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们先绞死一个人，然后再判他有罪。
——莫里哀
到20世纪40年代末，有关斯大林及其体制统治之下的生活状况已经广为人知。事实上，从3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苏联的新闻和揭密就持续不断地传来；到了战后，镇压新欧洲卫星国的消息就变得愈发完整。私人回忆、报道和半官方的默认为劳改营、大规模驱逐和政治审判背后的真相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早在1935年，德尼·德·鲁热蒙曾在巴黎与亲苏维埃的文人交谈，他就已经诧异于前者准备好承认苏联劳改营的存在，并以部分的“历史辩证法”为借口为之开脱，要不然就将其视为对这样一种“伟大和美妙的理念”所做的必要的牺牲。40年代末不断被揭露的真相，甚至不用提更晚的一辈人所知道的真相，之所以在一些人眼中被当作是新闻，仅仅是因为他们第一次选择去了解那段历史。
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于令人不安的资料的复杂情绪当中，1936年至1938年间的莫斯科公审得到了长久的高度关注。甚至在阿瑟·库斯勒的畅销书《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面世之前，人们已经对那些令人不适和毛骨悚然的审判片段有所耳闻。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被西方知识分子当作一种特殊的、稍显滑稽的集体鞭策的练习。荒谬的源源不断的认罪［1937年的克列斯京斯基（Krestinsky）是个特例，作为苏联的牺牲品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他甚至撤回了被要求的供词中的一部分］仅仅能够说服那些最赤裸裸的卑躬屈膝者。阿拉贡在1937年的《公社》（Commune）中写道：“宣称这些人是清白的就是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希特勒式的论点。”正常的反应应该像是马尔罗那样的，他并没有试图用司法的或者道德的理由为审判粉饰门面，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说：“正如宗教法庭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基督教的尊严，莫斯科公审基本上也不会降低共产党的威严。”然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宽容：安德烈·布勒东公开指责莫斯科公审是一个骗局；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周五报》（Vendredi）上写道，即便对于他这样一个明确想要远离任何政治体系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耻辱。
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所犯下的罪恶被西方知识分子有意掩盖了，因为后者想要维系30年代对抗法西斯主义行动的统一性。然后他们就忘掉了在那之后的战争和德占时期的极度混乱。当1945年苏联以同盟国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它过去的罪恶早被一笔勾销了。那些之后被看作是共产党制度缺陷的特点——恐怖、暴力等——在当时被宽容地视为建立新世界所要经历的阵痛。无论如何，斯大林已经解散了第三国际，击败了希特勒，因而有理由以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为中介，在当地的国内抵抗运动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斯大林主义的最坏年代似乎已经过去了。
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因此在心理上并没有对1947—1953年间发生在中欧和东欧的突然镇压的事件做好准备。虽然普通民众的日常遭遇大部分并不为西方人所知，一系列公审和公诉证据确是醒目地占据了那些年的世界新闻头条。它由三个不同的阶段组成。从1944年至保加利亚对尼古拉·佩特科夫的审判（1947年8月），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夺权，即便他们在力量对比中明显占了上风。他们在波兰报复那些非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在肃清战时通敌者的过程中承担了异常突出的角色，并且骚扰和诋毁其他政治运动中的政治人物。对于大多数此类事件，西方并没有做出回应，因为它似乎不仅看上去像是一场值得推崇的战后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而且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跟那些年西方世界正在进行的肃清和重新洗牌颇为类似。直到佩特科夫被审判和处决（1947年9月23日），党外的西方评论员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佩特科夫曾为保加利亚农民国家联盟的领袖，他因同情左派、主张社会变革而著名。以反国家的“预谋犯罪”的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和定罪是公开的犬儒主义，预示了共产党策略的重要调整。
