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始末之四
中国是当今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古国，源远流长是我们的特色。甚至打了几千年的“内战”，也不例外。打内战对咱们中华民族来说，那真是与生俱来的好本事。但是咱们打了数千年的内战，也没有哪场内战，像美国内战那样，痛痛快快的，说打就打，说停就停的。它们总是婆婆妈妈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最后结果则往往是当胜者败，当败者胜。然后才分久必合，重行来个天下一统。再出个伟大的太祖皇帝，让老百姓来享受几年没有内战的清福。在民国五年（1916）开打的“护国战争”，总算打出了个结果，打得袁世凯做不了皇帝，一气而终。但是从民国六年（1917）开打的“护法战争”，却打不出个结果来，最后无疾而终。可是，南北战争虽消灭于无形，却又搞出南打南、北打北的两个内战之内战来。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上，段祺瑞虽然始终是个关键人物，但是所谓“皖系政权”，从一个颇为像模像样的“责任内阁制”，逐渐变质，一直发展到段氏“马厂誓师”，赶走张勋；把溥仪二度拉下宝座，并要仿效民元“开国”的旧例，来“再造民国”之时，段祺瑞才真正地独断专行起来，走向枪杆子出政权、个人独裁的死胡同里去。段祺瑞所走的这条“回头路”，节要而言之，便是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向议会政治前进的转型发展中，躐等而行，一旦发现“此路不通”，转而走其回头路的客观形势也。
段氏当时的“责任内阁”，被三权分立（事实上只是两权分立）的体制，弄得一筹莫展，只有挂冠而去。所幸天如人愿，半路上杀出个“复辟”运动来。国会被解散了，黎元洪也被赶跑了。段氏借兵回京，惩前毖后，痛定思痛，他就要组织个只发生橡皮图章作用的国会，和选个听话的总统，然后来他个“武力统一”，搞个“枪杆子出政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这个新模式，是他从痛苦的政治经验中实践出来的。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呢。其后他在中国政治上的继承人，搞虚君实相，耍橡皮图章，就青出于蓝了，此是后话。
正当段祺瑞发现了这条新路之时，那早就有意在华南另立革命政权，来从事三次革命的孙中山，这时也天如人愿地，利用了来自柏林整麻袋的钞票，率领了老乡亲，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和大批失位、失业的国民党系议员八十余人，乘舰南下广州，组织护法政府，自称大元帅，和北京老段分庭抗礼，对干起来，中国就一分为二了。
在此之前，整个中国虽早已炮声隆隆，内战打个不停。但交战各方，向未否定北京民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占领了北京的军阀，所搞的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反对北京的地方军阀，也只是搞搞古代所谓“清君侧”的把戏，打倒所谓窃政的权臣罢了，从未否定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来搞其“一国两府”也。纵是袁世凯称帝时，蔡锷、唐继尧、岑春煊等，组织其都司令部和军务院一类的机构，亦未尝作此想也。
可是中山这次南下，组织军政府，开非常国会，自立为大元帅时，并正式与北京政府争夺“关余”；后来又在“巴黎和会”中，与北京政府争夺中国的代表权，那就是在中华民国之内，搞起“一国两府”的“分裂运动”（secessionism）了。这一分裂运动，由中山开其端，其骨牌效应，像中山逝世后，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国民政府”，到1931年，共产党在江西所组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抗战期间建于延安的“边区政府”，以至今日的两岸，事实上都是当年的“一国两府”、“国内有国”的分裂现象绵延未绝而已。
至于李登辉的“两国论”、“去中国化”，就更是这个分久未合的走火入魔的现象了。因此，那些在实际政治圈里，搞争权夺利的政客和只着眼于目前现象的政论家，就和熟谙宏观史学的历史学家之所见颇有不同了。因为前者所看的，只是一时的平面现象，而后者所看的则包括这一平面现象之后的纵深背景。知道他打哪里来，才能预料他向哪里去也。
这宗一拖九十年、分而未合的现象，欲知其缓缓发展起来的纵深背景，我们得先了解段祺瑞所导演的“参战案”，看看府院之争是如何终了，再探讨探讨，孙中山先生如何在广东，另立山头、败部再起的这一串骨牌效应，然后再慢慢看这本连续剧，就不会为之晕头转向了。
