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1971年
杀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格里·亚当斯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
这是铅一般沉重的时刻——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艾米莉·狄金森
朋克可能是为文化理论家们发明的——事实的确部分如此。
——罗伯特·休伊森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喧嚣平静下来以前，造就这份喧嚣的独特环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有史以来最昌盛的10年的最后3年里，战后的经济繁荣热潮结束了。西欧的“辉煌三十年”被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所替代，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和社会不满。60年代的大部分激进分子如同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放弃了“革命”，转而为自己的工作前景担忧。一些人选择用暴力对抗的方式；它们造成的损害和由这些行为导致的政府应对措施，引发了一些恐慌言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失控”。这种恐慌感被证明是夸大了的：西欧各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显示出了超出旁观者想象的应变力。但是，不可能再回到“一战”后最初几十年的乐观或幻想中了。
当两种外部打击使西欧经济几近停滞时，经济滑坡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度。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比价标准的美元，从此以后将随着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而促成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背上的沉重军事负担，以及不断增长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与美元挂钩的是金本位制，华盛顿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消耗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
美元自由浮动的决策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理性的。美国经历了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昂贵的拉锯战，并为此付出了举借外债的代价，已经不可能期望继续维持固定而又不断被高估的汇率。但是，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枚炸弹。如果美元的汇率出现浮动，必将导致欧洲货币的汇率浮动，那么战后精心构建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题。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希望它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网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之后几个月的混乱，两次接踵而来的美元贬值，以及1972年英国的英镑“浮动”（推迟带来了英国银本位制度这个古老而又不堪重负的角色的结束），1973年3月，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动汇率制。显而易见，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通货膨胀。由于1971年8月美国采取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允许放宽信贷、放任国内物价上涨和国内货币贬值，以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受控制的“符合凯恩斯理论的”通货膨胀会是成功的——除了在联邦德国，因为自古以来德国人对物价上涨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与排斥。但是美国退出固定汇率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货币投机，而国际浮动汇率协定对此是无力限制的，这又破坏了各国政府为操纵本国利率和维持本国货币价值所做的努力。货币贬值了。随着货币的贬值，进口货物的成本相应增加：1971-1973年，世界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70%，食品价格上涨了100%。就是在这种已经很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经济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历上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24小时内宣布削减石油开采量；因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10天后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将石油价格提高70%。第四次中东战争于10月25日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停火而告终，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满并没有随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产油国联合起来再次提高油价，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两倍多。
为了了解这些变故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回顾一下石油价格的变化尤其重要。与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初级商品不同，石油价格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几乎保持不变。一桶沙特阿拉伯的轻原油在1955年的价格是1.93美元，到1971年1月上涨到2.18美元。去除那些年的货币通货膨胀因素，油价实际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并不希望其成员国将石油储备当作政治武器。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依赖这一充足而又廉价的石油产品——它同时又是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石油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断稳步增加。1950年，西欧能源消耗总量中的83%是固体燃料（绝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体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别是29%和60%。1973年，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赖进口石油；而葡萄牙则达到80%。英国曾因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而一度自给自足，但它的石油开采也只是于1971年才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欧出现了消费热潮，上百万辆新的汽车开上马路，它们的动力供应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电，尽管那时——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可以使用核能发电，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和依赖。
至此，进口燃料的价格是以美元的固定汇率来定价的。因此，变化浮动的汇率和石油价格上涨变成空前的不稳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的上涨是稳定而温和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仍然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非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961-1969年稳定在3.1%，1969-1973年是6.4%，1973-1979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是11.9%。这只是整体数据，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稍有不同：1973-1979年，联邦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7%，而瑞典是联邦德国的两倍。法国在那些年当中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0.7%，意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则超过了18%。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却超过了24%。
此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但是这对于经历过50年代和60年代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人民来说，的确是新的体验——对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伴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伊朗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造成了石油市场的恐慌，石油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涨了150%，70年代的通货膨胀使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而痛苦的生活。在过去，通货膨胀与增长相关联，通常是由于增长过快。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通货紧缩：由于过于刚性的货币以及政府和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不够，导致物价和工资水平下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们在传统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释现实的答案。
相反，西欧国家开始经历所谓的“滞胀”：在出现经济滑坡的同时，工资和物价出现膨胀。现在来回顾这种情况，不会像当时那样令人惊奇。到197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生产行业的移民潮已经结束；不再能吸收到“闲散人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100%就业仍然是欧洲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标准。到1971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3.6%，法国的失业率只有2.6%。但是，这意味着有组织的、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和雇主们讨价还价的工人们现在面对的是雇主们的利润率开始缩水。
自从1971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工人代表们要求提高工资并获得其他经济方面的补偿。即便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实际的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利润不断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资。战后经济复苏激发的投资热情一点点被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所吞噬。由于中东危机，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并存。
