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交开始于1963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解禁和披头士出第一张激光唱盘之间。
——菲利普·拉金
革命——我们如此热爱它。
——丹尼尔·科恩-本第特
后悔了的资产阶级起而反叛沾沾自喜而又令人难以忍受的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怪象之一。
——以赛亚·伯林爵士
现在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拍你们的马屁，但我不会，亲爱的各位。你们一副被宠坏的小杂种的嘴脸，我恨你们，就像恨你们的父亲一样……昨天你们在朱利亚山谷殴打警察时，我对警察充满同情，因为他们是穷苦人的儿子。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68年6月
我们追随的不是杜布切克。我们追随的是毛泽东。
——意大利学生口号，1968年
具有伟大文化意义的时刻，一般是在做历史回顾时才为人所认识。而20世纪60年代却不同：那一代人对于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了如指掌，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套用“谁人”乐队的歌词，在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一代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倒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但可以想见这也造成了一些视角上的扭曲。对于现代欧洲而言，20世纪60年代确确实实是现代欧洲有着非凡结果的10年，但并不是当时看上去非同小可的事情样样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自我陶醉、反对偶像崇拜的冲动，不管是在服装样式还是思潮方面，都犹如昙花一现；相反地，那些政治上或是公共事务领域真正革命性的转变，尽管在6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但直到多年以后才看到效果。同样，60年代的政治版图也容易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总在最出名的地方发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后的人口爆炸带给社会的冲击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似乎欧洲到处都是年轻人——1968年的法国，年纪16岁至24岁之间的学生人群超过了800万，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在早些年，这样的人口爆炸早已对国家的食品供应造成了严重压力；即使可以让所有人糊口，他们的就业也会是大问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高度繁荣的时期，欧洲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饭穿衣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轻人的就业，而是如何教育他们。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多数孩子在小学教育完成后便离开学校，年龄通常在12岁至14岁之间。在很多地方，19世纪末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也并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共产党掌权前的东欧国家里的在家孩子一般会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时节辍学。中等教育仍是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专享的特权。在战后的意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展望未来的学生人数，同时也作为较大范围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战后欧洲各国的政府都开始了一系列的重大教育改革。在英国，离校年龄在1947年提高到15岁（到1972年提高到了16岁）。在意大利，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多数孩子事实上在11岁就离校，而在1962年，这个年龄提高到了14岁。1959-1969年的10年间，意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国，1950年高中毕业生的数量是区区3.2万人。2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学毕业生人数占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数的20％。
这些教育变革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性。一直在多数欧洲社群划在两类人中间的文化分界线从此消失：一类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会读写和基本的算术、背出民族历史大纲后便离开了学校；另一类人是十七八岁才离开学校，获得了价值不菲的中学毕业文凭，尔后继续专业训练或开始工作的少数特权阶层。那些语法学校，如法国公立中学和德国高等中学，则更是统治阶级的保留地。这些昔日将农村和城市贫民的孩子们拒之门外的经典课目，现在却向所有社会阶层日益扩大的青年群体开放。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并完成中等教育，这些年轻人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现了断层。
这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代沟本身也成了事实上的社会革命，尽管它的后果尚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当成千上万的孩童拥入匆忙建成的中学，给不同时期建造的教育机构造成了物力、财力上的巨大压力，规划者们早已开始发愁：这些变化对于大学——曾只为更少数的精英保留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1960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从未得以一窥中学校园，那么更少有人怀有上大学的梦想。在19世纪，一些传统的大学曾有过些许扩展，高等学校的数量——主要是技术学校——也有所增加，但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数特权阶层开放，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18岁以前自己挣钱，并且有钱支付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当然也有向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开放的奖学金，但除了第三法兰西共和国和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令人景仰的追求卓越、平等的学校，很少再有哪些奖学金够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更不用说可用以补偿收入上的损失。
尽管上一辈改革者有着极好的意图，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洛尼亚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古老学府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年瑞典共有1.5万名大学生，比利时有2万名。整个西班牙总共只有5万名大学生，是人口为4 900万的英国所有大学生总数的两倍不到。那一年，法国的学生总数刚刚超过13万。但是，欧洲的中等教育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很快就将不得不进行高等教育的扩展。变革迫在眉睫。
首先，欧洲需要大大增加大学的数量。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多数国家只是继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学，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独立的院校，每年仅能收纳数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镇，那里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其讲堂、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如果有的话）都很难再容纳额外的数千名年轻人。
欧洲典型的一些大学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鲁汶、弗莱堡、剑桥、乌普萨拉等等，都是幅员狭小且远离都市（几个世纪以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选择了这些地方）。只有巴黎大学是个例外，但只是个特例。欧洲的大多数大学缺乏美国大学意义上的那种校园（但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明显地属于例外），它们完全融入周围的都市环境：学生们在市镇里居住，依赖于城市居民提供住宿和各种服务。最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学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大学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物质资源。他们的资金来源完全依赖于城市或国家。
如果欧洲的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以适应逐渐经过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庞大的人口数量，这一举措必须来自中心地区。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边远城市和农村市镇外围的“绿地”上建造新的大学，比如英国的科尔切斯特和兰卡斯特，丹麦的奥尔胡斯。当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来临时，这些新的大学，尽管其建筑乏善可陈，至少已经建好，足以解决日益增加的入学需求，同时也为数量日增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教师职位。
英国的教育规划者并未通过开设新的大学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是把他们纳入了古老的精英体系中。英国的大学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绝学生入学的权利：只有那些在全国中学毕业考试中获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才有望进入大学，并且各大学有权自由选择志愿入校的学生，同时只接受它能容纳的学生数。英国的大学生一直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1968年仍不足该年龄段人口的6％），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无疑是社会的倒退。但对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说，这个体系运转平稳，并使他们不会遇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在朝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程中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如果你参加并通过了全国性的中学毕业考试，你自动获得进大学的资格。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这一制度都没有造成任何困难，因为总人数少，大学不必担心学生人数过多无法负担。不管怎样，欧洲大陆大多数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仍沿袭固有的松散风气。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们对着讲堂中一帮不知姓甚名谁的学生正儿八经地讲课，而学生们也丝毫没有必须及时完成学业的压力。对他们而言，进大学既是一种受教育的方式，也是经历一次社交成人仪式。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规划者都决定扩展现有的大学，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学。同时他们也没有设置新的预选障碍或制度。相反，也是出于很好的理由，他们往往尽力去去除那些残余的预选制度——1965年，意大利教育部废除了所有大学入学考试及既定的专业招生人数限额。曾经是一项特权的高等教育现在成为了一种普遍享有的权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例如在1968年，意大利的巴里大学历史上能容纳约5 000人，却面临着消化3万多名学生的压力。同年，那不勒斯大学有5万名学生，而罗马大学有6万名。仅此三所大学所接收的学生总数就超过了18年前意大利全部学生人数的总和。很多学生一直未能毕业。
