运的普遍漠视，以及西欧对它越来越冷淡，成了令许多东欧人困惑、恼恨的根源。东欧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遇到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边缘化情状——这是他们早就必须屈从的命运。1948年后，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挤：一方面由于苏联的存在，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冷落，那些人从未把他们的经历和例子放在眼里。在50年代初的东欧作品中，对西方的描述重复出现的主调感到受了伤害，同时也感到迷惑和奇怪，例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灵》中所描述的“失望的爱”。流亡的罗马尼亚人类学家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1952年4月写道，难道欧洲没有意识到，她的躯体被肢解了一块吗？“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位于欧洲，所有这些民族都是欧洲人。”
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欧洲了，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成功地把他的军事防卫圈渗透到中欧，这就打破了东欧国家的均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层次剧烈下降，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在总体上被排挤了。虽然共产主义的挑战实际上一直是西欧辩论和争论的核心，但对处在几十英里之外的东欧“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实际经验却很少引起注意：对那些最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仰慕者来说，更是未引起丝毫注意。
战后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状况，即使对刚过去的时代中的外人来说，也是很难看清的。讲德语的中欧国家——20世纪的前30年里一直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不复存在了。早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时，维也纳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过去的阴影里，如今也像柏林一样被盟国四强瓜分了。它甚至无法为自己的国民提供足够的衣食，更不用说对整个大陆做出什么精神贡献了。奥地利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和他们匈牙利及原先奥匈帝国时期的同代人一样，要么流亡外国（到了法国、英国、英联邦自治领或美国），要么和当局妥协，否则就性命难保。
德国自己已是满目疮痍。1933年以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中留下来的人，几乎都不得不同当政者妥协。马丁·海德格尔同纳粹政府调情的臭名昭著的态度并非典型，只不过是在他那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中的蕴涵意义引起了争议罢了；在中学和大学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里的官僚们、报纸和文化机构里，成千上万名小海德格尔们也一样，出于热情而采取妥协态度，根据纳粹的要求来写作和行事。
战后德国的场景因存在着两个德国而更显复杂，其中一个德国宣称自己是唯一继承过去“好”德国的传统：反法西斯的、积极进步的、开明的。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到诱惑，决心站在苏联占领区和它的后继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边。和波恩的联邦共和国不同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以坚持诚心地反对纳粹而自豪，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还没有完全消除纳粹主义，而且他们并不愿意直面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共产党政府鼓励历史学家、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向观众揭露“另一个德国”的罪行——只要他们不触犯某些“禁忌”。一些从魏玛共和国统治下劫后余生的杰出天才们纷纷移居民主德国。
他们迁移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占领下的民主德国是东欧集团中唯一一个还保留着西方“幽灵”的国家，它的知识分子可以面向西方听众，而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作家则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一旦审查太严或压力太大而无法忍受的话，还可以有机会逃回西部，只要通过柏林关口就可以了，至少在1961年前柏林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贝托尔德·布莱希特选择住在民主德国；年轻的作家们像克里丝塔·沃尔夫也留在了那里；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们，像后来持不同政见的沃尔夫·比尔曼，实际上还移居到东部去读书和写作（比尔曼在1953年17岁时就移居民主德国。）
对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吸引他们离开“物质主义的”联邦德国的原因，是民主德国自我表现出来的进步、平等和反纳粹精神，其政治倾向和清醒程度也和联邦共和国有所不同。后者似乎既表现出对历史不愿谈论的沉重心情，同时又奇怪地感到轻松。他们缺乏政治根基，在文化上依赖西方盟国，尤其是促成建立联邦德国的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早期知识生活缺少政治方向。那些倾向于两种政治极端的激进观点被公开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并且像伯尔这样的年轻一代作家不愿加入任何党派政治（这跟他们之后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文化宣传的途径当然并不缺少：到了1948年，原来因缺少纸张而引起的报纸印刷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发行网络得以重建，在联邦德国，约有200多份文学和政治期刊得以发行（但是后来其中很多刊物由于币制改革而停刊了），并且新的联邦共和国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报纸，其中尤以在汉堡出版的新周报《时代》最为著名。然而，联邦德国对欧洲知识生活的主流来说还只是处在次要地位，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也一直如此。柏林一位联邦德国新闻记者兼编辑梅尔文·拉斯基在描述1950年德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时写道：“我认为，现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会在灵感甚至智力上显现出如此地枯竭和凄凉失落感。”
与德国早先在文化上的杰出表现相比，这也是导致国内外观察者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深思后产生失落的部分原因所在：不止雷蒙·阿隆一人在回忆中把早些年看作是“德国的世纪”。为了达到纳粹的目的，德国的文化遗产遭受了许多腐蚀，丧失了它的品格，很难讲清德国人现在将会对欧洲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可以理解，德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尤其受到了德国窘境的困扰。卡尔·雅斯贝斯——纳粹统治前的知识界留存的唯一主要人物，重要的是他积极参与了1945年以后的争论，也是最为著名的对德国内部争论做出唯一贡献的人：1946年他写了文章，论述《德国的罪行问题》。但是西德（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刻意回避谈及政治意识形态，这曾在战后最初10年里对把他们边缘化产生过最大的作用，当时西欧的公共话题都强烈地受到政治分化的影响。
在这些年里，英国人也完全处于欧洲知识生活的边缘，当然原因大不相同。英国对导致欧洲分裂的政治争论也很清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矛盾冲突胜过了和平主义，经济大萧条和西班牙内战导致了工党和知识分子左派的分裂，这些分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没有被遗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法西斯和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把社会不满变为政治革命。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伦敦的贫民区，20世纪3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那里鼓动大众反对犹太人；大不列颠共产党除了早期在苏格兰造船业和一些矿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区工厂里拥有强势外，此外就一直没有什么支持力量。即使是在它昙花一现的选票达巅峰时期的1945年，也只获得了10.2万张选票（只占全国选票的0.4%），因此只赢得了议会的两个席位——而这两个席位又都在1950年的大选中失去了。到了1951年的大选中，大不列颠共产党在约4 900万人口中只获得了2.1万张选票。