对比过去的经济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更显得糟糕。参照历史标准进行比较，该时期西欧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不是特别低，处于英国的1.5%和挪威的4.9%之间，实际上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13-195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3%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差别却很明显：从1950-1970年，法国的年均增长率是5%，联邦德国将近6%，即使是英国也维持了超过3%的年均增长率。与其说不正常的是70年代，不如说是50和60年代。
然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竞争压力不断加剧、进口商品（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断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开始稳步而无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占全部劳动力的7%，意大利为8%，英国为9%。比利时、丹麦等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失业率比30年代的联邦德国相似，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问题更严重。
经济衰退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对各种“外国”工人的冷遇。虽然对制成品的需求锐减，但是官方公布的联邦德国失业率（在1970年接近为0）却没有达到8%，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失业的工人并不是德国人，因此不被官方统计在内。例如，当奥迪公司和宝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员时，首先被解雇的便是“外来工人”。失业的宝马公司员工中有4/5都不是德国公民。1975年，联邦政府永久性关闭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征募劳工办事处。联邦委员会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条款第1条”中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做回国准备”。
很多外来工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1975年，29万名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德国，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同年，20万西班牙人回国找工作；而意大利的移入国内者人数首次超过移居外国者人数，很快在希腊和葡萄牙也出现这种情况。70年代中期，将近30多万移居外国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尔干半岛，但是那里的就业状况并不比在德国或者法国乐观。北欧的就业危机转嫁到了地中海地区。同时，法国严格限制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人民入境，英国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排斥南亚次大陆的有移民倾向的人。
结构性失业、上涨的石油进口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下降的出口，导致了席卷西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危机。即便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和出口业领头羊的联邦德国，也没能幸免。在1973年一年之内，它的贸易支付由94.8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变成了6.9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英国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到1976年12月，开始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以至于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为其做担保。其他国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国的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而且此种状况持续了近10年。意大利和英国一样，不得不在1977年4月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于英国实行的一些不受欢迎的国内政策，它的领导人将其归咎于“国际力量”。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同通货膨胀本身，预算不足和支付赤字并不是生来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通过自身的消费”摆脱经济不景气的一种似非而是的办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得不堪重负。正如英国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沮丧地对他的同僚们所说：“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诉你，现在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放宽贸易政策来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做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最近一轮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已经将工业税率调到了历史低点。如果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重新引入竞争保护的压力。
20世纪70年代的决策者们面临的选择具有更加复杂的因素。环境和时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政府的软弱改良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西欧进行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几年前曾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浓烟工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如果钢铁工人、矿工、汽车制造工人和纺织厂工人都开始失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期性的地方经济低迷，也不仅仅是石油危机的附带后果。古老的西欧制造业经济正在消失。
尽管多年来决策者们一直试图忽视这些迹象，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采煤业达到最高产量以后，煤矿工人的人数一直稳定下降：在比利时南部桑布尔-默兹山谷矿区，1955年的煤炭开采量为2 050万吨，1968年下降到只有600万吨，而10年之后的开采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955-1985年间，比利时有10万名矿工失业；与采矿业相关的各种相关贸易也相应受到影响。英国的采矿业损失更大，经历的时间也更长。在1947年，英国自称拥有958个煤矿；然而45年之后只剩下50个了。采矿业工人的人数从71.8万下降到4.3万，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1975-1985年这10年期间。
作为欧洲工业另一个主要行业的钢铁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因为钢铁不像煤炭那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所以对它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工业生产的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钢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而生产成本较高的欧洲钢铁产品市场受到的冲击较大。从1974-1986年，英国有16.6万名钢铁工人失业（尽管在1986年，英国的主要钢铁生产商——英国钢铁公司取得了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造船业、汽车业和纺织业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影响。在英国最大的纺织品和化工联合企业考陶尔兹公司在1977-1983年间裁员50%。
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几乎所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骤增。在1973年之前，煤炭、钢铁等行业开始进行改革；之后扩展到化工、纺织、造纸和消费品行业。欧洲所有国家都元气大伤：1973-1981年间，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集聚的英国西部内陆，有1/4的工人失业。在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工业区，有28%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同年，联邦德国纽伦堡的产业工人失业率更高达42%。意大利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自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换为自动化生产后，3年之内工作岗位减少了6.5万个（工作岗位总共是16.5万个）。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产业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40%，但是25年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1/7。
在过去，规模如此庞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经济转变必将导致极大的社会创伤以及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许还包括当时人民政治热情的低迷——没有太多的示威抗议，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这并非说它们是不存在的。1969-1975年间，西欧的产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静坐、罢工和向政府请愿等活动，活动遍及西班牙（1973-1975年，西班牙产业工人的罢工达到150万个工作日）和英国，英国煤矿工人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举行了两次大罢工，迫使紧张的保守党政府推迟几年关闭主要煤矿，甚至同意给所有工人都提高津贴。
