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欧洲化世界的不是缓慢衰败——其他各种文明慢慢地逐步瓦解，欧洲文明却一下子被炸得粉碎。
——H·G·威尔斯《战祸将临》，1908年
战争留给人类的难题尚未被人想象到，更不用说会有谁在正视它。生活的结构从未被如此毁坏、如此解体过。
——安妮·奥海尔·麦克考米克
到处都在渴求奇迹发生，获得救治。战争将那不勒斯赶回到了中世纪。
——诺曼·刘易斯《1944年的那不勒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完全呈现一片悲惨荒芜景象。当时的新闻照片和记录影片揭示了大量可怜而且无助的平民在轰炸后破碎的城市和荒凉的乡间跋涉。孤儿们愁苦地流浪，衣衫褴褛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在瓦砾中拾荒。被驱逐出境的人剃光脑袋，集中营囚徒穿着带条纹的衣裤，饥病交迫，目光呆滞地张望着镜头。甚至连电车也好像被炮弹击中过，在损坏的轨道上，凭着时来时停的电流艰难地行进。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似乎疲惫不堪，由于失去支撑而精疲力竭，值得注意的唯一例外是营养良好的盟军占领部队。
假如我们想要理解，这同一块大陆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何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那么就必须对这幅景象做细致描绘。然而它传递的是德国战败后欧洲状况的根本事实。欧洲人感到绝望，他们的确疲惫不堪了——不过一切都事出有因。欧洲的战争开始于1939年9月希特勒侵占波兰，结束于德国在1945年5月无条件投降，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它将平民和士兵都裹挟在内。
的确，在那些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里，从法国到乌克兰，从挪威到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一场平民的经历。正式的军事战斗只限于冲突的开端和末尾。在这两端之间，这场战争是占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而在其中，由士兵们、冲锋队员们和警察们控制着日常生活和千百万囚徒的生存。在有些国家里，占领持续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它给一切地方带来了恐惧和剥夺。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几乎是全世界的经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自始至终卷入的国家（英国、德国）经历了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开始得更早，从1938年10月纳粹占领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希特勒战败后，战争仍未结束，因为（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内战在德国出局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
当然，战争的占领在欧洲并非史无前例。完全不是。民间还保留着对德国17世纪30年战争的记忆，在那场战争中，外国雇佣军占领土地，使当地居民生活在恐怖之中，300年后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中还记忆犹新。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老祖母们还用拿破仑来威吓不听话的孩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的经历使他们印象尤深。这部分地是由于纳粹对待屈服的人们的态度非常特别。
先前的占领军——17世纪占领德国的瑞典人，1815年后占领法国的普鲁士人——剥削当地物资，侮辱和屠杀当地平民只是偶尔为之。但是1939年后，陷入德国统治之手的各国人民或者必须为第三帝国服务，或者被列入灭绝计划。这对欧洲人来说是遇到了新问题。欧洲各国在它们的海外殖民地里，习惯于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约束或奴役当地人。它们也只是使用拷打、残害或大规模屠杀来迫使受害者服从。但是自从18世纪以来，这些做法在欧洲人自己中间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至少在布格河与普鲁特河以西的地区。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欧洲国家的整体力量第一次被动员起来，主要目的是征服和剥削其他欧洲人。为了作战取胜，英国剥夺和洗劫它自己的资源：到战争末期，大不列颠为战争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然而纳粹德国为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利用了大量掠夺受害国家的经济而得来的财富（这同1805年以后拿破仑的做法非常相像，只不过其效率之高使拿破仑难以望其项背）。挪威、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尤其是法国，很不情愿地为德国的战争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矿山、工厂、农庄、铁路完全服从德国的需求，它们的人民被迫为德国的战时生产而工作：起初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后来在德国本土。1944年9月，在德国有748.7万名外国人，组成德国21%的劳动力，而他们大多数是被迫的。
纳粹分子尽可能长时间地享用受害国家的财富——事实上他们很成功，直到1944年，德国平民自己才感受到战时限制和物资短缺的压力。但到此时，军事冲突已经向他们逼近了，起先是盟军的轰炸，接着是盟军部队同时从东、西两面向德国推进。正是在这战争的最后一年，在相对短时间里苏联军队向西进攻，才发生了最严重的实质性毁灭。
1942年11月，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要衡量战争造成的冲击力，不是根据1945年同1938年相比的工业损益，或者国民资产净值，而是根据他们的直接环境和所处地区能目睹的破坏程度。如果我们想理解在1945年引起观察家们注意的凄凉绝望景象背后的创伤，就必须从这些情况着手。
幸存的欧洲城市和城镇，无论规模大小，很少有不受创伤的。根据非正式的承诺，或者是凭着幸运，欧洲有几座著名城市——罗马、威尼斯、布拉格、巴黎、牛津——这些古代和近代初期的中心，从未被当作攻击目标。但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德国轰炸机炸平了鹿特丹，进而摧毁了英国工业城市考文垂。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在先后经过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侵略途中消灭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城镇。整个伦敦中部地区，即著名的东区码头周边的穷人区，在战争过程中成为纳粹空军闪电战的受害者。
但是最大的物质损害是西方盟军在1944年和1945年史无前例的轰炸，以及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到布拉格的不屈不挠的进军造成的。美国空军摧毁了法国沿海城镇鲁瓦扬、勒阿弗尔和卡昂。英国和美国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将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等几十座德国城市化为废墟。在东欧，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在战争结束时被毁面积达80%；乌克兰的基辅沦为灰烬；而波兰首都华沙却在1944年秋天德国军队溃退时，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系统地被放火或炸毁。当欧洲战事结束时——在1945年5月的最后14天里，柏林承受了苏联红军4万吨炮弹——德国首都大部分沦为瓦砾和扭曲金属物的冒烟废墟。它的75%建筑物不复存在。
有照片为证，变成废墟的城市是惨遭蹂躏的最明显证据，它们成为对战争之悲惨的普遍视觉速记。由于大多数破坏的都是房屋和公寓，结果使无数人流离失所（估计有2 500万苏联人，2 000万德国人——其中仅汉堡一地就有50万），遍地瓦砾堆的城市景象最直接地提醒人们，这场战争才刚刚结束。但这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在西欧，交通和运输遭到严重破坏。法国在战前有1.2万个火车头，而到德国投降时，只有2 800个还能使用。许多道路、铁轨和桥梁都被炸毁——有撤退的德国人炸的，也有盟军进攻时或法国抵抗力量炸的。2/3的法国商船沉没海底。仅在1944年至1945年，法国就失去了50万所住宅。
但是法国人——同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由于德国人炸堤放水，损失了21.9万公顷土地，到1945年时，战前的铁路、公路、运河运输线仅存40%）、丹麦人、挪威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该国战前资产损失了14%），甚至意大利人一样——相对说来还算幸运，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战争的真正恐怖之处却在更远的东面。纳粹对西欧人还算客气，只要能够剥削他们就行，而西欧人回敬的是尽量少打扰或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德国占领军冷酷无情，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游击队——尤其在希腊、南斯拉夫和乌克兰——不屈不挠同他们战斗，哪怕是毫无希望的战斗。
德国占领东欧造成的物质后果，苏联的反攻，游击队的斗争，这些都与西欧的战争经历完全不同。在苏联，7万个村庄、1 700个城镇毁于战火，同时损失的还有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在希腊，全国活跃的远洋海轮损失了2/3，它的1/3森林被烧毁，1 000个村庄被消灭。与此同时，德国的政策是根据军事需要来确定对其占领成本的赔款，而不是对付由此引起极大的通货膨胀的能力。