当时英国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空想。但在伦敦知识界和大学里，它并不约束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心。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对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如H·G·威尔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他从列宁甚至斯大林的政策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事情并且怀有同感：可以通过上层那些对此最为了解的人来推动社会进步。英国的左派内务官员和外交部的同僚一样，没时间来关注这些介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小国家的痛苦，他们一直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琐事而已。
但是，当这些事情越过英吉利海峡引起激烈争论时，共产主义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样子来鼓动或划分英国的知识分子了。1947年，乔治·奥威尔注意到，“英国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兴趣还远没有达到对他们不能容忍的地步。”英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争论（而在英国其他部分程度略低些）是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焦虑产生的最初征兆是对国家“衰落”的担忧。这也是战后英国矛盾心态的一种表现，这个国家刚刚经过6年奋战打败了它的死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福利实验——而文化评论家们却被失败和衰退的先兆吸引住了。
因此，T·S·艾略特在他的《文化定义札记》（1948）中声称：“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时代正在衰退，文化的标准也比50年前更低，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一衰退的证据。”出于比较，1946年英国广播公司开设了第三档节目：特设了一档旨在鼓励和传播深度思想、高雅文化的“优质”节目，由那些在欧洲大陆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士编导；但是他们把古典音乐、主题演讲和严肃话题的讨论混在一起，俨然是英国人故意避免会造成分裂的或政治上敏感的话题的做法。
英国人并非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有关欧洲政治和文学的文章在周刊或定期刊物上发表，只要愿意，英国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了解。英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创痛。1945年9月，西利尔·康诺利在他自己主办的杂志《地平线》上发表了关于当时欧洲状况的文章，他写道：“从道义和经济上来说，欧洲输了这场战争。正是在欧洲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我们得以成长起来，读书写字、恋爱、旅行，但是这顶文明的大帐篷垮了下来：边绳受到了磨损，中间的支柱断裂了，桌椅分崩离析，帐内空空荡荡，玫瑰正在花瓶里枯萎凋零……”
除了对欧洲大陆状况的这种关心之外，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评论家们持一种旁观态度，似乎欧洲问题和英国的问题虽然相关，但在关键方面还是有所不同。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英国知识分子在欧洲大陆的争论中并没有起到影响作用，他们只是在一边袖手旁观。大致说来，那些在欧洲属于政治上紧迫的问题只引起了英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点兴趣；而那些知识分子关于欧洲问题的思考，即使能引起注意的话，通常也只局限于学术圈内。
意大利的情况则几乎完全相反。在西欧所有国家里，意大利是直接经受这场时代灾难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受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长达20年的统治；曾经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西方盟军解放，在历时近两年的拖拖拉拉的战争中遭到消耗和破坏，范围覆盖了全国的3/4，使得大片土地荒芜，人民几乎沦为赤贫。此外，从1943年9月到1945年4月，整个意大利北部几乎都卷入了全方位的内战之中。
作为以前的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它在东西方之间都遭到了怀疑。直到铁托和斯大林分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未定的边界线还一直是引起冷战的不定因素和发生边界战争的潜在危险。意大利和它的共产党邻国之间一直关系不和，其复杂原因还在于它又是除苏联集团之外拥有最多共产党员的国家：1946年是435万人（占总数的19%），到1953年上升到了6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3%）。也就是在同一年，意大利共产党宣称拥有交纳党费的党员214.5万名。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力因其控制了某些地区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著名的是在波洛尼亚市附近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它可以依靠彼德罗·内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的支持，而且它那思想精确而又深刻的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也广受大众欢迎。
由于上述原因，战后意大利的知识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了，并且和共产主义问题紧密相关。占压倒多数的意大利年轻知识分子们，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受到过法西斯主义诱惑的人，一起形成了受贝内德托·克罗齐影响的团体。克罗齐明显地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他为知识分子中反法西斯的一代人提供了道德准则，但在战后的环境里，仅靠这些还是明显不够的。意大利人实际上面临的确切选择似乎明摆着：要么是政治化的教权主义——形成保守的梵蒂冈（在庇护十二世统治下）和美国支持下的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联盟——要么是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东、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从一开始，它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20年前的年轻的共产党创始人一样，陶里亚蒂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来，确实才华非常出众——智慧超群而受人尊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该党公开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阵营，成为党员或同盟者——并注意在党的言辞中去掉那些可能会不利的话语。事实上，陶里亚蒂有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调整共产主义以迎合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半克罗齐、一半斯大林。”
这一方式获得了独特的成功。这条从克罗齐的自由派反法西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被意大利共产党中最聪慧的一批年轻领导人采纳：乔奇奥·阿曼多拉、卢齐奥·龙巴铎·拉迪齐、彼德罗·英格拉奥、卡罗·卡索拉、埃米利奥·塞伦尼等等，这些共产党人均来自哲学和文学界。1946年后，对行动党的政策失去了幻想的人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因为这个党未能实施战时抵抗运动的想法，表明在意大利公众生活中引入世俗的、激进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等种种希望的破灭。当时有位作家称呼他们是“羞怯的克罗齐派”。
作为这片停滞的土地上一种代表进步和现代的声音，以及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实践的最好希望，意大利共产党在它周围凝聚了一批思想相近的学者、作家，他们为党和它的政治提供了一道敬意、智慧和普世教会主义的光环。但随着欧洲的分裂，陶里亚蒂的策略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的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揭示了斯大林想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一样）牢牢控制在他手中的决心；他们的政治策略必须和莫斯科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不拘泥于宗教教条形式处理文化事务的方式，也必须改为日丹诺夫的毫不妥协的“两种文化”论。此外，美国厚颜无耻的干涉但却成功地支持基督民主党获得了1948年大选的胜利，战后陶里亚蒂对自由民主党的合作政策就开始显得有些天真了。
因此，不管有多怀疑，陶里亚蒂别无选择，只好抓住控制权，并实施斯大林的模式。这在一些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公开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本着自由权利去区分党的政治权力范围——对此他们毫无疑问——和他们享有自主权的“文化”领域范围。共产党文化刊物的主编维托里尼在194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提醒陶里亚蒂：“文化”不可能从属于政治，除非它以牺牲自己和真理为代价。