采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许是当时最著名和最绝望的有组织的抗议者，但他们并不是最具有斗争精神的。传统行业的工人人数不断下降，抗议力量由工会运动转向服务行业联盟组织的运动，而且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意大利，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传统行业的成员不断减少，教师和公务员组织的规模和战斗力量不断增强。老的工会对工人失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绝大部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尽可能避免公开的冲突。好斗的协会组织，法国的“工人力量”，英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全国协会”、“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和“科技与管理人员协会”，斗志昂扬地继承了青年人和失业者的事业。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对就业和工资保障的强烈要求，欧洲领导人最初参照了过去的经验。他们与英国和法国强势的工会代表们协商通货膨胀中工资的解决办法。在意大利，工资和物价与按照标定指数系统的相同比率挂钩，称之为工资指数等级系统，自1975年开始实施。不景气的行业——特别是钢铁行业——由国家接管，与战后首轮国有化的做法类似：在英国，通过1977年制订的“钢铁计划”，统一规定钢铁价格，取消了价格竞争，挽救了整个行业；在法国，洛林地区破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国家的工业中心重新组合成为由政府给予保障的国有联合公司。在联邦德国，联邦政府也参考类似形式，鼓励私人企业合并而不是国家控股，同样达到了企业联盟的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鲁尔煤矿控股公司的产煤量占到鲁尔地区产煤总量的95%。
通过直接的工资补贴（支付一定金额给雇主，使其不解雇富余的工人）以保留工人的工作岗位，以及制定限制第三世界国家产品输入本国的保护措施，法国和英国的国内纺织行业得以存活了下来。在联邦德国，波恩政府采取措施，工人们实行半日工作制，减少了80%的工资成本。瑞典政府则直接资助虽不赢利但政治敏感性高的造船业。
各国对付经济萧条的对策各不相同。法国政府采取了微观经济干预措施，确定各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给予它们合同、资金和信用担保方面的支持；英国财政部继续宏观经济调控的老传统，采取调整税收、利率和再补贴等方面的措施。令人惊奇的是政策方面的变化很少。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意大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英国的各党派政治家们起初本能地听取了战后多数人的呼吁：尽可能消除失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失业人员转换工作岗位，为不景气的私营和国有企业提供现金补贴等。
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确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程度已经大于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失业给人和政治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制度来缓解。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通过对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定一些国际协定，以代替美国政府抛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2年，欧共体原六国开始构筑“蛇形浮动汇率制”，规定缩小欧共体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只允许波动1.125%，总波幅为2.25%。这个波动幅度比欧共体以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少一半。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先加入“蛇形浮动汇率制”，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政府由于无力或者不愿顶住国内货币贬值的压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让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法国也曾经两度加入和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状况。
1978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呼吁建立一种更严格的制度以取代“蛇形浮动汇率制”，这就是“欧洲货币体系”（EMS）。每一成员国的货币都以欧洲货币单位（ECU）定出一个固定汇率，共同对美元浮动。由于马克既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又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人们便常常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与马克汇率的波动，作为中央银行干预的标志。成员国要致力于控制国内经济以维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位置。这是德国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德国马克至少在欧洲已经取代了美元。
有些国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英国，因为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正确地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将阻碍英国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而加入的国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看到。在过去，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硬钱”策略，坚守金本位制或者不愿意降低利率，那么它必须对它的选民们有所交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状况是，无论是英国政府、瑞典政府还是意大利政府，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或者持续下降的工业生产值问题，或者通货膨胀导致的工资增长，它们都只能无望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例，或者事先协商好的欧洲内部汇率的威力，并逃避责任。此举在战术上的受益是明显的，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欧洲国家不能解决就业、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成员国必将觉得遭到背叛而变得非常愤怒。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政府领导人的本能反应是缓和蓝领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先例证明他们最有可能激发全社会范围的抗议。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反对者却不是他们。赋税沉重的中产阶级——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白领雇员、小商人和个体户——在重压和忧虑之下，迅速转化为对政府的反抗者。
毕竟，现代福利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当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体系开始解体时，由于通货膨胀蔓延，由于以税收补贴衰退的工业，也由于因为预算和财政限制而减少甚至取消社会公共服务，他们觉得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感觉上当受骗。如同过去一样，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而导致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感受最深刻。
中产阶级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难“管理”的。20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的民主党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首先，20世纪60年代破除旧习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来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兴奋的、充满信心的日子，现在却越来越像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兆。接踵而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多的焦虑，然而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的确，欧洲政府领导人表现出了对时局的失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大众担心的根源——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缺点带来的好处。70年代中期，时任倒霉的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叹着充斥在欧洲大陆的数以亿计的欧洲美元，“那些不愿露面的人不断地将自由资金像原子云一样积聚到欧洲市场，以规避国家政府的管制”。这正是他们的杰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的政党正是因为对手——保守党成员——无力消除公众的不满，而在1974年成为执政党，但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即被指责为无能。
在英国，甚至有些传言涉及民主机构应对现代危机的能力低下，涉及媒体对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专家与“社团主义者”合并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推测。在那些年里，英国一部分高级政治人物就像戴高乐（在1968年5月）一样，认为同警察和军队领导人会见是一条谨慎的措施，以确保一旦发生公众骚乱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在从来不怀疑议会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战后经济明显的衰退以及传统选民的不满，都给战后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带来困扰。
在这些模糊而活跃的疑虑和幻象背后，存在着非常真实而又在那时看来是一触即发的危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国内冲突并不多，公开的暴力事件也很少。在东欧、欧洲的殖民地地区、整个亚洲、非洲和南美地区，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斗争和谋杀不断升级，从朝鲜到刚果有上百万的士兵和平民被杀。美国本土也发生了三次政治暗杀和不止一次的暴力流血事件。但是相比之下，西欧各国却平和安定。
欧洲警察也殴打或枪杀平民，但是通常只是针对外国人，所谓的深肤色的人。除了偶尔与共产党的示威者发生冲突，西欧的军队很少被政府召集起来镇压暴力反抗，即便是有暴力事件，也是他们自己内部所为。按照两次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标准衡量，欧洲的城市是相当安全的，这一点经常被评论员用来强调和对比欧洲社会的井然有序和美国城市疯狂而冷漠的个人主义。至于60年代的学生暴动者，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欧洲的青年人可能会参与革命，但大部分是出于展示或炫耀自我。“巷战者”的实际危害性很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途突然一片黑暗。如同东欧在前苏联入侵布拉格之后，在苏联政党领导人兄弟般友爱的拥抱下几乎窒息，西欧也逐步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挑战并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政府对这些年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优势非常高兴：水门事件和西贡“沦陷”决定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然而苏联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中东危机中没有受到损害。但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英译本问世而在1974年2月被强行驱逐出苏联，之后几年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以及所谓越南“船民”遭遇等，都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破灭。