南斯拉夫损失了25%的葡萄园，50%的各类家畜，60%的全国道路，75%的农田和铁路桥，战前房屋的1/5，本来就有限的工业财富的1/3，以及战前人口的10%。在波兰，3/4的标准铁路无法使用，1/6的农场不能再耕种。全国大多数城镇和城市瘫痪（尽管完全毁坏的城市只有华沙）。
然而这些数字即便再重大，也只体现了一部分画面：整个大地变得阴森可怖。欧洲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尽管可怕，但是同人的损失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据估计，1939年至1945年，3 650万欧洲人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相当于战争爆发时法国的总人口），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几年里自然死亡的人数，也不包括当时及后来由于战争而未能怀胎出生的孩子。
总体上的死亡人数大得惊人（这里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日本、美国或其他非欧洲国家的人）。它使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相形见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冲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死了这么多人。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属于非战斗人员的平民死亡人数：至少有1 900万，或者说占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平民死亡人数都超过军人。只有在英国和德国的死亡人数中，军人比平民多得多。
对苏联领土上平民死亡人数的估计数字各不相同。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超过1 600万人（大约是苏联军队牺牲人数的两倍，军人仅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就牺牲了7.8万名）。在战前的波兰版图上，平民死亡人数达500万；南斯拉夫是140万；希腊是43万；法国是35万；匈牙利是27万；荷兰是20.4万人；罗马尼亚是20万。在这些死亡的平民中，尤其在波兰、荷兰和匈牙利的统计数字中，犹太人占约570万，还要加上22.1万吉卜赛人（罗姆人）。
平民死亡的原因包括从敖德萨到巴尔干半岛的死亡集中营和刑场上的大规模灭绝性屠杀；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等等引起的；枪杀和烧死人质——由德国国防军、红军和各种游击队执行的；报复性屠杀平民；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东部战线和从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到次年5月希特勒死亡期间的西欧，在田野和城市里由于轰炸、炮火和步兵战斗造成的结果；精心策划的扫射逃亡军团；在战时工厂与俘虏营里由于奴役劳动而劳累致死。
军队的最大死亡人数在苏联，据信死亡860万男女武装人员；德国伤亡人员400万；意大利海陆空军人损失40万；罗马尼亚阵亡军人大约是30万，大多数牺牲在苏联战场上对轴心国军队的作战中。然而同各国的人口相比，军人阵亡损失最大的是奥地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以军人和平民合计死亡人数而论，波兰、南斯拉夫、苏联和希腊最惨。波兰损失了约1/3的战前人口，这是纳粹精心完成的毁灭性目标。南斯拉夫失去战前人口的1/8，苏联失去1/11，希腊失去1/14。从比对的角度看，德国损失率为1/15；法国1/77；英国1/125。
苏联损失的人口中尤其包括战俘。在战争期间，德国人俘虏了大约550万名苏联士兵，其中3/4是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初7个月里俘虏的。其中330万因饥饿、寒冷、虐待而死于德国集中营里——1941年至1945年，苏联士兵死于德国战俘营里的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各国士兵总人数。1941年9月，德国人攻占基辅，俘虏75万名苏联士兵，其中只有2.2万人活到德国战败的日子。而苏联人俘虏了350万人（大多数是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他们大多数在战后回到自己的国家。
就这些数字而言，毫不奇怪，战后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遭受极其缺少男人之苦。在苏联，女性人数比男性多2 000万，这一人口不平衡现象要经过不止一代人才能纠正。当时苏联农村经济倚重女性来承担每一种劳动：不仅缺男人，而且几乎没有马。在南斯拉夫，由于德国人的报复行为，15岁以上的男人均遭枪决，致使许多村庄根本没有成年男子。在德国本身，1918年出生的男人中，2/3未能活过希特勒的战争：我们掌握有一个社区——柏林郊区特雷普托——的详细数据：到1946年2月，在19岁至21岁的成年人中间，女性有1105人，男性只有181人。
妇女的这种过分表现造成了许多后果，尤其是在战后德国。德国男性的卑屈和失势地位——从希特勒气焰万丈的军队里的超人堕落为一队衣衫褴褛的迟归战俘，茫然不知所措地遇到了一代严峻冷酷的女人，她们被迫学会没有男人的生存，靠自己解决问题——这并非虚构（德国总理葛哈德·施罗德就是战后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的千千万万德国儿童之一）。雷纳·法斯宾德在他导演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1979）里甚为有效地使用了这类战后德国妇女的性格形象，同名女主人公将她漂亮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精力当作优势，毫不理睬她母亲恳求她不要做任何“可能对灵魂有害”的事情的劝告。但是影片中的玛利亚挑起重担，面对下一代人充满愤恨的幻灭情绪；而实际生活中1945年的德国妇女面对的却是许多更直接的困难。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军队向西挺进到中欧和东普鲁士，几百万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先行逃走。英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个场面：“苏联红军一进来，灾难就降临这个地区了，现代欧洲从未有过如此经历。根据现存的一切证据来判断，在苏联红军最初经过之地，相当多的地方，当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无一存活……苏联人……将当地人口横扫干净，自从亚细亚的蒙古游牧部落入侵的日子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情形。”
受害者主要是成年男子（假如还有的话）和任何年龄的妇女。据诊所和医生报告，在苏联军队到达维也纳后的3个星期内，这座城市里有8.7万名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在苏军占领柏林后，被强奸的妇女人数还略多一些，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德国宣布投降前的5月2日至7日这一周内。这两个数字肯定是低估了的，它们还不包括苏联军队向奥地利进军和横跨波兰西部、进入德国的途中，乡村和城镇妇女被侵犯的未统计人数。
苏联红军的行为几乎已不是秘密。铁托在南斯拉夫游击军里的亲密战友、坚定的共产党人米洛万·德热拉斯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这件事。据德热拉斯的记录，斯大林的回答很说明问题：“德热拉斯自己作为一名作家，难道不知人的苦难和人心是什么？难道他不能理解士兵在经历血与火、死亡威胁后同一个女人玩玩或弄一点小事情？”
斯大林回答问题的奇特方式有一半是对的。苏联军队没有休假制度。许多步兵和坦克兵一连战斗了可怕的3年，跨过苏联西部，穿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他们的进军路上，目睹和听到德国军队暴行的无数罪证。德国国防军起先骄横地进军到伏尔加河、莫斯科城边、列宁格勒，后来在艰难的撤退中一路血腥屠杀，他们确实虐待其一路上遇到的任何人——虐待战俘，虐待平民，虐待游击队员，并且破坏一切东西，这些暴行都在大地上、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烙印。
当苏联红军最终到达欧洲中部时，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俄国与西方的对比一向反差很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经后悔让俄国人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在战争期间变得更明显。当德国士兵在东欧发泄兽欲和大规模屠杀时，德国本土仍然很繁荣，在战争进行到很晚之前，德国平民很少意识到战争的物质代价。战时的德国是一个城镇遍布、到处实现电气化、衣食无虞、商店里消费品充足、妇女和儿童营养良好的社会。在苏联士兵看来，这一切同他们自己惨遭蹂躏的故乡简直是天渊之别。德国人对俄国人做了可怕的事情，现在轮到他们吃苦头了。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女人就是战利品。在指挥官们的默许下，苏联红军放松了纪律，向新近征服的德国土地上的平民实施报复。
苏联红军在向西挺进的路上，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地一路抢夺“战利品”（这种说法曾经被肆意仿用）；但是德国女人受害最深。1945年到1946年，在苏占区生下了15万至20万“俄国娃娃”，而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统计过的流产，其结果是许多妇女同她们不想要的胎儿一起死去。幸存下来的婴儿后来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流浪孤儿：这是战争造成的人类流浪者。