到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每7个年轻人中有1个在上大学（10年前为每20人中有1个）。在比利时，这个数字为每6个人中有1个。在西德，1950年时总共有10.8万名学生，当时传统的大学已经开始人满为患，而到60年代末已接近40万人。在法国，到196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1956年公立中学学生的人数。欧洲各地学生的人数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在迅速下降。图书馆、宿舍、教室、食堂，到处都拥挤不堪，条件也相当恶劣（即使新建学校也是如此，而事实上新建学校尤其如此）。战后各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尽管各方面都有大量增加，但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小学建设、设备和教师的配备上。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对的，这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由选举政治所决定的。但它需要付出代价。
在此有必要提醒：即使在1968年，欧洲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是学生（这一细节容易被这一时期的记载所忽略），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工人、没有技术或是从偏远省份或国外来的移民。在这些并非学生的年轻人中间，大多数人所经历的60年代必然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有很多事件都是在大学内外发生的。这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能从他们的学生同龄人那里来推断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年轻人们倒是有着鲜明的、共有的文化。
每一代人都把世界看作崭新的。60年代的人眼中的世界不仅崭新而且年轻。历史上大多数年轻人都踏进了充斥着年长者的世界中，年长者们占据着有影响力、为人榜样的地位。而对于60年代中期的一代青年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以远超过以往的速度在发生变化。横亘于这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派的一代人与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的他们的父辈之间的代沟，比一般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退一万步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其价值观、风尚、规则，就在他们的眼前，顺应着他们的要求而在不情愿地改变。流行音乐和影视界完全由年轻人所主导，并且越来越取悦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受众和市场。到1965年，专门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依赖于他们的惠顾而生存的行业纷纷出现，电台和电视台、杂志、各种商店、各类产品，一应俱全。
尽管每个国家的青年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习俗，以及本土独有的特点（1963年6月22日巴黎民族广场举行的兄弟节是法国60年代青年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这一时代的很多流行文化样式却以前所未有的轻松跨越了一条又一条国界线。大众文化必定会成为国际性的。某种潮流（音乐或是时装）在英语国家——往往就在英国——开始，然后再向南、向东，借助着日益视觉化（因此也更容易跨越国界）的文化流行开来，只是偶尔会因为当地的一些不同趋势，或更多时候是由于政治干预而受到阻碍。
新潮事物首先面向手头阔绰的年轻人，即欧洲白种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买得起唱片、音乐会门票、鞋子、衣服，还可以消费时髦的化妆和发型。但这些新潮事物的表现却又完全跨越了寻常的界限。当时最为成功的音乐人——披头士及其模仿者——把美国布鲁斯吉他音乐（多为黑人所演奏）的节奏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语言和经历直接拼合在一起。这种极具独创性的组合不久便成为了欧洲年轻一代本土的、跨国界的文化。
流行音乐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其形式更加重要。60年代的人们对风格尤为关注。有人会说这毫不稀奇。但是由风格直接替代了内容，这可能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奇特之处。60年代的流行音乐对曲调、对表演的方式无比关注，而歌词却往往平淡乏味，外国人听起来最多是一知半解。在奥地利，演奏或是听英美流行乐曲让经历了希特勒时代的父母们大惊失色，就像脸上挨了一巴掌。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邻国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这些音乐代表了每一个人的反叛心理。
如果说60年代的主流音乐文化似乎都与性有关——至少在它短期内转向毒品和政治之前——这其实也是风格问题。更多的年轻人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离开父母的时间也比以前更早。而避孕药也比以前更为安全、易用、合法。电影和文学中的裸体、滥交等表现也更为常见，至少在西北欧是如此。由于这些原因，年长的一代相信的有关性的种种禁锢已经全然崩溃，而他们的孩子也乐于让他们面对这种梦魇。
事实上，60年代的“性革命”几乎可以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的幻觉而已。据我们所知，多数年轻的欧洲人的性兴趣和性行为并没有像当时的人喜欢宣称的那样发生了迅速、激进的变化。当时的调查证据表明，甚至当时学生的性生活与他们前面几代人的也并无太大不同。60年代人的性解放的生活态度一般会被拿来与50年代的相比，而50年代经常被（有些不公地）描述成有良好道德风尚、情感收敛的年代。但如果与20世纪20年代，或是19世纪末颓废的欧洲，或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风流社会”相比，“时髦的60年代”实在是相当平淡的了。
为了强调风格，60年代的人异常执着地追求外表上的独特。服装、发式、化妆，还有当时所谓的“时尚配件”都成为一代人的关键的政治性标签。伦敦是这类潮流的发源地：欧洲在服装、音乐、摄影、模特、广告甚至流行杂志方面的品位，无不是从那里获得灵感。考虑到英国早已有了设计单调、建筑破烂的名声，成为欧洲时尚风潮的发源地似乎绝无可能，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思潮对于传统秩序的逆反。事实证明它的生命力是短暂的。但是昙花一现的“时髦的伦敦”——《时代周刊》在1966年4月给它的称号——为这一时代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光亮。
到1967年为止，英国的首都有超过两千家商店自称为“时装商店”。多数都厚着脸皮模仿了卡尔纳比街沿街服装店的风格。卡尔纳比街长期以来是男同性恋者的聚集场所，现在被改造成了吸引同性恋和异性恋者的“新潮”时尚中心。在巴黎，“新男士”时装精品屋，第一家模仿服装裁剪革命的法国时装店，1965年4月13日在古戏街开业。不到一年时间，一连串模仿其风格的时装店开业，全部被冠以时髦的英国风味的名字，像“迪恩”（Dean）、“特温蒂”（Twenty）、“卡的夫”（Cardiff）等。
卡尔纳比街风格在整个西欧被克隆（只有在意大利的影响不甚明显）。它的特点是颜色鲜艳、剪裁贴身，不分性别，不适合30岁以上人士穿着。“新男士”出售的红色紧身灯心绒裤和黑色紧身衬衣成为之后3年巴黎街头游行示威者的正规服装，而且被四处抄袭。与60年代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些服装出自男人之手、为男人所设计，但年轻女性也可以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穿了。这甚至影响到了巴黎主流的时装设计公司；从1965年起，巴黎的女式时装店制作的宽松裤子多过了裙子。
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帽子的产量。可以看到，作为最主要的帽子市场的青少年市场，发式代替了帽子成为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传统的帽子只限于在为“年长者”举行的正式场合上戴。但帽子并没有就此消失。在服装裁剪变革的第二阶段，式样活泼、使用原色的“新潮服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继承而来）被更“严肃”的外套所代替，这与音乐上的变化类似。年轻人的服装裁剪和营销都更强调其灵感源自“无产阶级”和“激进分子”：不仅仅是蓝色牛仔裤和“工作衬衣”，还有靴子、深色夹克以及皮制“列宁”帽（或是毡帽的变种，令人想起19世纪匈牙利起义者所戴的“科苏特”式的帽子）。这种更带有政治自觉意识的时装在英国并没有真正流行，但在60年代末，这种服装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极端分子和他们的学生追随者们的半正式制服。
与这两种流行时装风格都重合的是嬉皮士们类似吉卜赛人穿的带有很多垂饰的服装。与源于欧洲的“卡尔纳比街”和“街头斗士”风格不同，嬉皮风格——其明显的原始风格中体现的非西方、“反文化”、无性别的主张里依稀有些“乌托邦情调”——是美国舶来品。它的商业效用显而易见，因此很多顺应60年代中期的紧身服装潮流出现的商店很快就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商品。他们甚至有段时间尝试贩卖“毛式服装”。肥大的外套、尖尖的领角，配以随处可见的“无产阶级”帽子，“毛式服装”将三种风格的不同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如果配以毛泽东的革命红宝书就更是如此。但是尽管戈达尔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人》中有一群法国学生努力研究毛泽东并以他为榜样的情节，“毛式服装”一直只是少数人的欣赏对象，甚至在“毛泽东主义者”当中也是如此。
反文化的政治及其一些象征在1967年后风头渐劲，因为与被浪漫化的“第三世界”游击队活动有关联。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欧洲也从未真正造成大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被切·格瓦拉身后被西方青少年奉为烈士、犹如耶稣的传奇误导：60年代的欧洲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使是“嬉皮运动”，也并未真正越过大西洋，至多不过是冲刷了英国和荷兰的海岸，以比别处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形式留下了一些残迹，以及一张非常独特、经久不衰的唱片。
60年代浮夸的一面，比如时装、大众文化、性等，都不应该被当作做秀的无聊玩意儿而不屑一顾。这是新一代人与其祖父母时代一刀两断的方式——老人们（阿登纳、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有赫鲁晓夫）仍掌控着欧洲大陆的各种事务。当然，60年代沉溺于自恋的现象将永远被后人与这一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引人注目的、装腔作势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听上去确实很假。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人而言，这些都是新颖的、鲜活的。即使是冷冰冰的、生硬的当代艺术，或是60年代后期那些愤世嫉俗的电影，在同之前作假得令人昏睡的小资艺术的对比之下也显得真实、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们认为“做自己的事情”、“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要做爱，不要战争”就可以改变世界，那唯我独尊的时代心态一直是种幻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有的唯一的幻觉，更不是最愚蠢的幻觉。