陶里亚蒂曾在莫斯科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并在1937-1938年第三国际的西班牙行动中担当过领导角色，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在共产党内，人人都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属于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可以不受苏联的传诏。维托里尼和他的同伴们必须接受党关于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路线，否则就得离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共产党更接近于服从苏联权威的道路，使得维托里尼等一批知识分子同它正式疏远了。但除了陶里亚蒂对莫斯科的绝对忠诚外，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从整体上失去一种非教条式的“光环”，因为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这个大党还在包容着、甚至赞同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思想自主；这种好名声将在以后几十年里对它大有好处。
陶里亚蒂对非共产党左派的批评却一直无法改变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广泛看法，即它不同于他国的共产党。后来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承认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至少一直维持到1948年，后来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展开的不断批评也并非自愿，使得意大利政坛无法在共产主义之外出现另一种左倾政治力量。
但是，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在西欧国家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那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同寻常的原因。1943年彻底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却并不能抹掉他20年来的统治对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产生的复杂影响。墨索里尼的极端民族主义首先导向反对外来文化和外来影响；法西斯主义公开支持“民族”知识分子，在文学和艺术上推行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鼓励用本国同样的作品来取代那些质量平平的舶来品。
最终，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屈服于法西斯政府，接受它的支持和津贴；而那些反对者或被流放海外，或者沉默。埃利奥·维托里尼本人就曾获得过法西斯政府颁发的文学竞赛奖。维托里奥·德·西卡在法西斯当政时代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战后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新现实主义伙伴、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在其战后导演的影片中明显表现出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而仅仅在几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他还拍摄了许多有关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几百万没有经历过和平统治年代的意大利成年人来说，1943年前墨索里尼的统治就是一种正常的秩序。
因此，战后绝大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立场，反映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问题的立场上的模糊性，由于受到过去威权政治的不当影响过深，而无法参与战后欧洲事务的核心。无论如何，意大利长期以来就处于欧洲现代文化的边缘，也许部分原因和它自身历史上的离心状态和所属位置有关：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米兰和都灵，各个城市都自成一个小世界，拥有自己的大学、报纸、学术圈和知识界。罗马是权威之地，是恩惠的源泉和权力的中心，但它一直没能控制过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来，只有一个地方成了适合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地方：这座城市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它的纠结和分化反映并界定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状况。它的竞争者们都遭到了监禁，早已自我毁灭或者人云亦云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先后沦入独裁者之手，政治难民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逃向法国。有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并加入了抵抗运动，许多人成了维希政府和纳粹的牺牲品。有些人逃到了伦敦、纽约或拉丁美洲，但在解放后又回归了。还有一些人，像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匈牙利历史学家、政治新闻记者弗朗索瓦·费吉托，他们并没有移居海外，直到苏联在东欧搞政变，迫使他们逃离祖国——就这点来看，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就直奔巴黎。
结果，自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亚当·密茨凯维奇、居塞佩·马志尼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巴黎度过流亡生涯以来，法国再次成为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自然家园，成了一处对欧洲现代思想和政治的清洗场所。因此，战后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更具有双重的世界性：来自欧洲各地的男男女女们都参与其中——正是在这个欧洲唯一的舞台上，各种观点和争论得以扩大，并传向更广的国际听众范围。
尽管1940年法国惨败后被德国占领，忍辱含羞过了四年，贝当元帅领导的维希政府又道德观念模糊（甚至更糟），战后好些年里，整个国家在国际外交上落入听命于美英的尴尬境地，法国的文化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时代代言人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意义，而且法国政治理论的要旨又体现了世界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巴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了欧洲之都。
这一结局在当时具有讽刺意义。是历史机遇在那些年里将法国知识分子推到聚光灯下，而他们本身关注的事情和其他人并无大异。战后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忙于清算旧账、物资短缺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困扰来重新阐释世界其他各国的政治，法国人对巴黎重要性的自恋情结生动地、不做自我批评地投射向整个世界。阿瑟·凯斯特勒回忆说，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这些草原上神圣日耳曼人的小马屁精们”）是一帮“透过墙上的小洞来窥探历史玷痕的偷窥者们”，但历史显然提供了他们一次有利时机。
后来标志法国知识分子团体特色的派别在当时尚未立时显现出来。让-保罗·萨特于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时，编委会成员不仅包括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还有雷蒙·阿隆，反映了左翼政治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广泛共识。后者的标签也贴给了阿尔贝·加缪（这令他非常不悦），当时他是萨特和德·波伏瓦的好朋友，并且从他写的日报《战斗报》社论版专栏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战后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他们全都抱着一定的“抵抗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只有加缪曾积极投身抵抗运动——阿隆参加了在伦敦的“自由法国”组织，而其他人则在被德国占领的那几年里多少只想着明哲保身）。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战争年代的斗争克服了“存在还是行动”的两难。因此，他们存在于历史“中”并且必须尽可能地介入历史。他们的处境再也不容这些知识分子享有拒绝政治选择的权力，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萨特说：“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尽其所能。”
萨特那一代人宣称从战争中还悟出了政治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也符合了某种程度上的意愿。这远远超出了法国对当时的经历所做的解释：到1945年，许多欧洲人生命中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政治暴力。整个大陆的年轻人在言行上已对公开的残暴行为习以为常，而这只会使他们的19世纪的先辈们感到震惊。而且现代政治词汇还提供了一种“方言”以帮助唤起国内的暴力和冲突：《精神》杂志的主编、基督教左翼有影响的人物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9年无疑地代表大众发言时声称：在每天都上演对资本主义受害者实施“白色暴力”的时候，谁若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谁就是虚伪的。