仅在柏林一地，到1945年底时就有大约5.3万名遗弃儿童。罗马的意大利总统府奎利纳尔宫暂时因变成收容所而出名，收容了几千名意大利残疾、丑陋、无人认领的儿童。在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有4.9万名孤儿；荷兰有6万；在波兰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孤儿，南斯拉夫可能有30万。幼小的儿童中很少有犹太人——犹太儿童在战争年代的种族灭绝计划中侥幸活下来的，大多数已经是青少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时，发现里面还有800名儿童活着；在贝尔森集中营只有500名，其中有些人是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发的死亡跋涉后幸存下来的。
从战争中幸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幸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盟军占领军早早地并且有效地介入，避免了无法控制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扫欧洲的亚洲型流感记忆犹新。但是形势十分严峻。因为1945年维也纳的大多数人平均每日靠800卡路里维持生命；在布达佩斯，1945年12月官方配给的只有平均每人每日556卡路里（幼儿园的儿童配给800卡路里）。在荷兰1944-1945年的“饥饿冬天”（当时该国一部分土地已经解放），一些地区每周的卡路里配给甚至低于盟军远征军给士兵推荐的每日配给量；16万荷兰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在德国，1940-1941年成人平均每日摄入2445卡路里，1943年每人每日摄入2078卡路里，而1945-1946年降低到1412卡路里。但这只是平均数。1945年6月，在美国占领区，官方每日配给“正常的”德国消费者（不包括受优待的各类工人）的只有860卡路里。这些数字使战时的德国笑话充满了意义：“最好是享受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而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一些地区甚至更糟。
问题一部分出在农田被毁，一部分出在交通中断，而更多是出在孤苦无助、嗷嗷待哺的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人数上。凡是欧洲农民能够种植粮食的地方，他们都很不情愿把粮食供应给了城镇。大多数欧洲货币都失去了价值；即使有一些硬通货作为必要的资金付给农民来购买粮食，也对农民几乎没有吸引力——有了硬通货也买不到东西。所有的食物出现在黑市上，但是价格高到只有罪犯、富人和占领军才买得起。
人们在挨饿的同时还在生病。1945年，希腊港城比雷埃夫斯的三分之一人口患了沙眼，全系缺乏维生素所致。1945年7月，柏林爆发痢疾，原因是供水系统遭到破坏，日常供应的是污染水。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66%。驻德国的美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于1945年10月报告说，联邦德国的勒尔特火车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于筋疲力尽、营养不良和疾病。在柏林的英国占领区，1945年12月报告称儿童死亡率在一年之内达到四分之一，而在这一个月发生的病案中，有1023例伤寒，2193例白喉。
战争结束后过了许多星期，在1945年夏季，发生了严重的危险，即尸体腐烂引起的疾病，柏林尤甚。在华沙，1/5的人患了肺结核。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于1946年1月报告说，需要救助的70万儿童中有一半染病。全欧洲儿童都在患致命的疾病，尤其是肺结核和佝偻病，还有糙皮病、痢疾和脓疱病。患病儿童很少有机会治疗：解放后的华沙每9万名儿童才有1所医院、50张病床。未患病的儿童也会死于缺乏牛奶（1944-1945年，整个南欧和东欧在战火中死了几百万头欧洲奶牛），大多数死因是日甚一日地缺乏营养。1945年夏天，维也纳婴儿死亡率接近1938年的4倍。即使在西欧各城市相对繁荣的街上，儿童也在挨饿，而食品是严格配给的。
食物供应、住房、衣服、医疗等等，对于饱受创伤的欧洲平民（以及几百万被关押的前轴心国士兵）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因难民规模之大引发的危机而愈加严重。这是欧洲面对的新问题。所有的战争都使非战斗人员的生活流离失所：土地与房屋都被毁坏，通讯联系中断，丈夫们、父亲们、儿子们应征入伍，死在战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原因却是国家（state）政策，而不是武装冲突。
斯大林沿用他战前的做法，将各族人民在苏联国土上大迁移。1939年至1941年，从苏联占领的波兰、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Baltic）地区向东驱逐了100多万人。同年，纳粹也将波兰西部75万农民向东驱逐，将空出来的土地提供给德国民众，被占领的东欧境内的日耳曼种族的居民应邀“回家”，到新扩张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去。此举吸引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大约12万人，从苏联占领的波兰被驱走的13.6万人，来自罗马尼亚的20万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几年后又被重新赶出去。由此可以明白，希特勒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土地上实行种族迁移和灭绝政策直接关系到纳粹的一项计划，即时间上溯到中世纪时代日耳曼人移居的远方居住地现在都要划进第三帝国，并且让日耳曼人到东欧受害者新近被剥夺的土地上去定居。德国人驱走了斯拉夫人，屠杀了犹太人，从东欧和西欧引进了奴隶劳工。
从1939年到1943年，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合力迁移、驱逐、流散了大约3 000万人。在轴心国军队撤退时，这个过程倒了过来。新近重新定居的日耳曼人加入了整个东欧几百万早已定居的日耳曼人群体，一路逃离苏联红军的锋镝。除了那些安全返回故土的日耳曼人，其他民族流离失所的人口也浩浩荡荡地涌入了德国。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威廉·贝福德-琼斯如此描述1945年的情况：
流浪贫民！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男人失去了妻子；男人和女人失去了家、广阔的农田和地产、商店、酿酒厂、工厂、面粉磨坊、楼宇。还有幼小的儿童，他们背着小小的包裹，脸色忧愁。他们同母亲失散，或者母亲已经死去，被其他回归的移民埋葬在某处路边。
从东欧来了波罗的海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有些人只是因恐惧战争而逃来，另外一些人逃到西方，是害怕在共产党统治下被逮捕。《纽约时报》描述一支多达2.4万人的哥萨克士兵和家属的队伍经过奥地利南部，“同一位画家可能画的拿破仑战争在细节上毫无差别。”
从巴尔干地区撤退来的不只是日耳曼种族的人，还有10万多克罗地亚人，他们在安特·帕凡立克的战时法西斯政权垮台后逃离铁托游击队的愤怒报复。在德国和奥地利，除了被盟军俘获的几百万名德国国防军士兵和最近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盟军士兵，还有许多非德国人，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一起，或在德国人指挥下对盟军作战过：俄国人，乌克兰人，安德烈·符拉索夫将军指挥的反苏军队士兵；挪威的冲锋队志愿兵，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从拉脱维亚、乌克兰、克罗地亚等地自由招募来的德国辅助部队士兵、集中营看守等等。这些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寻求避难，摆脱苏联的惩罚。
接着是新近释放的被纳粹招募在德国工作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来自欧洲大陆各地，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工作，人数达几百万，分布在德国本土各地及其吞并地区，构成1945年时纳粹移民的最大群体。对于许多欧洲平民来说，非自愿的经济移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社会经历，其中包括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由德国人强行移至德国的28万意大利人。
德国的大多数外籍工人是被迫来到德国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一部分在1945年5月随着德国战败而被捕的外籍工人是自愿来的——例如失业的荷兰人，1939年前他们在纳粹德国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即使战时德国雇主付给的工资低得可笑，从东欧、巴尔干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来的男女工人也往往生活得比留在自己国内好一些。而苏联劳工（到1944年9月，他们在德国的人数达到200万）即使被用武力带到德国，也不一定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名叫埃琳娜·斯克尔雅伯娜的人在战后回忆说：“关于德国人将他们送到德国工厂去的事，他们谁都不抱怨。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离开苏联的方法。”
另一群被迫流落异国者却感受迥异，他们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罪行”各式各样——政治上或宗教上反对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武装抵抗，由于有人袭击德国国防军士兵或设施而集体受惩罚，轻微触犯占领时期的规定，真实的或虚构的犯罪活动，违反纳粹的种族法律。他们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而那里到最后堆满尸体，各种疾病流行：痢疾、肺结核、白喉、伤寒、斑疹伤寒、支气管炎和肺炎、肠胃炎、坏疽病等等。然而这些幸存者比犹太人还好些，因为他们未被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灭绝。