在段梁集团大搞其“再造民国”，主张一切从头来起时，反对力量最大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老国民党的集团了。其中包括政学系、韬园派等许多小派系和西南五省中三数个老护国军系统的地方军头，像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岑春煊、陆荣廷等人。这个南方集团和北洋系有其相似之处。在得意期间，他们是四分五裂的，谁也不能为他们整合组织个统一的“反对党”（opposition），但是一旦这个集体，遇到全面威胁，像袁氏称帝和段氏独裁之时，他们又会在一个“强势领导”（且借用当代名词）之下，搞团结奋斗。因此这次反段斗争，就轮到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孙中山来统一领导了。
中山在民二“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老国民党集团，四分五裂，他自己虽然组织了一个中华革命党，来继续奋斗，实质上中山本人也变成个灰溜溜的失业政客，一筹莫展。所幸中山有个最倔强而不服输的个性，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主义，有其最坚强的使命感（和他同时的俄国列宁，也是如此的）。
像列宁和孙中山这样个性的革命家，就有他们的特色了。由于他们从不消极，工作态度永远积极，他们是随时勒缰以待，准备行动，准备出击。因此一有机会，他们就可以立刻抓住，而干了起来。不像一些懒汉，只会守株待兔。真是兔子来了，懒汉也是抓不住的。像列宁和孙中山这样的人，就是捉兔子的好手了。中山这次领导全国反段，做了护法运动的总头头，就是他抓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机，而大干起来的。
上文我们曾约略提过，德国出巨资支持孙公反段、反参战的故事。那时欧战两方，对中国参战与否，都在大肆活动。合法的外交活动之不足，双方都使用银弹政策，大搞其“钱进”活动。协约国方面，因为国多，势大财足，他们对中国朝野的银弹攻势，也是多样的，包括借款、发行公债、贩卖军火等说不尽的花样。在一般对付政府、政团、政党等等整体之外，还有单独对个人的花招。例如佣金（commission）、回扣（kickback）、折扣（discount）和走私（smuggling）等，加上市场中的非法（illegal）或法外（extralegal）的陋规等等，各种办法，借满足当事人的私欲，而各为其国也。
但是，朋友，可别把贪污受贿，看成中国酱缸的特产。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呢。俄国当年要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国会有无数议员投票反对，不愿出高价，去购买那个无用的“大冰箱”。最后国会还是通过以美金七百五十万元购买了。国会何以如此出尔反尔呢？后来俄国革命爆发，帝俄档案公开，谜团就揭穿了。原来卖掉阿拉斯加，俄国政府只实收五百万。另二百五十万，都分别用去贿赂那些投反对票的美国议员去了也。所幸那张受贿议员的名单，被帝俄销毁了。因此哪些美国议员收过俄国的贿赂，就不易查出了。
这件美俄交易的趣事，想不到无独有偶。二次大战后，德国的档案也被公开了。在这些密档中，竟然发现了大宗早年德华外交的密件。其中就暴露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华公使辛策（Paulvon Hintze，编者按：或译为辛慈）身怀巨款，俟机对中国政府中决策官员行贿的计划和事实。当民六（1917）3月1日，中国对德绝交已箭在弦上时，辛策晋见段祺瑞，告以中国如不参战，德国除给予中国政府一切如停止赔款、退还租界等优惠之外，他对段个人，亦当以一百万元相赠。段微笑说：“协约国所给远较此为多。”云云。
附注：辛策向段行贿，对柏林曾有详细报告。见德外交部未刊政治档案，China7, Bd.8-9,A24099, Hintzean Eethmann Hollwag, Kristiania, 3. Juli. 1917；及A 27424 A. A. an Baron Bussche,18. August.1917。中文节译，载李国祁著，《民国史论集》，1990年，台北南天书局，“第八章：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页311～326。以下本篇所引用之德国档案，除另行说明外，均取自李书。