20世纪60年代是理论的伟大时代。有必要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指当时在生化、天文、物理或基因学上的那些创造性突破，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同时也不是指欧洲社会思潮的复兴：20世纪中期没有产生像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穆勒、韦伯或涂尔干那样的社会学理论家。“理论”也不是指哲学：当时最广为人知的西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卡尔·雅斯贝斯、马丁·海德格尔、贝内德托·克罗齐、莫里斯·梅洛-庞蒂、让-保罗·萨特——当时不是死了、老了，就是已经改做别的事情，而东欧的思想领袖，如杨·帕托斯卡和莱谢克·科瓦考夫斯基在其国门之外仍鲜为人知。至于在1934年前曾一度蜚声中欧的一帮有朝气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理论家，大部分幸存者都已永久移居到了美国、英国或是大洋洲，在那些地方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成为现代“盎格鲁——撒克逊”学术的核心人物。
“理论”一词的时髦用法是另外一番含义，主要是指“拷问”（一个当代艺术新术语）学术领域的方法和目的：首先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同时也包括人文科学，甚至在后来也包括了实验科学。在大学迅速扩大的年代，各种期刊、杂志和讲师们迫切搜罗“本子”，各种“理论”都有市场——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改进而产生的，而是被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催生的。
在理论革命的前沿是历史学科和其他更“软”的社会科学学科。欧洲对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从上一代就开始复苏：《经济史评论》和《经济、社会、文明年鉴》都创刊于1929年，其修正的思想在刊名中已有体现。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小组”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刊物《历史与现实》，受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影响而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专业，还有稍后的在联邦德国的贝勒菲尔德大学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学学派。
以上这些组织和机构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并不一定是破除偶像的；事实上，尽管一般来说质量上乘，这些研究采取的往往是常规方法论。但这些研究显然是解析性的、自我意识很强烈的，通常是采取非教条的但明确是左倾的立场。他们的历史研究从社会理论出发，强调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的重要性，目的不仅仅是叙述，甚至不只是解释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而是为了揭示更深层的涵义。这类历史学著作似乎是使历史和现实相连接，使学术性的思考和介入当代现实相连接。新一代的学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在很多时候是去误读）这些研究。
尽管有这些政治意义在里面，但历史学是一门特别不适合于做高度理论思考的学科：理论越深入，历史越后退。尽管60年代有一两个领先的历史学家也在年老时成为了学术偶像，但没有一个人——不管他的学术观点如何具有颠覆性——成为文化巨人。其他学科的情况稍好、或者说稍差，则按名人的观点而不同。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语言学领域的思路，对各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做出了新的完整解释：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社会行为或者文化征兆，而是其内在本质，即构成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这一后人给它起的名称是极有诱惑性的，作为整理人类体验的一种方式，它与年鉴历史学派如出一辙。年鉴历史学派当时最出名的鼓吹者当数费尔南·布罗代尔，他的名声建立在研究“长时段”，即对长期以来缓慢变换的地理和社会架构进行全景式历史描述的研究之上，因此非常切合当时的学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让知识分子和专业外的人士都觉得容易理解。如认知学科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仰慕者们所说，结构主义甚至不是一个表征理论：它所描述的社会代码，或“符号”，并不与某些特定的人、地方或事件相联系，而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相联系，因此它就不必受经验的检验，或被证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证明结构主义是错误的。它的断言带有打破传统信仰的雄心，加上它防止产生矛盾的特点，为它赢得了广大的追随者。无论什么事物，一切都可以以各种“结构”的组合来解释，就像皮埃尔·布列兹将他作的一首曲子起名为“结构”时所说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的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应用性结构主义：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当然还有文学上的结构主义。因此通常是那些既具有一定的学术勇气又有天生的自我推销能力的人，他们有幸进入学术界的聚光灯下，继而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就像电视成为大众媒体一样。如果换作早些时候，米歇尔·福柯可能会像50年前的昂利·柏格森一样，成为沙龙的宠儿、巴黎讲座圈的明星。但《词与物》在1966年发行头4个月便销售2万册，福柯可谓一夜成名。
福柯本人坚决摈弃“结构主义者”这一标签，就像阿尔贝·加缪一直坚称他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甚至不知道“存在主义”为何物。但是福柯至少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结构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对过去或现在貌似颠覆性的叙述的简称，传统的线性的解释方式和范畴都已动摇，它们的种种假设也备受置疑。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者”缩小甚至否认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和个人主动性的作用。
尽管它的应用千变万化，但如果说万物都是“结构性的”，那么有些重大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甚至米歇尔·福柯而言，他们的目的是揭示文化系统中的深层活动。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种具备颠覆性的学术冲动，在布罗代尔看来显然不是，但它的确忽视了变化和转变，或者将其最小化了。特别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件证明用这种方法解释是不妥的，因为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事情在某一阶段必须改变，但很难解释这些改变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是如何促进这一改变过程的。因此如果要对人类经验做出解释，任何依赖于消除了人类选择的结构的理论都被其自身的假设所阻碍。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具有颠覆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
60年代的活力并不在于理解这个世界。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称的（此文系他年仅26岁时所写，近年来被人引用颇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至于如何改变世界，只有一种伟大理论是将对世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宏伟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种元叙事既可以解释一切、又可以让人类采取行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大业。
欧洲在60年代的学术倾向和政治思潮可以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兴趣联系起来理解。正如让-保罗·萨特1960年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写到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坚定信念并不被普遍认同，但是凡涉及政治领域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所有希望认识世界的人都必须非常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政治遗产。萨特的同时代人雷蒙·阿隆，同时也是萨特曾经的朋友和学术上的对手，便是一个终身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是阿隆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主导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世俗宗教（尽管对此他感到遗憾和迷惑不解）。
在1956年和1968年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活动中止”的状态存活并繁荣着：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因1956年的种种事件的披露而名声扫地；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联邦德国和低地国家），势头渐弱，就是像意大利，在竭力使自己与莫斯科划清界限。由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体现在历史和政治主张中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大多失去信誉，特别是在其仍维持统治的疆域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在西方国家将选票投向共产党的人对它也表现得毫无兴趣。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脱离了后者的道德沉船，对它们普遍给予了思想上、学术上的关注。自从其创始人去世以来，早在1914年前的小政党中间就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分离出来的各种派别，纷纷自称是“真正的”继承人。这其中有少数派别，例如英国社会党，仍然存在且仍在夸耀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声称只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而19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运动、圈子、俱乐部、社团等组织，多数都在1900-1910年间被总体目标相同的社会党或工党所吸收而联合起来。现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争端的根源都在于其后列宁主义所带来的分裂。
苏联早期的派系斗争，导致产生了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们所持的学说。尽管托洛茨基后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主义的刺客所暗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件事）25年后，他的政党在每一个末遭明令禁止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这些党通常规模较小，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由一个颇具领袖魅力的集权领导人带领、决定他们的理论和策略。他们的策略以“打入内部”为特色：从较大的左翼团体内部（党派、工会或学术团体）内部夺权，或是将这些团体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联盟推向托洛茨基理论的方向。
外人很难将托洛茨基党以及与他们所属的短命的第四国际（“工人国际”）和共产党区别开来，因为两者都效忠于列宁主义，只是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血腥的权力斗争而分道扬镳。不过，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区别，即托洛茨基主义者仍然坚持“不断革命”，指责正统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局限在一个国家，而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流产。但在其他方面，唯一的显著区别就是斯大林主义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败北。
