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三世被誉为查士丁尼时代以来的一位伟人，上天派来拯救帝国的救世主，但他的统治也仅仅体现了如何从心理上击垮阿拉伯人对帝国的入侵。拜占庭在战争中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将近一个世纪前，它曾经是地中海地区的绝对主宰者，疆域横跨西班牙至黑海，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基督教文明的知识宝库。天国的神圣秩序在这里的土地上具象化，由一位最强大的皇帝执行上帝的审判。然而，眨眼之间，一切都面目全非。某个来路不明的敌人突然从荒漠的黄沙中冲杀出来，以摧枯拉朽之势攫取面前的一切。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都遭受了这场可怕洪流的摧残，一半人口在劫难中化为乌有。阿拉伯骑兵洗劫了幸存的乡村地区，城市则仅仅剩下旧日的躯壳。所有人都为了躲避动荡的城市生活而逃到了防御更加牢固的山顶、岛屿，或是其他难以到达的偏远地带。因为穆斯林的洗劫而一贫如洗，流离失所的难民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四处游荡，财富已经彻底被掠夺一空。曾经强盛一时的拜占庭已经缩小至小亚细亚的范围内，如今国力衰微，人口锐减，远比周围邻近的哈里发国要弱小得多。
拜占庭世界遭到了无法想象的破坏。一个冒牌先知的军队与由代表上帝力量的皇帝统治的基督教帝国发生冲突，然而这一次基督教的旌旗轰然倒塌。短短八年内，穆斯林已经征服了五大主要宗主教区中的三个——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无论是祈祷、圣像或是武器，显然都无法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一位傲慢的哈里发占据了基督教的第一圣城，并开始建造圆顶清真寺，声称伊斯兰教已经取代了基督教的地位。他派拜占庭的工匠去装饰这座建筑，同时在此刻下铭文，宣告基督也不过是区区一位先知，最后是一段不祥的警告语，警告基督徒不准说出与此相违背的观点。拜占庭人对此的答复是将基督像镌刻在货币上——一半是为了重获基督恩典，一半是为了让广泛使用这种货币的阿拉伯人恼怒，但帝国的军队依然遭受着一场又一场的失败。对一个从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开始便将基督教作为毕生信仰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灾难无疑是在动摇他们信仰的根基。这些困惑的居民不禁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样可怕的灾难发生？
对于利奥三世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昭然若揭。基督已经收回了他的庇护之手，罪魁祸首就是帝国无数人民顶礼膜拜的圣像。圣像是基督教信仰的崇拜依托，对圣像的膜拜甚嚣尘上，导致敬拜基督和过度狂热之间的界限已经日趋模糊。圣像一般由教父母在洗礼上供奉时使用，以及为教徒请求宽恕时作为寄托。街上的人们因为最近从穆斯林敌人手中得救而对圣母马利亚的圣像深深感恩，而大部分圣像都受到了崇高的礼遇，这让人不得不产生负面的联想，比如，旧日的异教偶像崇拜。曾经揭开世俗与神圣之间面纱的工具如今已经显而易见地违背了摩西《十诫》中的第二戒律——不可崇拜偶像。《圣经》中的以色列人曾经因为对一头金牛犊顶礼膜拜而触怒上帝，如今，像那些被放逐荒漠整整四十年的选定之人一样，整个帝国也将因为偶像崇拜的罪孽而遭到惩戒。
皇帝的神圣职责便是消灭任何可能触怒上帝的恶习，因此利奥三世在公元725年登上圣索非亚大教堂的讲道坛，在挤满民众的教堂中发表了激昂的演说，矛头直指罪魁祸首。他说，穆斯林因为禁止对任何神像加以膜拜，才能够获得众多的胜利，但拜占庭却因为异端邪说而吃了大亏，因为对画像和木雕顶礼膜拜、乞求救赎而触怒了上帝。然而，参与集会的大多数人却并不同意皇帝的观点，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在争论帝国究竟是否犯下了可怕的错误。然而，利奥三世带来的改变才刚刚开始。他所谓的改革绝不仅是纸上谈兵。
大皇宫的正门是一座巨大的青铜结构的建筑，起初由查士丁尼在尼卡暴动后建立。为赞颂这位伟大皇帝和他的名将贝利萨留，内部穹顶上镶嵌有大量马赛克装饰，其中大门正上方是一座巨大的金色基督圣像，将周围一切都衬托得十分渺小。这座圣像正对着圣索非亚大教堂，通过巨大的中央广场也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无疑是整座城中最为壮丽的杰作，圣母的手正悬在半空，仿佛是在为万物赐福祝祷，同时也是在向行正义之事的统治者提醒他的职责。然而对利奥而言，这座圣像正是一切影响帝国命运的弊端的象征，他下令将这座圣像立即拆除。