第二个阶段是在佩特科夫死后不久就展开的东欧斯大林主义化的运动，以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几个月之后铁托和斯大林的决裂为标志性事件，在1949年9月在布达佩斯对拉斯洛·拉依克（László Rajk）的政治审判中达到了高潮。重点不再是非共产党人的政治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被从办公室甚至是从他们的祖国中驱逐出去了，而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自己，或者说那些被斯大林视为反对者的男人和女人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血腥清洗，以1949年的5月至6月间逮捕、审判到处决科奇·佐泽（Koci Xoxe）为起始。在匈牙利对拉依克的审判标志着政治审判强度的减弱，他是31名接连受审的人当中的第一例，对所有人的审判都是以非公开的形式进行的（对拉依克的审判是个例外，它被广泛宣传，并且向匈牙利民众现场直播）。除此之外，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当局继续起诉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教会领袖，对他们实施了连续不断的司法迫害，其中以1949年2月对红衣主教明森蒂（Mindszenty）的审判最为有名。
在这第二阶段当中，东欧恐怖行动的重点在于那些受到了铁托主义异端邪说影响的或者易于被影响的国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第三阶段在斯大林死后又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重点则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较小程度上地，罗马尼亚、波兰，虽然波兰也遭遇了一些列国内的镇压运动，但是摆样子公审却从未发生，审判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的计划已经制订，却从未得到实施。从很多方面来看，波兰的处境都是独一无二的，那里的政治迫害，即便已经够恶劣的了，却也没有达到过苏维埃阵营的其他国家那样的规模和程度。与此相反，在捷克斯洛伐克，癫狂和恐怖的程度在苏维埃笼罩下的欧洲无出其右。
捷共直到1948年2月才夺取政权，这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成了该地区最后一个战后政权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国家。自此之后，捷克人以一种延迟的和超现实的方式，经历了跟他们的匈牙利及其他邻居一样的事情。数以百计的牧师和非共产党的政治人物被审判、被关押，其中的一些被执行了死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对米拉达·霍拉科娃（Milada Horáková）的审判，1950年死在审判秀之后的社会主义领袖，被指控是“阴谋叛国的领袖”之一。为了弥补错失的时间，且想要摆脱苏联眼中其亲西方的和温和的面貌，捷克人在1950—1951年间大约对党内接近20万党员进行了清洗，并紧接着在1951—1952年间接连逮捕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最后，是血腥的痉挛，捷共领导层和它的苏维埃顾问在1952年11月谋划了对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和其他13人的审判。审判以直播的方式进行，持续了仅仅一周，最终判决处决被告中的3人。捷克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其名声显赫的被告（斯兰斯基直到审判前仍然是捷共的总书记），其对犹太人的明显歧视——14人中的11人是犹太人，以及在之后几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进行的大规模的和持续性的迫害运动。
罗马尼亚所发生的一切与捷克类似，到1954年也有一连串的对身处国外的共产党领袖的审判；同年4月，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加努（Lucretiu Patrascanu）被提起诉讼。然而与捷克不同的是，罗马尼亚的受害者（虽然很多是犹太人）并不因其种族起源或者假想的犹太复国主义而受到迫害；他们中最出名的一些，比如前共产党领袖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并未被处死。因而，尽管罗马尼亚的审判仍然表现出旨在重新洗牌的国内斗争的严酷性，也不管法国传统上对罗马尼亚抱有多大的兴趣，罗马尼亚的事件由于缺少捷克大戏的新闻价值，因而并没有在巴黎引起热议。
有必要对东欧审判秀的政治生态和病理进行单独的研究。我们这里所提供的一种简单的说明只是为了给后续讨论提供一个参照，并指出它在当时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这些事件同步于战后巴黎激进知识分子的活跃期，同时也因为它们提醒人们关注其他来自苏维埃阵营的消息，尤其是围绕着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1949年1月）和戴维·鲁塞（1950年11月——1951年1月）的诽谤诉讼的讨论，使得斯大林主义“集中营”真相逐渐清晰。为了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及其对西方意识造成的特殊影响，有必要就这些审判的本质和目的多说几句。