但是在法国，诉诸暴力手段并不仅仅代表着对近期经历的控制。它也是重现了旧有的传统。对同谋、背叛和叛国罪的起诉，要求严惩罪行，并且转向一种需要一个全新开端的呼声，这些都并不是在获得解放后才开始的。这只是古老的法国传统的重现。自从1792年以来，法国公众生活中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分化扩大并且进一步使国家分成两派：对君主制赞同与否，对革命赞同与否，对罗伯斯庇尔赞同与否，对1830年和1848年的《宪法》赞同与否，对巴黎公社赞同与否。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经历如此漫长而不间断的二元政治，传统历史学强调了这种全民族的革命迷思，又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灌输给了法国的孩子们。
此外，比起西方其他民族国家来，法国的知识分子更推崇，甚至促使在公众政治中实行武力手段。乔治·桑回忆1835年她和一位朋友在塞纳河边散步时，她的朋友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流血革命，并且解释道：只有当塞纳河的河水染红了的时候，当整个巴黎都燃烧起来、穷人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实现正义与和平。将近一个世纪后，英国散文家彼得·昆奈尔在《新政治家》中描述说：“这种几近病态的对暴力的推崇似乎占据了大批法国作家的心灵。”
因而，当激进党的年迈政治家爱德华·埃利奥（他一直担任“法国民族阵线”主席，直到1957年85岁时去世）在解放时宣布，除非“法国首先经过一场浴血奋战”，否则就不会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他的话语对法国人来说并不显得奇怪，反倒因出于一位来自政治中心的大腹便便的外省议员之口而显得更有希望了。法国读者和作家们一向熟悉这样一种思想：历史变革和血腥清洗形影相随。萨特及其同代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暴力是一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的催生婆”，在这方面，他们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传统。
在法国人的想象里，这种对革命暴力的熟悉感，伴随着对过去法俄结盟发黑了的记忆。早已命中注定的法国知识分子满怀同情之心，倾听着共产党对苏联的暴行做出的辩护。当然，辩证法也起了作用。马塞尔·佩居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里著文评论斯兰斯基公审案时，提醒读者说：一个人处死政敌并不算犯错。布拉格搞糟的是“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些暴力是合法性的，那么他们所采取的仪式（即公审）看起来却有点儿像一幅讽刺画。毕竟，这些指控并非显得不合情理”。
眼看着建设中的共产主义，那些访问过苏联集团的法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充满田园诗般的热情。因此，诗人、超现实主义者保尔·艾吕雅于1948年10月在布加勒斯特对那批（无疑很茫然的）听众说道：“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已经没了笑声，也失去了歌声。法国处在阴影中。但是，你们发现了幸福的阳光。”第二年，也正是这个艾吕雅在苏联占领的匈牙利说：“一个民族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这样几年之后，幸福才会成为最高法律，欢乐才会每天从地平线上升起。”
艾吕雅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情绪感染了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1948年捷克政变后，西蒙娜·德·波伏瓦确信共产党将变得无往不胜：正如与她同时代的保尔·尼赞在许多年前所写的那样，革命的哲学家只有在他所选择的阶级肩负革命重任后才能发挥作用，而共产党认为自己正是那个阶级的代表。介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站在进步的历史这一边，无论有时候在道德方面发生什么变化。
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无处不在而产生的结果。法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远不如意大利共产党（最多时达到80万人），但是法国共产党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大选中一直是成功的，在1946年赢得了28%的选票。和意大利共产党不同的是，法国共产党无需面对一个联合起来的中——右势力的天主教党。相反，法国社会党出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共产党的策略交往中积累的长期经验，它在冷战初期并未毫无异议地和共产党联合（虽然有少数成员希望如此）。因此，法国共产党比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显得更加强大，同时也更加孤立。
然而，它对知识分子也特别没有同情心。与意大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共产党一直由脾气倔强而头脑迟钝的党的官僚在领导，比如说矿工出身的莫里斯·多列士，他从1932年起一直担任党的领袖，直到1964年去世为止。斯大林认为，多列士的最重要品质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一样——他值得信赖，总是听命行事而从不发问。并非巧合的是，自从在1939-1940年的虚假战争（phony war）中逃离法国军队后，多列士就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5年时光。因此法国共产党是可靠的，虽然严格说来是卫星党，却是宣扬和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有效工具。
战后一代的学生在寻找领导人、行动方向和纪律，以及和“工人们”配合行动的前景，所以法国共产党的异常严格性反而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至少持续了好几年：这点和它的捷克、波兰同行们最初在东面几个国家激起了同代人热情的情况大致一样。但是对那些更成熟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共产党内的文化委员们在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上，长篇累牍地大肆宣扬这种狂热的正统性，这就在其他方面日益对他们的进步信念形成了挑战。那些将自己的命运同法国共产党绑在一起的作家或学者们像意大利的维托里尼和伦敦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团体一样，根本无法预料到会失去周转的余地。
由于这个原因，巴黎知识分子的天性倾向成了我们最好的向导，可以用来透视冷战时期欧洲信仰与观点的错误路线。在巴黎不像在其他地方，各种知识分子派系都追随国内外的政治线路。东欧国家的公审在巴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其中许多受害的共产党人都曾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过：拉兹罗·拉吉克在西班牙内战后就一直被软禁在法国；阿图尔·伦敦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并和一位杰出的法国共产党员结了婚，后来又成了另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岳父；“安德烈·西蒙”（即奥托·卡茨，斯兰斯基案的另一位受害者）在30年代的巴黎记者圈内赫赫有名，工作表现出色；特莱科·科斯托夫从担任保加利亚驻巴黎外交官时就早已为人熟知——事实上，他在索非亚被捕的照片上了加缪《战斗报》的封面。
巴黎本身还进行过两次颇有影响的政治审判。1946年，一位在1944年4月叛逃美国的苏联中层官僚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次年5月法国出版了它的法文版，其中关于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尤其是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制的描述，使该书在法国畅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召开会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未能按照苏联新的强硬派路线行事而在会上遭到了指责。两个月后，即1947年11月，共产党的报纸《法兰西文学》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指出克拉夫钦科的书乃一派谎言，纯属美国情报机构的捏造之作。报纸不断宣传并扩大这类指责，1948年4月，克拉夫钦科终于要求起诉这家报纸的诽谤罪。
这场审判从1949年1月24日延续到4月4日。在审判中，克拉夫钦科带来了许多无名的证人来为自己作证；但被告们却拿出了一大堆出自法国非共产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证词：抵抗运动小说家韦尔科，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艺术评论家让·卡索，抵抗运动英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还有其他许多人。这些都证明了法国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清白，苏联革命信心的无可非议，以及克拉夫钦科供词的不可接受——即便那是事实。审判判给克拉夫钦科一个法郎作为象征性的名誉伤害赔偿费。