皇帝或许已经因为他的训诫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但笃信基督教的士兵们却认为肆意破坏一座基督圣像显然是大逆不道之事。附近的妇女成群结队地起来反抗，他们杀死了一位主管的官员，全面暴动一触即发，只是慑于帝国的武力才未能成形。乡村地区全面掀起反抗的浪潮，一名希腊僭越者宣称他已经推翻了不敬神明的皇帝，恢复了圣像崇拜应有的地位。
对利奥三世而言，幸运的是他的胜利战绩让他在军中拥有足够的威信，能够轻而易举地压制暴动；但在西部，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西欧一直以来都处于帝国抵抗阿拉伯入侵的屏障之下，目睹了整个因偶像崇拜纷争而起的动乱，这里的人们感到困惑，并且十分惊骇。他们以自身的艺术文化遗产为荣，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够突然证明绘画和雕塑成为信仰的阻碍。当时的教皇为此感到大为光火，因为皇帝介入了教会事务当中，于是他在背后为意大利的暴动群众提供了支持。拉韦纳的帝国总督在整个半岛众多城市脱离拜占庭管辖的过程中被谋杀，幸亏教皇在其中奋力阻止，不然很可能这里就会选举出一名新的皇帝了。
在这样一场只因破坏一尊圣像而起的暴风骤雨中，利奥三世很可能曾希望从这样混乱的局面中抽身，但如今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方，因此拒绝退缩。他发布了一道法令谴责圣像崇拜，下令任何圣像和遗迹都必须被立即拆毁。为了以身作则，他收缴了全城的圣骨匣、法衣，以及教堂所用的金银器皿，然后将所有圣物公开销毁。当教皇在信中尖锐地批判他应该停止干涉教会事务，让那些真正有资格的人着手处理时，利奥三世派出两艘战舰前去逮捕他。这两艘战舰在海上沉没了，因此这位最幸运的教皇躲过了被搜捕的厄运，但当教皇以将任何毁坏圣像的人逐出教会作为回敬时，事态进一步升级了。
教皇的言辞在东罗马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成千上万的圣像被砸碎或撕毁；但相比逃过一劫的圣像而言，被毁坏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圣像，从简单的木雕到复杂精美的珐琅或蚀刻金属，这些圣像是难以割舍的精神寄托。然而利奥却拒绝就此善罢甘休，他的士兵在全城各处游走，没收能找到的所有圣像，以及装饰教堂墙壁的绘画。修道院试图阻止这种行为，尤其是市内势力强大的圣约翰修道院，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事情却十分有限。上百名修道士携带他们的珍贵圣像逃到卡帕多西亚的荒野，在此地用软岩石建造了秘密的教堂，等待着公众的舆论能够推翻他们残酷无情的皇帝。
然而，大众的争论通常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结论的。利奥将阿拉伯人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驱逐，当他于740年击败另外一支阿拉伯军队时，（利奥自己本人声称）上帝降下了恩典，对皇帝彻底清洗偶像崇拜的行动加以支持。到了第二年，这种争论不休的局面略有缓和，但一场地震——一直以来都是不祥之兆——袭击了都城，利奥此时已经濒临死亡，在初夏时分他死于水肿，将身后事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曾经将拜占庭从被穆斯林征服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他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在自己的床上安详去世的皇帝，但拜占庭帝国此时此刻正面临着危险的分裂。利奥所发起的关于破坏偶像（事实上，是“彻底粉碎偶像”）的争议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引发激烈争斗，迫使基督教开始考虑一个一直以来都蒙昧不清的问题：崇拜神明与过度狂热之间的界限到底在何处？凡人关于神圣信仰的描绘究竟该通过一代代的先人们口头讲述，抑或是通过建造偶像来对其顶礼膜拜？一时之间，整个西部的命运陷入了悬而未决的境地。
利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本应有希望解决这些矛盾，但他却表现出了比父亲更加狂热的态度。他从诞生起便对偶像怀有强烈的厌恶，因此也成了拜占庭历史上最为狂热的支持偶像破坏的皇帝之一。在他看来，教会腐败堕落的根源正是偶像崇拜，他下令所有的神职人员发誓拒绝崇拜偶像。他坚定地相信基督本人才是真正值得崇拜的，因此提到“圣人”和“神圣”等字眼时，哪怕只是用来赌咒，也会令君士坦丁五世大发雷霆。他对那些拒不发誓的修道士极其憎恨，有时候会下令将他们的胡须沾上油脂，然后点火将他们烧死。当大牧首反对这样残忍的酷刑并拒绝发誓时，皇帝下令对他施以鞭刑，并将其投入监牢，之后又令他坐在一头肮脏的驴子的背上，绕着竞技场游行。皇帝还对帝国上下的所有修道院宣战，迫使修道士和修女结婚，没收教会财产，并且将帝国军队派驻至修道院进行看守。