当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托洛茨基后来的追随者才对它趋之若鹜。过去或许不堪回首，但他们认为，苏联革命被反动官僚们所利用，就好比1794年的“热月政变”终结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对以往的错误进行分析可以帮他们在以后夺取胜利。但是，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曾短暂地拥有过权力——他毕竟在苏联政权成立的早期起过关键作用，对后来苏联路线的偏离也负一定责任。对于那些政治上毫无经验的新一代，真正有魅力的失败者是欧洲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领袖、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人们。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这个在1919年1月注定失败的柏林革命中被德国自由军团士兵暗杀的波兰犹太人被重新发掘出来；还有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共产主义思想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扼要提及有别于正统派共产主义对历史和文学的解释，不久便被迫公开表示放弃这些观点；此外更有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作了一系列出色的、未能发表的有关政治革命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他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写就。他从1926年入狱，直到1937年4月死于狱中，时年46岁。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三个人的著作以各种语言版本大量出版或再版。他们相互之间并无多少共同点，即使有，那也都是否定的：他们都不曾执掌过权力（除了卢卡契，他曾于1919年3月至8月在布达佩斯的贝拉·孔所领导的短命的共产党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部长）；他们都曾一度反对列宁的做法（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前就反对）；而且他们三人都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正统派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阴影下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
卢森堡、卢卡契、葛兰西等等被遗忘的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与葛兰西年纪相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科尔施，还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家奥托·鲍尔和鲁道夫·希法亭，他们伴随着马克思本人的重新被发掘而再现于世。事实上，一个全新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近年来为人们所重新关注的关键因素。“旧的”马克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他的新实证主义著作预见并授权实施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这个马克思不应为他后期著作的应用直接负责，他无疑是与那些应用有关联的。不管是为共产党或是社会民主党所用，它们代表的是“旧的”左派。
从1956年开始自称的“新”左派寻找的是新的文本——在马克思年轻时期的著作中、在形而上的论文中、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笔记里（当时马克思刚过19岁，还只是一个倾向于黑格尔派历史观点、带着绝对自由的浪漫主义梦想的年轻哲学家）找到了它们。马克思自己觉得其中一些著作不宜发表；确实，1848年革命失败的后果使他坚决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政治，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关注这两个领域。
因此，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甚至在学者中都不为人熟知。这些著作于1932年在莫斯科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第一次完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些著作的重新关注，尤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30年后。突然间，人们可以抛掉传统的西方左派沉重肮脏的包袱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似乎关注的都是极为现代的问题：如何改变“异化了的”意识，把人类从对自身真实状态和能力的无知中解放出来；如何逆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秩序，使人处在自身存在的中心；简言之，如何改变世界。
在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这种对于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出版的文本的坚持，是非常不严肃的。但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阅读这些文本、去随意解读马克思，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权威（也包括托洛茨基派的权威）就将覆没，而当时所理解的主流的革命政治观点也将覆没。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发动了反击。路易·阿尔都塞（法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享有国际名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师）通过声称在“年轻的”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和“成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自己赢得了专业上的名声和短暂的知名度。他认为，只有后期的著作才是科学的，因此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建立在对马克思做古怪的结构主义解说的基础之上。它对当时追求“理论”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与其晦涩的诡辩力量成正比（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此很是冷淡）。但它所声称的权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坚持说，只有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在法国，阿尔都塞的光环随着他所鼓吹支持的党的衰落而褪去，时至今日，只有英语国家学术界外围的学者才对他的晦涩理论有些兴趣。
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预见到这个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可以很容易地被改变成顺应当代的趣味和时尚。马克思这样一个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工业社会的非人性因素的抱怨，很容易适应反对后工业时代西欧“强压下的忍耐”的现代抗议。自由、繁荣的西方明显地具有的无限灵活性、其如同海绵般地化解激情和差异的能力，都激怒了对它的批判者们。他们坚称，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不可能自行消失。这种压迫如果没有在大街上表现出来，那么必定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事实上它进入了人们的灵魂，而首先是他们的身体。
赫伯特·马尔库塞，魏玛时代的知识分子，后来落脚在南加州。在那里，他巧妙地把旧的认识论和新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将这些思潮合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这样解释：西方的消费社会不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而是将人们的精力从寻求满足（特别是性满足）中转移到商品消费和幻想上。真实的需求，例如性需求，社会的、公民的需求，已经被一些虚假的需求所代替，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文化的目的。这样对年轻马克思愈加牵强的解读吸引了很多听众：不仅是那些读马尔库塞著作的少数人，而且随着它的广泛流行，还有更多的人掌握了这种语言和论证的大致过程。
老一辈的左派人物对强调性满足是一种极端目的的说法是相当反感的。关于自由社会的自由性爱一说并不是什么新思想，19世纪初的一些社会主义派别就曾鼓吹过，而且在苏联成立之初，对道德方面明显地也相当宽松，但欧洲激进主义的主流传统是道德品行端正。老左派们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在文化上也从未脱离主流或冒险持有开放的性观念，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波希米亚人、美学家、艺术家一流的作派，往往带有个人主义甚至是政治反革命的倾向。
但是，不管它们是如何令人发窘，性与政治的组合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事实上，不止一个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努力指出，这种强调把个人私欲放在集体斗争之上的新倾向，只在客观上是反动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此，比利时环境因素论者哈伍尔·范内哲姆在1967年这样写道：“这个世界让人去抓住种种令人喜不自禁的享乐，我们能失去的只有无聊。”现在来看，很难确定当时的这些口号究竟是巧智、无知、抑或仅是愤世嫉俗。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当时的现状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新左派对马克思的篡改，其真正的颠覆性含义不在这里。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可以不理睬性解放的言论，甚至对年轻一代的反权威美学观，他们对卧室、教室和商店有自我管理权的要求也可以置之不理——所有这些，他们可能都大意地认为不过是自然秩序短暂地受到扰乱罢了。真正对他们造成严重困扰的，是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外国的一些革命实践的倾向，而那些革命实践是无法由任何既定的范畴和权威来解释的。
欧洲历史上的左派的核心主张是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即蓝领产业工人阶级。事实上，对共产党而言，它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这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城市工人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这是意识形态左派的明显特征，由此他们与其他愿望良好的自由主义或者天主教派的社会改革者们相分离。工人阶级的选票，特别是男性工人的选票，是英国工党、荷兰和比利时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和中欧那些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
除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的劳工阶层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信仰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但是传统的左翼党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工阶层的选票，因此与他们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阶层在逐渐消失。在西欧的发达国家，矿工、钢铁工人、造船工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各类手工操作者都在大量退休。在随后到来的服务业时代，他们的位置被完全不同的一些劳动者所代替。