我们已经指出了两种重要的区分，对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迫害区别于在共产党受害者阶级内部的迫害，以及对那些不同意对铁托主义进行肃清的人的迫害，亦不同于50年代早期对成为斯大林主义恐怖最后一次高潮的牺牲品的迫害。此外，我们还可以做出另外一种区分，即那些被视为观念上的异端分子也区别于其他被控“民族主义者”的异见人士，如斯洛伐克的胡萨克（Husák）和诺沃迈斯基（Novomesky）。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区分并不十分明晰，但是这对于西方的非共产党员左翼观察家而言却是有用的，他们或许并不会同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却会更加认同拉依克及其共同被告的共产主义理念。铁托主义的缺陷在于混淆了这些范畴，这也是它之所以会成为斯大林攻击对象的原因之一。
受害者的反应也是大相径庭。东欧的共产党领袖在公开审判中均表示认罪，承认起诉人针对他们指控的所有罪名，唯有一个例外。1949年12月受到审判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特拉伊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在其审判的最后一天，干净利落和令人绝望地公开撤回了他的供词。近乎普遍的全盘认罪，是对30年代的莫斯科供认秀的直接而完美的模仿，符合这些表演的原始意图，然而，对于那些试图对这些现象做出理性分析的西方评论家而言，这却成了主要难题之一。后者迅速接受了比如红衣主教明森蒂、保加利亚的新教牧师（1949年3月受审）或者捷克的社会主义者的罪行，虽然他们不是申明自己的清白，就是承认事实但却否认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歪曲的解释。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对公民和宗教自由的破坏、那些年对数以百计非共产党领袖和数以千记的支持者的粗暴的监禁和处决，是更严重的罪行。毕竟，拉依克和斯兰斯基，同科斯托夫和波克尔一样（或者他们之前的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促成并建立了这些政权，并且本身就是坚定的共产党官僚。然而，对于进步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党受害者的处理问题才构成了对他们信仰的最大挑战，受害者的控诉才是最让人苦恼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捷克政治迫害的特殊处境，这也使得它处于西方媒体的聚光灯下。捷克审判之前，人们已经掌握众多关于此类事件的记录，其运行机制和结构业已不再是个秘密。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审判在战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捷克的审判却姗姗来迟，到那时，对于战时的那种认同感已经减弱了。此外，捷克政治迫害中不加掩饰的反犹主义倾向（东欧的所有共产党都由犹太人主持，但只有在布拉格，这一因素才在迫害中异常显现出来）——尽管假以反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名义——加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战前及战后民主政体尚在运作的地区，这就导致了来自这个国家的消息变得异常触动神经。布拉格审判的绝对残酷和粗糙，对被告种族背景的强调，以及比起早先在其他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的莫斯科的精心策划，都使得难以用通常的辩解逻辑为其开脱。
而且，捷克的经历凸显了政治肃清和审判秀之间的差别。1945年之后，苏联试图清除和威胁任何一个它想清除和威胁的对象。红军事实上有效掌控了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更不用说民主德国了，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从1948年开始，东欧各国的共产党独占了该国的政治权力，并通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制以及克格勃和当地的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受到了莫斯科的操控。如果这只是为了控制当地居民，改变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消除异己，审判就显得冗余。比如，到50年代中期，在罗马尼亚或者捷克斯洛伐克，被送进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之巨；同之前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人们一样，他们从未经过正式的审判，连摆样子审判都没有。这些审判只是冰山一角，它们的目的有着些许不同。
形式上，它们几乎就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秀的如实模仿。1949年拉依克的审判也许是最为完美的翻版——国家公诉人久洛·奥洛皮（Gyula Alapi）在他的证词中重复了1937年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所说过的话，然而即便斯兰斯基的审判带有过度的种族主义色彩和大木偶剧场的恐怖氛围，却也是依照莫斯科的模型精心打造和预先计划的练习。这些审判，同苏联的原始模型一样，并不是为了引起对审判本身的关注，而是对以“动员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法庭”的关注。因而，它们最终吸引了国内外公众的眼球，这一点并不奇怪——它们就是为着这样的目的而设立的。在所有主要的审判当中，只有斯兰斯基及其同事的审判是不向记者和非共产党员的外国观察家开放的，只能借助捷克媒体的全程实录。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塑造和塑形观念。效果如何呢？