据辛策向柏林报告，协约国所费贿款，多至一千三百万元之巨，远非德国所能望其项背。钱雄者胜，因此辛策对段氏行贿就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乃继续对投反参战票的国会议员行贿。据报是每票二千元。同时辛策也向其他中国官员行贿。重要性仅次于段的便是副总统冯国璋了，据辛策报告，冯原为反参战派，因收协约国重贿，乃变成参战派。辛策欲再以重贿扭转之，终未如愿。
中央官员和议员之外，辛策也曾向督军、省长、巡阅使等地方官员行贿，希望他们起而反抗中央的决策，这就毋需多赘了。
在政府官员之外，辛策的另外对象，就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在野党了。这时孙公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武力反段。但是无钱困倒英雄汉，正当他在上海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间辛策公使（或辛氏代表）翩然而至，真是天赐良缘。根据各种迹象显示，德国当时用金钱在中国支持反参战运动，似乎不是什么严守的秘密。根据德国密档所记，当时一位留德粤籍学生程光耀（Tsing Kwong-yao，音译），即曾向德国外交部毛遂自荐，愿作是项交涉的中间人，并接受六千马克的补助，返华活动（见李书，页317～318）。
其后中德于3月10日正式绝交了，辛策公使于3月26日被迫下旗回国。其情报工作乃由美籍传教士里德（Gilbert Reid）、在华的两个德国人（Dr. Krieger与Dobrikow）和德国驻沪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接替。克里平乃透过原与德方有联络之国民党干部曹亚伯（Abel Tsao）与中山联络。德方并允以最高额可到二百万元的经援，来支持国民党的倒段运动。克里平同时也秘密联络其他反段人士，如岑春煊、康有为、孙洪伊、唐绍仪，甚至张勋，多管齐下，共同反段。
中山在曹亚伯安排之下，亲自会见克里平的情报员西尔穆尔博士（Dr. Shirmer），显然是4月、5月间之事。中山答应起兵反段，但是他狮子大开口，要独吞这两百万元的德援，据报德方也欣然同意。德国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们既然答应了，不久这宗德援百万元钞票，据目击者冯自由等人的回忆，就装满几麻袋，用黄包车拖到孙公馆了。福无双至今朝至，孙国父在一夕之间，就从一个升斗不继的穷老汉，变成百万富翁了。
事有跷蹊的是，根据德国密档，孙所应得的财富，应该是两百万马克。但是根据国民党的纪录，孙只收到一百万。李国祁先生向我说，另一百万可能是被经手人曹亚伯中饱了。余不谓然也，因为此事虽秘，但是毕竟数目太大，中山也不是个省油灯，曹君何能吞下百万之巨？再者，曹君且于翌年奉派去德国活动。他如有中饱行为，就不可能再有另次使命了。因此关于中山被打了折扣，最可能的解释是，德国人先扣下一半，视孙中山反参战活动的成效再付。孙中山反参战不成，乃不了了之。
有人怀疑，可能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巨头的岑春煊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据了。
在拙著《晚清七十年》中，曾提到晚清中央机关中，“最肥的肥缺”，便是醇亲王所掌握的海军衙门（见卷三，“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专册，页40～46）。海军衙门“肥”在何处呢？那就是衙门的主管有购买船炮之权。船炮在当时军火贸易上的国际价格，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而国际军火商，对买主负责人的酬劳，照例都有或明或暗的佣金回扣，这佣金照例大致是售价的百分之六。在千万元的军火交易中，这佣金的数目，是大得吓坏人的。据笔者个人所认识的可信的知情者言，无孔不入的军火商，往往在酬劳大主顾、大掮客之外，还有回扣之回扣，以酬劳主顾或掮客底下的办事人员。这“回扣之回扣”，既然是从天文数字里扣出来的，其数目也不会太小。因此一桩军火交易完成之后，买方上下有关的大小官员，可说是见财有份，鸡犬升天。这也就是传统衙门里所谓“无官不贪”的成语之所从出了（记得当年看梅兰芳主演的京戏《苏三起解》，当苏三姑娘在哭诉官府不应该昧良心收受贿赂时，那位解差崇公道听不过去了，分辩曰，官家收贿赂，只是例行公事嘛。在这场黑金交易中，他崇老伯也分到了一双全新的棉鞋呢。虽是戏剧，它所反映的，却是古今官场的现实也）。
在近代经济史中，现代化企业，最先以千万富翁出现的，原来就是军火商人。如今颁给我们学术界最尊贵的诺贝尔奖金的诺贝尔先生（Alfred B. Nobel, 1833～1896）便是19世纪欧洲最大的军火商，享有国际专利，无烟火药的发明人和制造者。他发了亿万大财之后，晚年才转为慈善家的。