对于传统的左派而言，令人焦虑的是：工会成员和党员以及会费都主要来自这一群体。但是尽管传统的欧洲无产阶级人数开始下降这一事实在当时的社会调查中已有广泛报道，老左派们仍在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基础”。尤其是共产党，更是毫不妥协：革命的阶级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唯一的党能够代表、提升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正确的结果，那就是革命，即俄国在50年前实行的革命。
但对所有并不接受这一欧洲史版本的人而言，无产阶级不再是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唯一载体。在当今越来越多人所称的“第三世界”，有着各种另类因素：北非和中东的反对殖民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黑人激进分子（不是真正的第三世界，但与之非常相像），以及从中美洲到中国南海各国的游击队员。再加上“学生”甚至还有年轻人，这些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且容易发动的群体，他们的革命期望要比那些繁荣的西方国家里稳重而满足的工人大众大得多。在1956年以后，年轻的西欧激进分子开始把目光从欧洲东部的令人沮丧的共产主义实录移开，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寻求灵感。
这种对外国的新兴趣，一部分来自当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激励，一部分是因为欧洲自己的幻想破灭，转而将其投射到其他国家。这种关注很少以对当地的了解为基础，尽管当时产生了专注于“农民研究”主题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古巴和中国的革命，被认为是具有各种优点而且成就非凡的，而这些在欧洲都无处可觅、令人失望。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家玛利亚-安东尼埃塔·马乔基抒情诗般地比较了当代欧洲的悲惨形势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后的乌托邦，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巅峰时期：“在中国，人们身上没有任何在商品社会里个人所发生的异化和神经错乱迹象。中国人的世界是紧密的、健全的、绝对完整的。”
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发生的农民革命，对于当时的西欧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更有另外一种迷人的特点：暴力性。当然，在向东飞行几个小时的苏联和其卫星国并不缺乏暴力，但是那是国家的、正统派共产主义的暴力。第三世界的起义的暴力是寻求解放的暴力。萨特在他给弗朗茨·法农《地球上的穷苦人》一书法文版所写序言中对此做了有名的解释：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暴力是“人类为了重新创造自己……杀死一个欧洲人等于是一石两鸟：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死了，另一个得到了自由；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脚下所踩着的是本民族的土壤”。
这种自我否定的、对外国模式的推崇在欧洲并不新鲜——托克维尔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到，它对18世纪法国革命前的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而且当年苏联革命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同出此源。但在20世纪60年代，远东或是远南地区的榜样被高举着，让欧洲来学习。米兰和柏林的激进学生受到鼓舞，要学习东方的成功策略。1968年，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将毛泽东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进行创造性的整合，敦促他的追随者们进行一次“穿越体制的长征”。
在保守的长者们看来，这种对于外国模式的盲目推崇，表明了旧欧洲所拥有的令人尊敬的革命法则已经被胡乱堆砌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巴别塔，全无章法。意大利学生们提出，在新的服务型经济下，大学成为知识生产中心，因此学生是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滥用到了极点。但至少他们还遵循着辩证法，还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以内。几年后，当一家名为《裸体的国王》的米兰学生报纸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青年们，吉米·亨德里克斯将我们联合在一起”时，辩证法就蜕变成了滑稽剧。正如批评他们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60年代的年轻人们根本就是闹着玩儿的。
然而，60年代仍是意义非凡的10年。从玻利维亚到东南亚，第三世界处在动荡之中。“第二世界”的苏联只是在表面上局势稳定，但已维持不了多久，这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至于西方的主要国家，被暗杀和种族骚乱所摇撼，同时在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60年代中期逐步上升，在1968年达到顶峰。欧洲人在“越战”问题上观点没有分歧，各个政治派别都坚决反对“越战”，因此“越战”成为发动整个欧洲反美运动的催化剂，甚至连英国也包括在内：英国整个10年里规模最大的游行就明确是为反对美国的政策而举行的。1968年，“声援越南运动”将成千上万名学生组织起来，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到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气愤地要求结束越战，而英国的工党政府则漫不经心地支持着这一行动。
当时如此众多的争端和要求都与政治而不是经济有关，这也说明了60年代的奇特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家们的社会背景。和1848年的革命类似，60年代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但是尽管当时很多参加者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人们对时局的不满中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的。尽管战后几十年的繁荣还没有到头，西欧的失业率处在历史最低点，但西欧新一轮的劳工争端在60年代初已经预示了即将出现的麻烦问题。
在这些罢工事件以及1968-1969年的罢工事件背后，是人们对于随着战后增长减慢后日益缩水的实际工资的不满，但抱怨的真正缘由在于工作状况特别是雇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除了在奥地利、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情况不同之外，欧洲工厂和办公室里的劳资关系相当糟糕。在米兰、伯明翰或巴黎工业区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车间里，充满仇恨的、好斗的工人们受到强硬、专横的雇主们的严密监视，双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在西欧很多地方“工业关系”一词的意义根本就无法成立。
在服务行业和专业领域情况也大致如此。法国国家广播电视组织和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从记者到工程师，技术人员们个个都咬牙切齿。传统的权威、纪律和称呼（甚至还有穿着打扮）都不再能和快速的社会文化变革相适应。工厂和办公室的管理都是从上至下，根本不听下面的意见。管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管束、羞辱或是开除员工。员工通常得不到尊重，意见也没有人听。于是，要让工人拥有更多主动权、更多专业上的自主权，甚至要求“自我管理”的呼声四起。
从1936年发生人民阵线占领工厂事件以来，有些事在欧洲的产业冲突中没有受到很多注意。它们之所以不太受到工会和政党的关注，是因为焦点只集中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更传统、更容易控制的要求上。但是这些要求与学生激进分子的言论大致吻合（后者与工厂里的那些好斗分子在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学生激进分子对于过度拥挤、管理混乱的大学也是牢骚满腹被排除在决策和权力之外的感觉，反映了60年代的另一维度，而其涵义在当时并没被充分觉察到。正因为有由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组成的两轮全民公决的选举制度，法国的政治生活才在60年代中期合成一个围绕两大政治阵营的选区和议会而相互组合的稳定体系，一个政治阵营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左翼，另一个是由中间分子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右翼。按照各方心照不宣的协议，较小的政党和边缘组织不是被迫和四大组织之一融合，就是被从主流政治圈中排挤出局。
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同样的事情也在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从1963年开始，意大利一个广阔的中间派和左翼联盟占据了国家政治的大多数空间，而将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分子排除在外。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66年起就被一个由基督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盟”所统治，它和自由民主党一起主宰了国会。这种结构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连续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在这西欧的三个主要的民主国家里激进的反对派不止被边缘化，而是被彻底排除出了议会。如新左派在一段时间里所坚称的：“体制”似乎完全被“别人”掌控了。出于一种必然性，激进的学生们自称为“议会外”反对派，从而使政治延伸到了街头。
人们最熟悉的同时也是短命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春的法国。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其震撼力，以及发生在巴黎街头的暴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任何持久的效应。“五月风暴”起始于1967年秋天巴黎西郊的一个沉闷的街区农泰尔，它也是古老的巴黎大学一个匆忙建起的新校区。农泰尔校区的学生宿舍长期以来已成为正式学生、“地下”激进分子和一小撮毒品贩子和瘾君子的流动家园，租金没人支付，男女宿舍间还有很多晚间的活动往来，尽管官方对此严令禁止。双方的摩擦由来已久。1966年1月，在巴黎南部安东尼区的学生宿舍区发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端之后，一个新上任的主任施行了在当时称得上是激进的做法：21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宿舍里接待异性，而21岁以下者只要有父母书面同意也可以如此。这种自由化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被允许的。