某种意义上说，审判秀真正起到了作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主要供述，同1970年捷克常态化以后的小规模供述，为的是通过直接威胁或是通过树立榜样，使得个体认同当前政权的政策。因而，保加利亚1949年的选举被推延至科斯托夫被处死后的两天举行，就是为了保证投票有个好结果。1954年4月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的对胡萨克及其同僚的起诉，是对斯拉夫民族主义的追溯性的警告，这对于由两个国家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而言，始终是个隐患。至于供词的作用，即便我们将早几个世纪的中世纪的和宗教裁判所的技巧排除在外，它仍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德国军官1943年在哈尔科夫被判定犯下了他们很有可能犯的战争罪，对于克林姆林宫而言，重要的是，他们依照事先写好的供词诵读了他们的罪行，即便这些供词的夸张和荒谬使得他们真实的罪行变得不太可能发生。按照约定的方式认罪并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坐实检控方对罪行的本质和犯罪动机所给出的解释。以一种特殊的精准方式描绘出其对手的本质，因而激发起可以用来为其行动正名的道德权威性，审判所促成和维护的不是该政权司法上的，而是其意识形态和历史上的合法性。
然而，在这些审判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一些的有效目的。说指控的背后更多的是为了铲除异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换言之，以一种正统的观点看，清除异见及异见分子的存在是一个合理的甚至是急迫的目标。差别就在于，苏维埃当局没法公开指出异见分子在思想上的真实偏差，因而不得不制造出一种复杂的替代性的罪名。战后，欧洲共产党中满是具有独立思想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通过战时的抵抗运动参与到了运动中。不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还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都是真实状况。在服从本国党中央的权威这一问题上，他们没法得到无条件的信任，更不用说接受莫斯科的指示了。在斯大林的战后策略中，他们过于倾向于拥护一种眼下的和剧烈的社会变革，并且他们也是首批在自己的国家当中对革命产生兴趣的人。最糟糕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度过了战时（甚至在那里呆了更长的时间，如果他们曾在西班牙参与过斗争的话），虽然在纳粹溃败之后，他们自愿且充满热情地回到了他们在苏联或者东欧的故乡，他们已经沾染了各种可能的偏离——民族主义、世界大同主义以及最要命的，自主的判断。
然而，正是这些人现在掌握了当地的共产党，而必须依靠他们，苏联才能控制其在欧洲的战后帝国领土。铁托脱党之前，对这类人的镇压很大程度上都只限于苏联内部（以及它在波罗的海的领土）。但自此之后，铁托的案例就成了一个预警，同时又意味着机会。一些出现在主要审判秀中的主角——科斯托夫、拉依克和克莱蒙蒂斯（Clementis，斯兰斯基案的二号人物）——因为跟铁托持有相同的目标，很容易就被扣上类似的罪名。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是表达了早些年苏维埃官方政策曾主张过的观点。因而科斯托夫支持成立巴尔干共产党联邦，或者拉依克作为内政部长的独裁主义，同时在实践上以匈牙利国家利益为中心，是符合共产党的战略的——直到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之后，他们才成了（追溯性的）叛国者。将这样的人物放上审判席，苏联可谓一举多得。它惩罚并且清除了当地的显赫人物，他们或许会像铁托那样成为另外一个权威中心。它在当地的共产党中保证了比如像拉科西（Rákosi）或哥特瓦尔德（Gottwald）之流掌权，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完全依赖于苏联人。同时，它也拥有一个把那些在其他方面显得可疑，又没有犯说得过去的意识形态错误的男男女女投入监狱的极好机会。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审判对于那些有意追随铁托路线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他们，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