这种进步的左派在“道义上的”胜利和东欧第一轮的主要公审很相似，而且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确认取决于是否站在苏联一边——正如萨特在前几个月指出的，“谁都必须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做出选择”。但对许多批评苏联的人来说，克拉夫钦科远非一位理想的代言人。很长一段时期内，那些选择流亡美国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对欧洲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想既和华盛顿保持距离，同时也拒绝莫斯科对进步运动的独断控制。萨特和梅洛-庞蒂在1950年1月写道，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对他没有友好的感觉：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俄罗斯本国”堕落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另一场审判却令人很难忘却。1949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对拉兹罗·拉吉克执行处决的4周后，戴维·罗塞特在《费加罗文学报》上撰文呼吁那些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人们，帮助他探寻苏联集中营的真相。他指出，根据苏联制定的劳动教养法，那些地方并非像官员们所说的是接受再教育的中心，而是为完善苏联经济和刑法体制而建的集中营。一周后，《法兰西文学》再次刊文，共产党作家皮埃尔·达伊克斯和克劳德·摩根谴责他捏造事实，恶意诬蔑苏联。罗塞特为自己名誉受损提出起诉。
这次对抗的人物特别有意思。罗塞特并非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他是法国人，早就是社会党人，有时又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是个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又是布痕瓦尔德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幸存者，是萨特的朋友，也是1948年一场短命的政治运动“重建民主革命”的共同发起者。由这样一个人去起诉苏联的集中营或劳改营，一下子就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政治组合力量。达伊克斯本人也曾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并被驱逐到奥地利的茅特豪森。对两位左翼前抵抗运动成员、集中营幸存者来说，这样的冲突说明，过去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效忠的程度现在只取决于对共产主义这个单独问题的态度。
罗塞特的证人名单包括各种对苏联监狱制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值得高度信赖的专家，尤以玛格丽特·布伯-纽曼的证据最具戏剧性，她证实说自己不仅在苏联集中营里呆过，还住过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间是在1940年斯大林把她转交回纳粹手里后，这是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发生的小小变更。罗塞特赢得了这场官司。他甚至还在同时代人的良心和意识里烙下了一些印痕。在1950年1月的最后判决宣布以后，莫里斯·梅洛-庞蒂承认“要集中所有事实来质疑苏联体制的意义所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完全有必要在她的影射小说《名士风流》中加入一段主人公们在听到关于苏联集中营的消息后发生的系列痛苦争论（但是出于溢美之目的，她重新修改了小说里的时间，使得萨特和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似乎早在1946年就意识到这类事情）。
为了反击罗塞特那批人——并且留住“进步”的知识分子们——各国共产党动用了“反法西斯主义”这根道德杠杆。这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许多欧洲人参与的第一次政治动员经历可能就是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即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组织。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战后的法国和比利时也一直这样在庆祝。“反法西斯主义”对于一个单纯年代而言是一种普遍的安慰。
正宗的左翼把反法西斯言语的核心归结为简单的政治忠诚二元观：我们是和他们不同的人。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佛朗哥分子、民族主义者）是右翼，我们是左翼；他们是反革命的，我们是进步的；他们代表战争，我们代表和平；他们是恶势力，我们站在善的一方。用克劳斯·曼1935年在巴黎时的话来说是：不管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不是，并且我们反对它。由于大多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敌人在给自己的政策下定义时，首先都标榜自己反对共产党（这也是战时纳粹主义对那些远在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保守知识分子精英产生部分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对称有序的口号对共产党的辩论大为有利。亲共产主义，或者说反对反共产主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本质。
当然，苏联对在战后把注意力指引到反法西斯方面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美国取代德国成为它的敌人之后。反法西斯的言语现在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首先是谴责它在保护试图复仇的法西斯主义，然后扩展到将其描述为本身就是一种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力量。当然，使得共产党的这种策略特别有效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法西斯主义复兴的真正恐惧，或者至少是害怕那种对在废墟上产生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情。
“反法西斯主义”是抵抗运动和结盟的潜在内容，也和战时久受欢迎的苏联形象有关，许多西欧人对库尔斯克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的英勇胜利同样感到欢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以明显一边倒的赞许态度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友谊是毫无保留的：苏联人民所做出的牺牲证实了它的领导人体现了他们的愿望。”据埃德加·莫林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扫清了一切怀疑和批评。它也有助于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然而盟军的罪行却凸现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但对亲俄的知识分子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有必要回顾一下向东几英里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西方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热情趋于高峰，时间并不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或“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是在它统治最严酷的时期：1935-1939年和1944-1956年。作家、教授、艺术家、教师和新闻记者们经常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并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缺点，而是因他的缺点而更加尊重他。那是在斯大林大规模镇压、苏联共产主义对公审采用的手段达到极致的阶段，那些处在斯大林统治范围之外的男男女女们却受到了这个人以及对他的崇拜的极大诱惑。言语与现实之间的荒诞距离却对那些善意追寻事业的男男女女们有着不可抵抗的魔力。
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兴奋，是希特勒和（尤其是）自由民主所无法奢求比拟的。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规模，在地域上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具有英雄主义色彩。1950年，雷蒙·阿隆评论说：“令人可笑和惊诧的是……欧洲左翼居然把一个金字塔建造者看成了它的上帝。”但真有这么令人惊异吗？让-保罗·萨特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就是个恰恰在“金字塔建造者”发动其最后的疯狂计划时受共产党吸引达最深状态的人。关于苏联正在追求一项伟大事业的想法，它的勃勃雄心为其缺点找到了借口和辩护理由，这些都对那批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与生俱来的罪行成了它集中攻击的目标。但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的、超级伟大的目标。它所犯下的错误在那些非共产党的观察者眼里，只是为了所谓创造历史而付出的代价。
但即便如此，在冷战初期，要不是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帮了政敌的忙的话，西欧还是有许多人可能会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以及当地共产党人。这也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之一，坚持认为“左翼无敌人”（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自己对这一条规律都没怎么注意）。当试图阻止弗朗索瓦·费吉托写作有关拉吉克受审的题材时，进步人士艾比·波利埃解释道：如果关注共产党的罪行，那就是在“玩帝国主义者的游戏”。