农泰尔校方一直不愿严格执法，以免挑起事端，但在1968年1月，他们将一个违法居住的人驱逐出校区，并威胁要处分一个正式学生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因为他侮辱了一位来访的政府部长。青年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来到农泰尔，为一座新落成的体育设施剪彩。一个名叫科恩-本第特的当地学生狂怒地质问，为什么教育部对宿舍争端（他的说法是“性问题”）不闻不问。部长回击了这一挑衅，建议科恩-本第特如果有性问题，他应当跳进这个崭新的游泳池冷静一下。这位有德国血统的学生科恩-本第特回答说：“以前的希特勒青年团都是像你这么说话的。”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游行。到了3月22日，随着袭击巴黎市中心的美国捷运公司大厦的学生激进分子被捕，一场运动随即形成，科恩-本第特是领袖之一。两周以后，更多的学生与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农泰尔校区被关闭，运动和行动转移到了巴黎市中心区的巴黎大学本部古老的楼群中。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触发了“五月风暴”的都是些狭隘的、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问题，以免此后数周里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言语和野心勃勃的计划误导我们。在5月10日至11日和24日至25日夜间，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并且在学校附近的街道设置街垒，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在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革命青年团代表，还有历史悠久的学生和讲师联合会职员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言论，尽管耳熟，却掩盖了一种实质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它的直接目标就是清除和羞辱权威。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对此充满蔑视的法国共产党领导层正确地指出的，这是一次闹剧，而不是革命。它具有传统法国革命的所有象征物——武装游行者，街垒，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楼房和街口的占领，政治要求和反要求——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些年轻的男女学生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出身，事实上，很多人本身就属于巴黎的资产阶级，法国共产党领袖乔治·马歇轻蔑地称他们为“爸爸的儿子们”。当他们在街头列阵与法国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作对时，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姑妈、奶奶从舒适的资产阶级公寓楼的窗口向他们投以蔑视的目光。
戴高乐主义者、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很快地采取了解决麻烦问题的措施。在最初的对抗之后，他不顾来自政党内部和政府的批评，撤走了警察，让学生事实上控制了学校和周围的街区。蓬皮杜和戴高乐总统都对名声大振的学生运动深感棘手。但是，尽管最一开始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大吃了一惊，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威胁。时机一到，就会有警察到来——特别是防暴警察。这些防暴警察都是贫穷的外省农民的儿子，让他们去砸破养尊处优的巴黎特权阶级年轻人的脑袋，他们绝不会手软，可以依靠他们恢复秩序。但是让蓬皮杜担心的事远比这件事情严重。
学生的骚乱和占领学校引发了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罢工和占领工作场所事件。到5月底，法国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比如，最先的一些抗议活动是法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发起的，针对他们的政治领导对报道学生运动，特别是报道防暴警察的过度暴力行径的禁令。但是当大罢工蔓延开来，从图卢兹的飞机制造厂到电力和石化工业，甚至到了巴黎市区边缘巨型的雷诺工厂时，很明显，制造危险的就不仅仅是几千名躁动的学生了。
这些罢工、静坐、占领办公室和伴随着发生的游行示威，是现代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抗议运动，涉及面比1936年6月的抗议运动范围更广。即使现在回顾起来，也很难确定地说那些抗议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开始时不知所措：当工会组织者试图接手雷诺罢工时，他们被大声喝止；政府、工会和雇主们达成的协议被雷诺的工人们断然拒绝，尽管协议答应要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并给予更多的协商机会。
成千上万名罢工者与学生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抱怨的理由，他们首先都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他们并不是想要在工作上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他们想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这些在他们的小册子和宣言、演讲里都有明确的表述。这对于当局来说是好消息，因为这就降低了罢工的情绪，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目标上移开，但它也指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难以面对的社会病症。
法国社会繁荣而安定，一些保守的评论家认定抗议的浪潮并不是出于不满，而不过是出于无聊。但是那些不满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不仅仅是在那些工作条件一贯不尽如人意的像雷诺地区的工厂，实际上到处都是如此。第五共和国已经按长期习惯将法国权力集中到一处、集中在几个机构手中。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只是由一小群巴黎精英，一群社交上排他的、文化优越的、傲慢的、等级分明的、难以接近的人所掌管着，事实上也是如此。甚至连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种情况令人窒息。
年迈的戴高乐本人自1958年后第一次没能理解事件的发展态势。他最初的反应是发表了一次效果不佳的电视演说，然后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去访问了驻扎在德国的法军部队，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希望确认这支部队的忠诚程度，在需要的时候能用得上。但这些情况在当时无人知晓。当他在第二年全民公决时，试图利用他所认为的反对集权的民族情绪，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分散法国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权力的措施时，遭到了绝对的、大失脸面的挫败。他就此辞职退出政坛，回到了乡下的家中，几个月后在那儿去世。
与此同时，蓬皮杜等待学生示威运动过去的做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学生静坐和不断升温的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一些本该有更好判断的学生领袖和少数资深政治领袖（包括前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和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当局毫无用处，因此权力应由其他人来掌握。这种言辞是危险而愚蠢的。正如当时雷蒙·阿隆所说，“驱逐一个民选总统与驱逐一个国王是两回事。”戴高乐和蓬皮杜迅速地利用了左派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国家正受到共产主义政变的威胁。这明显是假的。法共在1968年除了对学生激进分子冷嘲热讽，以及试图对工人运动保持影响力之外，并没有一贯的战略。要夺取政权显然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想象力之外的。在5月底，戴高乐突然宣布实行选举，号召法国人在合法政府和革命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开始选举活动，右翼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比两周前的学生示威规模远为浩大。5月30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上香榭丽舍大道，驳斥左翼声称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的说法。警察接到命令，重新占领了大学的大楼、工厂和办公室。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当权的戴高乐政党大获全胜，选票比之前增加了1/5强，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学生们开始休假。
法国的“五月风暴”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比它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这显然是一次实时在全球电视观众眼前展开的一次革命，其领袖们是一群风度迷人、口齿伶俐的翩翩少年，带领着法国青年穿行在巴黎左岸弥漫着历史感的街道上。当时的学生领袖中没有女性。在当时的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女孩子们醒目地骑在她们的男朋友的肩头，但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学生大军中的“步兵辅助部队”。1968年的青年动乱在“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对性别歧视却并不关心。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不管是更加民主的学术环境、结束道德监察，或者仅仅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都是可及的。而且他们尽管拳头紧握、满口革命言辞，但并不具备实际的威胁性。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尽管具有神秘意味，令人不安，但只是给学生们的行动增添了一重光环：他们意外地触动了社会怨恨的爆发，但后人认为是他们预见甚至制造了这种爆发。
总的来说，与其他地方的和法国历史上的革命动荡相比，法国“五月风暴”和平得出奇。当时发生了大量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另外，在5月24日的“路障之夜”过后，有一些学生和警察受伤住院，但双方都相当克制。没有一个学生于1968年5月遇害；共和国的政治代表也没有遭到袭击，它的体制也从未受到任何严厉的责难，只有革命的发源之地——法国高等教育体制遭受到持久的内部破坏，信誉大受影响，但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改革。
1968年的激进分子模仿以往革命的风格和道具的程度，到了漫画般夸张的地步——毕竟他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但他们放弃重复以往的暴力。因此，法国1968年的“心理剧”（雷蒙·阿隆语）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神话，几乎立即成为怀旧的对象，一种时髦的斗争，它让生命、能量、自由等种种力量与同时代人的麻木、无聊做斗争。一些在“五月风暴”中突出的、受到大众推崇的人物从此走上了常规的政治生涯：阿兰·克礼文，当年魅力四射的托洛茨基派的学生领袖，在40年后的今天年纪已经60有余，是法国最老的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之一。在“五月风暴”中被驱逐出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则成了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市的市政委员，后来更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绿党代表。
但正由于1968年5月社会情绪的基调是非政治性的，一代人过去之后，法国有关“五月风暴”的畅销书都不是什么分析历史的严肃作品，更不是庄重的时代宣言，而不过是当代涂鸦和口号的汇集。脱胎于墙头涂鸦、布告栏和城市街道，这些充满巧智慧的“一句话文学”鼓励年轻人去做爱、寻找乐趣、嘲弄权威，总的说来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顺便改变世界。就像口号里说的：Sous le pavé, la plage（铺路石底下是沙滩）。1968年5月的口号发明者们从来没有请读者们去干任何严重伤害别人的事，甚至对戴高乐的攻击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老朽、障碍，而不是一个政敌。他们表达了一种烦躁和失望，但也明显地有一点儿愤怒。这场革命没有牺牲者，这就最终意味着它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
意大利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尽管在学生运动的言辞方面有一些表面的共同点。首先，意大利的冲突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60年代的上半期，由南往北的人口大迁移在米兰、都灵和其他的北方工业城镇产生了交通、服务、教育，特别是住房方面的需求，而这些问题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比其他地方来得都晚，跳出农业社会的过渡要远为突然。