除了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例子，右翼复兴的可能性也不大。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选举的得票率从来不曾超过6.8%，它在任何场合都从不关心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一个合法政党。联邦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太注重外部形象，而与比利时、法国或者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一样，他们在选举方面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简而言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他们在西欧都没有前途。国内和平的真正威胁来自其他方面。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社会面临两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是病态的，源自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但是它以很现代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在北爱尔兰的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科西嘉岛等等，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转变成暴力反抗。这对欧洲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比利时佛兰德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意大利上阿迪杰（即以前的南蒂罗尔）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长期以来不满他们的被“征服”，他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如胡写乱画、示威、袭击、投炸弹甚至损毁投票箱等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但是，到1970年，南蒂罗尔问题通过建立双语自治区的方式解决了，除了最偏激的批评家，大家皆大欢喜；尽管佛兰德斯的“弗兰芒人民联盟”和“弗兰芒团”的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从法语区的瓦龙独立出来的最终目标，然而佛兰德斯的前景和影响深远的使比利时联邦化的立法，使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要求：佛兰德斯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从被社会遗弃者的报复运动，转变为因讲荷兰语的纳税人不愿资助失业的瓦龙钢铁工人（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而导致的反抗。但是，巴斯克人和阿尔斯特天主教徒的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乡村地区总是令元首佛朗哥特别忿怒：一方面是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与共和党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巴斯克独树一帜，这与根深蒂固的国家集权意识和西班牙军队的自我约束观念背道而驰。在佛朗哥执政期间，一切具有巴斯克特色的东西都遭到压制：语言、习俗、政见等等。和他自己的极权本能相悖的是，这个西班牙独裁者甚至赋予纳瓦拉（该地区要求独立自治的呼声远不如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强）权利、特权和独立的立法权，他的目的很简单，仅仅是为了向邻近的巴斯克证明他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佛朗哥的统治激发了现代巴斯克人的恐怖行动，尽管他们的发言人和拥护者总是声称这缘于他们更深的、破灭的独立梦想。埃塔（ETA，即“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成立于1958年12月，旨在领导武装斗争，争取巴斯克的独立。它从早期的地下组织发展起来——后来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思想和理论——与国外类似的组织建立联络，那些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武器、培训、避难所以及出版物：德国的巴德迈因霍夫集团、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国的秘密军队组织（OAS）等等都在其中。
埃塔以及它的支持者、成立于1978年的独立政党“埃里·巴塔苏纳党”的战略是直接的武装暴力行为：关于巴斯克归属西班牙的问题，它提出的条件高到令政府无法忍受。但是，像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埃塔也有统治整个国家的野心。用佛朗哥自己很喜欢的方式，天主教徒和恪守道德的埃塔激进分子袭击的目标不仅仅是西班牙警察（第一个受害者于1968年6月被杀）、温和的巴斯克警察和名人，还包括本地“西班牙式的”颓废的标志：电影院、酒吧、迪斯科舞厅、毒品贩子等等。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埃塔的活动遭到严厉的镇压，但是政府越是镇压，他们的活动越猖獗：20世纪70年代初，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末期，驻扎在巴斯克的西班牙武装警察达到全国警察总人数的1/4。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埃塔组织于1973年12月20日在马德里暗杀西班牙首相、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仅仅9个月之后，他们又在首都实施炸弹袭击，导致12名平民死亡。1975年9月，在佛朗哥去世前不久，5名埃塔成员被处死，但是这并没有威慑到该组织的恐怖活动。而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转机。
埃塔组织和它的支持者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按照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之后的宪法规定（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通过1979年全体公民投票决议，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只是自治区的地位。因为失去了满足于地区自治及语言和文化自我表达的温和同情者的支持，愤怒的埃塔组织加紧了炸弹袭击和暗杀等恐怖行动。在1979-1980年，该组织杀害了181人；在接下来的10年间，平均每年都有34人被杀害。但是尽管这样，西班牙的民主政治根基还很脆弱，埃塔和它的政治同盟们也没能把他们的恐怖运动转变为政治优势：他们曾鼓动一小撮右翼军官以法律、秩序和国家统一的名义阻止1981年2月的议会会议，结果以惨败收场。
埃塔的影响力之所以有限，是因为除了其疯狂杀人造成了广泛而又非常恐怖的后果外，还因为大部分巴斯克人的身份。的确，很多“巴斯克人”并不是真正的巴斯克人。20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经济改革，以及国内外大量移民的涌入所造成的巨大变化，是老一代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狂热的青年追随者们感受不到的。到80年代中期，在巴斯克地区，父辈是巴斯克人的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祖辈是巴斯克人的就更少。许多人把埃塔和埃里·巴塔苏纳党当作他们幸福生活的一个威胁。
由于埃塔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脱节，使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极端。借用乔治·桑塔亚那对“狂热”一词的定义来说就是：忘记了目标，再加倍努力。埃塔组织通过犯罪和敲诈勒索获得有限的资金，它的运作日益受到限制，只能在法国西南的巴斯克边境活动，偶尔去杀死一名政客或乡村警察，但是它毕竟生存了下来。然而，它在煽动巴斯克人支持政治独立的情感和威胁西班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埃塔最大的“成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恐怖活动促使社会党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同意“反恐怖主义解放组织”非法进入法国，以铲除埃塔组织，在1983-1987年期间，26名埃塔组织成员被杀。冈萨雷斯的这一决定，多年之后才被公之于众（参见本书卷四第4章），给西班牙佛朗哥之后的早期民主立宪制投下了阴影；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这算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有争议性的温和回应。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方法和对外宣布的一些目标上与埃塔类似。正如埃塔寻求巴斯克地区摆脱政府统治从而脱离西班牙，爱尔兰共和军也寻求北爱尔兰地区不受政府统治从而独立于英国，并且统一北爱尔兰的6个省和爱尔兰其他地区。但是，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既然独立的爱尔兰是早已存在的，分裂者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给支持者们提供一个实际的国家目标。在另一方面，北爱尔兰的社群不止一个，两者之间的差别由来已久。
像法属阿尔及利亚一样，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既是一个残留的殖民地，又是英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2年，当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爱尔兰地区，将它交还给爱尔兰人时，它有足够的理由把岛上的6个郡保留下来。这些郡的绝大多数新教徒对英国王室非常忠诚，不愿意接受爱尔兰共和国的统治，也不愿意融入一个由主教支配的半神权政治的共和国。不管他们在公共场合说些什么，新组成的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们并非总是不愿放弃巨大而且团结的新教徒社区。但是对于爱尔兰的一小部分民族主义者而言，对他们的放弃就意味着是一种背叛。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下，他们继续要求统一整个爱尔兰岛——如果需要的话，会采取暴力的形式。
这种状况大致维持了40年。到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都柏林政府的官方姿态和联邦德国波恩政府的态度相似：愿意接受国家的重新统一，但同时希望统一的日子无限期地推迟。同时，继任的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选择尽可能对阿尔斯特的动荡局势视而不见，那儿占多数的新教徒通过不公正立宪、政治代言制、对雇主的宗派性施压，以及垄断例如公务员、法官，特别是警察等重要职位的渠道，控制了当地的天主教徒。
如果说英国本土的政治家宁愿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保守党依靠“统一党”人士（可追溯到19世纪主张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运动）来争取至关重要的议会席位。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让阿尔斯特成为英国领土完整的一部分。而工党与贝尔法斯特强大的造船业工会和联合行业工会组织一直关系密切，那里的新教徒长期以来享受着优厚待遇。