这种害怕为反苏联利益集团所利用的担心并不新奇。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欧洲知识分子的争论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尤以法国为最。即使东欧公审最后使伊曼纽尔·莫尼埃和《精神》杂志的许多成员都疏远法国共产党之后，他们还是特别注意不说出自己已经变成“反共产党分子”——或者说更糟的是，他们已经不再“反对美国”。反对“反共产主义”本身正在走向一种政治、文化上的末路。
当时的欧洲文化是分裂的：一方是共产党及其友人和辩护者——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的人数比前者多（在苏联集团之外），但也更显得五花八门，他们是反共分子。反共分子的性质从托洛茨基派到新法西斯主义者都有，批评苏联的人往往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其他政治方面很可恶的人在观点和意见方面相同。这种非神圣的同盟成了为苏联辩护者的主攻目标，有时候很难说服那些反共的自由主义评论家们公开发表观点，因为后者唯恐自己被涂上“反动派”的色彩。1948年在纽约的卡内基演讲厅，阿瑟·凯斯特勒对大批听众解释说：“如果理由不正当，你没法帮助别人弄正确……这种惟恐站错队的心理，并非政治清白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战后最初10年里，那些真正的反动知识分子根基很浅。即使像法国的雅克·洛朗特和罗热·尼米耶这种毫不羞耻地公开宣称自己为右翼的人物，也知道自己事业无望，只能抱着快乐心态，形成了一种新波希米亚式的对不光彩的过去的怀旧情结，炫耀自己与政治无关，并以此为荣。如果时机对左翼有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新一代右翼知识分子将以失败的挑战者自居，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真正堕落的、寻求死亡的唯我论作家（如德里厄·拉·罗歇叶和厄内斯特·荣格）转变成了一种社交和服饰的风格——因而预示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的一帮“年轻的老顽固”。
更具代表性的是，至少在法国和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几乎30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意大利一样，那些活跃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反共产党的激烈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伊维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以其聪明才智和悲观的天主教传统，继希莱尔·贝洛克和G·K·契斯特顿之后在英国文化生活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当英国保守主义者们对现代生活的空虚乏味感到愤怒或想完全逃避现实生活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徒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却自然而然地在和左翼政治展开激烈辩论。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莫里亚克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他定期为《费加罗报》撰稿直至80多岁——1970年他以85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他的论据几乎充满了伦理道德性——首先是和阿尔贝·加缪辩论战后清洗的正当与否，接着又和他的保守派同伙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反对这场战争——他反对共产党，总是同共产党人争论。1949年10月24日，他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解释说，法国共产党认可布达佩斯公审——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合理性，那是一种“下流思想”。但在这些年里，莫里亚克对共产党的行为在道德方面的清醒意识，也一直伴随着他在道德方面对从美国社会来的“外国价值观”的同样不满：和欧洲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他对冷战要求他们和美国结盟这一点总是感到心里不太舒服。
而这对自由派现实主义者如雷蒙·阿隆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和欧洲政治中心的许多“冷战勇士们”一样，阿隆对美国抱着极其有限的认同感——他写道，“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这一模式既不人性，也不适合西欧国家。”但阿隆对战后欧洲政治的核心事实非常清楚：来自国内外的矛盾冲突都搅和到了一起。他在1947年7月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个人和国家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是个地缘选择的问题。要么生活在自由国家里，要么处在苏联的强硬统治下。从现在起，每个法国人都应当表态做个选择。”或者用他在另一场合的话来说：“这远非善恶之争，而是好恶之选。”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派的阿隆和路易奇·爱因诺第，还是英国的以赛亚·伯林，比起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和美国有关的大多数保守派人士来说，都明显怡然自得多了。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如此，虽然这看上去有些令人奇怪。这部分是因为对F·D·罗斯福总统还记忆犹新，最近几年里和欧洲人打交道的许多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也都是些新政支持者，他们鼓励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的。
但这也是美国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美国的劳联——产联、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务院把温和的、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看作是阻碍共产党发展的最佳障碍，尤其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他们把希望和大量资金都押在了基督教民主党身上）。直到1947年中期，这场赌博还未见胜负。但是在那一年春天，随着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共产党被逐出政府，尤其是1948年2月布拉格政变以后，西欧社会党人就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会之间、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者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召来的军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这时又从东欧传来了社会党人被捕和监禁的消息，这就使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反对苏联集团的顽敌，转而准备接受美国的金钱援助。
对于像法国的莱昂·布鲁姆、德国的库尔特·舒马赫那样的社会党人来说，冷战提供的政治机会至少在某一方面令人并不陌生：他们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结盟之前那些党内兄弟间互相残杀、斗争不断的阴暗年代一直未能忘记。年纪稍轻的一代人就没有这样舒心了。阿尔贝·加缪——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短期加入共产党后又很快退了出来——经过战争洗礼后，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在抵抗运动中坚信要和共产党、社会党及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者合作的人。1944年3月，他在阿尔及尔写道：“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开始。”
加缪最初产生怀疑是在战后法国清洗运动和公审时期，共产党以抵抗运动党的名义实行强硬路线，要求对几千名真正的和假想中的通敌者实行驱逐、监禁和处死。接着，从1947年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道路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加缪发现自己开始日益怀疑他的政治盟友是否有良好的信仰——刚开始时是出于习惯，以及为了维护统一，他想抑制这种怀疑。1947年6月，他上交了《战斗报》的领导权，比起3年前来，他不再那么具有政治自信和乐观精神了。在同年出版的他的主要作品小说《鼠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对他的政治伙伴所走的强硬路线这一政治现实感到不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尔鲁之口，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已决定舍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可以置人于死地或者可以用来评判他人死活的事物。”
然而，加缪还是不愿意在观众面前站出来，和他以前的朋友们决裂。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试图将“对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批评”同“对美国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所犯下的罪行的批评”之间做出“客观的”平衡。但是，对罗塞特的审判及东欧发生的系列公审破灭了他仅存的一些幻想。他在私人笔记本里透露：“我的一大遗憾是我太相信客观性了。客观性有时候是一种宽容。而今天真相已经大白，我们必须把一些事物——如果确有其事的话——称作是‘集中’，即使它是社会主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我将不再彬彬有礼。”