这种无本生意的军火掮客，在晚清时代的中国，差不多都为控制中国海关、路矿和银行的“洋员”所包办。尤其是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这一类的海关监督，兼做掮客生意，那真是百万腰缠（见上引前书，卷三，“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专册，页10～11）。到民国时代，这类工作就逐渐为洋行大班、外贸采办官所分享了。而在这种军火交易中，更可悲的是，当事者收受回扣，往往视为当然，认为是军火贸易的当然报酬，取不伤廉也。加以此一陋规，实源自洋人、白人、老外，并非我们“丑陋的中国人”所发明的土产也。如今肥水不流外人田，当事人能与老外分享之，楚弓楚得，还是爱国的行为呢。
这桩从晚清七十年就延续下来的风气，不因国共两党革命政权之崛起而为之中断。试看喧腾中外，发生在巴黎和台北之间的“拉法叶购舰案”，其不知何往的佣金，还不是天文数字？分享此佣金的法裔和华裔的掮客们，还不是取不伤廉，视为当然？要不是搞出人命来，谁又来乱管这些“例行公事”呢？台湾“购舰”购了半个世纪了，这也不是第一遭。20世纪50年代之初，不学如愚，为着职业上的好奇心，就曾翻阅过所谓“毛邦初案”被抖出来的原始史料。毛邦初将军当初就是主持空军在美国购买军火的负责人，拜读他们的公私密档，对学历史的人来说，真是阅人多矣。
朋友，你我小民的容量窄小，可能认为掮客们的佣金太大了。不知那也是人家挖空心思得来的辛苦钱呢。就以这次价值连城的法制拉法叶型高科技的军舰来说吧，英、美、俄制的类似产品多的是，怎样说动台湾主顾中意于你的巴黎特产呢？这就要靠足下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其他相关的掮客本领了。
读者贤达之中，拥有私家住宅的，应该是所在多有吧。您对房地产掮客的百分之六的佣金，还不是照付不误吗？买卖军火的佣金，只是大上几百十倍罢了。同样是佣金嘛，有啥稀奇呢？房地产贸易（也就是俗语所谓炒地皮），原是现代大都市伦敦、纽约、香港、东京，乃至今日的上海，交易最大、利润最厚的企业。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学说，就是针对炒地皮而发展出来的。国际军火贸易也是类似的商业，只是一明一暗罢了。
升斗小民买卖房地产，各方牵涉甚多，劳人心思，众所周知也。殊不知买卖军火的牵涉，就更是说不完了。且看拉法叶的法国卖主，怎样才能说动台湾的买主，出重价来购买，固属不易。但是法国的卖主，还要怎样去说动北京的反对派，不反对这项军火买卖，那就难如登天了……
本篇的主题，原是讨论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的府院之争，以及参加欧战与否的国家大事。怎么又节外生枝，大谈其军火买卖来，岂非离题万里哉？其实善读史者都知道，参战案是表面文章呢，而买卖军火和协谈外债，才是政治纠纷的主要内容。在民国初年，为政府协谈外债，乃至发行公债（Bond），都是经纬万端，机关无穷的。读史者如对这些微观小史实，初无所知，只是抱着官家档案，夸夸而谈其国家大事，就要被官样文章所误导了。欲知当年内债外债的底细，当然非经济史家的百万言专著，不能道其详。但是通史家也有对读者的义务，不让认真的史书读者，为官样文章的迂阔之言所误导，而画龙点睛地，试以三言两语交代之。
原来在20世纪初年，中国政府公债（Chinese Government Bonds）在伦敦股票市场都是蓝筹股（blue chips）。何也？因为当年军阀政府，受洋人特许，发行公债时，都存五日京兆之心，急于成交，折扣甚大。至公债到期，归利还本之时，由于有洋人管辖的关余、路矿、税收等为担保，本息均按十足票面价值核算实付。因之利润高而风险少，宜其位跻蓝筹也（此种公债，在今日大陆上则叫国债，也是一种blue chips，朱镕基总理曾说，每次发行，只要一个上午，便卖得足额了。其原因是国债稳定，利息又高于银行存款，以故引起抢购也，这就是另一种故事了）。
以上所说还是“公债”（内债）。若向洋人银行商借“外债”，则折耗之大，机关之深，就更是一言难尽了。据曾迭任公使、大使、财政总长、外交总长，乃至摄阁总理，并曾实际经手、交涉外债的顾维钧先生告我，当年外债之发行，中国政府的实收，均不到九成。至其所需的政治和经济的担保，则侵蚀国家主权之至深且巨，实是一言难尽（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翻译版，第一册，页144～147。顾氏之外，笔者曾为此专题与张公权、陈光甫等诸财经巨子，及前北京政府的老财长和摄阁黄郛的遗孀，作过深入的探讨，粗知其内幕操作的情况。但口述者类多坚持只能作off-the-record的谈话，而不愿作出正式纪录。然有火候的经济史家，根据此一线索，实不难追踪也）。
中国的政情既然如此，则欧洲交战国，为中国的参战与反参战，就使尽浑身解数，各尽所能。他们最后一着的撒手锏，便是对中国政坛实力派的两方，加以铺天盖地的金钱贿赂了。我做口述史所访问的顾维钧先生，和我的史学老师郭廷以教授，都肯定这大宗贿赂是事实。但他二人都找不到绝对的史实，来加以佐证。