因此，第一代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破坏，加上对现代性的不满情绪，两者重叠，产生了冲突。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他们通常来自南方，其中有很多妇女——从未被吸纳到工业化的北方那些历史悠久、由男性熟练工人所组成的工会。在历时已久的劳资紧张关系之上，现在又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多重争端。菲亚特汽车制造厂和倍耐力橡胶公司里的熟练工人有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他们在工作时间、工资差别、纪律措施等方面的管理决策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而那些非熟练工人只支持其中的一些目标，但反对另一些目标。他们主要反对的一点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计件工作指标、超强度的大规模机械化流水线，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意大利的战后经济变化是由几百个小型工程、纺织和化工公司，而在这些公司里，大多数员工对老板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体制上的反对能力。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福利国家仍然相当粗糙，一直要到下一个10年才逐渐成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60年代的社会动乱），很多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庭仍不能享有工作场所的权利或得到家庭福利（1968年3月发生过一次全国性大罢工，要求建立综合性的国家养老金制度）。这些问题不是传统的政党和左派工会能解决的。相反，他们当时主要的担心是老的劳工组织被这种新的、不受约束的工人力量所稀释。当女性半熟练工人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寻求支持、希望降低工作强度时，工会做出的反应是劝说她们去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此情况下，意大利社会矛盾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已有的左派组织，而是几个非正式的“议会外”左派组织。他们的领袖——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主张工人自治的学术界理论家，以及学生组织的发言人——很快认识到工厂里新的不满情绪的源泉，迅速将他们吸收进自己的组织。再者，大学本身的情况也完全相仿。那里同样存在着一股新增的、未经组织的力量（即大量的第一代学生），面临着极为糟糕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同样也有一帮长期以来拥有掌握决策权的旧式精英人物压在学生头上，在学生的工作量、考试、成绩和惩罚措施等方面恣意妄为。
从这一角度看，大中学校的管理者、那些成立已久的工会和其他专业组织和工厂车间一样，都是现实中的既得“客观”利益的受益者。意大利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这一事实并不妨碍这样的推理——作为知识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他们自视代表着比传统的无产阶级力量对权力和权威更大的威胁。在新左翼的思想中，一个组织的社会根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制度和权威结构的能力。讲堂和机械车间一样是开始活动的好地方。
在那些年里，意大利激进的政治形态变化多端，米兰的一所中学里流传的以下一系列要求对此有很好的反映。它宣称，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控制直至最终消灭分数制和不及格制度，由此取消学校对学生的选拔制度；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和得到有所保障的奖学金的权利；有集会自由；应该有晨间集会；老师应对学生负责；驱逐所有反动、专制的教师；自下而上地决定课程安排”。
60年代后期意大利的一轮抗议活动和破坏行动在1968年的都灵展开，当时学生反对将学校的一部分（理科科系）搬到郊区，这恰巧与当时正在巴黎郊区的农泰尔地区展开的抗议活动遥相呼应。与之同时的另一件事是在1968年3月，罗马大学学生暴动，抗议议会有关大学改革的议案，后罗马大学被关闭。但与法国学生运动不同，意大利学生运动组织者对于学术制度改革的兴趣并不强，他们更把自己看作与工人运动一体，就如他们组织的名称（例如“工人先锋队”、“工人权力”）所表明的。
劳工争端最早开始于倍耐力公司在米兰的几家工厂，从1968年9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11月（政府强制倍耐力公司接受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为止。对于学生抗议者来说，这是来自业界的类似行动，对他们是一种鼓励。1969年的罢工运动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年轻的意大利激进分子所产生的动员力量和政治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前一年在法国的短短一个月的抗议活动。那一年“火热的秋天”，小规模的工人组织进行了多次自发罢工和占领行为，要求有权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促使意大利一代学生理论家及其追随者认定，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是正确的策略。工人自治作为策略和目标，是通向未来之路。学校和工厂的改革不仅无法达到，而且也不理想。妥协就意味着失败。
为什么“非官方”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有如此转变仍是个值得争论的话题。通常采取传统的低调、随和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被指责在他们的“系统”内做手脚，寻求稳定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被左翼的批评家指责为“客观上的反革命”。而意大利政治制度本身就很腐败，而且似乎使变革难以渗透：在1968年的议会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选票都得到了增加，其他政党则处境很糟。但是尽管这一情况也许可以解释议会外左派的不满，它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人为何转而动用暴力。
“毛泽东主义”——或者说无论如何，那种对当时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迷恋——在意大利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普遍。接受了毛泽东主义的各种政党、团体和杂志——从它们坚持使用“马列主义”这一形容词（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受鄙视的官方共产党）即可分辨出来——在这些年里相继出现。它们受到中国“红卫兵”的启发，强调工人和知识分子利益的一致性。罗马和波洛尼亚的学生理论家们甚至模仿北京的教条主义者的论调，把学科划分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希腊语和拉丁语）、“纯粹意识形态”（例如历史学）和“间接意识形态”（物理、化学、数学）。
这种靠推断来产生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工人主义教条的结合，表现在《不断斗争》杂志和它的派别中。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刊名就是对它的宗旨的概括。《不断斗争》创刊于1969年秋，当时早已有充分迹象表明它的行动即将转为暴力。在1968年6月的都灵学生示威中有这样的口号：“反对工厂里的社会和平！”“暴力统治的地方必须使用暴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学、工厂的示威游行的暴力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暴力既是语言上的（“国家不要改，要砸！”），也是实质上的。当时意大利学生运动中传唱最广的歌曲就是《暴力》，真是贴切至极。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切所具有的反讽意味。正如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学生与警察在罗马博尔格斯花园里发生对抗之后所说的，阶级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颠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喊叫着革命口号，殴打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工资微薄的南部佃农的儿子。对于任何一个对意大利过去几年有着成年人记忆的人，这种转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1969年4月24日，他们在米兰贸易市场和铁路中央车站埋下了炸弹。8个月以后，在倍耐力公司的冲突得到解决、罢工结束之后，米兰喷泉广场的农业银行被炸飞。20世纪70年代初的那几年“紧张策略”开始了。
人们可以指责60年代意大利的激进分子遗忘了国家的近期历史。但是在联邦德国，情况恰恰相反。直到1961年，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知道是纳粹导致了战争和失败，但它真正糟糕的一些方面一直无人提起。那一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在法兰克福所举行的所谓“奥斯威辛审判”，终于迟到地将纳粹政权的邪恶行径带到德国公众的视线之内。在法兰克福，273名证人证明德国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所涉人员远远超过了被诉的23人（22名党卫军和1名集中营狱卒）。1967年，亚历山大·米茨切里希和玛格丽特·米茨切里希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无力哀悼》，指出尽管西德官方对纳粹所犯罪行承认不讳，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个人对此真正地承担责任。
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热衷于这种观点。一些有名气的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例如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罗尔夫·霍赫胡特、艾德加·赖兹等，都出生于1927年至1932年间，现在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作品集中在纳粹主义及人们对它的回避态度上。但是一群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后几年出生的一代，对此的态度更为尖锐。他们对之前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验，他们透过失败的棱镜看德国的过错，认为这与其说是纳粹主义的过错，不如说是波恩共和国的过错。因此，对鲁迪·杜契克（生于1940年）、皮特·施奈德（生于1940年）、古德龙·恩斯林（生于1940年）或是更年轻一些的安德里亚斯·巴德尔（生于1943年）和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而言，联邦德国战后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才是个问题。不带政治色彩、消费主义的、在美国保护壳下的联邦共和国不仅不完美，而且患有健忘症：之前它与其西方的主子串通一气，试图否认德国的历史，将历史埋葬在商品和反共宣传中。甚至连它的宪法内容都不够真实，正如法斯宾德所说的：“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被判给西部占领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赢得的。”
德国60年代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指责波恩共和国掩盖共和国建国一代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很多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的德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在学校里，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有关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知识（对魏玛时期也不甚了了）。如皮特·施奈德等人后来解释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一个空白基础上建立的真空里：即使在家里——事实上，正是在家里——也没人会去提“它”。
他们的父母，生于1910年至1930年间的德国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对此又稍感不安。正如阿登纳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望脱离与“德国性质”有关的一切事物。于是，在他们的子女眼中，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其道德传统的玷污。如果说有一代人的反叛是真正基于对他们的父母所代表的一切的排斥之上的——所谓一切，包括民族自豪感、纳粹主义、金钱观、西方、和平、稳定、法律和民主——那就是“希特勒的孩子们”，即联邦德国60年代的激进分子。