这里也许隐含着一种对伊格纳齐奥·西洛内讲话的无意识的回应，两年前，即1947年6月，在国际笔会的大会上，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就“智慧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无耻”发表了讲话——对自己和他的左翼知识分子同伴们的沉默表示公开忏悔：“就像坦克藏在了兵站里一样，我们把人类的尊严以及一切自由主义原则都摆在了书架上。”就像西洛内还将继续在理查德·克罗斯曼1950年的集子《上帝失败了》里发表一篇好文章一样，加缪由此成了一位攻击“进步分子”假象的更尖刻的批评家，尤以1951年他的论文、谴责革命暴力的《造反的人》为巅峰之作，这篇文章造成了他和巴黎左翼知识分子朋友们的最后决裂。萨特认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不能背叛工人阶级。对加缪和西洛内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不能背叛自己。文化冷战的界线就此划定。
时隔几十年后，再去回顾和捕捉早年发生的这些强烈反差和冷战言论，确实比较困难。斯大林还不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恰恰相反。1948年7月莫里斯·多列士解释说：“人们以为可以通过骂我们是‘斯大林分子’就可以侮辱我们共产党人了。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样的称呼是一种荣耀，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美誉。”而许多天才的非共产党人也同样不大愿意谴责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开脱他们的罪行，或为他们找借口。对苏联统治美好希望的幻想伴随着许多误解，更糟糕的是还牵涉了美国。
美国和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也遭到了共产党言论的激烈攻击。这是一种机敏的战略。美国在西欧并不广受欢迎，虽然它在欧洲经济复兴上曾给予某些国家慷慨资助。1947年7月只有38%的法国成年人认为马歇尔援助计划不会给法国的独立带来严重威胁，1948年的战争创伤和两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美国动机的怀疑。共产党指控美国军队在朝鲜使用了生物武器，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在文化方面，共产党根本没必要抢占先机。由于害怕受美国统治、失去国家自主权和机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派别的男男女女们投入了“进步”阵营。相比贫困而需要依赖的西欧，美国显然是个经济占强势而文化蒙昧的国家：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1949年10月——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正在最后筹划中——法国文化批评家皮埃尔·伊曼纽尔告知《世界报》的读者们，美国赐给战后欧洲的主要礼物就是……阳具；即使在司汤达的土地上，“阳具也正在变成上帝”。3年后，《精神》杂志的基督教编辑们提醒读者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大家：美国文化冲击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道德的内聚力，危害我们的国家福祉。”
同时，一种阴险害人的美国产品正在欧洲大陆蔓延。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
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抗议浪潮也有过轻缓的一面（曾有谣传说该公司想把它的公司标志以霓虹灯广告的形式挂在埃菲尔铁塔上……），但其背后伤害的情感比较严重。美国文化的粗俗，从电影到饮料，包括美国在欧洲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野心，是欧洲左翼和右翼都能看到的一面。苏联有可能会对欧洲立刻造成威胁，但从长远来说，引起更险恶的挑战的是美国。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就开始向欧洲施压，要求重整联邦德国的军备武装，这就证实了这一观点。共产党现在可以把在波恩对“前纳粹”的指责和对美国支持“法西斯复仇主义”的指控联系起来了。早在战时被占领时期，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仇恨“英美”，但在解放后稍稍沉寂了一阵，如今这种敌意又重新抬头并席卷了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而且在德国本国也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布莱希特等民主德国作家身上。
为了控制住这种虽是萌芽状态但却四处蔓延的战争恐慌，并且怀疑美国在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中做了手脚，斯大林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从1949年直到斯大林去世，“和平”成了苏联文化战略的核心。和平运动的发起是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1948年8月的一次“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弗罗茨瓦夫会议后又召开了第一届“和平会议”，时间是1949年4月，几乎同时在巴黎、布拉格和纽约进行。作为一个典型的“阵线”组织，和平运动本身在名义上由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但是共产党控制了它的各个委员会，它的所有行动都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紧密合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已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刊物现在更名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和平运动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成功。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和平爱好者大会常委会”发起了一项呼吁，在西欧吸引了几百万人签名（另外在苏联集团里还有几千万人签名）。确实，征集签名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了最强劲的支持。但是在和平运动的这把庇护伞下，其他阵线组织也深知：苏联是站在和平一边的，而美国（及他们的南朝鲜、南斯拉夫和西欧各国政府那些朋友们）则是在战争一方。詹妮特·弗莱纳对发表在1950年5月《纽约客》上一篇来自巴黎的文章印象深刻：“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极大成功，尤其是在那些非共产党人中间，而在法国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共产党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和平运动只是实行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那就是为什么它在1951年突然采纳了“和平共处”的主题，它是随着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发生转变而改变的。私底下，共产党，尤其是在东欧集团，对他们的路线追随者们除了讥讽外并不抱有什么幻想。在有组织地参观人民民主生活时，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由于他们的支持行动而受到了热情款待、享受了极大的荣耀；然而在背后，他们却被取笑为“鸽子”，是新一代列宁的“有用的白痴”。
共产党至少在争取许多西欧人有条件的同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尤其为他们赢得了那些怀疑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支持，引起了一帮西方知识分子迟来的但却坚定的反响。西方担心斯大林在这场文化战中可能以退为进，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阵线”。“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6月在柏林召开。这次大会旨在针对莫斯科在上一年的和平运动做出回应，但正好碰上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就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决定在柏林而非巴黎开会可谓别有用心：从一开始起，这次大会就是一场针对苏联的文化战争。
“文化自由大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成立起来的，参与者有伯特兰·罗素、贝内德托·克罗齐、约翰·杜威、卡尔·雅斯贝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这些老人们为这项新的冒险带来了可敬性和权威性，但是隐藏其后的政治动力和智慧力量则来自一批耀眼的中年自由派和前共产党知识分子——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A·J·艾耶尔、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尼古拉·齐亚罗蒙特、悉尼·胡克。他们转而又受到更年轻一代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协助，承担起“文化自由大会”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任务。