最新的观察资料显示：北爱尔兰派别林立，情况非常复杂。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表现在公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到死亡，贯穿在教育、居住、婚姻、就业和娱乐等。这种矛盾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17和18世纪。在局外人看来，与此相关的争执和胜利也许具有荒谬的仪式性，然而这背后的历史都是真实的。但是，尽管爱尔兰共和军尽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它的政治理论，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阶级区别。双方都有工人和牧师——在更小范围内还包括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专业人员。
而且，很多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对立即摆脱都柏林政府的统治并没有迫切的愿望。在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仍然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北部的生活水平尽管比英国大部分地区要低，但还是要高出爱尔兰的平均水平。甚至对天主教徒来说，阿尔斯特有更好的经济状况。同时，新教徒坚定地与英国保持一致。这种情感并没有得到英国其他地区的回应，他们对北爱尔兰考虑甚少。20世纪60年代末，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阿尔斯特的传统工业开始衰退，英国政府的决策者很清楚，广大新教徒蓝领工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尽管这样，还远远不能认为几十年以来英国政府对阿尔斯特问题不予关注。
爱尔兰共和军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政治派别，它公开指责爱尔兰共和国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没有彻底实现将爱尔兰变为一个特别的、激进和统一的国度的期望。然而，爱尔兰共和军观念模糊的、不合时宜的理论对年轻一代士兵毫无吸引力（包括在贝尔法斯特出生的17岁的格雷·亚当斯，他于1965年入伍），他们对行动的兴趣大过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且组成了自己的组织，即秘密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大部分从德里和贝尔法斯特招募而来，加入到席卷北部的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示威游行的潮流中，向位于斯托蒙特城堡的阿尔斯特政府要求迟迟未到的天主教徒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的是政府的不妥协和警察的暴力镇压。
接下来的30年里笼罩北爱尔兰——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英国——公众生活的“阴影”是德里的街头战争，它伴随着1969年7月传统的“学徒游行”，高调纪念281年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和天主教的失败。面对不断升级的公开暴力和天主教领导人要求伦敦干预的呼吁，英国政府派出军队行使这6个郡的警察职能。派出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在英国本土招募的，他们没有严格的党派背景，因而不像当地警察那么残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出现也凸现了新成立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核心愿望：作为在爱尔兰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整个爱尔兰岛的第一步，英国政府和它的部队必须撤离阿尔斯特。
英国军队没有撤离。他们该怎样离开也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建立社区间的相互信任、各省自主管理的各种尝试，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相互怀疑和对峙。天主教徒即使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极端武装分子，也早就怀疑阿尔斯特新教徒领导关于分享权力和公民平等的诺言。后者总是不愿意对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做出实质性让步，他们现在真正开始害怕这些不妥协的新教徒武装分子。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军队的介入，这个地区的公开内战将更加严重。
英国政府因此被拖下水。起初，伦敦政府对来自天主教的改革压力持同情态度，但是，1971年2月一名英国士兵被杀后，伦敦政府就出台了不经审判便可以拘禁的条令，形势迅速恶化。1972年1月是一个“血腥星期天”，英国伞兵在德里大街上向人群开枪，打死了13人。同年，在阿尔斯特，146名安全部队队员和321名平民被杀，将近5 000人受伤。由于新一代的殉道者和对手的固执，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组织的活动持续了30年，在此期间，阿尔斯特和英国大陆大量的士兵和平民被枪杀、被炸死或致残。试图暗杀英国首相的事件不止一次地发生。当时即使英国政府希望与阿尔斯特划清界限（许多大陆选民都希望这样），他们也做不到。1973年3月的公民投票以及后来的民意测验显示，占压倒性多数的阿尔斯特人民希望继续保持与英国的联系。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并没有使爱尔兰得到统一。它没能将英国人赶出阿尔斯特，也没有动摇英国的政权，尽管谋杀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的事件（特别是蒙巴顿勋爵，他是前印度总督，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教父）改变了公众对爱尔兰海两岸局势的看法。但是爱尔兰人的“麻烦”将英国人民的黑暗生活推进到更加水深火热的地步，给当时“失控的政府”的论调火上浇油，同时也终结了20世纪60年代的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时代。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和开始觉醒的新教准军事部队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以确定合法解决方案，英国政府对此从一开始就乐意让步，然而到这个时候，已经有1 800人在战争中丧生，20%的阿尔斯特家庭有人在战争中受伤或者被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欧洲其他“病态、反常”就算不上什么了，尽管它们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个自称“愤怒旅”的组织代表没有议会席位的失业者，于1971年在伦敦周围放置了炸弹。瑞士的汝拉地区讲法语的分裂主义者模仿爱尔兰共和军的战略，在1974年因抗议被强制合并到（讲德语的）伯尔尼州而发生暴动。在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地区的布里克斯顿，暴动的人群纷纷与警察发生冲突，争夺“闲人免进的”城市贫民窟的控制权。
如同我所指出的，这样的抗议和行动是政治上的病态：不管它们的形式有多么极端，它们的目标是相似的，采取的策略也是功利性的。他们尝试要获得些什么，而且根据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如果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停止行动。埃塔、爱尔兰共和军和他们的模仿者们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他们不是没有理性的。为了保住他们的目标，哪怕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组织都以在适当的时候与对手谈判而告终。但是，这种思维对再一次发起暴力的领导者来说没有半点儿影响。
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20世纪60年代无处不在的激进理论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比较特别的两个国家，可自圆其说的激进主义促成了一小部分以前的学生激进分子醉心于改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始“揭示”西方民主政治中强制性宽容的“真实面目”。他们推断，如果大力施压于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议会政府，那么它将被剥掉合法的掩护，露出真面目。面对压迫者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将在阶级斗争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尽管它迄今同自己的利益“异化”，成为对形势“错误认识”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给了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恐怖主义组织太多，同时也太少的理据。大部分青年男女投身到恐怖组织，不管他们多么熟悉暴力合法性的词汇，却很少有人做归纳和总结。他们是恐怖主义的实践者。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联邦德国，投入到给他们灌输对联邦共和国仇恨情绪的情感能量，比投入到19世纪激进主义滥用的修辞里的更深、更阴暗。摧毁父辈的安全和稳定体系，是更加广泛的怀疑论的极端表达。所以，“革命恐怖”在德国和意大利采用它最危险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
议会外政治和直接的暴力之间的联系，早在1968年4月就在德国出现了，当时4名青年激进分子——包括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古德龙·恩斯林——因涉嫌在法兰克福两个百货大楼纵火而被捕。两年后，巴德尔在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策划和领导的武装袭击的帮助下从监狱逃跑。迈因霍夫和巴德尔发表“城市游击队宣言”，宣布组建“红军旅”（缩写为RAF），他们的目标是用武力推翻联邦共和国。这个首字母缩写词RAF是特意选择的：正如英国的皇家空军空袭德国纳粹分子，人们俗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也将用炸弹和子弹迫使英国政府投降。
在1970-1978年，红军旅及其分支机构采取或有意、或随机的恐怖行动策略，杀害士兵、警察和商人，抢银行，绑架主流政治家。在那些年里，在这类恐怖活动中，他们除了杀死28人、打伤93人，还绑架了162名人质，抢劫30多家银行——这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活动经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在成立初期，他们还将驻扎在德国的美国陆军基地作为目标，杀死、打伤一些美国士兵，尤以1972年春末为甚。
在恐怖活动最猖獗的1977年，红军旅绑架并杀死了戴姆勒-奔驰公司董事长、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刺杀了联邦德国联邦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尤尔根·蓬托。不过，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了。迈因霍夫于1972年被捕后，于1976年5月在斯图加特的监狱里自杀。尽管有传言说她是被政府处死的，但是很显然她是上吊身亡。1972年，巴德尔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交战中被抓，并被判终身监禁，他于1977年10月18日在狱中自杀。同一天，古德龙·恩斯林和另外一名恐怖分子也双双在狱中自杀。他们的地下组织一直维持到80年代，但是恐怖活动减少了很多：1981年8月，他们对驻扎在联邦德国拉姆施坦因的美国空军总部实施炸弹袭击；9月，他们又试图刺杀美国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结果却失败了。
由于德国的地下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它取得的战绩只能根据它破坏德国的公众生活和共和国机构的程度来衡量。从这方面来看，它显然是失败的。当时最著名的政府打击行为是197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的《禁止从事公共职业法令》。该法令规定所有从事危害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不得承担公共职务，它的目的显然是将左、右翼极端分子的支持者排除在政府敏感职位之外。在一个早已与公众利益一致的文化背景下，它当然激起了对审查及其更恶劣后果的恐慌；但是这还不是那些批评家们所担心的独裁统治的前奏，也不是他们希望的极限。