那时在北京作名流的胡适之先生，后来曾告我说，他听说，当时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而终于恢复自由的章太炎先生，便在活动，想当一任交涉外债的掮客。读者千万不要被这“掮客”二字所误导。认为太炎先生，这位望重乾坤，清名盖世，而又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革命元老，一句洋文不会，如何能做协谈外债的掮客呢？这样想，那就是被官书误导的标准实例了。殊不知当外债掮客，乃是当时政府的一种挂其名义而收其实惠（往往是银元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变相赏赐。一朝邀赏，终身康乐。太炎先生当时名满天下，人人敬畏，只是终年闹穷，晨炊不继，或许真想干一任掮客，一劳永逸也。
适之先生当年只是与我这个学生清客聊天，而无意中说出此民国掌故。我个人亦从未想到把这桩“无征不信”之闲谈记之于史书。只是后来发现已出版的《胡适日记》，似乎也有此记载，才想起与胡老师这段聊天的故事，而略记之耳。
这段小小的无征不信的传闻，却也提供一些实例，说明欧战的交战国两方，对中国政府中的参、反两派，都可以用银弹政策，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有关章太炎先生这记小传闻，显然不是事实。太炎先生纵有此意，他所牵涉到的，也不会超过五位数，为数甚微也。
总之，当时南方反对派，反对举外债，和反对购买军火以扩建所谓“参战军”，才是他们反段的主要内容。外债之弊，已如上述。扩军之弊，就更不用多说了。不特当时的中国，纵迟至今日21世纪，中国也不会派遣远征军，赴欧洲参战。扩军的主要目的，既然是内战，则南方反对派，就非反对不可了。因此，那位养反对党以自重的黎大总统，就变成南方反对派的中枢代言人了。
据顾维钧先生告我，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债主。并尽量避免旧有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有电褒奖。不意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取消此项外债。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
可是以后接踵而来，向日本举借的所谓“西原借款”，就是另外回事了。因为段内阁当时的财政危机，原是个无底之洞。六百万美元，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继续举债，别有用心的日本，就趁机而入了。
协约国当时利用银弹，在中国实力派上下各阶层中制造影响，单刀直入之外的辅助手段，大致就是这样转弯抹角的了。
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是强烈反对中国参战的。其理由很明显，毋待细述。谁知后来在段政府时期，尤其是美国正式邀请中国参战，而参战派在中国也渐占上风之时，日本态度忽然作一百八十度之逆转，乃至坚邀中国及时参战。段政府一时未决，日本竟诱以巨额借款，是所谓“西原借款”是也。
可是那感到事急而不择手段的同盟国的德意志，就开始对反参战的中国实力派，来铺天盖地行使马克政策了。
孙中山原是个穷人，做了百万富翁，于愿已足。接着他便坐上了在广州开府的军政府大元帅宝座，反段才是孙公主要目的也。广州是个有钱的都市，可以派捐派饷，有了政权，此后民国史乃打开新篇章了。
在孙公之外，反段人士，多的是饿鬼。虽然记录无多，据说岑春煊也曾收过数十万之多。至于康有为、唐绍仪等又分润了多少，就无从查考了。一年之后，德国战败。在两年后的巴黎和会上，老日耳曼被套上了一个天文数字的赔款。百万元的数目不足道矣，也就被人们遗忘了。
一百万马克对一个立志定国、打天下的人来说，本也不能算多。但是我们国父却是个上海人所说的“穷大手”。他老人家虽家无担食之贮，却是个一掷百万的革命英雄。发了一笔百万横财，我们也发现孙公馆门庭若市起来。他的访客之中，有大批南下的国民党各派系，尤其是政学系的议员、策士，军人也多的是，最令人瞩目的，可能要算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了。
程璧光（1861～1918），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1866～1925）的小同乡和少年伙伴，长中山五岁。幼年也曾侨居檀香山。嗣在马尾水师学堂毕业。甲午战争时任“广甲”舰的帮带（副舰长），是黎元洪的上级。民国以后加入国民党，并迭任海军要职。在上述黎段当权期中，任段内阁的海军总长。为拥黎而反参战，并曾与伍廷芳等四总长联合辞职，把段祺瑞逼成个光杆总理，而引起政潮，已如上述。