犹太人幸存者寥寥无几。盟军到达时，几个星期里获得解救的人与死去的人的比例是4∶10——而他们的身体状况是西方医学无法想象的。但是幸存的犹太人像欧洲其他几百万无家可归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得以进入德国。德国是盟军机构和军营驻扎之地——不管怎么说，犹太人在东欧仍然不安全。战后波兰发生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后，许多幸存的犹太人永久地离开了：仅在1946年7月到9月间，63 387名犹太人离开波兰到达德国。
在1945年发生的事，以及此后至少一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史无前例的种族清洗和人口迁移的活动。这部分地是由于“自愿的”种族分离的结果：例如，犹太人幸存者离开不安全的、不想再居住的波兰，或意大利人离开伊斯的利亚半岛，不愿生活在南斯拉夫统治下。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曾同占领军合作过（居住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人、匈牙利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时居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苏联西部的乌克兰人等等），他们在德国国防军撤退时一起逃离，以免受到当地多数民族或正在挺进的苏联红军的报复，从此不再回去。他们的离境可能并不是地方当局和法律命令或武力胁迫，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但是其他地方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官方政策就已经生效。德国人当然早已用迁移和屠杀犹太人来开始执行这项政策了，并且大规模地驱逐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人。从1939年到1943年，在德国庇护下，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穿越有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新边境线，来回往返。苏联当局反过来策划了一系列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强迫性人口置换；100万波兰人从现在归属乌克兰西部的家园逃走或被驱逐，而50万乌克兰人在1944年10月至1946年6月间离开波兰，回到苏联。在几个月的过程中，曾经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群体混居的地区，变成了两个明显单一民族的领土。
保加利亚将16万土耳其人遣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2月同匈牙利的协议，将斯洛伐克境内多瑙河以北的匈牙利社群12万人换回了同等数目的生活在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这种迁移还发生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南斯拉夫南部40万人迁到北方，填补60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撤走后的空缺。我们不准备讨论与此相关的人口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德国人。
在任何情况下，在东欧的德国人都可能逃往西欧：到1945年，他们不受其家族已经定居几百年的那些国家的欢迎。当地人都真心希望惩罚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以报复战争与占领对他们的劫掠与蹂躏。战后各国都利用了这种情绪，于是，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西部的德语社群就知道自己注定有厄运了。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别无选择。早在1942年，英国就私下里答应捷克的要求，即在战后迁走在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口，次年，苏联人和美国人也一致同意了。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斯颁布命令，“我们决定在共和国境内一劳永逸地解决日耳曼问题。”日耳曼人（以及匈牙利人和其他“叛国者”）的财产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1945年6月，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同年8月2日，他们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资格。将近300万日耳曼人，其中大多数住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在此后的18个月内被驱赶回德国。在驱逐过程中，有大约26.7万人死去。1930年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日耳曼人占人口总数的29%，但到1950年的人口普查时，他们只占1.8%了。
匈牙利驱逐了62.3万名日耳曼人，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名日耳曼人，南斯拉夫驱逐了大约50万名日耳曼人，波兰驱逐了130万名日耳曼人。但是人数最多的日耳曼难民却来自德国本土的前东部地区：西利西亚、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美国、英国、苏联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达成协议，在条约第8条里，三国政府“认可日耳曼人口，或者说是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日耳曼人都应该承担迁移责任”。这不仅认可了既成事实，也正式承认了波兰边境线西移后产生的影响。约700万德国人现在被划入了波兰境内，波兰官方（和苏联占领军）希望赶走他们——部分原因是部分东部国土被苏联吞并，需要将失去土地的波兰人和其他民族安置在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上。
其结果是法律上承认的一种新现实。东欧强制清除了它的日耳曼人口：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保证过的，他归还“东普鲁士给它所从属的斯拉夫民族”。在《波茨坦公告》中，同意“所发生的任何迁移都应以有序的、人道的方式来执行”，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西方观察家震惊于对待日耳曼人社群的方式。《纽约时报》记者安妮·欧海尔·麦考米克记录了她在1946年10月23日的印象：“这一重新定居的规模，以及其中发生的状况，皆为史上所罕见。亲眼目睹其恐怖情形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历史将施之以可怕的报应。”
历史并未施以报应。事实上，1 300万被驱逐的人非常成功地定居并融入了联邦德国社会，但是记忆犹存，在巴伐利亚（许多人移居在此），该话题仍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在当时的人听来，把驱逐这些日耳曼人描述成“反人类的罪行”也许有些刺耳，因为仅仅在几个月前，以这同一群日耳曼人的名义犯下的规模大得多的罪行刚刚大白于天下。这些日耳曼人仍然活着，存在着，而被他们所害的人——首先是犹太人——却大多数都死了，不存在了。纽伦堡审判纳粹领导人时的美国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在几十年后写道：在战后驱逐和战时人口灭绝之间有一条关键的区别，“战时的驱逐者们伴送被驱逐者，以保证将他们关入聚居地，然后杀害他们，或者逼迫他们做苦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划定和调整边界，但是居住在各国边境的人口总体上还留在原地。1945年后所发生的情形正相反：边界线大多不动，而人口却迁移了。西方的决策者们有一种感觉，即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和约》的少数条款是失败的，而试图重订条约又会是一种错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立即想到要迁移人口。倘若中欧和东欧幸存的少数民族不能有效地受到国际保护，那么最好是将他们遣送到更能容纳他们的地方去。“种族清理”的说法尚未存在，但是事实肯定已经发生——而这完全不会引起总体上的反对或遇到难堪。
例外的情况频繁地发生在波兰。波兰版图的调整——东部边境6.9万平方英里割给苏联，得到的补偿是从德国划给的奥得河——尼斯河以东4万平方英里相当好的土地，这件与波兰、乌克兰和德国的土地相关的重大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但是在1945年的情势下，这一点非同寻常，而且应当理解为斯大林在沿苏联西面边界强行做领土总体调整策略的一部分：从罗马尼亚收复比萨拉比亚，分别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将一些巴尔干国家并入苏联，保留了战争期间从芬兰夺来的卡累利阿半岛。
苏联边界的西面几乎没有变化。保加利亚从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收回了一片狭长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由于它是战败的轴心国，所以它无法拒绝）获得了布拉迪斯拉发对面多瑙河右岸的3个村庄；铁托可以掌握位于的里雅斯特周围和威尼西亚朱利亚的原意大利一部分领土，这是他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占领的。其余在1938年至1945年间用武力占据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国家，由此恢复了原来状况。