左翼恐怖主义分子或复兴的新纳粹右翼分子在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制造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0多人受伤，但这都没有造成联邦共和国时局的动荡不安，尽管他们的确煽动了保守派政治家限制公民自由和“加强”秩序。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其他方面都很守法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对“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广泛同情。
当地人民同情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对德国失去的往昔的怀旧之情不断增长。人们觉得德国似乎“被双重剥夺了”：被纳粹分子剥夺了值得尊敬的“有用的”过去；被联邦共和国剥夺了美国监管人强加给德国的虚假的自我形象。用电影导演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在“精神上被剥夺和被放逐了……我们生活在没有家乡、没有‘故土’的国家”。明显带着德国极端左翼恐怖主义气息的民族主义者以美国占领军、多民族融合以及“国际性”资本主义秩序为目标，敲响了警钟，如同恐怖主义分子宣称的：德国人成了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被其他国家操纵的牺牲品。
同样是在这些年，大量探讨这个国家充满疑问的历史和身份的电影、演讲、著作、电视节目和公共评论蜂拥而出。正如红军旅——可以说是通过代理人——所宣称的“对法西斯主义开战”那样，联邦德国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也为了掌控真正的德国传统而斗争。与西贝尔伯格同为电影导演的艾德加·赖兹导演了一部非常受欢迎的16小时的小型电视连续剧：《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它讲述了居住在莱茵兰-巴拉丁州的亨斯吕克乡村的一家人的故事，通过一个家庭成员的叙述，回顾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当时德国的当代史。
在赖兹的电影里，战争之间的和平岁月是沐浴着浓浓晚霞的甜蜜回忆，即使纳粹猖獗时期也不能打破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另一方面，战后联邦共和国的美国化遭到了愤怒而冷漠的鄙弃：它的重物质利益而轻国家价值，它对历史传统的破坏，都被描述为对个人价值和社会的强烈腐蚀。如同在法斯宾德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的女主角“玛利亚”为成为牺牲品的德国履行义务，但是很显然，《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却相当怀旧，甚至蔑视和憎恨外国价值，渴望“深沉的德国人”迷失灵魂的回归。
赖兹如同西贝尔伯格和其他导演，对1979年首次在德国电视台播出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公开表示蔑视。如果要描写德国的过去，不论有多么痛苦，应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做。赖兹写道：“最极端的剥夺过程是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剥夺。美国人通过《大屠杀》偷走了我们的历史。”对德国的过去运用“商业审美”的方式，是控制德国历史的美国做派。德国导演和艺术家为反对美国的粗劣作品而进行的斗争，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赖兹和法斯宾德都是《德国之秋》的导演之一。它集纪录片、影片片段和人物专访为一体，拍摄于1978年，涵盖了1977年秋天发生的所有事件，特别是汉斯-马丁·施莱尔的被绑架和被谋杀，以及后来巴德尔和恩斯林的自杀。这部影片因对恐怖主义同情的语言而引人注目。通过细心的剪接，联邦共和国传承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家族特征。“资本主义”、“利润制”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同样应该受到谴责，也都无可辩解，恐怖主义以现代反抗者的面貌出现：现代的安提戈涅们凭良知反抗政治压迫。
《德国之秋》运用了很多电影手法。它像当代其他德国电影一样，把联邦德国描述成一个像纳粹主义极权的国家，只是在镇压和暴力程度上（还没有揭露过）有所不同。一个当时仍然被关在监狱的、有点儿悔改之意的恐怖分子豪斯特·马勒对着镜头解释说，1967年发生的国会反对派的反抗，是本该在1945年发生而没有发生的“反法西斯革命”。地下青年激进分子进行着反抗德国纳粹恶魔的真正斗争——虽然采用的是引人注目的纳粹似的方式，这是马勒无法解释的一个矛盾。
《德国之秋》中对纳粹主义的暗示，在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恐怖行动的告白书中已经变成了明示。如同哲学家戴特勒夫·哈特曼在1985年所言：“我们可以从金钱、技术和纳粹帝国主义新秩序的消亡这三者明显的联系中了解……（怎样）揭开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新秩序’上的摧毁文明的技术的面纱。”就是这种很容易产生的思想变化——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而德国人是这两者的牺牲品的想法——有助于解释德国激进左翼分子对犹太人问题上明显的麻木不仁态度。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袭击了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并且杀害了11名运动员和1名德国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杀手得到了当地左翼激进分子的援助（虽然当时德国的极端派政治家们不明白为什么极右翼分子也很乐意提供援助）。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欧洲恐怖主义集团早就建立了联系——恩斯林、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曾经同时与巴勒斯坦游击队、巴斯克人、意大利人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等一起接受过“培训”。但是，只有德国人做得更过分：1976年6月，当4名持枪的歹徒（2名德国人、2名阿拉伯人）劫持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往乌干达恩德培的班机时，德国人负责核实乘客的身份，并且把犹太乘客与其他乘客分隔开来。
如果德国人歧视犹太人的行为并没有彻底使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在他们的同情者面前丢脸，那是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共鸣：受害者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罪犯是美国资本主义者而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例如，美国人现在对越南人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在联邦德国有一种“新爱国主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德尔、迈因霍夫和他们同党最初的暴力反叛直指父辈的日耳曼优越感，但是发现他们自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到指责。作为联邦德国左翼恐怖主义创建者中少数幸存者之一的豪斯特·马勒，在30年之后，转而成为极右翼分子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当代意大利恐怖主义与德国的恐怖主义没有显著区别。它也是从60年代的仿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来，绝大部分领导人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自当时大学里的抗议活动。自称“红色旅”的左翼恐怖主义地下组织在1970年10月首次进入公众视线，他们散发传单，宣扬与德国“红军旅”非常相似的政治纲领。像巴德尔、迈因霍夫等领导人一样，“红色旅”的领导者也非常年轻（最著名的是雷纳托·库尔奇奥，他在1970年时年仅29岁），大部分都是学生出身，他们自愿投身于地下武装斗争。
但是意大利与德国的恐怖主义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从一开始起，意大利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就非常强调他们与所谓的“工人”的关系；在北部某些工业城市，特别是米兰，极端左翼分子的确有一小部分追随者。与以一小撮犯罪分子为中心而集聚起来的德国恐怖主义组织不同，构成意大利极端左翼组织的有：合法的政党、城市游击队组织、小规模的武装政治匪徒等等，它们在成员和目标方面都相互重叠。
这些团伙和派别是欧洲主流左翼组织派系林立历史的微缩复制品。在20世纪70年代，每一次暴力行动之后，都有当时仍不出名的组织声称对其负责，通常是某个组织的分支派别或者该组织分离出来的派别。除了恐怖分子本身，还有一大堆松散的、半公开的恐怖活动和刊物，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说教式的“理论”声称要为恐怖战略提供舆论支持。这些各色各样团伙、网络组织、刊物等的名字都是对别人拙劣的模仿：除了“红色旅”，还有“持续斗争”、“工人力量”、“前线”和“工人自治”、“工人先锋派”、“无产阶级武装核心”和“革命武装核心”、“共产主义斗争兵团”、“共产主义斗争联盟”、“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等，不一而足。
如果说这份名单再现了数千名学生及其追随者在叛逆的工人运动中宣扬社会革命的欲望，那么他们为引起公众注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影响也自然不可低估。库尔奇奥、他的同伴玛拉·卡戈尔和朋友们过着浪漫的、神话传奇般的、革命强盗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著名的拉丁美洲革命游击队形象），但是他们的危害的确是罄竹难书。在1970-1981年，意大利每年都会发生谋杀、致残、绑架、袭击和各式各样社会暴力行为。在这10年当中，有3名政治家、9名地方官员、65名警察和大约300名其他人员被杀害。
在成立初期，红色旅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行动大部分仅限于绑架和偶尔枪杀工厂经理和小商人——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老板的仆从”，这反映了他们对工厂里的直接民主的最初兴趣。但是到7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进行政治暗杀。首先针对右翼政治家，然后是警察、新闻记者和检察官，采取的策略是“揭开”资产阶级合法性的“面具”，迫使国家进行暴力镇压，从而使大众观点出现两极分化。
在最初几年里，虽然攻击的声势越来越强，但直到1978年，红色旅仍然未能成功地煽动起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1978年3月16日，他们绑架了一名最有名的人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前任总理和外交部长阿尔多·莫罗。绑架事件持续了两个月。基督教民主党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共产党人和他的本党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下，甚至拒绝考虑绑匪提出的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来交换莫罗的生命。虽然面临意大利各党派上上下下的一致谴责，以及罗马教皇和联合国秘书长释放人质的呼吁，恐怖分子依然不留情面。5月10日，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的一辆汽车里，人们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莫罗事件显然暴露了意大利政府的无能——内务部长在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就提出辞职。尽管有长达8年的反恐立法和全国范围搜捕，警察对地下恐怖主义的打击却明显是失败的。这同时反衬出红色旅在国家的心脏地区和大城市进行政治谋杀的成功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意大利的政治秩序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距离莫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周的时间，红色旅杀死了热那亚反恐部队的头目；1978年10月，又暗杀了国家司法部刑事司的司长。两周之后，“共产主义斗争兵团”暗杀了一名高级检察官。