在民国六年5月、6月间，拥段的督军团造反，逼黎总统解散国会之时，一向与陆军对立的海军，在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的领导之下，乃策动黎总统乘舰南下，在上海另立中心，以镇压督军团。黎氏不愿离京，程林二人乃于6月9日，径自率领海军七舰，脱离中央，驶往上海。中山显然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时机，乃约同唐绍仪、岑春煊等反段要人，于6月23日公宴程氏于上海哈同花园，力劝程氏率领海军，加入南方集团，开府广州，共同护法、讨逆、反段。程氏以海军经费无着为辞，中山慨允负责筹募。随即于6月27日，“饬人送交璧光军费三十万元，以为护法进行之需”（见《国父年谱》，页759，及《革命文献》，第四十九辑，页371～372）。
当年在上海专搞黑金，而声势喧天的青帮巨头杜月笙，曾有名言曰：“花钱比赚钱更难。”如孙国父者，这次可说是得花钱之三昧，钞票是用在刀口上了。
上节已言之，孙国父这时只发了一百万元的横财，在6月23日一桌酒席上，眉眼不皱，就花掉他三十万。也真是气魄豪迈，胆识过人。更可讨论的则是收款者，程璧光其人。他虽是中山老友，但是他向无服从领袖或在政治上从一而终的习惯。这时溥仪尚未复辟，南北的界限并不明显。而程总司令也只是以海军为筹码，拥戴黎大总统，和陆军争雄。他的政治态度，一直是游移不定的。程氏竟以此于翌年2月26日，在珠海被刺殒命。刺客为何方所主使，当时彼此冲突甚剧的桂孙两方，俱蒙嫌疑，可见程之不洽于双方也。而中山竟能对这样的人，几乎罄其所有，下若斯之赌注，也可见国父之所以为国父了（参见关国煊著，《程璧光传》，载《民国人物小传》，第七册，页383）。
中山之所以如此孤注一掷者，乃是有他革命计划的。盖革命家都有他们革命的最后目标。其他中途妥协行为，都被认为只是过渡的安排。孙公革命的最后目标，便是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彻底实现。要彻底实现，就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而控制他自己的母省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实为第一要务。可是广东其时，却在桂系督军陈炳焜的掌握之中，所幸陈的掌握并不严密，留有足够的空间，可让革命党切入而就地生根。再者，陈是在陆荣廷、岑春煊、唐继尧的领导之下，和国民党又同在反参战和反段的联合阵线之中，两派可以和衷合作。因此孙公如能说动程璧光，率舰南下，国民党就可以与陈炳焜平分广东。论声望，论实力，孙公都变成这一新局面的最高领导人，使广东成为他的革命基地，所以他老人家就不惜一切地下此巨注了。
孙公对此一计划似早有腹案，今番复得百万巨款，他就付诸实施了。在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黎大总统失去自由之后，国家无主，中山乃一方面电邀黎氏南下，另方面通电西南六省（两广、湘、川、滇、黔），以中国不可一日无主，西南各省，“应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见上引《国父全书》）。
一切初见眉目，中山乃于1917年7月8日，偕大批随员，章炳麟、朱执信、陈炯明等，登上程璧光总司令所特派之“海琛”、“应瑞”两舰，浩浩荡荡，离开上海，驶向大洋，直奔广东去也。从此开府广州，出任大元帅，后又改任非常大总统。孙公先例一开，中国自此就一国两府，逐鹿者前仆后继了。论其始也，不能不上溯自辛策公使之百万马克也。抚今思昔，夫复何言！
2001年10月8日于北美洲
编者注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在所著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一书中，根据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 S. Heintzlmen）呈国务院的报告，则认为德人实交中山先生一百五十万银元。随后孙把五十万元交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三十万元给南下的国会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这两个数字差别很大，因为按照胡适家书所载，1917年一美元相当银元二元六六。则二百万美元就是五百三十二万银元，与美国的记录相差极大。同时，以常理推断，德国总领事应以马克或银元交付的可能性较大。然而美国的领事报告，以广东督军陈炳焜所说为依据，陈并不支持军政府，给美国领事的情报不一定准确；而且孙交程璧光的数目与李国祁教授所说也有出入。因此，上述两种论断可能都还有商榷余地。