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上述结果导致出现了一个由种族成分上更加一致化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苏联当然仍是多民族的帝国。南斯拉夫未改变其种族复合性质，尽管各种族在战争期间互相血战。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仍然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以及数不胜数的——也许几百万——吉卜赛人。但是波兰——尽管在1938年时波兰民族人口只占68%——在1946年时，波兰民族在其总人口中却占了压倒性多数。德国境内几乎全是德国人（不计难民和移置人口）；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在《慕尼黑协定》之前，日耳曼人占22%，匈牙利人占5%，喀尔巴阡乌克兰人占3%，犹太人占1.5%，而现在几乎全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战争中幸存的5.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中，除1.6万名以外，其余全在1950年离开了。欧洲的古代大流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南部和黑海周围，意大利人进入达尔马提亚，匈牙利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波兰人进入伏尔尼西亚（乌克兰）、立陶宛和布科维纳，日耳曼人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莱茵河到伏尔加河的地区，而犹太人到处散居——现在无效了，消失了，一个新的、“更有条有理的”欧洲正在诞生。
对大多数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的最初安排——将他们集合起来，为他们建立营地，提供食物、衣服和医疗帮助——都是由占领德国的盟军，尤其是美国军队承担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凡有难民聚集的地方，唯有盟军才是管理当局。只有军队才拥有物资和具备组织能力，来管理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难民。这是庞大的战争机器先前从未负责过的事情，仅在几个星期前，他们负担的还只是同德国国防军作战。正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最高指挥官）在1945年10月8日，针对责难军队管理难民和集中营幸存者一事，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做出回答的报告中所说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确实是没能达到标准，但是我要指出，整支军队面临的复杂问题是要从战斗向大规模遣返做调整，而现阶段平稳状态下的特殊问题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一旦收容营建立起来，实施照顾和最终遣返或重新安排几百万被迫流落异国者的责任就越来越多地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肩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11月9日的华盛顿会议。未来的联合国44个成员国代表出席该会，讨论战后的各种可能需要。从此以后，善后救济总署在处理战后紧急状况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个机构在1945年6月至1947年6月间花费了100亿美元，这笔资金几乎全由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政府提供。许多援助资金直接流向在东欧的前同盟国——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还有用于管理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移置人口。在前轴心国的几个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且所得不多。
到1945年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为被移置者和难民设立了227个收容营和救济中心，在邻国奥地利又设立了25个，在法国和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设立了若干个。到1947年6月，西欧有762个这样的单位，其中大多数设在联邦德国地区。到1945年9月，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军其他机构照顾和遣返的被解放的联合国平民（即不包括前轴心国的公民）总数达到679.5万人——在此之上还应该增加苏联当局管辖下的700万人和几百万被移置的德国人。就民族而言，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苏联：释放的俘虏和先前的强迫劳工。其次是200万法国人（战俘、劳工和被驱逐出境者），160万波兰人、70万意大利人、35万捷克人、30多万荷兰人、30万比利时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无数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食物供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南斯拉夫：若没有这个机构的贡献，更多的人会死于1945年至1947年。在波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解决的食物消费量达到其战前水平的60%，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有80%之多。在德国和奥地利，它同国际难民组织（IRO）共同负责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国际难民组织的规章由1946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确认。
国际难民组织的资金大部分也由西方盟国提供。在它的第一年（1947）预算中，美国负担46%，1949年上升至60%；英国承担15%，法国承担4%。由于在强迫遣返问题上西方盟国同苏联之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国际难民组织总是被苏联（后来则是苏联集团）看作纯粹是西方的工具，因此它的服务仅限于西方占领军控制地区的难民。再者，由于它致力于为难民的需要服务，所以德国的被移置者也被排除在它的善举之外。
被移置者（有时假定他们有一处家园可去）和难民（被划分为无家可归者）之间的这种区别，在那几年里成为众多微妙差异之一。人们受到的区别对待，取决于他们究竟是战时同盟国的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等等），还是先前的敌对国家各民族（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等）。在确定优先遣返哪些难民时，这种区别尤其突出。首先得到处理和遣返的是联合国下属各国从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人，然后是联合国各国的被作为战俘的人，再后是联合国各国被迫流落异国者（很多人是强迫劳工），再接下来是意大利的被移置者，最后才是前敌对国家的各民族的人。德国人不被考虑，而且只由当地吸纳。
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或意大利公民回国的事情相对比较直截了当，而唯一的障碍是运输问题：确定谁有权到什么地方去，并且找到足够的火车来运送他们。到1945年6月18日，120万法国人中除了4.05万人外，其余全在德国投降后一个月内回到法国。意大利人不得不等候时间长一些，原因是作为前敌对国家的人，而且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协调计划来遣返它的公民。但是到1947年，他们毕竟也全都回家了。然而在东欧，遇到了两个重大的复杂问题。东欧的有些被迫流落异国者从技术角度来说是没有国籍的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供他们回去。而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不想回去。这个问题起初使西方各国当政者颇为困惑。根据1945年5月在德国哈雷签署的协议，苏联的前战俘和其他公民都返回祖国，并且假定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做的。只有一条例外：西方盟国并不承认斯大林在战时将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的做法，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移置营里，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可以选择回东欧，也可以在西方寻找新的家园。
然而不仅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不愿意回去。一大批原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公民也选择宁可留在德国的临时安置营里，也不愿意回国。就苏联公民而言，不愿回国的原因是害怕对任何一个在西方度过一段时间的人的报复，哪怕他这段时间是在俘虏营里。而对于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克罗地亚人，等等，则是不愿意回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哪怕在名义上还不是共产党执政：许多人不愿意回国的原因是害怕由于真实的或强加的战争罪行而受到惩罚，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逃到西方后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整个1945年和1946年，西方各国当局从总体上宁可无视这种感情，责成苏联和东欧各国公民回国，有时还采用武力逼迫。苏联官员积极地从德国收容营集拢自己的人民，但是东欧难民竭力让迷惑不解的法国、美国和英国官员相信，他们不想回“家”，愿意留在德国——任何地方都行。他们往往不会成功：1945年至1947年间，227.2万名苏联公民被西方盟国遣返。