文化自由大会最终在35个国家设立了办公机构，但其工作重心还是在欧洲，欧洲的重心又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它的目标是召集、激发并鼓动知识分子和学者加入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主要途径是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期刊：英国的《文汇》、法国的《证据》、意大利的《当代》和德国的《月刊》。这些期刊没有一本赢得过大批读者——最成功的一本《文汇》据说在1958年发行量达到了16000册；同年《证据》只有3000册的发行量。但它们的内容很少有人读，投稿者是战后几十年内一批最优秀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严格的小圈子——尤其是在法国，在由中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产党同路人或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的期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证据》只提供自由主义的、反共产党的论坛。
文化自由大会及其主要活动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支持，私下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买单——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投稿人都并不知情，直到许多年后才公之于众。美国政府在欧洲秘密资助反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其中的意味在当时看来也许无关紧要，并不如现在回顾起来那么严重。当时的共产党、“阵线”杂志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由莫斯科秘密资助的，美国的支持也许不会令文化自由大会的某些作者们感到尴尬。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格纳齐奥·西洛内采取强硬路线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并不需要美国的鼓励，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轻，或者说为了迎合华盛顿这位付费的主而降低调子。
美国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只是个新手。苏联在1925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早在1914年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曾积极地资助面向海外的“文化外交”。美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开始这项活动的预算；到了1946年，随着富布赖特计划的启动，才开始认真介入这个领域；迟至1947年秋，美国对欧洲的文化教育项目才转向“民主的重新定位”，直到此时，反对共产党才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到了1950年，美国情报部门全面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文化交流和信息项目。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军政府（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占领区内享有绝对的媒体、文化控制权）情报分支机构的协同下，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地位上升，可以对西欧的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力。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用了1 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们——艾尔莎·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在外省许多城市巡回演讲，签名售书，展示共产党世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对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并无帮助，战后法国两本最畅销的书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间销售达42万册）和维克多·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同一时段里卖了50.3万册）。但显然这次活动的关键不是在卖书，而是提醒读者和其他人士：共产党人代表着文化，法国的文化。
美国的反应是建立“美国之家”。这种机构带有图书馆和报纸阅览室，举办讲座，召开会议并开设英语课。到了1955年，欧洲建立了69所这样的“美国之家”，在某些地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奥地利，马歇尔计划在该国发行了1.34亿册英语图书，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前者处于四大国统治下，后者属美国占领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前往当地的“美国之家”借阅图书、阅读报纸。英语替代了法文和古典语言，成为奥地利高中生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
和美国资助的广播网一样（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在慕尼黑开播），“美国之家”项目有时候也会因华盛顿方面的粗暴宣传命令而遭削弱。在麦克阿瑟统治巅峰时期那几年里，“美国之家”的负责人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从书架上撤书。几十位作家的作品注定不合时宜，这里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怀疑对象——约翰·朵斯·帕索斯、阿瑟·密勒、达西尔·哈迈特和厄普顿·辛克莱——还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汤姆·潘恩和亨利·梭罗。在奥地利，至少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在“书之战”中，美国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最强劲的敌人。
对西方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拥有一种美国政治上的愚昧所无法玷污的魅力。共产党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正式诋毁美国爵士乐和美国电影为颓废之作，成了约瑟夫·戈培尔观点的应声虫。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爵士乐，认为那是颓废和异化的，而“自由欧洲之声”却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对东欧播放长达三小时的流行音乐，每小时插播10分钟的新闻。电影作为当时另一种普遍使用的媒体，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受到了管制；但在整个西欧，观众普遍被美国电影的魅力吸引。对此，苏联的宣传根本无法匹敌，甚至连那些西方进步人士也受到了美国音乐和电影的吸引，而不同情党的路线。
冷战早期的文化竞争具有不相对称性。在欧洲文化精英中，他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即使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即使在铁幕两边建构了桥梁，美国还是对共同文化产生了威胁。法国人尤其带着这种观点，这反映出他们在战后初期想通过外交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的国际政策。有迹象表明，驻柏林占领区的法国文化委员会头目菲利克斯·鲁塞特和苏联同行（亚历山大·季姆希茨）相交甚欢，远胜于他和该城市英美代表的交往。和他巴黎的上司们一样，他梦想着恢复一条从巴黎通向柏林再通往列宁格勒的文化轴心。
美国花费了几亿美元，试图赢得欧洲人的好感，但结果出版的许多出版物和产品不是质量拙劣就是效果适得其反，只是证实了欧洲知识界早就心存的怀疑。在德国，美国过分关注共产党的行为，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在精心策划，想使人遗忘或联想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在意大利，梵蒂冈领导下的耸人听闻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削弱了对西洛内、维托里尼等人关于反斯大林派的争论。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荒诞可笑只对艺术和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冲击了画家和诗人的领域，使得西方知识分子一致疏远了莫斯科——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保持着沉默，唯恐引起美国“宣传”的敌意。
另一方面，在这场争取西欧人民大众同情心的斗争中，苏联人很快失去了地盘。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除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大选中败下阵来，如果民意测验确实可信的话，即使那些投了共产党一票的人，也只是把投票看作是象征性的抗议，或者是表达一种阶级感情，或者仅仅是为了团结一致。早在1956年大难临头以前，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欧人早就做出了决定，那些西欧知识分子的同情心来了个急转弯，背离了苏联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