君士坦丁五世雇用神学家宣扬他的理论，但他本人也是一位受过优秀教育的人，能够完美地对自身的信仰加以定义。他时常指出4世纪伟大的圣徒该撒利亚的巴西流曾经对偶像崇拜加以谴责，曾经写下认为崇拜皇帝的肖像就像崇拜皇帝本人一样是不正确的。然而君士坦丁五世希望能够有比古老的论述更坚定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他希望自己对抗圣像崇拜的战争能够得到官方支持。而教会的意见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并无意支持过于极端的皇帝，但要强硬促成这件事，办法显然不只有一个。君士坦丁五世召集全体教会成员组成一个大规模的理事会，让自己的支持者参与其中，否定任何反对意见。理事会毫不意外地宣布支持皇帝的任何决定。圣像、遗迹和对圣人的祷告都属于偶像崇拜，一律受到谴责。甚至皇帝最为残酷的净化措施也得到了教会的认可，公开处刑成了他们有力的武器之一。那些拒绝加入破坏偶像行动的人被毒打、致残，甚至在街道上被处以石刑，这一切都得到了皇帝默许式的鼓励。
君士坦丁五世能够如此残酷、彻底地推行个人宗教战争，原因在于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因此声望甚高。甚至瘟疫的出现——14世纪前最后一次黑死病在君士坦丁堡爆发——也无法对他的成功产生影响。在九场伟大的战役中，君士坦丁五世击溃了保加利亚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贫困的巴尔干地区的控制。利用充分扩张但却内部分裂的穆斯林，皇帝将他们驱赶出了小亚细亚，甚至计划收复情况类似的塞浦路斯岛。
这些出人意料的胜利自然受到人民的欢迎，但就连君士坦丁最激进的支持者也对他的宗教政策带来的危害感到紧张不安。偶像崇拜派和偶像破坏主义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巨大分歧，拜占庭帝国的前途陷入了迷茫之中，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更糟糕的是，君士坦丁堡狂热的偶像战争使西方就此疏远，而此时正是拜占庭急需忠诚来维持自身力量的关键时刻。皇帝认定教皇是异端分子，并将他彻底放逐，后者只能眼睁睁地目睹伦巴第人在拉韦纳战胜了帝国政府。拜占庭的力量已经大幅衰落，仅剩意大利作为自身的最后堡垒，但意大利此时也同样脆弱不堪。将近八个世纪之后，恺撒最终被逐出了他们的都城；再未有任何一位罗马帝国的战士踏足永恒之城。教皇只能四处搜寻一位新的保护人让自己远离伦巴第人的威胁，他发现了一位十分完美的候选人——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丕平响应号召，发兵进攻意大利，将伦巴第人打得一败涂地，将夺得的土地控制权移交给了教皇，这片土地就是后来的教皇国。君士坦丁堡为此事而大受羞辱，但对帝国而言，比丧失国土更加可怕的是精神上的伤害。
在君士坦丁五世时期，帝国最终拥有了一位力量强大的皇帝，如果不是他的狂热精神，帝国也无法在千钧一发之际恢复力量。作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后人，他理论上是基督教的现世领导人。古老罗马帝国的每一位居民——甚至是那些被众多西方蛮族王国屠戮的人也会对他献上自己的忠诚，至少从原则上讲，一直以来始终承认他的权威。政治现实或许迫使他们承认那些地位渺小的国王，但正如天堂只有一位上帝，地上也只有一位皇帝。对那些在穆斯林征服中家园沦陷的人民而言，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当地人口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们梦想着总有一天皇帝能够回到这里，将他的子民从遭受奴役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如此的忠贞不贰，以至那些阿拉伯人称他们为“皇帝的教派”并始终生活在爆发大规模叛乱的恐惧之中。所有的一切都迫切需要一位强大的人物，能够发动反击，满足人民的强烈诉求，让他们回归帝国怀抱，皈依真正的信仰。
但君士坦丁五世并没有抓住这一良机，而是将它抛诸脑后。他残酷的宗教迫害将小亚细亚与超越国家界线的基督教世界隔离开来。东部的人民遭受排斥，被一个已经丧失灵魂的帝国所嫌恶，而西部的人民则开始质疑帝国所谓的平等权利。他们尚且没有胆量要求与君士坦丁堡地位平等，但这一天已经不再遥远。形成统一的基督教帝国的时机彻底不复存在了。因为对圣像的极度反感，君士坦丁和他的父亲已经毁灭了自身的精神寄托。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