于是发生了绝望挣扎的可怕场面，尤其是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作为从未成为过苏联公民的俄国移民、乌克兰游击队员，还有其他许多人，被英国或美国军队强行——有时确实毫不夸张——送过边界，推入等候在那里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内卫部队（NKVD）之手。一旦到了苏联，他们就同成千上万其他各类遣返的苏联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先前被当作敌人而被红军驱逐的人归在一起。到1953年，总共有550万苏联人被遣返。1/5的人最后或被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还有许多人被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被送进劳改营。
强制遣送的工作直到1947年才停止，随着冷战开始，西方各国将从苏联集团来的被移置者当作“政治”难民（布拉格于1948年2月发生共产党政变，当时仍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5万名捷克人立即获得了这种身份）。总计有150万波兰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苏联人和犹太人因此成功地抵制了遣返。他们同波罗的海各国的人一起，构成了留在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被移置者的绝大多数。1951年的“欧洲人权会议”承认对这类冠以“被移置的外国人”之名的人加以保护，最终保证他们不被遣返受惩。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将变成什么人？他们本身无疑是难民或被移置者。用热奈（即Janet Flanner，詹妮特·弗莱纳的笔名）在1948年10月的《纽约客》上的话来说，“（被迫流落异国者们）除了祖国，愿意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但是谁愿意接受他们？西欧各国缺少劳动力，并且正在经济和物质的重建过程中，起初十分愿意引进某几类不要祖国的人。比利时、法国和英国尤其需要矿工、建筑工人和农业劳动力。1946年至1947年，比利时安排2.2万名被迫流落异国者（连同他们的家庭）到瓦洛尼亚矿井工作。法国安排3.8万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英国也以这种方式接受8.6万人，包括波兰军队的许多退伍军人和参加过“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的乌克兰人。
接受的标准很简单——西欧各国感兴趣的是强壮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符合这类条件的波罗的海各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不管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单身妇女作为体力劳动者或家务劳动者是受欢迎的——但是加拿大劳工部在1948年拒绝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姑娘或妇女申请加拿大家务工作的移民资格。谁也不要年长者、孤儿、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所以从总体上来说，难民们并不受欢迎——战后美国和西欧的民意测验表明，对他们的苦境很少有人同情。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希望看到移民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
犹太人的问题尤其突出。西方各国当局起初对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一视同仁，将他们关进德国的安置营，与许多先前屠杀他们的人关在一起。但是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应该给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内一切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提供不同的待遇：杜鲁门在一份报告中下令关注此事，指出此前的混合收容营地和中心“明显不现实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拒绝承认犹太人本身的遭遇，是……对先前野蛮地屠杀他们的人熟视无睹”。到1945年9月底，美国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受到了区别照顾。
关于遣送犹太人去东欧的事情，从一开始起就行不通。苏联、波兰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毫无让他们回去的兴趣。犹太人在西方也并不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或有资格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所以足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留在了德国。只有在创建了以色列国之后，才解决了欧洲犹太人“安置”的难题。从1948年到1951年，33.2万名犹太人离开欧洲去以色列，他们有的是从在德国的国际难民组织的收容中心出发，有的是从罗马尼亚、波兰等地出发，因为当时他们仍留在那些国家。另外还有16.5万名犹太人最终去了法国、英国、北美和南美。
他们在那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余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会合，另外还加上1947年至1949年东欧和中欧国家新一代的政治难民。在这3年里，美国接受了40万人，另外在1953年至1957年又接受了18.5万人。加拿大接受的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总数达15.7万人，澳大利亚接受了18.2万人（其中6万多波兰人，3.6万波罗的海各国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成就的规模。有些人（主要是某几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种族的人）由于波茨坦协议未能覆盖他们的情况而被遗忘。但是经受了先前6年战争恐怖而满目疮痍、苦难贫困的并且早已预示了冷战的分裂的欧洲，在战后6年里，盟国军管政府和联合国的民事机构史无前例地、成功地遣返、汇合或重新安置了几百万处在绝望中的人们，将他们安置在欧洲各地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到1951年底，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难民组织由新建立的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取代时，有17.7万人离开欧洲的被迫流落异国者收容营——其中大多数人年迈体弱，因为无人需要他们。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伦沃德的最后一个收容营于1957年关闭。
欧洲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不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地区性战争和内战。欧洲在1934年至1949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的、在现存各国境内的血腥内战。在许多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外国占领——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苏联人——会用新的暴力手段推动战前就已经存在的政治格局和矛盾，并使其合法化。占领者们当然不是中立的。他们的典型方式是派军队在被占领国家里加入一方，对付共同的敌人。按照这种方式，曾经在和平时代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某种政治倾向或某个少数民族就能够利用局势的改变，来解决当地的宿怨。德国人尤其乐于鼓动和利用这类情绪，这不仅仅是为了挑起分裂以便更容易实现征服，而且能减少麻烦、在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上降低统治成本：他们可以依靠当地的合作者来替他们做事。
自从1945年以后，“合作者”这一名称具有明显贬义的道德内涵。但是比起简单的战后定义，战时的分裂和附属关系，给所谓的“合作”与“抵抗”带来更为复杂、含混的当地含义。所以，在被占领的比利时，说佛莱芒语的人重犯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犯过的错误，他们受到“自治”的诱惑，认为自己有机会从说法语的贵族治国的比利时独立出去，于是就欢迎德国人统治。德国人在比利时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打出对立的种族这张牌，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佛莱芒族的比利时战俘在1940年敌对状态停止时就被释放，而说法语的瓦龙族人却在整个战争时期被关押在战俘营里。
法国、比利时、挪威确实都抵抗德国，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当纳粹企图逼迫年轻人去德国充当劳工时，许多人逃往森林区，这种选择的危险性比较小。但是直到占领时期行将结束，积极抵抗的人数才开始超过那些出于信仰、谋权或私利而同纳粹合作的人数——在法国，据估计，完全投入的男女人数两边大致相等，各自最多是16万至17万人。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敌人却是对方：德国人大多不在场。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1943年7月的宫廷政变推翻墨索里尼时，法西斯分子掌权已经20年了。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当地人对法西斯政权很少抵抗；大多数积极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流亡在外。1943年9月以后，这个国家正式成为同盟国一边的“战友”，德国人占领的北部被撕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傀儡政权；另一部分是虽小但是十分勇敢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他们同盟军配合，有时得到挺进的盟军的支持。