不过，红色旅也开始为它对政府的挑战付出代价。意大利共产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对红色旅重拳出击，他们公开表明的态度现在家喻户晓，那就是不管恐怖分子在60年代领导的受人欢迎的运动扎根于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到70年代，他们已经超出了极端政治派别的范畴。他们就是犯罪分子，同样应该被绳之以法。那些给他们提供理论保护的人也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也许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1979年4月，帕多瓦大学的讲师托尼·奈格里和“工人自治运动”组织的其他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密谋武装叛乱国家罪。
奈格里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现在仍然如此）说，既非秘密的，也没有武力的激进“自治运动”不应该与非法的秘密组织相提并论，他们的政治主张刚好与红色旅预期和追求的“资产阶级秩序”背道而驰。不过，对于奈格里暴力袭击帕多瓦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指控，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大规模非法”、“不断内战”和需要组织“武装”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等口号在受人尊敬的学术圈广泛传播——在奈格里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里亦是如此。在莫罗被绑架和谋杀一年之后，奈格里亲自写下文章，以庆祝“敌人的灭亡”：“敌人的痛苦对我没有影响：无产阶级的正义有着自我肯定的活力和合理的审判能力。”
政治暴力有“自我肯定的活力”的观点在意大利历史上并不陌生。当然，奈格里所肯定的和红色旅以及他们的同伴们所实践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暴力清除能力”并无区别。在德国是那样，在意大利也是那样：极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让它重新回到反民主右翼的“无产阶级”暴力的轨道上。到1980年，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和右翼恐怖分子在目标和方式上都开始变得无法区分。实际上，红色旅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为意大利“沉重岁月”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负责。在那些年里，地下的反共和国的右翼分子重新露面（犯下了当时最严重的一个罪行，1980年8月，他们炸毁了博洛尼亚市的火车站，造成8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意大利南部地区蒙佐乔诺，黑手党在与地方官员、警察和当地政治家的斗争中，也采取了更具有侵略性的恐怖主义战略。
但是，新法西斯恐怖行动的重现和黑手党暴力活动的复苏，显示和加剧了民主制度的弱点，他们的承诺也许是正确的，被左翼恐怖分子解释为是他们自己成功的标志。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都是通过搅乱正常的公众生活秩序，使其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危险，从而破坏国家稳定。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极端右翼分子可以从恰恰是他们想要颠覆的力量中寻求一些保护和协作。隐蔽的右翼阴谋组织网络已经渗透到了警察、银行团体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高层，掌控着对法官、检察官和记者的谋杀。
意大利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那些年能保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1977-1982年，国家受到极端右翼、极端左翼和犯罪分子为所欲为的暴力袭击。同样是在这些年里，黑手党和其他犯罪团伙谋杀警察局长、政治家、检察官、法官和记者，有时候几乎根本不受任何惩罚。然而更严重的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分子，他们更有组织性，而且离国家的首都更近，“红色”恐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像德国的红军旅一样，利用了群众对激进思想的广泛同情。正统的共产党人正确地看到，这种盗用革命传统来作为恐怖分子主要资产、赢得主流左派信任的行为是一种很危险的征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当地共产党自己也不知道，“红色旅”和“红军旅”，如同动机相似但效率低下的比利时“共产主义战斗”、法国的“直接行动”，甚至其他地方更小的组织，它们的部分资金资助是由苏联情报部门秘密提供的。这些资金并非用来部署某个统一的战略。出钱资助只是根据一种普遍原则——我们敌人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无论它多么荒谬可笑和无足轻重，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此类承诺产生了意外的后果：这些年西欧左翼恐怖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功绩是，它将一个国家的人民心中残留的对革命的幻想完全抹掉了。
所有左翼的主流政治团体，特别是共产党，被约束在主流地位，远离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一方面是对他们和其他人面临威胁的自然回应，传统工人运动中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代表人物是地下组织最轻视的目标之一；但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沉重岁月”让人们联想起自由民主制度是多么脆弱，这个教训在头脑发热的60年代经常被忽视。多年来在西欧的心脏地带发生了多次的所谓革命颠覆活动，它们的实际结果并不是像恐怖分子们计划和期望的那样，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却使各党派的政治家们聚集到相对安全的中间立场中来。
20世纪70年代是整个20世纪人们精神上最沮丧的10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可能缘于本章所述及的社会环境：急速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的政治暴力，引发人们感叹欧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也许要过很多年后才会回来。大多数年轻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吸引力已让步于个人物质需求的困扰。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怎样保全个人利益比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显得更重要。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醉如痴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果说60年代的特征是天真、自以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70年代的特征就是愤世嫉俗、幻想破灭和期望下降。
阿尔贝·加缪在《堕落》中写道：“庸俗的时代产生空虚的预言家。”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这个时代绝望地意识到，在伟大的希望和抱负离去之后，只剩下令人窒息而又难以置信的陈旧思想在老调重弹。很显然，这是一个“大势已去”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如同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那时所意识到的：“带有连字符号的前缀post-（后）的使用意味着（一种）生活在有裂缝的时代的感觉。”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战后”、“后帝国”、最近的“后工业”——即使它意味着将来的不确定，这个前缀有自己的用意。而当它用于思想范畴时，例如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以及最难懂的“后现代主义的”，就给本已困惑的时代增添了更多的疑虑。
60年代的社会文化是理性的。虽然有少量的吸毒者和乌托邦式的狂欢，但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思想，如同那个年代的音乐一样，是熟悉而又条理清楚的，只是有点儿“臃肿”。同时，它具有惊人的群体性质：和“工人”、“农民”、“黑人”以及其他群体一样，学生也被认为拥有相同的利益和兴趣，通过某种特殊的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立。60年代的社会事业，不管有多么荒谬，设定了个人和阶级、阶级和社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几个世纪前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来说，在形式或内容上或多或少都有几分熟悉。
70年代的文化传统由集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如同人类学取代哲学成为60年代的原始学科，现在心理学又取代了人类学。在60年代，“错误意识”的概念被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用于解释工人和其他人将自己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解放出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个想法通过歪曲和变形，就构成了左翼恐怖主义的核心前提。但是在政治性不那么强的团体里，它也信奉奇特的“后世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语言用于弗洛伊德的话题，即所谓的“后弗洛伊德”。它强调需要解放的是个人主体，而不是社会阶级。
如同在北美，西欧也出现了“解放论”的理论家，其目标是将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幻想而不是社会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性问题上的体现形式——社会压迫和性压迫互相关联的想法——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是某种社会背景下的陈词滥调了。但是马尔库塞或者威廉·赖希显然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的继承者，后者的思想是通过解放个体寻求整体改革。另一方面，雅克·拉康，或者是当代女权运动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和安妮·莱克勒克的信徒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在另一些方面则雄心勃勃。他们不太关心传统的社会革命事业（女权主义者将其正确地定义为由男人领导，并且主要是为了男人自己的政治运动）。相反，他们试图削弱曾经是其基础的人类主体概念。
这样的思考包含着两个广泛流传的假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非常流行。第一个假设是，正如大部分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社会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权力不是存在于对自然和人类资源的控制，而是存在于对知识的掌握：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关于人本身的知识，而且首要的是关于知识本身是如何产生和合法化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的掌握依赖于掌握的知识量，以及控制其他人对危险“知识”的掌握，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在那个时候，对人类这种状况的描述与米歇尔·福柯的作品有着广泛而正确的联系。尽管福柯偶尔流露出蒙昧主义，他在内心里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早期作品与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紧密，他认为，要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首先要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经济的自私自利性。简而言之，人们应该用主人翁的知识来替代革命的知识。用前些年非常流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人们该反抗统治阶级的“霸权”。