到1952年，苏联不再担心铁托的问题了。它更关注全球事务，并依据处理朝鲜问题的经验和表面上极为可能的战争威胁来调整它的军事和战略目标。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最富有并且也是最后一个苏联在欧洲的卫星国，它的国内党派仍然带有自主和自利的色彩，因而它自然就成了斯大林实现控制和专权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也与当时莫斯科对犹太医生的打击遥相呼应。如此一来，旧有的那些罪名就被抛弃了——民族主义、铁托主义、反革命阴谋——捷克的共产党已经因为在战前和战时追求自主的路线而变得容易受到指控；现在，它们的罪名中又多了一项，它们似乎是出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同伴之情而支持以色列，实际上它们支持的却是其背后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事实上，以色列建国以来，捷克一直被苏联人用来为其提供武器和援助，但是苏维埃中东政策的改变要求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过去的政策失误。因此，惩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中层或是更高级别的官员是不够的——那些领袖本人必须离开岗位。斯兰斯基曾是斯大林的忠实和强悍的仆人这一点，不仅是事实，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何他既不堪一击且又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牺牲品。如果他不是稳妥的一步棋，那就没有人是了。
捷克的案例使得早先案例中被隐藏的事实变得清晰——审判秀的动机及其根本上病态的本质。只有那些真正信仰者中最真诚的那部分人才能把之前审判的疯狂逻辑再一次用到布拉格的事件中，这也是西方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具有启发性的原因。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七十寿宴上，对他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但这看似并不直接与风口浪尖上的捷克案例相关，因为斯兰斯基并不像早年的铁托那样反对这种个人崇拜，如此，对斯兰斯基案可怕的妖魔化就缺少了一个固有的前提。常用的论证方式仍然适用——一个错误演变成了一种罪，从这里可以推导出其他罪行的意图；后者可以进一步推导为所有被告在动机上都是有罪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在过去——只是这种流程的好处仍显得不那么清晰。在斯大林主义晚期，流程和操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它们本身的合理性，捷克就是撞上枪口的、遭遇如此结果的倒霉蛋。
这些问题在法国引起了高度关注。它们也在意大利、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和讨论。只是在巴黎，围绕这一议题的争论通常情况下是过激的和令人不快的，有一些特殊的理由可以解释法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不同。首先，法国在自由世界中拥有第二大的共产党（在意大利之后），且后者是最斯大林化的共产党之一。法共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本国的历史也透彻地反映了在莫斯科、布拉格和别的地方发生的事件。法共这些年所做的确实像是对前者的滑稽模仿。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抵抗运动时期的领袖，那是一些被认为怀揣对人民阵线的同志之情抱有怀念，并容忍战争直到冷战开始的人；因而他们也最先被边缘化，然后被从权力的中心驱逐出去，最终被驱逐出共产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指认犯下了同东欧的受害者类似的偏差（铁托主义、民族主义、缺乏纪律等等），甚至在巴黎还发生过至少一次私下的“莫斯科审判”。跟捷克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一样，法共的领袖多列士也是有名无实；通过牺牲他人，他才免于离经叛道（包括他自己所犯的）指控。
因此，法国左翼关注的不只是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国内迫害，还有国际上的。而且，许多受审的被告是法国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所熟悉的。匈牙利的拉依克在西班牙的共和党人失败之后，曾在法国居尔（Gurs）的集中营中被拘禁过一段时间，他在那里的时光确实是后来对他的指控的重要部分。斯兰斯基案的辩护人阿图尔·伦敦，为许多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人所知，他也是被关入集中营的共产党员之一，是一个法共主要领袖的妹夫，后来也成了另外一个领袖的岳父。安德烈·西蒙（André Simone），布拉格审判的另一位辩护人，曾是30年代激进的巴黎知识分子圈的著名记者。特拉伊乔·科斯托夫曾在巴黎工作，在法国交友广泛；1949年4月6日，他被解职的消息上过《战斗报》的头条；诸如此类。在莫斯科审判时，非共产党的西方人士与其中的受害者并未有过太多的接触，也没有私人情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东欧法庭的被告名单上充斥着为西方知识分子所熟知的人；有些是有所听闻，另一些则是有过私交。甚至在那时以“现役的女斯大林”而出名的多米尼克·德桑蒂，也因为她与其中的一些被告熟识而声称对1952年的布拉格审判很是震惊。