在他们眼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充满了自大和虚伪。首先可以证明的例子是《明镜周刊》事件。在1962年，这一德国主要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联邦德国国防政策的文章，暗示阿登纳手下的巴伐利亚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些不当行为。在阿登纳的授意和施特劳斯的命令下，政府袭击了报社，逮捕了出版人，大肆搜查了办公室。这种滥用警力以压制不利报道的无耻行径激起了人们普遍的谴责——即使是十分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也发文称“这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耻辱，因为没有了出版自由，没有了不可分离的出版自由，民主就无法存活”。
4年以后，在1966年12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选择了前纳粹分子库尔特-盖奥尔格·基辛格来继任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总理职位。这位新总理是交纳过12年党费的纳粹党人，因此他被选为总理的事实，被很多人认为无疑是表明波恩共和国毫不悔改的、玩世不恭态度的表现。如果政府首脑对自己曾经支持希特勒长达12年之久的事实不感到羞耻，那么当新纳粹主义组织再次在边缘政治中抬头时，谁还能把西德的忏悔和对于自由价值的承诺当回事呢？正如格拉斯在新纳粹主义抬头时给基辛格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的：
如果你在总理的职位上仍然不肯丢弃过去的沉重负担，那么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将如何才能反对那个在20年前死去、现在又以新民主党的形式复活的政党呢？
从1966年至1969年，基辛格担任政府首脑为时3年。在那几年里，德国的议会外左派（这是他们自称的）向大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年令社会党学生会振臂而起的一些问题，如今在西欧大陆各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拥挤不堪的宿舍和教室，遥不可及的教授，枯燥乏味的教学。但是那些年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联邦德国所特有的。最活跃的校园莫过于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于1948年，以替代被圈入共产党占领区的历史悠久的洪堡大学），很多学生都去了那里，以躲避征兵。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学生抗议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不仅表现了对联邦共和国的谴责，同时也表现了对其前身——纳粹的谴责。随着反“越战”情绪的升温，这种将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加以谴责的对象扩展到联邦德国的军事教父——美国。在少数激进分子口中，美国一直被称为“法西斯”，现在则成了更多人的敌人。确实，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罪行几乎代替了对德国自身的战争罪行的讨论。在彼得·魏斯1968年的剧作《越南话语》中，明确地将美国与纳粹相提并论。
如果美国比希特勒政体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US=SS（美国=党卫军），那么把德国等同于越南也只不过是一步之遥了：两个国家都被外国占领者分割，都孤立无援地陷于其他民族之间造成的冲突。这样的提法使联邦德国的激进分子同样地蔑视波恩共和国目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联盟及其以往与法西斯的勾结。更糟糕的是，它使左派激进分子得以重提当年的说法：德国人自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种论调一向与极右势力的观点一致。
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对“奥斯威辛一代”——60年代的德国年轻人——的愤怒情绪同屠杀犹太人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确实，他们同父母一样，一提到“犹太人问题”就感到心里极不舒服。他们宁可把这个问题放在“法西斯理论”课上去讨论，把纳粹的种族主义倾向模糊化，转而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系——以此来进一步讨论华盛顿和波恩。真正的“国家的镇压工具”是波恩的那些帝国主义走狗，其受害者是那些反对美国“越战”的人士。在这样的奇怪逻辑下，流行畅销的《图片报》（其前身是《先锋报》）对学生的政治活动采取尖刻的批评态度，把学生描绘成新“犹太人”，而纳粹集中营则成了对帝国主义罪恶的贴切比喻。在1966年，达豪的墙头被激进分子们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威辛。”
德国的议会外的左派因此与它的根基——反纳粹的主流——失去了联系。因为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与基辛格组成了联合政府，之前投身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火冒三丈，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边缘。他们的组织比欧洲其他地方的60年代的运动更明确地反对西方，特意选择了第三世界的名字，当然会包括“毛主义者”，还有“印第安人”和“梅斯卡勒罗人”一类的名字。这种对反西方的强调反过来促成了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异国特点的、相当怪异的反文化，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60年代的文化混乱中有一个比其他地方更明显的德国变种，它把性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德国激进分子组织（也包括奥地利，至少是维也纳）追随马尔库塞、埃利希·弗洛姆、威廉·赖希等等20世纪德国研究性和政治压迫关系的理论家，为裸体、自由性爱和反权威主义的儿童培养大唱赞歌。他们随意地将希特勒的性官能症大加宣传，认为它是纳粹主义的根源。另外，在一些团体中还出现了一种怪异而且恐怖的类比，将希特勒造成的犹太人受害者与60年代的年轻人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父母在性压抑的政府压迫下的牺牲品。
“一号公社”是一个毛主义小团体，它积极推动以性乱作为解放的途径。他们在1966年流传这样一张自画像式的照片：7个裸体男女手脚张开贴在墙上，注解是“光墙上的光身毛主义者”。照片后来于1967年6月在《镜报》上刊登。突出裸体的设计，显然是为了使人们联想起那些集中营里无助的裸体囚徒。看，照片说：先前有希特勒的受害者，现在有叛逆的毛主义赤身露体的革命者。如果德国人能够正视我们的身体所表达的真理，那他们也就能够正视其他的真理了。
这一“启示”——认为年轻人的乱性将迫使老一代人在性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从而对希特勒和其他一切事情上持同样态度——使社会党学生会领袖鲁迪·杜契克（他在此类事件中是一个传统的左派道德家的角色）站出来，将“公社分子”斥之为“神经病”。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本着好斗的、无政府的自恋，为了逗弄和震动资产阶级，而随意地将大屠杀和性暴露癖联系起来的做法，并非没有结果。“一号公社”的一名成员曾骄傲地声称他的性高潮比越南更具有革命意义，后来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东的游击队训练营里再次露面。从自我沉迷到暴力的路，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短。
1967年6月，在柏林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开枪打死一个名叫本诺·奥内佐格的学生。杜契克宣称奥内佐格之死是一次“政治谋杀”，号召民众群起讨伐。几天之内，联邦德国各地共有10万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几天后，一向批评波恩政府的著名批评家哈贝马斯警告杜契克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这是在玩火。他提醒社会党学生会说，“法西斯左派”与右派一样致命。那些动辄提到“潜在的暴动”与和平的波恩政权的“抑制着的宽容”的人，以及那些刻意用真正的暴力事件来挑动政府进行镇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次年的3月，随着激进的学生领袖们反复号召对抗波恩“政权”，而政府又威胁要对西柏林和其他地区的暴力挑衅行为进行报复，哈贝马斯（还有格拉斯、瓦尔泽、恩森斯伯格和霍赫胡特也随后加入）再次劝说学生和政府双方尊重共和国的法律，呼吁采取民主理性手段。4月份，杜契克本人为他所鼓吹的暴力冲突付出了代价，1968年4月11日，他在柏林被一名新纳粹分子枪击身亡。接着便是一连几个星期的暴动日子，仅柏林一地就死了两人，伤了400多人。基辛格政府通过了紧急法令（以384票对100票通过，其中得到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授权波恩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令实行统治，因此引发普遍恐惧心理，认为波恩的共和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像35年前的魏玛共和国一样。
德国学生政治中日渐趋于暴力的边缘组织，像社会党学生会中的激进派别“K小组”和“自治会”，很明显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通常都是“马列主义派”（即“毛主义”一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暗中接受民主德国或莫斯科的财力支援，尽管这一点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德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新左派与正统派共产主义保持着区别，后者在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但是像联邦德国的许多左派（其实不仅仅是左派）一样，激进分子们与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当时的民主德国，或是他们的德国祖先被赶往的更东面的一些地方，像东普鲁士、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毫不奇怪，他们父辈对于失去的在德国往昔的种种的怀念，在他们自己的梦想中留下了影子，向往着东面一个更好的德国。民主德国，尽管（或是由于）其压制的、实行审查制度的威权体制，对于彻头彻尾的年轻激进分子而言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它的一切都与波恩政府截然不同，而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
因此，激进分子们对联邦共和国的“虚伪”的憎恨，使他们很少会怀疑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人的说法，称他们正视德国历史，清除他们过去的法西斯德国。再者，将联邦德国同北大西洋公约国组织绑在一起、并将反共产主义当作其政治内容的核心，这本身也成为新左派的打击目标，特别是在“越战”的年月里更是如此，这就说明了新左派的“反反共”态度。强调“共产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罪行的视线。正如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在巴黎时所说，共产党人或许是“斯大林主义的坏人”，但是自由民主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德国左派对华沙和布拉格的普遍抱怨充耳不闻。联邦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脸，就像整个西欧一样，坚决地转向自己内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相当有局限性的：如果西方的青年人把视线投向外国，那也是因为外国的形象完全不受任何熟悉事物或信息的那种令人愤怒的限制。
60年代的西方人对于距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很近的各种外国文化所知甚少。1968年春，捷克改革运动正进行到高潮，鲁迪·杜契克到布拉格做了一次友好访问，他在那里坚称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敌人，让当地学生大吃一惊。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他们当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