第二个假设是，那些希望更强烈地抓住知识潮流的人会走得更远。这是一种诱人的做法，他坚持要颠覆的不仅仅是旧有的确定性，而且还可能是确定性的可能性本身。对于所有起源于社会而有助于政治的行为、观点和知识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判断和评价的理念应该独立于形成这些判断和评价的个人，而在某些领域里，它本身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参与者（及其明显保守的）社会立场的表现和表达。
原则上，所有判断和信仰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重新分析。即使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这样“被定位”。用欧洲最有影响的新社会学知识的代表、法国社会学教授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教授话语”只不过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一部分人”的表达。这种带欺骗性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定位知识和观点的方法，并不能揭示如何判断一种“话语”比另一种更真实：一个需通过将“真理”看作社会定位范畴来解决的难题——一个很快就开始在很多地方流行的姿态。这种发展状况的结果自然是对一切理性的社会论点越来越怀疑。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状况”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时代气息”。文章中的观点很明确：“我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法国这些主流知识分子通常受到德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过去这几十年中经常发生。意大利作家埃利奥·维托里尼曾经观察到：从拿破仑时期以来，除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任何其他外国影响都不能渗透到法国。他在1957年这样写是有道理的，20年之后依然如此。然而，如果说是先辈的人道主义意识能力吸引了马克思和黑格尔，那么，缺少自信的70年代人却被更隐晦的德国思想所迷惑。米歇尔·福柯的极端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尼采思想的改写。其他有影响力的法国作家，特别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从马丁·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寻找对人类原动力及其解构性的批判，以及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认知人类主体及其文本素材的问题。
对于研究海德格尔或者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他的历史实在论对国际事务专业的学生很有吸引力）的专家而言，这种兴趣形式颇有些奇怪。毕竟，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是一致的。显然，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接受了由纳粹党人资助的学术机构。但是在批判盲目乐观的进步假设、在质疑启蒙的理性主义及其政治和认知副产品的基础等方面重新燃起的兴趣，在20世纪初海德格尔式对现代性和技术进步的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醒悟的怀疑论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密切关系，使海德格尔等人可以澄清他们早期的联系。
当德国哲学穿过巴黎的社会思想、进入英国的文化批评的时候，它们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读者来说都很熟悉。它本身的困难词汇使人们很难读懂和理解，因而对新一代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时因大学扩招而招聘的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是60年代毕业的学生，是在那些年的时尚和辩论中培养起来的。但是，尽管在此之前10年里，欧洲的大学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重大理论——有关社会的、国家的、语言的、历史的、革命的——但流传到下一代的首先就是这些理论。“文化理论”或者“一般理论”的学术研讨会代替了几年前还控制着激进学术辩论的传统学科分界线。“难度”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严肃性的衡量尺度。在对“1968年思想”传统的反省中，法国作家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尖锐地总结道：“60年代思想家最伟大的成就是让他们的读者相信：凡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伟大的。”
由于大学里现成的听众，像拉康和德里达这样新近被奉为名人的理论家们将语言的无规律性和悖论性提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给文本和政治分析提供了无限灵活的模板。在一些学术机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旧理论顺利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是经济范畴和政治机构的尴尬附属品，而重生为“文化批评”。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击败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如同那时的英国文化研究的首席发言人史都华·豪尔在1976年所说的：“‘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失’的观点被更复杂的现实所替代，因为一个阶级内不同的阶层在做出决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选择时，选择了不同道路。”
在后来的几年里，豪尔自己承认他的“‘中心’一度被各种各样难度很高的理论主题所占据”。不过实际上，这种自恋的蒙昧主义在当时十分盛行，它远离现实生活，在无意识中也成了枯萎乏力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见证人。而且，它绝不是那些年文化损耗的唯一症状。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光彩夺目的创意，也退化成了不自然的艺术技巧。1974年，导演过《巴黎属于我们》（1960）和《修女》（1966）的聪明而富于创意的导演雅克·里维特导演了《塞丽娜和朱利乘船旅行记》，这部193分钟的片子是典型的法国新浪潮电演，缺乏情节，充斥着程式化的模仿（尽管不是有意如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艺术理论化代替了艺术本身。
如果说60年代的传统之一是高端文化主张，那么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张则是赤裸裸的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相对单纯的摇滚音乐逐渐被“深谙媒体喜好的”流行乐队替代，后者的一惯手段是将前辈形成的风格做延伸和降格处理。就像流行浪漫小说和通俗小报为了商业利益而投靠大众文化一样，70年代产生的“朋克”摇滚也是以争夺流行音乐的市场为目的。它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寄生于主流文化，通常因唯利是图而使用暴力形象和极端语言。
“朋克”摇滚乐队公然使用具有政治性的语言，以1976年“性手枪”乐队轰动一时的“英国的无政府状态”为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伤感情绪。不过朋克乐队的政治性如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只是单向度的，他们的音乐通常都局限于三个和音和一个拍子之内，依靠音量来产生效果。像“红军旅”一样，“性手枪”乐队和其他朋克乐队首先期望的是引起震动。甚至他们惊世骇俗的外表和举止也充满了讽刺和低俗：“还记得‘60年代’吗？”他们似乎在说，“那么，不管喜不喜欢，我们没有被淘汰”。现在，音乐颠覆了包括谴责“霸权”的愤怒的歌曲，他们假冒的政治内容掩饰了音乐形式元气大伤的现实。
无论他们的政治和音乐有多么虚伪，至少朋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是真实的，这是一段诚实的经历。他们那些不断发展的不敬态度以各种粗俗、伤感而又无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对过去的历史、政府、公众人物和公众事物都是如此。在体现巧智的时候，这种对浮华世界和传统的嘲笑，可以从20年前就出现的、醒悟的英国青年讽刺作家那里得到暗示：戏剧评论专栏“边缘之外”、英国广播公司的午夜节目“就是那样的一周”、周报《侦探》。随着电视观众的大幅增加和国家审查制度的弱化，《巨蟒》及其追随者和模仿者创造了大量的闹剧，下流、世俗的解说词和讽刺性的政治笑话，最后在尖锐的政治卡通片《吉尔瑞和格鲁山克》中以混合形式达到极致。摇滚音乐和新兴滑稽表演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两部巨蟒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由“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和“齐柏林飞船”乐队资助的《巨蟒与圣杯》（1974），以及由“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赞助的《布莱恩的一生》（1979）。
贬低公众人物的地位的风格，给类似“模仿秀”或者法国的“稚拙秀”等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些节目中，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轮流地被拿来嘲笑和奚落（现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还是这样），这种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喜剧演员替代作家和艺术家而成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当法国学生被问到谁是他们最崇拜的社会名人时，年长的评论员震惊地得知，让-保罗·萨特已经被科吕什所代替。科吕什是一个下流的、偶尔放肆的电视喜剧演员，他揶揄地承认自己是通过竞选总统而得到了现在的声望。
然而，播放通俗流行文化中尖酸刻薄的滑稽模仿作品的公共电视频道同时也给幽默作家和滑稽演员提供了原材料。得到最广泛赞扬的滑稽节目也许是始于1970年的每年一度的“欧洲之梦歌唱大赛”。这档节目用电视同步传送多个国家的新技术的商业行为，在70年代中期吸引了上亿观众。在“欧洲之梦歌唱大赛”中，整个欧洲大陆的拙劣的、不知名的歌手们的表演让观众过目即忘。在观念和制作方面极其陈旧，以至于与滑稽模仿作品无异。它早该在15年之前就过时了。但正是出于那种原因，它预示着一些新东西的到来。
“欧洲之梦歌唱大赛”的狂热，提升和赞美了没有前途的陈旧表演形式和一群无能的表演者，这种狂热反映了一度沉静和内省的怀旧文化。如果说朋克、后现代主义和滑稽模仿作品是幻灭时代迷茫的结果，那么“向后”则是另一个结果。法国的流行乐队“从前”夸耀地穿戴着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这也是一种从“奶奶裙”到“新浪漫主义”的新爱德华七世时代发式的短暂的服饰复兴——后者在30年间重复了两次。在服装和音乐（以及建筑）方面，旧风格复兴的诱惑与不自信的心理混合和搭配在一起，替代了革新。70年代自我质疑的麻烦时代是向后看的，而不是朝前看的。“自由博爱新时代”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拼凑混搭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