与受害者的私交并不必然会导向更深刻的洞见，也不会导致怀疑主义的明显增加。但是与极权主义的惊人相似——事实就是，它正在维也纳以东大约几公里的地方发生——甚至让那些避免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的人，也觉得十分困扰。因而穆尼埃的回应无疑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极权体系正在西移，它的秘密在重复当中不断显露出来。它波及了那些人们所熟知的人，它对那些可以自己从经历中评判的人提出了只在表面上可信的指控。”在某些领域，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尤其拉响了警报（虽然这也许仅仅是因为捷克的审判姗姗来迟）：克洛德·布尔代认为共产党员将他们的技巧运用于捷克的案例中，是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他写道，西方人认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因为相较于布达佩斯或索非亚，它的行事风格“几乎是西方式的”。
还有一个地方性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法国会对东欧的迫害有特殊的兴趣。在东欧的迫害达到高潮之时，上述的克拉夫琴科和鲁塞的事件，将苏维埃劳改营，更宽泛地说，是将围绕共产主义本身展开的讨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它使得正反双方都不得不加大砝码，为苏联辩护的非共产党员也更难去忽视那时发生的更小一些的审判。至少对于一些人而言，克拉夫琴科的案例是比较容易说得通的。他的著述《我选择自由》初版在美国发行，这就已经使得他在很多人眼里变得可疑。甚至加缪，也在1953年年末，指责他选择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他的证词中所揭露出来的苏联的腐化、恐怖和挥金如土似乎有被怀疑的可能——他曾是体系的受益者，他因被告发而出逃，并且他的证词中存在着细小的错误。然而即便是对那些相信他所说的人而言，也不认为他的证词有何新奇之处：维克托·塞尔日分别在1936年的《精神》杂志和《一场革命的命运》（Destin d\'une Révolution）中谈论过苏联劳改营，如果人们忽略了塞尔日，自然也会忽略克拉夫琴科。
然而克拉夫琴科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向《法国文学》提起的诽谤控诉，在那时，后者仍然是一份完全热情地站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杂志。它曾在1947年11月刊登过一篇文章，声称克拉夫琴科的自传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华盛顿的炮制物。在审判中，克拉夫琴科沉着地提供了一些对他有利但却显得不那么清楚的证据，但是他的对手那方却云集了许多著名的亲共知识分子的证词：韦科尔、让·加素、阿尔伯特·巴耶（Albert Bayet）、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及其他人。《法国文学》最终败诉，还象征性地付了一些赔偿金，但是事实上，这一诉讼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共产党在道德上的胜利。抵抗运动知识分子证明了法共的完美信用状，这反过来又为苏共增添了荣耀，而后者恰恰又证明了克拉夫琴科所控诉的事情实际上不太可能是真的。
鲁塞事件是极为不同的。戴维·鲁塞是左翼活跃分子，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萨特的朋友，以及一个法国人。此外，他的指控无关乎苏联社会的一般特性，而针对的是具体可查明的细节。鲁塞在1949年11月12日发行的《费加罗文学》中向之前曾被关押于集中营的人发出了调查苏联劳改营的号召。他以苏联的《集体劳动法》为依据，提出劳改营并不是为了消除体系的弊端，它更不是共产党人所描绘的那种快乐的再教育中心。他写道，劳改营其实是苏联的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和功能的一部分。一周之内，鲁塞收到了同样刊登在《法国文学》上的皮埃尔·戴的回应文章。戴利用其作为茅特豪森前居民的道德权威，指责鲁塞在有关其信息来源的问题上欺骗和捏造事实，丑化了在苏联的经历。鲁塞随后指控戴及其杂志破坏名誉，并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包括曾被分别关押于苏维埃和纳粹集中营的玛加丽塔·布伯-诺伊曼（Margareta Buber-Neumann）在内的可信的证据，以及一些来自国内的，包括雷米·鲁尔（Rémy Rource，一位《世界报》的记者）、让·凯罗尔（Jean Cayrol）和路易·马丁-肖菲耶的支持。
虽然鲁塞同样赢得了官司，他的胜诉同克拉夫琴科的一样，并没有为他们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他们公开苏联的罪行也没有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认识造成什么影响。这无疑是部分正确的——自《集体劳动法》颁布和1936年印行以来，没有人试图了解它的内容，因而人们对它们的隐含意义一无所知。并且，甚至鲁塞和戴之间的争辩都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信仰展开的。戴和他的支持者不相信苏联存在什么集中营，因为不这么想简直就不可想象；直到这一问题自我平息，即使再多的资料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然而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在鲁塞的努力下，1950年1月《摩登时代》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苏联劳改营的问题，并承认和援引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原话，即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了苏联体制的意义问题”。