一方是占多数的持右翼思想的意大利人，一方是边缘化的、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凶残的恐怖主义团体，在1943-1945年间，双方阵营的这种难解难分的较量是货真价实的内战，投入两边的意大利人都相当多。作为残暴占领军的合作者，萨洛的法西斯分子们实际上并不具备民众基础，但当时他们所能获得的国内支持却不容忽视，并不明显逊色于他们最咄咄逼人的对手，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别。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现实中是意大利人内部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记忆很容易地被隔断了。
在东欧，事情更加复杂。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趁德国人到来之际，根据战前分裂主义党派酝酿已久的计划，建立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德国人不想在波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北面——在波罗的海各国，甚至在芬兰——德国国防军起初受到欢迎，被当作除了苏联的占领和并吞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乌克兰人在1941年以后尤其卖力地利用德国的占领，以保证他们长久以来寻求的独立，而在加利西亚东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土地上，发生了乌克兰人和波兰游击队之间的血腥战争，双方各自受到反纳粹的游击队和反苏联的游击队的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意识形态战争、群体内部冲突、为政治独立而战等等目的之间的精确差别已经失去了意义：至少对于当地居民——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首先成为牺牲品的人们——而言毫无意义。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或者与德国国防军、苏联红军分别并肩作战，或者反对它们，以及互相残杀，都因时、因地而异。在波兰，这种冲突（1944年以后转变为反对共产党国家的游击战）在1945年至1948年间夺走了大约3万人的生命。在苏联占领的乌克兰，最后一个游击队司令罗曼·舒克赫维奇于1950年在利维夫被杀，但是断断续续的反苏活动在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又持续了几年。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表现为内战，而且本身特别充满血腥气。在南斯拉夫，传统的称呼“合作者”和“抵抗者”的含义特别模糊。契特尼游击队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是什么人？爱国者？抵抗者？合作者？让人们投入战斗的缘由是什么？抵抗（德国、意大利）占领者？报复南斯拉夫内战中的国内敌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社群之战？拥护或者反对共产主义目标？对许多人来说，实际上的动机不止一种。
于是，克罗地亚傀儡国家的由安特·帕凡立克领导的“乌斯达莎”政权屠杀塞尔维亚人（20多万人）和穆斯林。但是，米哈依洛维奇的保王党游击队（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同样屠杀穆斯林。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有时出于自身防御的需要而同德国军队合作。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目标尽管是从南斯拉夫赶走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也花费时间和资源来首先摧毁契特尼游击队——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他们能力所及的目标。米洛万·德热拉斯曾在铁托游击队和切特尼分子之间的战斗中亲身扮演过英雄角色，10年后，他已对这种战斗感到幻灭，作为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和抵抗运动的一名真实见证人，他写道：“在一片饥饿的、流血的、受奴役的土地上，双方军队都长时间在6 000英尺高的危岩沟壑艰难攀爬，为的是逃过被消灭的命运，或者去消灭一小群同胞（往往还是邻居）。我想到的是，我们以往全部理论和愿景中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往南面，希腊像南斯拉夫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入侵、占领、抵抗、报复、内战的循环，最后高峰是1944年12月共产党人同得到保王党支持的英国军队在雅典的5周冲突，在此之后，于1945年2月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到1946年又爆发了战斗，接着又持续了3年多，结果是共产党人从北部山区的根据地败退。希腊人对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抵抗，比起更加出名的法国或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来，无疑更有成效——仅在1943年至1944年，使6 000名德国士兵伤亡——但是它给希腊人自己带来的伤害更大。共产党游击队和以雅典为基地、得到西方支持的国王政府都使村庄陷入恐怖之中，摧毁了交通，在以后几十年里使国家分裂。当1949年9月战事结束时，10%的人口无家可归。希腊的内战不像南斯拉夫和乌克兰那样带有许多复杂的种族问题，但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损失更重。
战后欧洲的这些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简言之，这些内战意味着欧洲在1945年德国人撤退后，并未结束战争。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但是这些年互相残杀的战争还做出了别的事。纳粹的占领和后来苏联的占领不仅残暴，而且损害了欧洲的组织结构，这种状况是绝无仅有的。用一句套话来描述，它们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转化为社会革命。
首先，系列性的外国军队占领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法国的维希政府——就像约瑟夫·蒂索神甫的斯拉夫国或帕凡立克在萨格勒布的乌斯达莎政府一样——名义上是自治的，实际上是希特勒的附庸代表，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在荷兰和波希米亚，市一级地方当局合作者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主动性，但只是根据德国主子的愿望来避免任何冲突。在更东面的地方，纳粹和后来的苏联人用自己的人和国家机器取代原先存在的制度，除非有些地方能适合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造成地方分裂，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野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在那些曾经同纳粹结盟的国家——芬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保持地方独立，由自己来统治，这种情形至少维持到1944年。
除了德国和苏联的心脏地区，欧洲大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国家都至少被占领两次：首先是被敌人占领，后来被解放它们的军队占领。有一些国家——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希腊、南斯拉夫——都在5年内被占领了3次。每一次占领都摧毁先前的政府，使权威丧失，精英降格。某些地方的结果则是扫除殆尽，一切旧日的等级体制都名声败坏，它们的代表人物都妥协了。例如在希腊，战前的独裁者迈塔克萨斯清除了旧议会阶级。德国人推翻了迈塔克萨斯。然后轮到德国人被赶走，凡是同德国人合作者都名誉扫地。
最富于戏剧性变化的，或许当数旧日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被清除。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破坏的不仅是德国本身。它给中欧许多城镇和城市带来重大的社会后果，犹太人曾经在那里组成了当地的专业人士阶级：医生、律师、商人、教授。后来往往还是在这些地方，当地资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也被赶走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其结果是使社会景观起了彻底变化——波兰人、波罗的海各国人、乌克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有机会升迁到被赶走的人留下的职业（以及房屋）。
这一平衡过程，即中欧和东欧的当地居民取代了被驱逐的少数民族，是希特勒对欧洲社会历史做出的最长久的贡献。德国人的计划是毁灭犹太人和波兰、苏联西部的当地知识分子，将其余的斯拉夫各族人口降为新的奴隶，将土地和政府转移到重新定居在那里的德国人手中。但是随着红军到达，驱逐了德国人，新的情势又一边倒地调整到苏联人更加真实的激进化计划下。
此中的一个原因是，占领岁月不仅迅速地用血腥的强迫手段使社会激荡，也使合法国家的法律和生活习惯完全被涤除。如果认为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的时代是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来监督和平与秩序的时代，那是错误的。即使在波兰，被占领的土地上实行的是最全面的警察统治和钳制，而它的社会仍然在无视新的统治者而运行：波兰人自己组织了一个相应的地下世界，其中有报社、学校、文化活动、福利服务、经济交换，甚至有一支军队——这一切都是德国人禁止的，是在法律之外运作的，也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被占领的欧洲要过正常生活，就意味着违法：首先是违反了占领者的法律（宵禁、外出规定、种族法等），同时也违反了传统的法律与规范。大多数普通人无法直接获得农产品，就只有去黑市或非法交换才能养家糊口。盗窃——无论是盗窃国家、盗窃市民还是洗劫犹太人商店——现象十分广泛，以致在许多人眼里已经不是罪行。事实上，宪兵们、警察们和市长们代表占领者，为占领者服务，由于他们自己也同占领军一起有组织地犯罪，挑选一部分平民作为牺牲品，致使一些重罪变化为抵抗行动（尽管往往是在解放后的回顾中才发现的）。
暴力首先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的最终权威总是在极端情况下，依靠对暴力的垄断和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来实现意志。但是在被占领的欧洲，权威是一种毫无阻力地只用武力的功能。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游击队和军队竞争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在某一块土地上发号施令的能力。在希腊、蒙特内格罗和波兰东部地区的较远区域，现代国家的权威从来就不很牢固，这是最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就是如此。
暴力催生了犬儒主义。作为占领军，纳粹和苏联人促成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不光反对那种对先前政权或国家的过时权威的忠诚，而且也反对任何一种人际礼貌或纽带的意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是成功的。假如统治者用权力残酷地、无法无天地对待你的邻居——因为他是犹太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或少数民族，或是政府不喜欢的人，或者根本不用任何明显的理由——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尊重他呢？再进一步就是给你的邻居制造麻烦来抢先谋求当局的赞许，这就必须审慎了。
在整个被德国占领（甚至是未占领）的欧洲，直到战争结束，秘密告发、个人指控、流言蜚语等等满天飞。1940年至1944年间，匈牙利、挪威、荷兰和法国发生了数字惊人的向冲锋队、盖世太保、当地警察的告发事件。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是为了得到奖金或物质报酬。在苏联统治下的情况也一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至1941年波兰东部的苏占区——那种雅各宾专政式的鼓励告发者，那种怀疑别人不忠诚的（法国）革命习惯，愈演愈烈发展到无法抑制的地步。
简言之，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每一个他人。人们怀疑别人的动机，就轻易地以某种假定的叛变或有害行为之罪名而谴责他们。他们不可能得到来自上面的保护，因为掌权者往往是最无法无天的。在1939年至1945年间，大多数欧洲人根本没有公民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权利。国家不再坚持法律和正义，相反，希特勒的“新秩序”政府本身就是主要的掠夺者。纳粹对待生命的态度无疑是出名的恶劣，但他们对待财产的态度，可能在事实上就是他们企图在战后重塑世界模式的最重要的实际态度。
在德国的占领下，财产权最多只是有附带条件的。欧洲犹太人完全被剥夺金钱、物品、住房、店铺和商行。他们的财产被纳粹、合作者及其盟友瓜分，剩余的也只能听凭当地人洗劫和偷窃。然而被没收财产的远远不止是犹太人。财产的拥有“权”是脆弱的，常常毫无意义，完全取决于掌权者的好意、兴趣或冲动念头。
在这一系列剧烈的、被迫的财产易手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受害者失去了财产，他们的店铺、公寓会被当地人侵占；他们的工具、家具、衣物会被新的主人没收或窃取。这个过程在从敖德萨到波罗的海地区“屠杀区”里上演最烈，然而它在到处发生——巴黎或布拉格的幸存者们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时，往往发现自己的家被战时“占屋者”占据，而这些占屋者居然还很生气地宣布他们有权占据，拒绝离开。因此，几十万名普通的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法国人等等变成了纳粹大屠杀的同谋者，哪怕仅仅是从中得到好处。
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工厂、汽车、土地、机器和产品成品都被新的统治者出于利益而无偿剥夺，其借口是一概国有化。尤其在中欧和东欧，纳粹出于战时经济需要，接管了可观的私人股份和很多金融机构。这种剧烈变故很少有先例。1931年后，这些地区灾难性地转向闭关自守，紧接着是高度的国家干预和控制，而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国有企业扩展得相当厉害，目的是预防德国的经济渗透。国家指导的经济在东欧并不是从1945年才开始的。
战后从波兰到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口移置，彻底完成了从德国自己驱逐犹太人开始的人口转移。苏台德地区、西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的许多日耳曼种族的人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当这些土地被国家没收，用于重新分配时，影响是巨大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人及其合作者手里夺回的物品和财产占国民财富的1/4，仅仅农田重新分配这一项，直接受益的农民、农业工人及其家庭人数就超过30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只能形容为革命。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它们代表了一种彻底的断裂、一种同过去的明显决裂，而且代表了为将来实现更大变革的一种准备。
在解放了的西欧，需要重新分配的德国人拥有的财产很少，战争也并未作为大灾变而影响到更远的东方。但那里的问题同样在于，组织起来的当局的合法性成为问题。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当地政府并未获得自身的荣名。相反，它们总体上对占领者惟命是从。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占领下的挪威。纳粹统治法国，只用了1 500名自己人。他们信心十足地依赖由他们指定的（除了他们自己的政府职员之外）法国警察和宪兵，而德国人只用自己的6 000名警察和宪兵，就确保了一个有3 500万人口的国家来服从他们。在荷兰的情况也一样。在战后的一份证词中，派驻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安全部门首脑称：“在警察部门和其他部门，主要支持德国军队的是荷兰警察。若没有他们，德国的占领任务还不能完成其1/10。”相比之下，在南斯拉夫，需要毫不松懈地投入整支派遣部队才能应付武装的游击队员。
这是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差别之一。另一种差别是纳粹自己如何对待被占领的国家。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以及1943年以后的意大利人，都屈从了，并且受到剥削。但是除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各种抵抗者之外，他们总体上被允许自行其是。其结果是，西欧各国被解放的人民想象着回到过去的日子。事实上，由于纳粹统治这段插曲，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议会民主都显得不那么糟糕了——政治多元主义和法治的至少一种激进替代方式被希特勒成功地摧毁了。西欧大陆疲惫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一个符合规范的国家里恢复正常生活的外表。
在西欧新近解放的国家里，情势的确很糟糕。而在中欧，按照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委员会的约翰·J·麦克罗伊的话来说，那里是“经济、社会、政治全都垮了……其程度史无前例；除非回顾罗马帝国垮台的情形”。麦克罗伊所说的是德国，盟军政府不得不从零开始来建设一切：法律、社会秩序、公共服务、交通、政府管理。不过他们至少掌握许多资源来做这些事。而东欧的情况却更糟。
因此正是希特勒至少像斯大林一样，使欧洲大陆分裂。中欧（指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旧日奥斯曼帝国的北方疆土，甚至包括俄国沙皇在最西边的领土）的历史总是同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一定是种类差别。1939年之前，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波罗的海各国人都可能心怀妒忌地看待比较幸运的法国或低地国家的居民。但是他们没有理由不奋起为自己争取同样的繁荣和稳定。罗马尼亚人的梦想是要同巴黎一样。捷克1937年的经济超过了它的邻居奥地利，可以同比利时竞争。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易北河东面，苏联人和他们在各地的代表继承了一块次大陆，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早已同过去决裂。凡是未被彻底推翻的事物，也都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逃出奥斯陆、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几个流亡政府可以从伦敦回去了，并有希望重新成为它们在1940年被迫放弃的合法政府。但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布达佩斯，甚至布拉格的旧日统治者没有希望了：它们的世界被纳粹改变一切的暴力所涤荡。剩下的问题只是要决定新秩序的政治样式，必须用它来取代无法恢复的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