他写道，苏联体制下参与劳改人员的净数目，尽管是出于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结束私人剥削的目的，使得我们不禁追问“面对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是在谈论社会主义”。甚至西蒙·德·波伏瓦也不得不在《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中穿插一系列杜布雷伊（Dubreuilh）与佩若（Perron）之间展开的有关苏联集中营新闻的痛苦论战，只不过她成功变换了事情发生的年代，她让这些论辩看起来似乎早在1946年就发生了。
认为这些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深远或持久，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末，《摩登时代》与鲁塞决裂，是因为后者的反共倾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鲁塞想要在揭露苏联真相的过程中同反共主义者并肩合作，这至少证明了萨特并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学到什么。到1952年，他在《回应加缪》一文中如此写道：“我们也许会因为这些集中营的存在而感到愤慨和可怖；我们甚至会纠结于此，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它们的存在而感到尴尬呢？”克洛德·布尔代已经对其关于反对法国殖民战争的圣战更感兴趣，公开表明较之对苏联罪行的调查，他将给予前者更高的关注。加缪的立场自然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等到1950年，他才表明心迹。在1948年10月一次对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文章的激烈回应中，他称其对手为“集中营的仆人”，并且宣称，在他看来，集中营是苏联国家机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即便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并没有针对这些被揭示出来的真相给出直接的回应，但是来自苏维埃阵营的新闻仍然在法国颇受关注。在战后的10年当中，克拉夫琴科的著作在畅销书榜上与库斯勒的不相上下。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只是左派对“那里”发生的事着迷。法国的右翼，同意大利的右翼一样，将东欧发生的迫害视为攻击国内左派的军火储备。他们甚至有时会欣喜于拉依克和其他人因被控的罪名获罪——从此便可以推断出，苏联的体制易于内部分裂，因而不得长久。在冷战期间，左翼和右派都认为对于苏联集中营或者匈牙利审判的态度是判定在如今这个最大问题上的立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许多亲共的知识分子来说，为在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对当事人做出的指控正名，就是将个人紧紧系在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好的一边。稍许不那么以为就会冒站错队的风险，那时个人将会孤立无援。在“另一边”，当然有一批强有力的、具有清醒头脑的思想者——雷蒙·阿隆有关苏联集中营的论述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然而，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阿隆及其同好之人被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视作是“另一边”的，照此而言，根本没法从后者那里获得赞同，并且后者对其根本就是避之唯恐不及。
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1949年弗朗索瓦·费伊特提出了对拉依克案的批评，这导致他失去了许多朋友——在他的活动圈子内部，只有吉勒·马蒂内（Gilles Martinet）、埃德加·莫兰以及《精神》杂志的那一群人还忠诚于他。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那些年同共产党决裂的人，莫兰首当其冲。如果我们不够细心，就会忽略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以及人们之所以选择留在左派阵营的复杂和多元的动机——因而，很多人都选择站在了共产党一边，无论结局是多么令人不自在。这一选择足以促成一种病态的自我审查，为什么男男女女会在证据面前自蒙双眼。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为自己的效忠寻求辩护，为他们持续的信念寻求一整套论据和解释；有时我们甚至会感觉到，这些解释与其说是向他们的读者做出的，不如说是他们的喃喃自语，因而，对他们的简单否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将把讨论的重点放到这些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